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17岁嫁到冯家，是在太阳殿路33号，称槐花树门头冯家，后门走出是金刚井弄，对面是布政房，往北走是完节坊。这把椅子那时就已经在了，一共有四把旧藤椅，两把坏脱送掉了，两把带到了昆山。
  我结婚是在1929年，原定在四月二十一（农历），正好遇到孙中山落葬[1]，婚期只好提前到四月十七。那天冯家抬两房媳妇，是两兄弟同一天拜堂，即二哥与二嫂，我和丈夫开叔。二哥当时在宁波四明银行工作，二嫂韩淑宜是宁波人，家住宁波宝兴当弄；开叔在宁波保慎钱庄做事，我是庄桥姚家人，姨丈做的媒，所以好日酒[2]办在宁波。因为中午办酒，姨丈怕来不及，头天夜里（即提前一天）从庄桥乘火车到宁波，在江北岸开了旅馆（旅馆名不记得了），父母亲及众亲眷一同出来，第二天花轿到旅馆接新娘到办酒饭店（饭店名不记得了）。花轿早已把我抬到饭店了，而宁波人的规矩是下午两点才上轿，故一直不见二嫂的花轿到，而我要等二嫂的花轿到了方可落轿，一起拜堂。紧催慢催，二嫂的花轿12点多才到，二嫂娘家的外地客人及宁波客人同来。说是四月里，其实已经是夏天，结婚那天很热，花轿里还要摆一只火熜，芸香烧得“喷喷香”，真是“轰轰响”。头戴鹤帽，外罩戴头袱[1]，天介热，急得姨丈在落轿杠时，直喊“先拕火熜”。拜堂后各人进房间。下午另乘轿子到火车站，从宁波回慈城家中再办晚上的仪式。慈城的结婚，男方花轿头夜已来，花轿蛮大，装饰高大，一般需8个人抬轿，往往抬到偏僻人少处，轿夫先将轿子拆卸掉一些部件，以减轻重量，临近男方家时再按原样装好。
  第二天一早，在送娘子（堕民嫂）陪同下向长辈敬盖碗茶，给平辈和小辈泻糖茶。当时陪同的好像没啥讲究，只要讲得清冯家亲属关系就行，我是手拎一把镴茶壶，送娘子手端茶盘，先后到长辈、亲戚（包括住在附近的远堂亲戚）和近邻泻茶，当时桂珠姑（即外五房的冯一敏）太婆、太叔婆都在，接连敬茶三天。
  我嫁到冯家时，太婆[2]还在，已经七十多岁。开叔是六兄弟，还有一姐姐，其中老四早夭。太婆、公婆、还未结婚的大哥、大姐和两小叔子住在前进房子，我家与二嫂家住在后进。前进是五楼五底，西面是君木叔公家，右面是阿拉家，太婆住楼下，公婆住楼上。后进也是冯家的房子，只是租给了人家，房客后在上海开钱庄，一家搬去上海。我家小孩多，就将三楼三底的楼下倒租过来，中间堂前安装了落地玻璃门，我们叫洋窗。
  之后，冯家抬了三房媳妇。大嫂蔡觉予是镇海三官堂人，在宁波办的新式结婚，没戴红头袱，就像现在的旅行结婚；五嫂胡湘伊是余姚人，她乘火车到慈城，新郎（五叔）借保黎医院医生出诊的两顶轿子，在太湖路上的工商会办酒，下午娘家人回去后，再接新娘到槐花树门头的家中；六嫂陈端好是半浦人，因战时危机，日本人入侵，婚事十分简单，借普迪二校作结婚场所。我在娘家的小名是幼娟，妯娌们的小名依次是依心、阿三、阿秀，六嫂不知道，嫁到冯家后，都良叔给我改名为婉宜，我们妯娌都有文雅的名字。
  太婆待我们孙媳妇很客气；婆婆爱唠叨。太婆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既不拜菩萨，又不念佛；婆婆是吃素念佛到处拜菩萨。1930年冬天，小脚太婆到大门外看望，被六弟不小心撞倒，摔断了腿，从此不能再起立。冯家有请安问候的规矩，每天早晚要向太婆、公婆请安。那天，二嫂请安回来说，太婆拉肚子。我听说就去前进看望太婆。太婆还说，不要紧，千钿难买六月拉，就是有点肚子痛。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当一回事，各自回房。睡到下半夜，婆婆从小门过来叫我们快起床，原来太婆半夜开始就上吐下泻……虽说如此，一家人没想到请医生，也不知道流行时疫病，等到第二天夜里，太婆就过世了。平时，我看公公待太婆不那么亲热，但太婆过世后，公公很伤心，既请和尚又请尼姑，连续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经，我们每天半夜两点上净茶，早晨上饭之后的一日三餐，据说这样祭祀母亲是很少的。做七时由六个尼姑念《金刚经》，平时每天念《弥陀经》，而且家里还专
