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一、惠宗祠与启承祠
| 内容出处： |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图书 |
| 唯一号： | 112520020220002312 |
| 颗粒名称： | 一、惠宗祠与启承祠 |
| 分类号： | K820.9 |
| 页数： | 118 |
| 页码： | 383-50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惠宗祠与启承祠的情况。其中包括父亲冯骥才、冯骥才故乡行、惠宗祠祭祖的一些记忆、后书房、醉花书屋、我家、堂哥、族谱、我出生在曼生公坟庄、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嘉广生药行和冯家的一些记忆、前新屋冯九记、我的父亲母亲等。 |
| 关键词： | 慈城镇 惠宗祠 启承祠 |
内容
前述，惠宗祠由季四公（17世）创设，季四公的14世孙冯映斋（31世）创设启承祠，之前的冯厚（23世）曾创设观德祠，参见表二十九。惠宗祠启承祠众子姓中影响最大的至少有三：一是清代中叶的兄弟登科与父子登科，再创慈城冯氏逆境奋起、重振科场的辉煌；二是清康熙年间冯映斋创办的冯存仁堂，连传9世至1956年公私合营；三是冯骥才（39世）“四驾马车”的海内外影响，成为慈城冯氏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如果将此比喻为惠宗祠启承祠三座高峰的话，那么构成慈城冯氏家族高地的绵绵群山是什么呢？本节收录的23篇口述稿乃是众子姓关于这些群山的综述。
口述稿的叙述地点、叙述人物出生地或祖地，大多以五马桥为中心向外延伸，主要居住地有花园冯、后书房、前新屋、后新屋（中央大门、新大门、老大门）、雷家巷、藕田畈。口述稿的主题，有离别与回归，如《冯骥才故乡行》、《离开慈城往事》、《寻找前新屋》等；有家族文化回忆，如《惠宗祠祭祖的一些记忆》、《后新屋新大门逸事》、《祖居、祖坟与家谱》等；还有守业与创业的故事，如《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爱唱〈春天的故事〉》等。
⊙父亲冯骥才
口述者：冯宽出生年月：1967年职业：基金会管理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口述时间：2014年2月
2012年，父亲70岁。他在北京画院举办了名为“四驾马车”的展览，全面展示他在文学、绘画、文化保护和教育四个领域的成就；同时，又出版了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书，名为“生命经纬”，分上、下两册，回顾并总结了他七十年的人生历程和艺术事业。在我看来，父亲的人生曲折，丰富多彩，可说的事情太多太多。记得多年前父亲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父子本是忘年交”。我想，作为忘年交的父子，最重要的是理解。那么，今天，我就从“忘年交”的角度，谈谈我对父亲的认识、理解和感受，以及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痕的生活片段和趣事。
我出生的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父亲家、母亲家都被抄了家。当时是父亲人生的最低谷，前途一片漆黑，在恐惧、压抑和痛苦的夹缝中艰难度日。父亲给我取名冯宽，是希望我的未来宽阔坦途，逢事必宽。也正是“文革”的原因，父母看不到国家的未来，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所以没有再要第二个孩子。于是，我就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独生子，小的时候没有兄弟姐妹做伴，或许，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小小遗憾。
我出生不久，便被送到外婆认识的一个托儿户家寄养。当时，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无力帮着带孩子，而我父母又陷于生活的困境和挣扎之中，自顾不暇。无奈之下，只得把我托付给外人照看。我的托儿户是个老太太，背有些驼，身体不好，但人非常温和、慈爱，我叫她“老朋友”，一个特别又亲切的称呼。老朋友年轻时家境不错，只是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嫁人，孤身一人，靠给亲戚朋友带小孩为生。老朋友信奉基督教，善良、正直。我记得，落实政策后，她的生活有所改善，就主动减少了我的托儿费，有时还带我到外面吃顿西餐。老朋友待我如自己的孩子一样，倾注了亲人般的爱，使我幸运地在那个灰暗阴郁的年代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童年。
上小学后，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全家住在一栋老式三层楼房的顶楼，外面有一个大露台。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无情地摧毁了我们这个家，这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大地震发生的那个夜晚，天气十分闷热。当时，我睡在靠墙角的行军床上，父亲嫌热，睡在地板上，母亲睡在另外一间小屋里。突然，地动山摇，屋子剧烈地抖动起来。父亲当过运动员，反应快，一把将熟睡的我从行军床上拉起来，护在身下，紧贴着外面是露台的那面墙。此时，屋子摇晃得愈加猛烈，房顶已开始坍塌，靠胡同的那面墙被抛了出去，更可怕的是我睡的那个行军床早已被埋在砖瓦之下。四周一片漆黑，外面传来阵阵房屋倒塌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恐怖和绝望。这次大地震破坏力极强，震了有几十秒。后来，我们三个人凭着一丝微光，摸索着，从废墟般的楼房中爬了出来。大地震夺走了无数的生命，而我能幸免于难，我想，是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震后，我们住临建棚，后来又借住在五大道的一个朋友家中。这时，父亲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我记得，大约是1977年，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义和拳》，那是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放暑假，就到北京找他父亲的宿舍有四个人，他让我睡床上，自己在地上打地铺那时的生活非常苦，父亲抽的是“战斗牌”香烟，我们经常吃五分钱一碗的麻酱面。一天，父亲带我去爬香山，天还下着小雨。中午下山后，我俩到山脚下的一个小饭馆吃饭，看到邻桌的老人带一个小孩吃红烧鱼，我有点儿馋，就对父亲说，也想吃鱼。父亲说，咱们要是吃了这顿红烧鱼，恐怕就没有回去的车费了。看到父亲那无奈的表情，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生活有多么的艰难。转年春节，父亲的心情格外的好，“四人帮”粉碎了，《义和拳》出版了，他还得到一笔丰厚的稿酬1]，在那个时代可是件新鲜事。他给我买了一大盒花炮，和我一起放了个痛快。那年除夕夜的鞭炮格外的响，整个城市淹没在喜庆的硝烟之中，人们又看到了希望，父亲的人生也迎来了新的转机。
我上中学那几年，是父亲写作的旺盛期和高产期那时，文学备受关注，一篇好的小说，一部好的作品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共鸣，掀起热烈的讨论。在这种大环境下，父亲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而家里的柴米油盐、洗衣做饭这些活儿都由母亲一人承担。其实，母亲也画画，擅长工笔人物花鸟，所画的古代仕女甚为典雅优美。不过，为了父亲的文学，她放弃了自己的美术设计工作。当时，我们已搬回那个带露台的老式楼房。这栋楼房在地震中损毁得非常严重，后来进行了全面的翻修重建。我们住的三楼只有一大一小两间屋子，小屋堆满了书籍、资料和杂志报纸，大屋就是我们三人共同生活的空间，也是父亲的创作空间。为了不打扰父亲的写作，在家里，母亲和我尽量不出声，我也极少带同学到家里玩，因为我们理解，创作的灵感有时转瞬即逝，给父亲创造一个安静的、只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世界，就是对他事业的最大支持。
写作之外，父亲是个生活兴致很浓的人。在踏入文坛之前，父亲一直从事绘画，还打过几年专业篮球，他兴趣广泛，爱好多样。记得，父亲喜欢画漫画，在家里经常画母亲和我的漫画，当然，也画他自己的漫画。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当时他画的漫画，这些漫画记录了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有趣的片段和情景。父亲虽然很少过问我的学习，也从未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甚至有时会搞不清我该上几年级，何时该放假，但是，在写作空隙，他还是很愿意跟我一起玩儿，而且花样翻新。在那栋老楼的露台上，父亲和我养花、养猫、养兔子、捉蜻蜓、捕麻雀，甚至还用借来的气枪打过靶。我们比赛投篮的那个小篮筐就是父亲用铁丝做的，固定在木板上，装在墙上，还用线绳编了个小球网。乒乓球台也是父亲用两块铺板和一个木凳拼搭而成的。生活中，父亲是争强好胜的人，打起乒乓球更是如此。他从不打和平球，也从不让我，而是全心投入，每球必争。若是输了，也很不服气。过不了一会儿，便会主动邀请我再战一局，眼神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我想，恐怕正是父亲这种争强好胜的天性，铸就了他日后事业的成功。
现在，经常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不继承你父亲的艺术基因，搞文学绘画呢？”其实，我高考那年，父亲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当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很犹豫，因为我本来很喜欢中文和历史，而且作文也不错。当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作家是人世间的苦行僧，是苦难历练出来的，不是大学中文系能培养出来的；手艺是可以传承的，但艺术不行，艺术的感觉只属于艺术家本人，别人是无法学到的。末了，父亲建议我最好选一门“他不会的专业”，这样父子俩就能互补了。最终，我选择了英语专业，报考了天津外国语学院，并从此与英语结缘。在后来的若干年间，我的英语特长还真“互补”了父亲不会外语的缺憾，给他翻资料，做翻译，陪同出国交流。记得，我大学毕业不久，翻译出版了两本英语小说，父亲特别高兴，还给写了序。父亲戏言：“如果你成了大翻译家，那咱俩可就是文坛的佳话了。”
如今谈父亲的事业和他艺术人生的文章数不胜数，但如果让我来说自己的认识，我想，可以这样概括，他是艺术的天才、文化的先知、行动的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父亲的艺术人生可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时期，那时他在美术社画画画，又秘密写作来记录身边发生的人间苦难；第二个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到1989年，他以伤痕文学步入文坛，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等作品，逐步成为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家；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他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重拾画笔，同时自发地、自觉地进行城市文化保护；第四个阶段是从新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出任中国民协主席之后，开始引领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并逐渐形成了大家所公认的文学、绘画、文化保护和教育“四驾马车”。父亲艺术人生的四个阶段，都是苦乐相伴，但每次“转型”又都源于他的艺术天赋和对文化的热爱。
说到天才，我认为，天才是不可复制，是上天的赐福，天才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灵性与感悟，在社会历练中，自我完善，自我成长。文学和绘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文学用文字表达，绘画用笔墨表现。一般来说，作家极少是画家，因为绘画需要扎实的基本功，特别是中国画的笔墨运用，没有长年的研习和苦练，很难驾轻就熟；而画家又很难成为作家，因为画家太感性，也太随性，但写作，尤其是写小说，需要思维理性、缜密、严谨。能够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不凡成就的人，应该就是天才。我想，父亲做到了。父亲从小喜爱绘画，也拜师学过绘画[1]，后又从事专业的绘画工作。他的画，是他心灵世界的写照，情感丰富，意境深远，文学韵味很浓，是一种“散文化”的绘画风格，学界称之为“新文人画”。父亲的文学作品，题材很广，小说有长篇、中篇、短篇，还有散文、随笔、诗歌、杂文等，创作量很大，有数百万字，还有数十种外文版本，多篇文章被选入国内外的中小学教材。记得，曾有一位摄影师给父亲拍过这样一幅很经典的黑白照片，父亲站在书房里，一手拿着钢笔，一手拿着毛笔，笑容满面，意气风发。我想，艺术家最大的幸福感还是来源于艺术本身。
所谓的先知，就是一个人的视野，一个人的思想高度，能够超越时代，像父亲说的那样，“能够站在明天看今天”。在我看来，父亲的文化先知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与行动上。大家都知道，近十年来，父亲一直投身于遍及大江南北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硕果如花。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就开始了先知先觉的文化抢救当时，天津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老城区和租界区的众多历史遗存濒临消亡。面对即将消失的天津老城，父亲通过新闻媒体呼吁政府手下留情，又通过个人影响力召集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走街串巷，记录老城的文化遗产，并用自己的稿费，出版了《东西南北》、《小洋楼风情》等图集，为天津这座拥有六百年历史的老城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影像。父亲的文化先知还可追溯到更早，那时他只有20多岁，便自发地对天津民间砖雕遗存进行了调查与记录，虽然这次田野调查只是出于对民间艺术的喜好。我认为，在父亲的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有三个因素很重要，一是他个人对民间文化的热爱与痴迷，一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还有一点，就是他把书桌从书斋搬到了田野，把思想化为了行动。
父亲的生活空间是由两个“世界”构成的，一是现实世界，一是艺术世界。现实世界是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艺术世界只属于他自己，他每天就是在这两个世界不断穿插与切换，乐此不疲。由于父亲的知名度，又担任许多社会职务，每天事务缠身，各种会议、各种邀请、各种约见应接不暇。因此，他的现实世界十分繁杂，往往烦恼大于乐趣；而一旦进入艺术世界，他似乎就进入了世外桃源。问题是，这两个世界的交叉点，就成了父亲生活的“盲区”，往往会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带儿子来拜访，朋友的儿子在美国当警察。聊天间，父亲发现，这位朋友的儿子一直带着警察特有的眼神盯着他的手看，便问：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手呢？这位朋友的儿子有些不好意思，说道：我只是职业习惯，不过，您有戴两块手表的嗜好吗？父亲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忙乱中又戴了一块表。还有一次，在国外，好像是在意大利的一个餐馆，吃完饭后，父亲很爽快地递给侍者一张钞票作为小费。侍者拿到钞票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两眼发光，不断地朝父亲飞吻，父亲被弄得有些莫名其妙。稍后才明白，原来父亲误将一张一百欧元的钞票当成小费给了侍者。
父亲的家庭观念很重，虽然他在艺术上求新求变，在文化上意识超前，但在家庭生活上恪守传统。我奶奶今年97岁。凡在天津，父亲每周二、五下午，必去看望，雷打不动。每年春节，父亲都给我奶奶准备对联、厅堂字画、鲜花、干鲜果品等八大年礼[1]，他说，这是他的年文化之一。父亲重视过年，更喜欢过年，他是年俗文化的倡导者，也是春节放炮的支持者。他认为，过年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情感的总爆发。除夕之夜，我们三口人在父母家过年，吃年夜饭，看春晚。临近子夜，我们家的一个摄影师朋友会来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在我记忆中，这个家庭节目已持续快20年了，接着就是下楼放鞭炮礼花，每年父亲都要亲自点燃一挂万头大鞭，崩崩邪气，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迎来新的一年。
父亲的外表像北方大汉，但他的内心情感很细腻，很丰富，这恐怕缘于他的南方血脉。我爷爷是从宁波慈城移居到天津的，因此，父亲对家乡慈城充满了深深的乡情，曾经两次在宁波举办画展，一次是1992年，举办敬乡画展；10年后，他60岁那年，举办“甲子画展”，还带上了自己年仅4岁的孙女，父亲说，要把“根”接上。敬乡画展那次，我随父亲一起去宁波，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到故乡。父亲很激动，也很动情，去祖居那天特意取了两杯院子里的土，说那是我们的根。回天津后，一杯与我爷爷合葬，一杯现在还放在他的书房里。后来族人送他两幅祖宗像，每逢春节，他都要拿出来，挂在厅堂，和我们一起拜祖。我40岁那年的春节，他还特意让我在“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那副对联前合影。[1]
2004年底，父亲成立以文化保护为己任的公益组织——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基金会就设在天大冯骥才研究院内，他让我来协助管理，似乎是命运的驱使，我们俩居然工作在一起，成了同事。记得，一个秋天的下午，父亲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咱俩恐怕有30多年没打乒乓球了，下去打一场？！站在学院二楼大厅的乒乓球台前，我有一种熟悉又奇特的感觉，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我们家那栋老楼的露台上，但对面的父亲已不像当年那样生龙活虎，动作也不如当年那样敏捷有力，然而，他还是那样全力投入，还是那样争强好胜，每当他打出一个好球，还是那样激动、振奋，斗志昂扬。此刻，我猛然意识到，这就是父亲“四驾马车”不断前行的动力。
⊙冯骥才故乡行
口述者：李建树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作家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东方威尼斯口述时间：2014年4月
那是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1992年春天，《文学港》顾问、著名作家、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先生一行来宁波。
冯骥才来宁波，既不是下生活，也非做讲座，而是应宁波市经济促进会、宁波市文联等邀请来家乡举办“敬乡画展”。当年，我任《文学港》主编、宁波作家协会主席，全程陪同冯骥才在宁波的一些活动。
冯骥才以文学出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之一，曾引领我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冯骥才的中国画也照样博得同行的好评，因而在他未到宁波之前，《宁波日报》资深记者贺圣思撰《未谋其面，先说其人》一文，此文一见报端，宁波像刮起一股“冯骥才旋风”。第二天，《宁波日报》又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冯骥才的《老夫老妻》等10幅作品，当天，火车将冯骥才、其母亲、其妻等亲属及随员等一行送抵宁波，下榻金龙饭店（现在的富邦大酒店）。
大约4月18日，“冯骥才敬乡画展”组委会假座金龙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任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挺、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凌国莲等领导，宁波市15家新闻单位及《浙江日报》、《文汇报》、《今晚报》等媒体记者参加。有意思的是不少企业界人士，下榻金龙饭店的旅客闻讯纷纷挤进会场，以一睹冯骥才的风采。其中有从上海赶到宁波的张先生[1]，是冯骥才的粉丝，上任厂长就职演说是朗诵冯骥才的散文名篇《珍珠鸟》。会上，冯骥才说，在宁波举办敬乡画展是一次纯感情行为，他父亲5岁随祖父离开宁波慈城去天津，自己虽然出生在天津，但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在宁波，在慈城。之前，冯骥才曾来过宁波，逗留四小时只照了一张相就离开了。几年后，冯父去世，寻找祖辈的踪影以及祖根，一直成为冯骥才的乡愁情结。正是如此，冯骥才一直认宁波为家乡，在“敬乡画展”开幕式之前，他在江北区领导的陪同下到慈城寻根访亲。
少先队鼓号齐鸣，乡亲们夹道欢迎，冯骥才表情有些凝重，因个高，他像叩拜祖先似的低头走进冯家老宅——民主路161号院。冯骥才的堂嫂周杏云恭恭敬敬地向冯母戈长富作了个揖，说：“我是应当叫你叔婆的啊。”宁波民间称长辈，大多自降孩子辈称，以示尊重，这位慈城堂嫂就是遵循这一风俗来称呼冯母的。专程从香港赶到宁波一起寻根的冯骥才二姐冯惠说：小时听大人说，我有三个姑姑，其中有个叫大毛，有个叫小毛……周杏云异口同声说出“小毛”之名，老宅瞬时荡漾“一点勿错”的笑语声。
冯骥才一行穿过窄窄的小弄，走向后花园。花园右侧有口井，冯骥才顺手拿起水桶，打了一下井水。这时，其夫人顾同昭庄重地取出两只崭新的玻璃瓶递给儿子冯宽。冯骥才进入田园，蹲下，和儿子往瓶里装了一些泥土，对我说了句：人间再没有比家乡的土更厚重的东西了。
冯骥才到慈城寻根访亲，向堂哥冯涵才赠《墨竹图》立轴一幅和作品集，其中《墨竹图》题款是一首诗[1]。画面意境、题款诗意均来自他祖父对家乡慈城的描述，因而冯骥才还说了“爷爷小时候在这里玩”……寻根访亲，冯骥才还向慈城镇人民政府、江北区政府各赠送作品一幅，其中赠给慈城镇的是一幅《土厚根深，人远情长》中堂和山水画《苏州梦》[2]，赠给江北区的是国画《千仞壁》。
画展设在药行街的宁波展览馆，时任宁波市副市长陈守义、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毛翼虎、驻甬部队首长等出席开幕式并剪彩，宁波市各界人士挤满了三楼展厅，时评冯骥才的画别具一格，艺术造诣深，画面有文学思维等等。开幕式举行的下午，还在柳汀街文艺会堂举行了“冯骥才与家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当时的宁波市文联主席、画家陈继武，党组书记、副主席朱耀中和近80位作家、书画家济济一堂开展座谈与家乡同行在一起，冯骥才显得分外高兴，说：“我最喜欢的是坐下来，与大家聊大天，侃一侃宁波是个开放的城市，近些年情形不知怎么样，在天津，我们经常举办这类座谈会。”接着，他还谈到对艺术的自见：艺术是喜新厌旧的。凡有激烈批评的领域，都有发展。反之，散文、中国画、京剧等，因为没有批评，就显得沉闷。艺术家是因为有区别才存在的啊。座谈会结束后，宁波作家协会和《文学港》编辑部联合在古色古香的城隍庙酒楼设晚宴款待冯骥才及部分随行人员。冯骥才还挥毫泼墨题词“向《文学港》的读者们问好”。
历时一星期，接纳5000多人次的“冯骥才敬乡画展”闭幕之前，冯骥才宣布义卖五幅作品[1]，其中《老夫老妻》被同乡、台湾实业家应昌期先生买走，义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资助家乡文化事业。我的印象中，义卖款项用于月湖景区超然阁的修葺，当时有关部门拟将超然阁设为宁波画院院址[1]。
冯骥才故乡行，还考察了保国寺、天一阁等宁波文化古迹。在天一阁，冯骥才欣赏馆藏珍品，当虚谷、黄慎（扬州八怪之一）、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画坛宗师的作品一幅幅从紫红丝绒套中取出展开时，冯骥才激动不已。之后，冯骥才撰《天一阁观画记》：“天一阁所藏书画，上及元明，下抵近世，历时数百载，代代宗师，多有真迹，且不乏精品力作。”[2]
在画册《温情的迷茫》等首发式上，冯骥才还两次与宁波读者见面交流，签售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阴阳八卦》、《炮灯双灯》等作品。
⊙惠宗祠祭祖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玉英出生年月：1928年职业：法官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湖人家口述时间：2013年9月
我家祖屋在民主路那边的花园冯，是祖父辈时从那里搬出来的。
祖父是两兄弟，长房昌栋一家搬到三块桥板，二房昌梧，也就是我的祖父家，搬到状元第，他们皆租居他人的房子。伯祖父有两个儿子，出门去上海成家立业，如今我家几乎没与他们的儿孙联系了。
我6岁时，祖父去世。1943年那年，我出嫁到湖心村，对家族情况了解不多，印象也不深。只听长辈说，祖父曾在钱庄做过，后因族人出门多了，自己专门代办族人的轮值祭祀，顺便给出门族人回乡做些婚丧寿庆的事务。关于代办轮值祭祀，我有印象的是祭祀的地方在中城小学隔壁。每年清明、冬至做两祭，族里的男人都可去祭祖，然后能分到麻糍、吉饼、馒头、鹅肉、猪肉等食品。麻糍是自己做的，有算盘那么大，厚以竖起不倒为标准；吉饼有大碗口那么大，内嵌有馅，外面撒芝麻，盖了红印；祭祖分的馒头其实是油包，是用白糖、桂花、猪油做馅的馒头，吉饼与馒头到专门的店家定做；鹅肉、猪肉每祭一次规定宰杀只数，看祭祖子孙到的人数而平均分摊。冯维周是当时惠宗祠的族长，人们称其维周太公。
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独子，叫长赓，先后在上海钱庄、丝厂工作，1937年因淞沪事变失业回到慈城。父母生育我们儿女仨，因父亲的失业，我家生活十分清苦，弟弟祖豫14岁就去慈城蒋万兴内货店做学徒，后到上海永鑫雨衣厂学生意，在上海成家立业。无论生活多艰苦，父母总是教育我们勤劳做事，清白做人。
⊙后书房、醉花书屋
口述者：冯承禄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中华路146号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住的七间头及三间偏屋称后书房。后书房因坐落在祖辈200年前建的正屋（约有5000平方米之大）所围风火墙后面的书房而得名据侄子春源整理的《慈溪冯氏族谱启承祠支谱》所记，后书房先祖可追溯到冯炼，冯炼公为慈城冯氏忠安公二十四世孙；传到忠安公的第三十一世映斋公。映斋公创办存仁堂药号，建启承祠，为本支始祖映斋公生了四个儿子，分别为元、亨、利、贞四房，后书房属于元房（参见表6.1.1）
元房济五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卓如公，次子德文公[1]。德文公是启承祠三世孙，我的七世祖，家传德文公28岁去四川贩药，回来途中在长江遇难而亡，七世太婆冯杨氏，时年才28岁（史料记载25岁）。以现在的眼光看，七世太婆是年轻守寡，当时的冯家还算殷实，谱记是“家以余裕”[2]，而她“性勤俭，犹日夜纺织不倦”[3]。独子兰江公亦不负母亲的教育，勤于业，建造了老正屋（此名为区别前新屋而称）及后书房。
谱记，兰江公有汝霖、汝震、汝霆三子，他们各立恭、敬、忠三房，其中恭房、忠房的汝霖与汝霆太公喜读书、爱藏书，他们的书房便是宁波藏书文化史有记的寄月楼[4]与循陔书屋[5]。这三房五世祖共生了十一个儿子，宗行为“可”字辈。咸丰初年，忠房的两兄弟，即恭房诗舸公堂弟，可礽公与可镛公[1]先后高中举人，这就是慈城传说中的兄弟登科。忠房，我们称作花园冯家，因兄弟中举时间前后只相差一年，且是先弟后哥，时颇为轰动，冯家自然相当开心，便搭台上演了戏文，这一直是族人的美谈。设在中华路上的花园冯家门楼就是“兄弟登科”的遗迹，兄弟登科的门楼与后新屋新大门差不多，上面是桃园结义（主题）的砖雕，下面是两条石凳，别人家的石凳是平的，它的两端却是上卷的，此门楼的石凳、砖雕后被毁，但门楼依旧。近年，开发公司在修葺时却将原门楼改建，兄弟登科唯一的遗迹毁在我们眼皮底下，实为遗憾。
“兄弟登科”证明了汝霆公创办的循陔书屋的功效。约于1837年，曾祖父可镐公[2]，我们称诗舸公，在其祖父汝霖所居的寄月楼藏书基础上，将自己读书的房子命名为醉花书屋。我家还留着20多把单靠背椅，可能是诗舸公设塾授教而留下的座椅。既有“兄弟登科”的光耀，又有“醉花书屋”的墨香，后书房乃显扬门楣。据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正屋主房为太平军所焚，幸亏有风火墙相隔，后书房未被祸及，但正屋偏房犹如唇齿相依，这场火灾害得诗舸公心神恍惚，乃于1867年带着郡庠生的学衔赍志以殁。
时隔数十年，我们作为慈城冯氏的一支脉以“后书房”而命名，而在我们族人，尤其是父亲维周[1]公名下的子孙却以醉花书房而聚。从诗舸公到我辈的150多年间，因时代变迁，政局动荡，冯氏数代人（上溯至诗舸可公、桂山公、维周公，下有我辈及儿孙们）的生存虽是时兴时衰，而书香传家始终是族人的追求，因而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我们不曾贩卖醉花书房的一砖一瓦，而且从后书房走出的冯氏族人大多爱读书，会读书。我们也不曾分家，大家挺喜欢醉花书房其名其屋。可惜的是醉花书屋东大门今也被封闭，这是书屋保留至今的一大遗憾。
2007年，父亲维周名下的子孙在上海新春聚会，就相聚在上海餐馆，一“浙江慈城冯家醉花书屋”的大红横幅之前，以我的四哥为首，五嫂及诸侄儿、侄女、孙、媳、婿等一百多人欢聚一堂。我在上海的儿女参加了聚会，可惜我守着慈城醉花书屋没去，看到照片颇为高兴，父亲名下居然有那么多子孙，倘若加上在国外的儿孙，那醉花书屋的子孙还要更多呢！
⊙我家、堂哥、族谱
口述者：冯鸿源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国家机关干部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市徐家湾天钥桥路191弄口述时间：2013年1月
我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妹。父亲新才，排行第六，他们是七兄弟三姐妹。父亲为人诚恳，只是当年的社会环境下，他没有进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因而我们子女对他的评价是“智慧诚恳度一生，谦让简朴为他人”[2]。母亲谈咏雪是个关爱子女、操劳家务、勤勤恳恳、宽厚大度的慈母。我十个月大时，因资生姑妈年轻丧夫失子，孤苦一人，父母将我送到慈城的祖父家，时称浙江慈溪五马桥88号的后书房冯家。那时祖母已过世，祖父年近古稀，我由资生姑妈抚养。
我听长辈讲起为祖父做寿的往事。那是1948年的事，那年祖父69岁，我才两岁多一点，所以没印象。父辈在宁波育王寺为祖父做寿，一大家有70多人欢聚一堂。春源阿哥恰逢校庆放假，从上海来宁波，与姑妈等亲人一起住了49天。
1959年，我小学毕业后回到父母身边读书，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工作，先后在重庆铜梁水泵厂、渝州大学工作，改革开放后调到上海铁路局上海机修厂，在副厂长任上被调筹备中外合资企业，一直到2006年退休。其实我退而不休，与朋友合伙办了一家民营企业，虽然每天忙于事务，但一年两次我总要回慈城老家，因为那儿有我们的祖屋与祖坟，有我的童年记忆，还有我怀念的亲人，尤其是资生姑妈。只可惜岁月不饶人，长辈好多已故去，祖屋也像白发的老人，过去有我五伯父和五伯母、小叔、婶（承禄）等人居住打理祖居，现在小叔、小婶年老体弱，需人照顾，也回到上海居住，无人居住的屋子最会破旧，不知今后将何去何从呢。
我有21个堂兄弟姐妹，大多在上海。春源阿哥是我大伯承祖次子，比我大14岁。现在他因健康原因委托我介绍，我就谈谈春源阿哥和他编族谱的事儿。春源阿哥生于老家，祖母去世后就去上海读小学，他与小叔年龄相差十多岁，叔侄俩同住在方浜路石皮弄，小叔教春源阿哥吟“碧云天，红叶地”诗，绘赠了画有菊花等花样的扇子……春源阿哥说他终生从事化学工业，是因读高中时小叔给他的92种（现在已有100多种）化学元素表。这张元素表让他兴奋得又是抄又是背，之后的他又选择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攻读理学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21岁的春源阿哥在上海中孚染料厂（后改名上海染料化工厂）工作。那时，肺结核病严重威胁着国人的健康，生产治疗肺结核病的特效药雷米封的原料对氨基水杨酸（英文缩写是PAS）要从德国进口。1957年，春源阿哥和他的科研小组成功试制间氨基酚。间氨基酚是染料及医药中间体，也就是生产雷米封的原料。春源阿哥所在的染料化工厂将这一科研成果提供给上海信谊药厂，由此合作生产出治疗肺结核病的雷米封，由于自己研发不再从德国进口而节约了大量外汇。第二年，春源阿哥被上海市总工会评为先进青年工程师，在上海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被授予“节约黄金十万两”的证明书。之后，南京化工厂、吉林化工厂品、天津染料厂、宁波农药厂等企业也先后上马生产间氨基酚这一化工产。
1988年，春源阿哥主持的“硫化棕技术的改进”项目获得化学工业部科研成果三等奖。两年后，他被上海市化工局授予“上海化工科技专家”称号。同年，被闵行区人大代表选为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代表。春源阿哥先后任上海染料农药（集团）联合公司总经理、上海染料化工厂厂长、民主建国会上海闵行区主委、闵行区政协常委等职。
退休以后，春源阿哥除用自己的专长发挥余热外，还热心编纂《慈溪冯氏族谱》（启承祠支谱）。他编纂族谱的起因是三伯承祉在20世纪60年代记过启承祠冯氏族人的生卒和祖先逸事；改革开放以后，花园冯氏族人涵才叔也热心于此。受其影响，以及在我们慈城冯家人所遗传的强烈的家族观念的驱使下，春源阿哥于1999年开始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整理启承祠支谱，他编纂的原则是不论男女都编入，一年后完成了初稿。为了广泛听取族人意见，2001年9月，春源阿哥专程去天津寻找骥才叔，征询他和他的父、祖辈有关情况。这期间，堂哥将他自己收集到的族谱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族人，2006年刊印的《慈溪冯氏族谱》，其原稿便是春源阿哥的整理本，只可惜刊印出错太多，春源阿哥较为着急，他打算将自己的抄本提供给宁波图书馆，供其制作电子资料，一是便于广大读者阅读，二是避免以讹传讹。
编好家谱后，春源阿哥在上海发起举办了“浙江慈城冯家醉花书屋丁亥年新年聚会”。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次聚会了却了我们对家乡的思念。多少年了，无论于个人，还是于故乡，我们慈城冯氏子孙真是希望，托庇荫德，世系繁衍，瓜瓞绵绵，荣族昌国。我们堂兄弟姐妹虽在上海的为多，但大家都经常会去慈城。因为我们后书房冯家是人丁兴旺的启承祠一脉，不说先辈是书香门第，父辈们虽因战争等时局动荡导致家庭经济困难，但祖父还是力所能及保障父辈接受良好的教育，其中小叔、小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我这一辈，即“源”字辈的后书房冯家子孙中，至少有15人大学本科毕业，不过好多人已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目前还在勤奋工作的有晓源[1]等3人。晓源是承祚五伯小儿子，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这些年不管其公务有多忙，每年清明总去慈城，祭奠父母，追思亲人。我辈亲戚、我们的儿辈有留洋去国外的，如春源阿哥的孙子嘉冕读完硕士后现在美国波士顿理工学院工作。尽管如此，我们后书房这一大家族人落叶归根的首选之地还是慈城黄夹岙。我的祖父在那儿，他的墓穴合葬着他和他的父母儿子三代；我的父母亲在那里，我们的伯伯在那儿，三伯的儿子延源在那儿，小叔长女邕邕在那儿，春源阿哥自选的寿坟也在那里……
慈城是千年古县城，而我们冯氏又是千年望族，为了发扬“做事要实，为人要正”的家族传统，去年（2012年）我与嘉源阿哥发起汇编《冯氏亲友通讯录》，汇编通讯录的另一考虑是因为春源阿哥所编的支谱已有十多年，我们的孙辈大多又已成家立业，这样就像一棵根深枝繁叶茂的大树，而同根生的亲戚好多是相见不相识，有的儿孙甚至都不知我们的祖脉在宁波慈城呢！
⊙我出生在曼生公坟庄
口述者：冯有政出生年月：1939年职业：技术员学历：大专肄业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慈湖人家（一期）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出生的那年正遇日本人轰炸慈城，当时父亲在上海的中国国货公司工作，说是一部门负责人，能算会写，会说日语，是因父亲曾去日本经商多年。与好多慈城家庭一样，母亲在慈城，快要生我时，城里拉响空袭警报，大肚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姐姐与家人一起逃难到云湖乡的五婆湖，那里是曼生公的坟庄。坟庄有房子，还有云居庵[1]，这是冯家的家庵。据说母亲先住在云居庵，做产在坟庄，因为庵里不好生小孩。坟庄有好几间房子，住着管坟人徐家父母和他们的儿女，两个儿子叫广宁、宝岳，年纪都比我大。大的广宁前几年过世，小的宝岳还在，可能快90岁了。
我满月后，日本人轰炸也差不多了，尚在襁褓里的我又随母亲回到慈城。不久慈城沦陷，父亲离开国货公司到犹太人开的工厂做跑街，母亲即带我去了上海，住在南市中华路，与慈城的街名一样，门牌号记不起来了那时我才5岁，还上过南市中华路模范小学幼儿园。8岁回慈城读小学。
这一去一回，我发现前新屋冯家有了很大变化。去上海前，我们住在观察第大门大屋里，那些大屋是单独四个小院并成的大院子，像一个“田”字，不过中间的“十”是个道地，即天井；而这次回来，发现大片的房屋没了，只剩西北角的一院，就像“田”只留左上角的一个“口”。前新屋分久记、月记、宝记、吾记四房，这一角房子是月记，其余三房房屋都被1946年的一场大火烧毁。所以8岁回来时，我们就住在沿街（即现在中华路上，城隍庙以西）的一排偏屋里。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沿街位于城隍庙与观察第门楼间还有一扇进出宝记的大门，也称仪门，其门牌号为中华路24号。仪门是对开双扇门，里面有碗口粗的木门闩，门楣最上方有“圣旨”两字，下对的横匾则是“敕封”两字，观察第还有竖旗杆的墩子。我听大人讲，慈城的统宗祠与大宗祠是因二兄弟互不服气而分开两祠，原址分别为现铁路工具厂和原慈城一小（尚志小学）。1939年，因为我出生于那一年，家人记住了年份，说那年有人从福州来认祖归宗，对方拿着家谱来对，结果对不上，回去时十分失望。
我是宝记的子孙，先祖是曼生公，而且我的印象中曼生公就是冯阿云，醉经阁的画像，好像也是曼生公。我好像从来不知冯云濠，只晓得外人称冯阿云，自己人称曼生公。近年听说，冯阿云与曼生公是兄弟俩，那家传中的一人主内，一人主外，是否就是冯阿云与曼生公之分呢？还有奇怪的是曼生公的坟庄，管坟人都认为是冯阿云，而墓碑上书写的却是“冯云濠之墓”；而且坟庄是宝记一家所有，那坟庄有大批的山田，山田栽有不少杨梅树，管坟人每年来送杨梅，回去时常回（送）些城里的糕点、日用品。
冯家与凌家因联姻而为世交。1962年，我随凌伯伯（即凌近仁先生）去五婆湖的坟庄，那时，少年时清明上坟所见的大墓已不见，墓地变成一块乱石荒地。据说是兴修五婆湖水库时，墓的石头用于建筑水库堤坝，而墓的九拜坛银碑有的被村民用作洗衣台，有的被盗后追回。曾经有印象，曼生公坟墓边有一座侠客坟，无碑无铭文，就是不知墓里的人是否与我家有关。家传曼生公做坟时，侠客坟已在，后将其动迁一下，所以每年上坟，家人都会祭拜这座侠客坟。
母亲识字，也会讲故事，说得最多的是冯阿云的逸事，其实关于冯阿云，老慈城人或多或少会说一些。母亲讲的版本是：
冯阿云主要做药材生意，一次去四川的路上看到一口草结棺材，好像隐隐约约有人。因时近黄昏，冯阿云前面走，那人后面跟，相隔一段距离。冯阿云看那人蛮悲切，好像在寻求帮助似的，还看到那人的手向前指点一下，再仔细看就不见了人影。冯阿云朝那人手指的方向走过去，原来是个村庄，村庄里有位年轻女人在哭泣。
冯阿云走上前去，问她为啥如此伤心。少妇答：男人欠了债，财主要让我抵债，那小孩没人养。冯阿云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就问多少钱，对方答是20个大洋。冯阿云就摸出钱对方请冯阿云留下名字，而冯阿云只说了句“算了！”，转身离开。
