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有三个哥哥（有章、有甲、有业），两个姐姐（犀昭、犀勒），按常理我能得到父母的宠爱和五个哥姐的呵护，然而我没有这个福气，因为打我记
  事起，我和我的家人就生活在他人的歧视下。
  的眼光才消失，所以我家人爱唱《春天的故事》。
  一直到改革开放，这种歧视
  我们受到歧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父亲冯子贻失踪，不告而别；一是家里共有族田36亩，土改时被评为地主。而当时，我的大哥有章、二哥有甲、大姐犀昭已参加革命，有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参加“土改革命”工作。一家有三个子女参加革命，本应是“光荣军属”，但我家没得到此殊荣，家门上贴的是“白榜”。还有大姐犀昭的提拔、二姐夫的入党等问题，几乎都受到家庭成分和父亲逃离事件的影响。
  父亲失踪后，母亲成了地主婆，批斗、监督劳动是家常便饭，好在母亲为人厚道又无劣迹，家里又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有好心人帮助才获准去了上海。此前，14岁的三哥有业从初中肄业后去上海当了学徒。这样，家里只有二姐犀勒、阿刘婆和我。
  阿刘婆本名王翠玉，城外乍山王山村人，因夫家姓刘，人称阿刘婆，早年守寡来我家帮佣。解放后，抱养我的小娘阿姆雪梅等佣人先后离去，只有阿刘婆不愿离开。大家替阿刘婆担心，劝她离开我家，而她却说：“我出身贫下中农，怕啥？！”就这样，阿刘婆留下照顾我们，那时我才三岁多一点。
  在母亲刚去上海的日子，一家三人的生活没有经济来源，阿刘婆就让族人把自己的口粮挑到我家。然而，一个老人的口粮咋糊三人的口呢？当我们揭不开锅时，阿刘婆就让姐写信给她在上海姜贤泽药材行工作的弟弟，说她生活困难没钱买米了，让其弟寄钱帮衬。那时二姐读小学三年级，不会写信，阿婆说没关系，结果阿婆说一句，二姐写一句，写下了她的第一封信，这是一封阿刘婆向其弟弟讨钱的信，没多久，阿刘婆收到十元钱的汇款单，这样又能打发一些日子……我家曾经是这样受着阿刘婆的接济才渡过难关的。
  长到6岁（虚岁）时，我随二姐到藕田小学（后改为藕田三小）读小学，按当时规定，四年级转到慈城一小。因转学单上老师评语写得较好，加入少先队的表格上没“成分”一栏，只填家长职业，当时母亲是上海永新雨衣二厂的工人，因而我被提拔为大队干部、活动委员，升旗开会由我带头，好不风光。可惜只当了一学期，我的家庭成分便暴露了，撤职为“民”，不过阿刘婆常念叨“低头做人，认真读书”这句话，这也是她对我的要求。
  1957年，二姐去上海，我升人慈城中学。初一年级时，学校组织下乡扫盲，我和四位同学到夹田桥附近一村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教农民识字，我们教得认真，农民学得也努力，我得到了锻炼，也学会了下河游泳。一星期后，回到学校受到表扬，宣读名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我有些伤心，隐隐约约有种被歧视的感觉。一年后，下乡参加秋收，又遭到一出身好的同学冷嘲热讽，那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同学中，我最小，本来就害怕说话，被辱后更不愿说话，这并非出于自卑，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当时的好多人得不到人格的尊重。
  一次又一次被辱后，我回家问阿刘婆，父亲到底做过什么坏事，以致连累我们。阿刘婆却说：“慈城救火会是你父亲创办的；他扩建了藕田小学堂；解放前夕，慈城来了不少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怕他们会扰乱慈城的安定，当时有人（据说来者是地下党）来找你父亲，你父亲立即组织人员收容残兵到季家祠堂，保障了居民平安……”被阿刘婆一说，我想起了一些曾经跟随父亲的学生、乡邻，而我家落难后，这些人都躲得远远的，世人原是如此薄情……然而，世间并非全是薄情人，当阿刘婆为第二天的下锅米操心时，有人会偷偷送来一袋大米；在藕田学堂读书期间，远房资生族姐为其亲侄送饭时，总给我和二姐也各送一份……在歧视下，我感受着人间的冷与暖，而冷的刺激和暖的抚慰，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争一口气，做出样子来。
