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2012年，父亲70岁。他在北京画院举办了名为“四驾马车”的展览，全面展示他在文学、绘画、文化保护和教育四个领域的成就；同时，又出版了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书，名为“生命经纬”，分上、下两册，回顾并总结了他七十年的人生历程和艺术事业。在我看来，父亲的人生曲折，丰富多彩，可说的事情太多太多。记得多年前父亲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父子本是忘年交”。我想，作为忘年交的父子，最重要的是理解。那么，今天，我就从“忘年交”的角度，谈谈我对父亲的认识、理解和感受，以及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痕的生活片段和趣事。
  我出生的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父亲家、母亲家都被抄了家。当时是父亲人生的最低谷，前途一片漆黑，在恐惧、压抑和痛苦的夹缝中艰难度日。父亲给我取名冯宽，是希望我的未来宽阔坦途，逢事必宽。也正是“文革”的原因，父母看不到国家的未来，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所以没有再要第二个孩子。于是，我就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独生子，小的时候没有兄弟姐妹做伴，或许，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小小遗憾。
  我出生不久，便被送到外婆认识的一个托儿户家寄养。当时，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无力帮着带孩子，而我父母又陷于生活的困境和挣扎之中，自顾不暇。无奈之下，只得把我托付给外人照看。我的托儿户是个老太太，背有些驼，身体不好，但人非常温和、慈爱，我叫她“老朋友”，一个特别又亲切的称呼。老朋友年轻时家境不错，只是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嫁人，孤身一人，靠给亲戚朋友带小孩为生。老朋友信奉基督教，善良、正直。我记得，落实政策后，她的生活有所改善，就主动减少了我的托儿费，有时还带我到外面吃顿西餐。老朋友待我如自己的孩子一样，倾注了亲人般的爱，使我幸运地在那个灰暗阴郁的年代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童年。
  上小学后，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全家住在一栋老式三层楼房的顶楼，外面有一个大露台。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无情地摧毁了我们这个家，这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大地震发生的那个夜晚，天气十分闷热。当时，我睡在靠墙角的行军床上，父亲嫌热，睡在地板上，母亲睡在另外一间小屋里。突然，地动山摇，屋子剧烈地抖动起来。父亲当过运动员，反应快，一把将熟睡的我从行军床上拉起来，护在身下，紧贴着外面是露台的那面墙。此时，屋子摇晃得愈加猛烈，房顶已开始坍塌，靠胡同的那面墙被抛了出去，更可怕的是我睡的那个行军床早已被埋在砖瓦之下。四周一片漆黑，外面传来阵阵房屋倒塌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恐怖和绝望。这次大地震破坏力极强，震了有几十秒。后来，我们三个人凭着一丝微光，摸索着，从废墟般的楼房中爬了出来。大地震夺走了无数的生命，而我能幸免于难，我想，是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震后，我们住临建棚，后来又借住在五大道的一个朋友家中。这时，父亲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我记得，大约是1977年，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义和拳》，那是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放暑假，就到北京找他父亲的宿舍有四个人，他让我睡床上，自己在地上打地铺那时的生活非常苦，父亲抽的是“战斗牌”香烟，我们经常吃五分钱一碗的麻酱面。一天，父亲带我去爬香山，天还下着小雨。中午下山后，我俩到山脚下的一个小饭馆吃饭，看到邻桌的老人带一个小孩吃红烧鱼，我有点儿馋，就对父亲说，也想吃鱼。父亲说，咱们要是吃了这顿红烧鱼，恐怕就没有回去的车费了。看到父亲那无奈的表情，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生活有多么的艰难。转年春节，父亲的心情格外的好，“四人帮”粉碎了，《义和拳》出版了，他还得到一笔丰厚的稿酬1]，在那个时代可是件新鲜事。他给我买了一大盒花炮，和我一起放了个痛快。那年除夕夜的鞭炮格外的响，整个城市淹没在喜庆的硝烟之中，人们又看到了希望，父亲的人生也迎来了新的转机。
  我上中学那几年，是父亲写作的旺盛期和高产期那时，文学备受关注，一篇好的小说，一部好的作品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共鸣，掀起热烈的讨论。在这种大环境下，父亲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而家里的柴米油盐、洗衣做饭这些活儿都由母亲一人承担。其实，母亲也画画，擅长工笔人物花鸟，所画的古代仕女甚为典雅优美。不过，为了父亲的文学，她放弃了自己的美术设计工作。当时，我们已搬回那个带露台的老式楼房。这栋楼房在地震中损毁得非常严重，后来进行了全面的翻修重建。我们住的三楼只有一大一小两间屋子，小屋堆满了书籍、资料和杂志报纸，大屋就是我们三人共同生活的空间，也是父亲的创作空间。为了不打扰父亲的写作，在家里，母亲和我尽量不出声，我也极少带同学到家里玩，因为我们理解，创作的灵感有时转瞬即逝，给父亲创造一个安静的、只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世界，就是对他事业的最大支持。
