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统宗祠族祖道行（20世）分军、民、匠三支，其中军支礼二十祖（22世）创绩高堂，后分褒德堂、树德堂、仲德堂三房；民支按道一民支行（谱记尹一房）祭于观音堂（后裔以观音堂冯称）；匠支谦一名仕期（20世）生三子分匠支宗一房、宗二房、宗三房。至清同治年间，统宗祠族分为军支尹四房、尹六房、尹八房，民支盛一房、尹一房、尹三房和匠支宗一房、宗二房、宗三房。其中尹一房即为冯京第（29世）支脉，参见表6.2.2。
  本节口述者是尹六房、民支、匠支宗二房、宗三房的后裔。前述，统宗祠（福聚支）的近当代影响是政治、经济及文化三方面兼而有之，其中政治上以尹六房树德堂、仲德堂的政坛百年人物较为典型，如《我是冯家的媳妇》、《我家与上海银楼的一些往事》；经济上则是匠支宗二房、宗三房众子姓的一些全国性贡献，如《我家是冯挺五之后》、《我们是冯受之的后代》；而文化学术是统宗祠众子姓的特色，也是本节的主要记述内容，如《先父与他的恩师冯君木一家》、《外公和他的伏跗室》、《继承祖辈的家风》、《父亲冯定的一生》等，这些口述稿展示了宁波近当代文化名人的风采，如冯君木和其儿子冯都良、冯宾符以及族侄冯定；伏跗室曾是冯贞群的私人藏书楼，本节还收录了《冯老与伏跗室》、《对冯老及伏跗室的一些记忆》两篇，通过讲述冯贞群晚年的一些逸事，展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情怀。
  本节口述稿的叙述地点、叙述人物出生地或祖地，传统地名为西高址楼、观音堂（今在）、槐花树门头（今在）、布政房（今在）、柳山庙、雷家巷（崇美堂今在）云山前与尚志路（今在）、觉民路（今在）、魁字门头（今在）、冯宅（今在）与朝北门头。西高址楼原为褒德堂支子姓居住地，开展田野调查时，褒德堂后裔冯光军（39世）提供清代圣照片，是嘉庆元年（1796）嘉庆皇帝赐给其祖冯锡逵（32世）父亲冯宇范（33世）为“登仕佐郎”的圣旨，参见《祖父及祖父的家》与表6.2.1。柳山庙为匠支宗二房聚居地；匠支宗三房的崇美堂创设于雷家巷底，而其部分子姓却迁往城外云山前，参见《阿爷小像与影响》。《冯俞宅与我家》一文描绘了太阳路底的冯宅及其冯家三代人的生活，遗憾的是无法将其七代世系列入编制的9张世系表中，只得将其家单列，附于文中，供进一步考证。冯宅是目前慈城保护利用的一个景区，也是笔者一直关注的。与冯宅第七世孙冯有孚、冯惠娟（宗世不详）通讯数次，冯有孚在主述《冯俞宅与我家》的基础上，凭儿时的记忆画冯俞宅墙门外平面图一幅；兄妹俩一致表示，其家祖辈口传冯宅为高岭公（以祖葬墓地名传说），其官拜布政使，参见表6.2.10等。因统宗祠没有清代宗谱，此说无法与史料对应，冯宅至今仍令人迷惑不解。朝北门头是尹八房晚清举人冯一梅在慈城的家，冯一梅游学在外，其中一站是浙南衢州，参见《慈城冯家在衢州的痕迹》，与冯宅留下的遗憾一样，冯一梅世系尚待考证。
  ⊙祖父及祖父的家
  口述者：冯光军出生年月：1932年2月职业：公务员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口述时间：2013年4月
  我原名叫东桥，是祖父冯鸿寿（小名冯心田）[1]的长孙。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致“一·二八”事变爆发。母亲怀着我从上海宝山路逃难到了浙江宁波镇海贵驷的外婆家，我出生在镇海贵驷，之后就长住在外婆家。为了家人的生命安全，当时的父亲冯里安也陪祖父、祖母逃到了宁波慈城的西高楼址避难。[2]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祖父家位于慈城南门的西高楼址，门前是个大广场，对面就是火车站和永耀电力公司的洋房办公室，火车站旁边（现是东面）的山坡上有座“清道观”，传说道观很灵验，香火很旺。我家正大门前的右边竖有一座三米多高的节孝牌坊，1956年刮特大台风时倒坍。有些是叔叔结婚时，我去慈城时留下来的印象。还有一次，祖父领我去慈城冯家大祠堂吃饭，祖父慈爱地把自己碗里的一只三鲜肉丸夹到我的碗里，我津津有味吃肉丸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仿佛鲜味还留在舌尖，难以忘怀。
  1943年，我11周岁时，祖父去世。祖父的丧事由二叔父一手料理，二叔父还特地叫婶婶的弟弟到贵驷接我去慈城参加祖父的葬礼，见祖父最后一面，送他最后一程。我听说祖父在家中院子的墙角晒太阳，面目狰狞凶狠的日本骑兵步步紧逼，年迈的祖父因惊吓过度，高血压发作而不幸离世。
  祖父是一位慈祥和蔼的坐堂中医，不过是否自己开有药店，我不太清楚，在父辈们整理祖父的遗物时，我看到了祖父的一大包医书。遗憾的是，至今我不知道这包珍贵的医书的下落。
  因旧时户籍要将户主名字贴在每家的门牌上，当时已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已经能认很多汉字了，我记得老家的门牌上清楚地写着祖父的名字——冯心田。
  解放前后，父亲一直在山东省济南市工作，祖父的房子则由继母（我的母亲已去世）和小弟东流及二叔的岳父居住着。1961年，因邻居失火殃及我家，从家中被烧毁的栋梁上突然掉下了一只木盒子，只见盒子内有一个叠放整齐的黄色绸缎状东西。绸缎状东西朝盒子面上的部分保存完好，而盒子下面的部分已经霉烂。家人打开一看，是一长段黄色绸布，只见黄色绸布上面写满了字，左边的字是满文，右边的字是中文。可惜因年代久远，左面部分的黄绸布已蛀破，家人不识满文，加上绸布残破，无法辨认；而右面部分的汉字则清晰可见，开头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原来这是一份皇帝授予诰命的圣旨，应该是清朝时期嘉庆皇帝赐给先祖冯锡[1]的父亲冯宇范为“登仕佐郎”的一份圣旨。在圣旨中嘉庆皇帝还表彰先祖冯锡逵的母亲童氏教子有方。圣旨的立旨时间是距今200多年的清朝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
  嘉庆皇帝圣旨的内容大致如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设官分职，昭丽使之无遗锡类施仁，喜蒙恩于伊始，尔冯宇范乃湖南永顺府龙山县隆头司巡检冯锡逵之父，东心醇朴，饬行端方，教诲怀式榖之勤政事本，诒谋之善，兹以覃恩貤封尔为登仕佐郎，湖南永顺府龙山县隆头司巡检锡之敕命，於戏，一命得以逮亲，遂应膺购典庶政期于称职，焉迟休光，制曰，登皇路以驰驱，忠原本孝；入庭闱而侍奉，严必兼口。尔童氏乃湖南永顺府龙山县隆头司巡检冯锡逵之母，性本和桑，饬矜口于口内；教惟勤慎，纡章服于庭前，兹以覃恩貤封尔为九品孺人，於戏，所亲口优渥之恩，勉口懋绩，有子效靖共之谊，宜播芳徽，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口口口。
  我想：祖宗大人将皇帝的圣旨高置于家中的栋梁之上，是否意寓镇屋之宝、家世昌盛呢？之前，小弟东流一直珍藏着这一难得的宝物，小弟去世后，我请在中国银行湖南分行工作的侄儿冯昊保管着。
  儿时的记忆虽零零星星、点点滴滴，我却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我所知道的心田先生
  口述者：王吟惠出生年月：1931年11月职业：营销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慈城镇国庆花园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出生在慈城，与心田（冯鸿寿）先生是邻居，又是亲戚，不过他年长我一辈。
  小时候，我家是西高址楼4号，心田先生家是西高址楼3号。[1]西高楼址曾是慈城一地名，以慈城的直街[2为参照，街的西面有西高楼址，觉民南路现保黎医院前面有东高楼址。东西高楼址是否以牌楼而名呢？我没做过考证。但西高楼址有一牌楼，好像是座节孝坊[3]。西高楼址3号在牌楼的东南面，3号与4号之间有条窄窄的小路，我家在心田先生家的西面。我家房屋小，心田先生家房屋大，前后两进，少说也有500平方米，前面还有一广场，慈城人称道地，即晒谷场。只可惜1961年，心田先生家被隔壁火灾殃及，成了火烧滩，后新建了冷冻厂。
  心田先生长得稍胖，个矮，面孔圆圆，蓄一把白胡须，是慈城小有名气的中医师。[1]中药搭脉处方，他还在直街骢马桥下开了药店，听大人说好像是仁德堂（谐音）。因为药店门口有小河，当时我人小，没去过药店，路过发现店面，比我家办的万盛和造坊小一半。
  心田先生为人和善，对我们小辈更是慈祥。我与小伙伴经常进出心田先生的院子，他家全是古老家具。进出他家，或在路上碰到心田先生，他总问我：你阿爸在吗？阿姆在家里做啥？边问还边摸摸我的头。因为他是长辈，我只是笑眯眯。
  慈城沦陷后，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有8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六。有一年，比我大12岁的阿哥吟湖与心田先生的小女儿味安谈恋爱，这是老式的自由恋爱。慈城冯家是冯半城，而王家也是大户人家，应该说是门当户对。心田先生不中意女儿恋爱的对象，是因为王家比冯家衰败得更落魄些，还是因为阿哥当时没有工作，我不清楚。其实我家与冯家的长辈都不同意，阿哥属羊，味安嫂属狗，狗咬羊，生肖相冲，因而阿姆也是竭力反对。后阿哥去上海工作，味安嫂不顾她父亲的反对，也去了上海，住在其姐姐石门路的家。大约1942年初，阿哥请了二伯做证婚人，在上海办了几桌喜酒。有意思的是，我阿爸在儿子结婚的头一天从上海回到宁波，没有参加儿子的婚礼，据说心田先生也没参加婚礼，这可见双方家长对这门亲事的态度了。
  祖母去世那一年，阿哥与嫂嫂是否举办了婚礼，现在记不清了，反正已经确立了关系。阿哥与嫂嫂向心田先生报了丧，心田先生就以长孙亲家的身份来我家，吊唁祖母，向老人家叩头。现已证明，当时双方大人反对错了，阿哥与嫂嫂真情相爱，白头到头，享年均过米寿之岁。而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深刻，是因为当年很敬佩心田先生的儒雅风范。不是吗？尽管丈人不那么中意毛脚女婿，但作为父亲的心田先生还是尊重女儿的选择，而且对长辈、对亲家也尽到了礼数。
  ⊙父亲和铁路广告
  口述者：冯东都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纺织设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天津南开区大通公寓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们兄弟四个，哥哥东瀛与东阁出生在慈城，我和弟弟东明出生在天津。随父亲来天津之后，我们兄弟常去慈城爷爷家。
  爷爷冯鸿寿，行医，人称心田先生。爷爷家在西高楼址[1]，大门进去是道地，前是厅堂，边是厢房，后有灶间，后门外有后院。大门外是条很窄的街，跨街便出南门。小时候觉得爷爷家的房子挺大，是楼房，厅堂还供着祖先的官帽，这点我印象特别深。
  爷爷有儿女6个，儿子由长及幼依次是里安、萱安、瑞安、禄安。听大人说，嬷嬷嫁给一个姓施的大佬，不知是跑街先生，还是经理，反正很有钱。父亲在家里叫萱安，去上海学生意后，改名为冯萍。嬷嬷嫁了大佬，父亲去上海投奔嬷嬷。父母结婚时，可能人多房子少，先住在乌沈巷一号。听母亲讲，爷爷为人和善，而对子女挺严格，小姑、小叔觉得祖父太严厉，从小跑到上海找嬷嬷去。听母亲讲，年老的爷爷拄着拐杖，看厨房的食橱，边看边嚷嚷：这菜你们赶紧吃，不然坏了。爷爷特别节俭，这点我家老大像爷爷，可能从小跟爷爷生活有关。只可惜，1943年冬天，爷爷在道地晒太阳，被日本人骑兵一吓，中风[2]而亡。
  那年，我还没出生，住在贵驷外婆家的堂哥东桥、大哥东瀛有点印象。
  学徒出师后，父亲在上海信谊药厂工作。后来因药厂拟在天津设立办事处，父亲于1945年来了天津。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和推销信谊药厂的药品，从父亲留下的一些老照片（如赴北京参加商业庙会），可以了解父亲所做的事情……不料，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办事处撤销时，按理父亲可以回上海，可父亲却辞职留在天津，同时创办了”联合广告社”，专做铁路广告。这样，父亲把哥哥也带到天津，大伯儿子冯东林曾在天津读书，星期天带我们玩呢。
  虽然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但我还记得父亲的联合广告社在天津铁路局所属的线路上开发了“旅行良友“的广告业务，其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旅行书箱。在每节车厢内均放置一个书箱，内有国内外的杂志，用蓝色书夹包装，书夹内外贴有平面广告。旅客在乘车时可通过借阅获得广告信息。
  二是桌上的转台。在旅客车厢的桌子上放置玻璃转台，一面是列车时刻表，一面是广告。两面是玻璃，从上面插入，然后用金属插件封口。
  三是车厢门内墙上的广告牌。在车门上方悬挂彩色丝网印刷的平面广告。材质是厚草板，类似现在的纤维板。
  四是茶杯盖纸广告。用圆形纸印刷单色广告，纸中间有十字开口套在杯盖上，然后送到旅客手中，起到宣传作用。
  上述都是父亲所做的列车广告实物，我们虽几次搬家，但觉得父亲当年的创意比较前卫，所以不舍得扔掉。
  此外，父亲还在天津东车站放置户外大型墙壁广告。当时天津东站前面有大型广场，候车室两边各有一块实墙面，与车站协议用于广告宣传，使这个天津对外的窗口充满了活力。
  我从网上下载了天津东站的老照片，所书的广告位就是当年父亲放置户外大型墙壁广告的位置。这两块广告墙可把我家害苦了，因这两块广告墙资产，父亲被评为资本家。尽管如此，父亲做铁路广告，可能是中国铁路广告史上较早的一段实践。这也是我们子女十分钦佩父亲的重要一点。
  （冯东明参与口述）
  ⊙父亲的教诲
  口述者：冯锡谨出生年月：1930年职业：教师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宁波白衣巷口述时间：2014年5月
  我出生于上海，亦一直住在上海。大约10岁时，我从上海回慈城看到阿爸和笙的生母。当时听阿娘讲，阿爸10多岁离开慈城到上海学生意[1，从小很苦，后在上海大有余榨油厂做会计。
  从小，父亲给我的印象是早晨匆匆出门，傍晚匆匆回来，工作十分认真。上海沦陷时，榨油厂关闭，父亲失业，与朋友合办宽紧带厂，阿爸只会算账，不会经营，没啥钞票赚。阿爸有个阿弟，我叫阿叔，先在慈城，后也来到上海，阿叔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碰面叫嘉华阿哥、兰英阿姐。
  阿爸是小房过继到三房的，慈城有“长子过伯，幼子过叔”的风俗，所以阿爸是小房长子就过继到三房。阿爸养我们儿女八个，长子早夭，次子成为我的大哥。阿哥在扬州汽车公司工作，阿弟是自学成才，曾在上海一设计院工作，后弟媳支援西北建设去陕西宝鸡，阿弟随之进入自己参与设计的化学玻璃厂，现在宝鸡。阿爸养育那么多孩子，这在当年很不容易，他常对我们说一句话：“我苦苦难难给你们读书，以后你们自道自撑，自力更生。”我们兄弟姐妹就凭这句话，每人都是自道自撑，事业、生活平淡而充实。
  1949年上海解放，阿爸仍没有工作，家里开支又大。哥哥、姐姐先后参加工作，自道自撑去了，我高中毕业还没工作，就向宁波市新政府部门写了求职信，不久收到回信，答复我回宁波可以安排工作。这样，阿爸、我和小妹仨人回到慈城。
  回来不久，我被分配到宁波穆家巷小学，后被调到海曙中心小学，从穆家巷小学登上教坛，从海曙中心小学退休，我当了一辈子教师。当时的我家，阿哥在扬州工作，阿弟在上海读书，跟外婆住在上海舅舅家；三个阿姐先后出嫁，只有我有工作，待嫁。我想有工作就好好做，总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我便将阿爸、阿妹从慈城接到宁波，尽女儿、姐姐之责。做教师也有优势，我向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家长租下他们家的多余房子。这是在异乡的第二次安家，而在这里一住又几乎是一辈子。
  观音堂是我家祖传的房子，我家和兰言、兰吉他们一家各一半，而兰言、兰吉与我家是啥关系，我也没过问。挺生叔住在对面的小房子，观音堂还有谁，阿爸没说，我都不知道。据说，在慈城，冯家是冯半城，阿爸也没讲冯家、观音堂冯之类的家族逸事，我也没关注过这些，只想一心做好我的工作，当好教师。“文化大革命”时，有通知观音堂房子要征租，反正也没人住，我们姐妹也不在乎，征租就征租吧。多少年，我们牢记的还是阿爸这句话，我们是自道自撑，自力更生。
  ⊙我是冯家的媳妇
  口述者：姚婉宜出生年月：1913年职业：家务学历：初识
  口述地点：江苏昆山人民南路97号口述时间：2011年5月
  我17岁嫁到冯家，是在太阳殿路33号，称槐花树门头冯家，后门走出是金刚井弄，对面是布政房，往北走是完节坊。这把椅子那时就已经在了，一共有四把旧藤椅，两把坏脱送掉了，两把带到了昆山。
  我结婚是在1929年，原定在四月二十一（农历），正好遇到孙中山落葬[1]，婚期只好提前到四月十七。那天冯家抬两房媳妇，是两兄弟同一天拜堂，即二哥与二嫂，我和丈夫开叔。二哥当时在宁波四明银行工作，二嫂韩淑宜是宁波人，家住宁波宝兴当弄；开叔在宁波保慎钱庄做事，我是庄桥姚家人，姨丈做的媒，所以好日酒[2]办在宁波。因为中午办酒，姨丈怕来不及，头天夜里（即提前一天）从庄桥乘火车到宁波，在江北岸开了旅馆（旅馆名不记得了），父母亲及众亲眷一同出来，第二天花轿到旅馆接新娘到办酒饭店（饭店名不记得了）。花轿早已把我抬到饭店了，而宁波人的规矩是下午两点才上轿，故一直不见二嫂的花轿到，而我要等二嫂的花轿到了方可落轿，一起拜堂。紧催慢催，二嫂的花轿12点多才到，二嫂娘家的外地客人及宁波客人同来。说是四月里，其实已经是夏天，结婚那天很热，花轿里还要摆一只火熜，芸香烧得“喷喷香”，真是“轰轰响”。头戴鹤帽，外罩戴头袱[1]，天介热，急得姨丈在落轿杠时，直喊“先拕火熜”。拜堂后各人进房间。下午另乘轿子到火车站，从宁波回慈城家中再办晚上的仪式。慈城的结婚，男方花轿头夜已来，花轿蛮大，装饰高大，一般需8个人抬轿，往往抬到偏僻人少处，轿夫先将轿子拆卸掉一些部件，以减轻重量，临近男方家时再按原样装好。
  第二天一早，在送娘子（堕民嫂）陪同下向长辈敬盖碗茶，给平辈和小辈泻糖茶。当时陪同的好像没啥讲究，只要讲得清冯家亲属关系就行，我是手拎一把镴茶壶，送娘子手端茶盘，先后到长辈、亲戚（包括住在附近的远堂亲戚）和近邻泻茶，当时桂珠姑（即外五房的冯一敏）太婆、太叔婆都在，接连敬茶三天。
  我嫁到冯家时，太婆[2]还在，已经七十多岁。开叔是六兄弟，还有一姐姐，其中老四早夭。太婆、公婆、还未结婚的大哥、大姐和两小叔子住在前进房子，我家与二嫂家住在后进。前进是五楼五底，西面是君木叔公家，右面是阿拉家，太婆住楼下，公婆住楼上。后进也是冯家的房子，只是租给了人家，房客后在上海开钱庄，一家搬去上海。我家小孩多，就将三楼三底的楼下倒租过来，中间堂前安装了落地玻璃门，我们叫洋窗。
  之后，冯家抬了三房媳妇。大嫂蔡觉予是镇海三官堂人，在宁波办的新式结婚，没戴红头袱，就像现在的旅行结婚；五嫂胡湘伊是余姚人，她乘火车到慈城，新郎（五叔）借保黎医院医生出诊的两顶轿子，在太湖路上的工商会办酒，下午娘家人回去后，再接新娘到槐花树门头的家中；六嫂陈端好是半浦人，因战时危机，日本人入侵，婚事十分简单，借普迪二校作结婚场所。我在娘家的小名是幼娟，妯娌们的小名依次是依心、阿三、阿秀，六嫂不知道，嫁到冯家后，都良叔给我改名为婉宜，我们妯娌都有文雅的名字。
  太婆待我们孙媳妇很客气；婆婆爱唠叨。太婆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既不拜菩萨，又不念佛；婆婆是吃素念佛到处拜菩萨。1930年冬天，小脚太婆到大门外看望，被六弟不小心撞倒，摔断了腿，从此不能再起立。冯家有请安问候的规矩，每天早晚要向太婆、公婆请安。那天，二嫂请安回来说，太婆拉肚子。我听说就去前进看望太婆。太婆还说，不要紧，千钿难买六月拉，就是有点肚子痛。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当一回事，各自回房。睡到下半夜，婆婆从小门过来叫我们快起床，原来太婆半夜开始就上吐下泻……虽说如此，一家人没想到请医生，也不知道流行时疫病，等到第二天夜里，太婆就过世了。平时，我看公公待太婆不那么亲热，但太婆过世后，公公很伤心，既请和尚又请尼姑，连续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经，我们每天半夜两点上净茶，早晨上饭之后的一日三餐，据说这样祭祀母亲是很少的。做七时由六个尼姑念《金刚经》，平时每天念《弥陀经》，而且家里还专
  完节坊，是慈城一个标志性的地名，也是一处古县城景点。诰封三代，连荫二子，在江南一邑的慈城，不时传颂着冯岳的喜事。冯岳官至尚书，诰封三代，门请厨工烧饭，当然其他的家务还是由妯娌一起做。
  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服侍太婆、服侍公婆，引线（针线）生活[1]样样会做，做衣裳，做鞋子，开叔的长衫、棉袍，后来不穿这种衣服，又全部改成儿女穿的衣裳。婆婆要做式样考究的衣服时，就雇安甫（与我差不多年纪）小裁缝来做，而睡衫、裤、棉裤之类不那么要求样式的，她让我们媳妇做。婆婆还说：“你们庄桥人会做衣裳，阿拉洪塘人勿会做。”其实我做娘子[2]时，也只会缝纰头[3]，只是嫁到冯家后开始学做衣裳，是和二嫂一起学的。进门不久，婆婆让我和二嫂给她做几件洋布衫，二嫂比我大三年，那次二嫂裁衣，等裁好摊开一看，尺寸弄错了。幸亏还有布料，我们怕婆婆责怪，悄悄收起裁错的衣片，又裁了一件新的做好。
  我生育儿女六个（在慈城就有四个，其中老四1941年逃难时出生在上海），有时忙勿过来，十月里做棉袄的辰光，嫁到费家市费家的阿姐常常步行20多里路，约有三个钟头，来帮我做引线生活。春结毛线冬做衣，数十年，公婆、我们和孩子三代人身上穿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做夜作，先让孩子睡在摇篮里，自己是一边用手做生活，一边还要用脚拐摇篮，等做到十一点钟再将孩子抱上床。我到昆山来时，还将慈城的藤盘、绕线板都带来了，绕线板还是红木镶象牙的当年，除了做衣裳，还要补袜子，因是洋纱袜子很会破，几乎是洗一水要补一次，实在不能补了，就贴袜底，用硬纸板剪成鞋底形状，将破袜底中间剪开，插入鞋底纸，两边翻上面来，再用新布一针针缝上去。有时，衣裳穿得褪色了，买来染粉自己染色，五嫂回娘家时常从余姚买来颜料粉。我们五妯娌间很和睦。
  冯家是大户人家，除了公公名下的儿女外，光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内五房与外五房之分，我家、君木叔公，还有宁波一藏书家都属内五房，君木叔公一家住上海。上面提到的，现还住在太阳殿路的桂芝姑属外五房，前几年我们去慈城时碰到过。我们冯家属统宗祠，后来祠堂改为学堂，名称为尚志小学。统宗祠是大祠堂，一代一代子孙越来越多，陆续搬离分出去，下面又有了小祠堂，如绩高堂[1]。绩高堂在布政房旁边，我们又属于绩高堂。绩高堂族长是毛头太公，他年纪不算大，但辈分最高，吃饭时一人一桌，族人有“毛头太公吃独桌”之说。我们的神主牌不在绩高堂，而在完节坊魁字门头，那是太太公允骏公的房子。魁字门头在太湖路上，门牌是32号[2]，不知现在是否已经改了，我生道容就是在那儿，平时我们进出都走太湖路，这是完节坊后门。从大门进完节坊，能看到两顶轿子，因年代久远已很破旧，像风凉轿，据说也是皇帝赐的，因为上代是读书人。完节坊内房子蛮奇怪，大门走进，一边是冯家，一边是周家，不知是冯家把房子卖给了周家，还是与周家有什么关系。我们当媳妇的又不好问。此外，公公还有远房的堂弟，公公叫仁宝，他叫仁元，仁元是这本书[3]主人舜华的父亲，舜华的哥哥伯华认公公为寄拜[4]阿爸。幼时已经寄拜，没看见寄拜仪式，可能这是我嫁到冯家之前的事。后来，我晓得公公婆婆会差人给伯华，即寄拜儿子送年夜饭，其中一碗鱼、一碗肉、一碗汤团和一碗糯米饭是一定要的，其他没定规，一直送到寄拜儿子长到16岁。每年大年初一，一早伯华三兄弟就来我家拜年，公公婆婆会给压岁钿。正月十五那天，三兄弟会来拜糖饼，也就是拜过祖宗神像后，分给他们糖饼（也称吉饼）。当年听说过树德堂，是否是槐花树门头神堂呢？不能确定。慈城冯家的寄拜、过继蛮讲究规矩的，一般长子一定寄拜给兄长家，次子等则寄拜给弟弟（叔叔）家。因为有寄拜的关系，所以虽说是远房，但两家走得较近。
  婆婆是洪塘人，她是五姐妹，父母早亡，由叔父洪念祖抚养长大，并择婿出嫁。婆婆的姐姐们分别嫁到慈城的桂家、徐家、孙家，均属富裕人家，而她嫁的冯家，相对较穷。据说姐姐们陪嫁的是真皮箱，而她的是纸面皮箱，俗称假皮箱，这使婆婆心里一直“勿是介”（慈城方言，意为不乐意）。婆婆的四姐，我叫四姨，嫁给半浦孙衡甫[1]做填房，我叫孙衡甫为姨丈，四姨与我蛮要好，90岁时还是在昆山做的生（过寿）。她没孩子，对外甥、外甥囡及孙辈都很关爱。
  1940年逃难去上海，婆婆带着我们四妯娌（大嫂已跟大哥昌伯从慈城参加了新四军）、我的两个孩儿（当时大女儿留在姚家）、15岁的外甥（我阿姐的儿子），还有安甫一起与四姨乘四明公司的小货轮到上海。在煤业公司谋生的公公只租了公司的一间后厢房，而我们一下子去那么多人，最后由四姨帮助解决住房问题。安甫租了煤业公司的一间房子，以做裁缝而在上海落脚。不幸的是我们安顿下来不到两个月，婆婆却离我们而去。因是战争动乱年代，丧事办得较为简单，第二年都良叔写了《冯母洪孺人家传》一文，书法家书写以示纪念。之后，六弟与五弟两夫妻先后参加了革命。六弟新婚不久，因为战争物价飞涨，六嫂谋到教书一职，可公公却认为女人不能出去工作，迫使六嫂也去了苏北。
  老四1941年出生在上海，开叔时常失业，生活负担重，两个大的小孩要读书，1942年，我和二嫂带孩子们回到慈城。大叔冯钢参加新四军，在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人民银行苏州分行行长等，开叔调到昆山银行工作，1952年才从慈城迁居昆山。解放后扫文盲，居委会让人教语文、教算术，我总算能看报了。如今耳聋听不到声音，还能看电视，比如看英国王子结婚蛮有意思，想起太婆、婆婆。我们都是冯家媳妇，我是最长寿的，也是最幸福了。
  ⊙我家和槐花树门头
  口述者：冯士能出生年月：1938年8月职业：新闻工作者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市临平路89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慈城的完节坊，成长在太阳殿路33号，现址是太阳殿路44号。慈城人称槐花树门头冯家。
  我所知道的槐花树门头冯家，有君木先生、孟颛先生和我家的祖父辈们。孟颛先生辈分比君木先生低一辈，他的祖父是二房，君木先生的父亲是五房，我的高祖父是三房，他们是亲兄弟。四房的曾祖辈没有儿子，我家祖父的小弟过继到四房，我称小公公（参见表6.2.4）。
  小公公的名字，刚听娘说叫仁甲，我看到过他。新中国成立前，小公公守护宝善堂，孤身一人，食宿都在宝善堂。1948年的一天，他喝老酒后抽烟，又糊里糊涂睡着了，结果烟头点燃了蚊帐而发生火警，所以曾经有一次宝善堂的火警是小公公闯的祸，幸亏发现及时，没有酿成火灾。
  我的阿爷是三兄弟。阿爷的大弟劬勤住在太湖路，在大桥头北面（现已拆光），具体门牌忘了，家人称魁字门头[1]，与完节坊相通。无论是太湖路的房子，还是太阳殿路的房子，其产权大多是祖上的公共房子[1]，由孟颛公负责管理，因孟颛公长住在宁波，便委托大公公照料。我家祖孙三代人丁兴旺，都住在槐花树门头，一直住到离开慈城。
  太阳殿路44号的老墙门，于慈城、于我们冯家有一种纪念意义。这个由前后两进正屋、偏屋轩子间构成的江南民居，因曾经居住过多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而被载入史册。我说的中国近代史，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如君木先生和他的长子都良先生，君木先生和他的学生沙孟海先生，还有君木先生和他的族侄冯定，这些人物不仅仅是慈城名人、宁波名人，还是中国名人。
  我家租的是后进，族人称后堂，是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子，前进的五上五下称前堂。阿爷有六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阿爷、阿娘与儿孙们同居一堂，后来伯叔纷纷离家谋生。我的大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大伯母也跟随而去，当年后进楼下的西间堆放大伯用过的家具；二伯出门去了宁波；差不多同时，五叔也参加了革命；据说大伯有一次回慈城，新婚不久的小叔夫妻俩也跟着去了苏北，不幸的是没去几年，也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小叔在苏北部队得了膨胀病（血吸虫病），后回上海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此病为不治之症，只能再回到慈城，不久去世。
  大约在1946与1947年间，父亲受阿爷之命去苏北益林，现在是盐城市阜宁县益林乡“探亲”。据母亲回忆，当年大伯曾劝父亲留下来一起干，而我父亲却因家里有五个儿女（当时我的小妹还没出生）拖累而回上海。回来后，父亲悄悄与母亲说：北边[1]苦是苦，人倒蛮开心，是“穷开心”。母亲解释“穷开心”的意思，一是穷，生活艰苦，另外昆山土话中“穷”含“很”之意。父亲虽没留在苏北，但他在思想与行动上是支持大伯他们革命的。
  当年的大伯在苏北根据地搞后勤工作，经常把苏北棉花之类的农副产品运到上海卖掉，将卖得的钱换钢材、药品运回苏北，就像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角色。因而他来上海时，一会儿穿西装，一会儿穿长衫，有时打扮得像大老板，有时打扮得像劳动者，而国民党当局已经注意到他了，所以《申报》刊登过一则新闻有大伯的名字[2]，说“匪首冯昌伯潜入上海”之类的话。在解放战争时期，大伯采购的不少物资，如钢材、医药等全是当局禁品，有几次在吴淞口被查获，父亲听说大伯的物资被扣，就四处找人疏通关系。当年，都良阿爷也在上海，其与沙孟海、沙文汉两兄弟关系很好，沙文汉是地下党，而沙孟海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机关工作。父亲可能就是通过这层关系帮助大伯的。
  都良阿爷说过，慈城冯氏分两大脉络，有的崇儒，是读书人，比较清苦；还有一些冯家是做生意的，开药店，开钱庄，比较有钱。我的祖辈、父辈既不是做学问的，也不是开店办厂的，是职员，为人“打工”的。我小时候，家里生活过得清苦，这是因为我父亲经常失业，而失业缘起是父亲有参加新四军的兄弟，老板一旦晓得父亲的苏北背景就不敢再雇用。
  在慈城，儿时的我们常盼信客[3]来。信客来，就是父亲带钱来了，家里有了钱，就能吃到荤腥了。后来我听母亲说，旧时的宁波，带鱼是不上桌请客的，而慈城人反之，不仅能上台面，还视其为吉利，因为带鱼的“带”字寓意带钞票。多吉利的带鱼哟，带鱼对慈城人来说是“讨口彩”的吉祥鱼。
  在慈城，我家因父亲经常失业，自然少了生活来源，这就苦了母亲。
  慈城冯氏有“败落乡绅不走样”的说法，不管家里怎么清苦，我娘总是让我们穿得清清爽爽，尤其是脚上的鞋子。这样母亲就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夏天布衫冬天棉，一年到头纳（慈城方言，音读漆）鞋底。想想也是，母亲是上有老下有小，又不让我们穿脚趾头“笃出”的鞋子，而做鞋的工序又那么多，从褙袼到绱鞋，要经多少道工序，光纳鞋底用的线，就够麻烦了。过去没现成的纳鞋底线，是从穿破的纱袜上拆出线，八并四，四并二，最后搓成纳鞋底线，我们都帮母亲搓过纳鞋底线。做鞋面也是如此，剪样、粘合、绲边，若是棉鞋还要衬棉花，而一双布鞋只能穿几个月。母亲一年到头要做多少双鞋子，我不曾统计过，但只要看我家那些大大小小的鞋楦，就明自母亲曾经的辛苦
  在慈城，童年生活虽然紧绷绷的，但很快乐。冯家孩子多，那时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十几个，父辈兄弟敬老爱幼，互相融洽；下代兄弟姐妹也和睦相处，常常聚在一起玩游戏，乘风凉，猜谜语，哼儿歌。我母亲记性特别好，说起慈城民谚民谣一箩筐一箩筐的去年，我写了一篇《诱人的慈城民谣》，后刊登在《海上宁波人》杂志上，文中的谚语、童谣大多是听母亲说的。母亲没上过学，是父亲教她识的字，我读初小，她也拿我的国文课本去学，有时我读不出、写不出，反而是她教我母亲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据传，我家祖上（太太公辈）在东北营口投资开药店，好像是咸春堂，按股子分红，但到了祖父辈已没什么钱，只属“工薪阶层”上面我说过，祖父有六个儿子，而且是差不多年纪娶的媳妇年老的母亲还常说，冯家规矩重，做媳妇难。从早晨替公婆揩灯罩、擦水烟管开始，母亲和妯娌们每天承担一大堆家务，大伯母、婶婶等参加革命后，母亲几乎成了众家媳妇，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而世间总是多做事情多出错，也多招怪，可母亲从不怨天尤人，依旧乐呵呵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这样，母亲以她朴素的语言，勤劳的生活态度，影响了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我很感激家乡慈城、家乡宁波，因为我是慈城冯氏子孙槐花树门头的家，因族人过世的过世，离开的离开，除了20世纪70年代都良阿爷回乡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房子有的空关，有的出租，1976年将年久失修的房屋卖了。可我们还总是惦念慈城，惦念老家，2006年母亲94岁那年，我们兄妹陪她重游故乡
  这之前，因工作关系我去过宁波几次。1995年，我带领报社编辑、记者到宁波，在与宁波宣传部门交流如何办好党报时，向市领导承诺《解放日报》重点报道宁波的意向。[1]当时我提出这个设想，不光是因为上海与宁波地域相邻，血缘相近，经济相连，文化相融，也是我情感使然，因为我是来自宁波的游子，是来自慈城的游子。
  ⊙先父与他的恩师冯君木一家
