江北区图书馆

我出生在慈城的完节坊，成长在太阳殿路33号，现址是太阳殿路44号。慈城人称槐花树门头冯家。
  我所知道的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君木先生、孟颛先生和我家的祖父辈们。孟颛先生辈分比君木先生低一辈，他的祖父是二房，君木先生的父亲是五房，我的高祖父是三房，他们是亲兄弟。四房的曾祖辈没有儿子，我家祖父的小弟过继到四房，我称小公公（参见表6.2.4）。
  小公公的名字，刚听娘说叫仁甲，我看到过他。新中国成立前，小公公守护宝善堂，孤身一人，食宿都在宝善堂。1948年的一天，他喝老酒后抽烟，又糊里糊涂睡着了，结果烟头点燃了蚊帐而发生火警，所以曾经有一次宝善堂的火警是小公公闯的祸，幸亏发现及时，没有酿成火灾。
  我的阿爷是三兄弟。阿爷的大弟劬勤住在太湖路，在大桥头北面（现已拆光），具体门牌忘了，家人称魁字门头[1]，与完节坊相通。无论是太湖路的房子，还是太阳殿路的房子，其产权大多是祖上的公共房子[1]，由孟颛公负责管理，因孟颛公长住在宁波，便委托大公公照料。我家祖孙三代人丁兴旺，都住在槐花树门头，一直住到离开慈城。
  太阳殿路44号的老墙门，于慈城、于我们冯家有一种纪念意义。这个由前后两进正屋、偏屋轩子间构成的江南民居，因曾经居住过多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而被载入史册。我说的中国近代史，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如君木先生和他的长子都良先生，君木先生和他的学生沙孟海先生，还有君木先生和他的族侄冯定，这些人物不仅仅是慈城名人、宁波名人，还是中国名人。
  我家租的是后进，族人称后堂，是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子，前进的五上五下称前堂。阿爷有六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阿爷、阿娘与儿孙们同居一堂，后来伯叔纷纷离家谋生。我的大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大伯母也跟随而去，当年后进楼下的西间堆放大伯用过的家具；二伯出门去了宁波；差不多同时，五叔也参加了革命；据说大伯有一次回慈城，新婚不久的小叔夫妻俩也跟着去了苏北，不幸的是没去几年，也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小叔在苏北部队得了膨胀病（血吸虫病），后回上海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此病为不治之症，只能再回到慈城，不久去世。
  大约在1946与1947年间，父亲受阿爷之命去苏北益林，现在是盐城市阜宁县益林乡“探亲”。据母亲回忆，当年大伯曾劝父亲留下来一起干，而我父亲却因家里有五个儿女（当时我的小妹还没出生）拖累而回上海。回来后，父亲悄悄与母亲说：北边[1]苦是苦，人倒蛮开心，是“穷开心”。母亲解释“穷开心”的意思，一是穷，生活艰苦，另外昆山土话中“穷”含“很”之意。父亲虽没留在苏北，但他在思想与行动上是支持大伯他们革命的。
  当年的大伯在苏北根据地搞后勤工作，经常把苏北棉花之类的农副产品运到上海卖掉，将卖得的钱换钢材、药品运回苏北，就像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角色。因而他来上海时，一会儿穿西装，一会儿穿长衫，有时打扮得像大老板，有时打扮得像劳动者，而国民党当局已经注意到他了，所以《申报》刊登过一则新闻有大伯的名字[2]，说“匪首冯昌伯潜入上海”之类的话。在解放战争时期，大伯采购的不少物资，如钢材、医药等全是当局禁品，有几次在吴淞口被查获，父亲听说大伯的物资被扣，就四处找人疏通关系。当年，都良阿爷也在上海，其与沙孟海、沙文汉两兄弟关系很好，沙文汉是地下党，而沙孟海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机关工作。父亲可能就是通过这层关系帮助大伯的。
  都良阿爷说过，慈城冯氏分两大脉络，有的崇儒，是读书人，比较清苦；还有一些冯家是做生意的，开药店，开钱庄，比较有钱。我的祖辈、父辈既不是做学问的，也不是开店办厂的，是职员，为人“打工”的。我小时候，家里生活过得清苦，这是因为我父亲经常失业，而失业缘起是父亲有参加新四军的兄弟，老板一旦晓得父亲的苏北背景就不敢再雇用。
