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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慈城冯氏从政、治学、经商的几个转折，应该说冯氏子孙经商给整个家族继续兴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经济是基础。但慈城冯氏之所以能走出“富不出三代”之怪圈，除有一定的族规家训和以商立家、以信立业的家族传统外，更主要的是这个家族在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时期，由于大家族特殊的家族文化与个人素质，使冯氏众子姓在社会发展中随时而变，长得风气之先，从而找到了个体施展才华的空间。何以能如此，是家族血缘与环境地缘共同的基因，是慈城冯氏众子姓互相援引而组成一股强大的家族力量？千年望族的当代思考，将从“人有祖鼻如水之有源”、“败落乡绅不走样”、“富不过三代”与“成由业、败由枭”四个方面来分析慈城冯氏在家与族的形成，众子姓的教育、立业、守业等方面的做法及其文化意义。
  一、人有祖鼻如水之有源
  ——关于凝聚人心的思考
  中国宗族制度依托自然经济而延续数千年，严格地讲，在等级秩序极严的伦理纲常束缚下，宗族中如果有过于保守、排他的规定，往往会导致子孙唯祖宗之命是从，唯族尊马首是瞻，家族内会出现目光狭隘、观念僵化、举止怪异、言谈迁腐等现象，这是中国宗族制度的弊端。
  相对而言，慈城冯氏具有勇敢机智的冒险精神与开拓进取的移民性格，这可从表五十三所示慈城冯氏子姓迁居全国各地领悟到。诸如此类的移民性格导致慈城冯氏整个家族风气比较开化，家族内部发生守旧与变革的势力对弈，并非事事均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是顺应时代潮流，作出明智的决策。以谱牒子姓入世系为例，一般谱牒对无后者、妾无子者等大多有不能入谱的明文规定。而慈城冯氏现存旧谱《福聚冯氏宗谱》并无类似的明文规定，并且载入了无后者、妾无子者等成员。慈城冯氏立嗣大多同宗同姓，而且有“长子过伯，幼子过叔”之风俗，但慈城冯氏却允许立异姓为嗣，并载入世系。记载较明确的是明代统宗祠25世孙继立妻舅儿子为嗣而载入谱系。清代中叶，惠宗祠前新屋跟主人冯姓的书僮（原为孤儿）成年后，主人按冯家传统为改姓冯子置屋、操办婚事。通过对改姓冯氏后裔、原主人等的访问，发现其过程区别于宗族制度中的那种“卖身”，没有人身自由的主仆式家奴。[1]前述民国十五年（1926），冯彩芬不愿嫁父亲所订摇篮亲，虽然族长等长辈强烈反对她退婚，但经过多次交锋，最后冯彩芬还是通过诉讼、调解而解除婚约。这也表现了慈城冯氏敢于抗争、勇敢追求的家族个性。
  20世纪30年代，惠宗祠大桥支发生两起砍伐墓庄荫木事件。一件发生在1936年，是惠宗祠大桥支启承祠存仁堂39世孙媳砍伐的，作为女主人的冯俞氏因家里揭不开锅，辞退娘姨、看山人后，砍伐祖墓葬山的树木卖掉，以贴补家用，此举违反族规家法，遭到族人的谴责，被视为大逆不道，但仅此而以，参见第六章的《离开慈城往事》。一件发生在1938年，同样是子姓砍伐墓园荫木，结果被发现者告上法庭，同年8月的《慈溪日报》刊登了启事和消息，其中10日的消息以“乱砍坟树族人提起诉讼”为题，参见附录四。同为违反族规砍伐墓庄荫木，因一是自伐私（自）产，一是偷伐公产，两者性质不同，慈城冯氏处理的方法、结果也就截然不同。从对“砍伐墓庄荫木”的两种不同结果分析，慈城冯氏对子姓的行为处事管教较为严厉，决不容忍、姑息偷盗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族规专订“损害公共利益、族人职业决不可行贱业如开妓馆赌场等，要除名出族”的道理所在，参见第三章第一节。这是慈城冯氏宗族制度的特点，于当代的家庭、社会均具现实意义，严格而开明的族规家训能培养子姓完整的人格、塑造优秀的品质。
  慈城冯氏自汉忠贞公冕迁居慈城后，家族庞大，人丁兴旺，分合变化，至当代还有大宗祠、统宗祠、惠宗祠（启承祠）三大祠堂至少二十支血脉传世四十多代。2013年，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支喜添43世孙冯光启，这是《田野调查》中延续世系最长的一支，也说明慈城冯氏南迁后至少有一支传世43代，参见《慈城冯氏支族传世对照表》（表六十九）。