  口述者：沙茂世出生年月：1923年10月职业：研究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口述时间：2013年1月
  冯君木太先生离世时，我才8岁，先父沙孟海早年又外出工作，而我自小学五年级（年仅11岁）到大学毕业，一直住校就读。1942年，从宁波沦陷区历时近六个月，途经六个省到达重庆后，才与先父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这短暂的日子，几乎没有直接了解他与君木太先生之间的逸事。然而从先父遗留下来的日记和他的有关笔墨所记中了解到，他与其恩师，他与慈城冯氏的族人交情不浅。
  先父有五兄弟，原来的名字分别是：文瀚、文浩（灏）、文沅、文溶、文濬，是祖父为他们取的名，而且在乡下（邻里）亲戚之间都是如此称呼。后除先父到宁波第四师范读书时仍用沙文瀚外（以后也不再使用），四个叔叔外出读书时均不再使用祖父取的名字。如二叔1920年在效实中学读书时的名字是“文求”；两年后，三叔入甲种商业学校时用“文舒”；四叔于1921年入第四师范附小及第四中学时用的是“文威”；五叔入上虞春晖中学时用的是“季同”。那么，叔叔们用的这些名字是谁取的？大约在何时？为什么改名？一直无处可查，也是大家关心的疑问。
  20世纪90年代，我在四叔史永（即文溶）家闲谈时，才知是君木太先生于1915年为他们取的名那大约是先父在宁波第四师范读二年级时（师范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君木太先生发现先父的才气，特别喜欢他，遂为他和他的兄弟们分别更名为文若、文求、文舒、文威、文度，并定他们的字为孟海、仲已、叔起、重叔、季同。
  关于先父的字，先父在1920年的《僧孚日记》中就明确指出，他的号沙邨、兰沙、決明、石荒等，均是君木太先生先后所定，先父还因此分别刻有印章。据记载，君木太先生还为先父当时所喜欢的两个学生谢镇涛（字彦沖中）和屠洵规（字孟昭）分别更名为：谢道用（字冲尹）、屠果（字武仲）。甚至将先父的族叔沙松寿，也就是留学比利时的油画家沙耆的父亲，更名为沙孝肩（字仔甫）。1923年，君木太先生在沪就任宁波旅沪钱业公会主办的修能学社社长后，修能学社学生的名字亦很古雅，都是入社后，求君木先生为之更定的。[1由此可见，父辈五兄弟更名及字的出处虽无文字可查，但有了四叔的口述和史料记载的对照，多年的疑问也就解答了。
  先祖父过世早，先父上有祖母，下有四个弟弟，家庭经济相当拮据。1920年，先父在君木太先生寓所进修后，得到太先生在文学诗词诸方面的指教。为了帮先父自立，太先生还想方设法介绍他去太先生寓所附近的屠家做家庭教师，从而得到一份不影响进修的经济报酬。后来，太先生还曾介绍先父去银行工作，但因远离太先生寓所，先父又不忍弃诗书之业，而没去银行谋职。次年10月，屠氏携子去上海，迫于生计，先父不得不随同去沪。别离恩师的心情与期望交织在一起，真是情意绵绵。君木太先生为先父去上海特赋诗两首相赠，而且亲笔书写成手卷，以便先父携带在身边随时展读砥砺。惜此手卷在“十年动乱”中遗失，曾令先父伤心不已。
  1923年，君木太先生赴沪就任宁波旅沪钱业公会主办的修能学社社长，先父又能聆听先生的教诲了。其间，先父时常遵嘱去学社代课，还跟随太先生与沪上名人吴昌硕[2]、况蕙风[3]、朱疆邨[4]等交游。他们茗坐清言，常达深夜，先父侍坐旁听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观摩吴昌硕先生的挥毫。这使先父的胸襟更开阔，眼界更远大。从此，他的创作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同时，他的篆刻创作还得到昌硕先生的指点圈评和题词鼓励，使之能深入堂奥，更是受益匪浅。
  1927年底，先父因替共产党人冯定（君木太先生的侄子）、李求实转递信件，沾上赤化嫌疑，被商务印书馆解聘之后，一时在上海难找工作。君木太先生颇为着急，及时转托同乡、时任杭州市市长的陈屺怀[1先生，经其介绍谋得浙江省府秘书处第二科科员之职，这使才在“四一二”事变后已迁居上海的（先父）七八口家人得以勉强度日。
  冯贞胥先生是君木太先生的长子，我并未见过他，平时在家中谈到时，都叫他都良先生。1917年，先父在宁波第四师范读书时就与同学冯昌世（即冯定，字稚望）、君木太先生的外甥葛夷谷[2]，和在效实中学读书的他，四人志趣相投，交往频繁。1919年的暑假，他发起组织了以研讨诗文的心得、观摩彼此诗文创作为宗旨的“越风社”；1920年暑假，他又在效实中学内组织举办文史讲习班，请太先生以及陈屺怀、张于相[3]、陈彦及（训恩、布雷）[4等前辈教授、指导时，先父均积极参加，自然从中受益。后来先父入太先生寓所进修，住在宁波宝兴当弄时，先父与他朝夕相处，更是情同手足。
  当先父去上海工作时，他已在沪的《商报》工作，后在《申报》馆工作，相距不远，交往甚密。先父离开上海之后，虽然两人分处两地，而书信往来却十分频繁。孤岛上海时期，他不愿为敌伪做事，毅然辞职离开报馆。他不是共产党员，而他却表现出如此的浩然正气，他与进步人士抑或地下党员相交相知，甚至相帮，他上海的家成为地下党员约晤联系的场所，因而先父对这个60余年来的挚友非常尊敬、钦佩。抗战胜利后，凡先父出差去上海，就必定拜访他，且是放弃宽敞的旅馆而挤宿在冯家，促膝长谈，可见两人相知之深。
  君木太先生还有一侄子叫贞群，是宁波著名藏书家，他的藏书楼伏跗室就位于宁波孝闻街，当年君木太先生的寓所就在宝兴当弄的弄口。伏跗室有藏书10万余卷，碑刻拓本400余件。先父寄宿恩师家进修时，常去伏跗室翻阅极为珍贵的藏书和碑帖，在那儿还认识了在他家执教的著名书法家钱太希（罕）先生，由此得到钱先生的指教，是先父书法的又一良师。日后，贞群先生收藏到新的藏书或碑帖，常与先父互通书信研讨，使先父获得不少有关书法碑帖、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知识。
  1926年，冯定在商务印书馆国文函授部工作时，先父尚在修能学校任教，鉴于两人上述的双重关系。有一天，冯定向先父建议加入中国共产党，且愿做他的介绍人。先父考虑再三，认为虽有共同的志向，而几个弟弟已入党，倘若自己再选择此，一旦出了问题，全军覆没，整个上有老人下有子女的大家庭生活怎么办？先父认为还是自己留在党外做工作为好。冯定觉得有理，遂不再坚持。
  一年后，先父亦到商务印书馆国文函授部工作，成了冯定的同事。不久，冯定受命去武汉工作，而在商务印书馆内宣称是因患肺结核回老家休养。临行前，冯定告诉了先父实情，并委托转递信件。为了安全起见，先父建议寄给冯定的信，用冯定的字，即“冯稚望”，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四一二”事变后，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求实也来上海工作，也委托先父转递信件。这样，当时全国各地寄给李求实的信件较多，有些是寄给冯定的。但有人把“冯稚望”误写成“冯雅望”，从而引起怀疑。商务印书馆怕惹火烧身，就发生了上述的辞退先父一事。
  冯宾符（贞用）原名感孙，是君木太先生的次子。先父因与其工作各处两地，来往不多相对而言，他在上海工作，因之与我的叔叔们联系较多，后由三叔文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秋天，他陪一朋友去南京拜访先父，两人寒暄之后，他说想借一辆车陪朋友游览一下南京的名胜古迹，先父就将国民政府配备的上下班乘坐的吉普车借给他们。其实，宾符此行并非游览南京，而是借有国民政府出入证的吉普车进入中共设在南京的办事处“梅园新村”，去请示营救被捕人士的有关事宜。
  俞叔平[1]是奥地利回来的学生。朱家骅[2]是老资格的留德学生，是中德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又是国民党政府中的红人。所以一般德、奥留学的学生，回国后就投奔在朱家骅门下。先父是朱家骅的秘书，因而与他们熟悉。抗战胜利后，俞叔平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1948年的一天，先父因编纂《武岭蒋氏宗谱》一事出差去上海，冯宾符要求先父介绍结识俞叔平。介绍他俩时，先父不仅介绍冯宾符是恩师的儿子、自己的学生，还着重介绍了是陈布雷先生的外甥这层关系，俞叔平因此看重冯宾符。一次，上海地下党邀请在沪文化界人士在锦江饭店举行了一次会议，闻风前来准备动手的特务们看到局长俞叔平端坐在主席台上，面面相觑，不得不黯然撤退。原来，结识俞叔平，邀请俞叔平参会，全是冯宾符使用的妙计。
  其实先父由于恩师君木太先生的关系，已结识不少慈溪籍人士，除布雷先生及洪塘洪左湖先生外，较著名的还有周信芳先生。周先生1927年在上海已是很有名望的京剧艺术大师，艺名“麒麟童”，“麒”派艺术已是家喻户晓。是年9月，经君木太先生介绍，先父曾为周信芳先生刻一名印和一方闲章“地上麒麟”[3]。太先生曾亲自戏书七言打油诗一首催促：地上麒麟周信芳，请君赶快刻图章；
  邮书雪片来催逼，莫使池鱼共及殃。
  “地上麒麟”四字系出自苏堪（即郑孝胥[1]）先生赠周信芳先生的一首诗中。
  上述先父与恩师一家的逸事，全是我听说或看先父的日记、遗存的零杂资料中所知。其中所反映的师生情，还有沙家与冯家的关系实令我感慨不已。
  ⊙继承祖辈的家风
  口述者：冯昭微出生年月1935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羊坊店路6号院口述时间：2013年11月
  我是慈城槐花树门头冯君木先生的孙女。祖父殁于1931年，我是1935年才出生的。年轻时老一辈忙于工作，我们忙于学业，对祖父了解甚少。直到退休，有时间了，通过阅读纪念文章、资料对祖父的学识和为人才有了肤浅的了解。
  我惊叹在交通、信息传递都大不如今的年代，祖父怎能结交这么多各地的文化名人，又怎会有北京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聘请他担任中国文学教授呢？
  祖父一生不入仕途，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以教书，以在教学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为乐，曾自题楹联：“葆爱后生若珠玉，抛遗世法等唾洟。”1905年，陈布雷在慈溪县中求学时，祖父授国文，很赏识他的作文，评论“条畅有余而凝谧不足，必须加强修辞练句”，又指出“文从字顺各率职，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学文”，并嘱咐陈课毕可至冯家讲论。从此，陈常在课余假日进出君木先生槐花树门头的家。君木先生寿辰时，陈还写了一篇《荆紫园序》以贺，荆紫园即冯宅庭园，现址慈城太阳殿路44号。族侄稚望（即冯定，我辈称其季定叔）、学生沙孟海[1]（我辈称其沙家伯伯），家境不好，祖父看到他俩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不但资助他们完成学业，还特别关爱他们的成长。记得1973年，我和大哥冯彬去北京大学看望季定叔时，他忆起自己在学生时代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抓捕入狱，由祖父托时任浙江省政府常委的陈屺怀[2]先生找关系疏通。事后“上级”追查说是重犯，要严办时，季定叔已出狱。
  祖父在指导学生学习时，强调的是“主要在立品，有人品然后有文品”[3]。他的教育特点，不是单纯的“灌输”，而是鼓励学生自学、独立思考，再由老师指点、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他布置沙孟海和我父亲都良阅览《复堂日记》，并嘱他俩试作注释，以广泛了解四部要籍；他对沙孟海学习书法，强调其要多看各名家的碑帖，不能止于临摹，要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风格，又为他推荐了况蕙风、钱罕[4]、吴昌硕等名师。祖父总是广泛汲取别人的专长，我父亲学文分别得到多位老师的授业，祖父只自教诗词文学。尽管那时全国风靡桐城古文，而他和少数学者则喜爱魏晋体，崇尚江都，但祖父不排斥桐城派，这在旧时代是难得好风气。当时诗风也有两派，他并没因学问上的分歧而影响朋友间的交情。处处可见祖父的雅量、风度和品格。
  五四运动时，祖父正在宁波第四师范和效实中学任教，他痛恨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助推两校的学生组织起来。同时为效实学生自助会的周刊题写刊名，又用笔名“金口”为刊物撰写文章，有语体评论、小说与剧本。其中一篇的主题是鼓励爱国志士诛锄权奸，由自助会印成传单分寄至全国各大都市的学联会及其他爱国团体。
  “四一二事变”后，祖父看到沙孟海的几个弟弟投身革命，弄得全家不得安居，就找其四弟史永细谈，劝其要顾念老亲，及时罢休。当得知史永革命志向坚决，肃然动容，转为支持、勉励，并在日记中对史永“特笔嘉许”，由此可见祖父尊重年轻人及他们的志向。
  祖母俞氏亦工诗词，与祖父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由于祖父长期在外地任教，两人经常互寄诗词以诉想念之情。祖母还在家设私塾，招收十几名女学生。不幸，父亲11岁时，祖母因患腹瘤在宁波手术后感染去世。祖父整理了祖母的诗词遗稿，编了《妇学斋遗稿》，并题：“君词胜于诗作，又绝少，故不忍割薙，诗则删存十之四五，都写定为一卷，以付儿子贞胥藏之。壬子正月冯幵记。”[1]请吴昌硕先生题写书名。
  我在《回风堂诗文集》的诗卷中发现祖父多篇怀念祖母的诗文，还有一些怀念亲属的，如族兄汲蒙、从祖兄弟莲青等等。祖父还善于以诗文表达自己的情感，他还撰有《病中蓄秋虫十许头》等诗，其中《忆犬诗》提及的小狗名有“刚毅”、“来富”、“阿黄”、“黄耳”、“吉利”……也极有趣。
  祖父的深情厚渲博得朋友的敬重和学生的爱戴。祖父与陈（屺怀）先生是有四十年交情的挚友，祖父去世后，比他年长一岁的屺怀先生连赋悼念诗词十七首，并出一卷专刊《悲回风。吴昌硕先生去世前三天还画兰赠予祖父，他与况蕙风先生留下遗嘱让祖父撰写墓志铭；祖父病重临危，沙家伯伯（时任中央大学秘书）从南京请假赶到上海，沙家伯伯的日记写下师生诀别的情景：
  师见余至，泪下失声，余亦不觉泫然。顷之，又回头视余，又挥泪。如是者三次，余不得已退至椅后，盖胸中有千万言欲吐出，竟不能抒泄一声，人间伤心事宁有逾此者？[1]
  祖父临终前，他的学生守在庭院达数百人，不忍离去。沙家伯伯在《冯君木先生行状》中写道：
  自冬涉夏，寝疾数月，朋曹候视，趾错于庭，或通宵留侍，未忍违去。比其殇也，皆挥涕失声，哀不自胜，设位会哭，动数百人。自非赅行备德，内修于己，夫孰能感孚俦类若是其至者乎！先生去世后，每年生日忌日学生们两次集会公祭聚餐，并商议整理、出版《回风堂诗文集》诸问题。
  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童年的识字、诵习诗词、诵读《书经》及《论语》都由祖母亲自教授，祖母的去世，让父亲悲痛不能自拔，性格变得沉默寡欢。祖父心中不安，怜惜地开导他喝些绍兴酒和广交朋友来改变心情，这样“喝绍兴酒”成了父亲一生的嗜好。受祖父的影响，父亲也不入仕途。父亲先任（上海）《商报》编辑，后任总编辑；“他一向不愿意与闻行政方面的事，他以一介书生，周旋于邪正杂处稠人嚣市之间”，很不适应。1923年曾写七绝一首：“非无贻玖投琼意，终被风吹雨打回。颠倒裳衣空复尔，从知入世要奇才。”看到父亲的诗，祖父也赋“男儿入世凭心力，要与艰难战一回。脆骨媚肤徒娖娖，饥寒能忍是奇才”[2]诗一首，予以教导与鼓励。之后，父亲到上海申报馆工作。
  抗战期间，日本人接管《申报》，还要编撰《上海租界史》等，为保全民族气节，父亲毅然辞职，以给业余爱好者上门讲授古文学为生。当年我和姐姐因交不起学费不得已休学一年，直到抗战胜利。这前后，父亲又悄悄支持我大哥冯彬去苏北解放区，成为新四军的一员。父亲虽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由于好友中不少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工作者，受他们的影响，对共产党寄予期待。据陈修良先生回忆，1934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我父亲就被视为“可信赖”的对象。那时位于上海拉都路拉都坊的家，经常成为地下工作者聚会商讨工作的地点。
  抗战胜利，父亲重返申报馆。之后他受上海地下党的“旨意”，为迎接解放后接管《申报》馆办《解放日报》而组织《申报》馆的有关人士与地下党人在我家会晤商谈，这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后来还是走漏了风声，幸而上海很快解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解放后，父亲虽任上海新闻图书馆副馆长，而他极少过问行政事务，事务均由办公室主任承办，然而对做学问的业务，父亲却极其认真。他先后奉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出版社，常为了一个典故、一个“考证”、一个“断句”而翻阅大量书籍、资料。父亲所校释的书，全是大部头著作，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周绍良[1]先生介绍，《全唐文》也是父亲负责校订的，有二十多人参与。由于当时出版古籍只具出版社之名，不具校订者之名，也无额外报酬，对此无名又无利的事，从未听父亲有过“怨言”，在父亲看来，这是“我的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2001年5月底，出版界的栾贵明先生曾为出版《全唐文新编》来访，对我们说：“我看过多种《全唐文》校订的版本，包括台湾的，都良先生的水平无疑高出一个档次。”由此可见父亲治学的严谨。而父亲的为人，《世界知识》社前社长兼总编辑郑森禹先生所撰的《忆冯都良同志》中有评价：
  冯都良同志最高贵的品德是正直清廉。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有高度正义感。根据他日常言行，他的人生哲学主要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勤、俭、廉、诚、和。勤是勤学勤事；俭是俭朴，不尚奢侈；廉是廉洁，不取不义之财；诚是诚实，以诚待人；和是和善谦让，不争名利。[1]
  祖父去世时，叔父冯宾符[2]才17岁，他的年龄比父亲小13岁，我们侄辈用慈城话称他为“奥松”。有意思的是，他常以“奥松”为笔名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奥松出生19个月时，能认四五十个汉字，还有一些字口不能言，以手指之……对此，祖父以“错易颠倒历试弗爽，亦可谓小时了了矣”诗句记之，可见祖父对奥松的欢心。
  奥松13岁在上海澄衷中学求学时，因讨论抗日救国（皇姑屯事件后）、反对校方压制民主而被开除，不得不到（宁波）效实中学继续学业，五年高中毕业后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部任校对员，其间受到主编胡愈之[3]先生的指导与引导，奥松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34年，奥松追随胡先生，参与创办《世界知识》杂志，从“了解、研究、写、论”系列过程中，积累知识，逐步培养、历练自己的分析能力，成为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4]
  抗战期间，奥松没有随《世界知识》社离开上海，而是留守孤岛上海。那时的他广泛联系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与赵朴初[5]、许广平[6]、雷洁琼[7]等成立秘密的“星期二聚餐会”，讨论时局，还参与斯诺《西行漫记》一书的翻译，整理编辑了20卷本《鲁迅全集》。其间，他曾任教于上海麦伦中学、储能中学，在学校安排的每周周会上向全校师生作时政报告。奥松注步意书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而对探索真理的学生则用个别交谈、推荐进。籍等方式，以引导他们走向光明抗战胜利后，奥松先后主持了党领导的上海《联合日报》、《联合晚报》的工作，也参与了商谈创办《解放日报》事宜。1949年，上海先解放苏州河以南地区，党把主编临时报纸的紧急任务交给了奥松，奥松等进驻申报馆，连夜赶印了《上海人民》报，时为上海市民竞相争阅的一份欢庆解放和宣传党的政策的报纸，几天后《解放日报》正式出版。
  1950年，《世界知识》社迁至北京，奥松先后任副社长兼秘书长、总编辑和社长兼总编辑。与父亲一样，奥松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凭借着锲而不舍的刻苦自学精神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现任《世界知识》副总编辑姚东桥认为他是“我国国际问题领域的拓荒者，也是我国现代杂志编辑的先驱”[1]。
  虽然父亲与奥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他们的关系比同胞兄弟还要亲。记得我们小时候喜欢“翻”父亲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因为那个抽屉里存放有奥松、奥婶的结婚喜帖，是由父亲以“冯贞胥”名义发出邀请的，印制得很漂亮、很精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我家和奥松家总是住得比较近，往来始终密切，大多是奥松到我家，他们兄弟俩边慢慢饮黄酒，边聊。奥松嗜烟，他的“烟瘾”缘于他的不停写作。在我家，奥松多次向大家宣布：我已戒烟了。侄辈们追问：戒烟？多久了？奥松的回答是已有几个小时。此话一出引得哄堂大笑，没隔多久，奥松就会讨香烟抽。奥松与冯彬年龄只差十五岁，因从事的同是新闻职业，又同喜欢抽烟，叔侄俩常是一面吞云吐雾一面海阔天空地神侃。
  不幸，奥松确诊患病，先是北京误诊，后在上海才确诊是直肠癌。1963年在北京医院做了手术，又在杭州疗养了一段时间回京恢复工作。三年后，奥松又住进北京医院，父亲并没有去看望过他，但心里总惦记着。母亲等人了解父亲的心思，大家轮流去医院，回来就向父亲汇报详情。一次，别人去看奥松，父亲随同前往，却坐在医院对面的东单公园里等，他受不了医院里那种压抑的气氛，怕见到被癌症折磨的奥松，怕自己情绪失控。父亲对奥松的离去似乎早有准备，但真的得知奥松去世，他在家还是坐立不安、悲痛难忍。父亲没有参加奥松的遗体告别，母亲等家人参加并一直护送奥松的遗体到八宝山火化场。记得我曾读过父亲那天的日记，读得我眼泪禁不住汹涌而出。
  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没有“表白”，只有细心观察才能领悟。母亲徐黎如[1曾求学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因结婚辍学。母亲知书达理，贤惠善良，由于对父亲照顾体贴，形成父亲生活上对母亲的依赖。进入老年后，父亲每天会为母亲分好三餐的药片，并督促其服用；亲自去北京最新鲜的面包店为母亲买面包，母亲于1952年胃切除80％，要吃富有营养又易消化的主食，有时须排一小时队才购得，需要极大的耐心。父亲的情绪也常随我母亲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母亲60岁生日那年，子女们委托大哥主办母亲的寿庆，他在颐和园十七孔桥附近的万寿山饭店包了一套房间，两间卧室一间大厅，父母亲和外婆、二姨妈由两个年轻人陪同住了两晚。祝寿的亲戚24人在万寿山饭店聚餐，非常热闹。事后父亲感慨地说：“你母亲一生辛劳，只有这几天才得以摆脱家务，难得清闲休息，最惬意。”
  1970年，父母亲回到慈城居住，每当他俩的结婚纪念日，父亲会在日记中记叙。如1971年12月3日的日记：
  今日为阴历十月十六日，五十年前与黎姥结婚之日，西俗所谓金婚纪念也。忆十年前此日感弟曾发兴号召容舒、意可在中山公园设宴，一家团聚尽欢。今又十年矣，感弟若在当如何兴高采烈，今则已矣，伤哉。[1]
  1976年12月6日的日记：
  今日为阴历十月十六日，五十五年前余与黎姥结婚之日也，弹指光阴如同梦寐，颠沛一生，奄其尽矣。
  父母在慈城一住就是六年，父亲虽然很喜欢他的出生地及童年生活过的慈城，那儿环境安静，生活上有老阿伯的儿子舒仲[2]等亲戚照顾、陪伴。但毕竟儿女都不在身边，二老还是有寂寞感。每当我们去慈城看望，父亲总会伫立在二楼窗口向弄口张望；而临近离开，他就会伤感地计算日子。
  暂居慈城的日子，父亲每天阅读英文原版小说与英文杂志，或重读古诗、古史、古典文学作品。1974年2月，父亲到慈城医院测量血压为102—200，他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披览英文书刊每日原在五小时以上，此虽属消遣性质，而查阅辞典颇费脑筋，正同学生读书一般，于“休息”意义上似大有妨，故以后拟予限制，每日不超过三小时。
  那时的父亲还能全文背诵毛泽东的“老五篇”[3]，一方面在于赞同这些哲学观点，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他在夜间失眠时也常以背诵古诗和老五篇来消磨失眠时光；父亲还默写了老五篇之《实践论》一文，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内侄女。
  在同辈诸（堂、表）兄弟姐妹中，大家习惯称呼我的兄长为大哥，大家参加工作后，改称他参加革命后改用的姓名冯彬。1945年5月，大哥通过堂兄冯昌伯从“苏区”到“白区”采购药品、军需物资的‘乌篷船’到苏北解放区去，那时他才16岁，个子还没枪杆子高，行军时人家背枪是“挎”的，他只能“横端”，否则枪托会碰到地面。
  那时经常有急行军，因吃的是粗粮，最痛苦的是解不了大便，又怕赶不上队伍。有几次，冯彬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夜间行军，他从二层楼高的高处坠落，腿部骨折，不得不由战友背着行军；又一次下乡，被“还乡团”包围，幸而突围成功；最幸运的一次，是他被临时抽调去执行“文书”任务，而原战斗队的战友们正是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全部牺牲。此后的冯彬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从新四军政治部到襄阳的湖北子弟兵报社；从广州中南军区战士报社调到解放军报社、新华社国际部、新华社参编部要闻组等，并获得高级编辑职称。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下雪，他几乎每天早上都是五点多骑车出门，到办公室，先扫地擦桌再打开水泡杯浓茶，后收集各国通讯社的新闻，接着摘编，写成数千字的内参要闻，这是当年专供中央高级领导阅读的“大参考”。1984年，年过半百的他被派往意大利任首席记者，他的专长是英文，后又脱产学过法语，抵达意大利后，冯彬又突击学习意大利文，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并出色完成了工作。身为老资历新闻工作者，他从不“摆谱”，不以老资格自居。2005年，他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他连说：“很惭愧，很惭愧……我到新四军时已是1945年7月，而8月日本就投降了。”
  每当他获得荣誉或称号，他总说“惭愧”。退休前，单位曾为他申报“特殊津贴”，被他的“算了”谢绝。他曾和新华社同事合译出版了《克林顿》一书，离休后又伏案翻译了曾获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长篇小说《蒂波的一家》，2001年，中国翻译家协会因“冯彬同志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成绩卓著，特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我们也是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才发现了这一张证书。前几年，家乡政协要编《江北之骄——名人录》，让他填表，他又是以一句“算了”谢绝……冯彬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优良品德，继承了冯家的家风，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父亲的书房、客厅和我的人生
  口述者：冯昭奎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研究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宁波宾馆口述时间：2014年2月
  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是北京无量大人胡同6号内的一个院子。当时我的大伯伯都良一家也住在那条胡同，离我家不远，两家来来往往，宛如一家人。
  北京无量大人胡同6号曾是外交部宿舍，是由四个院落组成的大杂院，先后住过几十户外交部的司局级干部。我家位于最里面的院子，是个两层小楼，我家住一层楼。二层楼有一个阳台，据说这院的原主人是梅兰芳，早先（20世纪20年代）梅大师在这里接待过瑞典皇室贵宾，又在二楼的阳台练过嗓子。
  乔冠华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前曾住在小楼的二层。我家搬进去时，二楼住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刚搬走。与小楼最近的一套平房，房客先后是黄华大使与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方老师。当年的我，总觉得我家的邻居“很不简单”。孟用潜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曾任刘少奇主席的秘书；何老师参加革命比孟晚了十年，也在张闻天手下工作过，当时的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调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成为邻居何老师的“部下”。
  我家进门是个不小的门厅，里面有四间房，父亲的书房兼父母的卧室，客厅兼招待客人的“宴会厅”，平时吃饭的房间和我们姐弟几人住的小房间；后面是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令我感到晦暗。
  书房朝阳，总是充满阳光，暖意浓浓。靠窗是父亲的那张大书桌，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文件，其中有每天叠加的新华社
  《参考资料》，分上午版、下午版，好像有时还有中午版，两三种版本的厚度都不逊于杂志。我读高中乃至进大学，每个周末回家，总喜欢进父亲的书房转悠，翻翻这看看那，尤其感兴趣的是那摞《参考资料》，而父亲却不想让我看，总说：“专心学你的理工科吧，国际上的事儿一天一变，风云莫测，不像牛顿定律，能管几百年。”
  书桌的后面是几个大书柜，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图书”占了相当大的空间。当时的出版社除出版《世界知识》等三种国际问题杂志外，还出版有关国际问题的图书，其中一部分是供党政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图书”，这些图书的扉页印有“本书供部级以上干部阅读”或“本书供局级以上干部阅读”的文字。我有时忍不住“偷读”这些书，不经意间“享受”了“局级”乃至“部级”以上干部的待遇，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有点诚惶诚恐。
  父亲的字写得很漂亮，即便是听报告或开会做记录，也保持着工整的字迹。记得读过他做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笔记，我不知这笔记是否是他聆听毛泽东主席讲话的记录，觉得毛主席讲话好生动啊。不过，等到该文公开出版，才发现笔记的内容与出版物有差异。
  父亲的书房没什么摆设。墙上仅挂着一块匾额，内容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诗，那是鲁迅先生为父亲题写的。茶几上有支克里姆林宫形状的小室温计，那是父亲访苏归来带回的。
  紧连书房的客厅经常宾客满座，而进父亲书房的人却不多，常见的有两位，一位是当过中宣部副部长的姚臻叔叔，一位是我的堂兄冯彬。姚叔叔曾是父亲加入地下党后的单线领导之一，时主管国际宣传，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又是“独此一家”的权威性国际问题出版社。姚叔叔来我家，虽有叙旧，更多的是与父亲谈工作。记得1958年春，姚叔叔来得较频繁，好像是因为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不久，《世界知识》第12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此文后被《人民日报》转载，才知姚叔叔与父亲忙于讲话辑录稿的整理、发表。冯彬当时在新华社参编部工作，经常向父亲讨教，父亲也乐意跟他聊。叔侄俩都爱抽烟，他俩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海阔天空地神侃。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暖融融，靠在一旁的我常常听得入神，全然不在乎满屋的烟雾。