过了蛮多年数之后，冯阿云又走过这一地方，看到有幢房子，交关闹热，一问知相公中状元。中状元大好事，应开正门，可这家没有开，原因是没有找到恩人而且主人宣布，要找到恩人才能开正门。冯阿云看看这房子，联想到十多年前的大洋之事，就从边门进去，老太太坐在上方，状元坐中间……老太太一眼就认出冯阿云，马上跪了下来……
除这一传说，还有冯家腊月祭灶过二十四的传说，长江每十里建有“万丰”凉亭的传说等。母亲说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我们冯家有显赫的家史，而我出生在曼生公坟庄，有时也成了母亲的故事。
⊙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
口述者：包于飞出生年月：1951年职业：编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我的外公冯治先是慈城前新屋江房月记的长房长孙。据传，外公祖上的一脉是四兄弟，分江、淮、河、海四房。听说，冯家男人大多结过几次婚，前面的太太又大多死于产后疾病，外公的父亲和第一位夫人张氏生二子，是我的外公治先和二外公涵先，外公还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则先、和先（参见表6.1.2）。
外婆陈韵兰是宁波镇海人，俗称“颍川陈”家的后代。外婆是太外公（外婆的父亲）陈大章的小女儿，很有个性，不肯缠小脚，还要像哥哥一样到私塾读书，因此后来90多岁时还能看琼瑶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外婆不肯随便接受父母包办婚姻，22岁还尚未出阁，按现在的说法，那时的外婆也算“剩女”了。
太外公在上海三马路（现称汉口路）开同泰祥南北货店，与（上海）冯存仁堂同一条街。听说冯存仁堂“治先阿大”[1]先生的夫人不久前病故，因平素见其为人忠厚、外表儒雅，就有心将女儿许配于他，但又怕外婆不答应。所以媒人想了一招，让太外公佯作陪外婆去绸缎店买衣料，叫外公也去绸缎店。没想到相见之后，两情相悦，不久，外婆成了外公的第二任夫人及七个孩子的后妈，结婚时间是在1926年。
外公、外婆是在慈城前新屋拜的堂。外婆曾提起，当时她作为新媳妇，每天光一房一房地去敬茶、请安，就要忙乎大半天。冯氏家族人多规矩多，家里虽雇有不少佣人，但族中长辈仍要求媳妇们须“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久，外公外婆因不想参与家族的“内斗”，便以孩子多为由将全家搬到了前新屋外、冯氏家族小西门西仓的厢房里，我的母亲冯琳妤就出生在那里。母亲出生后，全家又搬到了宁波布政巷，此为太外公（外婆父亲）造的新房子，我的四姨、五姨、六舅均出生在那儿。
这时的外公已受族人委托全面掌管冯氏祖产冯存仁堂国药号，药号分设在宁波、上海两地。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作为长房长孙，外公一直跟着从（叔）祖父[1]在冯存仁堂做事，后因从祖父告退，族中长辈就安排忠厚稳重的外公接替他。成为冯存仁堂的“阿大先生”以后，外公按“余少好医，视人疾病如己身。兹铺之设以济人为务，不计资本盈亏，惟求无愧于心”的祖训，用心打理着上海、宁波两店的药堂事务。据家人回忆，冯存仁堂常年备有丸散350多种，胶膏30多种，还有参茸桂燕、花露药酒。
冯存仁堂的膏方、丸散特别讲究原料的产地及制作过程的火候与时间，外公遵循此道，安排二舅庆荣[1]（大舅冯庆齐因病早逝）到冯存仁堂的药材供应商嘉广生药材行工作，负责监控药材的进货渠道，以保证原材料的绝对精良。众所周知，国药原料大多是有药效的植物，而同类植物生长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其功效是大不相同的，且价格亦相差也很多，外公让儿子负责就是严把进货渠道。
外公维护着百年药号的信誉，灵活运用祖传的经营之道，最有特点的是朔望减价，也就是农历、阳历的月初、月半，药价一律九折。货真价实、灵活经营之道让冯存仁堂不仅仅在设店地久负盛名，还远扬福建、台湾
地区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据说那边的渔民、客货运商人等来此地将海产品出售后，往往带去冯存仁堂的丸药、胶膏，听说东南亚一带十分钟情的是冯家驴皮膏，而冯存仁堂的驴皮膏制好后不存三年是不上柜台的。1933年初冬，冯存仁堂又在上海浙江路开设分店，那时的冯存仁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外婆带领全家逃难到上海，投奔上海冯存仁堂。此时，战争的阴影笼罩宁波、上海冯存仁堂，家族中股东们人心惶惶。
1938年，外公因患疝气动手术，结果手术后感染意外去世。外公的去世，使冯存仁堂的经营雪上加霜。一时间，家里失去顶梁柱，店堂失去掌门人。不久上海冯存仁堂劳资矛盾逐渐激化，而股东们又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个“拆家棚”[2]的阴谋正在冯家的不肖子孙间偷偷地进行。
1940年的一天早晨，店中小伙计敲开了外婆的家门，报告店堂被抢。
里的家当都没了。原来是股东们瞒着外婆将上海冯存仁堂“一脚踢出”[1]
待外婆去到店堂一看，一片狼藉，除了一地的草药，值钱的药品药材、药号，
卖掉分钱了。
听说要不是冯存仁堂的大股东、绰号“大屁股[2]”的堂族伯婆的坚持，宁波冯存仁堂也难逃祖产被卖掉瓜分的厄运。
1950年，宁波冯存仁堂因族里找不到合适的子孙负责，因此决定召回二舅冯光宇接任宁波冯存仁堂的“阿大先生”。不久，药堂实行公私合营，二舅作为资方代表出任经理。
附文：
给孔老板捡了个大便宜洪光祥
冯存仁堂原是宁波一家大药店，来到上海后就被同业公认为上海中药店“四大户”之一。然而1940年上海冯存仁堂突然宣布关门歇业，这令同业十分惊异。冯存仁堂歇业时的存货数量极大，据说仅贵重药品麝香一种就有十斤。照现在看来这十斤麝香价值连城，即使不做生意，关门坐吃，一辈子也吃不完。这说明该店实力之雄厚。至于歇业的原因，局外人就不清楚了。如此一批数量巨大的存货，要找个大买主一次性成交，显然成了一个难题。
就在冯存仁堂为处理这批存货操心时，有位宁波人孔老板正在筹划新开一家药材行经营中药材批发生意。他急于购进数百种常用的中药材“铺底”，既要品种齐全，又要价格低廉，同样为这件事在操心。
孔老板名叫孔金榜，在行业中并不闻名，所开的“元亨药行”规模也不算大，可他却是行业中知名人士张善章的师兄。于是经张善章的介绍，孔金榜与冯存仁接上关系。一方正要找个大买主将全部存货“一脚踢出”，另一方又要把几百种药品以低价“一锅端进”，双方一拍即合，顺利成交。
冯存仁难题遇到这个良机，将全部库存原药连同已切好的饮片不顾血本全部卖掉。尚有一批成药因不属药材行经营范围，则另找买主。孔老板以极低价格一次购进这批急需的药材，真是捡了个大便宜。至于这批麝香，孔老板明知是便宜货，然而因资金有限，实在啃不动这块硬骨头，只好分购部分，其余都给几家大户分享了。
孔老板不仅以低价购进这批药材，尚有些零星少数的冷背品种，几乎不计金额白送。还有些生产工具及容器，也随便估个价就带走。有了这批货撑门面，元亨药行就开张了。
我原在宁波一家药材行当学徒，三年满师后于1946年跳槽到上海进元亨药行，本可享受“客师”待遇。因我才16岁资历太浅，按当时习俗，孩子一生只学一次生意，不当两届学徒，孔老板给我一个面子，把我当“过堂弟子”（即非正式的师徒关系）对待。
那时冯存仁堂歇业已有6年，但元亨药行的库存中尚有部分是冯存仁堂的“关店货”，卖了几年还未卖完，可见其数量之巨。尚有些生产工具及容器，如煎膏方用的紫铜锅、榨汁用的木榨汁床、精美的瓷瓶锡罐以及竹匾盆盘等等，甚至小到柜台上压方笺用的“戒尺”，每一件上都刻有“冯存仁堂”标记，这些器具在我的手中使用了好多年。如今要是能留下其中的一件，也可当成珍贵的收藏品了。
孔老板每次同我们说起冯存仁堂，就会滔滔不绝地叙述当年的情景。在他看来这是他一生中最赚钱的一笔大生意，永远不会忘记。
⊙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
口述者：冯静川出生年月：1944年职业：企业管理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市新马路61弄新大楼口述时间：2012年8月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冯光宇是上海嘉广生药行[1]的跑街，他时常去四川、广西采购药材。药材原主要供给沪甬两地冯存仁堂。上海冯存仁堂
时称沪上四大药店之一，甬上冯存仁堂被誉为药店四大家之一，而且其信誉远及港、台及南洋地区。这不是我信口开河，而是父亲记述冯存仁中药店简史时这样写的。冯存仁上海店因尖锐的劳资纠纷而关门大吉[1]，而嘉广生药号还持续了几年。
冯家祖上经营药店颇有策略，上海冯存仁堂创办于清末，嘉广生药行也是冯家的产业，只是创办时间比冯存仁堂晚一些，专门采购药堂所需的原材料，但是独立核算。就此而言，嘉广生对外是药行，对内是药堂原料仓库。从父亲留存的《嘉广生药行同仁通讯录》中有28位跑街分析，药行颇具规模，不知宁波的冯存仁堂原料是否由其提供。同时，冯家的祖上还注重经营人才的培养，父亲是祖父治先的儿子[2]，祖父是上海冯存仁堂阿大，儿子是嘉广生药行跑街，既把好原料关，又培养儿子的经营管理能力。父亲出生在慈城，1930年到上海南市里咸瓜街上的广生药行学生意，满师前先后做营业员、二柜、川广线跑街。
1951年，冯存仁堂宁波店因劳资矛盾而产生纠纷，冯家族人便委派父亲到宁波店，以调解矛盾，维持祖传家业的生存。那年，我们姐弟妹四人跟随父母乘火车到杭州，再坐长途汽车到宁波，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李先生，好像是冯家外吾记的账房先生，一路上父亲与李先生低声交谈，当时不知但现在回想可能是在商议解决矛盾的办法。
到了宁波，我们暂住在和义路钱业会馆，两三天后我们住到解放南路370号。那时我才七八岁，经常去店堂，进门直奔药柜前，拉开第三格抽屉，撮一束甘草当闲食吃。
在宁波，父亲还是做他的老本行，负责进货及店堂的供销，因为兼有调解劳资矛盾的任务，使时任经理大为不满，为此两人还打了官司。因为父亲以职工利益和国家税收为重，所以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赢得了职工的信赖，冯存仁堂呈现空前的和谐。宁波名医张沛泉时在药堂坐医，药堂职工全吃阿兆师傅的包饭，按理药堂不供应张医生的伙食，但店里职工偶尔也会邀请张医生共进午餐，这是我记忆较深的一事。
此时的店堂已在东大路（后改称中山东路）278号设了分号，总店仍在灵桥门又新街40号（时从天后宫冷藏公司旁边的弄堂进去）。无论是总店，还是分店，店堂批发兼零售的商品有：十全大补膏、龟胶、驴皮胶、鹿角胶、虎骨胶。父亲接任后，除按传统经营方式外，店堂又推出了“代客煎药、接方送药”的经营业务。每年夏天，店堂免费供应金银花露，大凡来往市民都可随便进店饮用；旧时的小孩易患热疮，药店还备有抽脓胀肉膏免费赠予有需要的顾客。
宁波商业界，冯存仁堂可算头块牌子，因而当时的工商联，工业代表是宁波和丰纱厂俞佐宸，商业代表便是冯存仁堂冯光宇。也许如此，抗美援朝时，据说父亲捐了一架飞机，当然是以个人还是以药堂名义捐的，我不太了解。1956年，冯存仁堂公私合营，经清产核定为16万元，是宁波市商业资金最多的一家。而父亲被组织调任宁波市国营国药公司副经理，三年后，又被调回药店，任私方经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冯存仁堂改名东风药店，父亲成为一名营业员。众所周知，“文革”是一场打倒走资派的革命，没有股份、不取股息的父亲因曾任私方经理一职而成资本家被批斗。印象较深的一次批斗是在市人民大会堂，其实批斗的对象是市长葛仲昌，批斗的理由是包庇资本家。可能父亲是葛市长包庇的对象之一，陪同葛市长被批斗。尽管有这样的经历，“文革”时父亲没受多大冲击，没挂书有“不法老板”之类的文字、打了个红叉叉的大黑牌，也没像其他老板被殴打，因为父亲的人缘不错，药店职工只让父亲挂了小黑牌，但胆小的父亲还是吓得瑟瑟发抖。
改革开放后，香港的王宽诚第一次回宁波前夕，宁波有关部门来我家找父亲，希望父亲出面做宁波太丰米粉厂洪老板的统战工作。洪先生与父亲一起接待王宽诚的回乡省亲，而这过程，父亲也很怕，怕说话不慎而影响中共统战工作。也许如此，父亲临终时说自己的一生像大海中的一只船，处于汹涌澎湃的波浪之中。
父亲的哥哥早夭，家里族人视他为长子。五伯庆绵曾经问我，是否看过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并说我们冯家好似小说中的高家，父亲似觉新，中间的几个伯伯[1]似老二，五伯似老三背叛家庭而参加共产党。据说，五伯声明与父亲脱离兄弟关系。父亲听说，十分生气，面对调研人员责怪五伯没有兄弟情义。而五伯听了父亲的话，当即伤心地流泪了，因为时任温州皮革厂书记的五伯伯已被定为走资派而挨批。有意思的是这位旧家庭的叛逆者，说要脱离兄弟关系的弟弟，竟能送别父亲的离世，说起来真是老天的安排。
也许因“文革”这段“脱离关系”的误会，改革开放后，兄弟俩走得更近。父亲患肺癌，五伯又来探望，回去的那天因台风停航，结果那天晚上父亲过世。弥留之际，父亲自述：自己像长跑运动员一样，跑得快一些，怕被同仁骂；跑得慢一些，又怕被打屁股，一生真是被吓煞；说完后又就母亲的晚年生活和小女儿的婚事一一作了临终安排。父亲去世时不到70岁，母亲比他小两岁，父亲让我们免除冯存仁堂所有年老职工向他的借款，请年轻职工如期还款，钱用于母亲的养老。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大男人。他，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民建药店支部主任；同年起至1966年，为宁波市工商联会员，宁波市政协委员。父亲作为长子，有冯存仁堂的一份股子，而他转给了他的后母。祖父在慈城留有房子，父亲过世后，上海小叔委托我
办理祖产的出卖，时为20世纪80年代初，有父亲的榜样，我按五伯的意见将卖得的2000元，平分给祖父名下的两房子孙。
同样是前新屋冯氏，我觉得祖父名下的子孙还是较为争气的，因为祖父的堂兄弟有些是抽鸦片、拎鸟笼的纨绔子弟，按现在的说法是像有些富二代那样不务正业，而我们的家人却正气向上。
父亲生前，我家与父亲的兄弟姐妹，嫡亲的、表堂的均联系较多。1969年，我旅行结婚去上海，父亲让我们住在姑姑家，就是包于飞母亲家。“文革”后期父亲落实政策后，他偕母亲和我的大弟一起去上海，看望他的继母（即包于飞外婆）和他在沪的亲戚。父亲去世后，我们的来往相对少了，今年夏天，四伯伯的两个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她们在上海表姐妹的陪同下来宁波，我们一起去慈城，拜访父辈的出生之地，以慰思念。
⊙嘉广生药行和冯家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苏君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会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国际丽晶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我出生在上海，后随爹爹（冯光宇）来宁波，后又随母亲去过慈城；父亲过世后，坟做在慈城，我去慈城的次数多几次。
来宁波前，爹爹在（上海）嘉广生药行工作，参见《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好像还听说，上海也有冯存仁药店，后来关掉了，留下一些东西，参见《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冯存仁药店在上海锦景里，当时我的小阿娘也住在锦景里，节日里爹爹带我们看望长辈，一般一年去两趟。小时，爹爹也带我去过嘉广生药行，介辰光晓得蛮大，有各种药材，具体还有什么，当时人太小，没关注很多。但零散记忆中好像一进门前面有一排橱柜，上面放了很多罐子，有大有小，听爹爹说那是用来存放药材的，房屋的边上有一张红木圆桌，放着几把椅子，用来接待来宾并可以坐下来喝喝茶，谈谈生意。每次去时，我都觉得人挺多的。
听长辈讲，冯家是大人家，在慈城房子交关大，像电影《家》一样的大人家。冯家亲戚有我称三公公的，名记不清，当时常在宁波冯存仁堂，三公公人长得清瘦，好像是阿爷的堂兄弟。与阿爷同父异母的兄弟叫和仙，我称其小公公，他家比我家先回到宁波。
我家是1951年到宁波的，是因爹爹到宁波冯存仁堂当经理，住的南大路房子也是由冯存仁堂寻找的。冯存仁堂公私合营后，爹爹因长子长孙分到股子，爹爹好像将钱给了小阿娘。小公公一家，当时住在宁波市公安局东侧蔡家巷对面（现址中山路南面）水苍巷口，开烟杂店，卖香烟、糖果等，是前店后室的那种小店。听爹爹讲，小公公过去也在上海，后因眼疾来宁波，有四子一女，儿女都在宁波。
小公公的母亲，我们叫其小太婆，住在慈城。我随母亲看望过小太婆。小太婆好像还有两个女儿，即小公公的阿姐，名字都带“春”字。我还听说冯家分“江、淮、河、汉”四房，当时我们是专门去看望小太婆的。
母亲姓陈，也是慈城人，后因外公、外婆家被火烧了，一直住在上海，1951年前没来过慈城。在上海，除小阿娘也很少与其他冯家亲戚走动，只晓得冯家是大人家，房子很大，而这传说中的大，我又没具体概念。1952年还是1953年，我读初中时，随学校到慈城春游，上山看到一座大坟，可一级级往上走，有“冯阿云”墓碑，当时也不晓得冯阿云与我家有关，现在回想真是有缘。后随母亲看望小太婆，当时小太婆的家与传说中的大也联想不上。爹爹去世，与五伯（庆绵）一起去慈城，再看祖上的家，看到火烧后留下的一块空地很大，这才与儿时听说的房子很大联想到一起。
⊙前新屋冯九记
口述者：冯宜平出生年月：1941年职业：会计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宁波江北区三忠巷27号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慈城冯氏有前新屋、后新屋，还有冯骥才家的花园冯家。前新屋与后新屋靠得近一些，而花园冯家老早就分出去了。
阿爸和仙，族名叫保咸，是先字辈，生于1920年，属猴。我是宜字辈，是和仙的大儿子。
我家是慈城冯氏前新屋江房九记，族称冯九记，当年家里的小椅子背上写有“冯九记”三字。阿爷冯尔梅，其字或是号有个“九”字，冯九记是否与此有关？“尔梅”的“尔”好像是“你”字少“亻”，而坟碑上是二”，这是偷懒的写法，其墓现在慈城白龙山老墓区。[1]阿娘叫周兰芬，族人称其九太婆，她是慈溪周家人。九太婆的“九”不是阿娘的姓，而是第九房太婆的意思。[2]阿爷原葬在枫湾，那儿还有坟庄，坟庄藏有书籍，20世纪50年代初，阿爸从坟庄运来书籍卖掉。我有印象，大约1964年枫湾迁坟，阿娘拆厝子将坟迁到白龙山，当时阿娘还以“冯九记”之名做了穴寿域，位于阿爷墓的右边。
阿爸有四兄弟七姐妹，是阿爷小儿子。阿爸4岁时，阿爷分家产，听说是阿爷的冯存仁堂股子分六股（阿爷是冯存仁堂小股东，大股东是冯×××，名字有四个字的女人，这人好像在上海），四个儿子每人一股，阿娘分两股。当时阿娘大肚子，第二年立春后生下小阿姑元春，阿娘已经有大女儿笑春。小阿姑生下没几年，阿爷去世时，阿爸才9岁，实足可能七八岁。尽管如此，阿娘还是培养儿女读了大学，阿爸从效实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后不知为什么去了香港，回来在上海瑞中棉织厂做会计；大阿姑读大学时十分激进，后去了重庆，为国民党军统干事；小阿姑读的是上海女中，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学业。
我生在上海，从小就跟阿娘，小阿姑也与我们在上海。阿弟出生后（1942年），父母要将我过继给一位叫则先的伯伯，当时则先没儿子，家住在南京西路，而则先又不是阿娘生的儿子。阿娘不同意把我过继给他，便与父母闹矛盾，带我回到慈城，住在前新屋的大房子，后门口好像还有口水池。
1946年，慈城的城隍庙弹药库着火。同年，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因视网膜脱落，动手术感染细菌，眼睛失明，全家于1948年迁居宁波，三弟正宜（还有一弟早夭）就是在宁波出生的。母亲是镇海方家人，方家比冯家有钱，培养儿女不是上大学，就是留学，母亲是方家的小囡，宁波女子中学毕业。父亲眼睛失明后，一大家子的生活除靠外婆家接济外，还以中山路水仓巷口（现址南大路西面，蔡家巷对面）开元益百杂店，卖毛巾、香皂、牙膏等百货为生。
城隍庙这场大火，整个前新屋的房子烧掉了一大半，只剩冯庆三、冯宝云这一房。[1江房冯九记的房子被火烧后只能租房子住，先后住在五块桥板、竺巷东路42号、花园弄1号，这些房子都是我家亲戚的。五块桥板是五嬷嬷家，阿娘称其五大块头，五嬷嬷没有儿子，冯庆三阿哥，好像叫庆宝（宜良）过继给五嬷嬷，他曾在余姚丈亭一学校当老师，现可能也去了上海；竺巷东路42号是四嬷家，夫家姓姚，还有花园弄1号（现址5号），是另外分配的房子。
解放前夕，我家住芝兰巷15号，我上小学时就住在宁波，大姑来我家。我小时候，大阿姑、小阿姑都抱过我。这次大阿姑来，她戴一副眼镜，我不认得她。大阿姑在我家住了两三天后，又失踪了。后听说国民党要抓她。对于大姑，家人族人都觉得很奇怪，日本人要抓她，我们以为她是抗日的；国民党要抓她，我们以为她可能是共产党。后被共产党抓捕，那国民党抓她原是烟幕弹？现在想想，像放电影一样。那是1952年，阿娘从慈城到我家，说大阿姑被共产党抓捕关押在宁波法院巷，当时称小校场（现址宁波海曙中心小学东面），我陪阿娘到小校场探监。原来大阿姑的身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后遣送到外地，判的是无期徒刑。听阿妹银燕讲，三年自然灾害时，大阿姑关押在宁波劳改大队（在宁波八中旁），当时的母亲在开明街百货商店当营业员，托人买了双布底布鞋，大人怕受到牵连，便由她送去，阿妹当时读初中，没与大阿姑见面，只告诉人名请管理人员转交。老实讲，国民党军统特务，人人怕牵累，我是避得很远，最好不晓得，怕嫌疑就一推六二五干净。积极上进的小阿姑因此长期受到歧视，“文革”中又被批斗。
1956年，宁波冯存仁堂公私合营，按现在币制约20万元，每股每季度可拿10多元，当时二级工工资只有35元，阿娘有两股，阿爸有一股，一季度拿一次，自1958年开始到1965年为止。上海冯存仁堂关闭，阿娘分来很多药材。“文革”时，阿娘被抄去了40多斤的驴皮膏，上海冯存仁堂关闭是在抗日战争时，到“文革”时已过去二十多年，还有这么多驴皮膏，“文革”后这些驴皮膏折价退给钱。冯家真是大户人家，若1946年这把火不烧，真不知冯家会怎么样。
（20世纪）70年代初，阿娘身体勿太好，我已参加工作住在厂里，休息日到慈城看望阿娘。阿娘年纪大了，她最牵挂的儿女，是没念大学的小阿姑，觉得她最吃亏。想念大阿姑时，她就悄悄地说，阿大姑到过台湾，找的对象是国民党将军，她是潜伏在衢州当教师时被捕的。阿爸的11个兄弟姐妹，阿娘亲生的有一子二女。
1978年，大阿姑释放回到慈城，先住在花园弄，而阿娘已在1976年过世。那时，我老婆也住在那儿。一年后，大阿姑被送到洪塘保国寺边的宁波福利院，2006年过世。听说大阿姑在福利院还写过一部自传，记录了被追捕的一生，不知真情。生前，她曾对探望的人说，她的一生都在逃。
前新屋冯家有些人抽鸦片，也有抽得败落的房支。阿爷就抽鸦片，三伯伯（冯庆三的阿爸）在我家住过，也抽鸦片，幸亏阿爸只抽香烟。阿爸生我们六兄弟一妹妹，除三弟早夭、五弟1971年因公而亡外，大弟宜治、二弟宜正、小弟宜璋和妹妹银燕都还在。现在，我儿子冯磊也结婚生了儿子，我当爷爷了，算算时间，都已过了60多年。
⊙我的父亲母亲
口述者：冯犀勒出生年月：1941年职业：工人学历：高中肄业
口述地点：宁波市江东现代大酒店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慈城前新屋冯家分江、淮、河、海（一记广、华、和、汉）四房，依次分久记、月记、宝记、吾记。我原是宝记保英公第四个儿子冯子贻[1]的女儿。因为吾记保奭公原配没生儿子，娶小妾生子，意想不到的是保奭公的大胡子吓疯了刚过门的新娘子，又没生儿子。这样父亲过继到了吾记，我成了保奭公的孙女（参见表6.1.3）。有意思的是，为过继哪房的儿子，吾记的婆媳竟把官司打到了省府，以家传的说法是打得“考篮塌底”，最后还是媳妇打赢了，理由是过继的是儿子而不是孙子；另一说是保英公妻子郑氏是宁波三法卿郑家的女儿，也是大户人家，两堂妯娌一合力，打赢了婆婆。前新屋冯氏因祖上做过浙江道台[1]，在慈城很有名气，旧时中华路门楼还挂过观察第匾额，婆媳官司一打名气就更大了。然而，大户人家往往名声在外，家庭内部却很封闭，家人、族人联系少，家人与外界接触也少。
我出生在上海，先后在静安寺、南市里弄的房子住过，至1943年底我随父母从上海回到慈城，因为父亲投资的企业彻底失败，交易所也赚不到钱。回到慈城发现前新屋吾记的房子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只好住在冯家西仓（位于前新屋西侧，民主路冯骥才祖居北面，现为慈城金源旅游开发公司的专家楼）。当时家里有精神不正常的祖母，有姐、哥、弟和我，父亲很少管我们，整天忙忙碌碌，忙外面的事。家里的生活，起初靠祖传的36亩公田和冯存仁药店股息，公田本是每两年轮值一次，后由族中长辈决定，赠予藕田学校作教育经费[2]，药店股份因投资实业而转让，所以家里已经是坐吃山空。而父亲的性格依旧是乐善好施，只要他人一向阿懿先生求援，父亲准会摸口袋，有钱给钱，没钱就舀家里的米缸……家里吃饭人多，经济窘迫，父亲从来不顾这些，也不顾母亲的反对。
母亲名叫林芳，是慈城德星桥下林家的闺女。她在西城女校读完初小，因擅长做针线、编织毛衫，被二叔母接到上海生活。后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冯家做父亲的继室。进了冯家门，母亲才知大家望族到那时不过是个空架子，还负了不少的债务。在母亲嫁入冯家前后，父亲与他人合伙，先后在上海、慈城开办过橡胶鞋厂[1]、盛华手工烟厂。橡胶厂被日本人飞机炸毁损失惨重[2]，烟厂倒闭反背了不少债务……其实母亲的反对，并非表示她是小气之人，而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女、对家庭的责任，当时家里实在是入不敷出。父亲的慷慨解囊苦煞了母亲，无奈之下，母亲常从外婆家要些钱买米度日。好在西仓院中央有块园地，在西仓屋西南面（现中华路146号内）的醉花书屋，族人称后书房，北面有大院子（原来房子被烧的空地开荒为菜地），母亲带领我们在那里种菜，播豆，插瓜秧……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收获颇丰，母亲让我们送去外婆家……那时的生活虽苦，而家有父母，我们心安。
1946年，因城隍庙的弹药爆炸殃及我家的前新屋。[1]当时，慈城已经有救火会，且在我家附近，救火队员一看阿懿先生家着火了，纷纷要冲进火场。父亲却说啥也不让，火灾祸起弹药，冲入火场不就有挨炸之虞吗？面对熊熊大火，父亲一再强调人的生命比财物重要[2]，只好眼看着房屋家产被大火烧毁。几年后初夏（慈城解放前）的一天，有人来我家，让父亲组织居民出西门迎接解放军进城，这一迎接宣告着慈城的解放。没多久，父亲失踪了，有传说是逃跑，说什么畏罪潜逃。为什么逃跑？是什么罪？我们年幼，好多事不明真相，也没人告诉我们。父亲失踪后，一切灾难就落到母亲和我们身上，我们在饥饿与害怕之中，在他人歧视的目光下过日子。母亲成了地主婆，说她是地主婆，其实那时她才32岁。父亲在时，我家的生活已经靠外婆家接济了，此时生活更艰难，我们（主要是母亲）很少去外婆家，怕连累他们。这样平时很少出门的母亲为了生活，把家里的旧衣翻出来改制成当时的款式及日用品，拿到鹅场根摆地摊；她还参加过上山开荒、下河掘泥之类的劳动，至于插秧、车水、割稻之类的农活更不用说了。由于吃得上顿不接下顿，以蔬菜瓜豆类充饥，母亲三番五次饿晕在劳动场地。有一次，西门外的农民挑着箩担来倒租，我与弟弟吓得躲进房间，母亲面对气呼呼的农民，冷静地说：田地的稻谷是藕田小学所收，与我家无关，我可以带你们到学校问个明白。随即，母亲带他们去学校，时任校长的族人躲避不敢应答，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要劈桌子拿账本，结果是学校的叶仲康等老师站出来作证——租谷用于学校的开销，农民们才离去。母亲看似坚强，其实很脆弱，好多次想了断自己以告别苦难的人生，然而她又放不下我们……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952年，母亲将我们托付给阿刘婆后离开慈城去上海。阿刘婆是二十多岁丧夫后来我家的，料理家务，照顾父亲的六个孩子。母亲去上海时，我12岁，弟弟6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参加工作，相继离开慈城。
人性的势利加上划清界限的年代，在上海的冯氏亲戚没有接纳母亲，舅舅的家实在太小，没有母亲的栖身之地。幸亏好心的堂姨不怕连累，收留了她，这样母亲才能告别伤心地慈城，居留在上海。开始，母亲帮人缝制衣裳，编织毛衣；没多久，她给一户人家当出窠娘（方言，即月嫂），当年的出窠娘不像现在只要照顾母婴俩就完事了。堂姨看到母亲，既要护理母婴俩，还要照看两个四五岁大的孩子，加上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也差不多全要包揽，实在心疼母亲，便想方设法给母亲介绍工作。终于找到在爱地凯雨衣二厂疗养所做临时工，工作不过是烧饭、打杂，工资只有27元，好在包住宿，管一日三餐。母亲做得挺开心，可好景不长，因没有劳动局介绍信而被清理解雇。所幸母亲人缘不错，且能烧可口的菜肴，职工们以此为由纷纷替母亲求情，结果是坏事变好事，母亲在厂劳保主任努力下反而成了正式职工，母亲拿到选举证，还成了厂工会会员，母亲才真正安下心来。只可惜，工厂撤去疗养所，母亲因年龄原因无法成为技术工人，只能做靠体力的辅助工。尽管如此，母亲还利用业余时间读夜校至初中毕业，并协助厂工会做好扫盲工作。工厂与宿舍相距很远，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她总是步行上下班。母亲的自尊自爱、助人为乐，赢得同事们的认同，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林芳阿姨。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的旧事又被翻出来，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对母亲实行专政，母亲被迫离开车间参加所谓的“改造劳动”……然而，那个年代的母亲既不孤独，也没有挨批斗，因为她的身边总有同事护着这位林芳阿姨，一直到她1971年退休。
两年后，小舅母病故，因表弟妹尚在上学，小舅请母亲住到他家，翌年小舅病故。之后的十五六年间，母亲一直与表弟妹同住，至兄妹俩成家立业后，她才独居于厂里分配的一阁楼间。应该说，这间阁楼小而旧，与冯家西仓无法相比，而母亲却住得很知足，很开心，弟弟有光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母亲当年的感激之情。
我于1957年初中毕业，不能考高中而离开慈城来到上海，寄居在亲戚家读高中。在大跃进热潮中，为减轻母亲的负担，我报名支援安徽工业建设而去了淮南。远离了母亲，我很伤心，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也很难过，但她从没在我面前流过泪，她的每封信总离不开“做人要有诚信”，“与人为善，与己为善”，“勤俭节约，讨饭还存三日粮，好日子要当苦日子过”这三大内容。我们三人分居三地，弟弟独留慈城，这是很伤心的事。直到改革开放，弟弟才到上海买了房子从而与母亲团圆。
1996年，因多年的心血管病、胆石症等疾病，又因弟媳生病，母亲才肯来淮南与我的儿孙一起生活。我们共同生活的年月，她既帮做家务，又帮我养孙辈，还编织毛衣送给我的亲朋好友，似乎是大家的外婆、老阿太。在与母亲同住的日子，母女俩偶尔提到父亲，一次，母亲又说到父亲救一佃农的事。原来那年一日本人被杀，一翁姓农民被怀疑而被日本人所抓，父亲听了翁母的哭诉，想尽办法将其营救出来，从此翁姓农民一直把父亲当恩人。在母亲遭难的日子，翁家夫妻悄悄帮助母亲。母亲还提起当年参加劳动时的一些记忆，醉花书屋冯维周当时也被划为地主成分，他的二女儿资生（我叫她二姐）也要劳动，二姐总是自告奋勇与母亲搭档，两人抬物她总选在后，还悄悄地将绳索往后移，一次因没看清路面的沟渠造成骨折而成了拐子……说起当年的往事，母亲的眼眶有点湿润，其实是伤心的事儿哟，而母亲不气不恼，口气平静，语言间带有淡淡的思念。只可惜父亲失踪后，他们再也不曾相见。
母亲最后的十多年，在上海与淮南之间多次往返，直至2009年5月，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而驾鹤西去，享年92岁。
⊙我们爱唱《春天的故事》
口述者：冯有光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私营企业主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上海南鹰瑞阁宾馆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有三个哥哥（有章、有甲、有业），两个姐姐（犀昭、犀勒），按常理我能得到父母的宠爱和五个哥姐的呵护，然而我没有这个福气，因为打我记
事起，我和我的家人就生活在他人的歧视下。
的眼光才消失，所以我家人爱唱《春天的故事》。
一直到改革开放，这种歧视
我们受到歧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父亲冯子贻失踪，不告而别；一是家里共有族田36亩，土改时被评为地主。而当时，我的大哥有章、二哥有甲、大姐犀昭已参加革命，有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参加“土改革命”工作。一家有三个子女参加革命，本应是“光荣军属”，但我家没得到此殊荣，家门上贴的是“白榜”。还有大姐犀昭的提拔、二姐夫的入党等问题，几乎都受到家庭成分和父亲逃离事件的影响。
父亲失踪后，母亲成了地主婆，批斗、监督劳动是家常便饭，好在母亲为人厚道又无劣迹，家里又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有好心人帮助才获准去了上海。此前，14岁的三哥有业从初中肄业后去上海当了学徒。这样，家里只有二姐犀勒、阿刘婆和我。
阿刘婆本名王翠玉，城外乍山王山村人，因夫家姓刘，人称阿刘婆，早年守寡来我家帮佣。解放后，抱养我的小娘阿姆雪梅等佣人先后离去，只有阿刘婆不愿离开。大家替阿刘婆担心，劝她离开我家，而她却说：“我出身贫下中农，怕啥？！”就这样，阿刘婆留下照顾我们，那时我才三岁多一点。
在母亲刚去上海的日子，一家三人的生活没有经济来源，阿刘婆就让族人把自己的口粮挑到我家。然而，一个老人的口粮咋糊三人的口呢？当我们揭不开锅时，阿刘婆就让姐写信给她在上海姜贤泽药材行工作的弟弟，说她生活困难没钱买米了，让其弟寄钱帮衬。那时二姐读小学三年级，不会写信，阿婆说没关系，结果阿婆说一句，二姐写一句，写下了她的第一封信，这是一封阿刘婆向其弟弟讨钱的信，没多久，阿刘婆收到十元钱的汇款单，这样又能打发一些日子……我家曾经是这样受着阿刘婆的接济才渡过难关的。
长到6岁（虚岁）时，我随二姐到藕田小学（后改为藕田三小）读小学，按当时规定，四年级转到慈城一小。因转学单上老师评语写得较好，加入少先队的表格上没“成分”一栏，只填家长职业，当时母亲是上海永新雨衣二厂的工人，因而我被提拔为大队干部、活动委员，升旗开会由我带头，好不风光。可惜只当了一学期，我的家庭成分便暴露了，撤职为“民”，不过阿刘婆常念叨“低头做人，认真读书”这句话，这也是她对我的要求。
1957年，二姐去上海，我升人慈城中学。初一年级时，学校组织下乡扫盲，我和四位同学到夹田桥附近一村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教农民识字，我们教得认真，农民学得也努力，我得到了锻炼，也学会了下河游泳。一星期后，回到学校受到表扬，宣读名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我有些伤心，隐隐约约有种被歧视的感觉。一年后，下乡参加秋收，又遭到一出身好的同学冷嘲热讽，那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同学中，我最小，本来就害怕说话，被辱后更不愿说话，这并非出于自卑，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当时的好多人得不到人格的尊重。
一次又一次被辱后，我回家问阿刘婆，父亲到底做过什么坏事，以致连累我们。阿刘婆却说：“慈城救火会是你父亲创办的；他扩建了藕田小学堂；解放前夕，慈城来了不少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怕他们会扰乱慈城的安定，当时有人（据说来者是地下党）来找你父亲，你父亲立即组织人员收容残兵到季家祠堂，保障了居民平安……”被阿刘婆一说，我想起了一些曾经跟随父亲的学生、乡邻，而我家落难后，这些人都躲得远远的，世人原是如此薄情……然而，世间并非全是薄情人，当阿刘婆为第二天的下锅米操心时，有人会偷偷送来一袋大米；在藕田学堂读书期间，远房资生族姐为其亲侄送饭时，总给我和二姐也各送一份……在歧视下，我感受着人间的冷与暖，而冷的刺激和暖的抚慰，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争一口气，做出样子来。
1960年10月，不满14周岁的我与三名“黑五类”子女被分到妙山公社浦丰大队，时年实行大队制，吃大锅饭。临行前，镇领导动员会上说，你们下乡的表现好可以回城。记得第一次是掏猪粪、牛粪，尽管很臭很累，但我干得无怨无悔，我想以劳动成果来证明自己，也想早日回城（即慈城），好与阿刘婆团圆。
有一次年中分红预支（夏季）报表一直搞不出来，而社员急于分配，队长让我协助会计算账，这一帮一算被诬告是地主阶级造黑账，我被强行拉到公社并关押起来。老实说，我实在不明白犯了啥错误要被审查，后看守人告诉说，一是成分，二是造黑账。这是哪儿的事哟？后让我写份检讨并保证决不再犯，才把我放回村。回大队后又被批斗，队长上台“批判”我说：“有光不是会计，我叫他算账，我有责任。我有责任……”多么朴实的农民，我流泪了，是委屈，是感动。结果是坏事变好事，阿光能算账，那岂不是能人吗？我反而因此事出名了。
之后，队里筹建砖瓦厂，大队派我做会计，而且会计工作除算账外，还要负责原料的采购、产品销售的收款。在与外界接触时，我结识了毗邻余姚二六市公社的朋友。1971年，朋友让我去“二六市联办厂”工作，那是一家生产小五金的社办企业，是乡镇企业的雏形，而效益不是很好。我试用期半年，去后三个月，我带去大量业务，结果效益大增。在扩建厂房购买材料时，我千方百计采购到当时计划供应十分紧缺的水泥、钢材，因而被视为“能人”。我也因此收获了爱情，三年后女儿出生，我在武汉出差，回来被妻子数落了一顿，而心里却甜滋滋的，因为我当上了父亲。
1978年，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而这一年，余姚二六市公社晶体管厂投产后，因设备老化和技术力量不足连年亏损。乡领导将我调入晶体管厂工作，我因地制宜改造生产设备，同时引进技术人员。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不但摘掉了亏损帽子，还扭亏为盈，发展成为余姚市重点企业——余姚市晶体管厂。1982年，我接任厂长一职，通过了全面企业管理，完成了商标注册，取得了电子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
两年后，我花4000元购得上海飞虹路楼上楼下一套旧式房子，结束了婚后居无定所的日子。之后，我辞职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回沪后倚仗多年的经营经验在上海创办实业，以弥补父亲当年因战争创业失败的遗憾。只是当时还没开放创办私营企业的政策，我和我的朋友以三产名义挂靠承包，开创实业之路。大约一年后，政策允许，我们又合办了“昌华工艺塑料厂”，工厂职工从数十人一直增加到百余位，年产值千万元，产品是各种民用塑料制品，主要供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杭州食品厂的冷饮包装盒……我十分感恩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此政策解开了我心头的枷锁，《春天的故事》是我心中的歌。此后，我家好事连连，1990年，退休多年的母亲分到厂里的福利房，我自己也是两次买房，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女儿出国留学，在外成家立业生了外孙女，我荣升为外公……我爱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母亲生前也会唱这首歌，那是发自内心的歌。晚年的母亲很开心，其实母亲的开心是因为我们后辈争气，父亲名下的孙辈有12人，他们有
商……有意思的是，我们一大家都爱唱《春天的故事》。
留洋博士、硕士，有公务员、证券师、企业家、总经理，还有成功的房产开发
⊙冯子贻家的枪案
口述者：陈阿兰出生年月：1930年职业：农民学历：初小
口述地点：慈城启承路小店口述时间：2011年8月
枪案发生的时间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是打日本人时期吧，那时慈城还没沦陷，当时的孝西镇镇长是冯子贻。孝西镇有个当兵的名额，按着是两户人家的儿子，一户是下横街鞋店的儿子，一户是大西门的阿钢。后来两户人家在城隍庙里抽签，结果抽到签的是不愿当兵的鞋店家儿子，这样其父母都要哭煞了。没抽到签的阿钢就说：不用哭，我家里穷，让我去吧，但要将铜钿给我母亲。据说当时当兵有人头费，而且阿钢是明明白白对冯子贻这样说的。
据说阿钢当兵后，打仗很勇敢，当上了长官的勤务兵，驻地象山。当他听说母亲没拿到铜钿，就给长官留了一张字条，拿了一把枪，内有三发子弹，说回家来报仇。
那天天没亮，阿钢进家门，就问母亲拿到钱没有。母亲说，日子难过，铜钿一点也没拿到。阿钢二话没说，就到冯子贻家，推开房门，举起枪，“砰”的一枪，打死的不是冯子贻，而是冯子贻的老婆。这时的冯子贻听到枪声，已连滚带爬到慈溪县警察所报案。
而阿钢见仇已报，离开慈城，在青林渡被警察抓住了。
当阿钢听说打死的是冯妻，而且死者还怀有身孕，便供认不讳。这是冯子贻家枪案的有关清况，不少慈城老人都晓得，可能有些还对冯家出丧、阿钢赴刑场有记忆。至于壮丁的人头费到底是怎么回事，据说冯子贻是将钱给了乡长，还是保长……反正董家是没拿到钱。这桩枪案中，有三人丧命，且白白枪毙了一个抗日战士，实在可惜。
1949年，慈城一解放，冯子贻便失踪了。有的说在上海，有的说在香港，也有传说他跳江自杀了……冯子贻后来娶了林家囡，冯子贻逃走后，这女人没少吃苦头。有一回，她跟我老头说：阿梅哥，我的生活过勿落去，上海亲戚多，是否帮帮其。我们见她实在可怜，嫁过去没过几天好日子，就通过队里的农委帮她离开了慈城。冯子贻与大老婆生的儿女稍大些，一解放都参加革命离开了慈城，吃苦的还是一对小儿女。母亲去了上海，一双儿女没有父母在身边，全靠阿刘婆照顾。
