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慈城前新屋冯家分江、淮、河、海（一记广、华、和、汉）四房，依次分久记、月记、宝记、吾记。我原是宝记保英公第四个儿子冯子贻[1]的女儿。因为吾记保奭公原配没生儿子，娶小妾生子，意想不到的是保奭公的大胡子吓疯了刚过门的新娘子，又没生儿子。这样父亲过继到了吾记，我成了保奭公的孙女（参见表6.1.3）。有意思的是，为过继哪房的儿子，吾记的婆媳竟把官司打到了省府，以家传的说法是打得“考篮塌底”，最后还是媳妇打赢了，理由是过继的是儿子而不是孙子；另一说是保英公妻子郑氏是宁波三法卿郑家的女儿，也是大户人家，两堂妯娌一合力，打赢了婆婆。前新屋冯氏因祖上做过浙江道台[1]，在慈城很有名气，旧时中华路门楼还挂过观察第匾额，婆媳官司一打名气就更大了。然而，大户人家往往名声在外，家庭内部却很封闭，家人、族人联系少，家人与外界接触也少。
  我出生在上海，先后在静安寺、南市里弄的房子住过，至1943年底我随父母从上海回到慈城，因为父亲投资的企业彻底失败，交易所也赚不到钱。回到慈城发现前新屋吾记的房子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只好住在冯家西仓（位于前新屋西侧，民主路冯骥才祖居北面，现为慈城金源旅游开发公司的专家楼）。当时家里有精神不正常的祖母，有姐、哥、弟和我，父亲很少管我们，整天忙忙碌碌，忙外面的事。家里的生活，起初靠祖传的36亩公田和冯存仁药店股息，公田本是每两年轮值一次，后由族中长辈决定，赠予藕田学校作教育经费[2]，药店股份因投资实业而转让，所以家里已经是坐吃山空。而父亲的性格依旧是乐善好施，只要他人一向阿懿先生求援，父亲准会摸口袋，有钱给钱，没钱就舀家里的米缸……家里吃饭人多，经济窘迫，父亲从来不顾这些，也不顾母亲的反对。
  母亲名叫林芳，是慈城德星桥下林家的闺女。她在西城女校读完初小，因擅长做针线、编织毛衫，被二叔母接到上海生活。后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冯家做父亲的继室。进了冯家门，母亲才知大家望族到那时不过是个空架子，还负了不少的债务。在母亲嫁入冯家前后，父亲与他人合伙，先后在上海、慈城开办过橡胶鞋厂[1]、盛华手工烟厂。橡胶厂被日本人飞机炸毁损失惨重[2]，烟厂倒闭反背了不少债务……其实母亲的反对，并非表示她是小气之人，而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女、对家庭的责任，当时家里实在是入不敷出。父亲的慷慨解囊苦煞了母亲，无奈之下，母亲常从外婆家要些钱买米度日。好在西仓院中央有块园地，在西仓屋西南面（现中华路146号内）的醉花书屋，族人称后书房，北面有大院子（原来房子被烧的空地开荒为菜地），母亲带领我们在那里种菜，播豆，插瓜秧……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收获颇丰，母亲让我们送去外婆家……那时的生活虽苦，而家有父母，我们心安。
  1946年，因城隍庙的弹药爆炸殃及我家的前新屋。[1]当时，慈城已经有救火会，且在我家附近，救火队员一看阿懿先生家着火了，纷纷要冲进火场。父亲却说啥也不让，火灾祸起弹药，冲入火场不就有挨炸之虞吗？面对熊熊大火，父亲一再强调人的生命比财物重要[2]，只好眼看着房屋家产被大火烧毁。几年后初夏（慈城解放前）的一天，有人来我家，让父亲组织居民出西门迎接解放军进城，这一迎接宣告着慈城的解放。没多久，父亲失踪了，有传说是逃跑，说什么畏罪潜逃。为什么逃跑？是什么罪？我们年幼，好多事不明真相，也没人告诉我们。父亲失踪后，一切灾难就落到母亲和我们身上，我们在饥饿与害怕之中，在他人歧视的目光下过日子。母亲成了地主婆，说她是地主婆，其实那时她才32岁。父亲在时，我家的生活已经靠外婆家接济了，此时生活更艰难，我们（主要是母亲）很少去外婆家，怕连累他们。这样平时很少出门的母亲为了生活，把家里的旧衣翻出来改制成当时的款式及日用品，拿到鹅场根摆地摊；她还参加过上山开荒、下河掘泥之类的劳动，至于插秧、车水、割稻之类的农活更不用说了。