  完节坊，是慈城一个标志性的地名，也是一处古县城景点。诰封三代，连荫二子，在江南一邑的慈城，不时传颂着冯岳的喜事。冯岳官至尚书，诰封三代，门请厨工烧饭，当然其他的家务还是由妯娌一起做。
  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服侍太婆、服侍公婆，引线（针线）生活[1]样样会做，做衣裳，做鞋子，开叔的长衫、棉袍，后来不穿这种衣服，又全部改成儿女穿的衣裳。婆婆要做式样考究的衣服时，就雇安甫（与我差不多年纪）小裁缝来做，而睡衫、裤、棉裤之类不那么要求样式的，她让我们媳妇做。婆婆还说：“你们庄桥人会做衣裳，阿拉洪塘人勿会做。”其实我做娘子[2]时，也只会缝纰头[3]，只是嫁到冯家后开始学做衣裳，是和二嫂一起学的。进门不久，婆婆让我和二嫂给她做几件洋布衫，二嫂比我大三年，那次二嫂裁衣，等裁好摊开一看，尺寸弄错了。幸亏还有布料，我们怕婆婆责怪，悄悄收起裁错的衣片，又裁了一件新的做好。
  我生育儿女六个（在慈城就有四个，其中老四1941年逃难时出生在上海），有时忙勿过来，十月里做棉袄的辰光，嫁到费家市费家的阿姐常常步行20多里路，约有三个钟头，来帮我做引线生活。春结毛线冬做衣，数十年，公婆、我们和孩子三代人身上穿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夜作，先让孩子睡在摇篮里，自己是一边用手做生活，一边还要用脚拐摇篮，等做到十一点钟再将孩子抱上床。我到昆山来时，还将慈城的藤盘、绕线板都带来了，绕线板还是红木镶象牙的当年，除了做衣裳，还要补袜子，因是洋纱袜子很会破，几乎是洗一水要补一次，实在不能补了，就贴袜底，用硬纸板剪成鞋底形状，将破袜底中间剪开，插入鞋底纸，两边翻上面来，再用新布一针针缝上去。有时，衣裳穿得褪色了，买来染粉自己染色，五嫂回娘家时常从余姚买来颜料粉。我们五妯娌间很和睦。
  冯家是大户人家，除了公公名下的儿女外，光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内五房与外五房之分，我家、君木叔公，还有宁波一藏书家都属内五房，君木叔公一家住上海。上面提到的，现还住在太阳殿路的桂芝姑属外五房，前几年我们去慈城时碰到过。我们冯家属统宗祠，后来祠堂改为学堂，名称为尚志小学。统宗祠是大祠堂，一代一代子孙越来越多，陆续搬离分出去，下面又有了小祠堂，如绩高堂[1]。绩高堂在布政房旁边，我们又属于绩高堂。绩高堂族长是毛头太公，他年纪不算大，但辈分最高，吃饭时一人一桌，族人有“毛头太公吃独桌”之说。我们的神主牌不在绩高堂，而在完节坊魁字门头，那是太太公允骏公的房子。魁字门头在太湖路上，门牌是32号[2]，不知现在是否已经改了，我生道容就是在那儿，平时我们进出都走太湖路，这是完节坊后门。从大门进完节坊，能看到两顶轿子，因年代久远已很破旧，像风凉轿，据说也是皇帝赐的，因为上代是读书人。完节坊内房子蛮奇怪，大门走进，一边是冯家，一边是周家，不知是冯家把房子卖给了周家，还是与周家有什么关系。我们当媳妇的又不好问。此外，公公还有远房的堂弟，公公叫仁宝，他叫仁元，仁元是这本书[3]主人舜华的父亲，舜华的哥哥伯华认公公为寄拜[4]阿爸。幼时已经寄拜，没看见寄拜仪式，可能这是我嫁到冯家之前的事。后来，我晓得公公婆婆会差人给伯华，即寄拜儿子送年夜饭，其中一碗鱼、一碗肉、一碗汤团和一碗糯米饭是一定要的，其他没定规，一直送到寄拜儿子长到16岁。每年大年初一，一早伯华三兄弟就来我家拜年，公公婆婆会给压岁钿。正月十五那天，三兄弟会来拜糖饼，也就是拜过祖宗神像后，分给他们糖饼（也称吉饼）。当年听说过树德堂，是否是槐花树门头神堂呢？不能确定。慈城冯家的寄拜、过继蛮讲究规矩的，一般长子一定寄拜给兄长家，次子等则寄拜给弟弟（叔叔）家。因为有寄拜的关系，所以虽说是远房，但两家走得较近。
  婆婆是洪塘人，她是五姐妹，父母早亡，由叔父洪念祖抚养长大，并择婿出嫁。婆婆的姐姐们分别嫁到慈城的桂家、徐家、孙家，均属富裕人家，而她嫁的冯家，相对较穷。据说姐姐们陪嫁的是真皮箱，而她的是纸面皮箱，俗称假皮箱，这使婆婆心里一直“勿是介”（慈城方言，意为不乐意）。婆婆的四姐，我叫四姨，嫁给半浦孙衡甫[1]做填房，我叫孙衡甫为姨丈，四姨与我蛮要好，90岁时还是在昆山做的生（过寿）。她没孩子，对外甥、外甥囡及孙辈都很关爱。