  1960年10月，不满14周岁的我与三名“黑五类”子女被分到妙山公社浦丰大队，时年实行大队制，吃大锅饭。临行前，镇领导动员会上说，你们下乡的表现好可以回城。记得第一次是掏猪粪、牛粪，尽管很臭很累，但我干得无怨无悔，我想以劳动成果来证明自己，也想早日回城（即慈城），好与阿刘婆团圆。
  有一次年中分红预支（夏季）报表一直搞不出来，而社员急于分配，队长让我协助会计算账，这一帮一算被诬告是地主阶级造黑账，我被强行拉到公社并关押起来。老实说，我实在不明白犯了啥错误要被审查，后看守人告诉说，一是成分，二是造黑账。这是哪儿的事哟？后让我写份检讨并保证决不再犯，才把我放回村。回大队后又被批斗，队长上台“批判”我说：“有光不是会计，我叫他算账，我有责任。我有责任……”多么朴实的农民，我流泪了，是委屈，是感动。结果是坏事变好事，阿光能算账，那岂不是能人吗？我反而因此事出名了。
  之后，队里筹建砖瓦厂，大队派我做会计，而且会计工作除算账外，还要负责原料的采购、产品销售的收款。在与外界接触时，我结识了毗邻余姚二六市公社的朋友。1971年，朋友让我去“二六市联办厂”工作，那是一家生产小五金的社办企业，是乡镇企业的雏形，而效益不是很好。我试用期半年，去后三个月，我带去大量业务，结果效益大增。在扩建厂房购买材料时，我千方百计采购到当时计划供应十分紧缺的水泥、钢材，因而被视为“能人”。我也因此收获了爱情，三年后女儿出生，我在武汉出差，回来被妻子数落了一顿，而心里却甜滋滋的，因为我当上了父亲。
  1978年，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而这一年，余姚二六市公社晶体管厂投产后，因设备老化和技术力量不足连年亏损。乡领导将我调入晶体管厂工作，我因地制宜改造生产设备，同时引进技术人员。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不但摘掉了亏损帽子，还扭亏为盈，发展成为余姚市重点企业——余姚市晶体管厂。1982年，我接任厂长一职，通过了全面企业管理，完成了商标注册，取得了电子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
  两年后，我花4000元购得上海飞虹路楼上楼下一套旧式房子，结束了婚后居无定所的日子。之后，我辞职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回沪后倚仗多年的经营经验在上海创办实业，以弥补父亲当年因战争创业失败的遗憾。只是当时还没开放创办私营企业的政策，我和我的朋友以三产名义挂靠承包，开创实业之路。大约一年后，政策允许，我们又合办了“昌华工艺塑料厂”，工厂职工从数十人一直增加到百余位，年产值千万元，产品是各种民用塑料制品，主要供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杭州食品厂的冷饮包装盒……我十分感恩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此政策解开了我心头的枷锁，《春天的故事》是我心中的歌。此后，我家好事连连，1990年，退休多年的母亲分到厂里的福利房，我自己也是两次买房，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女儿出国留学，在外成家立业生了外孙女，我荣升为外公……我爱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母亲生前也会唱这首歌，那是发自内心的歌。晚年的母亲很开心，其实母亲的开心是因为我们后辈争气，父亲名下的孙辈有12人，他们有
  商……有意思的是，我们一大家都爱唱《春天的故事》。
  留洋博士、硕士，有公务员、证券师、企业家、总经理，还有成功的房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