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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冯涵才谈到冯家的鸦片危害时，提出“成由业，败由枭”是慈城冯氏成败得失之教训。《田野调查》，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子姓不约而同谈到了鸦片之害，其中后新屋冯子昂在叙述《后新屋新大门逸事》时，谈到晚清以来毒害慈城冯氏子孙的两大杀手是鸦片和肺结核病；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乐房40世孙冯进新（1949—，谱名子春）叙述：“祖父（冯宜彭）有抽鸦片之恶习，到祖辈大家望族只剩空壳，败落之因是祸起鸦片。有道是富贵思淫欲，而冯家人温饱寻刺激，对于鸦片，从好奇到派头，导致上瘾后的不可收拾。”
  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冯氏后裔说，他家祖辈有“为子女困守家业，有意诱子抽大烟”的陋习，结果坐吃山空，导致家道中落，幸亏其父在他人帮助下，离家创业，才摆脱所谓“守家业”这一陋习。根据慈城冯氏子姓叙述的鸦片危害及“用鸦片守家业，引出有关守业与创业的思考。
  守业遭遇鸦片
  鸦片，英文opium的译音，亦称“阿片”，由罂粟果内乳汁经干燥而成，为棕色或黑色的干膏状块，有特殊气味，药用鸦片为粉末状。主要成分为吗啡，含量约10％。作用和吗啡基本相同，有镇痛、止咳、止泻等效用。易于成瘾，不宜长期应用。[1]可悲的是暹罗将鸦片进贡明皇朝，竟有皇帝将鸦片当春药，后致吸食鸦片成为宫廷贵族及上流社会的时尚，鸦片价贵如黄金。万历皇帝赐予“福寿膏”之名等，更促成鸦片在全国蔓延。
  鸦片入境宁波的时间为清乾隆年间，1757年以后，出现“来自广州洋面的走私鸦片”12]；1819年，“宁波府镇海县查获2名烟犯，193两烟土”[3]；1832年，浙东洋面“时有英吉利夷船一二只出没游奕，勾引滨海愚民接买鸦片烟土”[4]；鸦片战争前夕，宁波鸦片输入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5]。不知鸦片何年入境慈城，也不知慈城冯氏子孙哪位先尝试“福寿膏”。从宁波发现鸦片烟土的时间分析，冯存仁堂创始人冯元长应听到福寿膏名称；不过，令冯元长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以“拯人之死生，莫重乎医，而医之所重，惟药为最”理念而创办冯存仁堂，带来的结果是家业竟成为其子孙吸食鸦片之缘由与资本。
  至清道光年间，慈城冯氏经济实力最雄厚的便是启承祠众子姓，即冯元长的子子孙孙。经济实力雄厚到何种程度呢？前述的史料记载至少有：“惟慈溪冯姓，因宁波大富也，各省皆行商，京城御史凑伊家资二千万，皇上特旨着输数百万”，“甬东之店，冯姓占五”；“宁波各行生意，君家所占者多，如何捐法，如何缴法，即请君家先为之倡，君家即劝捐首事也”。
  因为名震朝廷的经济实力，冯氏家长总希望子姓能守住祖上创下的家业，就发生了“为子女困守家业，有意诱子抽大烟”之事；名震朝廷的经济实力，使慈城冯氏觉得家有吸食鸦片的资本，今有文字记载的是前新屋冯福先抽尽家产后，又将祖传的冯存仁堂8000股份换成6000元大洋继续抽。
  据慈城冯氏口述内容分析，吸食鸦片主要是惠宗祠启承祠的子姓，统宗祠、大宗祠也有子姓染食，没统计慈城冯氏瘾君子有多少，但绝对已造成危害，危害最大的是冯涵才口述其祖和族人败为枭的例子[6]。
  =“鸦片害人伤人肉体，还伤人精神，尤其是人的意志，致人不肯做活，不求上进..而一家有数人抽鸦片，金山银山还是会吃空。几支烟枪导致冯家陷入揭不开锅、入不敷出的困境，为了一家十多口人的生计，（冯涵才）太公不得不卖掉了祖传且已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大屋..”