  至20世纪前后，慈城冯氏的宗族制度就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是部分子姓迁离慈城；一是子孙绵绵不断地繁衍，宗族人口骤增，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河房冯亚奋所述“祠堂（公堂）田360亩收租不足一家老小三十余人的口粮食”。面对这一困境，慈城冯氏注重“人有祖鼻如水之有源”的家族传统，比如各支修葺祠堂或修编家谱，强调子姓的祖先等，突出“饮水思源”。光绪十三年（1887），冯祖宪等发动修葺统宗祠后，创斯文会墓祭春秋专祀，即衣冠子姓斯文会成员每年三月初一到长溪岭文直公墓祭，十月十二日祭忠贞公，族称合族斯文祀典。通过一定仪式，培养冯氏子姓怀念祖先的情感，在受到伦理孝悌教育的同时，让众子姓理解“饮水思源”，“感恩苍天、感恩祖先”的道理。
  回族或不回族祭祀
  慈城冯氏祭祖分族祭、家祭和墓祭三类。根据田野调查，近代慈城冯氏的族祭由族长主持，举行仪式前由族长派人通知众子姓，到祠堂回族同祭；祭祀完毕后，全体族人（均是男性，未成年男子可由母亲陪同）可宴食一餐，宴会后将祭祀用的鹅肉等按份额散分，俗称分胙。大宗祠还有族长享吃鹅头颈之俗，参见第六章的《我家的家教》。慈城冯氏皋拜桥支集居慈城西南杨陈村周边，自成一族，建有祖堂，供祀列祖列宗神祇。这一族支的族祭与家祭，38世孙冯诗年（1940—2012，族名爱观）在第六章《皋拜桥冯和我家》中叙述：
  皋拜桥冯氏家族最后一个族长叫冯智彪..皋拜桥冯家原有家谱为冯智彪所藏，“文革”时自行销毁。解放前族内有族田好几十亩，每年祭祖轮值，元宵、清明、中秋等特定节日的祭祀仪式、族人聚餐的规格等在家谱上都记得一清二楚..小时候跟父亲（名仁康，字聚安）只去过一次祠堂，是现在的慈城中心小学那个位置。时值秋祭，跪拜列祖列宗之后，按各户男丁领来糖饼。
  与此相似的族祭，冯兴昌（1930—）的叙述是：
  每年去统宗祠的除了东江沿冯家人，还有皋拜桥冯和双顶山村的放光明桥，现称冯家，那两村的冯姓人没有东江沿冯家人多，还有穿山柴桥那边的冯家人。每年回族的城里人少..我（冯兴昌）去统宗祠连续吃了三年，以后再没吃过。据说是日本人侵占慈城后，祖上留下的祠堂田只够解田亩税，所剩租谷无法开销。（参见第六章《东江沿冯家》）
  据表四所示的部分村是否回族祭祖调查，慈城冯氏十分明确回族祭祖的有乍山乡南冯家、半浦乡东江沿、庄桥镇冯家村、费市乡苏冯村、罗江乡王其弄等五村，每年正月回慈城参与祠堂祭祀，一般由族长派人通知参加。而八字村石神桥、乍山乡龚冯村、乍山乡芳江村、车厩乡陶徐冯等四地的慈城冯氏明确表示不回族祭祖，其中车厩乡陶徐冯村冯玉燕（1944—）对其村祭祖情况口述：
  为纪念祖先，冯家人在村口建造了冯家祠堂，祠堂旁还有一株树龄500多年的大樟树。每年正月初一，凡姓冯族人，不管住在冯家村的，还是住在河姆渡的，每家每户的冯家男人都要到祠堂祭祀祖先，可免费吃一顿饭，还可以分到几只馒头、吉饼，费用由族长太公出。（参见第六章《冯家村的来历》）
  除这些村外，表四所列的各村是否回族祭祖情况不详。原因是没联系这些慈城冯氏子姓，或其后裔没明确表示。石碶镇冯家村的回族情况虽不详，但清同治年间，慈城冯氏石碶支修编家谱时，曾与慈城统宗祠匠支宗二房冯祖宪联系。无论是回族还是不回族的慈城冯氏，均在各自居住地创立分祠或祖堂，如乍山乡龚冯村建有立本堂，庄市镇冯家村建有余庆堂等，冯兴坤（1926—）描述余庆堂祭祀仪式：
  我们有冯家公堂，堂名为余庆堂，最后的一任族长叫冯之慎，原造在村中央。现村落拆毁了，而余庆堂还在，孤零零的三大间。每年由轮值的族人负责祭祀祖先，我们一般各家自祭奉祖，而在清明前一天集中在公堂祭祖..我们的族人还是每年到慈城去扫墓，按规定三年一次小奠。（参见第六章《我们是兵部尚书之后》）
  回族或不回族，都有祠堂公祭仪式，这是慈城冯氏“人有祖鼻如水之有源”的家族传统之一，且有族规规定众子姓必须按时参加仪式，不得随意缺席，如不参加则将“行停止其应享权利”[1]。
  “行停止其应享权利”是统宗祠漱六房于1938年关于“漱六公祀”启事中的一条，由此可见慈城冯氏十分注重族人参与祭祖仪式的态度。而事实是由于迁居在外，回族祭祖相对困难而且也不太方便，于是近当代的慈城冯氏因地制宜，创设了异乡家祭、清明墓祭的祭祖模式。
  祭祖传统延续至今