⊙寻找前新屋
口述者：陈元慧出生年月：1966年职业：金融管理学历：硕士研究生
口述地点：宁波市威斯汀大酒店口述时间：2014年7月
我出生在位于厦门市厦门港的俗称红砖楼的旧式别墅里，那是我外公家。
外公姓冯名德俊，在厦门酱油厂做会计。我从小跟随外公、外婆长大，直至初中才搬去妈妈自己的家。幼时，感觉外公虽然寡言，个子也不算高，但却俊朗多才，算得上现在所说的暖男，还略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外公烧得一手好饭菜，是上海菜而不是闽南菜；外公会弹奏多种乐器，喜打猎，远不是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所应有的风雅；外公还时常悄悄地收听“美国之声”，在那个政治敏感的年代让我以为他有特务嫌疑；外公会说我们家其他人都不会说的宁波话，更厉害的是他居然还会英文，能冷不丁指出我初中英文学习中的错误，鹤立于邻里周遭的老伯伯。家里因为外公的成分不好，受了很多影响，所以基本上对过去避而不谈。许多关于外公的事情，也是因为我经常缠着外婆七问八问，外婆才偶尔谈起。
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和汕头的永利洋行工作过，其间在汕头认识了外婆外公在冯家排老十，年轻时，与九外公冯九韶一起做过外轮船员，又。后因1948年永利洋行在厦门投资月明酱油厂（1957年公私合营月明酱油厂并入大同组建成厦门酱油厂），外公受洋行派遣到厦门创办酱油厂。外公自己也参点小股，这样从创办至1949年，外公既是小股东，又是职员，便在厦门安家落户解放后公私合营，外公为了不当资方人员，主动上缴他所持有的股份，留在厂里做会计，但工资被削掉很多。
关于外公家的亲戚，我听大人们提及比较多的是上海的儿外公和杭州的小姑婆，偶尔也提到上海的七外公和八外公。我问外婆：既然我阿公（闽南地方外公的叫法）有八九个阿哥，那前面就应该还有老大到老六的阿哥才对，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外婆回答，阿公的兄弟们从老七开始是第三个老婆生的，旧时大家望族填房的儿子不受重视，自然不能过问家里之事我又问外婆：那阿公家是个大家庭咯？以前的教育认为只有旧社会的地主和资本家才有小老婆，而这次外婆说，是的，外公是宁波人，他们家那边还有个大庄园呢，只是解放前被烧了，听说那时家里还有一块大树将军的匾，而且在当地还拥有药堂什么的，所以阿公的成分不好，再不多讲。小时候对外公老家和祖居的了解也就停留在这里。
1984年，我从厦门考入上海交大读大学。大学期间我经常到上海南昌路九外公的家里打牙祭，同时也很希望跟九外公扒一些冯家往事，可九外公缄口不言。九外公没有生育过子女，不过曾先后领寄宿几个兄弟的子女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还领养过一个男孩。大学毕业回厦门读研究生后，我跟九外公的联系也仅限于外公和其书信往来中的问候。
研究生毕业后，我忙于自己的成家立业，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忘掉对外公身世的好奇。我跟外公外婆依然很亲，也经常去探望他们，偶尔也会记起来八卦一下外公的家世，这时候的政治气氛已经比较宽松，外公也愿意在我的追问下透露一些过去的信息，但也只是点滴。我了解到我的曾外公，也就是外公的父亲叫冯福先，冯福先的第三填房梁春梅，生有五子一女，他们就是我的七外公冯亚奋（曾用名冯庆圻、冯时牧）、八外公冯琴木（曾用名冯庆全）、九外公冯九韶、十一外公冯焕章，还有小姑婆冯碧霞。曾外公娶过三房妻子，前两房有六个儿子，
据说只有儿子才记录排位，所以可能还有女儿若干。外公冯德俊1918年出生在慈溪（现慈城），1921年随家里搬到鄞县（现宁波），十几岁时又随家里搬迁到上海，之后外出谋生，辗转香港、汕头各地直到厦门。1949年前，外公曾回过慈城和宁波老家小住。之后，外公再也没有回去过，仅回过一次上海看望曾外婆。我想这除了当时的交通不便，还可能因为少小离家和老家逐渐疏离。
日子在我的疑问中逝去，岁月也带走了我的母亲、外公、外婆诸亲人，我怀念长辈；年岁的增加也使我对寻根问祖更加感兴趣。我问过舅舅、阿姨，可惜他们知道的情况没有比我多多少。二姨说，小时候都被教育大人的事不要多问，大人讲话不许插嘴，所以就不知道太多大人的事。2009年我回到上海工作，增加了寻找的地理之便，随着和上海及杭州外公辈的下一代，也就是我的表舅舅辈们建立联系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对父母辈老家的了解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因也多是“文革”期间出身问题对他们带来负面影响而不愿多提及。不过，他们还是提供了有关外公老家的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小姑婆的儿子陆健舅舅说，他母亲的户籍记录祖籍是慈溪县前新屋；另一个是七外公的儿子冯有恒舅舅说，其父在历次填写履历表的阐述中，其中一条提及冯福仙曾有8000股冯存仁堂股份。这是两条链接老家祖居的可以进一步明确地点的新线索。
2014年5月，我和我先生开始了寻找外公祖居的行程。出发前，在高德地图输入“慈溪前新屋”，还真有这个地方，距离上海也就208公里。可是，当我们兴冲冲驱车来到这个慈溪前新屋，发现是在慈溪市的王梁村，跟好几个当地人打听，都说根本没有姓冯的居住在那里。我和先生也感觉那里不像有过大宅大户的地方。后来，我们把小姑婆的户籍登记给一位当地的年长者看，他马上指出我们找错地方了，因为小姑婆的出生年份是1923年，我们应该去宁波的慈城，那是慈溪县原来的古镇，1954年后行政管理划拨给了宁波，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原来隶属于余姚。还好两地只相距三十几公里，冤枉路跑得不算远，我们马上掉转方向直奔慈城。
我们一路到慈城后，想在百度地图上找前新屋，但并没有结果。记起老话“路在嘴上”，就跟人打听呗，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黄包车车夫还是冯俞宅和古县衙门的工作人员都没人听说过。回到宾馆，我们翻看在古县衙门纪念品商店买的一本书《江南第一古县城再发现》，看到书里提到好多冯家的祠堂，我先生建议换一下搜索关键词，于是我输入“慈城冯家祠堂”，发现了有一篇作家王静写的《千年望族》，里面有提到我们的两条线索，即冯存仁堂和前新屋。原来前新屋不是一个地名，而是对宅子的称呼，前新屋在慈城的始平路上，难怪无论是百度地图还是高德地图都找不到。这篇《千年望族》不但让我们明确知道了前新屋所在的地方，而且根据此文中的信息和我们具有的两条线索的重合度，冯存仁堂的创办者的四世孙冯云濠或冯云祥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这一发现不得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外公的高祖还是道光年间名震宁绍的巨商大贾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始平路，因为找到始平路就能找到前新屋了。但天公不作美，下大雨，车载我们从解放路南门进慈城，绕过古县衙景点左拐去始平路，原打算在景点买一把雨伞，可车开过头了，我们便在民主路下车，雨好像越下越大，我们只好先找一处有屋檐的地方躲雨。跑进去的那段民主路前后不到50米，也就只有一个门洞，我们没得选择，先躲进去再说。这时候只听我先生说：“快看呀，这是什么？”我抬头一看，黑门钉着一块金底黑字的牌子，“前新屋冯家——江北区文物保护点”，真是神奇哟，还没找到始平路先找到前新屋了！我们欣喜万分，赶紧拍照片，马上把这个好消息通过冯家微信群告诉长辈们，有恒舅舅说：“深深地谢谢元慧和王静，人在做，天在看，每个人积的德，总有善报矣。”原来计划要寻找外公祖居的任务似乎已然完成，但前提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前新屋的主人冯云濠或冯云祥的后代。
找到前新屋，接下去就要找我们的祖根。这时候上海的有恒舅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材料，也就是七外公在“文革”时期写的自我检查报告和家庭情况汇报等旧文稿。从七外公当年写的材料分析，曾外公福先（一写福仙）原叫冯仲榖，从小过继给高祖冯星如为子。前新屋冯家高祖辈分四房[1]，高祖（冯星如）是第三房，人家称河房，曾祖辈河房（宝记）又分四房。为示上下两代四房的区别，高祖辈四房又称上四房，分别以“湖记”、“月记”、“口记”、“宝记”名之，曾祖辈河房四房称下四房。各房众子孙靠祖上遗下来的冯存仁堂股份及祠堂（公堂）田（约360亩）租谷为生。因为“文革”时写交代材料，七外公回忆材料写得很详细，曾祖父个人名下没有田，上四房公堂有170—180亩田，四房子孙每数十年轮到一次，1926年前后，也就是曾外婆梁春梅从宁波后莫家巷梁家嫁到前新屋冯家曾轮到一次。下四房约有180—190亩，其中90亩送给小学校[2]，冯家子弟可免费入学，余下的约百亩田由下四房轮收，分一年预收20—30亩，一年正收50—60亩，一年后收20—30亩，每亩实收40—50斤（因土地税差），这样三年可收大约6000斤稻谷（已缴田税），按出米率七折算，约有4200斤大米，而当时曾外公一家有老小三十余人，不足之数由自己购买。这些公堂田均由长房七外公称大伯父的癸先[1]掌握，地契租账等均在他们那里。癸先去世后，由其第三个儿子冯庆嘉掌管。冯庆嘉应与外公同辈，他们是堂兄弟。
曾外公是个旧知识分子。1921年，书生曾外公举家搬离慈城，搬家原因，七外公没提及，但从曾外公和他的长子冯庆澜染吸鸦片等文字分析，搬离慈城有可能是想摆脱已被鸦片侵害的环境吧。曾外婆虽是文盲，而从七外公记述他的四个舅舅的经历分析，比如其二舅父梁春田，1949年前曾任宁波西郊镇镇长，再比如其三舅父梁忠源曾任中华职业学校教员兼任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校长。我外公曾说梁家也是大户人家。再看曾外婆梁春梅的照片，一席素色旗袍，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一看便知是大家闺秀。我想，曾外婆也会鼓动曾外公离开冯家前新屋。1921年，曾祖一家离开慈城到宁波定居。大约三年后，曾外公由亲戚介绍先后在上海储蓄银公司及宁波口（只有一个字，像是粪字）公司做文书工作，然而收入不足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此前，因吸食鸦片之需，曾外公已将祖传冯存仁堂8000股份，卖作6000元大洋，又耗费精光，实在没有钱花的窘迫下，58岁的曾外公不得不戒去鸦片烟。这前后，外公的兄弟们，最小的12岁，最大的15岁，纷纷离家到上海商店或工厂当学徒。我的外公和九外公先到船上当海员，外公后到银行谋事，而九外公至1949年一直在三北轮埠公司做长江轮船事务员。
曾祖一家离开慈城后，祠堂公田轮到曾外公当承时，绝大部分由大外公冯庆澜（也就是外公同父异母的长兄）办理。土改时，大外公评议公堂地主，他的生活全靠其子冯松鹤负担，这是后话。
1937年，为避日本人侵略的战难，曾外公再次将家搬到上海居住，抗战胜利后，因上海开支大，曾外公又带年幼的外公们回到宁波曾外婆娘家居住。1948年，曾外公一家再次到上海。曾外公的十几个儿女像羽翼丰满的鸟儿各奔东西，在老家、在宁波、在杭州、在厦门，或在海外，各自成家立业。年老的曾外公、曾外婆与七外公一家共同生活在上海，祖孙三代一起迎来了上海的解放。曾外公于1957年在上海建国东路安顺里79号，因患严重的脉管炎而病逝，享年84岁，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抽鸦片的旧知识分子，在荡尽祖传的财产之后，能够颐养天年。曾外公冯福先归天后，曾祖母梁春梅就轮番住在上海的几个外公家，有一段时间住在杭州。最后于1977年在八外公家过世，享年87岁我的祖辈们全是孝子孝女哟，他或她没有享受大家望族的荣耀，却要承受大家望族带来的灾难，而我的外公们都能默默地承受，敬老养小。比如七外公，在1949年6月学习一个月，分配到上海直接税局做外勤工作，凭此工资负担一家十口人的生活，每月开支捉襟见肘，以申请工会补助或变卖一些物件补贴不足。
小姑婆冯碧霞，1949年前，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参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她个子矮小，却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文革”时被诬陷是假党员、地主后代也决不动摇其理想信念。她离休前是（杭州）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
阿公尽管这样的谨言慎行，还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先后两次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外公的出身影响了我母亲、阿姨、舅舅们的事业与进步，而他们决不因此而自暴自弃，反而像漫山遍野的杜鹃开得绚丽多彩。母亲文琼生前不知写了多少次入党申请，均无结果，而她是厦门朝红小学副校长；二姨文瑶上海交大毕业，退休前任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还有小舅文驹，现任厦门松柏第二小学校长。
这就是我家自曾外公到父辈四代人的一些往事，他们的根是慈城冯氏前新屋上四房河房宝记，冯云濠同父异母的弟弟冯云祥是我辈六世祖。如今外婆所说的冯家庄园已毁于1946年的一场火灾，不知是苍天怜惜，还是祖宗积德，这场大火居然还留下冯家庄园的一角，让从厦门远道而来的40世外孙女有个躲避风雨的屋檐。
站在屋檐下，凝视“前新屋”三个字，我似乎明白了当年外公为什么不愿意多谈宁波故里的原因。外婆曾自言自语，外公不让回慈城，是怕引起争祖先房屋的误会。好一个祖产哟，如果当年曾外公不迁离慈城，阿公家还有自强不息的外公们吗？“富不过三代”既是前人的忠告，又是前车之鉴，依赖家庭之财，束缚的往往是自己。寻找前新屋，我接上冯家祖脉；寻找前新屋，我明白了财富其实是把双刃剑。同时，知道了慈城千年望族的古今，更鞭策自己尚需努力。也算是给我深爱的远在天堂的外公外婆和母亲一个交代。
⊙我家与效实中学
口述者：冯禅曾出生年月：1950年职业：经营管理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始平路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效实中学（以下简称效实）是宁波百年名校。效实曾是慈城人倡议所办的私立学校，明年2012年，效实将迎来百年校庆，风雨一世纪，我家与效实有一段不解之缘。
缘起于阿爷冯度先生。阿爷是慈湖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师。慈湖中学校庆十周年时，参与校庆的慈城乡贤倡议创办效实，成立效实学会，阿爷是学会会员。效实开学后，阿爷又是第一任教师，据校史资料记载，他教数学、化学课程。1927年春天开始，任校长。私立学校校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谋求学校发展，听长辈说，任校长的阿爷奔走于上海、宁波、慈城三地，拿着簿册募捐办学经费。
我家与效实的第二个缘分，是我的父辈们，他们都是效实的毕业生。阿爷有五女二子，依次是冯盈、冯依、冯明、冯可、冯好、冯了、冯丁。大姑妈冯盈1932年高中毕业，她是她的弟妹们的师姐，父亲冯明与二姑妈冯依是初、高中同班同学，三姑妈冯可、四姑妈冯好低大姑妈五六届。作为效实的校友，在效实35周年校庆时，她们七姐弟合捐了50万元，用于学校建设[1]。不仅如此，大姑妈冯盈、大姑父凌松年、三姑妈冯可曾经在效实上海分校任教，五姑妈冯了也曾在效实图书馆工作。
我家与效实的缘分之三，是三姑妈冯可，经当年效实的方老师、周老师介绍，与三姑夫蔡贤孟结秦晋之好，而且是在效实大礼堂举行的婚礼。[2]我家颇有意思，大姑妈、大姑父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这样他们既是阿爷的学生，又是阿爷的同事，而这一切全缘于效实。
慈城始平路的中央大门是祖上传下来的家，据说阿爷在效实任校长，住在效实后门边的教工宿舍，1939年，效实在上海创办分校，阿爷又任上海分校校长[1]，因工作需要，我家可能在上海、宁波两头住，因此叔父冯丁就读于效实上海分校。其间，效实上海分校出现“一六学会”，叔父是发起人之一。[2]1942年，叔父升入中央大学外语系，1947年毕业后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上海的美国新闻处工作，只可惜没工作几年，就因急性白血病去世，留下遗腹子。婶婶3]现年92岁，现居北京，仍很健康。她也是效实校友，当年还是大名鼎鼎的校花。叔父英年早逝，但他与同学创办的一六学会，成为效实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火种。这也是我家与效实的缘分吧。
效实上海分校后来改名为储能中学，解放后又改名为新建中学。我大姑妈育有二子二女，都在新建中学就读过。小表哥只读了初中，其他表哥、表姐都读满六年。还有一位表姐夫、一位表嫂也是新建中学毕业的。大表哥后来任上海交通大学和美国史蒂文斯学院教授，小表哥退休前是高通公司副总裁。这也算是冯家与效实的一段缘分吧。
我家与效实的缘分，还有母亲唐觉因也是效实学子。母亲是小港人，生于1913年，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她随外公唐爱陆先生在武汉读小学。武汉“715”事变时，外公因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二七大罢工”时京汉铁路工会辩护律师、中共党员施洋的好朋友受牵连被通缉，幸亏朋友相救逃离武汉回到故乡小港，为此母亲在小港蜗居三年。20世纪30年代，母亲到效实读高中，与父亲是同班同学，而母亲比父亲年长三岁。母亲效实毕业后考上武汉大学，大学毕业后到外公创办的熨斗小学、镇海中学任教，在日军占领镇海的前一天，母亲随外公等从宁波西乡经新昌、嵊县，辗转数月从昆明去重庆。
父亲冯明1934年从效实考入上海交大物理系，1937年毕业后抗日战争爆发，经香港转越南到昆明的一家兵工厂任工程师，1940年工厂遭日机轰炸停工，父亲来到重庆在大明炼油厂任职至抗战胜利工厂南迁。母亲于1942年抵重庆，那时母亲的三个哥哥都在重庆，她从同学处得知父亲也在重庆，可谓是老同学相见分外高兴。此后，父亲发高烧，原因不明，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母亲的三哥，也就是我们的三舅是医生，他费了很多心思也未奏效。母亲听说父亲病了，就赶到父亲的住处去照顾他，十几天后父亲竟奇迹般地退烧了……从此，我家又多了一对同学夫妻，正如当前的流行语所说：无论贫穷还是富贵，他们携手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抗日战争胜利后，阿爷参与旅渝效实校会筹募复校基金，第二年阿爷从重庆转道杭州回到宁波，是年10月效实复校。
因物价飞涨，失业的父母亲无力购买自重庆至上海的船票，后在亲戚的资助下才于1947年回到慈城，在慈溪中学（现慈湖中学）任教。母亲养育三个女儿，我的三个姐姐。她在昆明、重庆等地见到民众之疾苦与愚昧，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直到慈城解放，母亲也到慈溪中学任教。
之前，阿爷因体弱多病向校董会提出辞职[1]，我家与效实之缘分暂告一段落。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工业微生物研究所退休的四姑妈冯好被选为效实上海校友会副会长，又续上了我家与效实的缘分。之后，我们的后辈又有不少成为效实的学子，其中二姐冯京的一对儿女就读效实中学，儿子从效实考入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嘉吉公司中国公司亚太地区商务总监。
（冯都、冯京、冯浩、冯联曾、冯薇、凌绵、凌复华参与口述）
⊙我的祖父和父辈们
口述者：冯琪出生年月：1926年职业：工人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槐树路174号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是慈城始平路后新屋中央大门的冯氏之后，出生于此，满月后随母亲到上海。
阿爷宜铭公，字辛承，一生没离开过慈城，因为祖上有钱，就投资做生意，我记忆中至少有两家店（合资），一是慈城的益和酱油店，一是杭州四大家开设的方回春药店。说是做生意，其实是阿爷不善经商，酱油店做批发，做冬季这一个季节，药店由舅公钱先生打理，解放后并给胡庆余堂，祖父根本不用操心，现成拕钞票。
阿爷抬（娶）了四个老婆，抬一个死一个，俗称拜堂师傅。原配姓氏，我记不清了，填房是钱氏，生了大伯养生，二伯莪生，阿爸是俞氏生的，小叔慈生是四册（小老婆生的），我不晓得她是啥地方人，阿爷死后逃走了。
大伯毕业于杭州的浙江高等学堂法律系。毕业后做过法官，法律界人头熟，就开办了冯堪律师事务所，其实是挂牌的，自己不直接出庭，像阿爷一样。大伯是个小开，生活来源是年轻时靠祖产，老时靠儿女。大伯母是乍山严家的女儿，后来的填房姚氏，她与妯娌们不太来往，为啥？我弄勿清。大伯有五子四女。抗战前，庉（方言，意为住）慈城，抗战后，庉上海。庉慈城时（约1937年10月）曾当慈城镇长，当时的慈城一分两，好像叫孝西、孝东，可还没上任，我们开始逃难了。
二伯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分配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工作，那时抗战还没开始，他娶陈氏为妻，是陈布雷的妹夫，因为这一层关系，他的命运也说不清楚了。
阿爸叫隽生，1905年出生，吃过66块肉后过世。阿姆洪氏，有意思的是外婆也是后新屋老大门冯家囡，嫁到洪塘洪家，她的女儿又嫁给父亲，因此父亲叫外婆不是丈姆娘，而是叫四姑婆。慈城冯家人的婚姻就是这样亲上加亲。父亲在棉纺厂当过工人，后从北四行（周作民）创办的通成公司当职员起步，提升为棉业部经理，时任上海棉业公会理事，解放初期任上海国棉联合采购处经理。我小辰光，我家在慈城西门外有一些田地，每年要回慈城来收租谷。而慈城办藕田学堂时，每年要捐一些钱，父辈觉得一收一付很麻烦。一次，藕田学堂又到上海募捐办学经费，索性将田地全部捐给了藕田学堂（大约1940年），具体事项是二伯同学姓张的三先生张罗。
在上海，父亲还常去冯存仁的药店，我家没有那样的股份。存仁是前新屋冯家的堂名，那里有啥大事情，来叫一声阿爸就去，有时可能是做祭祀吃羹饭。
在慈城，我们还与子孙弄的冯家有来往，那儿住的冯家人比我高一辈分，与阿爸同辈。
叔叔慈生，留学日本，他的读书经费由大伯解决。回国后先在西北联大教书。后结婚回上海，在南京路的河南路口哈同大楼设诊所，其间还专做戒鸦片医生。戒鸦片用的土方是小叔自己搞来的，他在家里根据配方做药丸。药丸很灵光，连当时的李士群也来戒过鸦片。小叔的戒鸦片收入至少能维持家人生活。阿婶是宁波邬隘邬家的女儿。这门亲事是大阿嫂做的媒。大阿嫂就是大伯的大媳妇裘氏，是洪塘裘家的女儿，裘家与邬氏也是亲戚，大阿嫂给小叔子做了媒。我家原来没有在宁波的亲戚，小叔娶了邬氏，也算亲上加亲，多了宁波的亲戚。小叔生四个女儿，上海解放后，他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80多岁才过世。
阿爷名下的长辈有10多人，与我同辈的人更多。从我出生起这80多年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一是做祭祀，一是结婚或做阴寿之类的大事。阿爷过世后，家里的大事由阿爸与大阿哥主持。比如做祭祀，在上海一年要为8位祖宗大人做忌日与诞日羹饭，每人一年两趟，感觉是一年到头老是吃羹饭。最万关的是遇上祖先做阴寿。做阴寿要还拜，而每次还拜的总是我，亲朋好友来拜寿，来者拜几次，我就叩头几次，还要互拜，每次都叩得头昏脑涨。
上面我说过，我是母亲满月后到上海的，最初我们住在上海杨树浦，阿爸就在家附近的厂里做工。我上的是杨树浦小学（即沪东公社），学生多为工人子弟，没读多少日子，大人发现我学会骂人了，就转学到虹口的其美小学读书，家也搬到施高脱路（今山阴路）的二伯家。二伯家在施高脱路上的兴业坊，时为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弄堂房子（据上海地名志，兴业坊建于1927年），鲁迅生前就住附近。后来我又转到慈溪的洪塘小学（今即宁波江北区洪塘中心小学）读五年级。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大伯、二伯带着孩子们逃难到慈城。那一年秋季我到尚志小学读六年级，读了到九、十月份，我就跟着他们北上逃难到武汉，见日本人攻打武汉，我们近二十人又逃往香港。一路北上南下地逃难，一家人有难同当，大伯、二伯把我和妹妹（因母亲生病，父母没有与我们同行）照顾得也很好
⊙父亲冯固的那些事儿
口述者：冯艾弥出生年月：1949年职业：日文翻译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淮海中路南鹰宾馆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父亲原名慈生，后改冯固1913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为慈城），因为是在慈城出生，故父亲的原名“慈生”与故乡息息相关。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因而14岁时就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三年级后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1933年医学本科毕业，留校任外科学系助教，兼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师。同年秋天，他被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录取为研究生，东渡日本深造当时日本的外科学家青山[1教授为培养他成为全面发展的外科学人才，特地介绍他到国际著名解剖学家西成甫[2]教授主持的人体解剖学研究室攻读，故又转为西成甫教授的研究生。
西成甫教授发现父亲的专业特长，着力培养指导，这为父亲今后从事的专业打下了理论、临床诸方面的扎实基础，可正当父亲在异国他乡施展他的才华时，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开始了。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父亲放弃了留学，毅然回国。据父亲回忆，他的这一决定受到西成甫等教授的赞赏，专门在东京饭店为他饯行。
1937年秋天，父亲回到上海不久，应聘到上海东南医学院工作，主要讲授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参加了汤蠡舟教授等组织的中国红十字医疗队[1]担任战地医生，为在前线抗日的中国将士救死疗伤。上海沦陷后，父亲随军转战于苏、浙、赣、鄂等省，不幸患伤寒而投奔到他的老师处——广西医学院求医。第二年夏天，病愈的父亲受聘于汉中西北联合大学，任医学院解剖学系教授。
父亲第二次回上海是1940年初春，虽然上海东南医学院再次聘用他，然父亲没去执教，而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哈同大楼（现南京东路233号）挂牌设立“冯固医师诊所”。
这一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母亲邬奉先，是宁波邬隘村人，1937届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毕业生。父亲自己开诊所，是他感到中国人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且在中日战争中败多胜少，与当时上海吸食鸦片烟人数众多有关。当时的父亲根据民间土方，与母亲一起从中药中提取出一味名为“莨菪”的药材，再辅以其他药材，研制成戒毒药品“抗毒龙”，用于临床戒毒，效果很好。1946年春，父亲还与亲戚冯援[2]等人一同去苏北解放区用“抗毒龙”行医治疗；同年，父亲又与他的医疗助手在上海青浦租房设立戒毒所，自己担任戒毒所所长，救治了许多鸦片烟瘾君子。
上海解放后，父亲应聘到上海公安医院任主任医师兼内科主任，同时被聘为上海同德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后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被任命为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基础部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主任兼教授。曾听父亲的学生许学铭[3回忆，1952年夏天，父亲应邀去合肥为安徽医学院（前身是上海东南医学院，现为安徽医科大学）1956级学生讲授神经解剖学。时为该院建设时期，住地与临时校区相隔十几里之远，而身为教授的父亲每天往返跋涉，不辞辛劳为学生们上课。由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也处于初创阶段，为了不耽误本职工作，父亲在安徽授课期间，采取集中突击的连续教学方式，上午上课，下午实习，晚上自己还要备课。由于没有助教来听课，许多工作都是亲力亲为，自己画图表和挂图，亲手制作标本和带教实习，不舍昼夜每次上课，除了学生，还有其他教研组的教师、助教，父亲的敬业乐教感动了师生，他们向父亲赠送了一大面锦旗，还步行数十里到车站送行，只可惜当年“依依难舍，挥泪作别”的情景没有留下照片。
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同德、震旦和圣约翰医学院三校组建，组建后的上海第二医院，首先是重组人体解剖学教授组，同时要改变各校各自采用中、英、法不同语言的教学现状，统一使用中文教材。为此，父亲与同组的同事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并以此自编教材和实习教材。在医学院支持下，父亲设计、筹建了人体解剖学实验室，并以自创的最新方法来处置尸体和完整的离体脑标本……经过多年的努力，医学院大型人体解剖标本陈列馆开馆。该馆一直向国内外开放，深得中外人士的赞誉。改革开放后，项目得到上海市政府科研经费，父亲与他的同事还精心策划创建了解剖学大楼，时为全国医学院校中屈指可数的解剖学大型教学基地之一。
父亲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的是医学基础学，据学生介绍，他讲课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而且还挂上自己绘制的人体解剖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上大课时，整个大礼堂都挤满了学生，连窗台上都坐着人。
“文革”期间，父亲在学校受到冲击，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白天在学校挨批斗，受到非人的待遇，但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他对我们说，他在学校里被造反派批斗，就像德国电影《马门教授》中从来不过问政治的马门教授那样，被法西斯匪徒们用绳子捆绑后推出家门受尽侮辱……但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不会就此放弃自己的信念，所以一直非常乐观，从来没有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那时学校停课停学，家里也没有了保姆，我母亲不擅长家务，父亲就自己下厨房，亲自做饭炒菜炖汤给我们吃。杀鸡时还让我们在一旁看解剖过程，告诉我们哪里是鸡的心脏、肺、肝，肠子，胃又在哪儿等等。
“文革”中父亲被关进“牛棚”，我曾在学校工宣队的逼迫下给远在外地的姐姐写信，要她与父亲“划清界限”，自己也被迫去了黑龙江农场务农。父亲知道后并没有责怪我的错误行为，每当我从黑龙江返沪探亲时，父亲就会单独带我去淮海路上的“红房子”或南京路上的“德大”等沪上著名的西餐厅，点了传统的罗宋汤和炸猪排等。侍者端来罗宋汤，奶白色的浓汤上面漂着厚厚一层红油，十分悦目；两面炸得色泽金黄的猪排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面对如此精制的美食，我狼吞虎咽，而父亲则微笑地在一旁看着，让我周身感受到温暖的父爱，心里内疚无比。
“文革”结束后，父亲获得了平反，此时他已60多岁，又重新返校。十年“文革”使中国医学界后继乏人，为了中国医学的未来，他亲自制订教学计划，指导中青年教师，带领研究生，为他们的深造联系国外学校和教授，诲人不倦，兢兢业业从事着教学和医学研究，为上海、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医师和科研人才，他们相继成为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骨干力量，担当起中国医学行业的栋梁。上面说到的“解剖学大楼”就是父亲重返学校后的“杰作”之一，当然这是集体的杰作，父亲是其中的一分子。在著述方面，父亲在日本时曾编写出版《最新解剖学拉丁语名词之新改订》；1953年主编出版《正常人体解剖学》、《局部解剖学》和《人体解剖学实习》；1960年出版《人体解剖学名词手册》上、中、下三册；后来还与他人合编了《中国人体解剖学名词》、《中国人体质调查》等。
父亲兼任上海市解剖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上海市软组织研究会顾问、上海市高等学校学科教授职称评审组成员、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先后担任过《解剖学杂志》、《中国人体质调查》常务编委，《中国人体解剖学名词》审订修改组成员等。1990年1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向父亲颁发荣誉证书，其内文曰：“冯固教授从事高校科技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特颁此证，予以表彰。”
1992年10月，国务院给父亲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称“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从一九九二年十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父亲对自己家族其他的亲戚也总是非常关心和爱护。无论是谁提出求医看病或经济上的要求，他总是亲自解决，如有疑难病症则带他们去上海市立大医院治病求医并慷慨解囊及时给予接济帮助。据三姐回忆，1945年二伯伯（父亲的二哥）离沪出走，从此音信全无。我父亲很同情自己的二嫂，于是经常去看望她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为其支付牛奶费一直到“文革”开始。
尽管我们家子嗣不旺，子辈四个女儿，孙辈仅两个外孙女，但父亲从来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对自己妻子的感情一如既往，非常尊重我母亲，甚至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当时凡是上海报纸刊登母亲在工厂里的科研成果，父亲就会与我们一起等候母亲下班回家后快乐地庆贺一番。父亲对女儿们也是一视同仁，悉心培养。我们姐妹四人都曾是上海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大姐毕业于上海重点大学。我在“文革”中曾去黑龙江和安徽务农，回沪后在父亲的指点下学习日语，自修中文，走上了科技外语翻译之路
后来两个外孙女先后出生，父亲更是疼爱异常。他78岁时在从事医学教育40年后正式退休，与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他虽然精通日语、德语等，但仍深爱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尤其喜欢唐诗宋词。一有空闲就教外孙女背诵唐诗，还经常带外孙女逛外滩、南京路和淮海路，介绍老上海的风俗人情地貌，寓教于乐。两个外孙女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秉承了冯氏家族的优良基因和家风，从小性情开朗，尊师守纪，学业优秀，长大成人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做出不俗的成绩。
大外孙女张韵[1]在17岁时赴美留学，学业优秀。毕业后即投身华尔街，现任美国布朗资本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取得的投资成绩曾在2009年被美国《投资商业日报》以36个月投资总回报的标准评为美国最佳成长基金，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在美国投资基金界的最高排名。[2]随后，中国《第一财经日报》驻纽约记者专程采访了张韵，在专刊上向国人介绍她在美国金融界的经历以及独到的投资理念。
小外孙女张丹菁，也就是我的女儿，高中毕业后赴澳大利亚留学，先是进入悉尼大学学习，毕业后获得全额奖学金，现正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攻读现代传媒博士学位，以后也想与外祖父一样投身教育事业。
2010年，张韵生下一子，即我家的第四代。其父母为他起名“CharlesFengLugo”（查尔斯·冯·卢戈）。姓名中间的Feng（冯）就是为了纪念外公并保留冯家姓氏，一脉永存，代代相传。
⊙我的引路人
口述者：冯季衡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上海市虹口区恒业路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家乡慈溪（现慈城），是后新屋中央大门冯养生[1]的第四个儿子，父亲名下有五子四女。
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是二姐冯援。二姐比我年长8岁，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毕业后，我在企兴证券号工作，从工作的单位到当时的社会，我发觉国民党十分腐败。自幼接受的是做个好人的教育，而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塌糊涂，因而对现状十分不满。我与二姐平时不住在一起，但一旦碰在一起，她经常与我谈形势，谈中国前途，并引导我学习进步书刊，如《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后来，我家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三哥子敏私奔到苏北解放区，说是参加革命去了。没有组织的介绍怎么能加入革命队伍呢？再说三哥去的那年，苏北解放区正在精兵简政，所以没去多久，三哥又回到了上海。然而，三哥的革命热情仍十分高涨，说要寻找浙东三五支队……三哥的行动，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二姐明白三哥的热情与鲁莽，也替弟弟担忧，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暗探、特务，像三哥这样乱撞，不是很危险吗？因而二姐向组织汇报，组织同意三哥加入革命队伍，后来三哥调到江苏南京工作……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二姐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只知道她很进步，在沪江大学读书，带领同学搞学生运动。因为家里有二姐、三哥这样的进步青年，当年我家的环境似乎十分进步，但我全然不知二姐、三哥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他们是1942年同一年入党的，二姐在上半年，三哥在下半年。
二姐看我一直心向正义，痛恨腐败，就介绍我入党，时为1945年6月。当时，地下党是单线联系，我的领导是吴学谦。入党不久，抗日战争胜利，党组织决定开设书店，并为地下市委学委副书记吴学谦提供一个合法的职业掩护。吴学谦领导我和吴惠娟、王遇安（又名立明）等筹建书店。吴学谦通过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了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1363号的街面房子，原为立达商行，因经营不善愿将房子顶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使用权出售），经过协商，顶租了这一房子。为了避免支付一笔数目不小的过户费，我们仍用立达名义，定名为立达图书服务社。吴学谦同志化名吴志庸，“立达”的资金主要是党的经费，为弥补资金不足，吴学谦要吴惠娟争取她的哥哥和姐夫（党外进步人士）吴道南、陈秉国投资，使党的地下书店合法化。接着吴学谦通过组织将地下党员孔大成、陈图南、王芳君先后调来“立达”工作，不久又充实了曹永昌、祝文霞等同志共同参加战斗。吴学谦领导我、吴惠娟、王遇安，我们三人组成“立达”党支部，由王遇安任书记，再领导孔大成等三人。
经过筹建，1945年10月，立达图书服务社正式挂牌对外营业，经销各类图书和文化用品。在经销的图书中有大量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大多是苏联的翻译小说，总经销茅盾著作《霜叶红似二月花》。为解决不少贫困学生买不起进步文艺书刊的问题，专门成立了借书部，提供借阅同时为避开敌人的视线，在学校开学期间，大量经销教科书，并总经销著名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编著的《最新英语读本》，向各学校推荐。