  1940年逃难去上海，婆婆带着我们四妯娌（大嫂已跟大哥昌伯从慈城参加了新四军）、我的两个孩儿（当时大女儿留在姚家）、15岁的外甥（我阿姐的儿子），还有安甫一起与四姨乘四明公司的小货轮到上海。在煤业公司谋生的公公只租了公司的一间后厢房，而我们一下子去那么多人，最后由四姨帮助解决住房问题。安甫租了煤业公司的一间房子，以做裁缝而在上海落脚。不幸的是我们安顿下来不到两个月，婆婆却离我们而去。因是战争动乱年代，丧事办得较为简单，第二年都良叔写了《冯母洪孺人家传》一文，书法家书写以示纪念。之后，六弟与五弟两夫妻先后参加了革命。六弟新婚不久，因为战争物价飞涨，六嫂谋到教书一职，可公公却认为女人不能出去工作，迫使六嫂也去了苏北。
  老四1941年出生在上海，开叔时常失业，生活负担重，两个大的小孩要读书，1942年，我和二嫂带孩子们回到慈城。大叔冯钢参加新四军，在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人民银行苏州分行行长等，开叔调到昆山银行工作，1952年才从慈城迁居昆山。解放后扫文盲，居委会让人教语文、教算术，我总算能看报了。如今耳聋听不到声音，还能看电视，比如看英国王子结婚蛮有意思，想起太婆、婆婆。我们都是冯家媳妇，我是最长寿的，也是最幸福了。
  ⊙我家和槐花树门头
  口述者：冯士能出生年月：1938年8月职业：新闻工作者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市临平路89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慈城的完节坊，成长在太阳殿路33号，现址是太阳殿路44号。慈城人称槐花树门头冯家。
  我所知道的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君木先生、孟颛先生和我家的祖父辈们。孟颛先生辈分比君木先生低一辈，他的祖父是二房，君木先生的父亲是五房，我的高祖父是三房，他们是亲兄弟。四房的曾祖辈没有儿子，我家祖父的小弟过继到四房，我称小公公（参见表6.2.4）。
  小公公的名字，刚听娘说叫仁甲，我看到过他。新中国成立前，小公公守护宝善堂，孤身一人，食宿都在宝善堂。1948年的一天，他喝老酒后抽烟，又糊里糊涂睡着了，结果烟头点燃了蚊帐而发生火警，所以曾经有一次宝善堂的火警是小公公闯的祸，幸亏发现及时，没有酿成火灾。
  我的阿爷是三兄弟。阿爷的大弟劬勤住在太湖路，在大桥头北面（现已拆光），具体门牌忘了，家人称魁字门头[1]，与完节坊相通。无论是太湖路的房子，还是太阳殿路的房子，其产权大多是祖上的公共房子[1]，由孟颛公负责管理，因孟颛公长住在宁波，便委托大公公照料。我家祖孙三代人丁兴旺，都住在槐花树门头，一直住到离开慈城。
  太阳殿路44号的老墙门，于慈城、于我们冯家有一种纪念意义。这个由前后两进正屋、偏屋轩子间构成的江南民居，因曾经居住过多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而被载入史册。我说的中国近代史，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如君木先生和他的长子都良先生，君木先生和他的学生沙孟海先生，还有君木先生和他的族侄冯定，这些人物不仅仅是慈城名人、宁波名人，还是中国名人。
  我家租的是后进，族人称后堂，是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子，前进的五上五下称前堂。阿爷有六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阿爷、阿娘与儿孙们同居一堂，后来伯叔纷纷离家谋生。我的大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大伯母也跟随而去，当年后进楼下的西间堆放大伯用过的家具；二伯出门去了宁波；差不多同时，五叔也参加了革命；据说大伯有一次回慈城，新婚不久的小叔夫妻俩也跟着去了苏北，不幸的是没去几年，也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小叔在苏北部队得了膨胀病（血吸虫病），后回上海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此病为不治之症，只能再回到慈城，不久去世。