由于吃得上顿不接下顿，以蔬菜瓜豆类充饥，母亲三番五次饿晕在劳动场地。有一次，西门外的农民挑着箩担来倒租，我与弟弟吓得躲进房间，母亲面对气呼呼的农民，冷静地说：田地的稻谷是藕田小学所收，与我家无关，我可以带你们到学校问个明白。随即，母亲带他们去学校，时任校长的族人躲避不敢应答，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要劈桌子拿账本，结果是学校的叶仲康等老师站出来作证——租谷用于学校的开销，农民们才离去。母亲看似坚强，其实很脆弱，好多次想了断自己以告别苦难的人生，然而她又放不下我们……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952年，母亲将我们托付给阿刘婆后离开慈城去上海。阿刘婆是二十多岁丧夫后来我家的，料理家务，照顾父亲的六个孩子。母亲去上海时，我12岁，弟弟6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参加工作，相继离开慈城。
  人性的势利加上划清界限的年代，在上海的冯氏亲戚没有接纳母亲，舅舅的家实在太小，没有母亲的栖身之地。幸亏好心的堂姨不怕连累，收留了她，这样母亲才能告别伤心地慈城，居留在上海。开始，母亲帮人缝制衣裳，编织毛衣；没多久，她给一户人家当出窠娘（方言，即月嫂），当年的出窠娘不像现在只要照顾母婴俩就完事了。堂姨看到母亲，既要护理母婴俩，还要照看两个四五岁大的孩子，加上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也差不多全要包揽，实在心疼母亲，便想方设法给母亲介绍工作。终于找到在爱地凯雨衣二厂疗养所做临时工，工作不过是烧饭、打杂，工资只有27元，好在包住宿，管一日三餐。母亲做得挺开心，可好景不长，因没有劳动局介绍信而被清理解雇。所幸母亲人缘不错，且能烧可口的菜肴，职工们以此为由纷纷替母亲求情，结果是坏事变好事，母亲在厂劳保主任努力下反而成了正式职工，母亲拿到选举证，还成了厂工会会员，母亲才真正安下心来。只可惜，工厂撤去疗养所，母亲因年龄原因无法成为技术工人，只能做靠体力的辅助工。尽管如此，母亲还利用业余时间读夜校至初中毕业，并协助厂工会做好扫盲工作。工厂与宿舍相距很远，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她总是步行上下班。母亲的自尊自爱、助人为乐，赢得同事们的认同，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林芳阿姨。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的旧事又被翻出来，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对母亲实行专政，母亲被迫离开车间参加所谓的“改造劳动”……然而，那个年代的母亲既不孤独，也没有挨批斗，因为她的身边总有同事护着这位林芳阿姨，一直到她1971年退休。
  两年后，小舅母病故，因表弟妹尚在上学，小舅请母亲住到他家，翌年小舅病故。之后的十五六年间，母亲一直与表弟妹同住，至兄妹俩成家立业后，她才独居于厂里分配的一阁楼间。应该说，这间阁楼小而旧，与冯家西仓无法相比，而母亲却住得很知足，很开心，弟弟有光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母亲当年的感激之情。
  我于1957年初中毕业，不能考高中而离开慈城来到上海，寄居在亲戚家读高中。在大跃进热潮中，为减轻母亲的负担，我报名支援安徽工业建设而去了淮南。远离了母亲，我很伤心，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也很难过，但她从没在我面前流过泪，她的每封信总离不开“做人要有诚信”，“与人为善，与己为善”，“勤俭节约，讨饭还存三日粮，好日子要当苦日子过”这三大内容。我们三人分居三地，弟弟独留慈城，这是很伤心的事。直到改革开放，弟弟才到上海买了房子从而与母亲团圆。