  在慈城，儿时的我们常盼信客[3]来。信客来，就是父亲带钱来了，家里有了钱，就能吃到荤腥了。后来我听母亲说，旧时的宁波，带鱼是不上桌请客的，而慈城人反之，不仅能上台面，还视其为吉利，因为带鱼的“带”字寓意带钞票。多吉利的带鱼哟，带鱼对慈城人来说是“讨口彩”的吉祥鱼。
  在慈城，我家因父亲经常失业，自然少了生活来源，这就苦了母亲。
  慈城冯氏有“败落乡绅不走样”的说法，不管家里怎么清苦，我娘总是让我们穿得清清爽爽，尤其是脚上的鞋子。这样母亲就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夏天布衫冬天棉，一年到头纳（慈城方言，音读漆）鞋底。想想也是，母亲是上有老下有小，又不让我们穿脚趾头“笃出”的鞋子，而做鞋的工序又那么多，从褙袼到绱鞋，要经多少道工序，光纳鞋底用的线，就够麻烦了。过去没现成的纳鞋底线，是从穿破的纱袜上拆出线，八并四，四并二，最后搓成纳鞋底线，我们都帮母亲搓过纳鞋底线。做鞋面也是如此，剪样、粘合、绲边，若是棉鞋还要衬棉花，而一双布鞋只能穿几个月。母亲一年到头要做多少双鞋子，我不曾统计过，但只要看我家那些大大小小的鞋楦，就明自母亲曾经的辛苦
  在慈城，童年生活虽然紧绷绷的，但很快乐。冯家孩子多，那时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十几个，父辈兄弟敬老爱幼，互相融洽；下代兄弟姐妹也和睦相处，常常聚在一起玩游戏，乘风凉，猜谜语，哼儿歌。我母亲记性特别好，说起慈城民谚民谣一箩筐一箩筐的去年，我写了一篇《诱人的慈城民谣》，后刊登在《海上宁波人》杂志上，文中的谚语、童谣大多是听母亲说的。母亲没上过学，是父亲教她识的字，我读初小，她也拿我的国文课本去学，有时我读不出、写不出，反而是她教我母亲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据传，我家祖上（太太公辈）在东北营口投资开药店，好像是咸春堂，按股子分红，但到了祖父辈已没什么钱，只属“工薪阶层”上面我说过，祖父有六个儿子，而且是差不多年纪娶的媳妇年老的母亲还常说，冯家规矩重，做媳妇难。从早晨替公婆揩灯罩、擦水烟管开始，母亲和妯娌们每天承担一大堆家务，大伯母、婶婶等参加革命后，母亲几乎成了众家媳妇，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而世间总是多做事情多出错，也多招怪，可母亲从不怨天尤人，依旧乐呵呵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这样，母亲以她朴素的语言，勤劳的生活态度，影响了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我很感激家乡慈城、家乡宁波，因为我是慈城冯氏子孙槐花树门头的家，因族人过世的过世，离开的离开，除了20世纪70年代都良阿爷回乡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房子有的空关，有的出租，1976年将年久失修的房屋卖了。可我们还总是惦念慈城，惦念老家，2006年母亲94岁那年，我们兄妹陪她重游故乡
  这之前，因工作关系我去过宁波几次。1995年，我带领报社编辑、记者到宁波，在与宁波宣传部门交流如何办好党报时，向市领导承诺《解放日报》重点报道宁波的意向。[1]当时我提出这个设想，不光是因为上海与宁波地域相邻，血缘相近，经济相连，文化相融，也是我情感使然，因为我是来自宁波的游子，是来自慈城的游子。

[1]完节坊魁字门头，是太太公（即允骏公）的房子，后来大公公（冯康年之父劬勤）就住那边，儿子士能也出生在完节坊（据姚婉珍口述） [1]公共房子：完节坊1号、太阳殿路地址的数间房屋户名一栏为“共有”，办理手续代理人一栏为“冯孟颛”、“冯勉勤”（宁波档案馆，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 [1]北边：时为中共领导的地区之代称 [2]冯昌伯为总站长，受“华中货物管理局局长”兼“苏北银行”匪方后勤部魁口口指挥，近匪则于去年十月间，潜来上海亲自部署。（《共匪庞大补给机构破获沪甬青岛抄获物资百亿匪方震惊扣押华中干部追究责任》，《申报》，1947年11月6日） [3]信客：人言为信，信的原本意思是言语真实，这里是指专门为他人送信、传物的人 [1]陈国庆，《解放日报》将把宁波列为重点报道城市，《宁波日报》1995年10月21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