应该说，在吴学谦的领导下，立达经营良好。但在1948年3月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大规模逮捕，王遇安的哥哥被捕，他的侄子来书店让叔叔（王遇安）回家一次我得知这一消息，感到事关重大，一边阻止他让他不要回家，一边马上向吴学谦汇报，吴学谦立即下达了三条指示：一是王遇安撤离上海去苏北解放区；二是“立达”关闭；三是“立达”资金转移开设地下印刷所。
我们按此执行，王遇安与地下交通员接上关系后去了苏北解放区。立达宣布停业，办理结束。这时，吴学谦要我继续负责地下印刷所的工作，并领导我和孔大成筹建印刷所。后来，我们顶租了巨鹿路305弄9号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地下印刷所定名为明夷印刷局。吴学谦任股东老板、协理，提供一个合法职业掩护，我改名冯季立并担任经理，孔大成任营业主任。印刷所的设备是组织上从其他地下印刷所调拨过来的。
那个地下印刷所开设在天潼路顺和里内，因一名青工出了问题而暴露，必须迅速转移印刷设备。吴学谦拿出一张“让盘受盘协议书”，让孔大成以此“协议书”找中兴印刷所潘震（也是地下党员）盘接印刷设备。旧时的上海工厂关门盘让很多，我们开展一般商业上的交易受盘，不会引起敌人注意。孔大成与潘震接上关系后，商定由潘震立即将印刷机器拆卸包装，全部铅字装箱。孔大成向堂兄孔谈林借用伪工务局大卡车，请了十名筑路工人帮忙，我和孔大成、孔谈林一起到天潼路起运全部印刷设备。
为了防备敌人跟踪，我和孔谈林坐在驾驶室内指挥驾驶员绕道而行，孔大成在大卡车后面警惕敌人“尾巴”，终于把已暴露的地下印刷所的印刷设备顺利地搬到安全地点。设备到了，而印刷所缺少流动资金，经吴学谦同意，我通过二姐冯援争取党外进步人士洪鑑新参与投资明夷印刷所。洪鑑新是宁波慈溪县洪塘（今属江北区洪塘街道）人，是我三婶的弟弟。当时二姐住在三叔隽生家。洪鑑新在证券公司工作，经济富裕，思想进步。
他投资后，担任明夷印刷所监理，这样不仅解决了印刷所的流动资金，还利于地下企业开展活动。
之后，党组织又调派了一些熟悉印刷技术的地下党员，明夷印刷所的党组织还是由吴学谦领导我和孔大成，孔再领导其他三人，并建立党小组。一切筹备完毕，明夷印刷局于这年9月正式挂牌对外营业。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为迎接上海解放，我们先后排印过具名上海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告全市人民书》、《告国民党军警人员书》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的传单，数量有几十万张。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明夷印刷所完成历史使命。在此一起工作的同志按调令分配到各个部门。吴学谦让我6月1日到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报到，完成了银行接管工作，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市工商局、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南市区财政局、上海市物价局等单位工作，至1984年离休前任上海市物价局重工业品价格处副处长，现享局级离休待遇。
有意思的是，我入党后不久，在大同大学读书的妹妹冯子英，也由二姐介绍加入了革命队伍。现在想想真有意思，当年的我只知二姐思想很进步，想不到，她还是我们兄弟姐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我所知道的家事
口述者：冯世立出生年月：1931年职业：教授级高工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市西便门广电总局住宅区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的祖父是冯养生，父亲叫冯伯准，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1931年7月出生在上海，属于后新屋中央大门的子孙，与族叔公冯度一家住一起（参见表6.1.4）。
5岁前在外婆家长大，1937年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小学、中学）、宁波（高中）、上海完成学业。中学（高二、高三）[1]在宁波效实中学就读。效实中学是我们慈溪人办的学校，校长是冯度，是爷爷的堂兄弟，我是典型的三门（家门、校门和机关门）干部。当时上海读书风气不太好，所以父亲送我到宁波读书，据说效实毕业考交大没问题，而我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52年，大学毕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改名广电部、国家广电总局）设计院工作，退休前任院副总工程师。
外婆家在裘市，旧时属慈溪县（现属宁波江北区洪塘街道），因为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我听说过外公与长辈的事儿。外公裘由辛，是旧时代文人，也是一位爱国老人。他与祖父是老乡加同学。据说，外公当过一任浙江省龙游县县长，而祖父做律师前曾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一次，去龙游视察教育工作，碰到外公，两位同窗好友就在龙游订下了儿女的秦晋之好。后外公到报馆做事，日本侵略中国后，因不愿意为汪伪政府做事而去了重庆，结果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过世，比较年轻，家人实为外公的早逝而惋惜。
祖父广交文人墨客，后在上海挂牌做律师，但为人正直，一生清高，因而虽说做律师却没赚钱父亲作为家里的长子，初中文化程度就身背铺盖到上海学生意。据说父亲先在一亲戚开的金店当学徒，后当上大来银行的经理[1]，父亲有四个弟弟、四个妹妹，旧时的家庭是祖父当家，而家中经济生活全部由父亲负担。祖父不那么会赚钱，而教育倒很有办法，首先自己为人正派，其次就是培养子女读书，祖父将其儿女（除大姑妈外）送进大学。因而我的姑妈、叔叔在抗日救国时期大多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党工作，父亲都在经济上给予了他们一定支持。是二姑妈冯援影响了她的弟妹甚至整个家庭，亦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可以说二姑妈的言行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理想信念。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上学时，二姑妈要我读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
我在学校没参加学生运动，而她总问我学习与校园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她又鼓励我申请入团，大学毕业后则动员我服从统一分配。
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的不少好友有的去香港，有的去台湾，不少朋友劝父亲一起
走。上海解放前夕，父亲确实处在留下与远行的十字路口，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家庭进步力量的影响下，父亲作出正确的选择，毅然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时的我读大学一年级，就在上海解放前那个晚上，二姑妈住我家。我家位于梵皇渡路，是一幢上有阁楼，底层有花园的三层小别墅。那晚，我发觉二姑妈与父亲谈得很晚，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她是中共地下党员。
20世纪50年代，父亲任总经理的私营大来银行按党和政府的政策，停业关闭。大来银行停业后，父亲曾在公私合营的四明银行当经理，后又进京学习，改造思想。在北京学习后，他服从分配去安徽省人民银行当了一名科长。当年父亲已人到中年，安徽省条件艰苦，怎能与上海相比？但这是父亲自愿选择的，放弃了上海十分富裕的生活从一个资本家到一个国家干部，父亲是铁了心地想改造自己，这既有自己的觉悟，而这一过程也离不开二姑妈的影响。无论是选择留在上海，还是选择去安徽工作，二姑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安徽期间，父亲利用过去在工商界的关系，吸引了部分上海、香港实业家的投资，为支援安徽省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
父亲娶了两个妻子，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妹与父亲一起生活在安徽，后父亲因身体有恙退休回上海。这期间，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安徽，父亲与二姑妈的手足之情从没淡过，尤其是父亲晚年因病经济颇为困难，二姑妈一直接济着父亲。
当年在家，我年纪小，家里（亲属）的事知道的不多，但无论是祖上，还是我辈，我们家人大多是重才华、轻财富，我不知这与我们的家族血统是否有关。慈溪（现慈城）冯氏是大族，历来有一定名望，也许如此，我曾带着儿女去慈城，今年还想把孙辈也带去，看看我们的家乡。
⊙后新屋新大门逸事
口述者：冯子昂出生年月：1939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上海芷江中路258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家世居浙东慈溪县城（今慈城）后新屋新大门，与藕田畈冯家、雷家巷老冯家同是启承祠沛斋公的子孙。原我家大门有门联“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20世纪80年代末，我多次出差到武汉，发现那里的冯姓人家也贴有“大树将军”门联。慈城冯氏是辅佐东汉皇帝刘秀的大将军冯异的后裔。那么是否全国冯氏都贴着同一副门联呢？除了门联，我家大门原还有醒目的“父子登科”门楣。
新大门第一位“登科”的举人是我的六世祖冯本怀，在世时遇到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本怀公于道光十九年（1839）中举，当时才27岁，官任内阁中书，这是七品文职京官。本怀公一生做了三件事：建抱珠山房，太平军撤退后修城隍庙，晚年在雷家巷再建冯宅。
本怀公在新大门后建抱珠山房。《慈溪县志》记载：其（本怀公）抱珠山房藏书与醉经阁、寄月楼相埒，与尹元炜著《溪上遗闻集录》及《诗辑》两书，并参与订修，居恒手不释卷，暇则饮酒赋诗而已。有《抱珠山房诗存》、《明鲁监国诸臣咏》与尹元炜一起刻印的《溪上遗闻集录》与《溪上诗辑》留存于世。
前几年，媒体报道“发现”抱珠山房的消息。为此我专门问了母亲、姑妈等长辈，现将她们有关抱珠山房的回答归纳如下：
一是抱珠山房不是新大门的后进楼房。“发现”抱珠山房的报道，认定后新屋新大门的后进房屋为抱珠山房藏书楼，还配发了照片，据说还有纪录片。这与我家记忆的大不相同，母亲与三姑妈凤娟、四姑妈吟娟、五姑妈婷云不约而同地指出，本怀公的抱珠山房不是新大门后进正房，而是北面抱珠山麓独立的一小楼；这小楼早被大火烧成了“火烧滩”，是媒体指认后进北面、抱珠山麓的那片空地。1948年，母亲怀上小妹来家乡坐月子，我跟随母亲从上海回到慈城。在那片火烧滩上，我见到果树、菜地、鸡舍和柴间。所谓抱珠山，就是新大门北面马头墙里面的这个高墩，一人多高，上面是我家的柴间与鸡舍。那时，一辈子在上海冯存仁堂打工的祖父庆瑞公，因药店倒闭回乡。他在那片火烧滩上植树、嫁接、种菜、种花、养鸡、整理柴间，监督我识字写字，还无休止地“九制淡竹盐”。“淡竹盐”，是把盐放进竹筒、敦实、封口，放进火缸里煨。之后取出，敲掉成炭的“竹壳”、粉碎“盐钢条”，如此周而复始九次。“淡竹盐”的咸味要比食盐清淡许多。祖父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家人喝一杯他用温水冲泡的淡竹盐，说能“清洗肠胃”、清火。
二是抱珠山房藏书的影响。抱珠山房藏书除本怀公自读外，还影响了新大门的儿孙。本怀公儿子全壎公、本修公儿子全墉公都读过抱珠山房的藏书，1864年他俩双双中举。之后的1882年，读过抱珠山房藏书的保清公（全墉公子）又中举。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新大门又出了三位举人，抱珠山房功不可没。
三是抱珠山房主人晚年离开新大门。本怀公和全壎公“父子登科”，造就了新大门第一对“父子登科”，很是荣耀。可好景不长，本怀公的孙子们，即全壎公的六个儿子，大部分染上鸦片毒瘾。本怀公在雷家巷另建房屋，带了他的孙辈去那里生活，人称雷家巷“老冯家”。
四是抱珠山房曾被转卖。本怀公与全壎公先后撒手人寰，而鸦片毒瘾却死缠住本怀公的后人不放；雷家巷“老冯家”继续败落。无可奈何，为了生计，只得卖家产，其中就有本怀公的抱珠山房藏书楼。那么谁是买主？据前新屋冯全璜（号迓甫，1889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在世）的小女儿冯莲云（1919年出生，辈分高，我叫她“太婆”）对我讲，其父做过上海冯存仁堂掌门人，买进抱珠山房纯粹是为族人做好事。
五是刻本曾多次被翻印。本怀公与尹元炜公等刻印的那些著作，也曾深受慈溪乡人喜爱。之后，新大门子孙翻印祖上留下的木刻版本，最后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的三姑妈冯凤娟（1918年出生，仍健在）很健谈，她说，她10岁上小学，大约读小学三年级时，其父冯庆瑞（我的祖父）曾在藕田畈老藕田学堂翻印刻本。她的记忆是抱珠山房刻本木板比她的手掌“一虎口”大些，长方形，像如今32开的书本那样大，上面密密麻麻刻着字，一块一块地印，纸张摊满一地，老人说：“很有趣。”
六是刻板送西泠印社保存。抱珠山房易主后，本怀公的族曾孙庆瑞公，把大部分藏书搬到后进楼上的空房间，抱珠山房还存有一大堆刻印木板。总不能把这些东西长期存放在前新屋人的房子里吧，庆瑞公与冯庆恒（以下再讲其人）遗孀郑氏商议对策。当得知本怀公刻本的共同作者尹元炜后代在杭州西泠印社工作时，就委托他（而不是委托其他人），以本怀公已故嫡曾孙庆恒公的名义，把刻印木板送到杭州的西泠印社。
七是抱珠山房已化为灰烬。1946年初春的某夜，抱珠山房起火。我家房客、同窗54届卢忠麟和他的母亲（“卢家婆”）住在我家后进楼上，目睹了这场火灾寄宿在慈湖中学的46届学生王伟臣，在慈湖北岸看到了火势。幸亏抱珠山房是新大门最北面的独立建筑，与正屋没有走廊相连，不过火势还是引燃了后进房子西边弄堂的腰门。如果后进引燃，后果不堪设想，不仅新大门保不住，还可能危及中央大门与老大门。已经是慈中考棚中学生的四姑妈（阿吟）与五姑妈（阿婷）急中生智，把浸透水的被褥扑向腰门，才阻止了这场火势的蔓延。如今新大门西边腰门还留有当年被火烧焦的痕迹。年逾九旬高龄的姑妈们忆及这场火灾，仍激动不已。另外，五姑妈多次说道：“西泠印社里有太公刻本的共同作者。”我明白五姑妈说的是尹元炜的后人在西泠印社工作。
本怀公晚年移居雷家巷，还有两件事留在了新大门。一是搬不走的抱珠山房和大量的藏书、刻本木板。刻本的去向，上面已经交代清楚了。抱珠山房的一些藏书，后被哄抢时，祖父曾捋着长长的白须哭求：“留些纸张给我孙子写写字……”然而书籍很快破撕成片，包零食，消失得无影无踪。听说，五姑妈婷云带到上海的几套线装书也在“文化大革命”时成了“扫四旧”对象。抱珠山房烧了，藏书没有了，只有刻本可能还在杭州西泠印社。二是沛斋公画像。沛斋公是慈城冯氏启承祠支系祖先，是本怀公的祖父。不知道为什么，本怀公把沛斋公画像也留在新大门，这成了后来我家逢年过节祭祀的辉煌。祖父总是把沛斋公的画像挂起来，捋着白须向我们啧啧称道。雷家巷、藕田坂的冯氏亲戚曾来我家祭拜共同的祖先。
新大门子孙继续繁衍。全墉公及其兄长全坤公把他们的孩子以过继等形式向外拓展，方向是藕田畈当我出世时，新大门只留全墉公孙子庆恒公的遗孀郑彩章大阿娘和全坤公的孙子庆瑞公两家了。
1853年起，太平军占领慈城长达10年。慈城民问称太平天国起义为“长毛造反”。《慈溪县志》记载，清道观于“同治元年（1862）毁于粤寇”[1]，捣毁清道观是太平军撤退前对慈城公共设施最大的一次破坏。从史料记载看，科举出仕的冯家举人们有大到向朝廷捐饷，小至捐资设义渡等义举。本怀公于同治九年（1870）募捐修建被太平军毁坏的城隍庙。[2]全墉公与子保清公是新大门的第二对“父子登科”，“登科”后，全镛公选择集资重建被太平军毁尽的清道观[3]，时为光绪十三年（1887）。这是清道观自创建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重建。重建后的清道观既是道教圣地，更是慈城名胜景区，时为慈城（也包括周围县治）小学生远足、中学生野餐野营的地方。重修后的清道观由族人冯翊廷公直接管理，他是我的慈中初中同窗、邻居冯祖延的太公。差不多同时，全坤公的儿子保燮公也与他人集资三千余缗重修大成殿明伦堂。[4]
不幸的是保清公中举两年后死于肺病。全墉公忍着丧子之痛，继续指挥重建清道观。那时慈城的乡贤聚集在后新屋新大门建言献策，新大门俨然成了重建清道观的“指挥所”。可能是太专注于清道观重建，全镛公忽视了对宁波漆店的管理。在清道观重建临近完工的时候，一天，漆店“阿大”（总经理）携款逃之夭夭，而这家颇具规模的漆店，正是后新屋新大门全墉公与全坤公两大家子人的生活来源，那是1890年前的事。
全墉公、全坤公两家，后代有13人，是11女、2男。这11个女儿虽然识字不多，甚至有一字不识的，但有“父子登科”、修清道观、修明伦堂等的金字招牌，还有慈城冯氏的家族影响，她们大多嫁到慈城或周边的大户之家。而且这些姑婆们勤勤恳恳，相夫教子，她们的儿孙大多非常优秀。大姑婆嫁到慈城袁家，有两位姑婆嫁到洪塘，小姑婆（我的十一姑婆）嫁给时家边，后去上海生活，他们的长子时逢春、季子时际春，曾捐资慈中的“四九楼”；还有两位姑婆嫁到慈城钱家；最远的是嫁到骆驼桥盛家的姑婆，成了新中国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的夫人。除此姻亲，祖父与盛丕华曾经一起在上海冯存仁堂学生意。
按现在的说法，庆恒公、庆瑞公是继全墉公、全坤公之后的新大门掌门人。
庆恒公是保清公的儿子，因全墉公长子保承公无后，庆恒公过继给保承公。庆瑞公是保燮公的儿子，幼时曾过继到雷家巷（这是名义上的过继），成了本怀公（信房）的曾孙。
新大门衰败后，年幼的庆瑞公到上海冯存仁堂当学徒。他还是在药店里认字学习的，后来帮助写中药处方，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不过，新大门还是把跛足的庆恒公培养成慈湖书院执教国文的先生。不幸的是庆恒公患上肺痨，1919年咳血不止，命悬一线。为挽救生命，从半浦郑家抬来郑彩章，给庆恒公“冲喜”。
同年初夏的一天，躺在床上的庆恒公不时听到哭泣声，问“房里阿姆”（保姆）：“谁在哭泣？为啥哭泣？”按主人吩咐，保姆没有说出真相。傍晚，奄奄一息的庆恒公又听到家人的哭泣声，便呵斥房里阿姆：“谁在哭？！”吓得慌了神的保姆脱口而出：“有甫死了！”
冯有甫，庆恒公独子，是年12岁，患猩红热暴毙。病入膏肓的庆恒公听到儿子夭折，第二天也睁着眼睛断了气，时年38岁。新大门两天亡故两人，父子同办丧事。“父子登科”的大喜与“父子同丧”的大悲，是新大门两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庆恒公父子同丧，全墉公长房又断了香火按过继风俗，五服内的族人都可过继给庆恒公遗孀郑彩章以续香火，有意思的是郑彩章偏偏相中庆瑞公的儿子——我的父亲冯有楣那年父亲才3岁。父亲是祖父与继室杨润芳生育的儿子，祖父与原配已育有儿子有彬，祖母杨氏嫁入新大门后，先生了两个女儿，听完要将头胎男婴过继给郑彩章，祖母说啥也不愿意，但最后还是拗不过祖父。
曾经过继到雷家巷的祖父，1884年出生于新大门西侧藕田畈冯氏乐房。祖父的生父是保燮公，出生于新大门，后来出继到藕田畈乐房；出生于藕田畈乐房的保燮公子、我的祖父又从藕田畈出继回到新大门，因此彩章大阿娘打趣地称祖父是“回汤豆腐干”。父亲过继给郑彩章，我叫亲祖母、父亲的生母杨润芳为“小阿娘”，反而叫父亲的继母郑彩章为“大阿娘”。过继一事也发生在1919年，离庆恒公父子同丧的日子过去还不到三个月
这里，我特别要说说大阿娘郑彩章。大阿娘是因冲喜嫁到冯家的，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新大门破产后，又断了她的生活来源。她的名下只有五婆湖（我家喜欢叫“五步路”）3亩田和新大门西面的楼房。她只好依靠出租房屋来维持日常开销，后进楼上出租给卢家婆，轩子间出租给秦家阿太（我初中同窗董季川的外婆）。郑彩章洁身自好，终生未再嫁。她的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女，都与她十分亲近。女儿彩葑是她先夫庆恒公与原配的女儿，儿子有楣，即我的祖父与其妻杨润芳的儿子，是过继来的。大阿娘郑彩章一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她做的两件事至今让家人传颂，使我也终生难忘。一是上面说到委托祖父，以亡夫庆恒公之名向杭州西泠印社赠送抱珠山房的木制刻印板，替本怀公保全了一批珍贵文物；一是支持女儿彩葑退婚。1909年，庆恒公将6岁的女儿彩葑许配给他的好友慈城周家的儿子周郎。彩葑姑娘长大后发现，父亲在酒席上将她许配的竟是个浪荡公子。无可奈何的彩葑姑娘只得向继母哭诉。出于义愤，郑彩章竟聘请律师上法庭打官司让女儿退婚。消息传出，遭到冯氏族人的强烈反对。郑彩章挺身而出支持女儿，与族人论辩……经过多次交锋，彩葑姑娘终于解除了这门封建婚约，时为1926年3月。彩葑姑娘解除婚约后，到上海嫁给张伯方君，组成美满家庭。我叫她“张家姆妈”，张家姆妈家也是我1957年高中毕业后到上海钢铁厂工作之余的可靠可亲的歇脚地之一。1971年，享年81岁的大阿娘郑彩章逝世，父亲亲自书写墓联：“受尽封建苦，荫得子孙贤。”
最后，补充全墉公的新大门逸事。1894年，60岁的全墉公晚年得子。这个尾巴儿子要比他的两个侄子庆恒公和庆瑞公小整整10年。为了保证幺儿的幸福，年老的全墉公又把儿子过继给老大门经济富裕的族人。这位幼子叫冯立先，有二子一女，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冯立先曾招来许多麻烦，自然影响其儿女。其中一子冯庆祺早年去了香港，女儿冯荷香几经磨难来上海，住在我家后面，每年冬天公布“爱心捐款”名单，总能见到她的名字。1966年，冯立先过世后，他的子女都曾回过后新屋老大门，送父亲最后一程。
⊙后新屋老大门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祖延出生年月：1937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凤凰新村12幢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是在慈城始平路的后新屋老大门长大的。我这一辈之上的四世祖，我记得的有如下数人：
高祖辈：冯诩廷（有二子）
曾祖辈：冯敏楷（有一子：学潮）；冯敏桢
祖父辈：冯学潮
父辈：冯晋福（有一子：宝延，字子畏）
冯晋鋆（有三子：康延、德延、祖延）
高祖诩廷公是举人[1]。据祭文所载，捐得道员晋三级三世。我们冯氏宗支繁衍，谱牒久不修辑，诩廷公就本支辑为宗谱，体例谨严。
光绪十三年（1887），他与族人冯全墉集资重修了烧毁的清道观文昌殿。悬有“斯文在兹”额匾的清道观文昌殿，几乎屡修屡毁，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又烧毁了由冯家汝霖、汝震、汝霆三兄弟重建于道光九年（1829）的文昌殿。
不知是阿爷学潮公，还是曾祖父敏楷公，他们其中一人是启承祠末代族长，管理着冯家的公共产业，包括地产、屋产，其中一处公共地产就是清道观。这样的传说，给人的印象好像清道观是冯家的一样，我猜这可能跟慈城冯氏多次捐款修建有关，光绪《慈溪县志》对此有明确记载。
伯父晋福在南京慈城老乡北门阮家开的宝兴银楼做账房，可惜伯父英年早逝。父亲早年在上海的元昌顺绸缎布店（位于南京路）当伙计，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以后，回到慈城。父亲喜搓麻将，爱听京戏，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经常背我到清道观去，那儿有戏台，他去听戏，我去玩耍。这是将近80年前的事，玩什么、看什么都记不清了，而清道观精美的雕刻艺术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说起雕刻艺术，当然还有我家居住的后新屋老大门，全部透雕，大幅蔓卷花间是戏曲人物。可能那房屋太华丽了，日本人侵略慈城时作为公馆专供日本军官居住，好像还设过日本军人的卫生所。
说来也怪，这冯家房子好像专为军人建造似的，单说这老大门就驻过太平军（太平天国时）、日本军（抗日战争时）、和平军（解放战争时），每次当作军人的公馆，都与房屋的主人外出做生意有关，也与冯家的名气有关。在我印象中，老大门的两整幢及厢房、明轩的几十间房子，只住了我家和堂兄两家几个人。至于冯家的名气，自冯阿云捐助军饷后，原本南省名家的名气更大了，冯家儿女的婚嫁联姻对象也都是名门大户，我的母亲家就是慈溪袁家，是袁枚[1]后代。这样的强强联姻，使冯家的人脉更旺，以我的两个亲属为例，一个是母亲的大弟袁瑞蹈，即我的大舅；一个是母亲的外甥女婿赵启正，即我的表妹夫。
大舅袁瑞蹈在上海读大学期间（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家人的安全，他改名郑森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曾到后新屋躲避过敌人的追捕。新中国成立时，他任上海市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委员和新闻处处长，兼任同济大学教授，后调北京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表妹夫赵启正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现是中央新闻办主任。
名气介大，又有钞票捐建公共建筑，那我家祖上应该挺有钱的。有意思的是，快解放时，阿堂伯（名叫冯庆堂，其祖是上海开钱庄的）拿来一张票据来赎老大门的房子，原来祖上早将房子抵给族人，这样我们只得再向阿堂伯租房住……
⊙祖居、祖坟与家谱
口述者：冯有康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海曙区假山新村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出生于慈城雷家巷15号，现在门牌改为雷家巷6号。读小学在藕田学堂，（读）初中在柳山庙沿的慈城中学，（读）高中在慈湖中学。上小学时，因生日小读书还差几月，住在慈城的（堂）三阿伯（名宜寅，字庆亮，参见表6.1.6）陪我讲情面入的学。1965年[1]，我考入浙农大农机系后离开慈城。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宁波到农业局工作。后来农业局在洪塘镇创办农机厂，急需技术人员，因洪塘离慈城的家近一些，我就服从需要到宁波第一农机厂工作，11年后又调到慈城的宁波粮机厂先后任技术科科长、经营副厂长，直到2001年企业转制。
我是十几岁离开慈城的，毕业后又想回到慈城，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呢？因为我是家里的小儿子，父亲早逝，而慈城还有母亲和祖居，我总想离母亲、离祖居近一些。我说的祖居，也就是我的出生地，我听姑妈讲，它曾经被称为冯家新屋。
被称作冯家新屋，是因为雷家弄原本就有冯家的房子，而阿爷的阿哥，即保晋公发起并与阿爷保恒公建的新房子。新房子的北墙砌在冯家老屋的映墙上，也就是老屋的照壁，这样与冯家老屋连成一体。目前，冯家老屋还剩雷家巷7号东西朝向的一排房子和道地，现住五服之内有朋堂兄的儿女。造新屋能砌老屋的映墙，可见新屋的主人与老屋的主人关系非同一般，后来我在编修《慈城冯氏启承祠支谱贞房支谱》时发现，原来阿爷的阿爷本仁公与有朋阿爷的阿爷本怀公是两兄弟，原来是五服之内的同族嫡亲，即都是紫园公之子孙。听姑妈讲，阿爷兄弟俩是宣统元年（家谱也是这样记载的）发起造新房子的，当时大阿爷在上海可口铁号工作，而阿爷在上海一钱庄做跑街，兄弟俩省吃俭用，一年积蓄了6000元大洋，年底回慈城，兄弟俩协商后买了一桑园，陆续建造了一幢五间两弄高平屋，东西厢房各六间，大门开在南面沈家弄，北后门即在雷家弄。其实6000元是不够建这么多房子的，所以这幢房子的内装修不太统一，连屋柱也是拼接的。尽管如此，这些祖屋是阿爷们的心血，也是慈城冯家屋的一部分。头道大门进来是园地，园地里种的有石榴、桃树、梨树、梅树和橘树。二道大门进来是个大道地，两边是与屋檐差不多高的隔墙。隔墙中间是上圆下方的门洞，走进门洞各是长方形的小园地，小园地里种的有樱桃树、杏子树，这些果树使家里入一年四季有水果吃。还有那屋檐墙角的花卉样的壁画虽不如前后新屋的画梁雕柱精致，但五彩图案和整个院子的合理布局足见阿爷们当年设计房屋时的用心。
一百多年了，冯家新屋早已成了老房子，而这幢祖屋却成了启承祠贞房紫园公子孙寻根祭祖联系的大本营。20世纪80年代中期，客居台湾的庆吾三阿伯（名宜浩，参见表6.1.6）回祖地，就住那儿。六十多年前，在上海绸缎店做伙计的三阿伯被老板指派别妻离子（女）去台湾工作，“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家后，三阿伯让我陪去朱春岙扫祖墓。他以为父母在里头，儿子在外头，四十多年的乡愁此时可以倾吐，不料祖坟被平，无限的乡愁一时无处诉说，三阿伯十分伤心，幸亏还有祖屋在——雷家巷冯家屋慰藉了漂泊在海外的三阿伯，回去四五年后，他就过世了。
祖坟、祖屋和祠堂是连接故乡与游子的纽带。庆吾三阿伯的寻根之行触动了我，我常问自己，我从哪儿来，可能我还知道些，那我的儿辈、我的孙辈呢，他们会知道吗？父辈留给我们一本内容简略的家谱，放在长房长孙上海有祥哥处，我是否能继承父志，续编这本家谱呢？新世纪初，我就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他们十分赞同我的想法。在重庆的有桢堂兄来信说：“我们冯家兄弟姐妹现居全国各地，平时又较少联系，早日把家谱修订出来，很有必要。”目前启承祠贞房还有八房兄弟一房姐妹，我请各房指定一人负责收集各房的有关情况，消息传开没多久，就收到各房寄来的个人信息。
有祥哥也送来阿爷留下来的启承祠贞房谱（抄本），我一看是一本草纸一样的破簿子，没有封面，没有抄写日期，扉页抄写的支行排行十六字，“启承之大，天云本全，保宜有子”，另还有四字，原不知是什么，现在据查得知是“世德广裕”。我就可以通知各房的兄弟姐妹。
从2005年开始续编，根据各房提供的资料，根据原谱，经考证、补充、归纳后，以“上承列祖列宗，下继问世晚辈”为宗旨，采用直线一脉为主、不论男女、按代列出的方式完成了继谱。2006年完成后，我将家谱寄给同辈人，人手一册。在湖南的表阿姐婉苓来信说：“家谱慰藉了我的思乡之情。”原来婉苓的母亲，即姑妈，早年嫁到孙家，她子女多又因工作分散于各地。婉苓表姐还说，原先连外公的名字都不知道，现在居然还知道了那么多的祖辈。的确，家谱编好后，亲戚间的联系更多了，我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现居上海、北京、重庆、浙江、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省市，这几年他们常在清明节来慈城祭祖寻根，因为家谱增加通讯地址，他们回来大多住在雷家弄的祖居。
⊙离开慈城往事
口述者：冯进新出生年月：1949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宝山区（云西）三花现代城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母亲姓俞，名娇麟，是慈城竺支山门俞家的女儿，现址在慈城新弄内，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作公馆的那些房子。母亲是五姐妹二兄弟，她的大姐娇仁，我们叫大嬷，嫁到颜家桥冯家[1]，是冯孙眉之妻；她的二姐希增又名俞襄，我们叫二嬷，嫁给布政房冯定[2]为妻。
当时的外公好逸嗜赌，一家仅靠外婆做女红维持生计，家境贫困，母亲未成年便与她的三姐娇凤离家在上海一手帕厂做工。17岁那年，外公私自作主将母亲许给父亲冯有箴。父亲比母亲大8岁，说是慈城大户人家，属后新屋冯家，家有五间头大屋一幢，位于慈城北门外桃园脚下（原址现为民主路北水文队家属工厂），还有一只大金手镯（后知是包金的）。
祖父宜彭[3]属于启承祠藕田畈冯家，个子不高，微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人称小老板，又没有固定职业，因能写一手好字，经常帮人抄写对联、挽联等，偶尔也做红白喜事司仪，平时喜话讲讲，麻将搓搓，有抽鸦片之恶习。藕田贩冯家到祖父一辈已败落，但还死要面子，父母结婚场面很大，也十分铺张，结果是婚后负债累累。
父亲能拉一手京胡，也是京剧票友，每逢节日盛世，父亲经常参与应星耀先生组织的吹拉弹唱，我家曾有这些吹拉弹唱场面的纪念照片，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同时销毁的还有祖先留下来的红顶帽珠一枚。
我族冯家创业是从冯映斋创办冯存仁堂开始的，较为鼎盛的是映斋公第四代，比如季房云濠、云祥兄弟捐资办学、疏治慈湖、捐银筹饷等，以致我族有“江淮河汉”、“乾坤”、“经纶昆仑”十房之说。父亲晚年回慈城，写下几张关于冯氏家族的记忆，其中有“始平望族，慈水名家”，“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凌云绵世泽，大树振家声”，“大树家声远，凌云世泽长”的对联诗句。我族作为慈城冯氏惠宗祠（承志堂）支族，下又分设观德祠（恒裕堂）与启承祠（存仁堂），我家作为十房之一脉，至映斋公七世孙开始败落，败落之因是鸦片。有道是饱暖思淫欲，而冯家人温饱寻刺激，对于鸦片，从好奇到为了派头，导致上瘾后不可收拾。
根据冯家祠堂族规，族里子孙轮流受益公租，因我家到父亲是四代单丁，所以每隔三年就能享受一次，而兄弟多的人家则要六年，甚至九年才能轮值。照理这些租银可享用一年半载，饭总有得吃，但被鸦片一折腾，我家是年年先吃后空，不断变卖家产。所以母亲嫁到冯家后，所谓藕田畈冯家已是千疮百孔了，但依旧不改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家里有肉庄、布庄和南货庄三本红折，这红折是先取实物后回钞，一般是平时随便拿，记账年终结算。每到年关，祖父总是借故外出，当举债人上门，听说先生外出（旧时男主人不在家）讨债人只好怏怏而归。更有意思的是，每当中午，祖母总让娘姨（佣人）烧大镬水，原来是烧水能使烟囱冒烟，似乎告诉邻居冯家在烧中饭，谁知我家烧的是水，连粥都谈不上。当时慈城穷人也有一日吃两餐的，我家的情景真有点像小说里的情节。实在是无米下锅之时，只好悄悄差人从后门出去用家传的翡翠或者木香等名贵中药换些钱粮，以补无米之炊。这样，度日如年般过了一些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无奈只得把祖传的房子卖了，还清债务后所剩无几，我家只得租住在白药房房子里。
1936年，祖父过世后，母亲当家，她回绝了赊销的三本红折，辞退了所有娘姨和看山人，并把山上的所有树木砍伐卖掉以补家里的收入。然而这些举措违反了族规，遭到族人的谴责，说是大逆不道，然而母亲根本不理这一套，我行我素。毕竟这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再说父亲是单丁，别人也无可奈何，而且时代已进入民国中期。
这是母亲讲的我家离开慈城的故事。母亲常说，无事不胆大，有事不胆小。日本人侵占慈城前夕，父亲在县政府当文书。日本人侵占慈城后，也曾规劝父亲到县府上班。母亲考虑到父亲若继续上班，肯定会被认作汉奸，若不上班一家没收入不说，日本人还会上门找麻烦，于是全家悄然逃离慈城，到上海投亲靠友。从此慈城冯氏藕田畈一脉从慈城消失。
（冯新平参与口述）
口述稿的叙述地点、叙述人物出生地或祖地，大多以五马桥为中心向外延伸，主要居住地有花园冯、后书房、前新屋、后新屋（中央大门、新大门、老大门）、雷家巷、藕田畈。口述稿的主题，有离别与回归，如《冯骥才故乡行》、《离开慈城往事》、《寻找前新屋》等；有家族文化回忆，如《惠宗祠祭祖的一些记忆》、《后新屋新大门逸事》、《祖居、祖坟与家谱》等；还有守业与创业的故事，如《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爱唱〈春天的故事〉》等。
⊙父亲冯骥才
口述者：冯宽出生年月：1967年职业：基金会管理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口述时间：2014年2月
2012年，父亲70岁。他在北京画院举办了名为“四驾马车”的展览，全面展示他在文学、绘画、文化保护和教育四个领域的成就；同时，又出版了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书，名为“生命经纬”，分上、下两册，回顾并总结了他七十年的人生历程和艺术事业。在我看来，父亲的人生曲折，丰富多彩，可说的事情太多太多。记得多年前父亲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父子本是忘年交”。我想，作为忘年交的父子，最重要的是理解。那么，今天，我就从“忘年交”的角度，谈谈我对父亲的认识、理解和感受，以及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印痕的生活片段和趣事。
我出生的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父亲家、母亲家都被抄了家。当时是父亲人生的最低谷，前途一片漆黑，在恐惧、压抑和痛苦的夹缝中艰难度日。父亲给我取名冯宽，是希望我的未来宽阔坦途，逢事必宽。也正是“文革”的原因，父母看不到国家的未来，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所以没有再要第二个孩子。于是，我就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独生子，小的时候没有兄弟姐妹做伴，或许，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小小遗憾。
我出生不久，便被送到外婆认识的一个托儿户家寄养。当时，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无力帮着带孩子，而我父母又陷于生活的困境和挣扎之中，自顾不暇。无奈之下，只得把我托付给外人照看。我的托儿户是个老太太，背有些驼，身体不好，但人非常温和、慈爱，我叫她“老朋友”，一个特别又亲切的称呼。老朋友年轻时家境不错，只是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嫁人，孤身一人，靠给亲戚朋友带小孩为生。老朋友信奉基督教，善良、正直。我记得，落实政策后，她的生活有所改善，就主动减少了我的托儿费，有时还带我到外面吃顿西餐。老朋友待我如自己的孩子一样，倾注了亲人般的爱，使我幸运地在那个灰暗阴郁的年代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童年。
上小学后，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全家住在一栋老式三层楼房的顶楼，外面有一个大露台。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无情地摧毁了我们这个家，这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大地震发生的那个夜晚，天气十分闷热。当时，我睡在靠墙角的行军床上，父亲嫌热，睡在地板上，母亲睡在另外一间小屋里。突然，地动山摇，屋子剧烈地抖动起来。父亲当过运动员，反应快，一把将熟睡的我从行军床上拉起来，护在身下，紧贴着外面是露台的那面墙。此时，屋子摇晃得愈加猛烈，房顶已开始坍塌，靠胡同的那面墙被抛了出去，更可怕的是我睡的那个行军床早已被埋在砖瓦之下。四周一片漆黑，外面传来阵阵房屋倒塌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恐怖和绝望。这次大地震破坏力极强，震了有几十秒。后来，我们三个人凭着一丝微光，摸索着，从废墟般的楼房中爬了出来。大地震夺走了无数的生命，而我能幸免于难，我想，是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震后，我们住临建棚，后来又借住在五大道的一个朋友家中。这时，父亲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我记得，大约是1977年，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义和拳》，那是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放暑假，就到北京找他父亲的宿舍有四个人，他让我睡床上，自己在地上打地铺那时的生活非常苦，父亲抽的是“战斗牌”香烟，我们经常吃五分钱一碗的麻酱面。一天，父亲带我去爬香山，天还下着小雨。中午下山后，我俩到山脚下的一个小饭馆吃饭，看到邻桌的老人带一个小孩吃红烧鱼，我有点儿馋，就对父亲说，也想吃鱼。父亲说，咱们要是吃了这顿红烧鱼，恐怕就没有回去的车费了。看到父亲那无奈的表情，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生活有多么的艰难。转年春节，父亲的心情格外的好，“四人帮”粉碎了，《义和拳》出版了，他还得到一笔丰厚的稿酬1]，在那个时代可是件新鲜事。他给我买了一大盒花炮，和我一起放了个痛快。那年除夕夜的鞭炮格外的响，整个城市淹没在喜庆的硝烟之中，人们又看到了希望，父亲的人生也迎来了新的转机。
我上中学那几年，是父亲写作的旺盛期和高产期那时，文学备受关注，一篇好的小说，一部好的作品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共鸣，掀起热烈的讨论。在这种大环境下，父亲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而家里的柴米油盐、洗衣做饭这些活儿都由母亲一人承担。其实，母亲也画画，擅长工笔人物花鸟，所画的古代仕女甚为典雅优美。不过，为了父亲的文学，她放弃了自己的美术设计工作。当时，我们已搬回那个带露台的老式楼房。这栋楼房在地震中损毁得非常严重，后来进行了全面的翻修重建。我们住的三楼只有一大一小两间屋子，小屋堆满了书籍、资料和杂志报纸，大屋就是我们三人共同生活的空间，也是父亲的创作空间。为了不打扰父亲的写作，在家里，母亲和我尽量不出声，我也极少带同学到家里玩，因为我们理解，创作的灵感有时转瞬即逝，给父亲创造一个安静的、只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世界，就是对他事业的最大支持。