  不管父亲在不在家，我家常有客人，周末的客厅像“宴会厅”，而每到月底，母亲况密文就会对父亲说“钱用完了”，“清苦几天”，待到工资到手，又照旧宴请宾客，乐此不疲。可悲的是父母亲的热情好客竟被造反派批判是“大吃大喝”，当然这是后话。“主雅客来勤”，父亲常常在客厅高谈他的国际形势见解，而母亲总是张罗着用好酒好菜招待来客，赵朴初伯伯的“每忆高谈惊四筵”的诗句就是指当年我家客厅的情景。有一次，清华大学请父亲作国际形势报告，我和同学们排队进入清华大礼堂，迟到的学生只能在后面站着听，或者在阶梯教室听拉线广播。坐在球顶建筑物礼堂的我，就有一种幸运感，这样吸引全校师生的报告，我却可以在家里经常听到。
  我家的客人除亲戚外，来得较多的是父亲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同事，其中几位老同事是抗战胜利后与父亲在上海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共用一张旧写字台各司其职的人，他们是编辑、出版、发行《世界知识》的骨干人物。
  另外一拨客人是民进的同志与朋友。父亲与赵朴初、雷洁琼早在1943年就是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讨论时局的“星期二聚餐会”成员。三年后，父亲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前后，父亲与大伯（冯都良）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的住处接待或掩护沙文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省长）、冯定、孙冶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中共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活动。
  那时，我家在上海文安坊5号（现襄阳南路附近）三楼，二楼住的孙冶芳一家（当时我不知道我家是掩护孙），每天出门前，母亲总千叮万嘱我们在外面不要乱讲话，就怕父亲出意外，然而父亲还是出事了。大约我4岁的一天，日本宪兵闯入我家，我被杀气腾腾的场面吓得躲开，后从姐姐、哥哥的讲述中才知，是日本宪兵队侦查父亲工作的大用出版社，因抓不到进步作家楼适夷[1]，就抓捕了父亲。父亲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不肯说出楼的去向，后由周建人（鲁迅的弟弟）及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对此，楼适夷后吟《忆仲足》一诗：
  最忆储能冯仲足，照人肝胆明如月。
  插刀两腋为同俦，烈火酷刑炼铁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做了多年民主党派的工作，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秘书长、民进北京市主任。赵朴初、雷洁琼、徐伯昕、杨东莼等民进会员，都是父亲的老朋友，赵伯伯被称为父亲的“铁哥们”，雷阿姨被称为父亲的“铁姐们”。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父亲千方百计地将心直口快、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雷阿姨“保”了下来。
  可在“文化大革命”，身患癌症的父亲亦难逃一劫。尤其是1966年，肠癌并发肝癌的父亲已卧床不起，此刻的书房成了他的“病房”，来抄家的造反派在父亲的病床两头贴了“坦白交代，抗拒从严！”，“打倒某某某”，“打倒刘邓司令部在新闻战线的黑干将”等标语。等造反派走出家门，气愤的姐姐好提撕下一张标语，而父亲却让姐姐重新贴上。当时院子里还有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主要内容一是要交代与“修正主义分子”冯定的关系，一是批判父亲的“大吃大喝”……而父亲让我们要正确对待毛主席发动的群众运动。可当造反派诬蔑《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之时，父亲再也忍不住了，一字一句抗议：“说《世界知识》是‘卖国杂志’的人，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想想也是，父亲从1933年开始他的写作[1]，第二年，追随胡愈之先生，参与创办《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世界知识》的宗旨是为苦闷、彷徨的中国青年开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由此，父亲从作者、编辑到总编，为《世界知识》呕心沥血了大半辈子，而如今《世界知识》却被诬蔑为“卖国杂志”，父亲真的很伤心，很痛心。
  由于心痛，由于病痛，往日被孙辈昵称为胖爷爷的父亲那宽厚、乐观的笑容不见了，书房的病床上只有叹息，只有呻吟……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前一晚，我从外面回家，父亲看到我，眼睛顿时一亮，说：“阿平，你给我拉一段《魂断蓝桥》[2听听。”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自发现肠癌到上海做手术后，已有四年，住过好几次院，虽说健康状况一次比一次差，但父亲从没有直接表达过对家的依恋，对亲人的依恋。这次又将去住院，再次离开家，离开书房，父亲想借助这一乐曲来表达自己的心愿。而《魂断蓝桥》时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如果被大院的造反派听到，将又是一场灾难。然而，我们已不顾这些，为了父亲的心愿，一旁护理的母亲拿出一条厚窗帘，把它挂了起来；好提出门去院子看外面的动静；我拿出积满灰尘的小提琴，拂去浮尘，擦松香，调准弦音……当旋律从我的手指和弓弦之间滑出而回荡在父亲的书房之时，我的心灵如醉酒般地颤动起来，表达出我们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离别之情，我们彼此是那么的依恋，那么的不舍，又是那么的无可奈何。当音乐戛然而止时，我们仨泪流满面，只见父亲闭上了眼睛，脸上有了瞬间的安宁。我喜欢音乐，父亲曾经多次给我音乐会的票子；父亲和大伯常听我拉的《茉莉花》。现在想想也是欣慰，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在父亲最后的书房，我的喜好给病痛与心痛的父亲带去瞬间安宁。
  1966年的夏天，我工作的七机部二院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的号召，将抽调力量去贵州，我是其中一员。当时的领导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三线’一天不建设好，他就睡不着觉”，为了让毛主席能睡好觉，我们一批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坚决响应号召参加“三线”建设。我去北京医院与病重不起的父亲道别，说我要去参加“三线”建设，挺远的，在贵州遵义。父亲平静地说，“年轻人么，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
  与父亲告别后，我随支援“三线”建设的大军来到贵阳，在远离北京3000多公里的“064”指挥部，设计隐身山洞的半导体车间。其间，因惦记父亲的病情与同事谈起，一同事告诉我一好消息——上海一教授发明了治疗肝癌的新药。可还没来得及写信联系，这年11月30日，父亲带着双重的痛苦——病痛与心痛，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书房，离开了伴随三十多的《世界知识》。当3000多公里之外的我接到“父病危”电报之时，竟还想着去上海替父亲买新药呢。到上海听一亲戚说出“您不用去”四个字，我才明白，那天与父亲在北京医院相见竟成我们父子的永别，“年轻人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是父亲对我的最后遗嘱。
  从上海回到北京，父亲的遗体已火化。时是“文革”，父亲被批，而外交部的一些领导，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些同事还是“悄悄地”与父亲告别。13年后的初春，外交部为冯宾符、吴景崧、梁纯夫三位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黄华、胡愈之夫妇、乔石夫妇、周建人、赵朴初、雷洁琼、孙冶方夫妇、宦鄉、于光远、冯定夫妇、孙起孟、萨空了、冯亦代、刘贯一、徐伯昕、陈翰伯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全体同志近300人出席了追悼会，1979年3月2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追悼会消息。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停刊被诬蔑的《世界知识》同年复刊，与读者再见面。还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如今的我子承父业，从工程师转行为日本问题研究的研究员。
  我觉得我的转行与父亲的DNA有密切关系，我家在无量大人胡同的父亲的书房是我学生时代的“第二课堂”，我从中感受真理之美，感受写作之趣。我觉得我的转行不仅是父亲职业的传承，而且是父亲意志的传承。我学的是俄语，大学毕业参加军垦农场劳动时，我从父亲当年自学英语受到启发，悄悄自学英语。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学外语被视为崇洋媚外，我就搞到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每晚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从英文反推中文意思（因为中文语录天天读，大都记得住），记了很多英文词汇。回想当年自学英语的环境，真是不可思议，但我常以父亲自学英语、翻译《西行漫记》的那种精神自勉自励。正是父亲的榜样，1978年人事部组织的科技人员英语水平考试，我获得笔试67分、口试5﹣的成绩。那时考70分的科技人员可以不参加培训就可出国，我的笔试成绩虽差三分，但由于口试接近最高分，也被列入免于培训之列，于1979年选送到日本做了两年访问学者，为此我又自学了日语。
  如果说自学外语是以父亲为榜样，那么喜欢写作也与父亲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从日本回国后，我将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写成科普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发表，其中《软件的崛起》一文受到国家科委领导的重视，并与我约谈，希望我去国家科委工作，当时我已达到了可读懂俄文、英文、日文的专业技术文章的水平，又有半导体和电子学的专业基础，而且最向往的工作就是能够安安静静地做些资料翻译工作，正好国家专利局招人，我便到专利局接待大厅填了应聘的表格，等了一个多月不见回音。世间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在一次《世界知识》的作者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何倩，他建议我调到日本所，说到日本所也可以做喜欢的资料工作，于是我写信给日本所人事处，想不到一周后就有了回音，又过了一周就搞定了调动手续。此后，国家专利局也发来商调函，表示“热烈欢迎”，但为时已晚矣。
  回想起来，真是有缘，由于父亲奉献了大半生精力的《世界知识》的“牵线”作用，我成了老邻居何方老师的部下。这一调动被同事戏称为“变身”，而我说是“半路出家”。人到中年的我，专门从事日本研究，我克服了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不足等困难，靠着勤能补拙、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和行动，主要做了三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与科学技术。众所周知，转行到陌生的领域，总得找一条进入此领域的路径，我利用我所学专业和原工作的特点，将研究日本的“技术立国”作为第一个选题，撰写了一份题为“美国为什么要日本提供军事技术”的报告，发表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第二年就被评选为社科院“优秀报告”。去日本考察后，又撰写了“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的考察报告，被中央有关部门选作“县团级文件”发往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我的研究视野扩大到“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写下了《日本的新技术革命》、《日本经济的活力》、《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日本的经验和中国的改革》等。其中《中日流通业比较研究》这一课题，分类出版了《中日
  流通业比较研究》、《日本的零售业》、《中日流通业比较》、《AComparisonBetweenDistributioninChinaandJapan》四本专著，之后又出版了《走向技术立国之路》、《日本经济》等，迄今我已有12本个人著作。
  在对日本的研究过程中，我自然而然想到了中日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日关系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路，来研究中日关系这一课题，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先后出版了《对话：北京与东京》、《日本：战略的贫困》、《中日关系报告》等书和数以百计的评论文章、内部报告，这些成果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我退休后，被邀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日研究所所长（其实只是挂个名），2004年10月下旬，在哈尔滨的我接到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个重要会议，要我回京后马上向一位领导同志“报到”。我回北京后不久，就接到这位领导同志的电话，通知我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并让我告知其车牌号。我说，我是退休的普通研究人员，没有专车，只好乘出租车。对方说：“那我们就派人在中南海门口接你吧。”待到开会那天，我来到中南海门口，说明来意，警卫很快放行，我没等人来接，“趁机”在这个“最安静的公园”散了步。
  进入会场，才知道是胡锦涛主席召集一次小型座谈会。胡主席还没有到，先进入会场的人打算到会场门口迎接，却不料胡主席身穿夹克，脚穿布鞋，走路很轻，已经进入会场。他绕椭圆形会议桌转了半圈，与发言者一一握手，然后在会议主持人旁边落座。我看与会者个个都身份不凡，暗嘱自己不要主动发言。没想到在第一位发言者讲完之后，胡主席就点了我的名：“冯昭奎，你讲讲吧。”按照会前有人特意给我打的招呼，我的发言用了40多分钟时间，比其他与会者的发言时间多出一倍。
  因为写写写，我和我的文章引起了关注，既受到批评和指责又得到肯定和赞扬，其实我只是个书虫，只想努力说一些实话，为人做事都很呆板。1990年前后，院里要我当副所长，我拒绝了，但仍然被以一种“没得商量”的方式接到任命，我硬着头皮当了一届就主动辞职。2011年，因为在公共汽车站偶遇其他所的老朋友，告诉我院里正在评选学部委员，我就填了一份表格，出乎意料地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反正从工程师改行做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此后遇到的种种事情，都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也可以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我的祖父是旧时代的士大夫，父亲是新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我是他们的儿孙，继承了他们的基因，秉承了他们的性格。有意思的是，年过古稀的我至今仍以研究、写作国际问题为乐，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除了有时在书房里听听音乐，没有什么嗜好，每天就坐在书房里，不是看与研，就是思与写，这一切正是缘于父亲对我的启蒙、培养、熏陶。
  （冯昭珏、冯昭逢参与口述）
  ⊙这里差不多只剩我姓冯
  口述者：冯一敏出生年月：1932年职业：会计学历：中专肄业
  口述地点：慈城太阳殿路42号口述时间：2011年6月
  这里（太阳殿路）旧称槐花树门头冯。原来沿太阳殿路有个大道地，栽种不少木本、草本类植物，是慈城几处冯家花园的其中一处。花园是否栽植槐花树而得名槐花树门头冯呢？族人没有传说，我也没有考证。只知道隔壁墙门（西面，现址44号）是君木先生的教书处，他的学生有陈布雷、沙孟海、冯定等，冯定还是我们族里人。据说冯定先生被国民党追捕时，君木先生就让他躲藏于44号南面、冯家花园池塘北面的那口孝子井弄堂内，当时这弄堂也属冯家，外面有堵砖墙。阿娘阿爸等长辈们讲一段往事像讲故事一样，不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讲的事。
  我还记得我家的一副对联：
  清神照水明纤蔼，
  高论排阊动夕风。
  上面还书“友青从兄雅属”几个字，落款是冯幵，即君木先生。友青是阿爷的名，从兄的称呼应是他们的祖辈为兄弟。这副对联贴在堂前，我五六岁大，阿爸就教我认对联上的字，认识后，每晚上楼睡觉，阿爸（他出门在宁波谋事，一般每月回家一次）总让我读一遍，好像还讲诗的意思，对联中间是一幅山水画，看上去黄兮兮、旧奈奈，也是阿爷朋友送的。
  旧时，我族要挂一幅画像，画有18人像，人像边是他们的名字，并列的女人像是他们的妻子，从上而下有五代。最上面是天梅公（所有祖先名只是听大人说的记忆）与仪初公兄弟，各有一室妻子；依次是守全公，原配、继室二任妻子；依承公，原配、继室两任妻子；灵云公，原配、继室、续室三任妻子；最后是微宾公，原配、继室、续室三任妻子，微宾公的坟在清道观后山。这幅祖宗像由树德堂各房轮值，轮到哪房，祖宗像就由哪家保存，下面的子孙就去哪家祭拜。
  阿爷有三个儿子，依次为崇甲（仁镜）、崇颖（仁聪）、崇焕（仁麟）；而阿爷自己也是三兄弟，二阿爷早逝，三阿爷也有三个儿子，即使这两家轮，也需好几年呢！阿爸排行第三，一般长子长孙轮值居多，所以从我记事起，我家也没挂过这幅巨像。我家挂的是另一张太公像，上书润之公，那是我的曾祖父。
  据传树德堂自灵云公开始从商，主要从事运输——赶驳头船（慈溪方言，意为撑船），这船一直能撑到上海。之后，微宾公做药业生意，没做出多大名气。名气不大，业务不错，单阿爷一直为全寿斋阿大，是没股份的职业经理人。阿爷60岁那年，据说院子里搭绢篷办酒席庆祝大寿，而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没有看到这热闹场面，不过在做阿爷七十阴寿时，父辈们将十年前朋友送的对联、画轴一一悬挂，我看到有钱罕送的对联等。
  1933年，二阿伯的先生杨先生的儿子结婚，阿爷吃好日酒，酒席上有河鳗等大菜，河鳗有助气之药效，再说是野生河鳗，患气管炎经常气喘的阿爷因河鳗的助气药效，当夜气喘而亡。
  阿爷过世后，阿娘将家分为四股，她的晚年由三个儿子轮养。那时二阿伯仁聪在宁波后马路开办九华堂，大阿伯仁镜入股慈城二成斋，而阿爸曾在九华堂当过阿大，时间不长，以当职员为生。阿娘基本住我家，大姐、二姐出嫁后，我随阿娘睡，阿娘识点字，她肚里的故事、谚语不少，常是出门观天色，决定带不带伞，什么早雷不过昼，什么月晕风，而“白露白米米，秋分稻头齐”之类的农谚更多。长大后，我爱好农时谚语、吟诗撰句，不能不说是受父亲让我背诗、阿娘谚语的影响。
  儿时六月乘风凉，阿娘、阿姆总用草扇边掸蚊子，边说古道今，其中是让我们猜谜语，如“大早之年不肯晴，黄梅细雨满天星。若要天公晴，满天扯乌云”，这谜语印象最深，谜底是露水。
  俗话说，一娘生九子，离娘十条心，父辈三兄弟的性格完全不同，其儿孙更不同。“文革”抄家归还财物时，镇上将一幅冯叔吉祖像给了我，每年伏天我将其晾霉。一年晾霉后，觉得自己是女儿，祖宗的东西还是儿子来保管为妥，就对堂哥伯生说，这是祖宗像，明代太公。他一看是蛀虫烂沫的东西，说：“烧烧脱好了，他们不是都烧掉了嘛！”我一听此言就明白了，就收起了祖宗像。
  1992年春天，冯骥才来慈城寻根，有人陪他来这里，我让他看这幅祖宗像。他一看很喜欢，他说出钱。我说不要钱，你喜欢就由你保管……几天后，我和女儿健慧在钱先生陪同下到冯骥才下榻的金龙饭店（现富邦大酒店）将这幅祖宗像送给冯骥才，实在是想祖宗像有个更好的归宿，不论是前后新屋冯家，还是布政房冯家，因为我们都是大树将军的后代。
  阿爷名下孙女多，孙子少。大阿伯的独子是残智，有婚配没拜堂而折，我有阿弟，未成年而夭，只有二阿伯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海，两个在上虞。这样走的走，亡的亡，槐花树门头这一弄内，现在姓冯的差不多只剩我了。
  ⊙槐花树门头与九华堂
  口述者：冯尚荣出生年月：1949年职业：工人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宁波市白衣巷53号口述时间：2013年4月
  我慈城的家在太阳殿路43号（原址大门是太阳殿路33号），旧称槐花树门头。打我记事起，门口有三株槐花树，槐花树门头冯[1肯定由此得名。我家南面是太阳殿路，20世纪60年代有大门，前四扇大门，后两扇大门，前后大门相隔2米，平时大门不开，也就是家里遇红白喜事才开大门。进大门近10米正前方，有一株向东横卧的槐花树，横卧的长度与大门一样宽，直径约50厘米，枝干却直立向上，树枝茂盛，而卧地的那些树干有点空心，可看出那岁月的苍老。在这株老槐树根部南面，还有株小槐花树，那株树干细得多了，像是老槐树的子孙，不过这一横一直，一老一小，现在回想起来蛮有意思，印象很深。大门的东面是一扇小门，这才是我们70年代前进出的通道。离小门东首约5米处（即现在从太阳殿路通往我家的弄道）又有一株大槐花树，其直径比横卧的那株还要粗十多厘米，好像被劈去一半。70年代初，三树同时被毁。
  大槐花树的东首是三间屋基地，屋基地墙后是约3米见方的小天井，然后是三间朝南的房子，加一间向东的偏屋，那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小时候的家。屋后有条弄堂，这弄堂现在还在，进去约4米的北面是四房的大门。大约往北一间多点屋面，
  有三间平屋。这屋西边外面是两道大门。两道大门是石墙门，所谓石墙门，就是用4块大石头做的门框，我小时候是有大门的。与它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是一堵地基，约15米长，基石是一米宽、三四米长的条石，家人弄不明白，朝北是平面光滑的，而朝南那面却是毛坯，地基上面便是瓦砾，这一大块空地我们用来种蔬菜。应该说，地基还在，地基的西北角有一口井，旁边还有洗衣用的近2米长的石槽。三株槐树被毁时间，约在70年代初，在地基上面砌建了平屋。过两道大门近12米是现在我家的外大门，往西七八米处又有一个墙门，穿过这个墙门，有五米宽的道地，前进为二楼五间，屋跨度有10米多，中间是个大堂前，我家阿太、阿爷的灵堂就设在那儿。堂前前后各6扇门，堂前右手前后各两扇门开着通往后进，也可通向我家后门的通道，后进是三间两层楼，这些房子现在都还在。
  我小时居住的那些房子，祖父辈于1962年卖掉，搬到现在的墙门，是太公（婆）分给阿爷的房子。这之前，太公给阿爷辈三兄弟分家，按“兴”、“立”、“成”三房而立分书。当时太太婆（高祖母）还健在，从分书上能看出老一辈考虑得很周到，分书写得很详细，以避免以后产生矛盾。现存我家的大藤篮上书“松立”字样，而一些小器皿上书写的是“立”字，应该是分家前后的财产。
  阿爷辈是三兄弟（参见6.2.4），我家是二房。早年，阿爷与他人合股在宁波创办了九华堂药店。因经营不理想，他人逐年退出，阿爷把家产都投入了九华堂，经多年努力，才把借债还清。药店就在后马路（现为人民路），车站路旁边。印象中，隔壁有同大酱油店、肉店等。我外公在那儿开森泰祥，是租来的两层楼房，有两间门面，做切面、烤麸生意，南首隔壁是阿爷的九华堂，也是两层楼房两间门面，楼上住人并做仓库，有阳台可以晒药。印象中店堂后面有个竹笆园和一棵粗约20厘米的梧桐树。九华堂公私合营后，阿爷在存济堂工作，存济堂在中马路，临街一面是两扇黑大门。阿爷一直工作到退休，当年阿爷的退休工资有四十多元。解放前，阿爸曾在阿爷店拜凌松堂为师，后因生意一般，阿爸经亲戚朋友介绍到上海药店打工，公私合营后进了雷允堂药店工作，因业务熟悉，退休后一直留用。1996年才正式退休回家。
  另据我所知，我家从曾祖父开始搞药业，分书中提到，祖上在上海一药店有股份，但到父辈以后再也没人从事这一行。
  ⊙父亲冯定的一生
  口述者：冯宋彻出生年月：1947年职业：博导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天外天烤鸭店口述时间：2011年9月
  我去过宁波，没去过慈城，但我是北京宁波经济促进会会员，促进会中有些是慈城人。曾经听父亲谈起，现在看他写的自传，我们知道，父亲的十一世祖叫冯叔吉，为明朝湖广布政使。布政公有两个弟弟，后代子孙繁衍，父亲所写与这份世系考（表6.2.5）基本相吻。
  父亲是布政公正支这一脉，据说布政公的孙辈中有个次牧公，好文能诗，祖上口传了他的“雪地飞金让穷人拾金换米”，“满清政府征聘他出仕而没去，遗嘱用明朝服装入殓”的逸事。布政公的子侄辈，多在明朝晚期做官，因而慈城的家中曾藏有不少明代祖先遗像，没有一幅穿清朝服饰的祖先遗像，每年春节都要悬挂。父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出生，自幼听到的忠孝故事、祖上（家族）的反清思想，深深地烙在父亲幼小的心灵，父亲青年时期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激情即源于此，同时伴随的是“荣祖耀宗”与“显亲扬名”等观念。
  爷爷是两兄弟，布政房冯到爷爷这辈已彻底败落。听父亲讲，从次牧公开始，冯家开始衰微，家里是用借条糊窗。我们的高祖父已靠手工讨活，曾祖父金福做厨子还当漆匠，祖父慎余是漆匠[1]，因此，乡邻称幼时的父亲为“漆匠阿慎的儿子”。
  父亲是爷爷的幼子，取名为远龙，其他儿子依次叫寿龙、友龙、文龙，还有四个女儿。由于父亲的价值观，他与我们只说起过爷爷、大伯与大妈。大伯与大妈，即父亲的大哥与大姐。大伯比父亲年长五岁，也是漆匠，打父亲记事起，家里的生活就是靠爷爷、大伯的劳动所得来维持。长到十多岁，大伯就病了，得的是肺炎，父亲看着大伯生病无治、奄奄一息直至离开人间。没多久，爷爷也因生肺病离开了人间。大妈嫁给开小铺的陈寅兰，早年守寡。大约从1925年起，大妈和她的儿子在上海开小百货铺子为生。十年后，父亲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时，租住在大妈家的空阁楼，那儿是父亲与外界联系的通讯联络地址。新中国成立后，大妈的小铺关歇，父亲介绍大妈的长子，外甥陈长生到华东一公司工作；大妈的幼子陈翼生，在工人合作社做事，加入共产党。我们在上海期间，大妈还抱过我们，他们姐弟俩感情颇好。1953年，我家随父亲工作调动从上海搬到北京定居，我们很少与大妈家来往。
  从父亲所记的资料所知，父亲家在布政房内，只有一间老房子，是前后宅穿堂旁边的一间房子。大伯去世的同一年，三伯文龙也死于肺病。不久，二伯友龙离开慈城去僻陋的嵊县一个小首饰店做学徒。出师后，二伯由族人保荐去苏州一较大的银楼当匠师，那时爷爷已生病，不能劳动，二伯的工作所得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家里经济虽较为窘迫，但爷爷还是将父亲送入慈溪政婉小学。正是爷爷送父亲读书之举，使二伯误认为爷爷对长、次子的严厉与对幼子的偏爱，因而导致兄弟不和。其实，二伯是不知爷爷“荣祖耀宗”的内心祈盼，作为望门之后的爷爷很希望儿子们能通过创业和读书来改变家里的困境，而且二伯不知祖父的用心良苦，看不到他的弟弟、我们的父亲过人的才识。父亲很会读书，族叔君木公[2]知道了这一情况，在他小学毕业前，写信给爷爷，希望能让父亲继续升学，而且建议父亲读师范，费用较少，当时的初入学费约四十元，以后每年包括膳宿在内也不过三四十元。据父亲回忆，后来爷爷只付入学一笔费用，每年只负担十元钱，其余的二十元由君木公和君木公的一远房侄子负担，只是不知这位族人是谁。爷爷经过几天盘算，采纳了君木公的建议，可没等父亲小学毕业（1916年春天），爷爷就去世了。这年秋天，父亲按爷爷的遗愿，考入宁波市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继续读书深造。不幸的是两年后的冬天，父亲患肺病吐血。肺病似乎缠绕着我家上辈族人，爷爷、大伯、三伯先后丧命于肺病，君木公说啥也不愿看到他的族侄再被此病所吞噬，立刻筹资大洋数百元，送父亲进医院治疗……因病，因休学，父亲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开始用“昌世”之名。我不知是谁给父亲取的名。
  1921年夏天师范毕业后，由祖母做主，父亲与俞襄结婚。同年秋天，父亲考入刚成立的宁波证券花纱交易所，在会计部任传票记账员。父亲就把妻子接到宁波。父亲离开慈城前后，家里因二伯所赚的钱，将已直卖[1]的祖传的五六亩祀田赎回来了。二妈，即父亲的二姐嫁给一个农民，生了一个女儿后自杀了，而且后来二妈家人也都死了。三妈，父亲的三姐嫁给一个姓曹的厨工，有一个儿子，名叫曹瑞春，新中国成立后由冯定介绍在上海一所小学教书。四妈，父亲的小姐姐嫁到浙江衢山（今属浙江舟山市岱山县），丈夫是那儿一个中药铺的司账。前面说过，二伯与父亲不和，父亲离开慈城独立生活后，便由祖母做主分了家。分家三四年后，祖母也离开了人间。当时这家是怎么分的，从没听父亲讲过，也没有文字记录。只有二伯“于1930年前后，回到慈城摆小摊，开小铺，赎回老宅的5间房子[2]。经常承值远祖的祭祀。抗战时参加了一贯道，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要其劳动改造……”等传记。可能因二伯的这些情况，父亲几乎不提二伯的名，因而我们完全不知道二伯和他儿女等的情况，不知在老家是否还有二伯的后代。祖父母的早逝，大伯和三伯的夭折，还有二妈的自杀，使父亲痛恨当时的社会。
  父亲结婚时，原配妻子俞襄才十五岁。父亲给她安排了教育计划，最初下班后教俞襄读书，让她写字，练习算数，后又鼓励她报考宁波女子师范，结果名落孙山又去补考，并请君木公写信说情，才录在备取生的最后一名，勉强录取。可世间的事往往好事多磨，在录取可读书之时，交易所破产，父亲又随着君木公到上海修能学校教书。父亲年轻时，因家庭遭遇，视事颇为愤青，这样与创办修能学校的慈城乡贤秦润卿产生隔膜，这事令君木公十分生气，父亲知趣便辞职不干。君木公真是有恩于我家，他生气归生气，再次介绍父亲做徐荷君[1]先生的私人秘书。徐先生是君木公的弟子，又是君木公的亲家。
  1924年冬，父亲随徐先生来北京。那时段祺瑞执政，因徐先生世交李思浩[2]任财政总长，徐先生就任财政部主任秘书。作为秘书的私人秘书，父亲住在北京的“宁波试馆”，由徐先生支付月薪五十元，与财政部并无联系。而徐先生却要父亲每天去财政部秘书室坐班两三个小时，替徐先生抄写一些资料。因别无他事，父亲被人取笑为“小秘”，这令父亲很恼火，就以消极的态度对付财政部的差事，这期间大量阅读《向导》、《语丝》等新杂志，稍有空闲就去北大旁听。第二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震动全国，民众反帝情绪高涨，父亲直奔北大，报名参加救国会，加入学生爱国运动行列，不久再次辞职返沪，并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和函授部教员，不久加入共产党，时商务印书馆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是陈云。[3]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那一年，父亲在宁波被捕，幸亏当时并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又是君木公保释出狱，父亲只被看押一个多星期。从读书开始，君木公多次帮助父亲。因君木先生爱惜青年才俊，每每对父亲倾力相助，父亲对君木先生敬仰，这对族叔侄，变成亲叔侄一样的关系。父亲与君木公的儿子都良叔、宾符叔也很亲，真如堂兄弟。父亲用过“冯季定”这一笔名，参加革命时的名字即“冯定”由此而来，因此都良叔、宾符叔的儿女都叫父亲为季定叔。
  经君木公的保释，父亲在慈城槐树门壁弄里躲藏一段时间后，又去了上海，没多久与陈伯达、应修人等人同船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因王明路线的影响，于1930年回国，以“贝叶”等笔名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活书店出版了《青年应当怎样修养》，以后再版多次，是当时较畅销的读物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专著，而父亲由此声名鹊起。父亲的这部书在当时的上海影响有多大呢？王元化[1先生在《认识冯定》一文中谈道：“我觉得贝叶的文章分析翔实，说理透彻，特别有一种平易近人的风格当时我就受到他的一定的影响，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因为影响较大，那时父亲已是广大进步青年敬慕的理论家，后在父亲百年纪念时，有学者称父亲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巨人。[1]