  因为“饮水思源”的家族传统，慈城冯氏迁离慈城时，大多携带家谱（或祭簿）、祖像等。1920年出生、现居天津的冯守南（1920—）因自幼随父母与外婆家去上海，至今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族支，但冯守南的父亲从家乡带来祖宗像，过年吃年夜饭时挂这些画像的情景他仍记忆犹新，参见第六章的《冯陈两家异乡创业记忆》。
  《田野调查》发现，在上海成家立业的宁波人，大多是清明时回老家墓祭祖先；如果实在忙于生计的慈城冯氏，一是在工作生活的异乡做祭祀，一是委托留在慈城的亲戚族人做祭祀，以寄托对祖先的怀念。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子孙迁居上海后，亲戚们碰头大多是做祭祀：
  从我（冯琪）出生起这80多年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一是做祭祀，一是结婚或做阴寿之类的大事..比如做祭祀，在上海一年要为8位祖宗大人做忌日与诞日羹饭，每人一年两趟，感觉是一年到头老是吃羹饭。最万关的是遇上祖先做阴寿。做阴寿要还拜（祭俗之一），而每次还拜的总是我，亲朋好友来拜寿，来者拜几次，我就扣头几次，还要互拜，每次都叩得头昏脑涨。（参见第六章《我的祖父和父辈们》）
  1949年前，慈城出现了代办婚丧嫁娶、祖先祭祀等行业，其中代办祭祀是因委托代办而催生出来。
  祖父（冯昌梧）曾在钱庄做过，后因族人出门多了，自己专门代办族人的轮值祭祀，顺便给出门族人回乡做些婚丧寿庆的事务。关于代办轮值祭祀，我有印象的是祭祀的地方在中城小学隔壁。每年清明、冬至做两祭..（参见第六章《惠宗祠祭祖的一些记忆》）
  亲情，乡情，是隐藏在慈城冯氏心中的永恒感情，也是宗族制度中的优良传统，如今不管是在慈城的，还是迁居外埠的慈城冯氏，大多还行祭祖仪式。“族人送给父亲（冯骥才）两幅祖宗像，每逢春节，他都要拿出来，挂在厅堂，和我们一起拜祖。我（冯宽）四十岁那年的春节，父亲还特意让我在‘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那幅对联前合影。”参见第六章的《父亲冯骥才》。冯骥才同族40世孙冯晓源，除春节回慈城扫墓外，如果不出国准会在除夕来慈城后书房的老家，祭祀父母，参见第六章的《我家、堂哥、族谱》。
  续编谱系追根寻源
  分析表五、表六所示的历代家谱发现，慈城冯氏续编谱牒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扫“四旧”极为荒唐的年代，当家谱沦为“四旧”之一被付之一炬时，仍有慈城冯氏子姓在悄悄抄写祭簿之类的简易家谱。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39世孙冯安才（1911—1990，谱名承祉）在抄录其祖生卒、祖先逸事等，此抄本成为其侄续篇《慈溪冯氏族谱启承祠支谱》母本。《绩高堂后房祭簿》由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褒德堂（西高址楼）37世孙冯金生（1899—1970，字崇思，又名丽辉）抄录于1965年，现成为《田野调查》的研究参考资料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慈城冯氏续编谱系大多来源于海内外族人回慈城探亲与寻根，正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顺房（雷家巷）39世孙冯有康（1946—，字复生）叙述的那样：
  祖坟、祖屋和祠堂是连接故乡与游子的纽带。庆吾三阿伯的寻根之行触动了我，我常问自己，我从哪儿来，可能我还知道些，那我的儿辈、我的孙辈呢，他们会知道吗？父辈留给我们一本内容简略的家谱，放在长房长孙上海有祥哥处，我是否能继承父志，续编这本家谱呢？新世纪初，我就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他们十分赞同我的想法，在重庆的有桢堂兄来信说：“我们冯家兄弟姐妹现居全国各地，平时又较少联系，早日把家谱修订出来，很有必要。”目前启承祠贞房还有八房兄弟一房姐妹，我请各房指定一人负责收集各房的有关情况，消息传开没多久，就收到各房寄来的各人信息。..的确，家谱编好后，亲戚间的联系更多，我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现居上海、北京、重庆、浙江、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省市，这几年他们常在清明节来慈城祭祖寻根，因为家谱增加通讯地址，他们回来大多住在雷家弄的祖居。（参见第六章《祖居、祖坟与家谱》）