写作之外，父亲是个生活兴致很浓的人。在踏入文坛之前，父亲一直从事绘画，还打过几年专业篮球，他兴趣广泛，爱好多样。记得，父亲喜欢画漫画，在家里经常画母亲和我的漫画，当然，也画他自己的漫画。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些当时他画的漫画，这些漫画记录了我们生活中许许多多有趣的片段和情景。父亲虽然很少过问我的学习，也从未参加过学校的家长会，甚至有时会搞不清我该上几年级，何时该放假，但是，在写作空隙，他还是很愿意跟我一起玩儿，而且花样翻新。在那栋老楼的露台上，父亲和我养花、养猫、养兔子、捉蜻蜓、捕麻雀，甚至还用借来的气枪打过靶。我们比赛投篮的那个小篮筐就是父亲用铁丝做的，固定在木板上，装在墙上，还用线绳编了个小球网。乒乓球台也是父亲用两块铺板和一个木凳拼搭而成的。生活中，父亲是争强好胜的人，打起乒乓球更是如此。他从不打和平球，也从不让我，而是全心投入，每球必争。若是输了，也很不服气。过不了一会儿，便会主动邀请我再战一局，眼神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我想，恐怕正是父亲这种争强好胜的天性，铸就了他日后事业的成功。
现在，经常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不继承你父亲的艺术基因，搞文学绘画呢？”其实，我高考那年，父亲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当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很犹豫，因为我本来很喜欢中文和历史，而且作文也不错。当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作家是人世间的苦行僧，是苦难历练出来的，不是大学中文系能培养出来的；手艺是可以传承的，但艺术不行，艺术的感觉只属于艺术家本人，别人是无法学到的。末了，父亲建议我最好选一门“他不会的专业”，这样父子俩就能互补了。最终，我选择了英语专业，报考了天津外国语学院，并从此与英语结缘。在后来的若干年间，我的英语特长还真“互补”了父亲不会外语的缺憾，给他翻资料，做翻译，陪同出国交流。记得，我大学毕业不久，翻译出版了两本英语小说，父亲特别高兴，还给写了序。父亲戏言：“如果你成了大翻译家，那咱俩可就是文坛的佳话了。”
如今谈父亲的事业和他艺术人生的文章数不胜数，但如果让我来说自己的认识，我想，可以这样概括，他是艺术的天才、文化的先知、行动的知识分子。
在我看来，父亲的艺术人生可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时期，那时他在美术社画画画，又秘密写作来记录身边发生的人间苦难；第二个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到1989年，他以伤痕文学步入文坛，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等作品，逐步成为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家；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他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重拾画笔，同时自发地、自觉地进行城市文化保护；第四个阶段是从新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出任中国民协主席之后，开始引领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并逐渐形成了大家所公认的文学、绘画、文化保护和教育“四驾马车”。父亲艺术人生的四个阶段，都是苦乐相伴，但每次“转型”又都源于他的艺术天赋和对文化的热爱。
说到天才，我认为，天才是不可复制，是上天的赐福，天才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灵性与感悟，在社会历练中，自我完善，自我成长。文学和绘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文学用文字表达，绘画用笔墨表现。一般来说，作家极少是画家，因为绘画需要扎实的基本功，特别是中国画的笔墨运用，没有长年的研习和苦练，很难驾轻就熟；而画家又很难成为作家，因为画家太感性，也太随性，但写作，尤其是写小说，需要思维理性、缜密、严谨。能够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不凡成就的人，应该就是天才。我想，父亲做到了。父亲从小喜爱绘画，也拜师学过绘画[1]，后又从事专业的绘画工作。他的画，是他心灵世界的写照，情感丰富，意境深远，文学韵味很浓，是一种“散文化”的绘画风格，学界称之为“新文人画”。父亲的文学作品，题材很广，小说有长篇、中篇、短篇，还有散文、随笔、诗歌、杂文等，创作量很大，有数百万字，还有数十种外文版本，多篇文章被选入国内外的中小学教材。记得，曾有一位摄影师给父亲拍过这样一幅很经典的黑白照片，父亲站在书房里，一手拿着钢笔，一手拿着毛笔，笑容满面，意气风发。我想，艺术家最大的幸福感还是来源于艺术本身。
所谓的先知，就是一个人的视野，一个人的思想高度，能够超越时代，像父亲说的那样，“能够站在明天看今天”。在我看来，父亲的文化先知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与行动上。大家都知道，近十年来，父亲一直投身于遍及大江南北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硕果如花。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就开始了先知先觉的文化抢救当时，天津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老城区和租界区的众多历史遗存濒临消亡。面对即将消失的天津老城，父亲通过新闻媒体呼吁政府手下留情，又通过个人影响力召集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走街串巷，记录老城的文化遗产，并用自己的稿费，出版了《东西南北》、《小洋楼风情》等图集，为天津这座拥有六百年历史的老城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影像。父亲的文化先知还可追溯到更早，那时他只有20多岁，便自发地对天津民间砖雕遗存进行了调查与记录，虽然这次田野调查只是出于对民间艺术的喜好。我认为，在父亲的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有三个因素很重要，一是他个人对民间文化的热爱与痴迷，一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还有一点，就是他把书桌从书斋搬到了田野，把思想化为了行动。
父亲的生活空间是由两个“世界”构成的，一是现实世界，一是艺术世界。现实世界是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艺术世界只属于他自己，他每天就是在这两个世界不断穿插与切换，乐此不疲。由于父亲的知名度，又担任许多社会职务，每天事务缠身，各种会议、各种邀请、各种约见应接不暇。因此，他的现实世界十分繁杂，往往烦恼大于乐趣；而一旦进入艺术世界，他似乎就进入了世外桃源。问题是，这两个世界的交叉点，就成了父亲生活的“盲区”，往往会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带儿子来拜访，朋友的儿子在美国当警察。聊天间，父亲发现，这位朋友的儿子一直带着警察特有的眼神盯着他的手看，便问：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手呢？这位朋友的儿子有些不好意思，说道：我只是职业习惯，不过，您有戴两块手表的嗜好吗？父亲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忙乱中又戴了一块表。还有一次，在国外，好像是在意大利的一个餐馆，吃完饭后，父亲很爽快地递给侍者一张钞票作为小费。侍者拿到钞票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两眼发光，不断地朝父亲飞吻，父亲被弄得有些莫名其妙。稍后才明白，原来父亲误将一张一百欧元的钞票当成小费给了侍者。
父亲的家庭观念很重，虽然他在艺术上求新求变，在文化上意识超前，但在家庭生活上恪守传统。我奶奶今年97岁。凡在天津，父亲每周二、五下午，必去看望，雷打不动。每年春节，父亲都给我奶奶准备对联、厅堂字画、鲜花、干鲜果品等八大年礼[1]，他说，这是他的年文化之一。父亲重视过年，更喜欢过年，他是年俗文化的倡导者，也是春节放炮的支持者。他认为，过年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情感的总爆发。除夕之夜，我们三口人在父母家过年，吃年夜饭，看春晚。临近子夜，我们家的一个摄影师朋友会来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在我记忆中，这个家庭节目已持续快20年了，接着就是下楼放鞭炮礼花，每年父亲都要亲自点燃一挂万头大鞭，崩崩邪气，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迎来新的一年。
父亲的外表像北方大汉，但他的内心情感很细腻，很丰富，这恐怕缘于他的南方血脉。我爷爷是从宁波慈城移居到天津的，因此，父亲对家乡慈城充满了深深的乡情，曾经两次在宁波举办画展，一次是1992年，举办敬乡画展；10年后，他60岁那年，举办“甲子画展”，还带上了自己年仅4岁的孙女，父亲说，要把“根”接上。敬乡画展那次，我随父亲一起去宁波，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到故乡。父亲很激动，也很动情，去祖居那天特意取了两杯院子里的土，说那是我们的根。回天津后，一杯与我爷爷合葬，一杯现在还放在他的书房里。后来族人送他两幅祖宗像，每逢春节，他都要拿出来，挂在厅堂，和我们一起拜祖。我40岁那年的春节，他还特意让我在“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那副对联前合影。[1]
2004年底，父亲成立以文化保护为己任的公益组织——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基金会就设在天大冯骥才研究院内，他让我来协助管理，似乎是命运的驱使，我们俩居然工作在一起，成了同事。记得，一个秋天的下午，父亲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咱俩恐怕有30多年没打乒乓球了，下去打一场？！站在学院二楼大厅的乒乓球台前，我有一种熟悉又奇特的感觉，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我们家那栋老楼的露台上，但对面的父亲已不像当年那样生龙活虎，动作也不如当年那样敏捷有力，然而，他还是那样全力投入，还是那样争强好胜，每当他打出一个好球，还是那样激动、振奋，斗志昂扬。此刻，我猛然意识到，这就是父亲“四驾马车”不断前行的动力。
⊙冯骥才故乡行
口述者：李建树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作家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东方威尼斯口述时间：2014年4月
那是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1992年春天，《文学港》顾问、著名作家、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先生一行来宁波。
冯骥才来宁波，既不是下生活，也非做讲座，而是应宁波市经济促进会、宁波市文联等邀请来家乡举办“敬乡画展”。当年，我任《文学港》主编、宁波作家协会主席，全程陪同冯骥才在宁波的一些活动。
冯骥才以文学出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之一，曾引领我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冯骥才的中国画也照样博得同行的好评，因而在他未到宁波之前，《宁波日报》资深记者贺圣思撰《未谋其面，先说其人》一文，此文一见报端，宁波像刮起一股“冯骥才旋风”。第二天，《宁波日报》又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冯骥才的《老夫老妻》等10幅作品，当天，火车将冯骥才、其母亲、其妻等亲属及随员等一行送抵宁波，下榻金龙饭店（现在的富邦大酒店）。
大约4月18日，“冯骥才敬乡画展”组委会假座金龙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任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挺、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凌国莲等领导，宁波市15家新闻单位及《浙江日报》、《文汇报》、《今晚报》等媒体记者参加。有意思的是不少企业界人士，下榻金龙饭店的旅客闻讯纷纷挤进会场，以一睹冯骥才的风采。其中有从上海赶到宁波的张先生[1]，是冯骥才的粉丝，上任厂长就职演说是朗诵冯骥才的散文名篇《珍珠鸟》。会上，冯骥才说，在宁波举办敬乡画展是一次纯感情行为，他父亲5岁随祖父离开宁波慈城去天津，自己虽然出生在天津，但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在宁波，在慈城。之前，冯骥才曾来过宁波，逗留四小时只照了一张相就离开了。几年后，冯父去世，寻找祖辈的踪影以及祖根，一直成为冯骥才的乡愁情结。正是如此，冯骥才一直认宁波为家乡，在“敬乡画展”开幕式之前，他在江北区领导的陪同下到慈城寻根访亲。
少先队鼓号齐鸣，乡亲们夹道欢迎，冯骥才表情有些凝重，因个高，他像叩拜祖先似的低头走进冯家老宅——民主路161号院。冯骥才的堂嫂周杏云恭恭敬敬地向冯母戈长富作了个揖，说：“我是应当叫你叔婆的啊。”宁波民间称长辈，大多自降孩子辈称，以示尊重，这位慈城堂嫂就是遵循这一风俗来称呼冯母的。专程从香港赶到宁波一起寻根的冯骥才二姐冯惠说：小时听大人说，我有三个姑姑，其中有个叫大毛，有个叫小毛……周杏云异口同声说出“小毛”之名，老宅瞬时荡漾“一点勿错”的笑语声。
冯骥才一行穿过窄窄的小弄，走向后花园。花园右侧有口井，冯骥才顺手拿起水桶，打了一下井水。这时，其夫人顾同昭庄重地取出两只崭新的玻璃瓶递给儿子冯宽。冯骥才进入田园，蹲下，和儿子往瓶里装了一些泥土，对我说了句：人间再没有比家乡的土更厚重的东西了。
冯骥才到慈城寻根访亲，向堂哥冯涵才赠《墨竹图》立轴一幅和作品集，其中《墨竹图》题款是一首诗[1]。画面意境、题款诗意均来自他祖父对家乡慈城的描述，因而冯骥才还说了“爷爷小时候在这里玩”……寻根访亲，冯骥才还向慈城镇人民政府、江北区政府各赠送作品一幅，其中赠给慈城镇的是一幅《土厚根深，人远情长》中堂和山水画《苏州梦》[2]，赠给江北区的是国画《千仞壁》。
画展设在药行街的宁波展览馆，时任宁波市副市长陈守义、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毛翼虎、驻甬部队首长等出席开幕式并剪彩，宁波市各界人士挤满了三楼展厅，时评冯骥才的画别具一格，艺术造诣深，画面有文学思维等等。开幕式举行的下午，还在柳汀街文艺会堂举行了“冯骥才与家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当时的宁波市文联主席、画家陈继武，党组书记、副主席朱耀中和近80位作家、书画家济济一堂开展座谈与家乡同行在一起，冯骥才显得分外高兴，说：“我最喜欢的是坐下来，与大家聊大天，侃一侃宁波是个开放的城市，近些年情形不知怎么样，在天津，我们经常举办这类座谈会。”接着，他还谈到对艺术的自见：艺术是喜新厌旧的。凡有激烈批评的领域，都有发展。反之，散文、中国画、京剧等，因为没有批评，就显得沉闷。艺术家是因为有区别才存在的啊。座谈会结束后，宁波作家协会和《文学港》编辑部联合在古色古香的城隍庙酒楼设晚宴款待冯骥才及部分随行人员。冯骥才还挥毫泼墨题词“向《文学港》的读者们问好”。
历时一星期，接纳5000多人次的“冯骥才敬乡画展”闭幕之前，冯骥才宣布义卖五幅作品[1]，其中《老夫老妻》被同乡、台湾实业家应昌期先生买走，义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资助家乡文化事业。我的印象中，义卖款项用于月湖景区超然阁的修葺，当时有关部门拟将超然阁设为宁波画院院址[1]。
冯骥才故乡行，还考察了保国寺、天一阁等宁波文化古迹。在天一阁，冯骥才欣赏馆藏珍品，当虚谷、黄慎（扬州八怪之一）、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画坛宗师的作品一幅幅从紫红丝绒套中取出展开时，冯骥才激动不已。之后，冯骥才撰《天一阁观画记》：“天一阁所藏书画，上及元明，下抵近世，历时数百载，代代宗师，多有真迹，且不乏精品力作。”[2]
在画册《温情的迷茫》等首发式上，冯骥才还两次与宁波读者见面交流，签售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阴阳八卦》、《炮灯双灯》等作品。
⊙惠宗祠祭祖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玉英出生年月：1928年职业：法官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湖人家口述时间：2013年9月
我家祖屋在民主路那边的花园冯，是祖父辈时从那里搬出来的。
祖父是两兄弟，长房昌栋一家搬到三块桥板，二房昌梧，也就是我的祖父家，搬到状元第，他们皆租居他人的房子。伯祖父有两个儿子，出门去上海成家立业，如今我家几乎没与他们的儿孙联系了。
我6岁时，祖父去世。1943年那年，我出嫁到湖心村，对家族情况了解不多，印象也不深。只听长辈说，祖父曾在钱庄做过，后因族人出门多了，自己专门代办族人的轮值祭祀，顺便给出门族人回乡做些婚丧寿庆的事务。关于代办轮值祭祀，我有印象的是祭祀的地方在中城小学隔壁。每年清明、冬至做两祭，族里的男人都可去祭祖，然后能分到麻糍、吉饼、馒头、鹅肉、猪肉等食品。麻糍是自己做的，有算盘那么大，厚以竖起不倒为标准；吉饼有大碗口那么大，内嵌有馅，外面撒芝麻，盖了红印；祭祖分的馒头其实是油包，是用白糖、桂花、猪油做馅的馒头，吉饼与馒头到专门的店家定做；鹅肉、猪肉每祭一次规定宰杀只数，看祭祖子孙到的人数而平均分摊。冯维周是当时惠宗祠的族长，人们称其维周太公。
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独子，叫长赓，先后在上海钱庄、丝厂工作，1937年因淞沪事变失业回到慈城。父母生育我们儿女仨，因父亲的失业，我家生活十分清苦，弟弟祖豫14岁就去慈城蒋万兴内货店做学徒，后到上海永鑫雨衣厂学生意，在上海成家立业。无论生活多艰苦，父母总是教育我们勤劳做事，清白做人。
⊙后书房、醉花书屋
口述者：冯承禄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中华路146号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住的七间头及三间偏屋称后书房。后书房因坐落在祖辈200年前建的正屋（约有5000平方米之大）所围风火墙后面的书房而得名据侄子春源整理的《慈溪冯氏族谱启承祠支谱》所记，后书房先祖可追溯到冯炼，冯炼公为慈城冯氏忠安公二十四世孙；传到忠安公的第三十一世映斋公。映斋公创办存仁堂药号，建启承祠，为本支始祖映斋公生了四个儿子，分别为元、亨、利、贞四房，后书房属于元房（参见表6.1.1）
元房济五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卓如公，次子德文公[1]。德文公是启承祠三世孙，我的七世祖，家传德文公28岁去四川贩药，回来途中在长江遇难而亡，七世太婆冯杨氏，时年才28岁（史料记载25岁）。以现在的眼光看，七世太婆是年轻守寡，当时的冯家还算殷实，谱记是“家以余裕”[2]，而她“性勤俭，犹日夜纺织不倦”[3]。独子兰江公亦不负母亲的教育，勤于业，建造了老正屋（此名为区别前新屋而称）及后书房。
谱记，兰江公有汝霖、汝震、汝霆三子，他们各立恭、敬、忠三房，其中恭房、忠房的汝霖与汝霆太公喜读书、爱藏书，他们的书房便是宁波藏书文化史有记的寄月楼[4]与循陔书屋[5]。这三房五世祖共生了十一个儿子，宗行为“可”字辈。咸丰初年，忠房的两兄弟，即恭房诗舸公堂弟，可礽公与可镛公[1]先后高中举人，这就是慈城传说中的兄弟登科。忠房，我们称作花园冯家，因兄弟中举时间前后只相差一年，且是先弟后哥，时颇为轰动，冯家自然相当开心，便搭台上演了戏文，这一直是族人的美谈。设在中华路上的花园冯家门楼就是“兄弟登科”的遗迹，兄弟登科的门楼与后新屋新大门差不多，上面是桃园结义（主题）的砖雕，下面是两条石凳，别人家的石凳是平的，它的两端却是上卷的，此门楼的石凳、砖雕后被毁，但门楼依旧。近年，开发公司在修葺时却将原门楼改建，兄弟登科唯一的遗迹毁在我们眼皮底下，实为遗憾。
“兄弟登科”证明了汝霆公创办的循陔书屋的功效。约于1837年，曾祖父可镐公[2]，我们称诗舸公，在其祖父汝霖所居的寄月楼藏书基础上，将自己读书的房子命名为醉花书屋。我家还留着20多把单靠背椅，可能是诗舸公设塾授教而留下的座椅。既有“兄弟登科”的光耀，又有“醉花书屋”的墨香，后书房乃显扬门楣。据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正屋主房为太平军所焚，幸亏有风火墙相隔，后书房未被祸及，但正屋偏房犹如唇齿相依，这场火灾害得诗舸公心神恍惚，乃于1867年带着郡庠生的学衔赍志以殁。
时隔数十年，我们作为慈城冯氏的一支脉以“后书房”而命名，而在我们族人，尤其是父亲维周[1]公名下的子孙却以醉花书房而聚。从诗舸公到我辈的150多年间，因时代变迁，政局动荡，冯氏数代人（上溯至诗舸可公、桂山公、维周公，下有我辈及儿孙们）的生存虽是时兴时衰，而书香传家始终是族人的追求，因而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我们不曾贩卖醉花书房的一砖一瓦，而且从后书房走出的冯氏族人大多爱读书，会读书。我们也不曾分家，大家挺喜欢醉花书房其名其屋。可惜的是醉花书屋东大门今也被封闭，这是书屋保留至今的一大遗憾。
2007年，父亲维周名下的子孙在上海新春聚会，就相聚在上海餐馆，一“浙江慈城冯家醉花书屋”的大红横幅之前，以我的四哥为首，五嫂及诸侄儿、侄女、孙、媳、婿等一百多人欢聚一堂。我在上海的儿女参加了聚会，可惜我守着慈城醉花书屋没去，看到照片颇为高兴，父亲名下居然有那么多子孙，倘若加上在国外的儿孙，那醉花书屋的子孙还要更多呢！
⊙我家、堂哥、族谱
口述者：冯鸿源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国家机关干部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市徐家湾天钥桥路191弄口述时间：2013年1月
我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妹。父亲新才，排行第六，他们是七兄弟三姐妹。父亲为人诚恳，只是当年的社会环境下，他没有进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因而我们子女对他的评价是“智慧诚恳度一生，谦让简朴为他人”[2]。母亲谈咏雪是个关爱子女、操劳家务、勤勤恳恳、宽厚大度的慈母。我十个月大时，因资生姑妈年轻丧夫失子，孤苦一人，父母将我送到慈城的祖父家，时称浙江慈溪五马桥88号的后书房冯家。那时祖母已过世，祖父年近古稀，我由资生姑妈抚养。
我听长辈讲起为祖父做寿的往事。那是1948年的事，那年祖父69岁，我才两岁多一点，所以没印象。父辈在宁波育王寺为祖父做寿，一大家有70多人欢聚一堂。春源阿哥恰逢校庆放假，从上海来宁波，与姑妈等亲人一起住了49天。
1959年，我小学毕业后回到父母身边读书，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工作，先后在重庆铜梁水泵厂、渝州大学工作，改革开放后调到上海铁路局上海机修厂，在副厂长任上被调筹备中外合资企业，一直到2006年退休。其实我退而不休，与朋友合伙办了一家民营企业，虽然每天忙于事务，但一年两次我总要回慈城老家，因为那儿有我们的祖屋与祖坟，有我的童年记忆，还有我怀念的亲人，尤其是资生姑妈。只可惜岁月不饶人，长辈好多已故去，祖屋也像白发的老人，过去有我五伯父和五伯母、小叔、婶（承禄）等人居住打理祖居，现在小叔、小婶年老体弱，需人照顾，也回到上海居住，无人居住的屋子最会破旧，不知今后将何去何从呢。
我有21个堂兄弟姐妹，大多在上海。春源阿哥是我大伯承祖次子，比我大14岁。现在他因健康原因委托我介绍，我就谈谈春源阿哥和他编族谱的事儿。春源阿哥生于老家，祖母去世后就去上海读小学，他与小叔年龄相差十多岁，叔侄俩同住在方浜路石皮弄，小叔教春源阿哥吟“碧云天，红叶地”诗，绘赠了画有菊花等花样的扇子……春源阿哥说他终生从事化学工业，是因读高中时小叔给他的92种（现在已有100多种）化学元素表。这张元素表让他兴奋得又是抄又是背，之后的他又选择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攻读理学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21岁的春源阿哥在上海中孚染料厂（后改名上海染料化工厂）工作。那时，肺结核病严重威胁着国人的健康，生产治疗肺结核病的特效药雷米封的原料对氨基水杨酸（英文缩写是PAS）要从德国进口。1957年，春源阿哥和他的科研小组成功试制间氨基酚。间氨基酚是染料及医药中间体，也就是生产雷米封的原料。春源阿哥所在的染料化工厂将这一科研成果提供给上海信谊药厂，由此合作生产出治疗肺结核病的雷米封，由于自己研发不再从德国进口而节约了大量外汇。第二年，春源阿哥被上海市总工会评为先进青年工程师，在上海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被授予“节约黄金十万两”的证明书。之后，南京化工厂、吉林化工厂品、天津染料厂、宁波农药厂等企业也先后上马生产间氨基酚这一化工产。
1988年，春源阿哥主持的“硫化棕技术的改进”项目获得化学工业部科研成果三等奖。两年后，他被上海市化工局授予“上海化工科技专家”称号。同年，被闵行区人大代表选为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代表。春源阿哥先后任上海染料农药（集团）联合公司总经理、上海染料化工厂厂长、民主建国会上海闵行区主委、闵行区政协常委等职。
退休以后，春源阿哥除用自己的专长发挥余热外，还热心编纂《慈溪冯氏族谱》（启承祠支谱）。他编纂族谱的起因是三伯承祉在20世纪60年代记过启承祠冯氏族人的生卒和祖先逸事；改革开放以后，花园冯氏族人涵才叔也热心于此。受其影响，以及在我们慈城冯家人所遗传的强烈的家族观念的驱使下，春源阿哥于1999年开始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整理启承祠支谱，他编纂的原则是不论男女都编入，一年后完成了初稿。为了广泛听取族人意见，2001年9月，春源阿哥专程去天津寻找骥才叔，征询他和他的父、祖辈有关情况。这期间，堂哥将他自己收集到的族谱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族人，2006年刊印的《慈溪冯氏族谱》，其原稿便是春源阿哥的整理本，只可惜刊印出错太多，春源阿哥较为着急，他打算将自己的抄本提供给宁波图书馆，供其制作电子资料，一是便于广大读者阅读，二是避免以讹传讹。
编好家谱后，春源阿哥在上海发起举办了“浙江慈城冯家醉花书屋丁亥年新年聚会”。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次聚会了却了我们对家乡的思念。多少年了，无论于个人，还是于故乡，我们慈城冯氏子孙真是希望，托庇荫德，世系繁衍，瓜瓞绵绵，荣族昌国。我们堂兄弟姐妹虽在上海的为多，但大家都经常会去慈城。因为我们后书房冯家是人丁兴旺的启承祠一脉，不说先辈是书香门第，父辈们虽因战争等时局动荡导致家庭经济困难，但祖父还是力所能及保障父辈接受良好的教育，其中小叔、小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我这一辈，即“源”字辈的后书房冯家子孙中，至少有15人大学本科毕业，不过好多人已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目前还在勤奋工作的有晓源[1]等3人。晓源是承祚五伯小儿子，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这些年不管其公务有多忙，每年清明总去慈城，祭奠父母，追思亲人。我辈亲戚、我们的儿辈有留洋去国外的，如春源阿哥的孙子嘉冕读完硕士后现在美国波士顿理工学院工作。尽管如此，我们后书房这一大家族人落叶归根的首选之地还是慈城黄夹岙。我的祖父在那儿，他的墓穴合葬着他和他的父母儿子三代；我的父母亲在那里，我们的伯伯在那儿，三伯的儿子延源在那儿，小叔长女邕邕在那儿，春源阿哥自选的寿坟也在那里……
慈城是千年古县城，而我们冯氏又是千年望族，为了发扬“做事要实，为人要正”的家族传统，去年（2012年）我与嘉源阿哥发起汇编《冯氏亲友通讯录》，汇编通讯录的另一考虑是因为春源阿哥所编的支谱已有十多年，我们的孙辈大多又已成家立业，这样就像一棵根深枝繁叶茂的大树，而同根生的亲戚好多是相见不相识，有的儿孙甚至都不知我们的祖脉在宁波慈城呢！
⊙我出生在曼生公坟庄
口述者：冯有政出生年月：1939年职业：技术员学历：大专肄业
口述地点：宁波慈城慈湖人家（一期）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出生的那年正遇日本人轰炸慈城，当时父亲在上海的中国国货公司工作，说是一部门负责人，能算会写，会说日语，是因父亲曾去日本经商多年。与好多慈城家庭一样，母亲在慈城，快要生我时，城里拉响空袭警报，大肚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姐姐与家人一起逃难到云湖乡的五婆湖，那里是曼生公的坟庄。坟庄有房子，还有云居庵[1]，这是冯家的家庵。据说母亲先住在云居庵，做产在坟庄，因为庵里不好生小孩。坟庄有好几间房子，住着管坟人徐家父母和他们的儿女，两个儿子叫广宁、宝岳，年纪都比我大。大的广宁前几年过世，小的宝岳还在，可能快90岁了。
我满月后，日本人轰炸也差不多了，尚在襁褓里的我又随母亲回到慈城。不久慈城沦陷，父亲离开国货公司到犹太人开的工厂做跑街，母亲即带我去了上海，住在南市中华路，与慈城的街名一样，门牌号记不起来了那时我才5岁，还上过南市中华路模范小学幼儿园。8岁回慈城读小学。
这一去一回，我发现前新屋冯家有了很大变化。去上海前，我们住在观察第大门大屋里，那些大屋是单独四个小院并成的大院子，像一个“田”字，不过中间的“十”是个道地，即天井；而这次回来，发现大片的房屋没了，只剩西北角的一院，就像“田”只留左上角的一个“口”。前新屋分久记、月记、宝记、吾记四房，这一角房子是月记，其余三房房屋都被1946年的一场大火烧毁。所以8岁回来时，我们就住在沿街（即现在中华路上，城隍庙以西）的一排偏屋里。除此之外，我还发现沿街位于城隍庙与观察第门楼间还有一扇进出宝记的大门，也称仪门，其门牌号为中华路24号。仪门是对开双扇门，里面有碗口粗的木门闩，门楣最上方有“圣旨”两字，下对的横匾则是“敕封”两字，观察第还有竖旗杆的墩子。我听大人讲，慈城的统宗祠与大宗祠是因二兄弟互不服气而分开两祠，原址分别为现铁路工具厂和原慈城一小（尚志小学）。1939年，因为我出生于那一年，家人记住了年份，说那年有人从福州来认祖归宗，对方拿着家谱来对，结果对不上，回去时十分失望。
我是宝记的子孙，先祖是曼生公，而且我的印象中曼生公就是冯阿云，醉经阁的画像，好像也是曼生公。我好像从来不知冯云濠，只晓得外人称冯阿云，自己人称曼生公。近年听说，冯阿云与曼生公是兄弟俩，那家传中的一人主内，一人主外，是否就是冯阿云与曼生公之分呢？还有奇怪的是曼生公的坟庄，管坟人都认为是冯阿云，而墓碑上书写的却是“冯云濠之墓”；而且坟庄是宝记一家所有，那坟庄有大批的山田，山田栽有不少杨梅树，管坟人每年来送杨梅，回去时常回（送）些城里的糕点、日用品。
冯家与凌家因联姻而为世交。1962年，我随凌伯伯（即凌近仁先生）去五婆湖的坟庄，那时，少年时清明上坟所见的大墓已不见，墓地变成一块乱石荒地。据说是兴修五婆湖水库时，墓的石头用于建筑水库堤坝，而墓的九拜坛银碑有的被村民用作洗衣台，有的被盗后追回。曾经有印象，曼生公坟墓边有一座侠客坟，无碑无铭文，就是不知墓里的人是否与我家有关。家传曼生公做坟时，侠客坟已在，后将其动迁一下，所以每年上坟，家人都会祭拜这座侠客坟。
母亲识字，也会讲故事，说得最多的是冯阿云的逸事，其实关于冯阿云，老慈城人或多或少会说一些。母亲讲的版本是：
冯阿云主要做药材生意，一次去四川的路上看到一口草结棺材，好像隐隐约约有人。因时近黄昏，冯阿云前面走，那人后面跟，相隔一段距离。冯阿云看那人蛮悲切，好像在寻求帮助似的，还看到那人的手向前指点一下，再仔细看就不见了人影。冯阿云朝那人手指的方向走过去，原来是个村庄，村庄里有位年轻女人在哭泣。
冯阿云走上前去，问她为啥如此伤心。少妇答：男人欠了债，财主要让我抵债，那小孩没人养。冯阿云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就问多少钱，对方答是20个大洋。冯阿云就摸出钱对方请冯阿云留下名字，而冯阿云只说了句“算了！”，转身离开。
过了蛮多年数之后，冯阿云又走过这一地方，看到有幢房子，交关闹热，一问知相公中状元。中状元大好事，应开正门，可这家没有开，原因是没有找到恩人而且主人宣布，要找到恩人才能开正门。冯阿云看看这房子，联想到十多年前的大洋之事，就从边门进去，老太太坐在上方，状元坐中间……老太太一眼就认出冯阿云，马上跪了下来……
除这一传说，还有冯家腊月祭灶过二十四的传说，长江每十里建有“万丰”凉亭的传说等。母亲说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我们冯家有显赫的家史，而我出生在曼生公坟庄，有时也成了母亲的故事。
⊙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
口述者：包于飞出生年月：1951年职业：编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香格里拉大酒店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我的外公冯治先是慈城前新屋江房月记的长房长孙。据传，外公祖上的一脉是四兄弟，分江、淮、河、海四房。听说，冯家男人大多结过几次婚，前面的太太又大多死于产后疾病，外公的父亲和第一位夫人张氏生二子，是我的外公治先和二外公涵先，外公还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则先、和先（参见表6.1.2）。
外婆陈韵兰是宁波镇海人，俗称“颍川陈”家的后代。外婆是太外公（外婆的父亲）陈大章的小女儿，很有个性，不肯缠小脚，还要像哥哥一样到私塾读书，因此后来90多岁时还能看琼瑶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外婆不肯随便接受父母包办婚姻，22岁还尚未出阁，按现在的说法，那时的外婆也算“剩女”了。
太外公在上海三马路（现称汉口路）开同泰祥南北货店，与（上海）冯存仁堂同一条街。听说冯存仁堂“治先阿大”[1]先生的夫人不久前病故，因平素见其为人忠厚、外表儒雅，就有心将女儿许配于他，但又怕外婆不答应。所以媒人想了一招，让太外公佯作陪外婆去绸缎店买衣料，叫外公也去绸缎店。没想到相见之后，两情相悦，不久，外婆成了外公的第二任夫人及七个孩子的后妈，结婚时间是在1926年。
外公、外婆是在慈城前新屋拜的堂。外婆曾提起，当时她作为新媳妇，每天光一房一房地去敬茶、请安，就要忙乎大半天。冯氏家族人多规矩多，家里虽雇有不少佣人，但族中长辈仍要求媳妇们须“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久，外公外婆因不想参与家族的“内斗”，便以孩子多为由将全家搬到了前新屋外、冯氏家族小西门西仓的厢房里，我的母亲冯琳妤就出生在那里。母亲出生后，全家又搬到了宁波布政巷，此为太外公（外婆父亲）造的新房子，我的四姨、五姨、六舅均出生在那儿。
这时的外公已受族人委托全面掌管冯氏祖产冯存仁堂国药号，药号分设在宁波、上海两地。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作为长房长孙，外公一直跟着从（叔）祖父[1]在冯存仁堂做事，后因从祖父告退，族中长辈就安排忠厚稳重的外公接替他。成为冯存仁堂的“阿大先生”以后，外公按“余少好医，视人疾病如己身。兹铺之设以济人为务，不计资本盈亏，惟求无愧于心”的祖训，用心打理着上海、宁波两店的药堂事务。据家人回忆，冯存仁堂常年备有丸散350多种，胶膏30多种，还有参茸桂燕、花露药酒。
冯存仁堂的膏方、丸散特别讲究原料的产地及制作过程的火候与时间，外公遵循此道，安排二舅庆荣[1]（大舅冯庆齐因病早逝）到冯存仁堂的药材供应商嘉广生药材行工作，负责监控药材的进货渠道，以保证原材料的绝对精良。众所周知，国药原料大多是有药效的植物，而同类植物生长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其功效是大不相同的，且价格亦相差也很多，外公让儿子负责就是严把进货渠道。
外公维护着百年药号的信誉，灵活运用祖传的经营之道，最有特点的是朔望减价，也就是农历、阳历的月初、月半，药价一律九折。货真价实、灵活经营之道让冯存仁堂不仅仅在设店地久负盛名，还远扬福建、台湾
地区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据说那边的渔民、客货运商人等来此地将海产品出售后，往往带去冯存仁堂的丸药、胶膏，听说东南亚一带十分钟情的是冯家驴皮膏，而冯存仁堂的驴皮膏制好后不存三年是不上柜台的。1933年初冬，冯存仁堂又在上海浙江路开设分店，那时的冯存仁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外婆带领全家逃难到上海，投奔上海冯存仁堂。此时，战争的阴影笼罩宁波、上海冯存仁堂，家族中股东们人心惶惶。
1938年，外公因患疝气动手术，结果手术后感染意外去世。外公的去世，使冯存仁堂的经营雪上加霜。一时间，家里失去顶梁柱，店堂失去掌门人。不久上海冯存仁堂劳资矛盾逐渐激化，而股东们又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个“拆家棚”[2]的阴谋正在冯家的不肖子孙间偷偷地进行。
1940年的一天早晨，店中小伙计敲开了外婆的家门，报告店堂被抢。
里的家当都没了。原来是股东们瞒着外婆将上海冯存仁堂“一脚踢出”[1]
待外婆去到店堂一看，一片狼藉，除了一地的草药，值钱的药品药材、药号，
卖掉分钱了。
听说要不是冯存仁堂的大股东、绰号“大屁股[2]”的堂族伯婆的坚持，宁波冯存仁堂也难逃祖产被卖掉瓜分的厄运。
1950年，宁波冯存仁堂因族里找不到合适的子孙负责，因此决定召回二舅冯光宇接任宁波冯存仁堂的“阿大先生”。不久，药堂实行公私合营，二舅作为资方代表出任经理。
附文：
给孔老板捡了个大便宜洪光祥
冯存仁堂原是宁波一家大药店，来到上海后就被同业公认为上海中药店“四大户”之一。然而1940年上海冯存仁堂突然宣布关门歇业，这令同业十分惊异。冯存仁堂歇业时的存货数量极大，据说仅贵重药品麝香一种就有十斤。照现在看来这十斤麝香价值连城，即使不做生意，关门坐吃，一辈子也吃不完。这说明该店实力之雄厚。至于歇业的原因，局外人就不清楚了。如此一批数量巨大的存货，要找个大买主一次性成交，显然成了一个难题。
就在冯存仁堂为处理这批存货操心时，有位宁波人孔老板正在筹划新开一家药材行经营中药材批发生意。他急于购进数百种常用的中药材“铺底”，既要品种齐全，又要价格低廉，同样为这件事在操心。
孔老板名叫孔金榜，在行业中并不闻名，所开的“元亨药行”规模也不算大，可他却是行业中知名人士张善章的师兄。于是经张善章的介绍，孔金榜与冯存仁接上关系。一方正要找个大买主将全部存货“一脚踢出”，另一方又要把几百种药品以低价“一锅端进”，双方一拍即合，顺利成交。
冯存仁难题遇到这个良机，将全部库存原药连同已切好的饮片不顾血本全部卖掉。尚有一批成药因不属药材行经营范围，则另找买主。孔老板以极低价格一次购进这批急需的药材，真是捡了个大便宜。至于这批麝香，孔老板明知是便宜货，然而因资金有限，实在啃不动这块硬骨头，只好分购部分，其余都给几家大户分享了。
孔老板不仅以低价购进这批药材，尚有些零星少数的冷背品种，几乎不计金额白送。还有些生产工具及容器，也随便估个价就带走。有了这批货撑门面，元亨药行就开张了。
我原在宁波一家药材行当学徒，三年满师后于1946年跳槽到上海进元亨药行，本可享受“客师”待遇。因我才16岁资历太浅，按当时习俗，孩子一生只学一次生意，不当两届学徒，孔老板给我一个面子，把我当“过堂弟子”（即非正式的师徒关系）对待。
那时冯存仁堂歇业已有6年，但元亨药行的库存中尚有部分是冯存仁堂的“关店货”，卖了几年还未卖完，可见其数量之巨。尚有些生产工具及容器，如煎膏方用的紫铜锅、榨汁用的木榨汁床、精美的瓷瓶锡罐以及竹匾盆盘等等，甚至小到柜台上压方笺用的“戒尺”，每一件上都刻有“冯存仁堂”标记，这些器具在我的手中使用了好多年。如今要是能留下其中的一件，也可当成珍贵的收藏品了。
孔老板每次同我们说起冯存仁堂，就会滔滔不绝地叙述当年的情景。在他看来这是他一生中最赚钱的一笔大生意，永远不会忘记。
⊙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
口述者：冯静川出生年月：1944年职业：企业管理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宁波市新马路61弄新大楼口述时间：2012年8月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冯光宇是上海嘉广生药行[1]的跑街，他时常去四川、广西采购药材。药材原主要供给沪甬两地冯存仁堂。上海冯存仁堂