  惠宗祠启承祠亨房其中一脉生有二子，因长子吸食鸦片，导致长媳休夫、次子出家为僧的悲剧。
  鸦片还导致了家庭不和、六亲不认，贞房葵先一家便是例子。贞房葵先一脉曾是前后新屋冯家财丁最旺的一脉，葵先自己就有四个儿子，若太太平平过日子，真是儿孙满堂；可偏偏是一家老小数人吸食鸦片，导致变卖家产..由于经济的穷困使得一家人常为烟钱吵架反目。
  民国时期，慈城冯氏藏书楼醉经阁所藏书籍至少两次被偷卖。前述醉经阁时为与天一阁齐名的宁波三大藏书楼之一，发生于1920年的藏书被窃案，初因冯智先（1895—不详，一书知先，谱名保道）债台高筑，将其父所遗书籍售与高明，并谈及醉经楼藏书之富，高明遂有窃书之举，潜入楼中，将宋板（版）大书四十二部窃出运至上海，售予某书局，得价银二万元。[1]15年后，醉经阁藏书再次被偷卖，据报载是四房公意，而主卖人是房长冯葵仙（1873—不详，一书癸先、揆先，谱名保礽）。[2]
  据考，冯智先父亲冯全琮（1850—不详，字子坚），光绪八年（1882）举人。冯葵仙父亲为冯全琛（1849—不详，字宝芝，号献臣）。冯全琛有两子，幼子就是上述的冯福先，按“幼过叔”习俗，福先为冯全琛弟冯全璂（1851—1889，字星如）嗣子，他们的祖父就是前述的参与捐饷的冯云祥之子冯本棠。冯本棠生有四子，族称下四房，冯葵先因长房长孙而任惠宗祠启承祠贞房季房河房房长。据此，葵先、智先从祖兄弟，葵先、福先是兄弟，葵先仨人祖上是父子登科，曾祖又是名震浙东的大商人。一个以治学与经商而闻名浙东的书香兼药香之家，居然有子孙因吸食鸦片而偷卖祖先遗产，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奇闻，是典型的“富不过三代”之表现，慈城冯氏“南省名家”、“素封望族”的地位岂能毁于这黑色的“福寿膏”呢？上述卖掉祖传花园的冯氏一太公晚年时凄凉醒悟，悔恨万千，留下“创业重振冯家”之遗嘱。由于受鸦片战争影响，一些慈城冯氏的家园被毁，一些慈城冯氏子孙看到鸦片的危害，纷纷离开慈城到外埠谋生，这就是前述的慈城冯氏清末民国初迁徙期的时代背景之一。
  离开慈城立业
  慈城冯氏众子姓十四五岁左右离开慈城去上海、武汉或天津，从学生意开始立业。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38世孙冯昌杰（1880—1929，字桂生，号香士）遵其祖父“创业重振冯家”的遗嘱，跟随同祖从叔冯友苓去天津学生意，叔侄俩成为立业于津门的宁波人。冯友苓在天津立业后再回慈城成家，之后先后历经与他人合伙、独自创业等，创办福禄林大饭店，成为津门宁波帮中的佼佼者，参见第四章第三节。冯友苓带侄子离开慈城到天津立业，避开鸦片的毒害，成为慈城冯氏“成由业，败由枭”的治家经验，一直被族人传颂。
  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所示，慈城冯氏最早创业的是中药业，而创业或投资最多的还是金融业。而且无论从事中药业还是金融业，无论创业成功抑或不那么成功，他们大多从学徒入门立业，前述的大宗祠冯味辛，十五六岁到松江一酱油店学生意。满师后，先在松江阿姑那儿工作；创办鸿祥钱庄的冯受之，也是十五岁离开慈城，从在上海厚康钱庄学生意开始；统宗祠福聚民支观音堂39世孙冯引年（1891—1962，字荷生，号和笙），1905年在上海义隆药行学生意时，又自学会计等知识，后转入上海大有余榨油厂做会计；统宗祠福聚军支仲德堂觉民路37世孙冯崇江（1897—1974，又名骥章），少失怙恃，十四五岁到老凤祥银楼店学生意，凭自己的勤奋和执着，学得一手精湛的技艺，再到远房亲戚冯清庵所开的杨庆和银楼工作，待坐稳银楼内场阿大（把作）位置后，在上海成家立业，参见第六章《我家和三姑父》、《我家与上海银楼的一些往事》。
  立业是创业的基础，手艺是立业的本领，旧时有“家有千粮万石，不如薄艺在身”之说，这与当代的“一招鲜吃遍天”同出一辙。可以说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所列的慈城冯氏担任经理或副经理的，大多是学徒出身，他们在拜师学艺时学到本领，再凭做人处事而步步提升，成为行业内瞩目的人物。如侄子冯诗年眼里的冯仁健（字聚奎），1949年前后一直为上海久永和药行经理，而其早年就是在该药行拜师学艺的，参见第四章第二节。