  大约在1946与1947年间，父亲受阿爷之命去苏北益林，现在是盐城市阜宁县益林乡“探亲”。据母亲回忆，当年大伯曾劝父亲留下来一起干，而我父亲却因家里有五个儿女（当时我的小妹还没出生）拖累而回上海。回来后，父亲悄悄与母亲说：北边[1]苦是苦，人倒蛮开心，是“穷开心”。母亲解释“穷开心”的意思，一是穷，生活艰苦，另外昆山土话中“穷”含“很”之意。父亲虽没留在苏北，但他在思想与行动上是支持大伯他们革命的。
  当年的大伯在苏北根据地搞后勤工作，经常把苏北棉花之类的农副产品运到上海卖掉，将卖得的钱换钢材、药品运回苏北，就像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角色。因而他来上海时，一会儿穿西装，一会儿穿长衫，有时打扮得像大老板，有时打扮得像劳动者，而国民党当局已经注意到他了，所以《申报》刊登过一则新闻有大伯的名字[2]，说“匪首冯昌伯潜入上海”之类的话。在解放战争时期，大伯采购的不少物资，如钢材、医药等全是当局禁品，有几次在吴淞口被查获，父亲听说大伯的物资被扣，就四处找人疏通关系。当年，都良阿爷也在上海，其与沙孟海、沙文汉两兄弟关系很好，沙文汉是地下党，而沙孟海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机关工作。父亲可能就是通过这层关系帮助大伯的。
  都良阿爷说过，慈城冯氏分两大脉络，有的崇儒，是读书人，比较清苦；还有一些冯家是做生意的，开药店，开钱庄，比较有钱。我的祖辈、父辈既不是做学问的，也不是开店办厂的，是职员，为人“打工”的。我小时候，家里生活过得清苦，这是因为我父亲经常失业，而失业缘起是父亲有参加新四军的兄弟，老板一旦晓得父亲的苏北背景就不敢再雇用。
  在慈城，儿时的我们常盼信客[3]来。信客来，就是父亲带钱来了，家里有了钱，就能吃到荤腥了。后来我听母亲说，旧时的宁波，带鱼是不上桌请客的，而慈城人反之，不仅能上台面，还视其为吉利，因为带鱼的“带”字寓意带钞票。多吉利的带鱼哟，带鱼对慈城人来说是“讨口彩”的吉祥鱼。
  在慈城，我家因父亲经常失业，自然少了生活来源，这就苦了母亲。
  慈城冯氏有“败落乡绅不走样”的说法，不管家里怎么清苦，我娘总是让我们穿得清清爽爽，尤其是脚上的鞋子。这样母亲就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夏天布衫冬天棉，一年到头纳（慈城方言，音读漆）鞋底。想想也是，母亲是上有老下有小，又不让我们穿脚趾头“笃出”的鞋子，而做鞋的工序又那么多，从褙袼到绱鞋，要经多少道工序，光纳鞋底用的线，就够麻烦了。过去没现成的纳鞋底线，是从穿破的纱袜上拆出线，八并四，四并二，最后搓成纳鞋底线，我们都帮母亲搓过纳鞋底线。做鞋面也是如此，剪样、粘合、绲边，若是棉鞋还要衬棉花，而一双布鞋只能穿几个月。母亲一年到头要做多少双鞋子，我不曾统计过，但只要看我家那些大大小小的鞋楦，就明自母亲曾经的辛苦
  在慈城，童年生活虽然紧绷绷的，但很快乐。冯家孩子多，那时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十几个，父辈兄弟敬老爱幼，互相融洽；下代兄弟姐妹也和睦相处，常常聚在一起玩游戏，乘风凉，猜谜语，哼儿歌。我母亲记性特别好，说起慈城民谚民谣一箩筐一箩筐的去年，我写了一篇《诱人的慈城民谣》，后刊登在《海上宁波人》杂志上，文中的谚语、童谣大多是听母亲说的。