时称沪上四大药店之一，甬上冯存仁堂被誉为药店四大家之一，而且其信誉远及港、台及南洋地区。这不是我信口开河，而是父亲记述冯存仁中药店简史时这样写的。冯存仁上海店因尖锐的劳资纠纷而关门大吉[1]，而嘉广生药号还持续了几年。
冯家祖上经营药店颇有策略，上海冯存仁堂创办于清末，嘉广生药行也是冯家的产业，只是创办时间比冯存仁堂晚一些，专门采购药堂所需的原材料，但是独立核算。就此而言，嘉广生对外是药行，对内是药堂原料仓库。从父亲留存的《嘉广生药行同仁通讯录》中有28位跑街分析，药行颇具规模，不知宁波的冯存仁堂原料是否由其提供。同时，冯家的祖上还注重经营人才的培养，父亲是祖父治先的儿子[2]，祖父是上海冯存仁堂阿大，儿子是嘉广生药行跑街，既把好原料关，又培养儿子的经营管理能力。父亲出生在慈城，1930年到上海南市里咸瓜街上的广生药行学生意，满师前先后做营业员、二柜、川广线跑街。
1951年，冯存仁堂宁波店因劳资矛盾而产生纠纷，冯家族人便委派父亲到宁波店，以调解矛盾，维持祖传家业的生存。那年，我们姐弟妹四人跟随父母乘火车到杭州，再坐长途汽车到宁波，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李先生，好像是冯家外吾记的账房先生，一路上父亲与李先生低声交谈，当时不知但现在回想可能是在商议解决矛盾的办法。
到了宁波，我们暂住在和义路钱业会馆，两三天后我们住到解放南路370号。那时我才七八岁，经常去店堂，进门直奔药柜前，拉开第三格抽屉，撮一束甘草当闲食吃。
在宁波，父亲还是做他的老本行，负责进货及店堂的供销，因为兼有调解劳资矛盾的任务，使时任经理大为不满，为此两人还打了官司。因为父亲以职工利益和国家税收为重，所以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赢得了职工的信赖，冯存仁堂呈现空前的和谐。宁波名医张沛泉时在药堂坐医，药堂职工全吃阿兆师傅的包饭，按理药堂不供应张医生的伙食，但店里职工偶尔也会邀请张医生共进午餐，这是我记忆较深的一事。
此时的店堂已在东大路（后改称中山东路）278号设了分号，总店仍在灵桥门又新街40号（时从天后宫冷藏公司旁边的弄堂进去）。无论是总店，还是分店，店堂批发兼零售的商品有：十全大补膏、龟胶、驴皮胶、鹿角胶、虎骨胶。父亲接任后，除按传统经营方式外，店堂又推出了“代客煎药、接方送药”的经营业务。每年夏天，店堂免费供应金银花露，大凡来往市民都可随便进店饮用；旧时的小孩易患热疮，药店还备有抽脓胀肉膏免费赠予有需要的顾客。
宁波商业界，冯存仁堂可算头块牌子，因而当时的工商联，工业代表是宁波和丰纱厂俞佐宸，商业代表便是冯存仁堂冯光宇。也许如此，抗美援朝时，据说父亲捐了一架飞机，当然是以个人还是以药堂名义捐的，我不太了解。1956年，冯存仁堂公私合营，经清产核定为16万元，是宁波市商业资金最多的一家。而父亲被组织调任宁波市国营国药公司副经理，三年后，又被调回药店，任私方经理。
“文化大革命”时期，冯存仁堂改名东风药店，父亲成为一名营业员。众所周知，“文革”是一场打倒走资派的革命，没有股份、不取股息的父亲因曾任私方经理一职而成资本家被批斗。印象较深的一次批斗是在市人民大会堂，其实批斗的对象是市长葛仲昌，批斗的理由是包庇资本家。可能父亲是葛市长包庇的对象之一，陪同葛市长被批斗。尽管有这样的经历，“文革”时父亲没受多大冲击，没挂书有“不法老板”之类的文字、打了个红叉叉的大黑牌，也没像其他老板被殴打，因为父亲的人缘不错，药店职工只让父亲挂了小黑牌，但胆小的父亲还是吓得瑟瑟发抖。
改革开放后，香港的王宽诚第一次回宁波前夕，宁波有关部门来我家找父亲，希望父亲出面做宁波太丰米粉厂洪老板的统战工作。洪先生与父亲一起接待王宽诚的回乡省亲，而这过程，父亲也很怕，怕说话不慎而影响中共统战工作。也许如此，父亲临终时说自己的一生像大海中的一只船，处于汹涌澎湃的波浪之中。
父亲的哥哥早夭，家里族人视他为长子。五伯庆绵曾经问我，是否看过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并说我们冯家好似小说中的高家，父亲似觉新，中间的几个伯伯[1]似老二，五伯似老三背叛家庭而参加共产党。据说，五伯声明与父亲脱离兄弟关系。父亲听说，十分生气，面对调研人员责怪五伯没有兄弟情义。而五伯听了父亲的话，当即伤心地流泪了，因为时任温州皮革厂书记的五伯伯已被定为走资派而挨批。有意思的是这位旧家庭的叛逆者，说要脱离兄弟关系的弟弟，竟能送别父亲的离世，说起来真是老天的安排。
也许因“文革”这段“脱离关系”的误会，改革开放后，兄弟俩走得更近。父亲患肺癌，五伯又来探望，回去的那天因台风停航，结果那天晚上父亲过世。弥留之际，父亲自述：自己像长跑运动员一样，跑得快一些，怕被同仁骂；跑得慢一些，又怕被打屁股，一生真是被吓煞；说完后又就母亲的晚年生活和小女儿的婚事一一作了临终安排。父亲去世时不到70岁，母亲比他小两岁，父亲让我们免除冯存仁堂所有年老职工向他的借款，请年轻职工如期还款，钱用于母亲的养老。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大男人。他，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民建药店支部主任；同年起至1966年，为宁波市工商联会员，宁波市政协委员。父亲作为长子，有冯存仁堂的一份股子，而他转给了他的后母。祖父在慈城留有房子，父亲过世后，上海小叔委托我
办理祖产的出卖，时为20世纪80年代初，有父亲的榜样，我按五伯的意见将卖得的2000元，平分给祖父名下的两房子孙。
同样是前新屋冯氏，我觉得祖父名下的子孙还是较为争气的，因为祖父的堂兄弟有些是抽鸦片、拎鸟笼的纨绔子弟，按现在的说法是像有些富二代那样不务正业，而我们的家人却正气向上。
父亲生前，我家与父亲的兄弟姐妹，嫡亲的、表堂的均联系较多。1969年，我旅行结婚去上海，父亲让我们住在姑姑家，就是包于飞母亲家。“文革”后期父亲落实政策后，他偕母亲和我的大弟一起去上海，看望他的继母（即包于飞外婆）和他在沪的亲戚。父亲去世后，我们的来往相对少了，今年夏天，四伯伯的两个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她们在上海表姐妹的陪同下来宁波，我们一起去慈城，拜访父辈的出生之地，以慰思念。
⊙嘉广生药行和冯家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苏君出生年月：1940年职业：会计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国际丽晶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我出生在上海，后随爹爹（冯光宇）来宁波，后又随母亲去过慈城；父亲过世后，坟做在慈城，我去慈城的次数多几次。
来宁波前，爹爹在（上海）嘉广生药行工作，参见《父亲与宁波冯存仁堂》，好像还听说，上海也有冯存仁药店，后来关掉了，留下一些东西，参见《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冯存仁药店在上海锦景里，当时我的小阿娘也住在锦景里，节日里爹爹带我们看望长辈，一般一年去两趟。小时，爹爹也带我去过嘉广生药行，介辰光晓得蛮大，有各种药材，具体还有什么，当时人太小，没关注很多。但零散记忆中好像一进门前面有一排橱柜，上面放了很多罐子，有大有小，听爹爹说那是用来存放药材的，房屋的边上有一张红木圆桌，放着几把椅子，用来接待来宾并可以坐下来喝喝茶，谈谈生意。每次去时，我都觉得人挺多的。
听长辈讲，冯家是大人家，在慈城房子交关大，像电影《家》一样的大人家。冯家亲戚有我称三公公的，名记不清，当时常在宁波冯存仁堂，三公公人长得清瘦，好像是阿爷的堂兄弟。与阿爷同父异母的兄弟叫和仙，我称其小公公，他家比我家先回到宁波。
我家是1951年到宁波的，是因爹爹到宁波冯存仁堂当经理，住的南大路房子也是由冯存仁堂寻找的。冯存仁堂公私合营后，爹爹因长子长孙分到股子，爹爹好像将钱给了小阿娘。小公公一家，当时住在宁波市公安局东侧蔡家巷对面（现址中山路南面）水苍巷口，开烟杂店，卖香烟、糖果等，是前店后室的那种小店。听爹爹讲，小公公过去也在上海，后因眼疾来宁波，有四子一女，儿女都在宁波。
小公公的母亲，我们叫其小太婆，住在慈城。我随母亲看望过小太婆。小太婆好像还有两个女儿，即小公公的阿姐，名字都带“春”字。我还听说冯家分“江、淮、河、汉”四房，当时我们是专门去看望小太婆的。
母亲姓陈，也是慈城人，后因外公、外婆家被火烧了，一直住在上海，1951年前没来过慈城。在上海，除小阿娘也很少与其他冯家亲戚走动，只晓得冯家是大人家，房子很大，而这传说中的大，我又没具体概念。1952年还是1953年，我读初中时，随学校到慈城春游，上山看到一座大坟，可一级级往上走，有“冯阿云”墓碑，当时也不晓得冯阿云与我家有关，现在回想真是有缘。后随母亲看望小太婆，当时小太婆的家与传说中的大也联想不上。爹爹去世，与五伯（庆绵）一起去慈城，再看祖上的家，看到火烧后留下的一块空地很大，这才与儿时听说的房子很大联想到一起。
⊙前新屋冯九记
口述者：冯宜平出生年月：1941年职业：会计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宁波江北区三忠巷27号口述时间：2012年11月
慈城冯氏有前新屋、后新屋，还有冯骥才家的花园冯家。前新屋与后新屋靠得近一些，而花园冯家老早就分出去了。
阿爸和仙，族名叫保咸，是先字辈，生于1920年，属猴。我是宜字辈，是和仙的大儿子。
我家是慈城冯氏前新屋江房九记，族称冯九记，当年家里的小椅子背上写有“冯九记”三字。阿爷冯尔梅，其字或是号有个“九”字，冯九记是否与此有关？“尔梅”的“尔”好像是“你”字少“亻”，而坟碑上是二”，这是偷懒的写法，其墓现在慈城白龙山老墓区。[1]阿娘叫周兰芬，族人称其九太婆，她是慈溪周家人。九太婆的“九”不是阿娘的姓，而是第九房太婆的意思。[2]阿爷原葬在枫湾，那儿还有坟庄，坟庄藏有书籍，20世纪50年代初，阿爸从坟庄运来书籍卖掉。我有印象，大约1964年枫湾迁坟，阿娘拆厝子将坟迁到白龙山，当时阿娘还以“冯九记”之名做了穴寿域，位于阿爷墓的右边。
阿爸有四兄弟七姐妹，是阿爷小儿子。阿爸4岁时，阿爷分家产，听说是阿爷的冯存仁堂股子分六股（阿爷是冯存仁堂小股东，大股东是冯×××，名字有四个字的女人，这人好像在上海），四个儿子每人一股，阿娘分两股。当时阿娘大肚子，第二年立春后生下小阿姑元春，阿娘已经有大女儿笑春。小阿姑生下没几年，阿爷去世时，阿爸才9岁，实足可能七八岁。尽管如此，阿娘还是培养儿女读了大学，阿爸从效实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后不知为什么去了香港，回来在上海瑞中棉织厂做会计；大阿姑读大学时十分激进，后去了重庆，为国民党军统干事；小阿姑读的是上海女中，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学业。
我生在上海，从小就跟阿娘，小阿姑也与我们在上海。阿弟出生后（1942年），父母要将我过继给一位叫则先的伯伯，当时则先没儿子，家住在南京西路，而则先又不是阿娘生的儿子。阿娘不同意把我过继给他，便与父母闹矛盾，带我回到慈城，住在前新屋的大房子，后门口好像还有口水池。
1946年，慈城的城隍庙弹药库着火。同年，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因视网膜脱落，动手术感染细菌，眼睛失明，全家于1948年迁居宁波，三弟正宜（还有一弟早夭）就是在宁波出生的。母亲是镇海方家人，方家比冯家有钱，培养儿女不是上大学，就是留学，母亲是方家的小囡，宁波女子中学毕业。父亲眼睛失明后，一大家子的生活除靠外婆家接济外，还以中山路水仓巷口（现址南大路西面，蔡家巷对面）开元益百杂店，卖毛巾、香皂、牙膏等百货为生。
城隍庙这场大火，整个前新屋的房子烧掉了一大半，只剩冯庆三、冯宝云这一房。[1江房冯九记的房子被火烧后只能租房子住，先后住在五块桥板、竺巷东路42号、花园弄1号，这些房子都是我家亲戚的。五块桥板是五嬷嬷家，阿娘称其五大块头，五嬷嬷没有儿子，冯庆三阿哥，好像叫庆宝（宜良）过继给五嬷嬷，他曾在余姚丈亭一学校当老师，现可能也去了上海；竺巷东路42号是四嬷家，夫家姓姚，还有花园弄1号（现址5号），是另外分配的房子。
解放前夕，我家住芝兰巷15号，我上小学时就住在宁波，大姑来我家。我小时候，大阿姑、小阿姑都抱过我。这次大阿姑来，她戴一副眼镜，我不认得她。大阿姑在我家住了两三天后，又失踪了。后听说国民党要抓她。对于大姑，家人族人都觉得很奇怪，日本人要抓她，我们以为她是抗日的；国民党要抓她，我们以为她可能是共产党。后被共产党抓捕，那国民党抓她原是烟幕弹？现在想想，像放电影一样。那是1952年，阿娘从慈城到我家，说大阿姑被共产党抓捕关押在宁波法院巷，当时称小校场（现址宁波海曙中心小学东面），我陪阿娘到小校场探监。原来大阿姑的身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后遣送到外地，判的是无期徒刑。听阿妹银燕讲，三年自然灾害时，大阿姑关押在宁波劳改大队（在宁波八中旁），当时的母亲在开明街百货商店当营业员，托人买了双布底布鞋，大人怕受到牵连，便由她送去，阿妹当时读初中，没与大阿姑见面，只告诉人名请管理人员转交。老实讲，国民党军统特务，人人怕牵累，我是避得很远，最好不晓得，怕嫌疑就一推六二五干净。积极上进的小阿姑因此长期受到歧视，“文革”中又被批斗。
1956年，宁波冯存仁堂公私合营，按现在币制约20万元，每股每季度可拿10多元，当时二级工工资只有35元，阿娘有两股，阿爸有一股，一季度拿一次，自1958年开始到1965年为止。上海冯存仁堂关闭，阿娘分来很多药材。“文革”时，阿娘被抄去了40多斤的驴皮膏，上海冯存仁堂关闭是在抗日战争时，到“文革”时已过去二十多年，还有这么多驴皮膏，“文革”后这些驴皮膏折价退给钱。冯家真是大户人家，若1946年这把火不烧，真不知冯家会怎么样。
（20世纪）70年代初，阿娘身体勿太好，我已参加工作住在厂里，休息日到慈城看望阿娘。阿娘年纪大了，她最牵挂的儿女，是没念大学的小阿姑，觉得她最吃亏。想念大阿姑时，她就悄悄地说，阿大姑到过台湾，找的对象是国民党将军，她是潜伏在衢州当教师时被捕的。阿爸的11个兄弟姐妹，阿娘亲生的有一子二女。
1978年，大阿姑释放回到慈城，先住在花园弄，而阿娘已在1976年过世。那时，我老婆也住在那儿。一年后，大阿姑被送到洪塘保国寺边的宁波福利院，2006年过世。听说大阿姑在福利院还写过一部自传，记录了被追捕的一生，不知真情。生前，她曾对探望的人说，她的一生都在逃。
前新屋冯家有些人抽鸦片，也有抽得败落的房支。阿爷就抽鸦片，三伯伯（冯庆三的阿爸）在我家住过，也抽鸦片，幸亏阿爸只抽香烟。阿爸生我们六兄弟一妹妹，除三弟早夭、五弟1971年因公而亡外，大弟宜治、二弟宜正、小弟宜璋和妹妹银燕都还在。现在，我儿子冯磊也结婚生了儿子，我当爷爷了，算算时间，都已过了60多年。
⊙我的父亲母亲
口述者：冯犀勒出生年月：1941年职业：工人学历：高中肄业
口述地点：宁波市江东现代大酒店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慈城前新屋冯家分江、淮、河、海（一记广、华、和、汉）四房，依次分久记、月记、宝记、吾记。我原是宝记保英公第四个儿子冯子贻[1]的女儿。因为吾记保奭公原配没生儿子，娶小妾生子，意想不到的是保奭公的大胡子吓疯了刚过门的新娘子，又没生儿子。这样父亲过继到了吾记，我成了保奭公的孙女（参见表6.1.3）。有意思的是，为过继哪房的儿子，吾记的婆媳竟把官司打到了省府，以家传的说法是打得“考篮塌底”，最后还是媳妇打赢了，理由是过继的是儿子而不是孙子；另一说是保英公妻子郑氏是宁波三法卿郑家的女儿，也是大户人家，两堂妯娌一合力，打赢了婆婆。前新屋冯氏因祖上做过浙江道台[1]，在慈城很有名气，旧时中华路门楼还挂过观察第匾额，婆媳官司一打名气就更大了。然而，大户人家往往名声在外，家庭内部却很封闭，家人、族人联系少，家人与外界接触也少。
我出生在上海，先后在静安寺、南市里弄的房子住过，至1943年底我随父母从上海回到慈城，因为父亲投资的企业彻底失败，交易所也赚不到钱。回到慈城发现前新屋吾记的房子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只好住在冯家西仓（位于前新屋西侧，民主路冯骥才祖居北面，现为慈城金源旅游开发公司的专家楼）。当时家里有精神不正常的祖母，有姐、哥、弟和我，父亲很少管我们，整天忙忙碌碌，忙外面的事。家里的生活，起初靠祖传的36亩公田和冯存仁药店股息，公田本是每两年轮值一次，后由族中长辈决定，赠予藕田学校作教育经费[2]，药店股份因投资实业而转让，所以家里已经是坐吃山空。而父亲的性格依旧是乐善好施，只要他人一向阿懿先生求援，父亲准会摸口袋，有钱给钱，没钱就舀家里的米缸……家里吃饭人多，经济窘迫，父亲从来不顾这些，也不顾母亲的反对。
母亲名叫林芳，是慈城德星桥下林家的闺女。她在西城女校读完初小，因擅长做针线、编织毛衫，被二叔母接到上海生活。后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冯家做父亲的继室。进了冯家门，母亲才知大家望族到那时不过是个空架子，还负了不少的债务。在母亲嫁入冯家前后，父亲与他人合伙，先后在上海、慈城开办过橡胶鞋厂[1]、盛华手工烟厂。橡胶厂被日本人飞机炸毁损失惨重[2]，烟厂倒闭反背了不少债务……其实母亲的反对，并非表示她是小气之人，而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女、对家庭的责任，当时家里实在是入不敷出。父亲的慷慨解囊苦煞了母亲，无奈之下，母亲常从外婆家要些钱买米度日。好在西仓院中央有块园地，在西仓屋西南面（现中华路146号内）的醉花书屋，族人称后书房，北面有大院子（原来房子被烧的空地开荒为菜地），母亲带领我们在那里种菜，播豆，插瓜秧……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收获颇丰，母亲让我们送去外婆家……那时的生活虽苦，而家有父母，我们心安。
1946年，因城隍庙的弹药爆炸殃及我家的前新屋。[1]当时，慈城已经有救火会，且在我家附近，救火队员一看阿懿先生家着火了，纷纷要冲进火场。父亲却说啥也不让，火灾祸起弹药，冲入火场不就有挨炸之虞吗？面对熊熊大火，父亲一再强调人的生命比财物重要[2]，只好眼看着房屋家产被大火烧毁。几年后初夏（慈城解放前）的一天，有人来我家，让父亲组织居民出西门迎接解放军进城，这一迎接宣告着慈城的解放。没多久，父亲失踪了，有传说是逃跑，说什么畏罪潜逃。为什么逃跑？是什么罪？我们年幼，好多事不明真相，也没人告诉我们。父亲失踪后，一切灾难就落到母亲和我们身上，我们在饥饿与害怕之中，在他人歧视的目光下过日子。母亲成了地主婆，说她是地主婆，其实那时她才32岁。父亲在时，我家的生活已经靠外婆家接济了，此时生活更艰难，我们（主要是母亲）很少去外婆家，怕连累他们。这样平时很少出门的母亲为了生活，把家里的旧衣翻出来改制成当时的款式及日用品，拿到鹅场根摆地摊；她还参加过上山开荒、下河掘泥之类的劳动，至于插秧、车水、割稻之类的农活更不用说了。由于吃得上顿不接下顿，以蔬菜瓜豆类充饥，母亲三番五次饿晕在劳动场地。有一次，西门外的农民挑着箩担来倒租，我与弟弟吓得躲进房间，母亲面对气呼呼的农民，冷静地说：田地的稻谷是藕田小学所收，与我家无关，我可以带你们到学校问个明白。随即，母亲带他们去学校，时任校长的族人躲避不敢应答，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要劈桌子拿账本，结果是学校的叶仲康等老师站出来作证——租谷用于学校的开销，农民们才离去。母亲看似坚强，其实很脆弱，好多次想了断自己以告别苦难的人生，然而她又放不下我们……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952年，母亲将我们托付给阿刘婆后离开慈城去上海。阿刘婆是二十多岁丧夫后来我家的，料理家务，照顾父亲的六个孩子。母亲去上海时，我12岁，弟弟6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参加工作，相继离开慈城。
人性的势利加上划清界限的年代，在上海的冯氏亲戚没有接纳母亲，舅舅的家实在太小，没有母亲的栖身之地。幸亏好心的堂姨不怕连累，收留了她，这样母亲才能告别伤心地慈城，居留在上海。开始，母亲帮人缝制衣裳，编织毛衣；没多久，她给一户人家当出窠娘（方言，即月嫂），当年的出窠娘不像现在只要照顾母婴俩就完事了。堂姨看到母亲，既要护理母婴俩，还要照看两个四五岁大的孩子，加上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也差不多全要包揽，实在心疼母亲，便想方设法给母亲介绍工作。终于找到在爱地凯雨衣二厂疗养所做临时工，工作不过是烧饭、打杂，工资只有27元，好在包住宿，管一日三餐。母亲做得挺开心，可好景不长，因没有劳动局介绍信而被清理解雇。所幸母亲人缘不错，且能烧可口的菜肴，职工们以此为由纷纷替母亲求情，结果是坏事变好事，母亲在厂劳保主任努力下反而成了正式职工，母亲拿到选举证，还成了厂工会会员，母亲才真正安下心来。只可惜，工厂撤去疗养所，母亲因年龄原因无法成为技术工人，只能做靠体力的辅助工。尽管如此，母亲还利用业余时间读夜校至初中毕业，并协助厂工会做好扫盲工作。工厂与宿舍相距很远，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她总是步行上下班。母亲的自尊自爱、助人为乐，赢得同事们的认同，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林芳阿姨。
“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的旧事又被翻出来，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对母亲实行专政，母亲被迫离开车间参加所谓的“改造劳动”……然而，那个年代的母亲既不孤独，也没有挨批斗，因为她的身边总有同事护着这位林芳阿姨，一直到她1971年退休。
两年后，小舅母病故，因表弟妹尚在上学，小舅请母亲住到他家，翌年小舅病故。之后的十五六年间，母亲一直与表弟妹同住，至兄妹俩成家立业后，她才独居于厂里分配的一阁楼间。应该说，这间阁楼小而旧，与冯家西仓无法相比，而母亲却住得很知足，很开心，弟弟有光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以表母亲当年的感激之情。
我于1957年初中毕业，不能考高中而离开慈城来到上海，寄居在亲戚家读高中。在大跃进热潮中，为减轻母亲的负担，我报名支援安徽工业建设而去了淮南。远离了母亲，我很伤心，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也很难过，但她从没在我面前流过泪，她的每封信总离不开“做人要有诚信”，“与人为善，与己为善”，“勤俭节约，讨饭还存三日粮，好日子要当苦日子过”这三大内容。我们三人分居三地，弟弟独留慈城，这是很伤心的事。直到改革开放，弟弟才到上海买了房子从而与母亲团圆。
1996年，因多年的心血管病、胆石症等疾病，又因弟媳生病，母亲才肯来淮南与我的儿孙一起生活。我们共同生活的年月，她既帮做家务，又帮我养孙辈，还编织毛衣送给我的亲朋好友，似乎是大家的外婆、老阿太。在与母亲同住的日子，母女俩偶尔提到父亲，一次，母亲又说到父亲救一佃农的事。原来那年一日本人被杀，一翁姓农民被怀疑而被日本人所抓，父亲听了翁母的哭诉，想尽办法将其营救出来，从此翁姓农民一直把父亲当恩人。在母亲遭难的日子，翁家夫妻悄悄帮助母亲。母亲还提起当年参加劳动时的一些记忆，醉花书屋冯维周当时也被划为地主成分，他的二女儿资生（我叫她二姐）也要劳动，二姐总是自告奋勇与母亲搭档，两人抬物她总选在后，还悄悄地将绳索往后移，一次因没看清路面的沟渠造成骨折而成了拐子……说起当年的往事，母亲的眼眶有点湿润，其实是伤心的事儿哟，而母亲不气不恼，口气平静，语言间带有淡淡的思念。只可惜父亲失踪后，他们再也不曾相见。
母亲最后的十多年，在上海与淮南之间多次往返，直至2009年5月，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而驾鹤西去，享年92岁。
⊙我们爱唱《春天的故事》
口述者：冯有光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私营企业主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上海南鹰瑞阁宾馆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有三个哥哥（有章、有甲、有业），两个姐姐（犀昭、犀勒），按常理我能得到父母的宠爱和五个哥姐的呵护，然而我没有这个福气，因为打我记
事起，我和我的家人就生活在他人的歧视下。
的眼光才消失，所以我家人爱唱《春天的故事》。
一直到改革开放，这种歧视
我们受到歧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父亲冯子贻失踪，不告而别；一是家里共有族田36亩，土改时被评为地主。而当时，我的大哥有章、二哥有甲、大姐犀昭已参加革命，有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参加“土改革命”工作。一家有三个子女参加革命，本应是“光荣军属”，但我家没得到此殊荣，家门上贴的是“白榜”。还有大姐犀昭的提拔、二姐夫的入党等问题，几乎都受到家庭成分和父亲逃离事件的影响。
父亲失踪后，母亲成了地主婆，批斗、监督劳动是家常便饭，好在母亲为人厚道又无劣迹，家里又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有好心人帮助才获准去了上海。此前，14岁的三哥有业从初中肄业后去上海当了学徒。这样，家里只有二姐犀勒、阿刘婆和我。
阿刘婆本名王翠玉，城外乍山王山村人，因夫家姓刘，人称阿刘婆，早年守寡来我家帮佣。解放后，抱养我的小娘阿姆雪梅等佣人先后离去，只有阿刘婆不愿离开。大家替阿刘婆担心，劝她离开我家，而她却说：“我出身贫下中农，怕啥？！”就这样，阿刘婆留下照顾我们，那时我才三岁多一点。
在母亲刚去上海的日子，一家三人的生活没有经济来源，阿刘婆就让族人把自己的口粮挑到我家。然而，一个老人的口粮咋糊三人的口呢？当我们揭不开锅时，阿刘婆就让姐写信给她在上海姜贤泽药材行工作的弟弟，说她生活困难没钱买米了，让其弟寄钱帮衬。那时二姐读小学三年级，不会写信，阿婆说没关系，结果阿婆说一句，二姐写一句，写下了她的第一封信，这是一封阿刘婆向其弟弟讨钱的信，没多久，阿刘婆收到十元钱的汇款单，这样又能打发一些日子……我家曾经是这样受着阿刘婆的接济才渡过难关的。
长到6岁（虚岁）时，我随二姐到藕田小学（后改为藕田三小）读小学，按当时规定，四年级转到慈城一小。因转学单上老师评语写得较好，加入少先队的表格上没“成分”一栏，只填家长职业，当时母亲是上海永新雨衣二厂的工人，因而我被提拔为大队干部、活动委员，升旗开会由我带头，好不风光。可惜只当了一学期，我的家庭成分便暴露了，撤职为“民”，不过阿刘婆常念叨“低头做人，认真读书”这句话，这也是她对我的要求。
1957年，二姐去上海，我升人慈城中学。初一年级时，学校组织下乡扫盲，我和四位同学到夹田桥附近一村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教农民识字，我们教得认真，农民学得也努力，我得到了锻炼，也学会了下河游泳。一星期后，回到学校受到表扬，宣读名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我有些伤心，隐隐约约有种被歧视的感觉。一年后，下乡参加秋收，又遭到一出身好的同学冷嘲热讽，那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同学中，我最小，本来就害怕说话，被辱后更不愿说话，这并非出于自卑，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当时的好多人得不到人格的尊重。
一次又一次被辱后，我回家问阿刘婆，父亲到底做过什么坏事，以致连累我们。阿刘婆却说：“慈城救火会是你父亲创办的；他扩建了藕田小学堂；解放前夕，慈城来了不少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怕他们会扰乱慈城的安定，当时有人（据说来者是地下党）来找你父亲，你父亲立即组织人员收容残兵到季家祠堂，保障了居民平安……”被阿刘婆一说，我想起了一些曾经跟随父亲的学生、乡邻，而我家落难后，这些人都躲得远远的，世人原是如此薄情……然而，世间并非全是薄情人，当阿刘婆为第二天的下锅米操心时，有人会偷偷送来一袋大米；在藕田学堂读书期间，远房资生族姐为其亲侄送饭时，总给我和二姐也各送一份……在歧视下，我感受着人间的冷与暖，而冷的刺激和暖的抚慰，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争一口气，做出样子来。
1960年10月，不满14周岁的我与三名“黑五类”子女被分到妙山公社浦丰大队，时年实行大队制，吃大锅饭。临行前，镇领导动员会上说，你们下乡的表现好可以回城。记得第一次是掏猪粪、牛粪，尽管很臭很累，但我干得无怨无悔，我想以劳动成果来证明自己，也想早日回城（即慈城），好与阿刘婆团圆。
有一次年中分红预支（夏季）报表一直搞不出来，而社员急于分配，队长让我协助会计算账，这一帮一算被诬告是地主阶级造黑账，我被强行拉到公社并关押起来。老实说，我实在不明白犯了啥错误要被审查，后看守人告诉说，一是成分，二是造黑账。这是哪儿的事哟？后让我写份检讨并保证决不再犯，才把我放回村。回大队后又被批斗，队长上台“批判”我说：“有光不是会计，我叫他算账，我有责任。我有责任……”多么朴实的农民，我流泪了，是委屈，是感动。结果是坏事变好事，阿光能算账，那岂不是能人吗？我反而因此事出名了。
之后，队里筹建砖瓦厂，大队派我做会计，而且会计工作除算账外，还要负责原料的采购、产品销售的收款。在与外界接触时，我结识了毗邻余姚二六市公社的朋友。1971年，朋友让我去“二六市联办厂”工作，那是一家生产小五金的社办企业，是乡镇企业的雏形，而效益不是很好。我试用期半年，去后三个月，我带去大量业务，结果效益大增。在扩建厂房购买材料时，我千方百计采购到当时计划供应十分紧缺的水泥、钢材，因而被视为“能人”。我也因此收获了爱情，三年后女儿出生，我在武汉出差，回来被妻子数落了一顿，而心里却甜滋滋的，因为我当上了父亲。
1978年，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而这一年，余姚二六市公社晶体管厂投产后，因设备老化和技术力量不足连年亏损。乡领导将我调入晶体管厂工作，我因地制宜改造生产设备，同时引进技术人员。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不但摘掉了亏损帽子，还扭亏为盈，发展成为余姚市重点企业——余姚市晶体管厂。1982年，我接任厂长一职，通过了全面企业管理，完成了商标注册，取得了电子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
两年后，我花4000元购得上海飞虹路楼上楼下一套旧式房子，结束了婚后居无定所的日子。之后，我辞职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回沪后倚仗多年的经营经验在上海创办实业，以弥补父亲当年因战争创业失败的遗憾。只是当时还没开放创办私营企业的政策，我和我的朋友以三产名义挂靠承包，开创实业之路。大约一年后，政策允许，我们又合办了“昌华工艺塑料厂”，工厂职工从数十人一直增加到百余位，年产值千万元，产品是各种民用塑料制品，主要供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杭州食品厂的冷饮包装盒……我十分感恩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此政策解开了我心头的枷锁，《春天的故事》是我心中的歌。此后，我家好事连连，1990年，退休多年的母亲分到厂里的福利房，我自己也是两次买房，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女儿出国留学，在外成家立业生了外孙女，我荣升为外公……我爱唱《春天的故事》这首歌，母亲生前也会唱这首歌，那是发自内心的歌。晚年的母亲很开心，其实母亲的开心是因为我们后辈争气，父亲名下的孙辈有12人，他们有
商……有意思的是，我们一大家都爱唱《春天的故事》。
留洋博士、硕士，有公务员、证券师、企业家、总经理，还有成功的房产开发
⊙冯子贻家的枪案
口述者：陈阿兰出生年月：1930年职业：农民学历：初小
口述地点：慈城启承路小店口述时间：2011年8月
枪案发生的时间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是打日本人时期吧，那时慈城还没沦陷，当时的孝西镇镇长是冯子贻。孝西镇有个当兵的名额，按着是两户人家的儿子，一户是下横街鞋店的儿子，一户是大西门的阿钢。后来两户人家在城隍庙里抽签，结果抽到签的是不愿当兵的鞋店家儿子，这样其父母都要哭煞了。没抽到签的阿钢就说：不用哭，我家里穷，让我去吧，但要将铜钿给我母亲。据说当时当兵有人头费，而且阿钢是明明白白对冯子贻这样说的。
据说阿钢当兵后，打仗很勇敢，当上了长官的勤务兵，驻地象山。当他听说母亲没拿到铜钿，就给长官留了一张字条，拿了一把枪，内有三发子弹，说回家来报仇。
那天天没亮，阿钢进家门，就问母亲拿到钱没有。母亲说，日子难过，铜钿一点也没拿到。阿钢二话没说，就到冯子贻家，推开房门，举起枪，“砰”的一枪，打死的不是冯子贻，而是冯子贻的老婆。这时的冯子贻听到枪声，已连滚带爬到慈溪县警察所报案。
而阿钢见仇已报，离开慈城，在青林渡被警察抓住了。
当阿钢听说打死的是冯妻，而且死者还怀有身孕，便供认不讳。这是冯子贻家枪案的有关清况，不少慈城老人都晓得，可能有些还对冯家出丧、阿钢赴刑场有记忆。至于壮丁的人头费到底是怎么回事，据说冯子贻是将钱给了乡长，还是保长……反正董家是没拿到钱。这桩枪案中，有三人丧命，且白白枪毙了一个抗日战士，实在可惜。
1949年，慈城一解放，冯子贻便失踪了。有的说在上海，有的说在香港，也有传说他跳江自杀了……冯子贻后来娶了林家囡，冯子贻逃走后，这女人没少吃苦头。有一回，她跟我老头说：阿梅哥，我的生活过勿落去，上海亲戚多，是否帮帮其。我们见她实在可怜，嫁过去没过几天好日子，就通过队里的农委帮她离开了慈城。冯子贻与大老婆生的儿女稍大些，一解放都参加革命离开了慈城，吃苦的还是一对小儿女。母亲去了上海，一双儿女没有父母在身边，全靠阿刘婆照顾。
⊙寻找前新屋
口述者：陈元慧出生年月：1966年职业：金融管理学历：硕士研究生
口述地点：宁波市威斯汀大酒店口述时间：2014年7月
我出生在位于厦门市厦门港的俗称红砖楼的旧式别墅里，那是我外公家。
外公姓冯名德俊，在厦门酱油厂做会计。我从小跟随外公、外婆长大，直至初中才搬去妈妈自己的家。幼时，感觉外公虽然寡言，个子也不算高，但却俊朗多才，算得上现在所说的暖男，还略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外公烧得一手好饭菜，是上海菜而不是闽南菜；外公会弹奏多种乐器，喜打猎，远不是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所应有的风雅；外公还时常悄悄地收听“美国之声”，在那个政治敏感的年代让我以为他有特务嫌疑；外公会说我们家其他人都不会说的宁波话，更厉害的是他居然还会英文，能冷不丁指出我初中英文学习中的错误，鹤立于邻里周遭的老伯伯。家里因为外公的成分不好，受了很多影响，所以基本上对过去避而不谈。许多关于外公的事情，也是因为我经常缠着外婆七问八问，外婆才偶尔谈起。
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和汕头的永利洋行工作过，其间在汕头认识了外婆外公在冯家排老十，年轻时，与九外公冯九韶一起做过外轮船员，又。后因1948年永利洋行在厦门投资月明酱油厂（1957年公私合营月明酱油厂并入大同组建成厦门酱油厂），外公受洋行派遣到厦门创办酱油厂。外公自己也参点小股，这样从创办至1949年，外公既是小股东，又是职员，便在厦门安家落户解放后公私合营，外公为了不当资方人员，主动上缴他所持有的股份，留在厂里做会计，但工资被削掉很多。
关于外公家的亲戚，我听大人们提及比较多的是上海的儿外公和杭州的小姑婆，偶尔也提到上海的七外公和八外公。我问外婆：既然我阿公（闽南地方外公的叫法）有八九个阿哥，那前面就应该还有老大到老六的阿哥才对，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外婆回答，阿公的兄弟们从老七开始是第三个老婆生的，旧时大家望族填房的儿子不受重视，自然不能过问家里之事我又问外婆：那阿公家是个大家庭咯？以前的教育认为只有旧社会的地主和资本家才有小老婆，而这次外婆说，是的，外公是宁波人，他们家那边还有个大庄园呢，只是解放前被烧了，听说那时家里还有一块大树将军的匾，而且在当地还拥有药堂什么的，所以阿公的成分不好，再不多讲。小时候对外公老家和祖居的了解也就停留在这里。
1984年，我从厦门考入上海交大读大学。大学期间我经常到上海南昌路九外公的家里打牙祭，同时也很希望跟九外公扒一些冯家往事，可九外公缄口不言。九外公没有生育过子女，不过曾先后领寄宿几个兄弟的子女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还领养过一个男孩。大学毕业回厦门读研究生后，我跟九外公的联系也仅限于外公和其书信往来中的问候。
研究生毕业后，我忙于自己的成家立业，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忘掉对外公身世的好奇。我跟外公外婆依然很亲，也经常去探望他们，偶尔也会记起来八卦一下外公的家世，这时候的政治气氛已经比较宽松，外公也愿意在我的追问下透露一些过去的信息，但也只是点滴。我了解到我的曾外公，也就是外公的父亲叫冯福先，冯福先的第三填房梁春梅，生有五子一女，他们就是我的七外公冯亚奋（曾用名冯庆圻、冯时牧）、八外公冯琴木（曾用名冯庆全）、九外公冯九韶、十一外公冯焕章，还有小姑婆冯碧霞。曾外公娶过三房妻子，前两房有六个儿子，
据说只有儿子才记录排位，所以可能还有女儿若干。外公冯德俊1918年出生在慈溪（现慈城），1921年随家里搬到鄞县（现宁波），十几岁时又随家里搬迁到上海，之后外出谋生，辗转香港、汕头各地直到厦门。1949年前，外公曾回过慈城和宁波老家小住。之后，外公再也没有回去过，仅回过一次上海看望曾外婆。我想这除了当时的交通不便，还可能因为少小离家和老家逐渐疏离。
日子在我的疑问中逝去，岁月也带走了我的母亲、外公、外婆诸亲人，我怀念长辈；年岁的增加也使我对寻根问祖更加感兴趣。我问过舅舅、阿姨，可惜他们知道的情况没有比我多多少。二姨说，小时候都被教育大人的事不要多问，大人讲话不许插嘴，所以就不知道太多大人的事。2009年我回到上海工作，增加了寻找的地理之便，随着和上海及杭州外公辈的下一代，也就是我的表舅舅辈们建立联系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对父母辈老家的了解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因也多是“文革”期间出身问题对他们带来负面影响而不愿多提及。不过，他们还是提供了有关外公老家的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小姑婆的儿子陆健舅舅说，他母亲的户籍记录祖籍是慈溪县前新屋；另一个是七外公的儿子冯有恒舅舅说，其父在历次填写履历表的阐述中，其中一条提及冯福仙曾有8000股冯存仁堂股份。这是两条链接老家祖居的可以进一步明确地点的新线索。
2014年5月，我和我先生开始了寻找外公祖居的行程。出发前，在高德地图输入“慈溪前新屋”，还真有这个地方，距离上海也就208公里。可是，当我们兴冲冲驱车来到这个慈溪前新屋，发现是在慈溪市的王梁村，跟好几个当地人打听，都说根本没有姓冯的居住在那里。我和先生也感觉那里不像有过大宅大户的地方。后来，我们把小姑婆的户籍登记给一位当地的年长者看，他马上指出我们找错地方了，因为小姑婆的出生年份是1923年，我们应该去宁波的慈城，那是慈溪县原来的古镇，1954年后行政管理划拨给了宁波，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原来隶属于余姚。还好两地只相距三十几公里，冤枉路跑得不算远，我们马上掉转方向直奔慈城。
我们一路到慈城后，想在百度地图上找前新屋，但并没有结果。记起老话“路在嘴上”，就跟人打听呗，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黄包车车夫还是冯俞宅和古县衙门的工作人员都没人听说过。回到宾馆，我们翻看在古县衙门纪念品商店买的一本书《江南第一古县城再发现》，看到书里提到好多冯家的祠堂，我先生建议换一下搜索关键词，于是我输入“慈城冯家祠堂”，发现了有一篇作家王静写的《千年望族》，里面有提到我们的两条线索，即冯存仁堂和前新屋。原来前新屋不是一个地名，而是对宅子的称呼，前新屋在慈城的始平路上，难怪无论是百度地图还是高德地图都找不到。这篇《千年望族》不但让我们明确知道了前新屋所在的地方，而且根据此文中的信息和我们具有的两条线索的重合度，冯存仁堂的创办者的四世孙冯云濠或冯云祥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这一发现不得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外公的高祖还是道光年间名震宁绍的巨商大贾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始平路，因为找到始平路就能找到前新屋了。但天公不作美，下大雨，车载我们从解放路南门进慈城，绕过古县衙景点左拐去始平路，原打算在景点买一把雨伞，可车开过头了，我们便在民主路下车，雨好像越下越大，我们只好先找一处有屋檐的地方躲雨。跑进去的那段民主路前后不到50米，也就只有一个门洞，我们没得选择，先躲进去再说。这时候只听我先生说：“快看呀，这是什么？”我抬头一看，黑门钉着一块金底黑字的牌子，“前新屋冯家——江北区文物保护点”，真是神奇哟，还没找到始平路先找到前新屋了！我们欣喜万分，赶紧拍照片，马上把这个好消息通过冯家微信群告诉长辈们，有恒舅舅说：“深深地谢谢元慧和王静，人在做，天在看，每个人积的德，总有善报矣。”原来计划要寻找外公祖居的任务似乎已然完成，但前提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前新屋的主人冯云濠或冯云祥的后代。
找到前新屋，接下去就要找我们的祖根。这时候上海的有恒舅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材料，也就是七外公在“文革”时期写的自我检查报告和家庭情况汇报等旧文稿。从七外公当年写的材料分析，曾外公福先（一写福仙）原叫冯仲榖，从小过继给高祖冯星如为子。前新屋冯家高祖辈分四房[1]，高祖（冯星如）是第三房，人家称河房，曾祖辈河房（宝记）又分四房。为示上下两代四房的区别，高祖辈四房又称上四房，分别以“湖记”、“月记”、“口记”、“宝记”名之，曾祖辈河房四房称下四房。各房众子孙靠祖上遗下来的冯存仁堂股份及祠堂（公堂）田（约360亩）租谷为生。因为“文革”时写交代材料，七外公回忆材料写得很详细，曾祖父个人名下没有田，上四房公堂有170—180亩田，四房子孙每数十年轮到一次，1926年前后，也就是曾外婆梁春梅从宁波后莫家巷梁家嫁到前新屋冯家曾轮到一次。下四房约有180—190亩，其中90亩送给小学校[2]，冯家子弟可免费入学，余下的约百亩田由下四房轮收，分一年预收20—30亩，一年正收50—60亩，一年后收20—30亩，每亩实收40—50斤（因土地税差），这样三年可收大约6000斤稻谷（已缴田税），按出米率七折算，约有4200斤大米，而当时曾外公一家有老小三十余人，不足之数由自己购买。这些公堂田均由长房七外公称大伯父的癸先[1]掌握，地契租账等均在他们那里。癸先去世后，由其第三个儿子冯庆嘉掌管。冯庆嘉应与外公同辈，他们是堂兄弟。