  写作之外，父亲是个生活兴致很浓的人。在踏入文坛之前，父亲一直从事绘画，还打过几年专业篮球，他兴趣广泛，爱好多样。记得，父亲喜欢画漫画，在家里经常画母亲和我的漫画，当然，也画他自己的漫画。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当时他画的漫画，这些漫画记录了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有趣的片段和情景。父亲虽然很少过问我的学习，也从未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甚至有时会搞不清我该上几年级，何时该放假，但是，在写作空隙，他还是很愿意跟我一起玩儿，而且花样翻新。在那栋老楼的露台上，父亲和我养花、养猫、养兔子、捉蜻蜓、捕麻雀，甚至还用借来的气枪打过靶。我们比赛投篮的那个小篮筐就是父亲用铁丝做的，固定在木板上，装在墙上，还用线绳编了个小球网。乒乓球台也是父亲用两块铺板和一个木凳拼搭而成的。生活中，父亲是争强好胜的人，打起乒乓球更是如此。他从不打和平球，也从不让我，而是全心投入，每球必争。若是输了，也很不服气。过不了一会儿，便会主动邀请我再战一局，眼神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我想，恐怕正是父亲这种争强好胜的天性，铸就了他日后事业的成功。
  现在，经常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不继承你父亲的艺术基因，搞文学绘画呢？”其实，我高考那年，父亲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当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很犹豫，因为我本来很喜欢中文和历史，而且作文也不错。当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作家是人世间的苦行僧，是苦难历练出来的，不是大学中文系能培养出来的；手艺是可以传承的，但艺术不行，艺术的感觉只属于艺术家本人，别人是无法学到的。末了，父亲建议我最好选一门“他不会的专业”，这样父子俩就能互补了。最终，我选择了英语专业，报考了天津外国语学院，并从此与英语结缘。在后来的若干年间，我的英语特长还真“互补”了父亲不会外语的缺憾，给他翻资料，做翻译，陪同出国交流。记得，我大学毕业不久，翻译出版了两本英语小说，父亲特别高兴，还给写了序。父亲戏言：“如果你成了大翻译家，那咱俩可就是文坛的佳话了。”
  如今谈父亲的事业和他艺术人生的文章数不胜数，但如果让我来说自己的认识，我想，可以这样概括，他是艺术的天才、文化的先知、行动的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父亲的艺术人生可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时期，那时他在美术社画画画，又秘密写作来记录身边发生的人间苦难；第二个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到1989年，他以伤痕文学步入文坛，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等作品，逐步成为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家；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他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重拾画笔，同时自发地、自觉地进行城市文化保护；第四个阶段是从新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出任中国民协主席之后，开始引领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并逐渐形成了大家所公认的文学、绘画、文化保护和教育“四驾马车”。父亲艺术人生的四个阶段，都是苦乐相伴，但每次“转型”又都源于他的艺术天赋和对文化的热爱。
  说到天才，我认为，天才是不可复制，是上天的赐福，天才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灵性与感悟，在社会历练中，自我完善，自我成长。文学和绘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文学用文字表达，绘画用笔墨表现。一般来说，作家极少是画家，因为绘画需要扎实的基本功，特别是中国画的笔墨运用，没有长年的研习和苦练，很难驾轻就熟；而画家又很难成为作家，因为画家太感性，也太随性，但写作，尤其是写小说，需要思维理性、缜密、严谨。能够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不凡成就的人，应该就是天才。我想，父亲做到了。父亲从小喜爱绘画，也拜师学过绘画[1]，后又从事专业的绘画工作。他的画，是他心灵世界的写照，情感丰富，意境深远，文学韵味很浓，是一种“散文化”的绘画风格，学界称之为“新文人画”。父亲的文学作品，题材很广，小说有长篇、中篇、短篇，还有散文、随笔、诗歌、杂文等，创作量很大，有数百万字，还有数十种外文版本，多篇文章被选入国内外的中小学教材。记得，曾有一位摄影师给父亲拍过这样一幅很经典的黑白照片，父亲站在书房里，一手拿着钢笔，一手拿着毛笔，笑容满面，意气风发。我想，艺术家最大的幸福感还是来源于艺术本身。