  慈城冯氏立业有子承父业、另立门户之分。无论是子承父业，还是另立门户，慈城冯氏都较重视众子孙立业前的拜师学艺。从第六章的口述内容分析，慈城冯氏有“老板儿子，大多到别人开的店肆学艺”的习俗，主要是避免小老板学艺让师父很难把握轻重，与同事更难处理好关系。因此，即使子承父业，大多家长采用的是先外后内。这里的先外后内分两层意思，一是鼓励子姓先到外面同行试水，一是先聘外姓人当经理而不是子孙马上接班，这是鸿祥钱庄与冯存仁堂培养子姓的办法。冯受之掌舵的鸿祥钱庄接受其妹的三个儿子学生意，而其次子冯迈群却在福康钱庄学本事；冯受之年老时，又是先让其徒弟钱瀛官接替钱庄阿大，参见第六章的《父亲的先生冯受之》、《我们是冯受之的后代》。药行学徒也是如此，树德堂冯仁聪合股创办宁波九华堂等，独子先拜药店凌松堂为师，满师后到上海药店工作试水，后成为上海雷允堂药店行家。
  以上慈城冯氏的立业习俗按当代观念分析，至少有三点值得思考：一可避免富二代的坐享其成，一可培养众子孙的经营能力，一是保证接班时的平稳过渡。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慈城冯氏不离开被鸦片危害的小家而在异乡立业，让鸦片像癌细胞一样蚕食众子姓，那慈城冯氏还能绕过“富不过三代”暗礁吗？上述的冯福先也离开慈城，后到上海，在荡尽家产后又戒掉鸦片，他的多个儿女在十四五岁时纷纷离家，后又各自在杭州、上海、厦门等地成家立业，参见第六章的《寻找前新屋》。应该说，立业是慈城冯氏子姓的家庭责任，也是社会责任，“成由业”说的也许就是这个理。
  立业守业并举
  民国二十年（1931），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汉房38世孙冯庆懿离开慈城，合伙在上海创办中国工商橡胶厂，制造套鞋、热水袋等产品。工厂办在上海白利南路530号，营业门市部设在五马路西广福里14号，聘请边文卿任经理，还请了化学专家。1932年开工生产，坚固驾乎舶来品之上，时值提倡国货，冯庆懿等创办橡胶厂被赞为国货界好消息[1]，被载入《上海橡胶工业志》。不幸的是，1937年日机轰炸上海闸北，沪西周家桥白利南路上的工厂被炸毁，冯庆懿创立的工厂血本无归。
  因受上海“八一三事变”的影响，慈城冯恒大部分股东提出了退股，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祖先创下的家业冯恒大面临倒闭的危险局面。这真是祸不单行，季房汉房冯庆懿等又是冯恒大的股东之一，橡胶厂被炸毁，河房早已损失惨重，大伤元气，自然没有财力来收购退出的冯恒大股份。而冯恒大是祖业，再说冯恒大的产品诸如酱油、老酒、腐乳、花生油、香干、油豆腐等，都是慈城人生活的必需品，而冯恒大又拥有那么好的场地、设备和技术。冯庆懿等考虑再三，决定聘请职业经理，把祖上的家业冯恒大支撑下去。“恒其德”、“大有年”当年的这一坚守，使如今的慈城有了一家百年老字号。这是慈城冯氏立业、守业并举的一个实例。
  坚守企业如此，坚守传统行当也是如此，中医是慈城冯氏的古老职业，虽然清代以后，慈城冯氏从行医转到经营中药，但仍有子姓坚守这一职业。大宗祠大街支39世孙冯绍蘧是其中一位，16岁开始先后拜慈城名医胡炳藻、宁波名中医范文甫为师，20世纪20年代独自闯荡上海，在法租界辣斐德路金神父路天一堂（今复兴路瑞金二路）悬壶济世。被聘为上海国医学会的设计委员后，冯绍蘧勤奋撰文，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其编著的《四明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在《中医杂志》连载，杂志主编戴达夫的编者按有“冯子绍蘧，学贯中西，术精卢扁..”冯绍蘧坚守祖业，弘扬传统，引起一定反响，尤其是他整理的《四明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1933年，上海中西书局出版《四明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单行本，此单行本后被编入《近代中医珍本集》传世。在冯绍蘧悬壶济世的同时，因出于维持一家生计的需要，冯绍蘧还在宁波同乡创办元昌铜厂，专门负责厂里的生产技术，参见《我家行医人》。守业是为社会责任，创业是为家庭责任，这是慈城冯氏立业守业并举给当代留下的思考。