  《田野调查》发现，慈城冯氏后裔出于追根寻源的目的在修谱，目前完成的至少有三本，参见表五。其中《慈溪冯氏族谱启承祠支谱》由该支40世孙冯春源（1932—字泽，号谊柏）退休后根据父辈遗抄，启动该谱编纂，除查阅上海图书馆本支族谱资料外，还专程去天津寻访族叔冯骥才了解花园冯支迁居天津后族支血脉延续。
  春源阿哥编纂家谱的原则是不论男女都加以编入，一年后完成了初稿。编好家谱后，春源阿哥在上海发起举办了“浙江慈城冯家醉花书屋丁亥年新年聚会”。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次聚会了却了我们对家乡的思念。（参见第六章《我家、堂哥、族谱》）
  旅居在海内外的慈城冯氏打算编修家谱的还有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他们编家谱的目的也是让子孙牢记祖脉。
  经济全球化后，阿爷（冯受之）的曾孙越跑越远，回家相聚时，像联合国似的，语言、国籍，包括几个外国女婿、媳妇，互相交流要请翻译。为此我（冯鄂棣）设想为和甫公名下子孙续编一本家谱，以免日后忘记祖脉。
  合族互帮共渡难关
  宗族制度是社会发展、文化积淀的结晶，慈城冯氏历代先祖打造慈城冯氏宗族文化，尤其注重“人有祖鼻如水之有源”那些内容，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上述以祭祖、族谱等为形式的追根寻源，包含了倡导爱家爱乡、尊老睦亲、扶困济贫、教育子弟、造福乡里等内容，而这些内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具有当代传承价值的优秀文化。
  从慈城冯氏的口述史分析，追根寻源印痕于众子姓的心灵，同祖、同宗、同根众子姓互帮互助共渡难关。如嫡亲兄弟间的互帮——弟冯慈生（1913—1993，改名冯固），留学日本，其读书经费由哥冯养生帮助解决，参见第六章的《我的祖父和父辈们》；冯裕棠（1904—1951）在上海汇丰银行任职，因染上大烟而失职回乡。尽管如此，哥冯茂棠尽兄长之职，抚养由母亲遗托的侄子冯卓武外，还照顾弟弟一家的生活，参见第六章第3节的《父亲和他的十个儿女》。如堂兄弟间的互帮——冯子裘（1932—）一家住在县前黄门第，但这不是子裘家的房子，而是子裘堂伯父冯斯仓的房子，参见第六章的《我家住县前黄门第》。还有兄妹之情，“父亲（冯伯准）娶了两个妻子，生了兄弟姐妹七个，我（冯世立）的同父异母弟妹与父亲一起生活在安徽，后因身体有恙退休回上海。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安徽，父亲与二姑妈（冯援）的手足之情从没断过，尤其是父亲晚年因病经济颇为困难，二姑妈一直接济着父亲”。参见第六章的《我所知道的家事》。
  慈城冯氏除生活上互相帮助，还在就业或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上互相照应，而工作上的互相照应往往会形成一个同业同族的关系网。统宗祠的冯以圭与大宗祠大街支世显堂39世孙冯味辛（不详—1937，谱名肃安，字维新）是姨表兄弟。冯味辛因父母早逝，年少出门在松江学生意；而冯以圭一直在叔父冯受之的上海鸿祥钱庄谋事，提任副经理一职后，将表兄冯味辛也介绍到鸿祥钱庄做跑街先生，这样表兄冯味辛也成了叔父冯受之的学生，参见第六章的《我家和我的合唱队》。冯以圭的介绍，不仅让冯味辛找到时称金饭碗的钱庄工作，而且使大宗祠与统宗祠的众子姓在上海形成钱庄工作圈。有意思的是冯受之分家，还请小一辈的冯味辛主持呢，参见第六章的《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
