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出生在位于厦门市厦门港的俗称红砖楼的旧式别墅里，那是我外公家。
  外公姓冯名德俊，在厦门酱油厂做会计。我从小跟随外公、外婆长大，直至初中才搬去妈妈自己的家。幼时，感觉外公虽然寡言，个子也不算高，但却俊朗多才，算得上现在所说的暖男，还略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外公烧得一手好饭菜，是上海菜而不是闽南菜；外公会弹奏多种乐器，喜打猎，远不是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所应有的风雅；外公还时常悄悄地收听“美国之声”，在那个政治敏感的年代让我以为他有特务嫌疑；外公会说我们家其他人都不会说的宁波话，更厉害的是他居然还会英文，能冷不丁指出我初中英文学习中的错误，鹤立于邻里周遭的老伯伯。家里因为外公的成分不好，受了很多影响，所以基本上对过去避而不谈。许多关于外公的事情，也是因为我经常缠着外婆七问八问，外婆才偶尔谈起。
  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和汕头的永利洋行工作过，其间在汕头认识了外婆外公在冯家排老十，年轻时，与九外公冯九韶一起做过外轮船员，又。后因1948年永利洋行在厦门投资月明酱油厂（1957年公私合营月明酱油厂并入大同组建成厦门酱油厂），外公受洋行派遣到厦门创办酱油厂。外公自己也参点小股，这样从创办至1949年，外公既是小股东，又是职员，便在厦门安家落户解放后公私合营，外公为了不当资方人员，主动上缴他所持有的股份，留在厂里做会计，但工资被削掉很多。
  关于外公家的亲戚，我听大人们提及比较多的是上海的儿外公和杭州的小姑婆，偶尔也提到上海的七外公和八外公。我问外婆：既然我阿公（闽南地方外公的叫法）有八九个阿哥，那前面就应该还有老大到老六的阿哥才对，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外婆回答，阿公的兄弟们从老七开始是第三个老婆生的，旧时大家望族填房的儿子不受重视，自然不能过问家里之事我又问外婆：那阿公家是个大家庭咯？以前的教育认为只有旧社会的地主和资本家才有小老婆，而这次外婆说，是的，外公是宁波人，他们家那边还有个大庄园呢，只是解放前被烧了，听说那时家里还有一块大树将军的匾，而且在当地还拥有药堂什么的，所以阿公的成分不好，再不多讲。小时候对外公老家和祖居的了解也就停留在这里。
  1984年，我从厦门考入上海交大读大学。大学期间我经常到上海南昌路九外公的家里打牙祭，同时也很希望跟九外公扒一些冯家往事，可九外公缄口不言。九外公没有生育过子女，不过曾先后领寄宿几个兄弟的子女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还领养过一个男孩。大学毕业回厦门读研究生后，我跟九外公的联系也仅限于外公和其书信往来中的问候。
  研究生毕业后，我忙于自己的成家立业，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忘掉对外公身世的好奇。我跟外公外婆依然很亲，也经常去探望他们，偶尔也会记起来八卦一下外公的家世，这时候的政治气氛已经比较宽松，外公也愿意在我的追问下透露一些过去的信息，但也只是点滴。我了解到我的曾外公，也就是外公的父亲叫冯福先，冯福先的第三填房梁春梅，生有五子一女，他们就是我的七外公冯亚奋（曾用名冯庆圻、冯时牧）、八外公冯琴木（曾用名冯庆全）、九外公冯九韶、十一外公冯焕章，还有小姑婆冯碧霞。曾外公娶过三房妻子，前两房有六个儿子，
  据说只有儿子才记录排位，所以可能还有女儿若干。外公冯德俊1918年出生在慈溪（现慈城），1921年随家里搬到鄞县（现宁波），十几岁时又随家里搬迁到上海，之后外出谋生，辗转香港、汕头各地直到厦门。1949年前，外公曾回过慈城和宁波老家小住。之后，外公再也没有回去过，仅回过一次上海看望曾外婆。我想这除了当时的交通不便，还可能因为少小离家和老家逐渐疏离。
  日子在我的疑问中逝去，岁月也带走了我的母亲、外公、外婆诸亲人，我怀念长辈；年岁的增加也使我对寻根问祖更加感兴趣。我问过舅舅、阿姨，可惜他们知道的情况没有比我多多少。二姨说，小时候都被教育大人的事不要多问，大人讲话不许插嘴，所以就不知道太多大人的事。2009年我回到上海工作，增加了寻找的地理之便，随着和上海及杭州外公辈的下一代，也就是我的表舅舅辈们建立联系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对父母辈老家的了解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因也多是“文革”期间出身问题对他们带来负面影响而不愿多提及。不过，他们还是提供了有关外公老家的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小姑婆的儿子陆健舅舅说，他母亲的户籍记录祖籍是慈溪县前新屋；另一个是七外公的儿子冯有恒舅舅说，其父在历次填写履历表的阐述中，其中一条提及冯福仙曾有8000股冯存仁堂股份。这是两条链接老家祖居的可以进一步明确地点的新线索。