  所谓的先知，就是一个人的视野，一个人的思想高度，能够超越时代，像父亲说的那样，“能够站在明天看今天”。在我看来，父亲的文化先知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与行动上。大家都知道，近十年来，父亲一直投身于遍及大江南北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硕果如花。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就开始了先知先觉的文化抢救当时，天津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老城区和租界区的众多历史遗存濒临消亡。面对即将消失的天津老城，父亲通过新闻媒体呼吁政府手下留情，又通过个人影响力召集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走街串巷，记录老城的文化遗产，并用自己的稿费，出版了《东西南北》、《小洋楼风情》等图集，为天津这座拥有六百年历史的老城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影像。父亲的文化先知还可追溯到更早，那时他只有20多岁，便自发地对天津民间砖雕遗存进行了调查与记录，虽然这次田野调查只是出于对民间艺术的喜好。我认为，在父亲的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有三个因素很重要，一是他个人对民间文化的热爱与痴迷，一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还有一点，就是他把书桌从书斋搬到了田野，把思想化为了行动。
  父亲的生活空间是由两个“世界”构成的，一是现实世界，一是艺术世界。现实世界是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艺术世界只属于他自己，他每天就是在这两个世界不断穿插与切换，乐此不疲。由于父亲的知名度，又担任许多社会职务，每天事务缠身，各种会议、各种邀请、各种约见应接不暇。因此，他的现实世界十分繁杂，往往烦恼大于乐趣；而一旦进入艺术世界，他似乎就进入了世外桃源。问题是，这两个世界的交叉点，就成了父亲生活的“盲区”，往往会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带儿子来拜访，朋友的儿子在美国当警察。聊天间，父亲发现，这位朋友的儿子一直带着警察特有的眼神盯着他的手看，便问：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手呢？这位朋友的儿子有些不好意思，说道：我只是职业习惯，不过，您有戴两块手表的嗜好吗？父亲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忙乱中又戴了一块表。还有一次，在国外，好像是在意大利的一个餐馆，吃完饭后，父亲很爽快地递给侍者一张钞票作为小费。侍者拿到钞票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两眼发光，不断地朝父亲飞吻，父亲被弄得有些莫名其妙。稍后才明白，原来父亲误将一张一百欧元的钞票当成小费给了侍者。
  父亲的家庭观念很重，虽然他在艺术上求新求变，在文化上意识超前，但在家庭生活上恪守传统。我奶奶今年97岁。凡在天津，父亲每周二、五下午，必去看望，雷打不动。每年春节，父亲都给我奶奶准备对联、厅堂字画、鲜花、干鲜果品等八大年礼[1]，他说，这是他的年文化之一。父亲重视过年，更喜欢过年，他是年俗文化的倡导者，也是春节放炮的支持者。他认为，过年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情感的总爆发。除夕之夜，我们三口人在父母家过年，吃年夜饭，看春晚。临近子夜，我们家的一个摄影师朋友会来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在我记忆中，这个家庭节目已持续快20年了，接着就是下楼放鞭炮礼花，每年父亲都要亲自点燃一挂万头大鞭，崩崩邪气，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迎来新的一年。
  父亲的外表像北方大汉，但他的内心情感很细腻，很丰富，这恐怕缘于他的南方血脉。我爷爷是从宁波慈城移居到天津的，因此，父亲对家乡慈城充满了深深的乡情，曾经两次在宁波举办画展，一次是1992年，举办敬乡画展；10年后，他60岁那年，举办“甲子画展”，还带上了自己年仅4岁的孙女，父亲说，要把“根”接上。敬乡画展那次，我随父亲一起去宁波，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到故乡。父亲很激动，也很动情，去祖居那天特意取了两杯院子里的土，说那是我们的根。回天津后，一杯与我爷爷合葬，一杯现在还放在他的书房里。后来族人送他两幅祖宗像，每逢春节，他都要拿出来，挂在厅堂，和我们一起拜祖。我40岁那年的春节，他还特意让我在“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那副对联前合影。[1]
  2004年底，父亲成立以文化保护为己任的公益组织——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基金会就设在天大冯骥才研究院内，他让我来协助管理，似乎是命运的驱使，我们俩居然工作在一起，成了同事。记得，一个秋天的下午，父亲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咱俩恐怕有30多年没打乒乓球了，下去打一场？！站在学院二楼大厅的乒乓球台前，我有一种熟悉又奇特的感觉，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我们家那栋老楼的露台上，但对面的父亲已不像当年那样生龙活虎，动作也不如当年那样敏捷有力，然而，他还是那样全力投入，还是那样争强好胜，每当他打出一个好球，还是那样激动、振奋，斗志昂扬。此刻，我猛然意识到，这就是父亲“四驾马车”不断前行的动力。

[1]冯骥才是“文革”后第一位拿稿酬的作家，见《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88页 [1]冯骥才初中三年级时，师从严六符（1908—1993，浙江宁波庄桥人，学名仁统），学习山水画基本功，后投身于京城画师惠孝同（1902—1979，北京人，原名惠均，号拓湖）门下，20世纪60年代初，又跟随溥佐（1918—2001，满族，北京人，全名爱新觉罗·溥佐）、张其翼（1915—1968，祖籍福建闽侯，字君振，号鸿飞楼主，满族人）等先生学画过花鸟；1962年2月1日，在《天津日报》上发表《碧云寺石桥》，见《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41页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268、269、392页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268、269、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