  众所周知，中国宗族制度与经济上的自然经济、政治上的君主专制、文化上的儒家伦理纲常等，构成了封建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框架，所以随着自然经济的转变、君主专制的颠覆，必定会导致宗族制度的衰亡。而慈城冯氏的“人有祖鼻如水之有源”等宗族观念则决不可能因宗族制度的消亡而完全消失，相反还可能在社会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代掀起“亲情”回归热潮，因为“线越连越近，人越离越远”抑或“网越连越近，心越离越远”往往导致人与人的感情淡漠，而血缘之亲是每个人的基因，这基因会触发本能的崇拜、怀念先人的感情..慈城冯氏的“人有祖鼻如水之有源”观念实是以寻根、联宗等形式营造家族的精神家园，去培育众子姓感恩的基因，并以此凝聚子姓之心。
  二、败落乡绅不走样
  ——关于启蒙教化的思考
  《田野调查》中，“败落乡绅不走样”是慈城冯氏子姓说得较多的一句话，有的采访对象还说，这是他们的长辈常念叨的话。其实“败落乡绅不走样”是上联，下联是“新发财主讨饭相”，上下两联同说，是慈城乃至宁波等地的俚语。
  “乡绅”一词，《警世通言·桂员外穷途忏悔》载有：“施还年幼，岳丈支公虽则乡绅，是个厚德长者。”意指类似西方的心地善良、举止优雅的绅士。“败落乡绅不走样”中的“乡绅”泛指既有知识又有道德操守的人士。从中不难看出，慈城冯氏众子姓强调的“败落乡绅不走样”，其基本含意是，无论贫困或富裕，还是要读些书，坚守道德底线的。
  常念叨“败落乡绅不走样”，是慈城冯氏长辈对众子姓启蒙教化的方式之一。这里用教化而不是教育，是因教化比教育更注重教育的结果，说白了就是教化具有教育感化之意。
  上面提到的未成年男孩随其父辈或祖辈参与祠堂的“饮水思源”祭祀活动，是旧时慈城冯氏祠堂族规的启蒙教化之一。由此，引出慈城冯氏有关启蒙教化的思考。
  族规教训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短短八字道出孩提时的养成会影响人一生的行为处事。正是这一道理，使慈城冯氏十分重视众子姓的教化，统宗祠在明代时立下《宗训凡八段》。其中第一、二段，强调众子姓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与礼仪要义，“宗中如有不孝于宗，不弟于长，干名犯义等行者，严加惩责”，“礼让乃是立身之本”。清代同治朝，统宗祠匠支宗二房再修支谱，立下《统宗祠议规》，其中对众子姓的道德规范，重申“子孙倘有不遵宗规，犯法乱纪以及刑伤过犯并充衙役者公同斥逐，不准入祠”，另增设了有关道德规范与礼仪要义的条文，其中有“凡六十岁以上者，准其同衣冠子姓一体与胙，不必拘定人数”，“子姓有发科甲及入泮并赴任者，报单报入宗祠报房向管账处领赏，其钱公账开发”，“子孙为宗中出力办公者，公同叙议功劳载入堂簿”，“祭祀派族中分尊长，如未婚者不准至读祝鸣赞”，“祠堂内公物毋许私拿，”这些议规包括尊老、重人才和众子姓公共意识及责任心的培养，具有时代特点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儒家学说的忠孝节义，是缺少公共意识的普世价值观，而统宗祠议规中“为宗中出力办公者，公同叙议”与“公物毋许私拿”等条文，可以说是慈城冯氏早在清代中期就向众子姓倡导了一种公共意识；还有“未婚者不准至读祝鸣赞”，这些看似侵犯个人隐私的条款，在当时则是较为重要的导向。从慈城冯氏谱载世系分析，慈城冯氏不少男子有离家游历之雅兴，出家或未婚者颇多，为此有的家长怕留不住子孙的心，居然尝试以鸦片留子之策，结果是家破人毁，参见本章有关“败由枭，成由业与行行出状元”的思考。针对家族这一劫难，这一条款的文化意义是向众子姓提出了个体于家庭、于社会的天然责任——繁衍后代。
  为加强对子姓的教化，每次祭祖，有献酒、迎牲、读祝词等仪式程序，除感恩祖先给予生命、庇护全族人畜平安等外，还有受到伦理孝悌等的教化。而祠堂环境布置得庄严肃穆，参与者要跪拜整肃、昭穆秩然等，严肃环境，严格程序，规范着众子姓的言行，这样继而复始的参与，自然能产生从心灵到行动的教化作用。
  家庭教化
  除上述明文规定的族规外，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慈城冯氏还有家庭教化环节，如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三块桥板）39世孙女冯佩秋（1925—）谈到她的家庭教育时说：
  家里规矩老严，比如与阿爷（冯味琴）一起吃饭，大人没有动筷，小孩是不能先动筷的，否则是不敬长辈；若是小孩先动筷，阿爷就叫佣人把小孩抱下去，这顿饭就不能再回桌上吃了..