  从父亲的自传记述，他有四次婚姻，其中第二、三次婚史短暂，没后代。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与原配失去联系，他们有两个女儿。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姐弟在上海相认，现在大姐冯惠在合肥，小姐冯钧在杭州。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读小学，一次随父亲去杭州，二姐带她的孩子到花港宾馆，父亲对我说，你当舅舅的要让外甥，我们兄弟还说我们不要当舅舅，当然这是后话。1938年10月前，父亲在中共上海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党刊《真理》的编辑，遇到对革命富有热情的饶友瑚。饶友瑚是饶国模[2]的侄女，父亲与年轻的饶友瑚在上海结婚。[3]后来父亲去皖南新四军军部，饶友瑚因病先后在上海、重庆治病，与父亲通了一年信，终因吐血不治而亡。
  1940年7月初，黄桥决战的前奏郭村战役（后改编拍成电影《东进序曲》）期间，陈毅同志从江南过江来到苏北的郭村，与管文蔚等商订作战方案，其中一项就是写信给泰州的李明扬做李的统战工作。信由担任机要秘书的袁方同志用毛笔誊录，陈毅同志交给袁方这封信稿时，看她这么小，恐怕认不准信中的字和引用的一些典故，就指着坐在旁边的父亲，对袁方说，“你要是有看不清或看不懂的字句就问他好了”。时任江南澄武锡区军政委员会副书记的父亲是奉陈毅之命去上海路过此地，想不到竟在这里当了袁方的问字之师，这是父亲与母亲的初次相识，其实母亲在上海女子大学读书时已读过父亲的作品，通过文章已认识了父亲。袁方后与父亲结成秦晋之好，陈毅无意中做了月下老人。
  黄桥决战后，苏北大部分地区解放。1940年11月，刚刚组建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在苏北盐城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陈毅代总指挥任校长和政委，时任皖南军部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长的父亲任副校长，负责日常工作。为了加强抗大五分校的工作，1940年11月30日又任命赖传珠兼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1]皖南事变后，军部重新确定五分校的领导班子，校长兼政委仍是陈毅军长，父亲与洪学智[2]为副校长。抗大五分校培养了大量军政干部，后改称华中抗大总分校。父亲在四师、二师地区从事政治工作后，还在华中局党校工作过，直到1944年9月，再回淮北做宣传部长工作。这期间，父亲在新四军《抗敌》杂志、《拂晓报》发表了数十篇文章。1939年4月，父亲以“贝叶”署名的《陈毅将军访问记》在上海《译报周刊》2卷第1、2期上发表，产生了较大反响，其中对抗日民主人士罗稷南3]有影响。之后的罗稷南曾手提着一部无线电台从上海过镇江送到苏北解放区，交给在苏北主管宣传工作的父亲，并在苏北生活了几个月。
  再说母亲自与父亲相遇后，先后在抗大四分校及江淮大学学习并工作，再次碰到父亲是在1944年夏天，那时母亲在《拂晓报》社做编辑和记者。父亲时任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长兼《拂晓报》社长，每天要审阅《拂晓报》大样，而母亲经常要送样稿请示父亲。四年前有陈毅军长的牵线，现有两人的频频接触，这年秋冬季，父亲与母亲结婚，邓子恢[4主持了婚礼，他还向父母赠送了一条从延安带来的军民大生产时自产的粗毛毯，以贺父母的新婚之喜。近七十年了，我家还珍藏着这条毛毯。据说，婚礼摆了两桌酒席，一桌是军部干部，一桌是工作人员。那天，邓子恢的夫人陈兰[1]叮嘱年轻的母亲要照顾好父亲的身体。母亲牢记了陈兰大姐的话，与父亲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一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春天，父亲因胃病复发送往大连治疗，在胃切除一半后休养期间，父亲撰写了普及哲学的短文，每篇前冠以《平凡的真理》在《大连日报》连载，第二年由光华书店出版《平凡的真理》一书。《平凡的真理》是父亲的代表作，把辩证唯物论哲学与青年的思想、学习、工作等实际结合起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为流传，此书那时被誉为进步青年最为喜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读物。
  这之前的1949年5月，父亲受命动员
  了一批青年学生南下，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的第二天进入上海。之后，父亲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之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1955年6月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公布首批中国科学院233名学部委员[2]名单，父亲榜上有名。这年秋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父亲修订的《平凡的真理》一书，此后再版11次，发行50余万册。一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第二部作品《共产主义人生观》。同年，父亲还被选为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之后连任四届，是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7年1月，由毛泽东提名，父亲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授、校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等。“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成为批判斗争的重点对象，受到迫害。而父亲时常说：“逆境总是有的，人生就是进击。”这句话，支撑我们一家度过艰难的“文革”十年，“人生就是进击”成了我们兄弟仨的座右铭。1977年9月，北京市委同意北京大学党委关于解放冯定并恢复其组织生活的决定。一年后，父亲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哲学系系主任，为北京大学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冬的一天，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谱曲者王久鸣来找父亲，讲到一段与父亲有关的这首歌曲的遭遇。那是开国大典之后，上海市委召开宣传会议，布置如何隆重接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友好国家代表团——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上海的有关事项。会议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黄源主持，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父亲作主讲，当讲到接待的注意事项时，父亲强调：“现有两首歌不能唱，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其曲子是美国的流行曲，一首是《你是灯塔》（即《跟着共产党走》），抄袭了苏联追悼歌的乐曲。”据说，参加开国大典的苏联代表团一位人员说，《你是灯塔》的乐曲开头像苏联的一首哀乐。当时的父亲只在会上讲了一下，想不到，这个作曲家就蒙受不白之冤。年近八旬的父亲听了王久鸣先生的诉说后，他一再说那次轻听人言，搞错了，很对不起，并由母亲代笔写了一封道歉信，发表在1980年1月15日的《光明日报》上，澄清了王久鸣的冤屈。之后，王久鸣在他的回忆录和自传里写道：
  （我）对这封信十分满意，如获至宝……十年浩劫，冯老遭罪不轻，饱经风雨沧桑，所以，能体会到被诬者的心情，我也必须体会冯老今天的风范和他的一片心意。[1]
  不幸的是五年后，父亲因脑软化医治无效，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走完他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一生。父亲对我们孩子的态度是慈祥而不失原则，身教重于言传，他生前至少有五个笔名，他将影响最大的两个笔名“贝叶”和“宋彻”用来取哥哥和我的名字。一年后，家乡党报刊登了《家乡人民永远怀念您——纪念冯定同志逝世一周年》一文[2]；之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定文集》（上、下卷），这既是父亲一生的理论建树，也是爷爷所祈盼的“荣祖耀宗”成果。
  ⊙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
  口述者：冯贝叶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研究员学历：研究生
  口述地点：北京天外天烤鸭店口述时间：2011年9月
  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冯定作为党的宣传干部，自然熟知并了解毛泽东，但他没有去过延安，与毛泽东没有直接来往。而以父亲的职位，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父亲，更谈不上了解。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也就有了之后的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
  1952年1月，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斗争的深入，揭发出的资本家“五毒”（指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行为）问题也越来越多。人们发现，国家财产被盗和干部受腐蚀等问题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以至非解决不可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定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于是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样“三反”和“五反”两个斗争就会合在一起了。这一年，中国仍处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当中，那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应当还有所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父亲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对此很感兴趣。
  他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认为：只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而没有看到他们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还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一面是片面的，在实践中立即消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是错误的、有害的。父亲所在的华东局由于实际领导运动，显然也看到了如再不解决这一问题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父亲把学习体会写成文章后，华东局一方面在内部组织人对这文章进行推敲和修改，另一方面向毛泽东报送了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
  据母亲回忆，华东局组织修改父亲的文章时，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提出了几处修改的观点，而父亲不同意修改意见，但这年3月24日《解放日报》[1]发表时仍按张春桥的观点作了修改。父亲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据说毛泽东称赞了父亲的文章，同时批评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2]据此，陆定一同志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在检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在检讨报告上还为《学习》杂志代写了一段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3]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份的《学习》杂志转载了父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发表前，毛泽东在预印的小样上亲笔做了多处修改，其中最明显的修改是文章的题目[4]。同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此文。父母亲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原文与《学习》杂志上的文章进行对照发现，《学习》杂志修改的几处，恰好是《解放日报》发表时修改的那几处，也就是发表的这篇文章与父亲原文观点基本相符，这是颇具戏剧性的情况。而当时的父母就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毛泽东亲自修改了父亲的文章。现在这已为于光远同志在其回忆文章中证实。
  这年下半年，父亲从上海华东局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
  一分院第一副院长。
  4年后，父亲被增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年，父亲两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是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父亲在日记中记载：
  二月三日，雾霭，阴沉。早起。上午出席小组会，之后回家午餐，想好好地睡一下，但仍没有睡好。下午出席大会；之后至怀仁堂赴宴。宴前，先晤了陈云同志，他还记得1926年间在宝山路和我开过支部干事会的事；不久毛主席等来了，和宾客一一握手。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看我一下，问我现在哪里工作；刘少奇同志说我是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同志说他读过我的文章；都使我铭感不忘！宴会直至十一时余才散；回院就寝，已很晚了。
  午后二时，去西苑大旅社等候开重要会议；三时余，接通知去怀仁堂；四时余，毛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等十来人出来，与科学工作者们合摄一像；我被预先告知站在毛主席背后左侧，他就坐前和我及其二三人握了手。
  这是父亲在科学院讨论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会议期间见到毛泽东的情景记录。
  这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马列学院一分院，据自传：当时，父亲有几个去向，一是任第二届赴越南整党顾问团团长，一是去郑州任新成立的郑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此外中共中央编译局也希望父亲去他们那工作。但由于情况多变，父亲的工作一直没定而没有上任。直到第二年1月22日，父亲接到中宣部张际春[1]的紧急电话，电话告诉父亲中央已决定让他去北京大学教授马列主义。据说，去北大当教授是毛泽东的提议，而且让父亲什么职务都不要挂，只当一名教授，旨在加强党对北大学术方面的马列主义领导，由此父亲成了北大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教授。[2]一星期后，父亲到北大报到。尽管没有实职，父亲却经常参加校党委书记的碰头会，后再由校党委书记提名，父亲任校党委副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北大党委被撤销为止。
  父亲去北大时，冯友兰[1]先生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父亲住在燕南园，这是北大最好的教授宿舍区，十余幢松墙环绕的独门独院的西式小洋房，居住着全校多位一、二级教授，多是学界泰斗，吴文藻与冰心夫妇，还有雷洁琼、马寅初等，可以说全国乃至世界有影响的知名学者都在此住过。北大的燕南园后被称为精神圣地。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清华园迁到燕南园57号的。父亲的家是55号。55号与57号小洋房从地理方位上看呈对角而立，不知是有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小洋房的主人，两位冯教授因时代的特殊背景也有着某种“对立”的关系。不是吗？毛泽东提名调父亲到北京大学。毛泽东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以争鸣，冯友兰可以讲唯心主义，冯定讲唯物主义，同冯友兰唱对台戏。而那时的北大校园似乎有一种具有调侃意味的说法：学唯物主义找冯定，学唯心主义找冯友兰，学帝王将相找翦伯赞。时至196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予出路，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2]
  其实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文化部、文联等文艺界，继文艺界被点名批判之后，这股批判风又扫向了理论界，知识分子纷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哪还有出路可言呢？一年后，父亲遭到了点名批判。首次批判文章的题目是“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3]。众所周知，《红旗》杂志是党中央办的理论刊物，此文一登也就表明了中央的态度。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对父亲开展了时间长达几个月的批判。之后，北大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对冯定同志著作的批评。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毛主席对冯定著作的批评。[1]
  周培源怎么会知道毛泽东批评父亲著作的一席话呢？这年8月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参会科学家后，约于光远、周培源谈话时，毛泽东对周培源说：“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2]从此以后，对父亲的批判也就升级了……当时曾有人劝父亲：“做个检讨算了。”但父亲却不肯屈服，还说：“我不愿做检讨的英雄。，[3]
  不做检讨英雄，就只能顶着“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批斗。更有意思的是，原本唱对台戏的两位冯教授，对台戏没唱成却双双被推上批判台，当时的北大哲学系成立了“批判冯定、冯友兰联络站”，后又被关在同一牛棚。有一次，冯友兰问父亲：“过去不是一直说‘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怎么现在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关到这里来了？对此我不能理解。”你猜，父亲怎么说？他说：“就像现在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也不能理解。”[4]燕园没摆成的擂台却在牛棚“如愿”了，不过那是两人私设的擂台舌战，还是被关在牛棚里的一位哲学系学生听到而公布于众的。
  回顾历史，1963—1964年的“这场在文学艺术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史学界的批判，是受到毛泽东肯定和支持的，也是他‘反修防修的一个重大步骤。而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野心家、阴谋家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根据薄一波同志的回忆录，批判父亲是由康生首先决定的，并向毛泽东送了不少材料”[5]。现根据“文革”后发表的文献来看，这些批判，毛泽东事前并不清楚，如1966年10月，毛泽东曾多次对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林彪讲话稿做过批示、修改。一月后，此稿印发到县团级。其中第10页的“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处，毛泽东画去了“冯定”的名字，并批道“对冯定的批判我没有与闻”[1]。这一批示在当年是绝密的，自然不能保佑父亲免于“文革”的灾难。就在如今，不是父亲的亲朋好友，也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这些。
  当年，自父亲被公开点名批判之后，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一家人心里的委屈和难受更是难以言表，但一家人还祈盼父亲的问题总会被解决。然而，这仅仅是愿望，而且是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伊始，父亲被扣上“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批斗加剧……1975年，父亲因患胆结石病危，北大党委才宣布父亲解放。可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及“批邓”运动，这一“解放”决定遂又作废……又折腾了一年，至1977年父亲才获新生。
  自被公开点名批判以来的十余年间，父亲长期处于被批斗、隔离审查、与世隔绝的状态，身心受到摧残，父亲晚年的脑软化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如今，父亲、母亲俱已去世，再回首“文革”历史，连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不能免于这场灾难，而且全国亿万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还有些是家破人亡，对照此，我父母的遭遇，似乎算不得什么了，毕竟父母双双度过了严寒。在严寒，族叔公儿子冯彬曾来我家看望父母，不仅带一些可口的食品，且与父亲道故论道，还在精神上安慰父亲，父亲曾说：“与冯彬的交谈是我活下去的支持力。”
  ⊙外公、外婆和我家
  口述者：程珉出生年月：1954年职业：新闻工作者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杭州省立同德医院13层口述时间：2013年5月
  外婆叫俞襄，人称俞香外婆，慈城俞家的女儿。他们姐弟中，外婆排行老二。我的外公是冯定。在我家，称外公为公公。
  外婆生于1906年，不识字，结婚时才15岁，公公是19岁，第二年生了我大姨冯蕙。据外婆讲，俞家与冯家的两个父亲赌博，外婆的父亲输给公公的父亲，这样便将外婆抵给冯家的儿子做童养媳妇。当时的公公在宁波工作，婚后，公公帮助外婆识字，还考入宁波女中，与陈修良是同学。[1]后来，外公到上海工作，外婆也随去上海。1926年，生下母亲。就在这年底，黄埔军校在武汉招女生班，外婆在外公的竭力鼓动下，成为黄埔武汉女生班的一名学员。[2]外婆虽是大家闺秀，胆子蛮大，敢钻坟地，会骑马，也会打双枪，从小我们都很怕她。大革命失败，外婆回到上海，公公早年参加了地下党，而外婆只协助公公做些类似送情报的事，说到底只能算个交通员，而且外婆并不知道公公是地下党。这前后公公被捕，也没暴露身份，是他的老师、老乡等营救公公出狱。随后，公公去苏联，外婆随行，好像陈修良也是同一批去的，当时去苏联的地下党不少是假扮夫妻，如应修人与曾婆婆（曾岚）。公公与外婆本来就是夫妻，所以他们于1930年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儿拉娇。拉娇是“无线电”俄语读音的音译。
  在公公、外婆去苏联之前，母亲和大姨被送回慈城，她们住在现在的布政房我的曾祖母家。母亲一直说，大姨长得很漂亮，可惜五岁时患骨结核，小腿被锯掉了，大姨成了残疾人，母亲长得不如大姨漂亮。母亲有个同岁的表妹瑞娣，是公公的姐姐、我们叫四姑婆的女儿。据说曾祖母喜欢外孙女，不太喜欢孙女——我的母亲。曾祖母因眼疾视力差，姑婆们常与曾祖母开玩笑，把年幼的母亲抱给曾祖母，说是瑞娣，结果曾祖母一看不是瑞娣，而是孙女，就扔了出去。这事一直让母亲耿耿于怀，常说她的命是四姑给捡回来的。四姑婆和瑞娣表姨对母亲很好。
  1930年，公公、外婆回国到上海，还在襁褓中的拉娇不能带回国，只好托养在莫斯科一家保育院。新中国成立后，据说公公、外婆分别通过大使馆去找过拉娇，但没有结果，这是后话。回到上海后，公公与外婆的感情出现问题而离异，公公从慈城接回母亲与大姨，交给外婆。我们从小跟随外婆长大，从没听外婆说起与公公分手的原因，也没听说她对公公的抱怨。倒是听姨婆偶尔讲起公公，其中一次是“文革”串联到上海去四姨婆家，说当年外婆家的亲戚有点恨公公，说是公公抛弃了外婆。
  外婆与公公分开后，自然没有了公公的消息。后来是公公朋友林先生一直照顾外婆母女三人的生活。1932年，外婆带着两个女儿去北京（时称北平），在同乡张雪门[1]帮助下，在北平香山慈幼院当保育员。慈幼院远离城区，母亲和大姨住在城中的宁波会馆，母亲先后在虎桥坊小学和贝满女中完成基础教育，又去日本香根的一所大学留学。回京后，母亲与海外同学一起参加了北平读书会，此为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46年，母亲给读书会的朋友杨洁（杨是地下党）当伴娘时遇到父亲程钱孙，两人一见钟情。父亲是湖南人，其祖父是张之洞的幕僚，也算名门大家之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时在北京田粮署工作。听外婆讲，父母结婚是坐飞机旅行，到上海结婚……平津战役胜利后，父亲曾设想去台湾或香港，而当时交通十分紧张，以父亲的身份不能坐飞机，有身孕的母亲坐船到了上海后不愿再坐船南下，因而一家就留在了上海。
  上海解放后，报纸上刊登了公公的名字，时为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大姨与母亲就找公公——她们的父亲去。据说公公见到女儿后先问外婆。当时，四姑婆的大女儿也在上海，后听其讲，公公在上海解放之前，已悄悄到上海找四姑婆。是否找过女儿，大姨和母亲都没问，因而我也没有答案。
  50年代，外婆在上海公安局托儿所任所长。大姨和母亲先在上海广播电台工作，父亲在上海文管会工作。打有记忆起，只知父母很忙，根本不管我们四姐弟，我与弟弟全托在宋庆龄幼儿园，星期天由母亲的朋友接回她们家。后因姨夫1951年底支援芜湖电台工作，随后又调至安徽省台，大姨一家搬迁到合肥。第二年底，母亲调到杭州的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我们才与外婆分居两个城市。
  可没隔多久，1959年，父亲被扣上坏分子帽子并去建德劳改。父亲为人诚实，谈吐优雅，还能唱京戏，颇得外婆喜欢，听说父亲出事，外婆辞去托儿所的工作，拿一笔退休金从上海来杭州照顾我们兄弟仨。当时我家在省文物委附近，当时沙孟海先生住在龙游路，相隔没多少路，外婆和沙老的夫人常常一起生煤炉，又一起参加居民活动。1961年初夏，电台幼儿园的一些小朋友都生癞痢头，我也被传染了。当时，母亲已在杭州天堂小学给我报好名，也就是秋天要上学读书了。可癞痢头老医不好，外婆就带我和小朋友去上海治疗。那次治病在哪家医院我都没印象了，有印象的是回杭州之前，外婆带我看望住在上海的曾婆婆，曾婆婆是外婆留苏的同学，她们又曾经在伍豪（即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外婆在上海，曾婆婆也来过我家。其娘（婆婆）是应修人的母亲。只是那年我才七岁，人太小，一切都没记忆，只记得曾婆婆家是石库门房子，进门是家，是厢房那种家，老太太（应修人母亲）正好坐在马桶上。从上海回杭州没多久我就读书了，因剃了光头戴了顶帽子，大热天戴帽常被同学掀帽，这印象太深了，所以对年份的记忆也很深。
  因受父亲的影响，母亲从播音岗位调到电台文艺组。一次，文艺部去北京交换节目，母亲顺便看望公公。据母亲回来说，那天晚上公公带她参加了一次部级干部的聚会。母亲在上海时已认识了陈毅，在电台工作的母亲陪当市长的陈毅跳过交谊舞，但母亲没对陈毅讲自己是冯定的女儿。那次在北京又碰到陈毅，母亲还碰到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好像沙文汉对公公说：“您在浙江还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不知道。”当时的干部都很注意这方面修养，公公是个学者，他更加注意。但母亲回来后，被借调到省外办交际处。这是谁帮的忙呢？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从母亲处境的变化来看，肯定是高层领导打过招呼。但我肯定这与公公无关，否则母亲绝不会调离她喜爱的播音岗位，当时的广播新闻播音员是很吃香的，就如现在的央视播音员。
  母亲在省外办交际处工作，有时陈毅陪外宾来杭州，看到母亲就开玩笑说母亲是他的干女儿。我家有好多照片，是陈毅与母亲的合影。不知是1962年还是1963年，公公一家到杭州疗养，母亲带我们去见公公和袁芳婆婆，还有三个舅舅。见公公一家也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只是与公公一起吃饭，吃的馒头雪白雪白，特馋口水，恨不得一口气吞几个呢。这次回家，母亲对我说，早几年母亲带我们去公公家时，我们与舅舅们一起吵闹，外公对一舅舅说：“侬是舅舅，他是外甥，侬要让他。”这样的好景持续到1964年，我家因公公被批判又开始倒霉，到“文革”时更惨，所有照片，有外婆、公公人像的全部烧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姐姐率先去黑龙江插队，二哥去宁夏插队，我也去黑龙江插队，所幸大哥考入化工技校免遭插队之苦……我家最不幸的是外婆，她见隔壁的沙孟海夫妇戴高帽子游街，而外调人员像要踏破我家门槛似的涌来，选择在9月18日那天上吊自尽了，那是1968年的“九一八”。外婆没有留下只言片字的遗嘱，然而9月18日是中华民族的国难日，这位老革命似乎用生命抗诉着“文革”的灾难……
  由于“文革”的灾难，我们与公公家的联系中断了近十年。70年代初，在宁夏插队的二哥程琰成为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他带来公公的消息。大约1974、1975年，我从大兴安岭探亲回家在北京中转，就到北大燕南园看望公公。当时的公公已被边缘化，三个舅舅远离公公，大舅在河南，二舅在西北，三舅在云南。我偶尔探望公公，我看到公公不是坐在地上一人摆围棋，就是读《红南作战史》。棋谱是一块很旧很大的布，只能摊在地上下围棋。《红南作战史》是197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当时的书很少，这部小说写得很烂，可实在没书可读，因而公公不知读了多少遍。公公的围棋下得不错，据说陈毅下围棋的兴趣，或多或少受公公的影响。那些年我与公公接触较多，公公还教会了我打桥牌。一次，公公陪我们去颐和园玩，出门前，公公换了一件旧衣衫，戴了一顶帽子，从北大后门走出。公公的家在北大燕南园，对面是周培源的家，旁边是梁思成的家，快80岁的老人还这样打扮，怕人家看到“反动学术权威”的狼狈。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诗句“破帽遮颜过闹市”，冯家人很看重脸面，公公如此，母亲也是如此。那次我和公公还一起爬上了万寿山。