母亲没上过学，是父亲教她识的字，我读初小，她也拿我的国文课本去学，有时我读不出、写不出，反而是她教我母亲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据传，我家祖上（太太公辈）在东北营口投资开药店，好像是咸春堂，按股子分红，但到了祖父辈已没什么钱，只属“工薪阶层”上面我说过，祖父有六个儿子，而且是差不多年纪娶的媳妇年老的母亲还常说，冯家规矩重，做媳妇难。从早晨替公婆揩灯罩、擦水烟管开始，母亲和妯娌们每天承担一大堆家务，大伯母、婶婶等参加革命后，母亲几乎成了众家媳妇，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而世间总是多做事情多出错，也多招怪，可母亲从不怨天尤人，依旧乐呵呵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这样，母亲以她朴素的语言，勤劳的生活态度，影响了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我很感激家乡慈城、家乡宁波，因为我是慈城冯氏子孙槐花树门头的家，因族人过世的过世，离开的离开，除了20世纪70年代都良阿爷回乡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房子有的空关，有的出租，1976年将年久失修的房屋卖了。可我们还总是惦念慈城，惦念老家，2006年母亲94岁那年，我们兄妹陪她重游故乡
  这之前，因工作关系我去过宁波几次。1995年，我带领报社编辑、记者到宁波，在与宁波宣传部门交流如何办好党报时，向市领导承诺《解放日报》重点报道宁波的意向。[1]当时我提出这个设想，不光是因为上海与宁波地域相邻，血缘相近，经济相连，文化相融，也是我情感使然，因为我是来自宁波的游子，是来自慈城的游子。

[1]据记载：1929年5月26日至6月1日，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的灵榇从北京碧云寺奉安于南京中山陵，国民党做出了全国下半旗七日志哀，停止一切宴会娱乐七日之类的要求。是年农历四月二十一，阳历为5月29日[2]好日酒：方言，即婚宴 [1]戴头袱：旧时宁波女子出嫁时头上戴的红布。袱，音为篷 [2]太婆：曾祖母。这里口述者借用了孩子对曾祖母的称呼 [1]生活：方言，指工作 [2]娘子：方言，指未出嫁的女孩 [3]纰头：也称贴纰，方言，衣服边缘往里折叠的部分，纰音为皮 [1]据《冯氏福聚宗谱》，绩高堂之名在“彬行”出现（明天启版本，同治丙寅处重订） [2]据《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清册》（1953年）：太湖路32号户名冯劬]存，成分职员，实住2人 [3]这本书：《冯舜华纪念文集》，中建总公司编于1997年4月，后由其子冯皖民看望口述者时赠送 [4]寄拜：一般指为了期望孩子的健康成长，让孩子拜一个多福多寿的人为干爹；慈城冯氏的寄拜大多是寄拜给本家族内的兄弟，长子一定寄拜给兄长家，次子等则可寄拜给弟弟家，也可寄拜给连襟（即孩子的姨丈） [1]孙衡甫（1875—1944）：又名遵法，慈城半浦人。光绪年间，在上海久源钱庄做学徒，后在信裕、恒隆、恒来、益昌等钱庄参股。1907年，投资创办上海泰来面粉厂。次年，投资四明银行。1910年后，历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主任、经理。1931年起，历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四明保险公司董事长，并投资上海浙江银行、统原银行、明华银行、苏州信孚银行、苏州电气厂、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穿山轮船公司、上海童涵春国药号、长江煤矿公司、上海宁益银团等，兼任股董等职，还投资上海市房地产业，建造1200幢里弄房屋（现延安西路与巨鹿路间的四明村）；热心公益，捐资建造半浦小学，修建慈城至半浦的道路，宁波灵桥建设出资5000元大洋，占总造价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