  我们（冯佩秋）住在后堂，当中央挂着书画，正中是幅画了“两只老虎”的画，两边有一副对联，上书“此生无病方为福，凡事遇缘便是喜”，两旁墙壁上也挂有画，左边是“牡丹”、“菊花”，右边是“三匹马”和一幅“朱柏庐治家格言”字画，内容至今还记得，“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等，厅堂布置得富丽而不落俗套，代表着当时冯家望族的气派。我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懂得尊敬长辈、勤俭持家和做人的道理。（参见第六章《我家的家教》）
  冯佩秋成年的言行处事就是幼年时受家人和环境的双重影响而形成的。一个人自来到人间，依偎父母之怀，吃喝拉撒睡，几乎不出家门，自然受着家人，尤其是父母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有三：一是谋生道路，二是思想品性，三是生活习惯。关于谋生道路，古人云：“弓人之子常为弓。”当代虽然没有这样的限制，但很多还是跳不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的规律。譬如生在农民之家，务农则是顺水推舟、毫无疑义的，想变锄头为书香，有点困难；真想变，那就努力，努力，再努力吧。至于思想品性，大到认识、评价的一切事物，小到喜恶的某一物件，一个人耳濡目染了家人的言行，自然就顺着家人的思路走了。而且这个思路或多或少会成为他一生取舍的指南，生活习惯亦是如此。由此分析，家庭教化不仅仅影响着每一个人以后的行为处事，而且还是对每一个人的启蒙教化。启蒙者恰恰是孩子们的家长，关于这一点，《第六章口述者受启蒙教化一览表》（表七十）足以说明，慈城冯氏念叨的“败落乡绅不走样”或多或少也揭示了一个人受家庭影响的道理。
  根据表七十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身教影响大于言传；一是慈城冯氏启蒙教化中影响最大是父母，其次是祖父母，并且相对而言，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参见《表七十中启蒙教化者分析表》（表七十一）。
  女性影响
  “女人乖乖上不了屋，月亮猛猛晒不了谷”，是慈城贬低女性的俚语之一，而《田野调查》却发现挽救慈城冯氏走出困境的正是“上不了屋”的女人。1940年前后，上海的冯存仁堂倒闭，是一个至今不知姓氏、被人称为大屁股的女人当机立断派冯光宇到宁波加强冯存仁堂的经营管理，才逃过祖产被卖掉瓜分的厄运，参见第六章的《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正是如此，慈城冯氏子姓颇为尊重如表三十五所示的母亲们，因为她们以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拯救濒临破败的家，有的给年幼的儿女们温暖的怀抱，有的给年老的翁姑们以宽厚的肩膀，还有一些母亲以自身的博学与品性影响儿女，前述的冯都良生母对他的影响，便是一例。近当代，也是母亲的教化启蒙了一代又一代慈城冯氏子姓。
  不管家里怎么清苦，我娘（冯士能母亲姚婉宜）总是让我们穿得清清爽爽，尤其是脚上的鞋子。这样母亲就有做不完的针钱活，夏天布衫冬天棉，一年到头纳（慈城方言，音读漆）鞋底。想想也是，母亲是上有老下有小，又不让我们穿脚趾头‘笃出’的鞋子，而做鞋的工序又那么多，从褙袼到绱鞋，要经多少道工序，光纳鞋底用的线，就够麻烦了。过去没现成的纳鞋底线，是从穿破的纱袜上拆出线，八并四，四并二，最后搓成纳鞋底线，我们都帮母亲搓过纳鞋底线。做鞋面也是如此，剪样、粘合、滚边，若是棉鞋还要衬棉花，而一双布鞋只能穿几个月。母亲一年到头要做多少鞋子，我不曾统计过，但只要看我家那些大大小小的鞋楦，就明白母亲曾经的辛苦。（参见第六章《我家和槐花树门头》）
  这位母亲无声的身教给儿子留下深刻记忆，也影响一家父辈的兄弟敬老爱幼，儿辈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
  罗曼·罗兰说过“一个贤惠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女人的母爱是源于自然赋予的责任而产生的慈爱，因而具有不求回报、不求索取的无私与博大。在民间有慈母严父之说，这让每个女人拥有了同一称呼，那就是“慈母”。慈城冯氏的慈母言传身教，影响着她们的儿女们。