  创业重于守业
  上述的冯存仁堂是家传世9代、历时200余年的家族企业，分析冯存仁堂的创业宗旨与发展史，冯存仁堂开设以来有四次重大发展，每次发展都是创业与守业并举，是在继承上再创新的经营实体，具体如下：
  第一次创业时间约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创业者是冯长元曾孙冯云祥，创办“冯万丰”药号。冯万丰号既是冯存仁堂制作丸膏、胶膏等成号的原料供应基地，又是宁波市中药原料批发商，时至咸丰末年（1861），核定股金为4万银两。首次出刊《冯存仁丸散全集》，提出冯存仁堂遵循“济人为务”的祖训，按当代经营思想分析，此时冯存仁堂的经营理念已从祖先悬壶济世提升治病保健兼而有之。这次创业特点是经营资本的扩张，经营理念的升华。
  第二次创业时间是在同治元年（1862），创业者是冯吾楼（冯长元玄孙，冯云祥嫡侄），创办上海冯存仁堂，推出百年冯存仁堂特色产品成药驴皮胶等。这次创业的特点是将现代经营管理理念接嫁于百年老店，初露品牌战略端倪，从扩大销售地域实行商品市场占有率等。
  第三次创业时间是在清末民国初（1910—1920），创业者是冯全璜（1889—1922后，又名迓甫，以冯迓甫行，为冯长元来孙，冯云祥侄孙，冯吾楼季子），在上海创办嘉广生药行，经营范围与第一次创办的冯万丰药号相同。这次创业的特点是企业资本的再次扩张，重刊《冯存仁丸散全集》，再次做大做强百年老店，通过媒体广告等全面实施品牌战略。
  第四次创业时间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创业者是冯保萃（1894—1938，字治先，以冯治先行，为冯长元昆孙，冯云祥族曾孙，冯吾楼族孙，冯全璜族侄），创办上海冯存仁堂第一分店，这次创业的特点是企业资本的再次扩张，扩大销售网络，出版《冯存仁堂丸散膏丹全集》，使冯存仁堂跻身于上海四大药店之列，驰誉甬、沪、港、台，远及南洋一带。
  综上所述，慈城冯氏的四次创业，均给百年老店冯存仁堂带来了资本的扩张，经营理念的升华，其中三次创业时，均刊发冯存仁堂宣传资料，将其祖训刊登于首页，始终将“余少好医，视人疾病如己身。兹铺之设以济人为务，不计资本盈亏，惟求无愧于心”这一传统的经营之道贯穿于每次发展中，体现了慈城冯氏在传承上发展的经营思想，冯存仁堂发展史展现了慈城冯氏创业重于守业的经营之道，于当代民营资本创业有着借鉴意义。
  这一创业重于守业的经营之道，还可在慈城冯氏其他经营活动中找到实例。冯守南年少时，其父母与外祖母、舅父等一起合伙创办永新内衣厂，成衣商标是“555”牌。冯守南成年后，参与永新内衣厂的经营活动，经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将陈、冯两家合伙经营的家族企业生产的雨衣商标定为“ADK”，中文名称“爱地凯”，后改为大地牌风雨衣，成为上海热销产品之一，被载入《上海通志》。
  1950年，冯守南在天津合资创办的东南雨衣服装制造厂在海河畔开张，主营“红羽牌”男女式防雨衣外，又制作了数千件时被天津人称为“皮猴”的美军款式茄克，使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引起天津人的关注。冯守南在天津的创业是冯、陈两家异乡创业史的再续。改革开放后，冯守南再次创办天津市东南雨衣服装厂，工厂生产、经营“四羽毛”牌风雨衣、茄克衫、防寒服，工厂创办前十五年，营业额达5亿元，上交利税近亿元，是国家二级企业，四羽毛产品享誉津城，遍销华北、东北、西北“三北地区”。“1988年，李鹏总理视察我们工厂，后李总理又穿着‘四羽毛’茄克衫在夏利汽车厂试车。在1993年天津市50家著名商标评比中，我厂的‘四羽毛’得到消费者投票33.4票，列居第十位。”参见《冯陈两家异乡创业记忆》。