  1996年，因多年的心血管病、胆石症等疾病，又因弟媳生病，母亲才肯来淮南与我的儿孙一起生活。我们共同生活的年月，她既帮做家务，又帮我养孙辈，还编织毛衣送给我的亲朋好友，似乎是大家的外婆、老阿太。在与母亲同住的日子，母女俩偶尔提到父亲，一次，母亲又说到父亲救一佃农的事。原来那年一日本人被杀，一翁姓农民被怀疑而被日本人所抓，父亲听了翁母的哭诉，想尽办法将其营救出来，从此翁姓农民一直把父亲当恩人。在母亲遭难的日子，翁家夫妻悄悄帮助母亲。母亲还提起当年参加劳动时的一些记忆，醉花书屋冯维周当时也被划为地主成分，他的二女儿资生（我叫她二姐）也要劳动，二姐总是自告奋勇与母亲搭档，两人抬物她总选在后，还悄悄地将绳索往后移，一次因没看清路面的沟渠造成骨折而成了拐子……说起当年的往事，母亲的眼眶有点湿润，其实是伤心的事儿哟，而母亲不气不恼，口气平静，语言间带有淡淡的思念。只可惜父亲失踪后，他们再也不曾相见。
  母亲最后的十多年，在上海与淮南之间多次往返，直至2009年5月，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而驾鹤西去，享年92岁。

[1]冯子贻（1909—不详），号庆懿，1937—1939年任慈溪孝西镇镇长，1939年底去上海，1944年底回乡，根据《慈溪报》记载，1946年，任孝中镇镇代会主席，代表有冯立先、冯锦标、冯祐等21人，列席公民代表有钱太希、冯维周、冯柏生等（《孝中镇镇代会临时会议纪录》，《慈溪报》，1946年9月29日）；与族长冯祖麟等21入发起了任士刚先生追悼会（《慈溪报》，1946年7月10日）；与旅沪乡贤秦润卿观摩了中城学校毕业典礼，参加了慈溪县社教协会第四次常务会（《慈溪报》，1946年7月11日）；次年，冯子贻还主持了县政府修葺“骢马桥工程”募收款项的验资工作（《慈溪报》，1947年2月7日） [1]口述者所说的道台，可能是口述者的高祖“全”字辈的冯本堂（1831—1863，字芾村），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义，与伯父、父亲筹防助饷，捐银二十万两，赐冯本棠以军功加四品衔并赏花翎，参见正文清代的赐封一节，按清朝官职，道台为正四品；为据《劫官未成》消息：“慈邑故绅冯观察之如夫人于去年逝世，其灵柩厝在北郊外普济寺之竹园前……”（《甬报》1899年4月8日），这里的故绅可能是冯本堂，家人称芾村公，参见附录四 [2]据《慈筹募学田运动冯俞两姓继响应》载：慈溪自县府发动五万亩学田运动以来，城区冯氏大宗祠、统宗祠、惠宗祠、启承祠等新老斯文会会长冯祖麟发起，愿将全部会产二千余亩田扩充教育基金，以资提倡。（《上海宁波公报》1945年12月26日）参见附录四 [1]上海橡胶鞋厂：1.是年（1931），上海工商橡胶厂在白利南路530开设，资本15万元，职工290人，炼胶机4台，日产胶鞋二三十万双，“八一三”事变后，工厂响应内迁桂林，当日军进犯桂林又再行搬迁，于1945年抵达重庆，与利华橡胶厂合并（《上海橡胶工业志》之大事记）；2.甬商李祖荫、冯子诒、朱继良等鉴于橡胶制造之需要，舶来品之充斥，乃集合资本，创设国货橡胶厂，专事制造套鞋、热水袋等，以供社会之需求。厂址在白利南路五百三十号，营业所设五马路西广福里十四号，定名中国工商橡胶厂，聘请边文卿君为经理，化学专家阮口施君。闻已筹备完全，开工制造，出品优美，坚固驾乎舶来品之上，已开始营业。在此努力提倡国货之际，该厂应时而生，实国货界之一好消息也。（《国货橡胶事业新发展》，《申报》1932年9月25日） [2]橡胶鞋厂被炸：1.敌机三度肆轰闸北（《申报》1937年10月6日）；2.沪西周家桥白利南路，今晨九时三十分许，有敌机十二飞往，投弹十余枚，首当其冲者，系申新第一厂、民生纱厂……（《申报》1937年10月27日） [1]有关这场火灾的报道：本城昨晨（8日），发生空前火警，兹探情形药暑如下（略）。 警察局弹药库爆炸，慈城大火延烧半夜，城隍庙及前新屋尽付一炬，波及县看守所，囚犯越狱十名在逃未获（《时事公报》1946年6月9日） [2]慈溪警察局因火药爆炸而发生大火，施救不易，延烧半夜，毁屋百余间，可谓慈城战后空前巨灾——未伤一人，真是不幸之大幸（短评《慈城大火及其他》，《时事公报》1946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