  读完小学五年级，1952年我（冯冠伯）去上海学生意。临行前，母亲再三告诫道：要听主人家话，做事要勤力，手脚要干净，有时看到钞票，千万别贪小，否则手脚勿干净，做人不诚实被回头，做回汤豆腐干，回家连做看牛小顽都没人要；还有什么吃饭一粒油汆黄豆要过三口饭，第一口舔盐花，第二咬半粒，第三口再吃半粒⋯⋯这些告诫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参见第六章《我家的亲戚与长辈的告诫》）
  “二十年媳妇，二十年婆（即祖母），再过二十年做太婆（即曾祖母）。”这句俚语道出女人一生的多重身份。当代学者提出宁波帮研究观点，宁波的家族制度内存在着一种“阿娘”（即祖母）文化，阿娘文化是“母系社会”的遗风。[1]阿娘文化是母亲文化的构成部分，也是母亲文化的延续。
  慈城冯氏的阿娘文化影响亦较大，子姓印象深刻，仅第六章口述者中有统宗祠冯鸿烈、启承祠冯宜平，还有分不清属于哪一祠堂的冯心言，强调祖辈对他们的启蒙教化。如今他们自己做了祖父或外祖父，而对当年祖辈的呵护与教化仍记忆犹新。
  我们（冯鸿烈）两兄弟很不幸，年幼（五岁时）丧母，幸好有祖母的呵护。我去上海升学，又有日本祖母呵护，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与少年。（参见第六章《我家从余姚迁徙而来》）
  我（冯宜平）生在上海，从小就跟阿娘，小阿姑也与我们在上海。阿弟出生后（1942年），父母要将我过继给一位叫则先的伯伯，则先没儿子，家住在南京西路，不是阿娘生的儿子。阿娘不同意把我过继给他，便与父母闹矛盾，带我回到慈城，住在前新屋的大房子。（参见第六章《前新屋冯九记》）
  阿娘识点字，她肚里的故事、谚语不少，常是出门观天色，决定带不带伞，什么早雷不过昼，什么月晕风，而“白露白米米，秋分稻头齐”之类的农谚更多。长大后，我（冯一敏）爱好农时谚语，吟诗撰句不能不说是受父亲让我背诗、阿娘谚语的影响。
  儿时六月乘风凉，阿娘、阿姆总用草扇边掸蚊子，边说古道今，其中是让我们猜谜语，如“大旱之年不肯晴，黄梅细雨满天星。若要天公晴，满天扯乌云”，这谜语印象最深，谜底是露水。（参见第六章《这里差不多只剩我姓冯》）
  清末民国初，慈城冯氏因谋生而离开慈城，一般很多家庭的孩子跟随祖辈留在慈城，因而慈城冯氏的阿娘文化还包括阿爷（即祖父），如《表七十中启蒙教化者分析表》（表七十一）统计，祖父、祖母相差不大就是例证。
  因父亲出门在上海，我（冯心言）从小和祖父母、母亲同住在慈城，家里的大事由祖父做主。6岁时我要上小学了，祖父与二姑父商量，请太希（钱罕）先生做我的“开笔先生”。既然请了开笔先生，就得行拜师礼。一天早上，姑妈们在太希先生家的堂厅里摆好供桌，桌上摆烛台和香炉，点好两支蜡烛和三炷香，先请先生坐上方，我在供桌前面的拜凳上向太希先生拜了三拜，然后恭立在先生身旁，先生为我起了学名“心言”。这个名字我使用至今。我出生时祖母为我起的乳名“兰生”（因为那年祖母种的兰花结了兰生），变成家乡小名了⋯⋯
  我开始上中城小学。第一天，我把课本拿回来，祖父看我的课本，他翻到“小狗叫，小猫跳，小孩子，哈哈笑”的课文，瞄了一眼，翻转课本，默默离去。放寒假时，祖父给我请了私塾老师，教我学《论语》、《孟子》⋯⋯从此以后，我在寒暑假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可以漫无边际地玩了⋯⋯到了小学五年级，祖父、二姑夫和太希先生商量，请太希先生教孙过庭《书谱》。祖父十分强调写字，常对我说，如果写不好字，长大后即使要到商店做伙计，也不会有人要的。在祖父的影响下，我读书学习很用功。（参见第六章《求学读书的一些往事》）
  慈城还有“小时外婆家，大时丈姆家，老时姐妹家”的俚语，与阿娘文化对应的还有外婆文化。从前述的慈城冯氏联姻可见，冯氏众子姓有的外婆家也是冯家，外孙去外婆家被姨妈们打趣是“回汤豆腐干”。当然大多是非冯家的大家望族，如后新屋中央大门冯琪外婆是洪塘洪家，其外婆的规矩让外孙受用一生。
  外婆家的规矩多，较有印象的是每天末班火车开过，就要关大门，此前晚上7点左右孩子们必须归笼（方言，意指回家）上床睡觉。每天，外婆睡在外间门边的眠床，我们睡在里间，回家睡觉要经过她睡的床，外婆就数我们的脚步声，等一个个到齐了，她才睡着⋯⋯当时的农村没电灯（除客堂有盏电池灯），都点火油灯。晚饭吃落，夏天在大门外的道地玩（乘凉）个把小时，就得回家，否则大门关好，庭院深深，叫不应，也没人会来开门，这是外婆定的规矩⋯⋯
  外婆识字，认得的不多，性子耐，从不发火发威，很多时候是她轻轻一说，或者看我们一眼，我们谁也不敢吭声⋯⋯三兄弟只剩我一个，又得二伯宠爱，从小很顽皮。我敢与大嫂赌气，大嫂的年纪与我婶母差不多，赌气的事让二伯知道，被他打了一顿，我以不吃饭“反抗”，二伯没法只好带我到外面上馆子吃饭。可这样的坏脾气在外婆家一次也没发过，这不能不说，是外婆的规矩对我产生了影响。（参见第六章《小时外婆家》）