  （程琥参与并补充本文口述）
  ⊙布政房和中华大药房
  口述者：冯为初出生年月：1937年12月职业：经营管理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口述时间：2013年3月
  我在慈城的家在布政房，堂弟冯为帆也住在布政房，属于统宗祠。我们的一脉称复古堂冯[1，过去我家用的碗、盘、碟和家具甚至扇子都标有“复古堂冯”的标记，记忆很深。我想住在布政房的冯氏子孙，有可能属“复古堂冯”，因而同辈人以堂兄弟相称。
  布政房前厅房上挂有一块“留余堂[2]”大匾，约六米长，一米高，“留余堂”三字烫金，小时候我们在大厅玩抬头就能看到。布政房大门在左面，进门东院一处高大建筑是积高堂，没人住，好像放着祖宗神主牌位，我们把这房子和周边都称为积高堂[3]，看来我们还属积高堂，然而我们不知这三堂是哪个太公所建而命名的，只知我们住在那儿，是布政公嫡传。因为没有家谱等详细的史料，根据父亲生前列过的一张他的四代世系图，我与为帆回忆一下，布政房复古堂冯大约世系如下：
  我们的高祖有五子，北大冯定为长子之后，我们是三子其章公之后。据传曾祖冯其章有三子，长子夭折（好像是上京赶考出门便杳无音信了），冯其章偏爱次子，三子即祖父孚真（1881—1949）十六岁时只身离开慈城去上海，在一英国人开的药厂当学徒。学徒三年间，祖父起早摸黑，边干边学，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些化学知识，比如冲印照片的试剂配方，出师后是厂里的药剂师，月薪10银圆。当年祖父还不到20岁，听说北京药厂的药剂师月薪30元，便跳槽到北京的药厂。
  在北京，祖父加入宁波同乡会，并认识了做皮货生意的同乡戴先生。异乡见同乡，一生二熟，戴先生向祖父介绍对象，是戴先生妻妹潘小姐。祖父找了对象回慈城结婚后在北京安家。婚后，祖父勤奋工作，祖母勤俭持家，日子过得安稳、富足。一次，与同乡闲谈得知，离北京400里的张家口，与内蒙古交界，交通闭塞，只有中药与郎中，没有西药，但相对荒凉。祖父一听觉得这似乎是个商机，决定闯荡张家口，他变卖了家产，倾其所有积蓄，购买西药，雇了三辆骡子车，只身一人再次创业走张家口。听祖父说，他这一走，足足走了半个月，是一路的翻山越岭。
  到了张家口，首先面临的是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还有吃的是小米、土豆、窝窝头，而天气比北京更冷，这些对已成家立业且在北京过上安逸生活的祖父来说，是相当严重的水土不服。好在祖父安排好家人，他将祖母送回慈城老家，且自己有吃苦的心理准备，他一边适应张家口人的生活习惯，一边拓展当地的人脉，终于找到药业同行。在一个叫王建中的帮助下，祖父的“中
  华大药房”开张营业，时为1907年。《张家口市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西药传入张家口，浙江人氏冯孚真在张家口武成街（现市第一制鞋厂产品展销门市部）首创了第一家西药房——中华大药房协办药店。[1]如今，我们读到这行文字很自豪，可这行字的背后有多少辛酸呢？因生活习惯的差异，一直以褐色中药治病的张家口人怎么会认同祖父的白色小药片呢？而且祖父只配备了一些红药水、璜胺、APC等低档药，既没有宣传又没有推销，这就导致了有店没买卖。新开张的中华大药房功亏一篑，加上西药的保质期年限，首闯张家口，祖父数年的心血全部付诸东流。
  身在异乡的祖父身无分文，有家难回，王先生看出他的窘迫，既解囊相帮，又好心劝慰，倘若打道回府还相帮盘缠……然而，祖父决意不回，他寻找着这个陌生城市的商机，终于意外地发现张家口人十分讲究画像，人人喜爱找人画像，而画师的画技又不那么高明。祖父想起自己搞过业余摄影，又跟英国人学过感光、显影、定影的化学配方，就灵机一动，不妨开家照相馆试试。还是在王先生等人的帮助下，祖父自制照相机，用玻璃做感光底板，屋内采用自然光，自己冲洗照片……照相馆开起来，以照相替代画像，很快一炮打响。
  应该说，摄影在清末民初也算“高科技”。“高科技”被张家口人接受后，祖父又有钱了。而有了钱的祖父不是自己花，而是再投资中华大药房。他去北京采购西药，吸取前一次失败的教训，采购了一些高效的进口药，分片剂、针剂，聘请有文化的当地人当营业员，并向他们传授了药理知识……中华大药房再次开张，西药很快被接受，再加上时代的进步、信息的流通，使人们对西药有了更多了解，中华大药房销售红火，红火得药业同行纷纷效仿经营西药。当一些中药铺准备改营西药与祖父商量或求教时，祖父本着“有钱大家一起赚”的传统思想，不仅有求必应，而且还从西药的药理出发，替他们出谋划策，分析中、西药的利弊后，还提出了“中西药兼营”的良策。同时，祖父在中华大药房推出批发西药业务，与他人批发不同的是，他的批发不管数量多少，而且批出去的可退可换，这一招降低了同行小药铺投资转营的风险，却影响了药房的利润，而祖父从不计较这些，因而祖父在张家口、内蒙古一带有“中华大药房老掌柜、医术高明、德高望重”的美誉。
  有一天，药房开门发现门口有个冻僵的男孩，面黄肌瘦，祖父让伙计把他扶进来，先是给他喝了热水，吃点东西，然后问其是什么地方人，来这里干什么。一问才知名叫王万春（我叫他王伯伯），家在河北怀安县柴沟堡，因是孤儿，一路乞讨来到张家口。祖父问他是否愿意留下做杂工。为感激祖父的收留之恩，王伯伯做事勤奋，获店堂同事的好评。后来，祖父把王伯伯送到夜校读书，有了文化的王伯伯独立站柜台，能把事情打理得有条不紊，于是祖父托人送王伯伯到日本去学习西医。王伯伯留学三年后回来，在中华大药房挂牌行医，成为张家口地区的第一位西医师，而楼上看病，楼下取药，中华大药房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无论生意如何，对有钱顾客，药店定将出售的药品怎么吃、药效如何、治哪些病一一解说清楚；而对穷人求药，药店不但分文不取，有时倒贴路费或饭钱，因为“治病救人”是祖父创办中华大药店的第一信条，而“以德赚钱”是我们冯家的经营之道，也是我们慈城的文化传统。
  中华大药房再次开张成功后，约1914年，祖父从慈城接祖母和姑姑（我们叫她倩兮姑姑）来张家口。第二年夏天，父亲九孙出生，当年祖父家在张家口堡子里（堡在北方话中有“城的意思）东门大街一合院内，现院子还在，已成古迹。倩兮姑姑在张家口刘家大门女子小学堂念书，是马车接送上学，后嫁到上海李家，生了四子一女。记得1988年，我和爱人马兰香去上海看望倩兮姑姑，姑姑和兰香（张家口人）用张家口方言对话，虽不十分流利，但也别有一番情趣，姑姑时年84岁，身体硬朗，还可以自己烧饭。
  从曾祖开始，复古堂冯以“唯善以为宝”一语取名，也就是曾祖是“唯”字辈，祖父叫善贤，即“善”字辈，父亲叫以荪，也是这道理。父亲娶尹家女儿，也就是我们的母亲尹梦兰，是慈城厚地畈人。1937年，祖父回慈城，在布政房安度晚年，祖母烧香念佛。回来前，祖父把“中华大药房”30％的股权赠送给王伯伯（即祖父收养的孤儿王万春），并全权委托他经营，以后王伯伯到慈城看望过祖父，当然也是报告药店的经营状况，我还向他敬过老酒，不过这是后话。
  因日军侵华到江南，全家逃难到余姚罗江乡下，暂住在祖母的姐姐戴家婆婆家，上面说到戴家公公就是祖父母的月老。这年12月，我出生在罗江，所以我的小名叫育芦，听祖辈说，罗江曾叫芦江。出生不久，全家回到布政房。两年后的秋天，二弟为裕出生在城外的石铺大霖山，所以二弟小名育霖；大妹、二妹都生在布政房；三弟为样，1949年生于保黎医院，因慈城解放而平安，所以三弟小名育安；四弟生于1955年，时为新中国建设时期，所以叫育中。我是在布政房出生的，作为长孙的我跟随祖父母，了解祖父有一些行医的朋友，如保黎医院的陈最夫先生，中医魏长春先生；祖父还要张罗复古堂冯的祭祀[1]专门带我去统宗祠拜过祖宗；他还送我到尚志学堂读书，那时尚志学堂的校长是小公公（即冯景曾），小公公有个堂兄弟称九公公，曾任孝东镇镇长，慈城一解放就悄悄到上海溧阳路小学当教师，不料1955年被告发，幸亏镇反运动接近尾声才无大碍，据说小公公在安徽阜阳女儿家安度晚年。尚志学堂一起读书的还有一个同学叫冯以鑫，是五公公冯寿哉的幼子，小名阿毛，他年龄比我大一岁，辈分高我一辈，我叫其阿毛阿叔，吵架时叫其阿毛大头，后来他去了上海，我也随父母去了张家口，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尚志学堂虽是冯家祠堂学校，除了冯家子孙，还有其他姓的孩子。我五外公的儿子阿升舅舅也是我同学，他姓尹，后也是教师，曾任中城小学教导主任，不过这也是近三十年前的事。
  父亲一生勤奋、谦和，因学的是会计，后一直在上海一家私人钱庄做职员。1949年，祖父去世。两年后父亲失业，去张家口谋生，在中华大药房当会计，协助王伯伯打理药房的工作，月薪400斤小米。母亲因在慈城没生活来源，也拖家带口投奔张家口的父亲。母亲是慈城人，贤惠能干，来张家口似“闯关东”，就把我留在上海的外婆家，说：“一旦全军覆没，冯家好留下一个种。”母亲也在中华大药房当会计，弟妹都继续读书。
  1956年，中华大药房公私合营后，父亲作为药房资方代表，任副经理。父母亲都是张家口市民建会员，母亲除做药房会计工作外，还兼任省民建妇委会副主任，市民建妇委会主任，张家口市妇联副主任第三至第七届人大代表。我们兄妹六个分别在教育、医疗、经济、邮电、金融等行业工作并有所建树，其中有教授、高级会计师、工程师、经济师，职务上有董事长、校长、部门经理。我的长子冯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五一医院精神外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大校军衔。次子冯军于改革开放后创办民办风电专科学校，学校有800余名学生，作为学校董事长连任三届张家口市政协委员。女儿冯晓媛是宣化钢铁公司高级工程师，任公司技术科科长。
  我们是慈城布政房之后，从祖父只身闯荡上海，转而北上闯荡张家口创办中华大药房，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这一百年，国家经历诸多的变化，我们慈城冯氏也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唯一不变的是祖父经商做人的信念。
  （冯为帆参与口述）
  ⊙我家是冯挺五之后
  口述者：冯潮出生年月：1957年职业：工人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宁波市新马路59号口述时间：2013年10月
  父亲叫冯惠德，1930年生于慈城火神弄冯家大屋，后搬到王家弄，觉民路上曾是慈城中学的大房子也住过。父亲16岁时离开慈城到镇海一棉布店学生意。听阿爸讲，慈城冯家从上代传下来有两个规矩，一是子孙不能做官，一是成年后必须出门学生意。
  父亲是五兄弟二姐妹，他是老五，今年89岁的四伯冯清鹤和77岁的阿姑还在世，其余的父辈人都去世了。早年听父亲说过，我家属统宗祠，与冯骥才不是同一个祠堂的。我家祖坟在汶溪，我小时好像去过。
  祖父叫冯永福，还有叫永祥的小阿爷，祖父也有五六兄弟。
  曾祖父叫冯积孙，听父亲讲，此名取积德有子孙之意；曾祖的兄弟叫冯和亭，两人谁大我弄不清，冯和亭的名字也有说法，小时候父亲讲过，现在记不起了。
  高祖叫冯挺五，好像取自“听我说话”之意，所以可能是“听”、“吾”两字，是胡庆余堂第一代经理。他有二子，其中冯积孙就是父亲的祖父，所以父亲称冯听吾为太公。听父亲讲过，冯挺五的父亲叫冯云野，“云”字与“冯云濠”中的“云”是同一个，天上云的“云”，野战部队的“野”。冯云野与冯云濠分属不同祠堂，是同一辈分的。
  父亲学生意出来后再没回过慈城，直到晚年，大约10多年前（父亲还能走时），我陪他、四伯伯还有阿姑一起去慈城。我们先到火神弄，后到觉民路那边。觉民路父亲也住过，那边房子很大，原来父亲住的地方（阿爷留下的张家园那边）着火，就搬到觉民路住，那是大伯的家。他家老板做得很大，好像是钱庄大老板，家里还有小包车，阿爸的大哥（即大伯）过继给钱庄大老板，过继后大伯就到上海读书，可还没毕业就生病去世了。这钱庄大老板应该没有后代，听说坟墓做在裘市，不知道具体叫啥名字。
  我的二伯伯冯喜平在重庆，他有二子一女；三伯伯冯寿德在上海，原在山东银行驻上海办事处工作，1949年后留在上海。我听说觉民路那边的亲戚不是做药材生意，就是开钱庄的。我家还有不少亲戚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以后再也不走动了。
  关于冯挺五与胡庆余堂的事我不太晓得，听上代传下来只晓得冯挺五是父亲太公，是我辈的高祖。
  ⊙钱庄三代人的一些故事
  口述者：冯元恺出生年月：1936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江北区政府大院口述时间：2014年5月
  我出生后的慈城冯家已过了数十代，我家属于世庆堂[1]，我家器具、祭器的箱子上标有“世庆堂”三字。高祖景轩为始平房，生三个儿子，我家是第三房，称始平勇房，另有两房分别为始平智房、始平仁房。1949年前，我家有一本折叠式的宣纸本，好像是家谱抄写本，当时我10岁左右，识文断字能看懂本子所记的“慈城冯家原居河南，东汉年间为避战乱，遂迁慈城；后面是几世开始到近代的谱系；还记载了祖先一故事，大约明代一祖先，具体哪世我记不清了，家里不幸晚上失火，其一女穿衣很少，为保贞洁，拒绝施救，结果葬身于火海[1]……我对这一故事印象很深。
  我说的钱银三代人，是曾祖辈以大太公彦博为代表，祖辈寿康、筱康和父辈兰荪、兰皋等人（参见本文附表《统宗祠匠支宗二房世庆堂冯始平房世系表》）。我曾祖绍唐公有二儿二女，长子是我祖父，曾祖年届四十去世，祖父等还未成年，就由曾祖的大哥，我们称大太公彦博接济提携去上海钱庄学生意。
  彦博公，族亲尊称为吕卜先生，清同治年间去上海，在上海钱庄界很有业绩，至少做到钱庄阿大，至于具体做什么、字号是什么、是否是冯莲汀[2]，我说不清楚，不知堂哥等人是否了解，可能还需从史料考证。大太公还有曾孙瑞韵在慈城，德韵在南昌。前几年，在南昌碰到堂兄，说起大太公很发达，可惜抽鸦片，不仅自己抽，还让儿孙抽，原想以此控制儿孙，岂知毁了儿孙一生，还毁掉自己创下的家业。大太公只有独子山舟，长孙来顺，这对父子均有抽鸦片恶习，大太公过世，山舟没多大本事，只能回到慈城，以变卖祖产为生，当然这是后话。
  大太公很关照我的祖父兄弟俩，从辈分上算，祖父是大太公的亲侄子。祖父从学徒开始勤奋工作，先后做到钱庄当首（经理），又担任过九江招商局买办。1920—1930年间办过工厂，其中长丰纱厂，雇工近百人，开办了几年不清楚，那时的民族资本经营艰难，恐怕不会很长，小时候我看到过客堂楼上橱柜里藏有长丰纱厂信签账本。后又在广东人投资的鸿赉钱庄[3]任经理。祖父的这段经历，偶尔听他说起过，比如鸿胜钱庄放账给荣家，年底祖父去纱厂管理处结账，在管理处就坐着一大堆像祖父一样要钱的人，可见经营之艰难。而不管有多难，祖父还是很深入了解客户的状况，祖父经常从后门进入客户的企业或店家，和厨师聊天，看客户吃的是什么，以了解客户真实的经济状态。这样做在当时会很掉穿长衫老板的架子，但祖父觉得为便于决策，他必须这样以了解钱庄放债对象的实际情况。由于谋事诚恳、甘于吃苦，祖父的钱庄经理做得颇为成功。祖父自家经济逐渐富足，还帮助弟妹成家立业。寿康、筱康两兄弟事业有成，赚得钱后，花5000元银圆买下孙夹岙山地修葺了祖坟，规格考究，并栽下500株杨梅树，由山脚直达百步阶半山腰。之后又先后买了慈城玉皇阁、上海七浦路的两处房屋。
  上海沦陷前，祖父独资开办了“润利银号”，这是一家股票、公债等证券交易的中介机构，地点在汉口路九江路之间的证券大楼。我的姑父，还有山舟次子兰言等都在润利银号谋事，至1945年关闭。我去过“润利银号”。当时的证券大楼一楼大厅为交易场所，祖父的润利银号设在二楼，职员一起吃饭，蛮大圆台正好一桌，现在算算有
  十余人。
  我家蛮有意思，我的祖辈当年投靠大太公发迹，祖父从事钱庄，祖叔父筱康，是四明银行霞飞支行行长。大太公的儿子山舟因抽鸦片业无建树，回到慈城，其长子来顺也染上抽鸦片恶习，幸亏家里没多少钱，次子、季子兰言、兰吉又来上海投靠我的祖辈，而且兰言一直跟在祖父身边谋事。雇用亲属是中华文化的特点，而亲属间的互相关照是冯氏家传，也是慈城风俗。前几年，我听堂兄说起，冯家的家教也蛮细致，比如祖父对做钱庄的亲属有交代，大凡出差回家，不能先回自己房间，而是先要向派活的经理（这经理可能是叔伯）汇报，也就是首先办好公事，才能想到自己。当时在上海钱庄（或银号）的大多是自己人，大家又可能居住在一起，祖父就特别提出这一点，其实就是当代的先公后私理念。
  祖父住在上海七浦路232弄豫顺里，是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房子原主人李寿山。祖父买下这房子，家里正堂悬挂“溪水草堂”匾额，是祖父的亲家公魏友模书写的，下面是刻在木条上的魏体对联——秦铜盘铭富贵吉祥，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当时的上海繁华而喧嚣，祖父是满脑子生意经的纯商人，厅堂如此装饰并非祖父附庸风雅，而是崇敬文人，是祖父文化追求的体现。
  祖父有三子一女，他的长子兰荪娶慈城魏友模的女儿。魏友模是慈城书法家魏友棐的哥哥，我们称其魏家公公。据说，堂哥元彬出生时，当外公的魏家公公写了好多名字，让祖父选，祖父替他的长孙选了元彬。以后，魏家公公又为我们、堂兄元鼎等人取了名。次子兰馥（又名蕙风）娶时任鸿祥钱庄经理的钱瀛观长女为妻，我的母亲也是慈城钱家人，是钱罕堂哥的女儿。
  因父亲过世早，祖父母特别关心三房，即母亲和我们兄弟俩。当时，祖父雇用保姆六七人，三房有两个佣人。尽管如此，祖母、母亲每天纳鞋底、做布鞋，后来我听说除了自己穿，还专门给钱庄职员。钱庄职员有的家眷不在上海，而当时的皮鞋是奢侈品，钱庄职员尤其是跑街，全靠奔脚头，那鞋子破损程度可想而知，而师母给他们送鞋子表示亲情的关怀，自然拉近彼此的距离。祖父有表姐嫁给孙衡甫。1940年，祖父带我和堂兄到愚园路孙府参加孙衡甫的七十大寿，那真是宾客如云。祖父称孙衡甫为孙老总，一直关系密切。祖父曾由孙衡甫派往汉口四明银行及九江四明银行监管事务，但祖父希望自己经营，故转入钱庄业。叔祖父一生都在四明银行工作。
  当时一段时间，钱庄、银号经营十分艰难，祖父的钱庄也不例外，兰言等人只能在七浦路摆地摊，以增加收入。
  大约1945年，在上海钱银界打拼了二十多年的祖父离开喧嚣的上海，回慈城过他的“溪水草堂”生活。我们兄弟俩随祖父来到慈城，直到1947年，我再去上海钱业中学读书。在慈城，我跟随祖父参加祠堂祭祀活动，印象中有人来通知祖父，祖父与族人都熟悉，没有竹签之类的凭证，能分到漆盘装的糕与馒头等。后来，有人介绍弟弟元恩到冯氏开办的藕田小学读书。
  在慈城，我们还碰到大太公媳妇小婆婆，祖母称她山舟嫂。小婆婆住在观音堂，与兰言的儿女一起住，虽是小脚，经常带堂弟元璋、堂妹瑞娣来我家，我印象很深。元璋、瑞娣叫祖父、祖母喊叔公、叔婆很亲切，过去长辈特别关照儿孙，凡遇到一定要称呼，这是起码的礼节，祖父祖母也是这样关照我们的。1947年春天，祖父、祖母去了一趟上海，祖母托小婆婆来照顾我们。当时我们学英文，小婆婆听到我们读字母O、P、Q时，开玩笑地问：你们读的屙、屁、尿，这是啥东西？
  这年秋天，我到上海读初中，清华大学毕业后去云南昆明工作，虽如此，祖父母在世时，我每年都到慈城探亲。正是每年的慈城探亲，使我对慈城有了更多记忆，比如一次月亮门头杨家伯伯宴请冯都良先生，我被邀参加，听都良先生赞扬杨家姆妈的美貌，果然如颜如玉。这样斯文的话语在“文革”时期难得听到。
  岁月不饶人，如今我的长辈一一故去，我也成了长辈。我仍有印象的是，我家过路间曾放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的全是祖先的生日、忌日，这块木牌现在也毁了，到现在我仍弄不清我辈是统宗祠哪一世的。
  （冯元恩参与口述）
  ⊙阿爷小像与影响
  口述者：冯津出生年月：1948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新马路61弄新大楼口述时间：2011年7月
  阿爷（祖父）小像，是一幅碳素铅笔画的素描肖像，是他去南通伯父家时，专请街邻一画像人画的。带回家后，他配了一个相框，并在画像的上下左右写了字。
  画像上文：勾章冯氏
  始祖汉散大夫
  传至唐助三忠安公谱牒
  以下备载冯氏慈溪半城
  画像右文：匠支谦一宗三房支分云山前
  画像左文：始祖君锡公敏三惠广君锡房
  画像下文：我家严旅商紫琅四拾余载。余生于清光绪二拾甲午年（1894）春旺月头八日（即农历正月初八），旅商崇川二拾八九年，娶妻叶氏，生二子一女。长子旅商南通地，次子改农在祖地。长媳徐氏、次媳朱氏各生三子，徐氏有二女。孙儿、孙女在中小二学求学。紫琅崇川是南通古郡。余今庚六拾有四，名炳发，字秉衡。人无永久，故留小像存在。寿终七拾余。予寿域在云山石眠床，我父墓西首便是。
  公元一九五七年丁酉年小春日吉立自题。
  从上述文字可见，阿爷对我们冯家十分自豪。他对这幅画像也十分满意，常夸这画像人是如何如何的画技高明，慈城的画像人没介高水平。同样的口气，是阿爷称颂慈城冯氏时才有，说我们冯氏是如何族大人多，号称冯半城，那口气、那神态是一脸得意。其实，我们家在慈城西门外十里的三七市镇云山前自然村，旧属慈溪县。一般说慈城镇里的是城里厢人，住城外的是乡下人，而阿爷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祠堂——崇美堂在城里雷家巷，哪有城内城外之分。
  听阿爷说我幼时随他进城祭祖，去过崇美堂，也去过统宗祠。阿爷常常告诉我说祠堂做戏时，第一排座位是给斯文会会员的，斯文会是读书人。又说每逢扫墓拜祖散胙领麻糍胙肉时，斯文会的人是领双份的。当年我少不更事，不知道阿爷说的斯文会，但是“读书人能坐第一排又是领双份的”却记住了。这是阿爷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其实还不仅仅是记忆，而且还影响着我的人生。
  据阿爷小像的自题小传所记，我的太公、阿爷和伯父均在南通经过商。阿爷十几岁时，离家去南通南货店学生意。他十七岁时就掌握了制作糕点的整套工艺流程，能独立把桌做糕点了。有道是“替人打工不如替己打工”，民国二十余年，阿爷将祖产抵押乡邻筹钱投资开工场，孰料工场开业不久，日本人入侵中国，兵荒马乱的时局，哪有国人的安居乐业呢？阿爷歇业回家了。
  传统所称四民，是指士、农、工、商，阿爷称不上读书人，而是会做工的小商人，那时的人呀觉得做生意的比打工的有面子，那就叫他为生意人且是没有赚到钱的商人吧。然而因为他在外面见过世面，还识字断文，回家后，阿爷到二六市的乡公所干些送信跑腿的杂务……想不到这一干，竟成了我家的小灾难。新中国成立后的唯成分论，从小学完毕一直到就业，就得填写表格交代祖宗三代姑姨表亲，表格还专设一栏“说清楚”。我就每次老老实实地在档案表格“说清楚”一栏中填写上祖父曾在二六市伪乡公所做过事（正确的定义是中华民国的乡公所，可那时认为不是共产党的乡政府就是伪的）。我家成分是下中农，而阿爷的杂干却影响了我的招工、当兵、入党。我曾经遐想阿爷是雇农、贫农，或是乞丐穷光蛋更好，当然这一想法阿爷是不知道的。俗话说，小孩怕剃头，老年怕看牛。而他在50年代末，在农村初级农业合作社看过牛，看牛车盘管水，做些老年人干得动的活挣工分。再年老些，60年代初吧，放牛管水的农活干不动了，他自学做药酒再走村过户地去卖掉。干这种事，在当时的农村要被认作是资本主义尾巴挨批斗的，不知是因为阿爷年老的缘故或是数量很小，阿爷没被批斗，我觉得非常侥幸。
  阿爷留给我的印象还有做寿域的事。在阿爷自题小像的当年，他手持罗盘上云山找了一块寿坟地，缓缓的平坡，坐西北朝东南，当地叫石眠床，他很满意。做寿坟时，他亲自督促着把坟基一直挖到石夹层，确认下层没有古墓沉降。他说做坟不能拦在别的墓前面，否则后代不得高荣；但也不准位于后面，否则会断子绝孙的。虽然他不是书法大家，但是他认认真真地自题了墓碑——冯炳发先生之墓。做寿坟时，刻墓碑的石匠师傅不知何故，将阿爷题的“冯”字，那下面的四点连成了一横。阿爷十分生气，说是把马的四脚绑牢了，马跑不了，跑不快了……阿爷平常不太生气的，但做寿域刻碑的事却惹得他不高兴了很久。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用一个“穷”字就可以概括。阿爷放牛时，我帮他，祖孙俩在一起，他从不怨“穷”诉“苦”，而是炫耀我们冯氏曾经的辉煌，说他在南通做生意的事，说他的画像，还问我是否记得儿时祭祖的事，我回答记得。上面我说过儿时祭祖的事影响了我的人生。我读的是慈城妙山小学，初中是慈湖中学。那正是“大跃进”与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灾加人祸，差不多人人都饿肚皮。所以读小学时，中午我和我的小伙伴坐在书桌上吃着早晨从公社食堂打来的冷粥，说最好的理想就是吃饱这样的淡粥。读初中时我们这一届共有四班学生，至少有200多名农村学生，可是因为吃不饱饭，学生面黄肌瘦，体弱到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晚上无精力遗尿揭不开被子。学生坚持不了读书，经两年流生后到初中毕业时农村学生只剩下13个人。我也一样，周末回家我对母亲说：学校吃不饱饭，我也不想去读书了。母亲只说了句：读书是你自己的事，读不读随你。说完去田头做生活。我犹豫不决，想起阿爷的话，第一排是读书人坐的位置，斯文会的人是拿双份的。再没多想下去，就挑起准备好的装有糙米、番薯、马铃薯、咸菜的担子，这是要在学校吃一星期的，沿着碎的石板路朝彭山塔方向进慈城大西门向学校的普二男生宿舍一步一步地移动……就这样，我坚持到1967年高中毕业。其实也算不得正式毕业，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学生都得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和面向基层。我的高中毕业证书是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的。我的面向是回乡当农民，一干就是十年。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时为村小学民办老师的我看到《浙江日报》刊登的这则消息，阿爷的话“第一排是读书人坐的位置”似乎又响起来了，于是我向二六市乡负责教育的干部要求报名参加高考。这位负责人说，你已经结婚了，不能参加高考。因为当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就拿着《浙江日报》据理力争说，按规定老三届学生是可以参加高考的，报上是这么说的。1977年考后，我填报了上海交通大学作为唯一志愿。当时，没有填报志愿指导，也不知应填报哪些院校，只知交大这个校名，因为我的小姨毕业于上海交大，结果名落孙山。1978年再考，我考上浙江农业大学农机系，毕业后当上了农机干部。十多年后，二女一儿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结果儿子圆了我的梦，他考上了交大，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又考入美国德州读博士，现在美国联合公司，是热交换领域的科学家。一个女儿是宁波大学的讲师……我觉得我和我的孩子有这样的学历，与阿爷对我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阿爷逝世于1969年，七旬有五，阿爷好像算准了自己的寿辰，正如文记。阿爷生前自题在小像上的文字，为便于我们认族寻祖。半个世纪后，我以此小像和简易的家谱撰写了《慈溪冯氏云山支系考》一文。撰文期间，重读小像上的文字，会时常想起阿爷当年的喜悦与自豪。
  ⊙我们是冯受之的后代
  口述者：冯鄂棣出生年月：1931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莘庄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是冯受之的长孙。根据1925年阿爷自撰的墓志铭记载，高祖生二子，我的阿爷是高祖和甫公长子履安公的第二子，曾祖履安公有二子二女。因和甫公第二子楚才公无子，阿爷又继出为嗣。这样说来，我明白了我家过去每年祭祖为什么总挂两幅太公像。
  阿爷六个月大时，生父过世，由生母养大。15岁，出门去上海厚康钱庄[1]学生意。之后的近四十年，阿爷打拼于上海风起云涌的钱业界，先后执掌宝大钱庄[1]与鸿祥钱庄[2]。1910年前后，因橡皮股票风潮[3]，又因辛亥革命风暴，沪市震恐，叶家投资的一些钱庄倒闭[4]，阿爷执掌的宝大钱庄，也是叶家投资的，面临巨大危险，阿爷在他舅父葛辛木的帮助下，渡过难关。1916年出任鸿祥钱庄经理，历时十余载，认真做人，谨慎做事，在上海钱业界颇具名望，被同仁赞为“声名卓卓称其实”5。
  我出生时，阿爷刚过世[6]不久。我的名字是他生前定好的，我是“雍”字辈，族名雍赉，小名鄂棣，这里的鄂不是湖北的意思，而是和睦之意。我长大后，从父辈、亲戚们的谈吐中，了解了祖父的为人与作风，正如祖父的自我评价：生平道直，不避怨嫌，不报睚眦，宁人负我，我不负人。[7]这些是祖父为我们儿孙留下的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胜过黄金白银。
  祖父执掌钱庄那么多年，按现代的说法，我父辈是富二代，然而父辈们并没有挥霍祖辈的财富，而是发挥祖辈创立的优势，在传承基础上，做大做强，将盈余的资金投入各行各业，发展民族经济。阿伯作舟、阿爹迈群将祖父遗下的鸿祥钱庄打理得井井有条（上海沦陷时暂歇七年），其实当时经营钱庄很困难，时局动荡不安，银行不断新设，还有国外银行在上海落户，而阿伯、阿爹以祖父遗志为目标，以祖父的家训为做人做事原则，使鸿祥钱庄以巨额资产率先进入公私合营。其间，他们与同仁合伙创办过聚德、永祥钱庄，阿爹还在创设于清末的福康钱庄任过襄理。据钱庄史料和表哥张瞻明回忆，曾祖履安公名下孙辈，至少五人载入上海钱庄史，除阿伯、阿爹外，我家还有六阿伯幼成、七阿伯以圭、姑父沈亮夫。[1]同时，父辈们除经营好钱庄外，还涉及其他领域的创业，如投资成德五金号，此五金号由志鸿伯伯任经理，又开过永大参号、镀锌铁线厂、飞腾纽扣厂等，详细内容我记不全了。
  阿伯、阿爹和姑父还在江湾南园地（现在复旦大学所在位置）创办现代农场，后因上海沦陷而中断项目实施。这一切，说明阿爷的儿女们没有坐享其成，而是继续创业。
  阿爷除创业还做善事，在慈城办过一个养育堂[2]，帮助过不少需要帮助的乡亲和亲朋好友。大约我十岁那年，阿爹带我去上海四明公所，那儿堆放着不少空棺材，我被吓得慌煞。阿爹告诉我，阿爷参与四明公所的创办，这些空棺材是施予无力安葬的在上海的宁波人等。有道是富不过三代，而我们这一代没有陷入家族财富怪圈，其中虽有时代的因素，但与家教关系也很大。
  自幼，就觉得长辈很严格。阿爷过世了，他的像挂在小客堂，那是阿爷的书房，每次走过好像是被他的眼睛盯住了似的。七浦路478号是阿爷自建、阿伯监工的石库门大宅，约有1500平方米，阿爷名下的儿孙同住大宅门内。当年每天吃饭的至少有四桌人，管家、佣人一桌，另三桌是祖孙三代人，另加投奔来我家的亲戚，每顿吃饭上桌均按辈分入座，我们兄弟姐妹不能上正桌；吃好饭，要给还在吃的长者、平辈人说“慢用”才能离桌；穿衣是“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过年长辈才给我们做套新衣裳。还有待人，别说对亲戚要长幼有序，就是对佣人，父母也让我们尊敬他们。张再三是我家老管家，我们都尊称他为老伯伯，桂花是小弟蕃棣奶妈的女儿，一直到出嫁才离开我家。阿娘房里有两个佣人，而阿娘饮食起居还是由二房媳妇侍奉，比如早晨起床穿衣，一日三餐的递饭送汤等。儿孙们十分孝顺她，从没见小辈与她红过脸，阿娘无疾而终。我们儿辈幼时由奶妈照看，而家规是我们孩子不能直接使唤奶妈和佣人；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做，倘若有困难，与父母说，再由父母请奶妈或佣人做。我家的交通工具经历黄包车（人力车）、三轮车、汽车的变迁，我们读小学时是黄包车（或三轮车）接送。午饭在学校食堂吃，中学后自己走路上学，中午也在学校食堂吃，两点一线，不能闲逛，进出家门都要禀报母亲知晓。大学寄宿，星期六放假必须回家，不能耽搁。父亲从不给零用钱，我们从不进游乐场所，好像没有学“坏”的条件，只有学校集体活动时，父母才给些钱……家教如此严格，我们兄弟姐妹无法染上纨绔子弟的恶习。
  抗日战争时，我家隔壁是四号仓库，谢晋元[1]十九路军部队驻守在那儿。阿伯买来一卡车英雄牌绒线，动员家里的女眷都织毛衣，送到四号仓库支援抗日。上海沦陷时，日本兵在浙江路桥（旧称老垃圾桥）上设岗亭，过桥的中国人都要向日本兵鞠躬。我的章启品舅舅过桥时偏不肯向日本兵鞠躬，惹得日本兵向他开枪打在肚皮上，所幸章舅舅肚皮脂肪多，子弹从肚皮侧面穿出，没伤五脏而免于一死。经历这两件事，我年龄虽小，但印象特别深，似乎从小立下了振兴国家的志向。
  阿爹任福康钱庄襄理时，也是一心想复兴民族工业，而他读的是私塾，没系统学过工业制造。那时我读高中，刚学了一些化学知识，阿爹就让我当他的拉丝厂顾问，让我做镀锌铅丝。我被“逼”得试用硫酸锌放入木槽，槽壁两侧放正负两极，将铁丝从中拉过，可我不知化学配方，突发奇想用老太太梳头的刨花水倒入里面做催化剂，总算将锌镀上。如此土法出品的铅丝居然也会有人买。阿爹投资成德五金号，我不知此镀锌铅丝与成德五金号是否有关。阿爹还办飞腾纽扣厂，用进口硬果专做西装纽扣，主要工序是切片、钻孔成型、染色与抛光。好像染色成功了，但不够亮，阿爹动脑筋将竹筷子截成一小段一小段，浸透石蜡和纽扣放人搅拌机内一起滚，这样燥光后，纽扣色泽光亮……可后因日本人侵犯新加坡，原料供应中断了，工厂关门。这些事对我的影响很大，此时阿爹致力于培养我成为机械工程师。
  我读的是上海中华理科中学，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全是富家子弟，我的同桌是蜜蜂牌绒线老板的儿子，而我前桌的两个同学身份不明，后知道是中共地下党。1949年前，有一次，教历史的何老师带我们几个同学去浙江大学旅游，其实是一次地下党外围的组织活动。在浙大，我读到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思想触动很大，我深感出身不好，想考大学选专业要脱离父母的关照，选择了大同大学土木系，没想到两位弟妹也跟读这一专业。