  2014年5月，我和我先生开始了寻找外公祖居的行程。出发前，在高德地图输入“慈溪前新屋”，还真有这个地方，距离上海也就208公里。可是，当我们兴冲冲驱车来到这个慈溪前新屋，发现是在慈溪市的王梁村，跟好几个当地人打听，都说根本没有姓冯的居住在那里。我和先生也感觉那里不像有过大宅大户的地方。后来，我们把小姑婆的户籍登记给一位当地的年长者看，他马上指出我们找错地方了，因为小姑婆的出生年份是1923年，我们应该去宁波的慈城，那是慈溪县原来的古镇，1954年后行政管理划拨给了宁波，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原来隶属于余姚。还好两地只相距三十几公里，冤枉路跑得不算远，我们马上掉转方向直奔慈城。
  我们一路到慈城后，想在百度地图上找前新屋，但并没有结果。记起老话“路在嘴上”，就跟人打听呗，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黄包车车夫还是冯俞宅和古县衙门的工作人员都没人听说过。回到宾馆，我们翻看在古县衙门纪念品商店买的一本书《江南第一古县城再发现》，看到书里提到好多冯家的祠堂，我先生建议换一下搜索关键词，于是我输入“慈城冯家祠堂”，发现了有一篇作家王静写的《千年望族》，里面有提到我们的两条线索，即冯存仁堂和前新屋。原来前新屋不是一个地名，而是对宅子的称呼，前新屋在慈城的始平路上，难怪无论是百度地图还是高德地图都找不到。这篇《千年望族》不但让我们明确知道了前新屋所在的地方，而且根据此文中的信息和我们具有的两条线索的重合度，冯存仁堂的创办者的四世孙冯云濠或冯云祥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这一发现不得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外公的高祖还是道光年间名震宁绍的巨商大贾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始平路，因为找到始平路就能找到前新屋了。但天公不作美，下大雨，车载我们从解放路南门进慈城，绕过古县衙景点左拐去始平路，原打算在景点买一把雨伞，可车开过头了，我们便在民主路下车，雨好像越下越大，我们只好先找一处有屋檐的地方躲雨。跑进去的那段民主路前后不到50米，也就只有一个门洞，我们没得选择，先躲进去再说。这时候只听我先生说：“快看呀，这是什么？”我抬头一看，黑门钉着一块金底黑字的牌子，“前新屋冯家——江北区文物保护点”，真是神奇哟，还没找到始平路先找到前新屋了！我们欣喜万分，赶紧拍照片，马上把这个好消息通过冯家微信群告诉长辈们，有恒舅舅说：“深深地谢谢元慧和王静，人在做，天在看，每个人积的德，总有善报矣。”原来计划要寻找外公祖居的任务似乎已然完成，但前提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前新屋的主人冯云濠或冯云祥的后代。
  找到前新屋，接下去就要找我们的祖根。这时候上海的有恒舅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材料，也就是七外公在“文革”时期写的自我检查报告和家庭情况汇报等旧文稿。从七外公当年写的材料分析，曾外公福先（一写福仙）原叫冯仲榖，从小过继给高祖冯星如为子。前新屋冯家高祖辈分四房[1]，高祖（冯星如）是第三房，人家称河房，曾祖辈河房（宝记）又分四房。为示上下两代四房的区别，高祖辈四房又称上四房，分别以“湖记”、“月记”、“口记”、“宝记”名之，曾祖辈河房四房称下四房。各房众子孙靠祖上遗下来的冯存仁堂股份及祠堂（公堂）田（约360亩）租谷为生。因为“文革”时写交代材料，七外公回忆材料写得很详细，曾祖父个人名下没有田，上四房公堂有170—180亩田，四房子孙每数十年轮到一次，1926年前后，也就是曾外婆梁春梅从宁波后莫家巷梁家嫁到前新屋冯家曾轮到一次。下四房约有180—190亩，其中90亩送给小学校[2]，冯家子弟可免费入学，余下的约百亩田由下四房轮收，分一年预收20—30亩，一年正收50—60亩，一年后收20—30亩，每亩实收40—50斤（因土地税差），这样三年可收大约6000斤稻谷（已缴田税），按出米率七折算，约有4200斤大米，而当时曾外公一家有老小三十余人，不足之数由自己购买。这些公堂田均由长房七外公称大伯父的癸先[1]掌握，地契租账等均在他们那里。癸先去世后，由其第三个儿子冯庆嘉掌管。冯庆嘉应与外公同辈，他们是堂兄弟。