  从胡庆余堂末代学徒到一身三职的药王冯根生，何尝不是创业重于守业的典范呢？！
  创业重于守业的经营之道还可在从事农业的慈城冯氏中找到实例。慈城冯氏东江沿支冯兴昌家曾有四五十亩土地，“农田基本由长年（方言，即长工）打理，农忙时再请短工，家人待长年、短工不错，他们和家人一起吃饭”。冯兴昌以经营鹅行，收入不如种田多，但他喜欢做，冯家还有慈城同德昌的股份。参见《东江沿冯家》。农商结合、多种经营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理念，而创业重于守业的家族传统也影响着务农的众子姓。
  创业重于守业不仅仅是慈城冯氏的经商之道，还是慈城冯氏的治学理念。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38世孙冯昭逵（1940—，又名冯昭奎），十分喜欢父亲从事的国际问题研究，而父亲冯宾符不让儿子涉及，总对儿子说：“专心学你的理工科吧，国际上的事儿一天一变，风云莫测，不像牛顿定律，能管几百年。”参见第六章的《父亲的书房、客厅和我的人生》；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40世孙冯宽（1967—）很喜欢中文、历史，写作也不错。冯宽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征询父亲冯骥才上大学读何专业，冯骥才给儿子的建议是“最好选一门‘我不会的专业’，这样父子俩就能互补了”。参见第六章的《父亲冯骥才》。冯骥才从文学、艺术双绝到“四驾马车”的转型何尝不是“创业重于守业”理念在治学领域的实践呢，这给当代留下了多少可圈可点的借鉴与思考呢？！
  因为创业重于守业的理念，就经商而言，慈城冯氏从古代涉足药业至后代拓展到金融、商业、工业、建筑等领域；就治学而言也从古代的文学艺术拓展到文学艺术、科技、环保、计算机等领域，而这些全得益于“创业重于守业”的理念。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当鸦片像癌细胞一样蚕食慈城冯氏之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再次拯救了慈城冯氏。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淌在慈城冯氏族人血液里的忠勇报国基因终于被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所诱发。慈城冯氏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尤其是尚未成家的青年人不再缠绵于小家，而开始忧国忧民的思考，离开小城，走向延安，走向抗日的战场，使众子姓彻底摆脱“福寿膏”的诱惑，慈城冯氏重振雄风。
  慈城冯氏“立业守业并举”、“创业重于守业”的理念，影响了众子姓在从政、治学、经商三方面的思路与实践，尤其是家族遭遇鸦片之时，因众子姓的“败由枭、成由业”的思维与选择，使慈城冯氏再次避开了“富不过三代”暗礁，再次驶入了千年望族、代有达人的航道。

[1]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358页 [2]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3页 [3]同[2] [4]同[2] [5]同[2] [6]《败为枭成为业》，《宁波慈城冯氏研究》2007年10月第51页 [1]《藏书被窃》，《时事公报》1920年7月21日，参见附录四 [2]《醉经阁珍籍私运出县被截回》，《时事公报》1935年4月21日，参见附录四 [1]《国货橡胶事业新发展》，《申报》1932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