曾外公是个旧知识分子。1921年，书生曾外公举家搬离慈城，搬家原因，七外公没提及，但从曾外公和他的长子冯庆澜染吸鸦片等文字分析，搬离慈城有可能是想摆脱已被鸦片侵害的环境吧。曾外婆虽是文盲，而从七外公记述他的四个舅舅的经历分析，比如其二舅父梁春田，1949年前曾任宁波西郊镇镇长，再比如其三舅父梁忠源曾任中华职业学校教员兼任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校长。我外公曾说梁家也是大户人家。再看曾外婆梁春梅的照片，一席素色旗袍，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一看便知是大家闺秀。我想，曾外婆也会鼓动曾外公离开冯家前新屋。1921年，曾祖一家离开慈城到宁波定居。大约三年后，曾外公由亲戚介绍先后在上海储蓄银公司及宁波口（只有一个字，像是粪字）公司做文书工作，然而收入不足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此前，因吸食鸦片之需，曾外公已将祖传冯存仁堂8000股份，卖作6000元大洋，又耗费精光，实在没有钱花的窘迫下，58岁的曾外公不得不戒去鸦片烟。这前后，外公的兄弟们，最小的12岁，最大的15岁，纷纷离家到上海商店或工厂当学徒。我的外公和九外公先到船上当海员，外公后到银行谋事，而九外公至1949年一直在三北轮埠公司做长江轮船事务员。
曾祖一家离开慈城后，祠堂公田轮到曾外公当承时，绝大部分由大外公冯庆澜（也就是外公同父异母的长兄）办理。土改时，大外公评议公堂地主，他的生活全靠其子冯松鹤负担，这是后话。
1937年，为避日本人侵略的战难，曾外公再次将家搬到上海居住，抗战胜利后，因上海开支大，曾外公又带年幼的外公们回到宁波曾外婆娘家居住。1948年，曾外公一家再次到上海。曾外公的十几个儿女像羽翼丰满的鸟儿各奔东西，在老家、在宁波、在杭州、在厦门，或在海外，各自成家立业。年老的曾外公、曾外婆与七外公一家共同生活在上海，祖孙三代一起迎来了上海的解放。曾外公于1957年在上海建国东路安顺里79号，因患严重的脉管炎而病逝，享年84岁，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抽鸦片的旧知识分子，在荡尽祖传的财产之后，能够颐养天年。曾外公冯福先归天后，曾祖母梁春梅就轮番住在上海的几个外公家，有一段时间住在杭州。最后于1977年在八外公家过世，享年87岁我的祖辈们全是孝子孝女哟，他或她没有享受大家望族的荣耀，却要承受大家望族带来的灾难，而我的外公们都能默默地承受，敬老养小。比如七外公，在1949年6月学习一个月，分配到上海直接税局做外勤工作，凭此工资负担一家十口人的生活，每月开支捉襟见肘，以申请工会补助或变卖一些物件补贴不足。
小姑婆冯碧霞，1949年前，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参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她个子矮小，却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文革”时被诬陷是假党员、地主后代也决不动摇其理想信念。她离休前是（杭州）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
阿公尽管这样的谨言慎行，还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先后两次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外公的出身影响了我母亲、阿姨、舅舅们的事业与进步，而他们决不因此而自暴自弃，反而像漫山遍野的杜鹃开得绚丽多彩。母亲文琼生前不知写了多少次入党申请，均无结果，而她是厦门朝红小学副校长；二姨文瑶上海交大毕业，退休前任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还有小舅文驹，现任厦门松柏第二小学校长。
这就是我家自曾外公到父辈四代人的一些往事，他们的根是慈城冯氏前新屋上四房河房宝记，冯云濠同父异母的弟弟冯云祥是我辈六世祖。如今外婆所说的冯家庄园已毁于1946年的一场火灾，不知是苍天怜惜，还是祖宗积德，这场大火居然还留下冯家庄园的一角，让从厦门远道而来的40世外孙女有个躲避风雨的屋檐。
站在屋檐下，凝视“前新屋”三个字，我似乎明白了当年外公为什么不愿意多谈宁波故里的原因。外婆曾自言自语，外公不让回慈城，是怕引起争祖先房屋的误会。好一个祖产哟，如果当年曾外公不迁离慈城，阿公家还有自强不息的外公们吗？“富不过三代”既是前人的忠告，又是前车之鉴，依赖家庭之财，束缚的往往是自己。寻找前新屋，我接上冯家祖脉；寻找前新屋，我明白了财富其实是把双刃剑。同时，知道了慈城千年望族的古今，更鞭策自己尚需努力。也算是给我深爱的远在天堂的外公外婆和母亲一个交代。
⊙我家与效实中学
口述者：冯禅曾出生年月：1950年职业：经营管理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始平路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效实中学（以下简称效实）是宁波百年名校。效实曾是慈城人倡议所办的私立学校，明年2012年，效实将迎来百年校庆，风雨一世纪，我家与效实有一段不解之缘。
缘起于阿爷冯度先生。阿爷是慈湖中学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师。慈湖中学校庆十周年时，参与校庆的慈城乡贤倡议创办效实，成立效实学会，阿爷是学会会员。效实开学后，阿爷又是第一任教师，据校史资料记载，他教数学、化学课程。1927年春天开始，任校长。私立学校校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谋求学校发展，听长辈说，任校长的阿爷奔走于上海、宁波、慈城三地，拿着簿册募捐办学经费。
我家与效实的第二个缘分，是我的父辈们，他们都是效实的毕业生。阿爷有五女二子，依次是冯盈、冯依、冯明、冯可、冯好、冯了、冯丁。大姑妈冯盈1932年高中毕业，她是她的弟妹们的师姐，父亲冯明与二姑妈冯依是初、高中同班同学，三姑妈冯可、四姑妈冯好低大姑妈五六届。作为效实的校友，在效实35周年校庆时，她们七姐弟合捐了50万元，用于学校建设[1]。不仅如此，大姑妈冯盈、大姑父凌松年、三姑妈冯可曾经在效实上海分校任教，五姑妈冯了也曾在效实图书馆工作。
我家与效实的缘分之三，是三姑妈冯可，经当年效实的方老师、周老师介绍，与三姑夫蔡贤孟结秦晋之好，而且是在效实大礼堂举行的婚礼。[2]我家颇有意思，大姑妈、大姑父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这样他们既是阿爷的学生，又是阿爷的同事，而这一切全缘于效实。
慈城始平路的中央大门是祖上传下来的家，据说阿爷在效实任校长，住在效实后门边的教工宿舍，1939年，效实在上海创办分校，阿爷又任上海分校校长[1]，因工作需要，我家可能在上海、宁波两头住，因此叔父冯丁就读于效实上海分校。其间，效实上海分校出现“一六学会”，叔父是发起人之一。[2]1942年，叔父升入中央大学外语系，1947年毕业后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上海的美国新闻处工作，只可惜没工作几年，就因急性白血病去世，留下遗腹子。婶婶3]现年92岁，现居北京，仍很健康。她也是效实校友，当年还是大名鼎鼎的校花。叔父英年早逝，但他与同学创办的一六学会，成为效实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火种。这也是我家与效实的缘分吧。
效实上海分校后来改名为储能中学，解放后又改名为新建中学。我大姑妈育有二子二女，都在新建中学就读过。小表哥只读了初中，其他表哥、表姐都读满六年。还有一位表姐夫、一位表嫂也是新建中学毕业的。大表哥后来任上海交通大学和美国史蒂文斯学院教授，小表哥退休前是高通公司副总裁。这也算是冯家与效实的一段缘分吧。
我家与效实的缘分，还有母亲唐觉因也是效实学子。母亲是小港人，生于1913年，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她随外公唐爱陆先生在武汉读小学。武汉“715”事变时，外公因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二七大罢工”时京汉铁路工会辩护律师、中共党员施洋的好朋友受牵连被通缉，幸亏朋友相救逃离武汉回到故乡小港，为此母亲在小港蜗居三年。20世纪30年代，母亲到效实读高中，与父亲是同班同学，而母亲比父亲年长三岁。母亲效实毕业后考上武汉大学，大学毕业后到外公创办的熨斗小学、镇海中学任教，在日军占领镇海的前一天，母亲随外公等从宁波西乡经新昌、嵊县，辗转数月从昆明去重庆。
父亲冯明1934年从效实考入上海交大物理系，1937年毕业后抗日战争爆发，经香港转越南到昆明的一家兵工厂任工程师，1940年工厂遭日机轰炸停工，父亲来到重庆在大明炼油厂任职至抗战胜利工厂南迁。母亲于1942年抵重庆，那时母亲的三个哥哥都在重庆，她从同学处得知父亲也在重庆，可谓是老同学相见分外高兴。此后，父亲发高烧，原因不明，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母亲的三哥，也就是我们的三舅是医生，他费了很多心思也未奏效。母亲听说父亲病了，就赶到父亲的住处去照顾他，十几天后父亲竟奇迹般地退烧了……从此，我家又多了一对同学夫妻，正如当前的流行语所说：无论贫穷还是富贵，他们携手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抗日战争胜利后，阿爷参与旅渝效实校会筹募复校基金，第二年阿爷从重庆转道杭州回到宁波，是年10月效实复校。
因物价飞涨，失业的父母亲无力购买自重庆至上海的船票，后在亲戚的资助下才于1947年回到慈城，在慈溪中学（现慈湖中学）任教。母亲养育三个女儿，我的三个姐姐。她在昆明、重庆等地见到民众之疾苦与愚昧，一心致力于教育事业，直到慈城解放，母亲也到慈溪中学任教。
之前，阿爷因体弱多病向校董会提出辞职[1]，我家与效实之缘分暂告一段落。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工业微生物研究所退休的四姑妈冯好被选为效实上海校友会副会长，又续上了我家与效实的缘分。之后，我们的后辈又有不少成为效实的学子，其中二姐冯京的一对儿女就读效实中学，儿子从效实考入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嘉吉公司中国公司亚太地区商务总监。
（冯都、冯京、冯浩、冯联曾、冯薇、凌绵、凌复华参与口述）
⊙我的祖父和父辈们
口述者：冯琪出生年月：1926年职业：工人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槐树路174号口述时间：2011年6月
我是慈城始平路后新屋中央大门的冯氏之后，出生于此，满月后随母亲到上海。
阿爷宜铭公，字辛承，一生没离开过慈城，因为祖上有钱，就投资做生意，我记忆中至少有两家店（合资），一是慈城的益和酱油店，一是杭州四大家开设的方回春药店。说是做生意，其实是阿爷不善经商，酱油店做批发，做冬季这一个季节，药店由舅公钱先生打理，解放后并给胡庆余堂，祖父根本不用操心，现成拕钞票。
阿爷抬（娶）了四个老婆，抬一个死一个，俗称拜堂师傅。原配姓氏，我记不清了，填房是钱氏，生了大伯养生，二伯莪生，阿爸是俞氏生的，小叔慈生是四册（小老婆生的），我不晓得她是啥地方人，阿爷死后逃走了。
大伯毕业于杭州的浙江高等学堂法律系。毕业后做过法官，法律界人头熟，就开办了冯堪律师事务所，其实是挂牌的，自己不直接出庭，像阿爷一样。大伯是个小开，生活来源是年轻时靠祖产，老时靠儿女。大伯母是乍山严家的女儿，后来的填房姚氏，她与妯娌们不太来往，为啥？我弄勿清。大伯有五子四女。抗战前，庉（方言，意为住）慈城，抗战后，庉上海。庉慈城时（约1937年10月）曾当慈城镇长，当时的慈城一分两，好像叫孝西、孝东，可还没上任，我们开始逃难了。
二伯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分配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工作，那时抗战还没开始，他娶陈氏为妻，是陈布雷的妹夫，因为这一层关系，他的命运也说不清楚了。
阿爸叫隽生，1905年出生，吃过66块肉后过世。阿姆洪氏，有意思的是外婆也是后新屋老大门冯家囡，嫁到洪塘洪家，她的女儿又嫁给父亲，因此父亲叫外婆不是丈姆娘，而是叫四姑婆。慈城冯家人的婚姻就是这样亲上加亲。父亲在棉纺厂当过工人，后从北四行（周作民）创办的通成公司当职员起步，提升为棉业部经理，时任上海棉业公会理事，解放初期任上海国棉联合采购处经理。我小辰光，我家在慈城西门外有一些田地，每年要回慈城来收租谷。而慈城办藕田学堂时，每年要捐一些钱，父辈觉得一收一付很麻烦。一次，藕田学堂又到上海募捐办学经费，索性将田地全部捐给了藕田学堂（大约1940年），具体事项是二伯同学姓张的三先生张罗。
在上海，父亲还常去冯存仁的药店，我家没有那样的股份。存仁是前新屋冯家的堂名，那里有啥大事情，来叫一声阿爸就去，有时可能是做祭祀吃羹饭。
在慈城，我们还与子孙弄的冯家有来往，那儿住的冯家人比我高一辈分，与阿爸同辈。
叔叔慈生，留学日本，他的读书经费由大伯解决。回国后先在西北联大教书。后结婚回上海，在南京路的河南路口哈同大楼设诊所，其间还专做戒鸦片医生。戒鸦片用的土方是小叔自己搞来的，他在家里根据配方做药丸。药丸很灵光，连当时的李士群也来戒过鸦片。小叔的戒鸦片收入至少能维持家人生活。阿婶是宁波邬隘邬家的女儿。这门亲事是大阿嫂做的媒。大阿嫂就是大伯的大媳妇裘氏，是洪塘裘家的女儿，裘家与邬氏也是亲戚，大阿嫂给小叔子做了媒。我家原来没有在宁波的亲戚，小叔娶了邬氏，也算亲上加亲，多了宁波的亲戚。小叔生四个女儿，上海解放后，他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80多岁才过世。
阿爷名下的长辈有10多人，与我同辈的人更多。从我出生起这80多年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一是做祭祀，一是结婚或做阴寿之类的大事。阿爷过世后，家里的大事由阿爸与大阿哥主持。比如做祭祀，在上海一年要为8位祖宗大人做忌日与诞日羹饭，每人一年两趟，感觉是一年到头老是吃羹饭。最万关的是遇上祖先做阴寿。做阴寿要还拜，而每次还拜的总是我，亲朋好友来拜寿，来者拜几次，我就叩头几次，还要互拜，每次都叩得头昏脑涨。
上面我说过，我是母亲满月后到上海的，最初我们住在上海杨树浦，阿爸就在家附近的厂里做工。我上的是杨树浦小学（即沪东公社），学生多为工人子弟，没读多少日子，大人发现我学会骂人了，就转学到虹口的其美小学读书，家也搬到施高脱路（今山阴路）的二伯家。二伯家在施高脱路上的兴业坊，时为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弄堂房子（据上海地名志，兴业坊建于1927年），鲁迅生前就住附近。后来我又转到慈溪的洪塘小学（今即宁波江北区洪塘中心小学）读五年级。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大伯、二伯带着孩子们逃难到慈城。那一年秋季我到尚志小学读六年级，读了到九、十月份，我就跟着他们北上逃难到武汉，见日本人攻打武汉，我们近二十人又逃往香港。一路北上南下地逃难，一家人有难同当，大伯、二伯把我和妹妹（因母亲生病，父母没有与我们同行）照顾得也很好
⊙父亲冯固的那些事儿
口述者：冯艾弥出生年月：1949年职业：日文翻译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淮海中路南鹰宾馆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父亲原名慈生，后改冯固1913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为慈城），因为是在慈城出生，故父亲的原名“慈生”与故乡息息相关。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因而14岁时就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三年级后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1933年医学本科毕业，留校任外科学系助教，兼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师。同年秋天，他被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录取为研究生，东渡日本深造当时日本的外科学家青山[1教授为培养他成为全面发展的外科学人才，特地介绍他到国际著名解剖学家西成甫[2]教授主持的人体解剖学研究室攻读，故又转为西成甫教授的研究生。
西成甫教授发现父亲的专业特长，着力培养指导，这为父亲今后从事的专业打下了理论、临床诸方面的扎实基础，可正当父亲在异国他乡施展他的才华时，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开始了。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父亲放弃了留学，毅然回国。据父亲回忆，他的这一决定受到西成甫等教授的赞赏，专门在东京饭店为他饯行。
1937年秋天，父亲回到上海不久，应聘到上海东南医学院工作，主要讲授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参加了汤蠡舟教授等组织的中国红十字医疗队[1]担任战地医生，为在前线抗日的中国将士救死疗伤。上海沦陷后，父亲随军转战于苏、浙、赣、鄂等省，不幸患伤寒而投奔到他的老师处——广西医学院求医。第二年夏天，病愈的父亲受聘于汉中西北联合大学，任医学院解剖学系教授。
父亲第二次回上海是1940年初春，虽然上海东南医学院再次聘用他，然父亲没去执教，而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哈同大楼（现南京东路233号）挂牌设立“冯固医师诊所”。
这一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母亲邬奉先，是宁波邬隘村人，1937届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毕业生。父亲自己开诊所，是他感到中国人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且在中日战争中败多胜少，与当时上海吸食鸦片烟人数众多有关。当时的父亲根据民间土方，与母亲一起从中药中提取出一味名为“莨菪”的药材，再辅以其他药材，研制成戒毒药品“抗毒龙”，用于临床戒毒，效果很好。1946年春，父亲还与亲戚冯援[2]等人一同去苏北解放区用“抗毒龙”行医治疗；同年，父亲又与他的医疗助手在上海青浦租房设立戒毒所，自己担任戒毒所所长，救治了许多鸦片烟瘾君子。
上海解放后，父亲应聘到上海公安医院任主任医师兼内科主任，同时被聘为上海同德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后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被任命为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基础部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主任兼教授。曾听父亲的学生许学铭[3回忆，1952年夏天，父亲应邀去合肥为安徽医学院（前身是上海东南医学院，现为安徽医科大学）1956级学生讲授神经解剖学。时为该院建设时期，住地与临时校区相隔十几里之远，而身为教授的父亲每天往返跋涉，不辞辛劳为学生们上课。由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也处于初创阶段，为了不耽误本职工作，父亲在安徽授课期间，采取集中突击的连续教学方式，上午上课，下午实习，晚上自己还要备课。由于没有助教来听课，许多工作都是亲力亲为，自己画图表和挂图，亲手制作标本和带教实习，不舍昼夜每次上课，除了学生，还有其他教研组的教师、助教，父亲的敬业乐教感动了师生，他们向父亲赠送了一大面锦旗，还步行数十里到车站送行，只可惜当年“依依难舍，挥泪作别”的情景没有留下照片。
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同德、震旦和圣约翰医学院三校组建，组建后的上海第二医院，首先是重组人体解剖学教授组，同时要改变各校各自采用中、英、法不同语言的教学现状，统一使用中文教材。为此，父亲与同组的同事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并以此自编教材和实习教材。在医学院支持下，父亲设计、筹建了人体解剖学实验室，并以自创的最新方法来处置尸体和完整的离体脑标本……经过多年的努力，医学院大型人体解剖标本陈列馆开馆。该馆一直向国内外开放，深得中外人士的赞誉。改革开放后，项目得到上海市政府科研经费，父亲与他的同事还精心策划创建了解剖学大楼，时为全国医学院校中屈指可数的解剖学大型教学基地之一。
父亲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的是医学基础学，据学生介绍，他讲课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而且还挂上自己绘制的人体解剖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上大课时，整个大礼堂都挤满了学生，连窗台上都坐着人。
“文革”期间，父亲在学校受到冲击，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白天在学校挨批斗，受到非人的待遇，但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他对我们说，他在学校里被造反派批斗，就像德国电影《马门教授》中从来不过问政治的马门教授那样，被法西斯匪徒们用绳子捆绑后推出家门受尽侮辱……但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不会就此放弃自己的信念，所以一直非常乐观，从来没有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那时学校停课停学，家里也没有了保姆，我母亲不擅长家务，父亲就自己下厨房，亲自做饭炒菜炖汤给我们吃。杀鸡时还让我们在一旁看解剖过程，告诉我们哪里是鸡的心脏、肺、肝，肠子，胃又在哪儿等等。
“文革”中父亲被关进“牛棚”，我曾在学校工宣队的逼迫下给远在外地的姐姐写信，要她与父亲“划清界限”，自己也被迫去了黑龙江农场务农。父亲知道后并没有责怪我的错误行为，每当我从黑龙江返沪探亲时，父亲就会单独带我去淮海路上的“红房子”或南京路上的“德大”等沪上著名的西餐厅，点了传统的罗宋汤和炸猪排等。侍者端来罗宋汤，奶白色的浓汤上面漂着厚厚一层红油，十分悦目；两面炸得色泽金黄的猪排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面对如此精制的美食，我狼吞虎咽，而父亲则微笑地在一旁看着，让我周身感受到温暖的父爱，心里内疚无比。
“文革”结束后，父亲获得了平反，此时他已60多岁，又重新返校。十年“文革”使中国医学界后继乏人，为了中国医学的未来，他亲自制订教学计划，指导中青年教师，带领研究生，为他们的深造联系国外学校和教授，诲人不倦，兢兢业业从事着教学和医学研究，为上海、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医师和科研人才，他们相继成为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骨干力量，担当起中国医学行业的栋梁。上面说到的“解剖学大楼”就是父亲重返学校后的“杰作”之一，当然这是集体的杰作，父亲是其中的一分子。在著述方面，父亲在日本时曾编写出版《最新解剖学拉丁语名词之新改订》；1953年主编出版《正常人体解剖学》、《局部解剖学》和《人体解剖学实习》；1960年出版《人体解剖学名词手册》上、中、下三册；后来还与他人合编了《中国人体解剖学名词》、《中国人体质调查》等。
父亲兼任上海市解剖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上海市软组织研究会顾问、上海市高等学校学科教授职称评审组成员、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先后担任过《解剖学杂志》、《中国人体质调查》常务编委，《中国人体解剖学名词》审订修改组成员等。1990年1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向父亲颁发荣誉证书，其内文曰：“冯固教授从事高校科技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特颁此证，予以表彰。”
1992年10月，国务院给父亲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称“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从一九九二年十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父亲对自己家族其他的亲戚也总是非常关心和爱护。无论是谁提出求医看病或经济上的要求，他总是亲自解决，如有疑难病症则带他们去上海市立大医院治病求医并慷慨解囊及时给予接济帮助。据三姐回忆，1945年二伯伯（父亲的二哥）离沪出走，从此音信全无。我父亲很同情自己的二嫂，于是经常去看望她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为其支付牛奶费一直到“文革”开始。
尽管我们家子嗣不旺，子辈四个女儿，孙辈仅两个外孙女，但父亲从来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对自己妻子的感情一如既往，非常尊重我母亲，甚至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当时凡是上海报纸刊登母亲在工厂里的科研成果，父亲就会与我们一起等候母亲下班回家后快乐地庆贺一番。父亲对女儿们也是一视同仁，悉心培养。我们姐妹四人都曾是上海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大姐毕业于上海重点大学。我在“文革”中曾去黑龙江和安徽务农，回沪后在父亲的指点下学习日语，自修中文，走上了科技外语翻译之路
后来两个外孙女先后出生，父亲更是疼爱异常。他78岁时在从事医学教育40年后正式退休，与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他虽然精通日语、德语等，但仍深爱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尤其喜欢唐诗宋词。一有空闲就教外孙女背诵唐诗，还经常带外孙女逛外滩、南京路和淮海路，介绍老上海的风俗人情地貌，寓教于乐。两个外孙女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秉承了冯氏家族的优良基因和家风，从小性情开朗，尊师守纪，学业优秀，长大成人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做出不俗的成绩。
大外孙女张韵[1]在17岁时赴美留学，学业优秀。毕业后即投身华尔街，现任美国布朗资本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取得的投资成绩曾在2009年被美国《投资商业日报》以36个月投资总回报的标准评为美国最佳成长基金，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在美国投资基金界的最高排名。[2]随后，中国《第一财经日报》驻纽约记者专程采访了张韵，在专刊上向国人介绍她在美国金融界的经历以及独到的投资理念。
小外孙女张丹菁，也就是我的女儿，高中毕业后赴澳大利亚留学，先是进入悉尼大学学习，毕业后获得全额奖学金，现正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攻读现代传媒博士学位，以后也想与外祖父一样投身教育事业。
2010年，张韵生下一子，即我家的第四代。其父母为他起名“CharlesFengLugo”（查尔斯·冯·卢戈）。姓名中间的Feng（冯）就是为了纪念外公并保留冯家姓氏，一脉永存，代代相传。
⊙我的引路人
口述者：冯季衡出生年月：1923年职业：公务员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上海市虹口区恒业路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家乡慈溪（现慈城），是后新屋中央大门冯养生[1]的第四个儿子，父亲名下有五子四女。
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是二姐冯援。二姐比我年长8岁，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毕业后，我在企兴证券号工作，从工作的单位到当时的社会，我发觉国民党十分腐败。自幼接受的是做个好人的教育，而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塌糊涂，因而对现状十分不满。我与二姐平时不住在一起，但一旦碰在一起，她经常与我谈形势，谈中国前途，并引导我学习进步书刊，如《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后来，我家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三哥子敏私奔到苏北解放区，说是参加革命去了。没有组织的介绍怎么能加入革命队伍呢？再说三哥去的那年，苏北解放区正在精兵简政，所以没去多久，三哥又回到了上海。然而，三哥的革命热情仍十分高涨，说要寻找浙东三五支队……三哥的行动，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二姐明白三哥的热情与鲁莽，也替弟弟担忧，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暗探、特务，像三哥这样乱撞，不是很危险吗？因而二姐向组织汇报，组织同意三哥加入革命队伍，后来三哥调到江苏南京工作……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二姐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只知道她很进步，在沪江大学读书，带领同学搞学生运动。因为家里有二姐、三哥这样的进步青年，当年我家的环境似乎十分进步，但我全然不知二姐、三哥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他们是1942年同一年入党的，二姐在上半年，三哥在下半年。
二姐看我一直心向正义，痛恨腐败，就介绍我入党，时为1945年6月。当时，地下党是单线联系，我的领导是吴学谦。入党不久，抗日战争胜利，党组织决定开设书店，并为地下市委学委副书记吴学谦提供一个合法的职业掩护。吴学谦领导我和吴惠娟、王遇安（又名立明）等筹建书店。吴学谦通过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了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1363号的街面房子，原为立达商行，因经营不善愿将房子顶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使用权出售），经过协商，顶租了这一房子。为了避免支付一笔数目不小的过户费，我们仍用立达名义，定名为立达图书服务社。吴学谦同志化名吴志庸，“立达”的资金主要是党的经费，为弥补资金不足，吴学谦要吴惠娟争取她的哥哥和姐夫（党外进步人士）吴道南、陈秉国投资，使党的地下书店合法化。接着吴学谦通过组织将地下党员孔大成、陈图南、王芳君先后调来“立达”工作，不久又充实了曹永昌、祝文霞等同志共同参加战斗。吴学谦领导我、吴惠娟、王遇安，我们三人组成“立达”党支部，由王遇安任书记，再领导孔大成等三人。
经过筹建，1945年10月，立达图书服务社正式挂牌对外营业，经销各类图书和文化用品。在经销的图书中有大量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大多是苏联的翻译小说，总经销茅盾著作《霜叶红似二月花》。为解决不少贫困学生买不起进步文艺书刊的问题，专门成立了借书部，提供借阅同时为避开敌人的视线，在学校开学期间，大量经销教科书，并总经销著名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编著的《最新英语读本》，向各学校推荐。
应该说，在吴学谦的领导下，立达经营良好。但在1948年3月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大规模逮捕，王遇安的哥哥被捕，他的侄子来书店让叔叔（王遇安）回家一次我得知这一消息，感到事关重大，一边阻止他让他不要回家，一边马上向吴学谦汇报，吴学谦立即下达了三条指示：一是王遇安撤离上海去苏北解放区；二是“立达”关闭；三是“立达”资金转移开设地下印刷所。
我们按此执行，王遇安与地下交通员接上关系后去了苏北解放区。立达宣布停业，办理结束。这时，吴学谦要我继续负责地下印刷所的工作，并领导我和孔大成筹建印刷所。后来，我们顶租了巨鹿路305弄9号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地下印刷所定名为明夷印刷局。吴学谦任股东老板、协理，提供一个合法职业掩护，我改名冯季立并担任经理，孔大成任营业主任。印刷所的设备是组织上从其他地下印刷所调拨过来的。
那个地下印刷所开设在天潼路顺和里内，因一名青工出了问题而暴露，必须迅速转移印刷设备。吴学谦拿出一张“让盘受盘协议书”，让孔大成以此“协议书”找中兴印刷所潘震（也是地下党员）盘接印刷设备。旧时的上海工厂关门盘让很多，我们开展一般商业上的交易受盘，不会引起敌人注意。孔大成与潘震接上关系后，商定由潘震立即将印刷机器拆卸包装，全部铅字装箱。孔大成向堂兄孔谈林借用伪工务局大卡车，请了十名筑路工人帮忙，我和孔大成、孔谈林一起到天潼路起运全部印刷设备。
为了防备敌人跟踪，我和孔谈林坐在驾驶室内指挥驾驶员绕道而行，孔大成在大卡车后面警惕敌人“尾巴”，终于把已暴露的地下印刷所的印刷设备顺利地搬到安全地点。设备到了，而印刷所缺少流动资金，经吴学谦同意，我通过二姐冯援争取党外进步人士洪鑑新参与投资明夷印刷所。洪鑑新是宁波慈溪县洪塘（今属江北区洪塘街道）人，是我三婶的弟弟。当时二姐住在三叔隽生家。洪鑑新在证券公司工作，经济富裕，思想进步。
他投资后，担任明夷印刷所监理，这样不仅解决了印刷所的流动资金，还利于地下企业开展活动。
之后，党组织又调派了一些熟悉印刷技术的地下党员，明夷印刷所的党组织还是由吴学谦领导我和孔大成，孔再领导其他三人，并建立党小组。一切筹备完毕，明夷印刷局于这年9月正式挂牌对外营业。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为迎接上海解放，我们先后排印过具名上海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告全市人民书》、《告国民党军警人员书》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的传单，数量有几十万张。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明夷印刷所完成历史使命。在此一起工作的同志按调令分配到各个部门。吴学谦让我6月1日到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报到，完成了银行接管工作，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市工商局、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南市区财政局、上海市物价局等单位工作，至1984年离休前任上海市物价局重工业品价格处副处长，现享局级离休待遇。
有意思的是，我入党后不久，在大同大学读书的妹妹冯子英，也由二姐介绍加入了革命队伍。现在想想真有意思，当年的我只知二姐思想很进步，想不到，她还是我们兄弟姐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我所知道的家事
口述者：冯世立出生年月：1931年职业：教授级高工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北京市西便门广电总局住宅区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的祖父是冯养生，父亲叫冯伯准，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1931年7月出生在上海，属于后新屋中央大门的子孙，与族叔公冯度一家住一起（参见表6.1.4）。
5岁前在外婆家长大，1937年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小学、中学）、宁波（高中）、上海完成学业。中学（高二、高三）[1]在宁波效实中学就读。效实中学是我们慈溪人办的学校，校长是冯度，是爷爷的堂兄弟，我是典型的三门（家门、校门和机关门）干部。当时上海读书风气不太好，所以父亲送我到宁波读书，据说效实毕业考交大没问题，而我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52年，大学毕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改名广电部、国家广电总局）设计院工作，退休前任院副总工程师。
外婆家在裘市，旧时属慈溪县（现属宁波江北区洪塘街道），因为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我听说过外公与长辈的事儿。外公裘由辛，是旧时代文人，也是一位爱国老人。他与祖父是老乡加同学。据说，外公当过一任浙江省龙游县县长，而祖父做律师前曾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一次，去龙游视察教育工作，碰到外公，两位同窗好友就在龙游订下了儿女的秦晋之好。后外公到报馆做事，日本侵略中国后，因不愿意为汪伪政府做事而去了重庆，结果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过世，比较年轻，家人实为外公的早逝而惋惜。
祖父广交文人墨客，后在上海挂牌做律师，但为人正直，一生清高，因而虽说做律师却没赚钱父亲作为家里的长子，初中文化程度就身背铺盖到上海学生意。据说父亲先在一亲戚开的金店当学徒，后当上大来银行的经理[1]，父亲有四个弟弟、四个妹妹，旧时的家庭是祖父当家，而家中经济生活全部由父亲负担。祖父不那么会赚钱，而教育倒很有办法，首先自己为人正派，其次就是培养子女读书，祖父将其儿女（除大姑妈外）送进大学。因而我的姑妈、叔叔在抗日救国时期大多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党工作，父亲都在经济上给予了他们一定支持。是二姑妈冯援影响了她的弟妹甚至整个家庭，亦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可以说二姑妈的言行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理想信念。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上学时，二姑妈要我读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
我在学校没参加学生运动，而她总问我学习与校园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她又鼓励我申请入团，大学毕业后则动员我服从统一分配。
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的不少好友有的去香港，有的去台湾，不少朋友劝父亲一起
走。上海解放前夕，父亲确实处在留下与远行的十字路口，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家庭进步力量的影响下，父亲作出正确的选择，毅然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时的我读大学一年级，就在上海解放前那个晚上，二姑妈住我家。我家位于梵皇渡路，是一幢上有阁楼，底层有花园的三层小别墅。那晚，我发觉二姑妈与父亲谈得很晚，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她是中共地下党员。
20世纪50年代，父亲任总经理的私营大来银行按党和政府的政策，停业关闭。大来银行停业后，父亲曾在公私合营的四明银行当经理，后又进京学习，改造思想。在北京学习后，他服从分配去安徽省人民银行当了一名科长。当年父亲已人到中年，安徽省条件艰苦，怎能与上海相比？但这是父亲自愿选择的，放弃了上海十分富裕的生活从一个资本家到一个国家干部，父亲是铁了心地想改造自己，这既有自己的觉悟，而这一过程也离不开二姑妈的影响。无论是选择留在上海，还是选择去安徽工作，二姑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安徽期间，父亲利用过去在工商界的关系，吸引了部分上海、香港实业家的投资，为支援安徽省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