  曾外公是个旧知识分子。1921年，书生曾外公举家搬离慈城，搬家原因，七外公没提及，但从曾外公和他的长子冯庆澜染吸鸦片等文字分析，搬离慈城有可能是想摆脱已被鸦片侵害的环境吧。曾外婆虽是文盲，而从七外公记述他的四个舅舅的经历分析，比如其二舅父梁春田，1949年前曾任宁波西郊镇镇长，再比如其三舅父梁忠源曾任中华职业学校教员兼任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校长。我外公曾说梁家也是大户人家。再看曾外婆梁春梅的照片，一席素色旗袍，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一看便知是大家闺秀。我想，曾外婆也会鼓动曾外公离开冯家前新屋。1921年，曾祖一家离开慈城到宁波定居。大约三年后，曾外公由亲戚介绍先后在上海储蓄银公司及宁波口（只有一个字，像是粪字）公司做文书工作，然而收入不足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此前，因吸食鸦片之需，曾外公已将祖传冯存仁堂8000股份，卖作6000元大洋，又耗费精光，实在没有钱花的窘迫下，58岁的曾外公不得不戒去鸦片烟。这前后，外公的兄弟们，最小的12岁，最大的15岁，纷纷离家到上海商店或工厂当学徒。我的外公和九外公先到船上当海员，外公后到银行谋事，而九外公至1949年一直在三北轮埠公司做长江轮船事务员。
  曾祖一家离开慈城后，祠堂公田轮到曾外公当承时，绝大部分由大外公冯庆澜（也就是外公同父异母的长兄）办理。土改时，大外公评议公堂地主，他的生活全靠其子冯松鹤负担，这是后话。
  1937年，为避日本人侵略的战难，曾外公再次将家搬到上海居住，抗战胜利后，因上海开支大，曾外公又带年幼的外公们回到宁波曾外婆娘家居住。1948年，曾外公一家再次到上海。曾外公的十几个儿女像羽翼丰满的鸟儿各奔东西，在老家、在宁波、在杭州、在厦门，或在海外，各自成家立业。年老的曾外公、曾外婆与七外公一家共同生活在上海，祖孙三代一起迎来了上海的解放。曾外公于1957年在上海建国东路安顺里79号，因患严重的脉管炎而病逝，享年84岁，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抽鸦片的旧知识分子，在荡尽祖传的财产之后，能够颐养天年。曾外公冯福先归天后，曾祖母梁春梅就轮番住在上海的几个外公家，有一段时间住在杭州。最后于1977年在八外公家过世，享年87岁我的祖辈们全是孝子孝女哟，他或她没有享受大家望族的荣耀，却要承受大家望族带来的灾难，而我的外公们都能默默地承受，敬老养小。比如七外公，在1949年6月学习一个月，分配到上海直接税局做外勤工作，凭此工资负担一家十口人的生活，每月开支捉襟见肘，以申请工会补助或变卖一些物件补贴不足。
  小姑婆冯碧霞，1949年前，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参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她个子矮小，却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文革”时被诬陷是假党员、地主后代也决不动摇其理想信念。她离休前是（杭州）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
  阿公尽管这样的谨言慎行，还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先后两次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外公的出身影响了我母亲、阿姨、舅舅们的事业与进步，而他们决不因此而自暴自弃，反而像漫山遍野的杜鹃开得绚丽多彩。母亲文琼生前不知写了多少次入党申请，均无结果，而她是厦门朝红小学副校长；二姨文瑶上海交大毕业，退休前任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还有小舅文驹，现任厦门松柏第二小学校长。
  这就是我家自曾外公到父辈四代人的一些往事，他们的根是慈城冯氏前新屋上四房河房宝记，冯云濠同父异母的弟弟冯云祥是我辈六世祖。如今外婆所说的冯家庄园已毁于1946年的一场火灾，不知是苍天怜惜，还是祖宗积德，这场大火居然还留下冯家庄园的一角，让从厦门远道而来的40世外孙女有个躲避风雨的屋檐。
  站在屋檐下，凝视“前新屋”三个字，我似乎明白了当年外公为什么不愿意多谈宁波故里的原因。外婆曾自言自语，外公不让回慈城，是怕引起争祖先房屋的误会。好一个祖产哟，如果当年曾外公不迁离慈城，阿公家还有自强不息的外公们吗？“富不过三代”既是前人的忠告，又是前车之鉴，依赖家庭之财，束缚的往往是自己。寻找前新屋，我接上冯家祖脉；寻找前新屋，我明白了财富其实是把双刃剑。同时，知道了慈城千年望族的古今，更鞭策自己尚需努力。也算是给我深爱的远在天堂的外公外婆和母亲一个交代。

[1]四房，即江、淮、河、海（汉）四房，参见表6.1.2、表6.1.3等 [2]小学校：清末，启承祠创办藕田学校，参见表十 [1]长房：前新屋河房长子冯癸先，族称房长，有冯庆辅、冯庆余、冯庆嘉、冯庆和四子，参见表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