  读大学第一年，阿姐吟棣去香港转美国结婚，阿姐未婚夫是同乡烟画大王冯荪眉长子懿民。懿民读大学阿伯支持过，考取了公费留学生，阿爹也支持过，后懿民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有了工作，从美国来信向阿姐求婚。阿爹让我与他一起送阿姐去香港，再陪她同去美国，她结婚我留学。此时朝鲜战争刚打响，我放弃留学名额，将阿姐留在香港，独自回沪。回沪后，又逢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并人同济大学，不久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大学时，我曾读过《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书，毕业分配填写志愿表，我写下“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几个字。当时我还问女朋友：“我去西北，你去吗？”、“去，我们结婚。”结果我们新婚三天后坐上西行的列车，这一西行，我俩相伴了超过一个甲子。当年，同行的有二十五位同学，目的地是“新西兰”，这不是国名，而是西部的兰州与新疆。火车一开动，站台上的家长与车上的同学，大家都哭，稍后，车上的我们齐唱《共青团员之歌》，斗志昂扬，奔赴大西北，如此一行，我和老伴在那儿干了42年。
  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分到西北的大学生，我穿的是上海服装，兰州人把我当成土财主，国家给的工资又高，令人眼红。我将我的工资全数寄回上海，因为家里资产都上交公私合营，阿爹工资也少，家中弟妹也正在上学，我的工资正好贴补家用。妻子将其工资一半供养岳母，另一半我们过日子。虽然西北生活相当艰苦，但我们过得十分快乐。我们的职称从实习生、技术员、工程师至高级工程师，我的行政职务升到处长、总工程师等，我们参与铁路天兰线、兰新线、成渝线、阳安线、兰宁线，以及大秦、兰州西北地区各厂专用线、煤矿专用线，甚至飞机场、地区住宅等建设。记得我参与沙漠铁路建设，此是世界难题，别说修路，就是筑路用的工具、材料都无法运输，也就无法开工。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我们利用美丽渠的冻泥块在沙漠铺砌出一条“冻沙泥路”，然后洒一层水，借低温天气冻成一条“冻路”，让沙漠里开上第一辆汽车，闯开沙漠修铁路的大门。这些情景，后刊登在1955年的《人民画报》。[1]在毛泽东的“尽快修好兰新线”的号召下，我和妻子进疆八年。新疆工地无水，靠汽车拉水过日子，每天限量供水，看着茫茫大戈壁，与歌中所唱的一模一样……在那儿我曾听到闷雷似的巨响，巨响过后刮来一阵大风，没多久广播传来氢弹爆炸成功的公告。[1]
  在铁路建设上，我参加了好几项全国首创工程，现在回想，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刊登在《人民画报》上的沙漠铁路，开世界之先河，我是主管工程师；安阳线上的汉江桥，大跨度斜腿钢构薄壁箱型钢拱桥，是中国第一座，世界第十座，其中六座在施工中坍塌，汉江桥与葛洲坝工程并列国家级金奖，桥梁工程权威茅以升为汉江桥写过文章，刊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有我参与万吨级重载铁路大秦线的建设，其中秦皇岛车站是我国铁路史上第一个能在竣工后马上通过时速100公里列车的车站，此工程获国家银质奖。我参加隧道施工时，深感工人受粉尘危害，导致矽肺病，我亦有轻矽肺病，便研究“隧道施工通风防尘”项目，于1987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评为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这前后，我多次被评为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过去常说荣归集体，从家族层面而言，我的这些成绩不说光宗耀祖，至少没辱家门。
  1949年后，阿伯任上海市工商联委员。几年后因看上海杂技团警险表演致心脏病发作意外死亡。阿爷有两个儿子，孙辈有六个男孩，我们不分堂兄弟，彼此以年龄长幼称哥弟，阿伯长子炯棣，我称二弟，移居美国纽约，赤手空拳从做小生意起家，成为美国FTI公司总裁，而他不离国内所学的理工科专业，当听说我修大秦线施工隧道遇到山体漏水难题时，不远万里拎了一桶防水水泥来工地推广；后又研究了光缆断裂定位仪器赠予沈阳铁路局试用，据说这设备时值三十万元，可惜二弟英年早逝，我专撰悼词，浓缩成对联“振家业行路千里，兴科技鞠躬尽瘁”刻于墓碑，以志永远怀念。
  三弟纯棣出生时正逢逃难的年月。那年冬天逃到乡下，途中奶妈将襁褓中的三弟暂放在石磨上，染了气喘病，不能吸花粉、油烟，抗不住天气变化，每星期至少发作一两次，常喘得脸发紫，睡床直摇晃，病得痛不欲生，遍求名医都无效。三弟勉强读到高中辍学，虽身患如此的病痛，三弟仍自学成才，为枫林中学（现改南洋模范中学）物理教师、校办厂厂长。
  当我们兄妹远走高飞离开上海，三弟担起了照顾父母的重任。
  四弟福棣于1987年受国家委派出任中国一斯里兰卡高级法院综合工程专家组组长，由于专家组业绩突出，为国家赢得了信誉，获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亲笔签署的荣誉证书。1989年5月回国，受到国家主席杨尚昆特使陈慕华副委员长接见。退休前，他是合肥市建设局副局长，1992年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1]
  五弟蕃棣成长在动乱年代，中专学历，但他钻研电视机专业知识，曾是上海无线电四厂工程师。改革开放后，下海改行创办涂料厂，成为我家第三代的私营企业主，现移居加拿大。
  阿爷孙辈中最小的是阿伯次子、六弟凯棣。六弟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电气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现移居美国，从事移动机器人研究，现在美国，有发明，已成功申请专利超过百项，受到美国政府的表彰。
  阿爷孙辈巾帼不让须眉，阿姐吟棣嫁居美国，不甘心闲居家中，开办手工织毛衣店，织品销售给好莱坞明星，为其儿子、媳妇业进好莱坞奠定了基础。大妹友棣同济大学公路系毕业后，先后在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城市规划设计院、四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四川省建筑设计院等工作，为高级建筑师，设计院设计所副所长，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等。二妹吉棣是阿伯长女，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曾是西安制药厂工程师，后随妹夫移居美国。小妹逸棣是阿伯小囡，从标准件厂工人到技校校长，移居美国后又创办洗衣公司还有阿爷侄子后代也不逊色，七阿爸以圭次子雍明是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的高级工程师，专门从事机电研究，主持完成了D32—59电机基本标准的编制，参与编写《实用电机工程手册》等著作5本。[1]冯受之的孙辈们是赤手空拳做事业，我认为，我们这辈人事业有成，这里面既有阿爷的基因，又有父辈的影子，更主要的是我们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
  如今阿爷的儿孙们从上海走向海内外，从事的领域有工业、交通、文化，更多的是科技、环保等新兴领域。有意思的是，阿爷第三、四两代中就是没有从事金融业的，是否是儿孙想到先祖冯受之做得太出色，他们无法超越呢，还是新兴领域更有诱惑呢？
  经济全球化后，阿爷的曾孙越跑越远，回家相聚时，像联合国似的，语言、国籍，包括几个外国女婿、媳妇，互相交流要请翻译。为此我设想为和甫公名下子孙续编一本家谱，以免日后忘记祖脉。我家原有家谱，小时也看到过，绸布封面，上有柳公权书法。
  我十岁前，逢年过节，或祖先诞辰、忌日，上海亲戚都来七浦路老宅谢年祭祖，两张八仙桌，上面放了很多副碗筷，长辈说，祖先也来团聚。阿娘在上海过世后，子女们也陆续离开了上海，像当年祖先们离开慈城那样。
  慈城尚志路50号是阿爷出生地，原称颜家桥冯家，至今我只回去过四趟。一岁左右回过慈城，大门内坐在高凳上拍了一张照片，我仍保留着；19岁那年，送姐姐去香港前夕，父母专程陪我和阿姐去慈城住了一夜，告诉我们别忘祖根，学成后快回来，那时的我有回到故乡的激动；2010年5月，恰逢海外弟妹聚上海，大家商量后一致赴慈城寻根，承蒙慈城镇翁坚军宴请我们，使我备感乡情的温馨。今年清明前夕寻祖上坟，四返慈城，听墓园管理人员说，有人在找我们冯家人，这好像是祖上冥冥中的指引，有缘。
  我家保留着号有“冯”字的大碗，是只蓝边粗碗，不是罕有之物，但因号上“冯”字，我一直舍不得处理。现在听说慈城冯氏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冯”字顶在头上似乎有点沉重。我们作为冯受之后代，是慈城冯家的一支脉，从阿爷到我的儿孙辈，还是传承了祖先遗风，为慈城争光。
  ⊙从这两张照片说起
  口述者：冯秀华出生年月：1925年职业：居委会干部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上海呼玛三村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的出生地是慈城尚志路，小关圣殿附近，老早称假面子弄[1]，现在通往大北门外那条路[2]，路名记不清了，不过前几年去时房子还在。后来，我家搬到荷花池头[3]，不知那儿的房子还在不在。
  21岁时，由孙侄尚福陪我到上海，住在天潼路裕庆里11号阿江哥家。讲起来我还是从阿江哥家出嫁的，嫁给余孚章，他是宁波镇海蟹浦人。
  在上海成家立业的宁波人大多是清明回老家，给父母、阿公、阿婆，还有公公娘娘（即祖父、祖母）上坟。这张照片是我从慈城出来第二年（1947）清明回慈城时拍的，是慈城清道观百步阶前，是阿江哥儿子冯立拍的。照片上的小顽（方言，小孩之意）是阿江哥第三子圣葆，现在美国；旁边是我小阿哥崇芳，当时在上海一棉布店工作。阿拉冯家以商业为主，在上海、广东、福建等全国各地。我辈的九代祖是兵部尚书，传说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兵部尚书不出兵，被杀头，从此冯家人不做官。
  兵部尚书传到我的祖辈阿爷生六个儿子，六子分六房。是否有女儿，我不太清楚。
  大房大伯，不晓得名字；二房是冯立家，其父亲崇江（1897—1974）是二嬷的小儿子，我喊其阿江哥；三房思安（1865—1945）；四房从小没听人说过，连四嬷也没人喊；五房的儿子就是镛声（不详一1947）；阿爸炳生（1873—1937）最小，是六房。阿爸六岁时，公公就过世了，阿爸是大伯、大嬷抚养长大的，以后成家立业也由大伯张罗。父亲在胡庆余堂工作，母亲叫陈巧凤，亲戚都喊其六嬷。阿爸，1937年过世，大伯的儿子阿郎仍常来看望我母亲。
  在慈城，我家没田没屋，买米吃庉（方言，意为住）租房。我有四兄弟，大哥崇塘过继给三房，在跑鞋批发店工作；二哥崇莹（1913—1990）到南京棉店学生意，后做经理；三哥崇金没离开过老家，没固定职业；小哥崇芳（1919—2006）在上海。二嬷家的阿江嫂人真好，住在其家客气不说，我出嫁后，生四个孩子，她总像长辈一样每次来催生与满月，小人衣裳、长面、蹄髈等，连我女儿生小孩，她也是礼到。我来上海没工作，阿江哥的二媳妇曾是市妇联组织负责人，替我着想，两次介绍我到中苏友好大厦做展览的讲解员。走出家门，练大了我的胆子，后来我就做里弄居委会工作。
  三阿伯先是一棉布店阿大，后在天津路自开吉祥批发行，没儿子，我大阿哥过继给他当儿子，三嬷比较厉害，而三阿伯又听老婆的，再说大阿哥死得早，三阿伯与阿爸也不是最好，其1945年过世，享寿81岁。过世那年，我刚来上海，又因两家有过继关系，记忆特别深。
  五阿伯我没有看见过，看到过五嬷，她住在柳山庙沿大墙门[1]内，右边的平屋，虽说平屋，两边各一明轩间，介多房子。五嬷有一子二女，儿子镛声在上海做粮食字号[2]，有一女一子，家里很有钞票，用慈城人的讲法是老板人家。我家伙计人家，兄弟亲家关系一般，尽管如此，我出阁结婚，镛声老婆还是专送来二千元礼金。慈城大房子到底是五阿伯造的还是其子镛声造的，我不太清楚，我晓得五阿伯大屋正厅后面的二楼洋房曾经做过保黎医院分部，我女儿慈霞还是那儿出生的。[3]五阿伯两个女儿，一个早殁，一个叫阿兰，租住黄门第房子，丈夫姓叶，是金夹岙人，生一女一子。
  阿兰姐与我母亲年纪差不多，五嬷在世时，多尽女儿之孝道。
  1940年左右，我十五六岁，五嬷过世，丧事是在柳山庙大屋办的，是前厅后堂，好像还有堂名。[1]其间，我没看到镛声。后来，去上海后两年，我听说镛声生食道癌去世[2]，理应他是我堂阿哥，而我没去祭拜。
  在慈城，我看到过一本家谱，是布封面的。我家每年从大年夜开始悬挂祖宗像，其中有兵部尚书与夫人，一直挂到正月十五落灯夜，才收藏入像棺材一样的像箱。五嬷在时，是我家、五嬷和住顾家池头的尚福三家轮值，因为大房、二房、三房都在上海呀。这么说来，尚福是四房后代？谁也没说起过，反正尚福喊我姑婆，住在慈城顾家池头；是尚福陪我到上海，快70年了，慈城的照片一直藏在身边。
  ⊙我家与上海银楼的一些往事
  口述者：冯立出生年月：1927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上海徐家汇路制造局路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我生在慈城叫五马桥头的地方，出门就要过座小桥（称围家环河）。我家在桥的西南面。
  我们是四兄弟三姐妹[3]，我排老三，上有一阿哥，一阿姐。七八岁时离开老家慈城到上海读小学，父亲崇江在上海工作。
  听父亲讲，他十四五岁到老凤祥银楼学生意，后进杨庆和银楼[4]工作。杨庆和银楼的老板是慈城人，叫冯清庵。冯清庵与我家是远房亲戚关系，具体啥关系我说不清楚，其辈分比父亲小一辈，对父亲蛮看重。父亲进后没几年就做银楼工场把桌（领班）。后来，父亲自己开宝震银楼，虽说同样是银楼，其实是门面做买卖内部做加工的小作坊，主要为杨庆和银楼加工产品，店设在提篮桥下海庙附近。父亲还托冯清庵让阿哥圣洙（1921—1942）学生意，阿哥在五马路广东路的源康银楼店学生意。
  当时的父亲打算让阿哥学到本事后，一外一内合伙开店。可是阿哥做了一件事，打乱了父亲的一切计划。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阿哥发现银楼老板有卖银子给日本人的行为，就向有关部门揭发了违法行为。后来怎么处理银楼老板，我不知道。只知源康银楼要辞退大哥，介绍人觉得很没面子，父亲也是屈从于各种舆论，以身体欠安为由让阿哥回了家。按理阿哥做得对，是正义行为，也许如此，阿哥很想不通，但他不敢吭声。因为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十分严厉，我们都很惧怕他。有次他看到我写的字，就训斥道：写字怎么像描花！写字要像做人一样，一笔一画要写得规规矩矩。我被这样一训斥，以后写字再也不敢乱涂一气。正是父亲教我们做人要规规矩矩，阿哥觉得很委屈，每天沉默无语……不久后的一天，阿哥离家出走，那年阿哥才18岁。
  阿哥不见了，父亲、母亲很着急。当时的父亲好像很自责，觉得自己管教儿女太严了，对我们稍有放松……一天又一天，直到第二年秋天，总算有了阿哥的音讯。原来阿哥参加了新四军，大概因为他有文化，又积极能干，晋升为连级指导员。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阿哥被俘，当时家里收到阿哥的来信，是他的一张小漫画，画一个人坐在小矮凳上，写了12号。可没多少日子，又没有了阿哥的消息，我们家人很想念他，父母亲更加想念他们的长子，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在《申报》登了寻人启事（1947—1948），有个叫季音的记者看到此广告，在《新华日报》发表了《答复寻人启事——记冯立平英雄事迹》一文。当时，家人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因为《新华日报》在南京，而我们在上海，不知谁给我家寄了这张报
  纸，我们才知改名为冯立平的阿哥惨死在上饶集中营。[1]
  1949年后，我家成为烈属，父亲是上海闸北区人大代表，区法院人民陪审员。阿哥生前对我们弟妹都很好，他离家时，我才十几岁，当年，他在银楼学生意，平时不回家，而逢年过节回家时，总给我们带来小零食、小玩具。为纪念阿哥，阿姐与我的名字分别改为冯平、冯立。
  其实阿哥的正义行动是受姐夫王祺庆的影响。姐夫是1937年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老革命，后因身体原因一直住在我家，在难民收容所工作。受姐夫的影响，大弟圣葆（1934一）在上海育才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1949年后，进入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由于自己的身份，再说是烈士弟弟，入学后当上班长。孰料，大弟发表了“革命干部可以经济上适当享受，不可享受政治高官职位”等言论而被打成学生右派。幸亏，他自己参加地下工作，可能有烈属招牌，仅凭自己的才能，圣葆大学毕业时留在北京《世界知识》杂志社工作。改革开放后，他有幸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全国改革开放座谈会，聘为改革办顾问，后来去美国，现定居美国加州。
  再说我在澄衷中学读书后，仍由冯清庵介绍到上海老凤祥银楼当学徒，父亲对我们儿女的要求是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这也是家里的传统。后由于时局对黄金的控制，银楼解散。失业的我到树群夜校[1]继续学业，1946年我在夜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在中共沪南区委工作，上海工商业公私合营后，奉调去上海市纺织局工作，一直到离休。
  我家祖辈有五六个兄弟，我家好像是二房。祖父我没看见过，也不知叫什么，父亲是三兄弟，大伯我没看见过，二伯叫守一，读过书，有学问，但做事好高骛远，似乎行行不落档，又没结婚成家，曾在老家以念经为生。父亲看二伯这样蛮辛苦，便接他来上海，与我们一起生活，年老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又服侍他十多年，直至1949年前后终老。父母亲养二伯的一切，我们儿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影响着我的人生。
  父亲对兄长如此，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更怀涌泉相报之心。上面说的冯清庵，其辈分虽小，但逢年过节，父亲总率我们去南市蓬莱路的冯清庵家拜岁贺年，几乎是年年去的。冯清庵曾是上海银楼同业公会主席，时为社会名士，看到我们一家也十分热情，总叫父亲为奥松，是慈城人的叫法吧。冯清庵与我们是同辈，而年纪比我们大得多，他说话很幽默。我印象中，还有一冯家人在宁波路开绸缎庄，父亲也很尊重他，听长辈说过，冯清庵与慈城沐家是亲家，与秦家也是亲戚，具体是啥关系，当时我也没追问。
  （冯志仁参与口述）
  ⊙伯华叔与舜华叔兄弟俩
  口述者：冯敏出生年月：1952年职业：《昆山日报》退休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江苏昆山人民南路97号口述时间：2013年2月
  伯华[1]、舜华[2]、圣发[3三兄弟是我的远堂叔叔，老家在慈城柳山庙前东高楼子。他们的父亲冯可钧（仁元）与我的祖父冯勉勤（仁宝）是堂兄弟，同属统宗祠绩高堂，因为伯华叔年幼时寄拜给祖父母，所以虽是远堂房，走得还是很勤的，与我父辈关系也亲近。有关情景及慈城的寄拜规矩，我的百岁母亲已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再赘述。
  仁元公的家境，据西蕾婶[4]的回忆文章记述，伯华“父亲在上海的一个货栈里做采购员，他常到河南许昌、安徽蚌埠等地收购烟、鸡蛋等物品，以微薄的工资养活全家老少三代六口人，母亲则一面操持家务、服侍老人，一面靠编织帮工挣钱补贴家用。当时战争频繁，世道混乱，在他们童年的记忆中，充满着借钱、典当、赊欠、饥饿、寒冷、贫困”。“十三岁的伯华先被送到上海当了印刷工人，第二年，瘦弱的舜华也被送到宁波九华堂当了学徒。”、“圣发小学毕业后就失学了”，“几年后，三人不约而同地分别先后在上海和浙东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路”。[1]
  他们参加革命后，很少回慈城，两家少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伯华叔、舜华叔两家定居在北京。当时我大伯（冯昌伯）也定居北京，而且与舜华叔同在建工部工作，彼此来往较多。“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激烈的冲击，天各一方，一度失去了联系。“文革”后，我们仅从报刊中偶然得到一些伯华叔、舜华叔的消息，如在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
  直至1984年8月，我小哥哥因主持浙江省与日本静冈县建筑研修生合作项目，为取得中建总公司总经理致日本建设相的亲笔信札，带着我父亲的亲笔信进京。因无寓所地址，找到了伯华叔在化工部的办公室，受到热忱欢迎，稍息即同去他位于木樨地22号楼寓所，与叔婶交谈良久。次日又去百万庄建委大院甲七号楼拜访舜华叔、子珍婶[2]。有了地址和电话号码，从此两家恢复了联系，事后，伯华叔马上写信给父亲，详细介绍了家庭成员后，谈及“文革”经历时有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幸家破而人未亡”。
  1984年10月[3]，在当时的昆山县委有关人员陪同下，伯华叔和西蕾婶携水果篮特地来探望我的父母亲。当时，我家住在昆山朝阳西村3号楼。相隔30多年的重逢，大家都十分激动，虽说是远房堂兄弟，因为有寄拜的一层关系，彼此十分亲切。母亲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有这样的记忆：拥抱很久，才落座。瞬息，半个小时过去。因县委有活动安排，经陪同人员多次提醒，匆匆告辞。第二天黎明，他们即离昆赴沪转乘飞机去成都。
  伯华叔婶衣着朴素，待人谦和；伯华叔时任化工部副部长，虽身居高位，却没丝毫架子，一声一个三哥，一声一个三嫂，仿佛彼此又回到当年的慈城。几天后，父亲写信给伯华叔，询其“去蓉后谅已返京，对他十二日与伉俪俩来舍访问表达由衷的铭感。彼此均入暮龄，邀请异日有机会莅昆再次相聚”[1]。
  1987年初夏[2]的一天傍晚，昆山房屋住宅开发公司一陆姓同志前来告诉，舜华叔将从苏州专程来昆拜访父母亲。父亲当日写下了“阔别半世纪，承他热情，能在残暮之年，重见一面，私自殊感激动”的日记，可见父亲当时的心情。
  两天后的上午10时许，舜华叔秘书董大平、苏州物资局刘同志及那位陆同志来我家，说舜华叔已从苏州来到昆山，派轿车前来接父亲、母亲前去会晤。父亲深感盛情难却，急匆匆前往舜华叔下榻的宾馆相聚。父亲又记下：“阔别五十余年，一旦重逢，相互聊古，毫无拘束，其欢乐之情，概可想见。”长辈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一起乘车往县第一招待所赴宴。席间，舜华叔快人快语、声音洪亮，性格豪爽，感染了在场的人员，父亲的日记记录了当年的情景：“宴会中频频碰杯敬酒，又有一番乐趣，散席前由东道主为我们合影留念。餐毕，轿车送我们回家。舜华午休一下，准备赴沪，拟三天后回京。舜华待人热情和蔼，谈笑风生。他虽任高职却无官气，平易近人，在今日欢叙中，不禁令人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之后，父亲又追记了：“昨天会晤舜华后，因印象过深，今日犹围绕在脑海，相信今生永不遗忘。”[1“自十六日与舜华话别瞬有半月，是日盛他热情款待，特别是久别重逢，当我残暮之年能相互会见，隆情厚意，令人难以忘怀，特致函问候并表示谢意。”[2]
  这前后，舜华叔数度去杭州，小哥接待他，陪同他访问老战友，一起收集其弟马豪的生平资料。1993年清明节，舜华叔、子珍婶专程回宁波老家扫墓。不料，三年后，舜华叔离我们而去。想必，舜华叔在天堂碰到父亲，一定会拥抱，交谈童年的往事……1997年1月，为在慈湖烈士陵园建马豪烈士墓地，子珍婶派遣其子皖民并嘱我小哥哥协助予以落实，在省、市民政部门部署下得到顺利实施。1997年4月，中建总公司编辑了《纪念冯舜华文集》一书，以纪念舜华叔逝世一周年。
  ⊙外公和他的伏跗室
  口述者：陈伯龙出生年月：1928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粮丰街41弄口述时间：2012年12月
  我是鄞县走马塘陈家之后，高祖陈星权公以贩卖红洋花布出身，曾在上海开设陈星记洋布字号，专门搞批发，当时上海的“四大祥”洋布店都从我家的陈星记采购。因而我的上代高祖父从走马塘迁居到江东卖席桥，时称卖席桥陈家，是江东的望族之一。
  外公慈城的家是在完节坊，听说冯尚书是他们的上代，冯君木是外公堂房叔叔，他们分五房。外公的阿爷叫溪桥，我叫曾太外公，在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查私盐。当年的典史职位相当于现在的股长，曾太外公其实是股长下面的工作人员，是个连“官”都算不上称作“吏”的公差，他没中过科举，有三个儿子。倒是再上代的梦香太公中过举人，我听昭适舅舅讲过，梦香太公还叫一梅，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梅花特别清香。外公的父亲，我称太外公是小儿子，上面的两个哥哥一早夭一早卒，只有太外公生了儿子，就过继给他的大伯启瑞，旧时称兼祧，按现在说法是享受两家的继承权。
  太外公是贡生，贡生是旧时比较优秀秀才的称呼。他27岁时去杭州考乡试不中，回家的途中又偶感风寒，一病不起而逝，那年外公才8岁。
  外婆陈梅云（1884—1974），是迎凤桥陈家的大家闺秀，他们育有一子二女，舅舅昭适，母亲舒宜和阿姨柔宜。不幸的是母亲与舅舅先后于1948年、1949年病逝，民间视“年幼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为人生三大悲剧，而外公经历了年幼丧父、中老年丧子之痛，因而他晚年自号“孤独老人”，就出自《孟子》中自幼丧父日“孤”，老而失子曰“独”之意。所幸还有小阿姨冯绰（1907—2004）活到97岁，而且她待外公、外婆十分孝顺。
  我是家里的长子，解放后住在平桥头宝奎巷，现月湖公园附近。宁波人有“小时外婆家”的说法，外公、外婆特别疼爱我。我经常去伏跗室，外婆总拿花花色色给我吃，而外公总问读什么书。每学期结束，外公要看我的成绩报告单。解放前有一次，我与外公随便说了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外公马上吟诵，“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诵了几句，他又问我：“七月七日长生殿，李、杨希望世世代代为夫妻，你知道袁枚的《随园诗话》对此怎么评论的吗？”我答不上来，他又背诵袁枚的诗：“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玉环领略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生。”我拿来《随园诗话》一看，外公吟得一字不差。做客外婆家，外公常常是这样潜移默化地用文学熏陶我，使我受益匪浅。1956年我以调干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学期回来，外婆问我在南京生活习惯吗，外公问我用哪些工具书，读的通典、通志采用的又是哪种版本。
  大约在1960年，我向外公借阅王士祯的《渔洋诗话》一书，外公让我自己上楼去拿，而且他告诉我在哪间房子的第几只书箱的第几层。外公对我随便说的一本书的位置熟悉到如此程度，足见他对书之爱。因为爱，外公几乎是嗜书如命，常用明末清初宁波藏书家万斯同的藏书格言——“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共饘粥”来告诫我们糟蹋书比吃其肉还痛。
  我借《渔洋诗话》后，第二次去外婆家，前脚刚迈进，就听到外公的声音——“书看好没？”之后见面自然催讨，决不因是“外孙皇帝”借阅，就不还算了。接着又借《吴梅村诗集》等，我所藏的《经籍纂诂》与《诗韵合璧》是外公送给我的，这是他收藏的复本，也是不那么珍贵的“小书”，当然对我来说很珍贵。我想“只收藏不外借”才有伏跗室的十万卷藏书，外公才能成为浙东著名藏书家吧。
  20世纪50年代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南下到宁波来望外公，作为相交多年的书友，郑先生希望外公能将伏跗室的260箱藏书捐献给国家图书馆，中央政府将嘉奖20万元。外公表示“书是我一生之心血，而且其中是浙东文献为多，待我百年之后再说吧”，婉言谢绝了郑先生的建议。
  我们后代了解外公的一些藏书逸事，比如他收藏的清代人史荣[1]用毕生精力汇注《李长吉诗注》的故事。据说，稿本经岁月的轮转而转到甬籍收藏家王斗瞻（奎）的书橱。王家的藏书始于道光年间，后因家境衰败，外公从王家子孙那儿用高价买下这套稿本。可取书时发现诗稿的其中第二本被老鼠蟑螂咬得支离破碎，他没有异议书的价格，只是悄悄地用纸包好诗集的书纸碎屑，拿回家，用糨糊将碎屑一点点粘合，细细辨认后，再将黏合的纸片一一成句成篇，日复一日，花去多少天时间，碎屑的书纸黏合成为一本诗书，一本十可读八九的诗书，如此的从老鼠口下夺书，才收藏完整一套。《李长吉诗注》是今天天一阁所藏的绝版之宝。
  外公收藏古本始于清末科举制度取消以后，当时一些以科举取士的书香人家将攻读的四书五经论斤当废物称卖，嗜书的外公每天奔旧书摊淘宝，先后收藏了董沛六一山房等浙东藏书家的珍品版本。
  为藏书而修书，外公家里雇了名叫严春舫的修书师傅，有时严师傅一人忙不过来，外公还要雇其他修书师傅打短工，单支付工资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好像外公最初的收藏资金来源于慈城祖传的房屋租金，而收藏是个无底洞，因而外婆生活十分节俭。1960年放暑假去外婆家，那天正好是处暑（8月23日），外婆对我说，外公身体不爽快，吃东西没味道（好久没吃过好东西），让我陪外公到馆子吃一顿，而外婆自己是舍不得去的。这年外公患的高血压症已相当严重，几乎不写作，不太出门。结果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带上并盆篮[1]，外公说是吃剩可结回[2]，祖孙俩来到东门口南台桥[3]的宁波饭店。
  在饭店，我们点了拖黄鱼、鹅肉、白斩鸡和虾子黄鱼羹等五个佳肴。宁波饭店一服务员是我同学，看到外公很客气，又送我们一盆拖黄鱼，我们将没吃完的和这盆拖黄鱼全部装进并盆篮带回家。坐三轮车回家，路过县前的东海照相馆，外公似有预感地说：马上要毕业分配，不知会分配到啥地方，到照相馆拍照留个纪念，这样就有了这张我与外公单独的合影。
  外公、外婆特别疼爱我，除了我是长外孙，还因我爱读书。我有不少表兄弟姐妹，其中孔豫、孔衡、太同、仲同、叔同、季同六人是外公的孙子、孙女，外公过世时，他们全在外地，小阿姨家在上海，谁来管理伏跗室的那么多书卷呢？外婆虽然出身大户人家，但也不识字，而且晚年因青光眼而双目失明。伏跗室的后人们考虑再三，便作出捐献之决定，如今伏跗室的藏书能够收藏在宁波天一阁，占全阁的三分之一，外公也可含笑九泉。因为民国时期，外公也曾致力于天一阁的保护，曾编纂了《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被毛翼虎先生评赞为外公一生的四大功德[1]之“保护天一阁之功”。
  慈城冯氏的确是大家望族，外公有两位族亲很厉害，一是冯昌伯，一是冯定。冯昌伯我见过，新中国成立初年，冯昌伯全副武装，身佩驳壳枪，后面跟着警卫员，来看过外公。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冯定我没见过。1951年，三表姐叔同结婚前，外公写信给上海的冯定，请他做证婚人，冯定没同意，是因三表姐夫是宁波源康老板的长子屠家篯，1944年浙大机电通讯系毕业，在上海工作。冯定不给时为资产阶级的媳妇当证婚人，当年他的立场很坚定，不过，改革开放后三表姐夫曾任上海电信局副局长。1953年，大表弟冯孔豫分配到北京广播事业局后，去找冯定，冯定热情接待，以后冯定夫人还替大表弟介绍对象，是当时北大东方语言系朝鲜语专业的学生，现在是我的表弟媳沈圣英。他们的儿子则辰北大法律系毕业后，曾到美国读博士，现从国外回来工作。
  驹光如驶，光阴荏苒，今年是外公逝世50周年，也是“伏跗室”献书50周年。外公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而今年逾耄耋的长外孙，也已垂垂老矣，今趁王静女士造访之际，聊作如上的纪念。
  ⊙对冯老及伏跗室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刘昌华出生年月：1924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初识
  口述地点：宁波市孝闻街171弄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冯老是很受人尊敬的人，是正直的老人，我对他印象很好，很深。
  离休前，在我任（宁波市）统战部长期间，我与他交往较多，当时（20世纪50年代初期）冯老是市政协委员，市人民政府文物委员会委员，为人好，和蔼可亲。当时的统战部机关在天然舞台旁边一小洋房内，是原葆真医院被没收的房子。冯老因开会来机关，顺便来看我，一次到了午餐时间，我请他吃顿饭，第二次来机关他就送给我两本书。记忆中，冯老给我送过两次书，好像是马列主义著作，是当时的版本。