父亲娶了两个妻子，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妹与父亲一起生活在安徽，后父亲因身体有恙退休回上海。这期间，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安徽，父亲与二姑妈的手足之情从没淡过，尤其是父亲晚年因病经济颇为困难，二姑妈一直接济着父亲。
当年在家，我年纪小，家里（亲属）的事知道的不多，但无论是祖上，还是我辈，我们家人大多是重才华、轻财富，我不知这与我们的家族血统是否有关。慈溪（现慈城）冯氏是大族，历来有一定名望，也许如此，我曾带着儿女去慈城，今年还想把孙辈也带去，看看我们的家乡。
⊙后新屋新大门逸事
口述者：冯子昂出生年月：1939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专
口述地点：上海芷江中路258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家世居浙东慈溪县城（今慈城）后新屋新大门，与藕田畈冯家、雷家巷老冯家同是启承祠沛斋公的子孙。原我家大门有门联“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20世纪80年代末，我多次出差到武汉，发现那里的冯姓人家也贴有“大树将军”门联。慈城冯氏是辅佐东汉皇帝刘秀的大将军冯异的后裔。那么是否全国冯氏都贴着同一副门联呢？除了门联，我家大门原还有醒目的“父子登科”门楣。
新大门第一位“登科”的举人是我的六世祖冯本怀，在世时遇到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本怀公于道光十九年（1839）中举，当时才27岁，官任内阁中书，这是七品文职京官。本怀公一生做了三件事：建抱珠山房，太平军撤退后修城隍庙，晚年在雷家巷再建冯宅。
本怀公在新大门后建抱珠山房。《慈溪县志》记载：其（本怀公）抱珠山房藏书与醉经阁、寄月楼相埒，与尹元炜著《溪上遗闻集录》及《诗辑》两书，并参与订修，居恒手不释卷，暇则饮酒赋诗而已。有《抱珠山房诗存》、《明鲁监国诸臣咏》与尹元炜一起刻印的《溪上遗闻集录》与《溪上诗辑》留存于世。
前几年，媒体报道“发现”抱珠山房的消息。为此我专门问了母亲、姑妈等长辈，现将她们有关抱珠山房的回答归纳如下：
一是抱珠山房不是新大门的后进楼房。“发现”抱珠山房的报道，认定后新屋新大门的后进房屋为抱珠山房藏书楼，还配发了照片，据说还有纪录片。这与我家记忆的大不相同，母亲与三姑妈凤娟、四姑妈吟娟、五姑妈婷云不约而同地指出，本怀公的抱珠山房不是新大门后进正房，而是北面抱珠山麓独立的一小楼；这小楼早被大火烧成了“火烧滩”，是媒体指认后进北面、抱珠山麓的那片空地。1948年，母亲怀上小妹来家乡坐月子，我跟随母亲从上海回到慈城。在那片火烧滩上，我见到果树、菜地、鸡舍和柴间。所谓抱珠山，就是新大门北面马头墙里面的这个高墩，一人多高，上面是我家的柴间与鸡舍。那时，一辈子在上海冯存仁堂打工的祖父庆瑞公，因药店倒闭回乡。他在那片火烧滩上植树、嫁接、种菜、种花、养鸡、整理柴间，监督我识字写字，还无休止地“九制淡竹盐”。“淡竹盐”，是把盐放进竹筒、敦实、封口，放进火缸里煨。之后取出，敲掉成炭的“竹壳”、粉碎“盐钢条”，如此周而复始九次。“淡竹盐”的咸味要比食盐清淡许多。祖父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家人喝一杯他用温水冲泡的淡竹盐，说能“清洗肠胃”、清火。
二是抱珠山房藏书的影响。抱珠山房藏书除本怀公自读外，还影响了新大门的儿孙。本怀公儿子全壎公、本修公儿子全墉公都读过抱珠山房的藏书，1864年他俩双双中举。之后的1882年，读过抱珠山房藏书的保清公（全墉公子）又中举。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新大门又出了三位举人，抱珠山房功不可没。
三是抱珠山房主人晚年离开新大门。本怀公和全壎公“父子登科”，造就了新大门第一对“父子登科”，很是荣耀。可好景不长，本怀公的孙子们，即全壎公的六个儿子，大部分染上鸦片毒瘾。本怀公在雷家巷另建房屋，带了他的孙辈去那里生活，人称雷家巷“老冯家”。
四是抱珠山房曾被转卖。本怀公与全壎公先后撒手人寰，而鸦片毒瘾却死缠住本怀公的后人不放；雷家巷“老冯家”继续败落。无可奈何，为了生计，只得卖家产，其中就有本怀公的抱珠山房藏书楼。那么谁是买主？据前新屋冯全璜（号迓甫，1889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在世）的小女儿冯莲云（1919年出生，辈分高，我叫她“太婆”）对我讲，其父做过上海冯存仁堂掌门人，买进抱珠山房纯粹是为族人做好事。
五是刻本曾多次被翻印。本怀公与尹元炜公等刻印的那些著作，也曾深受慈溪乡人喜爱。之后，新大门子孙翻印祖上留下的木刻版本，最后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的三姑妈冯凤娟（1918年出生，仍健在）很健谈，她说，她10岁上小学，大约读小学三年级时，其父冯庆瑞（我的祖父）曾在藕田畈老藕田学堂翻印刻本。她的记忆是抱珠山房刻本木板比她的手掌“一虎口”大些，长方形，像如今32开的书本那样大，上面密密麻麻刻着字，一块一块地印，纸张摊满一地，老人说：“很有趣。”
六是刻板送西泠印社保存。抱珠山房易主后，本怀公的族曾孙庆瑞公，把大部分藏书搬到后进楼上的空房间，抱珠山房还存有一大堆刻印木板。总不能把这些东西长期存放在前新屋人的房子里吧，庆瑞公与冯庆恒（以下再讲其人）遗孀郑氏商议对策。当得知本怀公刻本的共同作者尹元炜后代在杭州西泠印社工作时，就委托他（而不是委托其他人），以本怀公已故嫡曾孙庆恒公的名义，把刻印木板送到杭州的西泠印社。
七是抱珠山房已化为灰烬。1946年初春的某夜，抱珠山房起火。我家房客、同窗54届卢忠麟和他的母亲（“卢家婆”）住在我家后进楼上，目睹了这场火灾寄宿在慈湖中学的46届学生王伟臣，在慈湖北岸看到了火势。幸亏抱珠山房是新大门最北面的独立建筑，与正屋没有走廊相连，不过火势还是引燃了后进房子西边弄堂的腰门。如果后进引燃，后果不堪设想，不仅新大门保不住，还可能危及中央大门与老大门。已经是慈中考棚中学生的四姑妈（阿吟）与五姑妈（阿婷）急中生智，把浸透水的被褥扑向腰门，才阻止了这场火势的蔓延。如今新大门西边腰门还留有当年被火烧焦的痕迹。年逾九旬高龄的姑妈们忆及这场火灾，仍激动不已。另外，五姑妈多次说道：“西泠印社里有太公刻本的共同作者。”我明白五姑妈说的是尹元炜的后人在西泠印社工作。
本怀公晚年移居雷家巷，还有两件事留在了新大门。一是搬不走的抱珠山房和大量的藏书、刻本木板。刻本的去向，上面已经交代清楚了。抱珠山房的一些藏书，后被哄抢时，祖父曾捋着长长的白须哭求：“留些纸张给我孙子写写字……”然而书籍很快破撕成片，包零食，消失得无影无踪。听说，五姑妈婷云带到上海的几套线装书也在“文化大革命”时成了“扫四旧”对象。抱珠山房烧了，藏书没有了，只有刻本可能还在杭州西泠印社。二是沛斋公画像。沛斋公是慈城冯氏启承祠支系祖先，是本怀公的祖父。不知道为什么，本怀公把沛斋公画像也留在新大门，这成了后来我家逢年过节祭祀的辉煌。祖父总是把沛斋公的画像挂起来，捋着白须向我们啧啧称道。雷家巷、藕田坂的冯氏亲戚曾来我家祭拜共同的祖先。
新大门子孙继续繁衍。全墉公及其兄长全坤公把他们的孩子以过继等形式向外拓展，方向是藕田畈当我出世时，新大门只留全墉公孙子庆恒公的遗孀郑彩章大阿娘和全坤公的孙子庆瑞公两家了。
1853年起，太平军占领慈城长达10年。慈城民问称太平天国起义为“长毛造反”。《慈溪县志》记载，清道观于“同治元年（1862）毁于粤寇”[1]，捣毁清道观是太平军撤退前对慈城公共设施最大的一次破坏。从史料记载看，科举出仕的冯家举人们有大到向朝廷捐饷，小至捐资设义渡等义举。本怀公于同治九年（1870）募捐修建被太平军毁坏的城隍庙。[2]全墉公与子保清公是新大门的第二对“父子登科”，“登科”后，全镛公选择集资重建被太平军毁尽的清道观[3]，时为光绪十三年（1887）。这是清道观自创建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重建。重建后的清道观既是道教圣地，更是慈城名胜景区，时为慈城（也包括周围县治）小学生远足、中学生野餐野营的地方。重修后的清道观由族人冯翊廷公直接管理，他是我的慈中初中同窗、邻居冯祖延的太公。差不多同时，全坤公的儿子保燮公也与他人集资三千余缗重修大成殿明伦堂。[4]
不幸的是保清公中举两年后死于肺病。全墉公忍着丧子之痛，继续指挥重建清道观。那时慈城的乡贤聚集在后新屋新大门建言献策，新大门俨然成了重建清道观的“指挥所”。可能是太专注于清道观重建，全镛公忽视了对宁波漆店的管理。在清道观重建临近完工的时候，一天，漆店“阿大”（总经理）携款逃之夭夭，而这家颇具规模的漆店，正是后新屋新大门全墉公与全坤公两大家子人的生活来源，那是1890年前的事。
全墉公、全坤公两家，后代有13人，是11女、2男。这11个女儿虽然识字不多，甚至有一字不识的，但有“父子登科”、修清道观、修明伦堂等的金字招牌，还有慈城冯氏的家族影响，她们大多嫁到慈城或周边的大户之家。而且这些姑婆们勤勤恳恳，相夫教子，她们的儿孙大多非常优秀。大姑婆嫁到慈城袁家，有两位姑婆嫁到洪塘，小姑婆（我的十一姑婆）嫁给时家边，后去上海生活，他们的长子时逢春、季子时际春，曾捐资慈中的“四九楼”；还有两位姑婆嫁到慈城钱家；最远的是嫁到骆驼桥盛家的姑婆，成了新中国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的夫人。除此姻亲，祖父与盛丕华曾经一起在上海冯存仁堂学生意。
按现在的说法，庆恒公、庆瑞公是继全墉公、全坤公之后的新大门掌门人。
庆恒公是保清公的儿子，因全墉公长子保承公无后，庆恒公过继给保承公。庆瑞公是保燮公的儿子，幼时曾过继到雷家巷（这是名义上的过继），成了本怀公（信房）的曾孙。
新大门衰败后，年幼的庆瑞公到上海冯存仁堂当学徒。他还是在药店里认字学习的，后来帮助写中药处方，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不过，新大门还是把跛足的庆恒公培养成慈湖书院执教国文的先生。不幸的是庆恒公患上肺痨，1919年咳血不止，命悬一线。为挽救生命，从半浦郑家抬来郑彩章，给庆恒公“冲喜”。
同年初夏的一天，躺在床上的庆恒公不时听到哭泣声，问“房里阿姆”（保姆）：“谁在哭泣？为啥哭泣？”按主人吩咐，保姆没有说出真相。傍晚，奄奄一息的庆恒公又听到家人的哭泣声，便呵斥房里阿姆：“谁在哭？！”吓得慌了神的保姆脱口而出：“有甫死了！”
冯有甫，庆恒公独子，是年12岁，患猩红热暴毙。病入膏肓的庆恒公听到儿子夭折，第二天也睁着眼睛断了气，时年38岁。新大门两天亡故两人，父子同办丧事。“父子登科”的大喜与“父子同丧”的大悲，是新大门两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庆恒公父子同丧，全墉公长房又断了香火按过继风俗，五服内的族人都可过继给庆恒公遗孀郑彩章以续香火，有意思的是郑彩章偏偏相中庆瑞公的儿子——我的父亲冯有楣那年父亲才3岁。父亲是祖父与继室杨润芳生育的儿子，祖父与原配已育有儿子有彬，祖母杨氏嫁入新大门后，先生了两个女儿，听完要将头胎男婴过继给郑彩章，祖母说啥也不愿意，但最后还是拗不过祖父。
曾经过继到雷家巷的祖父，1884年出生于新大门西侧藕田畈冯氏乐房。祖父的生父是保燮公，出生于新大门，后来出继到藕田畈乐房；出生于藕田畈乐房的保燮公子、我的祖父又从藕田畈出继回到新大门，因此彩章大阿娘打趣地称祖父是“回汤豆腐干”。父亲过继给郑彩章，我叫亲祖母、父亲的生母杨润芳为“小阿娘”，反而叫父亲的继母郑彩章为“大阿娘”。过继一事也发生在1919年，离庆恒公父子同丧的日子过去还不到三个月
这里，我特别要说说大阿娘郑彩章。大阿娘是因冲喜嫁到冯家的，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新大门破产后，又断了她的生活来源。她的名下只有五婆湖（我家喜欢叫“五步路”）3亩田和新大门西面的楼房。她只好依靠出租房屋来维持日常开销，后进楼上出租给卢家婆，轩子间出租给秦家阿太（我初中同窗董季川的外婆）。郑彩章洁身自好，终生未再嫁。她的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女，都与她十分亲近。女儿彩葑是她先夫庆恒公与原配的女儿，儿子有楣，即我的祖父与其妻杨润芳的儿子，是过继来的。大阿娘郑彩章一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她做的两件事至今让家人传颂，使我也终生难忘。一是上面说到委托祖父，以亡夫庆恒公之名向杭州西泠印社赠送抱珠山房的木制刻印板，替本怀公保全了一批珍贵文物；一是支持女儿彩葑退婚。1909年，庆恒公将6岁的女儿彩葑许配给他的好友慈城周家的儿子周郎。彩葑姑娘长大后发现，父亲在酒席上将她许配的竟是个浪荡公子。无可奈何的彩葑姑娘只得向继母哭诉。出于义愤，郑彩章竟聘请律师上法庭打官司让女儿退婚。消息传出，遭到冯氏族人的强烈反对。郑彩章挺身而出支持女儿，与族人论辩……经过多次交锋，彩葑姑娘终于解除了这门封建婚约，时为1926年3月。彩葑姑娘解除婚约后，到上海嫁给张伯方君，组成美满家庭。我叫她“张家姆妈”，张家姆妈家也是我1957年高中毕业后到上海钢铁厂工作之余的可靠可亲的歇脚地之一。1971年，享年81岁的大阿娘郑彩章逝世，父亲亲自书写墓联：“受尽封建苦，荫得子孙贤。”
最后，补充全墉公的新大门逸事。1894年，60岁的全墉公晚年得子。这个尾巴儿子要比他的两个侄子庆恒公和庆瑞公小整整10年。为了保证幺儿的幸福，年老的全墉公又把儿子过继给老大门经济富裕的族人。这位幼子叫冯立先，有二子一女，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冯立先曾招来许多麻烦，自然影响其儿女。其中一子冯庆祺早年去了香港，女儿冯荷香几经磨难来上海，住在我家后面，每年冬天公布“爱心捐款”名单，总能见到她的名字。1966年，冯立先过世后，他的子女都曾回过后新屋老大门，送父亲最后一程。
⊙后新屋老大门的一些记忆
口述者：冯祖延出生年月：1937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凤凰新村12幢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是在慈城始平路的后新屋老大门长大的。我这一辈之上的四世祖，我记得的有如下数人：
高祖辈：冯诩廷（有二子）
曾祖辈：冯敏楷（有一子：学潮）；冯敏桢
祖父辈：冯学潮
父辈：冯晋福（有一子：宝延，字子畏）
冯晋鋆（有三子：康延、德延、祖延）
高祖诩廷公是举人[1]。据祭文所载，捐得道员晋三级三世。我们冯氏宗支繁衍，谱牒久不修辑，诩廷公就本支辑为宗谱，体例谨严。
光绪十三年（1887），他与族人冯全墉集资重修了烧毁的清道观文昌殿。悬有“斯文在兹”额匾的清道观文昌殿，几乎屡修屡毁，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又烧毁了由冯家汝霖、汝震、汝霆三兄弟重建于道光九年（1829）的文昌殿。
不知是阿爷学潮公，还是曾祖父敏楷公，他们其中一人是启承祠末代族长，管理着冯家的公共产业，包括地产、屋产，其中一处公共地产就是清道观。这样的传说，给人的印象好像清道观是冯家的一样，我猜这可能跟慈城冯氏多次捐款修建有关，光绪《慈溪县志》对此有明确记载。
伯父晋福在南京慈城老乡北门阮家开的宝兴银楼做账房，可惜伯父英年早逝。父亲早年在上海的元昌顺绸缎布店（位于南京路）当伙计，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以后，回到慈城。父亲喜搓麻将，爱听京戏，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经常背我到清道观去，那儿有戏台，他去听戏，我去玩耍。这是将近80年前的事，玩什么、看什么都记不清了，而清道观精美的雕刻艺术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说起雕刻艺术，当然还有我家居住的后新屋老大门，全部透雕，大幅蔓卷花间是戏曲人物。可能那房屋太华丽了，日本人侵略慈城时作为公馆专供日本军官居住，好像还设过日本军人的卫生所。
说来也怪，这冯家房子好像专为军人建造似的，单说这老大门就驻过太平军（太平天国时）、日本军（抗日战争时）、和平军（解放战争时），每次当作军人的公馆，都与房屋的主人外出做生意有关，也与冯家的名气有关。在我印象中，老大门的两整幢及厢房、明轩的几十间房子，只住了我家和堂兄两家几个人。至于冯家的名气，自冯阿云捐助军饷后，原本南省名家的名气更大了，冯家儿女的婚嫁联姻对象也都是名门大户，我的母亲家就是慈溪袁家，是袁枚[1]后代。这样的强强联姻，使冯家的人脉更旺，以我的两个亲属为例，一个是母亲的大弟袁瑞蹈，即我的大舅；一个是母亲的外甥女婿赵启正，即我的表妹夫。
大舅袁瑞蹈在上海读大学期间（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家人的安全，他改名郑森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曾到后新屋躲避过敌人的追捕。新中国成立时，他任上海市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委员和新闻处处长，兼任同济大学教授，后调北京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表妹夫赵启正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现是中央新闻办主任。
名气介大，又有钞票捐建公共建筑，那我家祖上应该挺有钱的。有意思的是，快解放时，阿堂伯（名叫冯庆堂，其祖是上海开钱庄的）拿来一张票据来赎老大门的房子，原来祖上早将房子抵给族人，这样我们只得再向阿堂伯租房住……
⊙祖居、祖坟与家谱
口述者：冯有康出生年月：1946年职业：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海曙区假山新村口述时间：2011年7月
我出生于慈城雷家巷15号，现在门牌改为雷家巷6号。读小学在藕田学堂，（读）初中在柳山庙沿的慈城中学，（读）高中在慈湖中学。上小学时，因生日小读书还差几月，住在慈城的（堂）三阿伯（名宜寅，字庆亮，参见表6.1.6）陪我讲情面入的学。1965年[1]，我考入浙农大农机系后离开慈城。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宁波到农业局工作。后来农业局在洪塘镇创办农机厂，急需技术人员，因洪塘离慈城的家近一些，我就服从需要到宁波第一农机厂工作，11年后又调到慈城的宁波粮机厂先后任技术科科长、经营副厂长，直到2001年企业转制。
我是十几岁离开慈城的，毕业后又想回到慈城，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呢？因为我是家里的小儿子，父亲早逝，而慈城还有母亲和祖居，我总想离母亲、离祖居近一些。我说的祖居，也就是我的出生地，我听姑妈讲，它曾经被称为冯家新屋。
被称作冯家新屋，是因为雷家弄原本就有冯家的房子，而阿爷的阿哥，即保晋公发起并与阿爷保恒公建的新房子。新房子的北墙砌在冯家老屋的映墙上，也就是老屋的照壁，这样与冯家老屋连成一体。目前，冯家老屋还剩雷家巷7号东西朝向的一排房子和道地，现住五服之内有朋堂兄的儿女。造新屋能砌老屋的映墙，可见新屋的主人与老屋的主人关系非同一般，后来我在编修《慈城冯氏启承祠支谱贞房支谱》时发现，原来阿爷的阿爷本仁公与有朋阿爷的阿爷本怀公是两兄弟，原来是五服之内的同族嫡亲，即都是紫园公之子孙。听姑妈讲，阿爷兄弟俩是宣统元年（家谱也是这样记载的）发起造新房子的，当时大阿爷在上海可口铁号工作，而阿爷在上海一钱庄做跑街，兄弟俩省吃俭用，一年积蓄了6000元大洋，年底回慈城，兄弟俩协商后买了一桑园，陆续建造了一幢五间两弄高平屋，东西厢房各六间，大门开在南面沈家弄，北后门即在雷家弄。其实6000元是不够建这么多房子的，所以这幢房子的内装修不太统一，连屋柱也是拼接的。尽管如此，这些祖屋是阿爷们的心血，也是慈城冯家屋的一部分。头道大门进来是园地，园地里种的有石榴、桃树、梨树、梅树和橘树。二道大门进来是个大道地，两边是与屋檐差不多高的隔墙。隔墙中间是上圆下方的门洞，走进门洞各是长方形的小园地，小园地里种的有樱桃树、杏子树，这些果树使家里入一年四季有水果吃。还有那屋檐墙角的花卉样的壁画虽不如前后新屋的画梁雕柱精致，但五彩图案和整个院子的合理布局足见阿爷们当年设计房屋时的用心。
一百多年了，冯家新屋早已成了老房子，而这幢祖屋却成了启承祠贞房紫园公子孙寻根祭祖联系的大本营。20世纪80年代中期，客居台湾的庆吾三阿伯（名宜浩，参见表6.1.6）回祖地，就住那儿。六十多年前，在上海绸缎店做伙计的三阿伯被老板指派别妻离子（女）去台湾工作，“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家后，三阿伯让我陪去朱春岙扫祖墓。他以为父母在里头，儿子在外头，四十多年的乡愁此时可以倾吐，不料祖坟被平，无限的乡愁一时无处诉说，三阿伯十分伤心，幸亏还有祖屋在——雷家巷冯家屋慰藉了漂泊在海外的三阿伯，回去四五年后，他就过世了。
祖坟、祖屋和祠堂是连接故乡与游子的纽带。庆吾三阿伯的寻根之行触动了我，我常问自己，我从哪儿来，可能我还知道些，那我的儿辈、我的孙辈呢，他们会知道吗？父辈留给我们一本内容简略的家谱，放在长房长孙上海有祥哥处，我是否能继承父志，续编这本家谱呢？新世纪初，我就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他们十分赞同我的想法。在重庆的有桢堂兄来信说：“我们冯家兄弟姐妹现居全国各地，平时又较少联系，早日把家谱修订出来，很有必要。”目前启承祠贞房还有八房兄弟一房姐妹，我请各房指定一人负责收集各房的有关情况，消息传开没多久，就收到各房寄来的个人信息。
有祥哥也送来阿爷留下来的启承祠贞房谱（抄本），我一看是一本草纸一样的破簿子，没有封面，没有抄写日期，扉页抄写的支行排行十六字，“启承之大，天云本全，保宜有子”，另还有四字，原不知是什么，现在据查得知是“世德广裕”。我就可以通知各房的兄弟姐妹。
从2005年开始续编，根据各房提供的资料，根据原谱，经考证、补充、归纳后，以“上承列祖列宗，下继问世晚辈”为宗旨，采用直线一脉为主、不论男女、按代列出的方式完成了继谱。2006年完成后，我将家谱寄给同辈人，人手一册。在湖南的表阿姐婉苓来信说：“家谱慰藉了我的思乡之情。”原来婉苓的母亲，即姑妈，早年嫁到孙家，她子女多又因工作分散于各地。婉苓表姐还说，原先连外公的名字都不知道，现在居然还知道了那么多的祖辈。的确，家谱编好后，亲戚间的联系更多了，我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现居上海、北京、重庆、浙江、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省市，这几年他们常在清明节来慈城祭祖寻根，因为家谱增加通讯地址，他们回来大多住在雷家弄的祖居。
⊙离开慈城往事
口述者：冯进新出生年月：1949年职业：教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宝山区（云西）三花现代城口述时间：2014年4月
母亲姓俞，名娇麟，是慈城竺支山门俞家的女儿，现址在慈城新弄内，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作公馆的那些房子。母亲是五姐妹二兄弟，她的大姐娇仁，我们叫大嬷，嫁到颜家桥冯家[1]，是冯孙眉之妻；她的二姐希增又名俞襄，我们叫二嬷，嫁给布政房冯定[2]为妻。
当时的外公好逸嗜赌，一家仅靠外婆做女红维持生计，家境贫困，母亲未成年便与她的三姐娇凤离家在上海一手帕厂做工。17岁那年，外公私自作主将母亲许给父亲冯有箴。父亲比母亲大8岁，说是慈城大户人家，属后新屋冯家，家有五间头大屋一幢，位于慈城北门外桃园脚下（原址现为民主路北水文队家属工厂），还有一只大金手镯（后知是包金的）。
祖父宜彭[3]属于启承祠藕田畈冯家，个子不高，微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人称小老板，又没有固定职业，因能写一手好字，经常帮人抄写对联、挽联等，偶尔也做红白喜事司仪，平时喜话讲讲，麻将搓搓，有抽鸦片之恶习。藕田贩冯家到祖父一辈已败落，但还死要面子，父母结婚场面很大，也十分铺张，结果是婚后负债累累。
父亲能拉一手京胡，也是京剧票友，每逢节日盛世，父亲经常参与应星耀先生组织的吹拉弹唱，我家曾有这些吹拉弹唱场面的纪念照片，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同时销毁的还有祖先留下来的红顶帽珠一枚。
我族冯家创业是从冯映斋创办冯存仁堂开始的，较为鼎盛的是映斋公第四代，比如季房云濠、云祥兄弟捐资办学、疏治慈湖、捐银筹饷等，以致我族有“江淮河汉”、“乾坤”、“经纶昆仑”十房之说。父亲晚年回慈城，写下几张关于冯氏家族的记忆，其中有“始平望族，慈水名家”，“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凌云绵世泽，大树振家声”，“大树家声远，凌云世泽长”的对联诗句。我族作为慈城冯氏惠宗祠（承志堂）支族，下又分设观德祠（恒裕堂）与启承祠（存仁堂），我家作为十房之一脉，至映斋公七世孙开始败落，败落之因是鸦片。有道是饱暖思淫欲，而冯家人温饱寻刺激，对于鸦片，从好奇到为了派头，导致上瘾后不可收拾。
根据冯家祠堂族规，族里子孙轮流受益公租，因我家到父亲是四代单丁，所以每隔三年就能享受一次，而兄弟多的人家则要六年，甚至九年才能轮值。照理这些租银可享用一年半载，饭总有得吃，但被鸦片一折腾，我家是年年先吃后空，不断变卖家产。所以母亲嫁到冯家后，所谓藕田畈冯家已是千疮百孔了，但依旧不改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家里有肉庄、布庄和南货庄三本红折，这红折是先取实物后回钞，一般是平时随便拿，记账年终结算。每到年关，祖父总是借故外出，当举债人上门，听说先生外出（旧时男主人不在家）讨债人只好怏怏而归。更有意思的是，每当中午，祖母总让娘姨（佣人）烧大镬水，原来是烧水能使烟囱冒烟，似乎告诉邻居冯家在烧中饭，谁知我家烧的是水，连粥都谈不上。当时慈城穷人也有一日吃两餐的，我家的情景真有点像小说里的情节。实在是无米下锅之时，只好悄悄差人从后门出去用家传的翡翠或者木香等名贵中药换些钱粮，以补无米之炊。这样，度日如年般过了一些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无奈只得把祖传的房子卖了，还清债务后所剩无几，我家只得租住在白药房房子里。
1936年，祖父过世后，母亲当家，她回绝了赊销的三本红折，辞退了所有娘姨和看山人，并把山上的所有树木砍伐卖掉以补家里的收入。然而这些举措违反了族规，遭到族人的谴责，说是大逆不道，然而母亲根本不理这一套，我行我素。毕竟这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再说父亲是单丁，别人也无可奈何，而且时代已进入民国中期。
这是母亲讲的我家离开慈城的故事。母亲常说，无事不胆大，有事不胆小。日本人侵占慈城前夕，父亲在县政府当文书。日本人侵占慈城后，也曾规劝父亲到县府上班。母亲考虑到父亲若继续上班，肯定会被认作汉奸，若不上班一家没收入不说，日本人还会上门找麻烦，于是全家悄然逃离慈城，到上海投亲靠友。从此慈城冯氏藕田畈一脉从慈城消失。
（冯新平参与口述）
附注
[1]冯骥才是“文革”后第一位拿稿酬的作家，见《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88页
[1]冯骥才初中三年级时，师从严六符（1908—1993，浙江宁波庄桥人，学名仁统），学习山水画基本功，后投身于京城画师惠孝同（1902—1979，北京人，原名惠均，号拓湖）门下，20世纪60年代初，又跟随溥佐（1918—2001，满族，北京人，全名爱新觉罗·溥佐）、张其翼（1915—1968，祖籍福建闽侯，字君振，号鸿飞楼主，满族人）等先生学画过花鸟；1962年2月1日，在《天津日报》上发表《碧云寺石桥》，见《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41页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268、269、392页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268、269、392页
[1]张先生：张逸民，南通柴油机厂厂长，见李建树《越说越近》，宁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04页
[1]题款诗：浓浓淡淡意，深深浅浅情，远远近近事，尽在此幅中。庚午秋忙里闲时作是图。见李建树《越说越近》，宁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05页
[2]山水画《苏州梦》，见《宁波侨乡报》1992年5月1日
[1]五幅作品，其中三幅是《又过万重山》、《冰河倒挂》、《老夫老妻》，见李建树《越说越近》，宁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07页
[1]一说是支持宁波重要历史文化古迹“贺秘监祠”修复，见陈强峰《土厚根深人远情长——忆冯骥才慈城寻根》，《慈城冯氏研究》2006卷，第42页
[2]《天一阁观画记》，《宁波日报》，1997年1月1日，第7版冯骥才将义卖所得捐给宁波，图为媒体报道影印件（1992年）
[1]据《晋诰恭人节孝冯母传》文载，冯德文（1742—1769），号天纯，慈城冯氏33世孙，客游粤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因瘴癔殁于外，旅榇归（冯茂椿纂，道光十五年版《冯氏惠宗祠支谱》）（因时隔久远，家传误于家谱的记载，特作注解）
[2]据《晋诰恭人节孝冯母传》载《冯氏惠宗祠支谱》（冯茂椿纂，道光十五年版）
[3]同[2]
[4]寄月楼：冯汝霖，字听颿，少孤，居县城五马桥。以朴勤世其家，好读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官郎中。所居寄月楼，藏书数万卷，校雠精核（童银舫，《清代慈溪冯氏藏书楼》，《宁波慈城冯氏研究》2006年卷）
[5]循陔书屋：冯汝霆的藏书楼为循陔书屋。冯汝霆，字廷雨，号耳堂，汝霖弟，由廪生例授同知，著有《循陔书屋吟稿》二卷。《四明清诗略》引谢鞠堂序云：“先生家初富盛，寄月楼藏书数万轴，寝馈其中，所交游皆四方名士，以是文誉日起。屡试不得志。益肆力于诗古文词，而诗尤酷，所作清微淡远，不假雕饰，与《长庆集》为近。”（童银舫，《清代慈溪冯氏藏书楼》，《宁波慈城冯氏研究》2006年卷）
[1]冯可镛（1828—1887，另一说1827—1886），原名可钺，字佐君，号舸月，汝霆次子，咸丰元年（1851）辛亥恩科举人；冯可鋑（1825—1890），族名可礽，号荷舲，汝霆长子，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举人（冯春源，启承祠支谱《慈溪冯氏族谱续编》，2000年抄本；光绪《慈溪县志》卷21）
[2]冯可镐（1821—1867），字号有诗舸、可珍、宝儒、显臣，恭房汝霖公幼子（冯春源，启承祠支谱《慈溪冯氏族谱续编》，2000年抄本）
后书房子姓以醉花书屋而聚（2007年）
[1]冯维周（1879—1967），名昌桢，字贞官，启承祠八世孙，支行宜（冯春源，启承祠支谱《慈溪冯氏族谱续编》，2000年抄本）；1946年，慈溪孝中镇召开镇代会，与钱太希、冯柏生等作为公民代表列席会议（《孝中镇镇代会临时会议纪录》，《慈溪报》，1946年9月29日）
[2]后书房冯氏汇编的《冯氏亲友通讯录》之评语
[1]冯晓源（1956—），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医学教育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放射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放射学杂志》副总编，《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责任主编。主编《现代医学影像学进展》、《影像诊断手册·神经系统分册》、《医学影像学试题与题解——医学教学参考丛书》等多本专著，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颁发的中青年优秀论文三等奖等奖项（百度百科）
[1]云居庵：咸丰三年邑人冯云祥改建，同治元年毁于粤寇，七年尼厚道建（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一，第四十五页）
[1]阿大：旧称商店经理，见朱彰年等《阿拉宁波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7页
[1]从（叔）祖父：此有可能为前新屋外吾记冯全璜（1889—不详），字迓甫，冯五楼小儿子，见冯春源《慈溪冯氏族谱续编》（启承祠支谱），2000年抄本
[1]冯庆荣，见《父亲和冯存仁堂》一文
[2]上海方言，意为捣乱、毁灭
[1]详见附文《给孔老板捡了个便宜》
[2]大屁股：淮房（月记）长子冯庸先（1888一？）原配妻子，姓名不详，是冯家有影响的人物，认了不少寄拜儿子，其中之一是曾任冯恒大经理的孙鼎初。慈城沦陷以前住在慈城，后因屡遭敌机空袭而去上海，一直住在那儿（据其亲属、孙友谊等口述）
[1]嘉广生药行：清道光三十年（1850），浙江嘉兴广生药行迁到上海里咸瓜街，开设嘉广生药材行；1937年是上海药材七大行之首（《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369页）
[1]关闭大吉：时间一说是1940年，而1941年10月19日的《申报》还刊登冯存仁药堂广告，故可能是1941年前后
[2]参见包于飞的《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
[1]这里的伯伯，其实是叔叔，这是因上海方言称叔为伯，这里实是父亲的弟弟
[1]据此口述，笔者在冯春源的《慈溪冯氏族谱》（抄本）查到冯尔梅一名，又在慈城白龙山老墓区找到冯二梅的坟墓，综合多人口述与《启承祠贞房季房前新屋四房系世表》，汇编成《前新屋江房记先（保）字辈及子孙姓名表》
[2]据口述者表妹洪放口述，其外婆以夫家的“冯九记”行名
[1]据考是贞房季房淮房，与口述者是堂房兄弟，即冯全琪次子继出的一脉
[1]冯子贻（1909—不详），号庆懿，1937—1939年任慈溪孝西镇镇长，1939年底去上海，1944年底回乡，根据《慈溪报》记载，1946年，任孝中镇镇代会主席，代表有冯立先、冯锦标、冯祐等21人，列席公民代表有钱太希、冯维周、冯柏生等（《孝中镇镇代会临时会议纪录》，《慈溪报》，1946年9月29日）；与族长冯祖麟等21入发起了任士刚先生追悼会（《慈溪报》，1946年7月10日）；与旅沪乡贤秦润卿观摩了中城学校毕业典礼，参加了慈溪县社教协会第四次常务会（《慈溪报》，1946年7月11日）；次年，冯子贻还主持了县政府修葺“骢马桥工程”募收款项的验资工作（《慈溪报》，1947年2月7日）
[1]口述者所说的道台，可能是口述者的高祖“全”字辈的冯本堂（1831—1863，字芾村），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义，与伯父、父亲筹防助饷，捐银二十万两，赐冯本棠以军功加四品衔并赏花翎，参见正文清代的赐封一节，按清朝官职，道台为正四品；为据《劫官未成》消息：“慈邑故绅冯观察之如夫人于去年逝世，其灵柩厝在北郊外普济寺之竹园前⋯⋯”（《甬报》1899年4月8日），这里的故绅可能是冯本堂，家人称芾村公，参见附录四
[2]据《慈筹募学田运动冯俞两姓继响应》载：慈溪自县府发动五万亩学田运动以来，城区冯氏大宗祠、统宗祠、惠宗祠、启承祠等新老斯文会会长冯祖麟发起，愿将全部会产二千余亩田扩充教育基金，以资提倡。（《上海宁波公报》1945年12月26日）参见附录四
[1]上海橡胶鞋厂：1.是年（1931），上海工商橡胶厂在白利南路530开设，资本15万元，职工290人，炼胶机4台，日产胶鞋二三十万双，“八一三”事变后，工厂响应内迁桂林，当日军进犯桂林又再行搬迁，于1945年抵达重庆，与利华橡胶厂合并（《上海橡胶工业志》之大事记）；2.甬商李祖荫、冯子诒、朱继良等鉴于橡胶制造之需要，舶来品之充斥，乃集合资本，创设国货橡胶厂，专事制造套鞋、热水袋等，以供社会之需求。厂址在白利南路五百三十号，营业所设五马路西广福里十四号，定名中国工商橡胶厂，聘请边文卿君为经理，化学专家阮口施君。闻已筹备完全，开工制造，出品优美，坚固驾乎舶来品之上，已开始营业。在此努力提倡国货之际，该厂应时而生，实国货界之一好消息也。（《国货橡胶事业新发展》，《申报》1932年9月25日）
[2]橡胶鞋厂被炸：1.敌机三度肆轰闸北（《申报》1937年10月6日）；2.沪西周家桥白利南路，今晨九时三十分许，有敌机十二飞往，投弹十余枚，首当其冲者，系申新第一厂、民生纱厂⋯⋯（《申报》1937年10月27日）
[1]有关这场火灾的报道：本城昨晨（8日），发生空前火警，兹探情形药暑如下（略）。
警察局弹药库爆炸，慈城大火延烧半夜，城隍庙及前新屋尽付一炬，波及县看守所，囚犯越狱十名在逃未获（《时事公报》1946年6月9日）
[2]慈溪警察局因火药爆炸而发生大火，施救不易，延烧半夜，毁屋百余间，可谓慈城战后空前巨灾——未伤一人，真是不幸之大幸（短评《慈城大火及其他》，《时事公报》1946年6月10日）
[1]四房，即江、淮、河、海（汉）四房，参见表6.1.2、表6.1.3等
[2]小学校：清末，启承祠创办藕田学校，参见表十
[1]长房：前新屋河房长子冯癸先，族称房长，有冯庆辅、冯庆余、冯庆嘉、冯庆和四子，参见表6.1.3
[1]门墙献金，效实中学三十五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宁波日报》1946年10月25日）
[2]慈溪冯度启事：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一日，三女可与蔡生览孟由周嘉后、方余甫二君介绍，假座宁波效实中学大礼堂举行结婚典礼，承张申之先生证婚，并蒙诸亲友厚赐隆仪惠临新礼，招待诸多简慢，特此申谢。参见附录四
[1]效实上海分校：效实中学百年大事年表记，1938年，在上海租界内设立分校，8月上海分校奉浙江省教育厅指令核准备案；上海分校教职工名录记，校长冯度（《百年回眸·宁波效实中学建校百年史料名录集》，第33页，第119页）
[2]一六学会：1939年，由董善登、陈雅芳、方之拯、董学陶、张处让、冯丁等人为首的进步青年组织，以联络感情为由，开展爱国救亡活动，规模与影响逐步扩大，其成员几达全校学生总数一半以上（《百年回眸·宁波效实中学建校百年史料名录集》，第86页）
[3]据口述者的婶婶王缦兮（冯度的小媳妇）口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曾随冯丁到宁波效实中学的冯家做客，与公婆（冯度夫妇）一起生活几天，冯度先生不太管儿女们的事，妈妈十分善良，是传统的严父慈母。当时冯家吃的饭是食堂给做的，吃的是家常菜，冯先生爱喝点老酒，其中一个下酒菜是炒沙蟹，那时夏天宁波人的小菜（根据电话采访记录加注）
[1]据《校长冯威博辞职校董会一致挽留》载：校长冯威博除报告校务、经费收支外，并以体弱多病，提出辞职，各校董佥于冯校长主持校务垂二十年，苦心擘画，成绩斐然，一致挽留，惟为顾全冯校长休养体力计，请教务主任蔡箴五负责（《时事公报》1948年7月2日）
[1]青山：全名青山彻藏，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原东京帝国大医科大学校长青山胤通博士的养子，曾在该校设立了第一外科学教研室并主导其教学及科研工作
[2]西成甫：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与藤田恒太郎等著有《人体显微解剖图说》
[1]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中国红十字会成立战时救护委员会，后改为救护总队，救护工作全面展开（据《中国红十字会大事年表》）
[2]冯援，中共地下党员，详见冯季衡的《我的引路人》一文
[3]许学铭：1932年出生，安徽医学院1956届毕业生，其后调到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任外科副主任医师，1992年退休
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39世孙、冯固珍藏的《冯雪卿家传》（1990年）
[1]张韵，1970年出生，2002年加入布朗资本投资公司管理团队。之前，先后在爱普塞隆投资管理公司、坦普顿环球投资顾问公司、花旗证券等任职，曾担任巴尔的摩市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主席等
[2]《专访美国布朗资本投资公司张韵：如何选择成长股》（《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4日）（百度百科）
[1]冯养生：又名冯堪，启承祠贞房支祖孟房之后，宁波法政学校毕业，在上海为律师（宁波同乡会的《甬江初集》，第206页），参见表6.1.4
[1]冯世立等送给郊实校庆35年的个人礼物，出资修路费。《宁波日报》1946年10月25日。参见附录四
[1]参见《冯伯准和大来银行》和表二十七
[1]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修，卷四十一
[2]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修，卷十四，第11页
[3]参见《慈城冯氏参与修建祠庙庵堂的一览表》（表四十五）
[4]参见《慈城冯氏参与家乡教育史料汇总表》（表十）
[1]据《慈溪县志》、现存家谱等资料考证，冯诩廷无功名，本口述中举人一说有疑，待进一步考证
[1]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代表作品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等
[1]1965年为“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个有高考的年份
[1]颜家桥冯家，参见表6.1.1
[2]布政房冯定，参见表6.2.5
[3]冯宜，参见表6.3.7
知识出处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本书是以慈城冯氏众子姓及家族文化为对象，以慈城及海内外的家族文化为参照说明，以历史文献及口述史为依据，结合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民俗学，对慈城冯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认为慈城冯氏以寻根、联宗等形式营造家族的精神家园，以凝聚众子姓之心是千年望族的内核，启蒙教化是慈城冯氏得以绵延千年不绝的家族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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