  之后，省委书记（具体是谁，我记不清）来宁波看望老人，我陪同他到冯老家里。老人非常高兴，坐在椅子上，已站不起来，由冯妈妈（冯老的夫人）和女儿陪伴。书记指着我，对冯老说：“您有什么困难找他解决。”离开伏跗室时，书记就对我说，能照顾就尽量照顾好老人。而冯老从没有要求什么照顾。
  这以后，我去冯老家多次，那时的经济不那么好。我第一次看望冯老时，他送我到大门口，连连作揖，表示谢谢，说这么忙去看他之类的话。说话时，老人的嘴唇是颤抖的。
  冯老不爱多讲话，很善于思考，但一开口所说的话绝对是言简意赅。
  后来，冯老不太会走路，生活也不能自理，由女儿照顾，冯老的女儿非常孝敬，连冯老大小便都由女儿来帮助，我从没看到过这样孝敬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感动。
  冯老的儿子，叫昭适吧，较早过世，我碰到过他的女儿，两个孙子孔豫、孔衡。
  冯老过世后，冯妈妈对我说，将书和房子捐献给国家，住的地方保留。以后，我们搞了捐书仪式，由陈铁山副市长主持[1，政府奖励给冯家一部分钱，具体多少我记不清，钱有这么厚厚一叠。之后，出席捐书仪式的女儿提出看望市委书记葛仲昌，我陪她去书记那儿，她的女儿说这钱不能要，便将钱退回来，留下证书。
  冯老去世后，我再没有去冯家，冯家的情况也不太知道。到了十年动乱，是非颠倒，我也靠边站，听说上海有人来调查，说什么冯家献书是否为了名利，在上海的女儿也受到了牵连。我总感觉我们对不起冯老先生，也对不起冯家的子孙。在我与冯老接触，与冯家人接触中，我认为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对宁波的历史文化有很大贡献。
  ⊙冯老与伏跗室
  口述者：袁元龙出生年月：1928年职业：学者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孝闻街171弄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我与刘部长一样，与冯老也是因工作有接触。
  冯老的孙子孔衡是我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同事，我当年的老领导郑峰是宁波市文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管会办公室主任，主任由副市长兼任。郑峰经常让我代他参加文管会有关会议，开会的地点常在冯家，也就是伏跗室的厢房。因此在1955年到冯老去世前，我至少与冯老有过四五次接触。冯老长得白白胖胖，留有胡须，说话耿直，脾气很大，说话的声音洪亮，边说其胡须边随之抖动。开会时，老先生们谈到干部的外行做法，话语是直来直去，如朱酂卿会以“牛吃桂花不知滋味”之类的话，来形容文物干部素质不高，而当时的干部还是很努力、很亲民，十分尊重知识、尊重文人。当时的我还是小字辈，我的老师马涯民、杨菊庭等先生与冯老交往甚好，他们与冯老都是省文史馆馆员。那么多次去伏跗室，我没看过那儿的藏书，当然我也没提出看书的要求，一般冯老不轻易展示其藏书。当时，听说冯老所藏的宋版本《琬琰集》[1]为海内珍品，价值连城。
  冯老跟冯君木先生读书。君木先生被称为“浙东四才子”之一，他们的亲戚关系，具体的亲疏，我不清楚，只知冯老十分佩服他的师长君木先生，而且伏跗室之名也是君木先生取的。据说，他老师看学生足不出户，每天待在家里，如此的“伏处乡里不求显，而致力于学”，便取王延寿的《鲁灵光赋》篇中的“狡兔跧伏于柎（跗）”之句而名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化部内部有通知，要有关部门对当地的藏书家了如指掌，不能让其藏书随便流通、失散。于是宁波的文化部门就派人到宁波的藏书楼去蹲点，派到伏跗室的是朱小岚、骆兆平两人，派到朱酂卿家的是徐烈。冯老过世后，其家属将藏书捐献出来，这是大势所趋，毕竟能将珍贵的著作都保存下来，否则“文革”扫“四旧”时扫去统统烧掉，而现在送到天一阁总归能安然无恙。
  “文革”期间，书虽没遭殃，人却遭劫。那年，阳历8月正是宁波当夏六月最热天，造反派让冯夫人身披虎纹毛毯坐在堂前被“展览”，连续展览了一个多月，就连冯家的保暖杯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象征，一同展览，当时的冯夫人眼睛几近失明，一不小心将报纸弄掉在地上，又是一大罪行。现在想想都心寒。
  ⊙冯俞宅与我家
  口述者：冯有孚出生年月：1930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福建福州市台江区新兴新村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生于“冯宅”，并在那儿度过了童年与少年，那是我最难忘的地方。
  从记事起，我就常听祖母、母亲说，我的祖宗曾官拜布政使，我是布政使的第七代子孙。我家的房子原来很大，后来卖给了俞家（即现在的“俞宅”），就剩下今天的“冯宅”。
  冯俞宅位于慈城太阳殿路，我小时候称“倒墙缺”内，因入口处东西两侧各有一堵矮墙而得名。墙内有一大块空地，印象中这一大片空地被牌楼隔成大小两块，进入倒墙缺即是一块较小空地，中间是条石板路，路两侧是草地，再进则是小天井，紧靠小天井的则是牌楼。牌楼左右两侧的墙紧靠“东”、“西”两侧房屋的北墙基连成一条直线。牌楼形状与影视中所见的牌楼相似，牌檐前后覆盖有防雨瓦，牌楼上方朝北悬挂一块横匾，上书“布政使第”，也就是从冯宅、俞宅外出能看到“布政使第”这四字。因年代久远，匾上的漆字已斑驳褪色。
  进入牌楼，即是一块较大空地，南北各有一个大天井，两个大天井形状相同，大小相同，两块大天井之间为地势稍空的空地，中间也是一条石板路，石板路两侧为草地。“俞宅”门前是大天井，东为“冯俞宅”园地（现为工厂地址），西为“冯宅”边门。“冯宅”本有一大门，1946年夏被台风吹倒，过道也随之被毁，只剩第二道大门南边的大天井西为李宅，李宅原为祖母兄弟的房子，我五六岁时遭火灾烧毁，也成了一片瓦砾堆，解放后盖起了一座洋楼，东边为一片瓦砾堆，南边即为牌楼。牌楼内、外两条石板路形成一条轴线。
  “俞宅”大门前有两三级石阶，石阶两边各有一个大石狮，狮口含有石球。儿时，我常骑在石狮身上玩。“俞宅”大门前和“倒墙缺”一大片空地是我儿时和小伙伴玩的乐园，而现在这一切都看不到了。
  俞宅头道大门坐北朝南，中间是四扇窗门硬山式门楼，东西两侧是高外墙。大门的中间两扇正门紧闭，遇婚丧喜事才开，平时进出的是两边小门进入头道大门楼是一狭窄的小天井，南北距离一米多一点，青色大石板铺成的平台，平台上东西两边是门房，我还记得西（左）边门房住有一位老人，负责开关俞宅大门平台的西面有三间房屋，中间是大厅，两边各一厢房都没住人。门房与三间房屋连在一起，平台下即是东西通道，通道北是俞宅的内高墙，这堵高墙将宅第与外面隔成了两个世界，即使站在平台往北眺望，也是高墙遮住了里面的一切，现在介绍说这是小姐楼，那我也理解了这堵高墙的意义。
  内高墙的西端开了扇门，入门有个大天井，有庭院深深的感觉。我小时候胆子小，不敢再往里面走，所以俞宅什么结构我没印象，但俞宅内仍有条石板路，由南往北通往完节坊，即现在冯岳的彩绘台门。因为冯岳与我家布政使第的太公，他们同属统宗祠祖。
  这就是冯俞宅给我的记忆，我怕说不清楚，绘了两份平面图，以示冯俞宅的周边环境。
  我的祖父叫冯本样，去世早，我没见过祖父生二子一女，长子瑞棠是我的父亲，次子耀庭是我的叔父，女儿兰芬是我的姑母。到了我辈，男丁只有我一人，我似乎成了祖母和全家人的掌上明珠。
  抗日战争前夕，祖母去世，那时我七岁，所以祖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我是布政使的第七代子孙，我家房子原来很大。还有记忆的是每年的祭灶到元宵的过年，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每年祭灶母亲会买来很多的灶糖灶饼，那时吃的花样很少。祭灶大多都在晚上，最后还要爆黄豆，说这样可以爆瞎老鼠眼睛。一切仪式完毕时已近深夜，我和妹妹还要一起分灶糖灶饼、黄豆，一一装入各自的铁罐内，等日后慢慢享用。
  之后，母亲张罗送年，大多在祭灶与岁末之间，送年的供品很多，除了鸡、鹅、鱼、肉外，还有年糕等，所有的供品放在大大小小的木制盘子中，足足摆满两张八仙桌。送年前几天，我家还做年糕，从浸泡米到磨成米浆，都由母亲自己动手，到做年糕那天会请人到家里来帮忙，做年糕工人能做各种形状的年糕，如宝塔、如意、元宝，这些都是送年的供品，所以每年做年糕都在临近送年时。送完年后，母亲把年糕切片晾年糕干，或浸泡在水缸里，可吃半年之久。母亲把送年当一件大事，拜神须男子履行，因父亲、叔父都在上海，一般不回来，而我是拜神的唯一男子，除了自家拜祭外，还要替婶母家拜祭。祭拜时，母亲等女人站得远远的。送年祭神后，母亲会利用煮鸡、肉的汁水烧一大锅年糕汤，左右邻居各分送一大碗。
  春节的印象有挂祖宗像、拜年和跑马灯。每年的春节，我家都要在大厅中间悬挂祖宗画像，每天早晨还要点香供奉茶水，元宵后才收起画像。有一年特别寒冷，一支香点完后，杯中的茶水结成了冰块。春节对我们小孩来说，意味着可收很多压岁钱。春节，我随母亲到她娘家亲戚家外，我和妹妹还去保黎医院附近的太婆、姑姑家拜年。拜年，那时对长辈行跪拜礼，然后长辈将红包塞到我们手中。大约正月初五以后，会来一批人，有的扮成大头和尚，有的扮成骑马，也有的拿着喇叭，在我家的天井舞一番，或在大厅吹一番，母亲常送一些钱或吃的东西，如年糕给他们。
  母亲信佛，家中设有佛堂，每天都要跪拜。她对祖先也是十分虔诚，我家有一块木牌，上记七代祖先的生、卒日期，每逢这些日子，母亲都要祭祀，几乎月月有一到两次的祭祀。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就可以经常得到加餐。每年的扫墓又是一件大事，母亲是小脚，虽然缠后放了，但还是比正常的要小，脚背有点拱起，所以不能走远路，她只带我们扫祖母的墓。祖先的墓地有姜官岭的，因路远是由世发（读音）师傅挑着祭品代扫墓，世发师傅是祖母一辈传下来的，对我家很熟悉，又很忠心，我随世发师傅扫过一两次墓。我记得有一祖墓较大，设有两三拜台，一般墓碑是竖直的，而我家这太公的墓碑是横卧的，猜想这可能是布政使的墓。我只扫过两处墓，抗日战争以后，可能世发师傅去世了，别人也不知道姜官岭的墓地在哪里了，我家再也没人去扫那大墓。
  “七七”事变后，我才读小学，慈城经常受到日本飞机的空袭。记得有一次日机投弹后，有许多人被炸死，房屋被炸毁，听大人看完回来说，被炸的地方，有的断肢挂在树上，有的肉贴在墙上，惨不忍睹。为了躲避空袭，有些人家在八仙桌上盖上棉被，作为躲避日机轰炸之用。我家有个谷仓，原用来存放稻谷和谷壳。我家的习惯不是直接买米吃，而是每年一次性买来稻谷，存放在谷仓，要吃时才请人来家里加工大米，一年要加工多次，把谷壳存放在谷仓里。母亲就利用谷仓做了个防空洞，警报一响，我们就躲进里面。有一次，学校上课时，响起空袭警报，老师让学生躲在课桌底下。我怕课桌不保险，一个人偷偷溜到操场，操场
  边有堵墙，当飞机从东边飞过来时，我躲到墙的西面；飞机从西边来，我就躲在墙的东边。后又觉得也不保险，我溜出校门，拼命地跑回家。在路上，遇到一个国民党的士兵，正卧在墙脚边，他拼命地向我招手，要我快快到墙边卧倒，我看他手势刚卧倒，一颗炸弹就落在我停留过的路边的房子里，顿时炸出滚滚浓烟。从此，我一听空袭警报，就吓得脸色灰白，母亲见状，决定逃难，这是我家第一次逃难。
  逃难到毛家岙，是出小东门外北，约有两个小时的路程，那是我家远房亲戚。后空袭少点，我们回家。1939年，慈城沦陷的前几天，飞机又轮番大轰炸，且有传说，日本鬼子从宁波方向过来，于是全城大逃难，我家随着第二次逃难，我还记得那天傍晚满街都是逃难的人，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手提箱子包袱，有的往东，有的往西，一片大乱。我家又逃到毛家岙。第二天，听说日本鬼子进村，我和妹妹慌不择路，朝山上跑，没过多久，我从山上远远看到有四五个鬼子进村，没多久，就听到村子里的鸡飞犬叫声。一星期后，从城里又传来消息，城中被大抢三天，大户人家差不多都遭殃了。母亲待不住了，冒死也要回家，我和妹妹跟着回转，刚到围着铁丝网的城门口（因抗战开始慈城的城墙大多已拆掉），进口处站着几个日本鬼子，我看到一个男人跪在地上，双手上举，手上托着砖头，又看到有人进城向日本鬼子鞠躬，我们也学着做，进了城。
  没进家门，看大门已洞开，知道我家被抢，紧跟母亲急急跑进屋，一看，是一片狼藉，环视四周，知道全被翻箱倒柜，好的东西都被抢去了。据说抢劫的都是地痞流氓，他们首先抢的是粮食，其次是贵重的财物，我家的大米被抢劫一空，还抢走了几个大箱子，他们把好的东西都装在箱子里抬走了，为此母亲哭了几天。慈城沦陷后，我重读二年级。抗战八年，慈城沦陷了近六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正好进慈湖中学读初中。两年后由舅舅介绍到上海裘天宝银楼做练习生。1950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大，1951年随军南下福建，第二年我所在的25军73师开赴朝鲜抗美援朝，我因风湿性关节炎较严重，转业到福州市工作，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带职到上海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后至1992年退休，先后在福州市政府、仓山区政府工作，曾任区统计局局长。我在福建成家立业，有三子一女，长子冯震在福建的一电厂工作；次子冯卫民，成都科技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现在福建省电力局主管科技（生产）部门工作；三子冯爱民，山东大学毕业后，在建筑企业从事监理；女儿冯雅君，现在台湾工作。
  妹妹冯惠娟也是早年离开慈城，现居慈溪市浒山，倒是外甥女梅培红一直与母亲同住。父亲是个温和善良的旧式读书人，精通四书五经，书卷气浓，不善与人打交道，倒是母亲谙熟外圆内方的为人处世之道，深受家人和邻居的尊敬。
  冯宅历经数百年，母亲把一个摇摇欲坠、家道中落的封建大家庭，上上下下的人与事打理得有序有理，并保住祖传数百年的大宅子，今天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慈城旅游的一个景点。我对冯宅、对慈城有着深厚的感情，身体允许的话，我每年都要回一趟慈城，看看家乡的变化。我一直听祖母、母亲说，我是布政使第七代孙，但从未提起“冯宅”后门太湖路对面、金刚井弄的布政房的任何事情。现在慈城介绍的冯叔吉布政使与我祖上的布政使应是不同朝代的人，说明我家的布政使第是另一位布政使所建，不知史料是否有载，我期待有进一步发现。
  ⊙外公外婆和冯宅
  口述者：梅培红出生年月：1963年5月职业：心理咨询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天一广场口述时间：2014年10月
  外婆姓张，名如玉，学名张邃，后改张秀娣。他们是四兄妹，外婆是家里的小囡。外婆的父亲，应是我的曾外公一直是开药店（铺）的，家境殷实。可惜外婆还未成年，3岁丧母，8岁丧父，好在曾外公临终立下“13亩良田专门供小囡生活、读书、办嫁妆”的遗嘱，因而年幼成孤的外婆物质上没有受苦，衣食无忧，还到慈城的东城女校读书，兄长还替外婆雇了女佣，以专伺外婆的生活起居，直至出嫁。出嫁时，兄长根据曾外公的遗愿，又将13亩良田换成嫁妆，所以是十里红妆到冯家，十分风光。
  外公冯瑞棠有一弟一妹，他们是布政使第冯宅的六世孙。据外婆的口述，冯宅上代有高陵墩、休休亭、姜官岭、太公、公公、外公，高陵墩、休休亭、姜官岭是祖宗墓葬地，后以此简称祖宗。冯宅就是高陵墩祖宗建造的，母亲还记得幼时与外婆一起上坟的情景，那儿的地名称高陵墩，祖坟气势不小，有五拜台。风风雨雨几百年，到了外公这一辈已家道中落。外公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李双林一堂兄李寿山，曾祖母托其介绍外公到上海学生意，那时外公才12岁。外公出门后在上海钱庄、水产公司等处做账房一职，为不失介绍人寿山舅舅的面子，外公工作十分勤奋，几乎不顾家里的事，也不大回慈城，只委托信客带回生活费和上海食品。外公是旧时代的读书人，温和善良，文质彬彬，不擅长与人打交道，绰号“素火腿”。后来失业回到慈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仍由外婆操心。这样外婆嫁到冯家也不轻松，她虽是冯家的长媳，传统上的夫妻，丈夫听母亲的多，而且冯家的儿子大多是孝子，外公极其孝敬他的母亲（即外婆的婆婆，我的曾祖母）；又因冯家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妯娌是曾祖母的娘家人，曾祖母自然偏袒小媳；再讲小姑又是曾祖母的遗腹囡，自然深得曾祖母的宠爱，这样婆媳关系、妯娌关系、姑嫂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好在外婆的成长经历使她养成自律的习惯，遇事总会上半夜忖忖自己，下半夜忖忖人家，特别是自己有童年失怙之痛，因而更理解婆婆对小姑的爱，这样外婆的懂事明理赢得曾祖母的器重。随着小姑出嫁，曾祖母去世，妯娌一家去了上海，冯家的大家庭结构一下子变了，时为1936年。
  当时的冯宅有11底11楼的正屋，厢房、厅屋，还有十多间平屋，外婆不得不担起管理冯家宅院的重任。祖上的家业不能卖，不愿让其损毁于自己的眼皮底下，要对得起列祖列宗，这是外婆坚守冯宅的观念。然而坚守冯宅十分艰难，时局动荡的年代，伪保长隔三岔五要来收费，稍有不愿之意，便以派宪兵队入驻等来威胁，而当时的外公、外婆有一儿一女，外公虽在上海工作，但收入不高，外婆不得不出卖金银首饰、皮袍绸缎之类的嫁妆，以换钱来维持一家的生活，或维护冯宅之需，用外婆的口头禅说，是败落门庭不走样。有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冯宅的面子总要撑，外婆还雇了小娘阿姆，无论多么困难，外婆都没动过卖房的念头，要把祖传的家业完整无损地传到下一代，是绝对不能败在自己手里的，一定要保护好。然而，时局动荡，物价飞涨，说保护谈何容易，卖完嫁妆后，外婆实在没办法，卖了一只冯家祖上留下来的德国时钟，外公过年回家发现后很不开心，这让外婆感到好委屈。因为外公长期出门在外，可能不了解外婆坚守冯家的辛苦，除了冯家宅院，外婆还要操心历代祖宗的祭祀，还有各处祖坟的保护与维修。
  听母亲讲，现代的冯宅住过国民党的军人，也住过解放军等，也许是受解放军的影响，舅舅后来参军成为解放军，这是后话坚守冯宅真的十分艰难，树大招风，屋大招人。在动乱的旧时代，冯宅曾被政府看中借作他用，并勒令三天内搬清，不到三天，就来人按需改装房屋，用外婆的话说是鸡飞狗跳一团糟，外婆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哪儿去找自家的安身处，不光是一家人，还有一大家子存放的家具，有些是妯娌的，有些是小姑的，还有些是亲友寄放的，他们都已迁居上海。外婆通告他们来处理，而他们的回话是请外婆做主处理。面对众亲友的信任，外婆是先管他家，再管自己……外公遇到此事，束手无策。而外婆还担心，怕这一借用会失去祖传的家业，就以众多家具没处存放为由，恳求当局暂留偏屋几间，这是外婆无奈之下保全冯宅的计策……这样，外公外婆被迫伤心地搬离冯宅。事后，外婆常去有关部门询问、交涉，以待时机讨回祖传的冯宅。由于外婆的努力，不到一年，外公外婆又搬回了老家。
  冯宅是数百年的老屋，不能让房屋自然损毁。1949年后，外婆下决心将部分房屋出租，一般有人住的房子损毁慢些，同时可以房养房，以保全百年老宅。由于冯宅是连片结构，他姓人的人住再次打破冯宅的宁静，年老的外婆再次面临房东与房客、房客与房客间的关系……为坚守冯宅，外婆不得不深思每一细节，以避免邻里问的种种矛盾，比如公用的堂前、公用的道地怎么用，怎么保持冯宅的干净与安全，还有每户人家早出晚进等等事项，外婆与房客间一一关照，一一商量而定……总之，为冯宅外婆没轻松过，尤其是冯宅的多次变动，对外婆来讲是何等的劳心劳神，还落下心脏病……母亲经常嘀咕外婆，没操心过儿女的工作与婚嫁，一生只管了冯家房子，仿佛冯家房子重于儿女。
  直到1960年初，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外公家只留自己住的冯宅内小部分。外公不抵触，不埋怨，而是坦然接受祖宗留下来的一大批房屋归属国家所有，由房管所接管的事实。外婆倒是还能想通，暗暗庆幸自己可减少些辛苦，终于卸下了背负数十年的房子包袱。因为补漏、修葺、出租管理那些事，实在太耗神耗力耗资了。我的父亲梅杰十分佩服外公，一直在我们跟前说外公思想开明，有审时度势的肚量。据说当年私房进租，有不少人情绪低落，有的甚至抵触。倒是后来我们姐妹离开慈城的这桩事，让外公、外婆何等不舍，特别是外公十分伤心我和妹妹均出生于慈城保黎医院。我家在慈溪县（今为慈溪市）浒山，我的父母工作亦在那儿。我11个月大时又被抱回慈城，由外公、外婆抚养，妹妹6个月大时因故也抱回慈城，这样年老的外公外婆就成了我们姐妹的“保姆”，我们也就在冯宅成长。外公、外婆没亲自带过母亲、舅舅，而对我们姐妹却是一把屎一把尿地养大。幼年的好多事我不曾有记忆，而外婆和我一起上幼儿园的事，我一直难忘。因为外公外婆的宠爱，所以当6岁上慈城幼儿园时，我说啥都不肯去，外婆说通老师，与我一起上了十天幼儿园，坐在我的座位后面，成为当时一大奇闻，以致升中、大班还有人提起。这就是宠爱我的外婆。母亲曾经说过一件事，那是我出生的第一年冬天，外婆为洗我的尿布，于严冬跌落冰封的河水中，幸亏及时发现，外婆才幸免于难。我感恩上苍，使我仍有那么疼爱我的外婆。
  外公也极其爱我们，称我们为大宝、小宝，送我们上学，接我们回家，直到老师提出，外公才放弃这样的接送。记得刚上学时，学拼音，我被难住了，回家哭闹说不想上学了。外婆不懂拼音，外公亦不懂拼音，但外公向懂拼音的邻居请教，还做拼音学习纸片，以哄我消除学拼音畏难情绪。外公的这一招果然有效，赖学了一天，我又乖巧地去了学校，外公做的拼音纸片还成了我和同学游戏的玩物。我们住的房间到厨房有一段路，没有路灯，晚上黑咕隆咚吓人，夏天又有蛇，吓得我们不敢独去房间，每天晚上，外公手拿油灯走在前头，一手拉我，我一手拉妹妹，妹妹一手拉外婆，外婆一手拿油灯断后，差不多每晚，我们都是这样排成直队手拉手去房间的，外公一路走，一路还蹬脚，重重地蹬脚，安慰我们别怕，蛇被外公吓跑。一天又一天，春去春又回，我们度过欢乐的童年。
  我11岁时，母亲将我带回浒山，这让外公外婆十分难过，外公更是食宿无常，饭不思茶不喝，写各种诗文，以排解内心的思孙之情……隔壁邻居秦家阿太看着心疼，开玩笑认外公为干儿子，烧好饭请外公一起吃。外公也没食欲。而我在浒山也同样水土不服，想着念着外公外婆，每学期考试一结束，等不到拿成绩报告单，也等不到母亲把事情忙完，就迫不及待跟着熟人来慈城，与外公外婆团聚。三年后，因浒山有三算（珠算、笔算、口算）教育，而慈城没有，母亲怕妹妹没学三算影响初中学习，又想带妹妹走。这下，外公是整天地流泪，外婆突然间亦没有话语了……父亲见状，觉得很无奈，为安慰老人，决定我来慈城，妹妹去浒山。这下，我乐坏了，觉得自己回家了，回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冯宅——我的家。
  当时母亲带我去慈溪的起因是我患近视眼，外婆家当时没装电灯。为什么没装电灯呢？我要说的是外公外婆的为人处事。
  外公不问家里大小事，但关心时政，每天必做的一事，就在堂前门口听广播，平时大多是静静地看书，十分喜爱历史，常给我们讲故事，我的很多做人道理，也是受外公故事的影响，如《驴子、老子、小子》故事。外公讲的有许多故事，其道理当时我年幼并不懂，长大了才慢慢懂得故事所寓的道理。外公曾说你们长大后不要被人捏在手里，之后，我常想一只手可以捏一个人，那最大的手有多少大，最小的人又是多少小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长大才明白，外公所说是做人要有主见，有独立人格。童年时，外公与我们一起吟词作诗，唱戏讲故事，开发我们的智力与情商。外公曾任新民区小组长，做些抄抄黑板报、写写标语之类的事，还要发一个组里每家每年的票证。分票证时，外公从不允许我们同去，怕弄错。十余年的业余小组长工作从没出过错，谁家有困难他也乐意相帮。外公从不与人争论，他有句口头禅：“你前门讨债乱如麻，我后门踱出看梅花。”记得一大堆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去的东西，后来有两个处理政策，一是自愿签字送给国家所有，一是不签字可以去领回。外公选择了签字送给国家。
  外婆的性格与外公不太相同，一切都按部就班，按自己的习惯生活，不接受电灯是外婆按自己节奏生活的一例，当然也是外婆不想麻烦他人。外婆不太关心政治，只过自己的日子，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要凭良心做人做事，就像自鸣钟，一切按节奏报点，而动作慢悠悠。她常讲《狼来了》的故事，要我们老老实实做人。外婆信佛，会背诵好几部经书，偶尔也会拿出经书悄悄看，但时为“破四旧”，不可公开看，我出于好奇凑热闹，外婆不许我碰经书，说佛书很神圣。不过偶尔会教我几句，讲讲经书里的道理，至今影响着我。外婆疼爱我们，也疼爱远在福州的孙子孙女，每年外婆切好年糕，晾好菜蕻干，还有三北豆酥糖等零食，带到舅舅家。后听表弟们讲，儿时的他们很盼祖母寄去的包裹解馋。平时生活中，外婆讨厌灰尘之类的脏物，床头收拾得十分干净，睡前脱下的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每天睡前要掸我们身上的灰尘。她要求我们上学要端正，放学回家也要端正，不让我们在野外乱跑，而我们实在想去外面玩。这样外公总在冯宅的大门口替我们站岗放哨，我们玩够了回家，没顾及鞋子上的泥土，后被仔细的外婆发现，招来一顿骂是小事，日后的玩耍更难，就这么被严厉地看管中。我们很少在外婆面前跳橡皮筋，按外婆的说法，“跳橡皮筋，疯起屙缸”，以外婆传统的思维，小姑娘要文静矜持些，不能像乱头婆、骚疯婆那样，我们只被允许参加走走棋子之类的课外活动。老实说，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在外婆家的冯宅长大，否则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谁给我们讲故事，而没有故事的童年，必定是个苍白的童年。
  可能是外婆读过书的缘故，她佩服孔夫子，因而不太关心政治的她居然反感当年的批林批孔，但她从不声张而是悄悄地嘀咕。舅舅讲到冯宅的遭遇，遭过日本人的抢劫，伪军的欺压，外婆既害怕又坚强，以她的说法是一手拿香，一手捏枪，就这样历尽辛苦，靠随机应变保全冯宅到慈城解放。
  可以这样讲，没有外婆这一辈子对冯宅的坚守，就没有今天原汁原味的冯宅；没有外公当年在我的心灵播下读书有为的种子，就没有我送年幼独子去万里之外留学的决心。
  ⊙慈城冯家在衢州的痕迹
  口述者：刘国庆出生年月：1957年职业：民间文艺家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瑞安瑞吉大酒店口述时间：2013年2月
  衢州中药堂天福堂，是由宁波慈溪冯家，王家，还有一家不知姓什么，三家人合资创办的。[1我们衢州商帮主要有徽商、甬帮这两大商帮，衢州有宁绍会馆、徽州会馆，最著名的是宁绍帮，集中了宁波与绍兴的商人，这里面就有慈溪冯家的痕迹。中药堂天福堂，创办于乾隆年间，药堂在整个浙东南都非常有名，运用的中药材非常地道，有些是虎骨木瓜酒、佛兰芝洋参酒等。当时都是十分有名的，都是选用上好的野生中药材，如鹿茸等。而且这家中药店在店规管理上都十分有序，休现出宁波（慈城）药商管理的一种模式。每一任经理，宁波人称“阿大”是吗？天福堂都会悬挂他们的照片。进来的学徒除了干活外，还要背诵中医中药的启蒙读物……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据说其中一条堂规，凡钱、冯、王三姓后裔，无论何人途经衢州，在天福堂内停留，店中提供一宿两餐，对银钱分文不能支取。
  慈溪著名学者、举人出身的冯一梅也曾在衢州、龙游等地活动过。不知他家在这家店有股份还是什么，反正他在天福堂活动过。
  冯一梅是晚清著名的诗人、学者，光绪二年举人。早年侨居杭州，入诂经精舍，从俞曲园学，被浙江巡抚杨昌濬聘为浙江官书局总校。后主讲于衢州正谊书院、西安（衢县）鹿鸣书院、龙游凤梧书院。在衢州正谊书院、龙游凤梧书院当过山长。这些是晚清时期衢州、龙游著名的书院，聘请的都是一些饱学之士。我也曾经看到过他写的书法册页，是典型的馆阁体。他在书院倡学，讲学不立门户，以实践为归，喜研究老庄、医学、算术。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弟子。他还参与了《龙游县志》的编纂工作，应该说，冯一梅不仅在我们衢州留下了痕迹，而且对当地的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冯一梅著述丰富，有《述古堂诗集》10卷、《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述古堂经说》30卷、《老子校勘记》二卷等。还曾经编过几部医学著作，如《内经校勘记》等。民间传说他很勤勉，而且对医学有一定的研究。时至1942年，天福堂四周的建筑都被炸毁时，唯一没有被炸毁的就是这座天福堂，当地老百姓说，那天福堂是积了功德，做了好事。
  

[1]详见表6.2.1 [2]据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冯里安，西高楼址1号，楼房4间等 [1]据表6.2.1，恤行锡逵，任湖南永顺府龙山县隆头司巡检，为口述者烈祖 [1]详见冯东都口述的《父亲和铁路广告》 [2]直街：《慈溪县志》记载为大街，现名解放路 [3]节孝坊：据《慈溪县志》卷三记载，骢马桥南，国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冯鹤年妻钱氏立；又据冯谱记载，此坊于1956年秋天被龙卷风吹倒 [1]1920年10月4日《时事公报》所刊的《组织中医研究会》：慈溪自保黎医院开办以来，求诊于中医者十去八九，中医士冯心田、冯少眉等四君，有鉴于斯，欲根本解决，非组织中医研究学会以互相切磋不可，业于9月12日成立 [1]西高楼址：又称西高楼子、西高址楼。据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冯里安（冯心田长子），西高楼子1号，楼房4间等 [2]实为高血压，慈城民间多称高血压为中风 [1]1905年前后在义隆药行学生意，称慈溪观音堂人，见《上海药业崇善会·学业汇记》（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279-2-17） [1]据记载：1929年5月26日至6月1日，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的灵榇从北京碧云寺奉安于南京中山陵，国民党做出了全国下半旗七日志哀，停止一切宴会娱乐七日之类的要求。是年农历四月二十一，阳历为5月29日[2]好日酒：方言，即婚宴 [1]戴头袱：旧时宁波女子出嫁时头上戴的红布。袱，音为篷 [2]太婆：曾祖母。这里口述者借用了孩子对曾祖母的称呼 [1]生活：方言，指工作 [2]娘子：方言，指未出嫁的女孩 [3]纰头：也称贴纰，方言，衣服边缘往里折叠的部分，纰音为皮 [1]据《冯氏福聚宗谱》，绩高堂之名在“彬行”出现（明天启版本，同治丙寅处重订） [2]据《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清册》（1953年）：太湖路32号户名冯劬]存，成分职员，实住2人 [3]这本书：《冯舜华纪念文集》，中建总公司编于1997年4月，后由其子冯皖民看望口述者时赠送 [4]寄拜：一般指为了期望孩子的健康成长，让孩子拜一个多福多寿的人为干爹；慈城冯氏的寄拜大多是寄拜给本家族内的兄弟，长子一定寄拜给兄长家，次子等则可寄拜给弟弟家，也可寄拜给连襟（即孩子的姨丈） [1]孙衡甫（1875—1944）：又名遵法，慈城半浦人。光绪年间，在上海久源钱庄做学徒，后在信裕、恒隆、恒来、益昌等钱庄参股。1907年，投资创办上海泰来面粉厂。次年，投资四明银行。1910年后，历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主任、经理。1931年起，历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四明保险公司董事长，并投资上海浙江银行、统原银行、明华银行、苏州信孚银行、苏州电气厂、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穿山轮船公司、上海童涵春国药号、长江煤矿公司、上海宁益银团等，兼任股董等职，还投资上海市房地产业，建造1200幢里弄房屋（现延安西路与巨鹿路间的四明村）；热心公益，捐资建造半浦小学，修建慈城至半浦的道路，宁波灵桥建设出资5000元大洋，占总造价的一半 [1]完节坊魁字门头，是太太公（即允骏公）的房子，后来大公公（冯康年之父劬勤）就住那边，儿子士能也出生在完节坊（据姚婉珍口述） [1]公共房子：完节坊1号、太阳殿路地址的数间房屋户名一栏为“共有”，办理手续代理人一栏为“冯孟颛”、“冯勉勤”（宁波档案馆，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 [1]北边：时为中共领导的地区之代称 [2]冯昌伯为总站长，受“华中货物管理局局长”兼“苏北银行”匪方后勤部魁口口指挥，近匪则于去年十月间，潜来上海亲自部署。（《共匪庞大补给机构破获沪甬青岛抄获物资百亿匪方震惊扣押华中干部追究责任》，《申报》，1947年11月6日） [3]信客：人言为信，信的原本意思是言语真实，这里是指专门为他人送信、传物的人 [1]陈国庆，《解放日报》将把宁波列为重点报道城市，《宁波日报》1995年10月21日第一版 [1] 《沙孟海全集》日记卷2第656页有40余名之多（朱关田，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2]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等，浙江安吉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 [3] 况蕙风（1859—1926），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人称况古，况古人，室名兰云梦楼，西庐等；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一生致力于词凡五十年，尤精于词论，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3] 况蕙风（1859—1926），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人称况古，况古人，室名兰云梦楼，西庐等；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湖南宝庆。一生致力于词凡五十年，尤精于词论，与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合称“清末四大家”。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1]陈屺怀（1872—1943），名训正，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今属宁波余姚）人；早年参与组织“石关算社”、“剡社”以及在上海参与创立“通社”；清末先后出任宁波教育会首届副会长、浙江省咨议局议员，1910年加入同盟会，系早期同盟会成员；宁波光复，参与组织宁波市军政府，主管财政；之后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杭州市市长、浙江省民政厅代理厅长、西湖博物馆馆长、国民政府参事等多职；曾主办《生活杂志》、《商报》，著述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天婴室丛稿》、《晚山人集》、《天婴诗辑》、《论语时训》、《甬谚名谓考》、《伣言》等八种，并修纂《定海县志》、《掖县志》、《鄞县通志》等 [2]葛夷谷（1862—1949），原名夷甫，一名旸，字夷谷，号夷之，浙江慈溪人，居鄞县，善书法，为民国时宁波名家 [3]张于相（1880一1950），名原炜，号悦庭、葑里老人，清光绪二十八年举人。1907年后历任鄞县教育会副会长，市政府文书课长，是浙江省议会第二、三届议员；抗战爆发后，避日隐居甬上，著有《葑里剩稿》四卷54篇，沙孟海题写书名，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4]陈彦及（1890—1948），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慈溪县西乡官桥（今属宁波余姚）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同年任上海《天铎报》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27年加入国民党后，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时事新报》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 [1]俞叔平（1909—1978），浙江诸暨人；1938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第一个警察博士生。回国后先后任重庆中央警官学校教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室主任（时朱家骅为组织部长），国立重庆大学训导长兼商学院教授，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任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刑法 [2]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人，1908年6月，赴上海考取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白克（今凤阳）路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为自费生，先随纳少华博士习德文，二年级后，跟德人学史地、动植物、理化等课程；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还先后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和考试院副院长、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和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务；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德关系的重要人物 [3]《沙孟海全集》篆刻卷第132、133页 [1]郑孝胥（1860-1938），福建闽侯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1935年下台。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 [1]参见《先父与他的恩师冯君木一家》 [2]同[1] [3]沙孟海：《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 [4]钱罕（1882—1950），原名保爽，字太希，一字吟棠，浙江慈溪（现慈城）人，近代书法家，书尚汉晋南北朝，出手挥洒，变化多姿；泛览群经诸子，钻研文字声韵之学 [1]《回风堂诗文集》后附《妇学斋遗稿》 38世孙女冯昭微（中）和嫂子薛琴珍（左）、表妹徐清夷合影（2013年） [1]《沙孟海全集》日记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2]沙孟海：《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 [1]周绍良（1917—2005），安徽建德（今东至）人，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文史学家、收藏家、文物鉴定专家。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 [1]有根据手稿打印的文件，其他不详 [2]参见附录六《冯氏姓名（字、号）、生卒年限、族（支、世系）对照索引》 [3]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绍兴上虞丰惠镇人，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越成就的革命学者。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中国国家出版总署首任署长 [4]姚东桥：《拓荒者、耕耘者和先驱》，见《冯宾符国际问题文选》序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2页 [5]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6]许广平（1898—1968），女，广州人。1917年就读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担任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主编，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等 [7]雷洁琼（1905—2011），女，广东台山人，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 [1]《冯宾符国际问题文选》序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3页 [1]徐黎如（1904—1989），冯君木学生徐韬的长女 [1]日记中的弟、容舒和可意，分别为冯都良的弟弟冯宾符、儿子冯彬和女儿冯可意，参见表6.2.4《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槐花树门头世系表》 [2]参见表6.2.4《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槐花树门头世系表》 [3]老五篇：指毛泽东的五篇短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矛盾论》和《实践论》 [1]楼适夷（1905—2001），原名楼锡春，浙江余姚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中共党员。历任新华日报社副刊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编辑、代理主编，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浙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新华日报》编委，《时代日报》编辑，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处长，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顾问，《译文》编委 [1]据统计，1933—1937年，冯宾符先后用“仲足”、“宾符”、“奥松”、“艾纳”等笔名，在《东方杂志》、《申报》、《永生》、《半月》、《文化战线》、《国民周报》等发表100多篇时事政论（据《冯宾符年谱》） [2]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 [1]据冯彦珽的《槐鹊记异》载：门前槐树百数十年物也，相传为翔宇公所手植，大二三十围，高四五六丈（《孝溪旧闻一卷书同文草一卷》，天一阁藏本） [1]此说与《冯君墓碣铭》一致，[冯幵：《回风堂文卷四》，第二页] [2]参见表6.2.4与表6.2.5 [1]直卖：旧时的一种买卖方式，是名义上的出卖，类似无限期的抵当，仍可赎回 [2]据《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清册》（1953年）：金刚经路，户名冯友龙，成分职员 [1]徐荷君，又名徐曼略、徐韬，从小聪颖过人，能诗善文，后师从于“四明四才子”之一、著名学者冯君木，清光绪三十年中举人。徐的女儿徐黎如嫁给冯君木的长子冯都良为妻 [2]李思浩（1882—1968年），字赞侯，慈溪沿江乡（今属浙江余姚）人。早年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后考中举人。曾在清政府盐政、税务机构任职。民国成立后任临时政府盐务署科长、厅长，次年为国家税务筹备处委员。1916年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署长，次年为代理财长，6月兼中国银行总裁。1919年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1919年徐树锋创边业银行于北京，李任总经理。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大败，名列安福系祸首之一，被通缉。1924年段祺瑞复出，再任财长兼盐务署督办。1925年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 [3]1926年在中国革命遭受血腥镇压的前夕，冯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据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页 [1]王元化（1920—2008），湖北江陵人，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谢翔宝、黄少卿整理，《认识冯定》，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4页 位于慈城金刚井弄的布政房台门（2014年） [1]陈昊苏，《磨难不可能颠覆真理》，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68页 [2]饶国模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的妹妹；饶友瑚（1918—1939）系饶国梁与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的女儿 [3]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其女饶友瑚于1936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冯定（当时叫贝叶）结婚，后来饶友瑚不幸因肺病于1939年病逝于红岩，现葬于红岩公墓（何建明，《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重庆出版集团2011年6月出版） [1]《赖传珠日记》1940年11月30日所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 [2]洪学智（1913.02—2006.11），安徽金寨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被人称为“六星上将”（百度百科） [3]罗稷南（1898—1977），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翻译家。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101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三军28师师部秘书，19路军总指挥部秘书，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百度百科）[4]邓子恢（1896—1972），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百度百科） [1]陈兰（1913—2005），福建闽西龙岩人。1929年，朱毛红四军入闽西之后，陈兰和丈夫谢正金都投入革命，时任保长的谢正金，实为中共地下交通员。1934年，由于叛徒出卖，红军刚走，便被敌人杀害。陈兰继承丈夫遗志，成为了一位女交通员。翌年夏天，经游击队战士、叔公陈新梅介绍，参加了邓子恢领导的游击队。陈兰精明勇敢，募集粮食，收集情报，工作出色，引起了邓子恢的注意，两人相识相知相爱一生（百度百科） [2]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内的最高学术职务和荣誉称号，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百度百科） 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冯定（1950年） [1]朱励思，《我的外公隐藏在灯塔背后的故事》（《北京青年报》，2011年7月22日） [2]《宁波日报》，1984年10月25日 [1]《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解放日报》，1952年3月24日） [2]详见于光远同志回忆录（《百年潮》2000年第10期）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144—148页；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0页 [4]详见冯贝叶、冯南南《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百年潮》2000年第6期），或见《毛泽东剪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1]张际春（1900—1968），字晓岚，湖南宜章人，早年结业于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后参加井冈山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西南局组织部长兼纪检委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等职 [2]谢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一创者》，《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1页 [1]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2]陈薇主编：《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37页 [3]《红旗》杂志，第十七、十八期合刊，1964年9月23日 [1]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2]“文革”后，有些人的回忆中都提到毛泽东讲话中有这句话 [3]宗璞：《霞落燕园》，《中国作家》1986年第四期 [4]张义德：《怀念我的老师冯定教授》，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34—135页 [5]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37页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57页 [1]陈修良（1907—1998），1922年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五卅”运动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1977年摘帽后，又先后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等职。据此，口述者所说的“宁波女中”，应是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为宁波二中的前身。据宁波二中校史，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女师学生参与罢课，同年九月，学校当局开除以陈修良为首的学运领袖，还包括方守娣、冯俞香等 [2]黄埔武汉女生班：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便在武汉筹建了一个500多人的政治训练班，后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址设在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现武昌区解放路中段，彭刘杨路交叉口附近）。1927年初，分校开始在全国的一些大中城市招收学员，并决定开始招收女学员，经严格的审查，录取183人组成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学员队（南湖学兵团并入女生队总数为213人）。这些女学员中有在校大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少数已婚者，还有的已经当了妈妈，有的还缠过足。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无数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这些学员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沿途张贴标语，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调查情况。三月后，汪精卫公开发表声明反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员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女学员队除极个别学员被送到苏联学习外，大部分都被分到叶挺和张发奎的部队，也有不少人回到家乡，有的从事地下工作。（袁文良《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女学员》） [1]张雪门（1891—1973），浙江鄞县人，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与我国的另一位著名学前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有“南陈北张”之称，新中国成立前去台湾。其子张香山（1914—2009），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外交部顾问，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谱记：孝九五，邑诸生，晚号句章，长隐居于天益山，又称青莲洞主人，著有《天益山志》、《翠沉阁诗文集》、《复古堂诗文集》 [2]志记留余堂，冯叔吉居所（即口述者所称布政公），是冯叔吉五十归里所名 [3]谱记积高堂：军支礼二十公另置地分建积高堂，积高堂始祖彬二十二 [1]张家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家口市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7月第1版，第735页 [1]冯孚真、冯掌衡、冯绪声刊登的《冯潄六房敦公后裔德宝览》（《慈溪日报》1938年8月10日） [1]世庆堂：正厅后栋梁额——世庆堂，冯祖宪：慈溪冯氏（匠支）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参见表二和表6.2.6 [1]此说与县志记冯象临孝行相似。据考冯象临为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参见《慈城冯氏的慈风孝行事迹表》（表三十五），由此推断本文口述者（冯景轩之后）为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参见表6.2.6 [2]冯莲汀：沪南之有钱业公所，肇基光绪癸未年（1883），前董冯君莲汀。君以老成练达之材，久客沪上……引《1906年重建沪南钱业公所落成记略》，《上海钱庄史料》，第34页 [3]鸿赉钱庄：经理冯寿康等，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 [1]厚康钱庄：1888年，上海钱业北市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33页 [1]宝大钱庄：1906年开设，1911年歇业，上海钱业北市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95—96页 [2]鸿祥钱庄：1916年，敦和土行股东郑培之和鸿泰股东郭子彬投资；1927年，钱庄资金30万两，其中郭子彬、郭濬之各四股，郑培之二股，秦润卿、冯受之各一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108、336页 [3]橡皮股票风潮：1908年，某西人在上海创设橡皮股票公司，中外商人争相购买；1910年7月，回国一去不返，股票一落千丈，钱庄乃受影响，演成极大的风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74—75页 [4]辛亥革命时钱业恐慌：1911年，辛亥革命后，银根之紧为从来所未有，虽各家备银发付，悉有应接不暇之势。叶家的升大、衍庆等钱庄纷纷倒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88—90页 [5]抹云：祝冯君受之五十寿，《钱业月报》1928年第八卷第六号，第14、15页 [6]参见表6.2.7 [7]冯受之墓志铭，1925年石碑，宁波市江北区文保所馆藏， [1]冯幼成等，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 [2]养育堂，参见《慈城冯氏善举表》（表三十八） [1]谢晋元（1905-1941），字中民，广东梅州蕉岭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等，抗日将领，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后为叛徒杀害，国民政府追授陆军少将（据百度百科） [1]《越过沙漠的尖兵》，《人民画报》1955年9月号，第16页 [1]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第一颗氢弹在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 [1]上海市普陀区建筑工程学会编：《1982—2010历程》2010年3月，第57页 [1]何君主编：《中国工程师大辞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11页 [1]假面子弄，现改为民权路 [2]即为民权路 [3]荷花池头，现址日新路，凌宅对面 [1]柳山庙沿大墙门：现址慈城镇觉民路28号，1937年版图上业主姓名冯纶书；土改时被评为不法地主，没收楼房8间，平房27.5间，现留房屋一幢，其余房子拆改为觉民学校 [2]粮食字号：上海协大亨号；上海社会局组字第二六二号委任令：委任冯镛声等四人为整理委员，接受整理上海市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上海档案馆，档案号0131-6-333，1945年11月）；上海市杂粮业同业公会改组成立大会纪录：当选理事21人，冯镛声166票当选（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407-1-9，1946年4月） [3]保黎医院分部，此说与贝善星（冯镛声内侄）口述一致 [1]堂名，冯仲德堂，据了解1939年版图业主姓名所示 [2]上海市杂粮业同业公会第一届理监会第三次联席纪录：理事冯镛声于1949年8月12日病故（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407-1-9，1947年） [3]四兄妹三姐妹，参见表6.2.9 [4]杨庆和银楼（发记）：位于河南路154号，开设五十余载（上海档案馆，档案号0131-4-3014，1946年） [1]我和冯立平两人合抬一大筐厨房用品，分量着实不轻。冯立平是个被俘新四军干部，他看我年纪轻，就把担子的重量往他一边移，几天下来，他的双肩红肿，我少吃了不少苦头（这位好同志后来在集中营被杀害）（季音：《从上饶集中营越狱：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死里逃生经历》，人民网2012年2月13日） [1]树群夜校，即树群义务夜中学，原址为威海路590弄张园大客堂（《新闻晚报》，2010年7月1日） [1]冯伯华（1919—1993），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民政局局长，南京永利宁厂党委书记、厂长，化学工业部氮肥局副局长，化工设计院院长、技术司副司长，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院长，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百度百科） [2]冯舜华（1921—1996），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东台县委宣传部部长、苏中区委调研室组长、华中工委宣传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蚌埠市委副书记，建筑工程部直属公司处长，建筑工程部基建局、设计局副局长，国家建委施工局副局长，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副总局长，中国房屋开展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副董事长、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干部（百度百科） [3]冯圣发（1923—1947），参加革命后改为马豪，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三五支队），1946年12月任连指导员。1947年5月在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二师四团二营四连参加孟良崮战役，在围歼敌七十四师战斗中光荣牺牲。孟良崮战役结束后，部队在进行评功中，联系到马豪战时、平时的一贯表现，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有创造性，追认他为“纵队模范指导员”（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二卷） [4]张西蕾（1922—），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成员张太雷（1898—1927）的幼女，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与冯伯华结婚。曾任华中抗大总分校教导员，解放后任化工部科技局副局长、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百度百科） [1]张西蕾：《兄弟情深——悼舜华》，《冯舜华纪念文集》第243页 [2]汪子珍（1918—2010），安徽省舒城县城关镇人。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7月至1948年底，历任中共苏北东台县、台北县区委书记、县组织部、宣传部正、副部长。1948年至1953年9月，任中共蚌埠市工厂部党委书记、市委工业部长。1955年9月，任建工部北京工业设计院副院长。1971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设计局处长、副局长。1982年离休（百度百科） [3]据口述者父亲的日记，是1984年10月12日 [1]据口述者父亲的日记为1984年10月19日[2]据口述者父亲的日记为1987年5月14日 冯伯华（左一）、冯舜华（左三）兄弟回慈城探亲和父亲合影（1960年） [1]据口述者父亲的日记记载为1987年5月17日 [2]据口述者父亲的日记记载为1987年5月31日 [1]史荣（1736—1795），字汉桓，一字雪汀，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擅花卉，尤精小学，擅诗文，工擘窠书及篆刻。著有《广印人传》、《陶轩寓目》、《鄞县志》、《竹东集》 [1]并盆篮：盛食物的竹篮，分若干格，可重叠，上有环，做工考究，多漆成朱红色，民间也称“重篮”，这里的“重”音读“撞” [2]结回，方言，意为打包拿回家 [3]南台桥：宁波旧时一地名，其“台”音似以“退”，现址在天一广场银泰百货北门附近 冯贞群与外孙陈伯龙合影（1960年） [1]冯孟颛作为宁波先贤、久负盛名的浙东藏书家，一生品行和功德是令人敬佩和怀念的。就我所知，冯老一生有“藏书之功、保护天一阁之功、整理地方文献之功和献书之功”。毛翼虎：《伏跗室藏书目录》序，宁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页 [1]浙东著名的藏书家伏跗室主人冯孟颛先生不幸因病逝世，其长孙冯孔豫代表家属将“伏跗室”全部藏书260箱近十万卷捐献给政府。为嘉奖冯氏家属藏书、赠献之功绩，市人民委员会还发给奖状一张，奖金一万元。（《宁波大众》，1962年7月28日） [1]《琬琰集》，即宋江刻本杜大圭的《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全书共存107卷16册，有清代泰兴大藏书家季沧苇（振宜）藏书印，可称镇库之宝。伏跗室所藏另有元刻本《春秋属辞》、郭茂倩《乐府集》和明刻本《刘随州诗集》等都是不可多见的善本，还有不少名人手稿，如谢全山眉批《鲒埼亭集》、姚梅伯的《姚复庄诗文稿》、史荣的《李长吉诗集》稿本，以及慈溪张麟淑的《李杜韩白四家七古》等不可多得的珍本（饶国庆、袁慧、袁良植：《伏跗室藏书目录》，宁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838页） [1]衢州天福堂药店，由宁波籍钱、冯、王三姓商人创办。他们先在广州开设“敬修堂”药店，由于清代交通不便，宁波至广州往返十分艰难，所以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筹集资金合股在衢州新桥开设天福堂药店，作为宁波和广州的中转点。（《浙江省医药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