  出生于1963年的梅培红自11月大就在慈城冯宅的外婆家长大，外公外婆的故事给了快乐的童年，正如她自诩：“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在外婆家的冯宅长大，否则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谁给我们讲故事，而没有故事的童年，必定是个苍白的童年。”她还说：“没有外婆这一辈子对冯宅的坚守，就是没有今天原汁原味的冯宅⋯⋯”参见第六章的《外公外婆和冯宅》。
  综上所述，无论是阿娘文化，还是外婆文化，均是母亲文化的构成部分，就慈城冯氏启蒙教化而言，可统称为女性影响。
  由常念叨“败落乡绅不走样”到祠堂族规，从祠堂族规到家庭教化，而家庭的教化责任又落到母亲、祖母、外祖母等女性的肩上，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告诉众子姓，无论贫困还是富贵，都得坚守道德底线，以保持慈城冯氏何时何地都“不走样”，启蒙教化是慈城冯氏得以绵延千年不绝的家族秘诀。
  三、富不过三代
  ——关于财富拐点的思考
  “富不过三代”似乎是魔鬼对中国家庭下的咒语，多少年来，有多少中国家庭走不出财富的拐点；也许是“富不过三代”的咒语，导致了中国没有贵族家庭。难道“富不过三代”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非也，美国的肯尼迪、福特、洛克菲勒、福布斯等家族，哪里是三代而衰呢？日本大阪寺庙建筑企业金刚组坐上2006年胡润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头把交椅，现传到第40代，有1400多年的历史。据百度百科载，全球100家长寿家族企业，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其中英、法、美名列前三位，各有17家、16家、15家，日本也有10家。而且第100名的家族企业也超过了225年的历史。
  那“富不过三代”真是中国家庭的魔咒了，就慈城冯氏经商而言，上述的冯存仁堂自清康熙年间创办至1956年公私合营，一直是由慈城冯氏经营的家族企业，传世9代，历时200余年，绕过了“富不过三代”怪圈；就慈城冯氏从政、治学、经商综合而言，慈城冯氏是代有达人的南省名家，传世40余代，自汉至今历时一千多年，可见“富不过三代”并非所有中国家庭的魔咒。
  在历史长河中，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外，分析慈城冯氏之所以能绕过“富不过三代”怪圈的原因，关键是教育，即教育是慈城冯氏避开“富不过三代”暗礁而驶向千年望族彼岸的航道。
  有道是“家有田子皆读书”，教育本来就是宁波大多数家庭的追求；“茂德习诗书，家声恒儿振”[1]，教育还是以读书求功名的大家望族的追求。慈城冯氏既重视上述“皆读书”、“考功名”两种教育，更强调增进子姓的知识、技能，以及影响其行为品德等方面的教育，上述“败落乡绅不走样”的启蒙教化是慈城冯氏教育所强调的部分内容。从古到今，慈城冯氏以追求“南省名家”的声誉为目的，按照家族传统，通过宗族的祠、家等平台对众子姓实施行为处事的启蒙教化，这样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众子姓进行教育，从而影响众子姓的身心养成。慈城冯氏还有“精神领袖具像化”、“重教育家族传统”两种做法，以此来提升众子姓的整体素质，从而使家族绕过了“富不过三代”暗礁。
  精神领袖具像化
  慈城民间传说中，人物传说较多而且评价有分歧的，一个是赵文华，一个冯阿云。赵文华为明代奸臣，而在慈城民间却被传为勤政廉洁、足智多谋、为民办事的好人。冯阿云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冯氏子孙（参见第二章第四节），在慈城民间被传得神通广大——是商人，很会赚钱，朝廷募饷，宁波府爷跪求了一天一夜；是文人，读书中举做文章，有不少文人墨客朋友；是善人，办书院赈灾收孤儿为义子等。冯阿云被传得神秘而富有传奇色彩，颇具家族领袖偶像效应，导致一些慈城冯氏后裔开口所谈，便以冯阿云作参照。其实民间所传，误将冯云濠、冯云祥兄弟合二为一，上面已述冯云濠以治学为主，冯云祥以经商为主，兄弟俩都做善事，大多是哥云濠倡议，弟云祥筹款，兄弟俩配合默契，致使后辈世人误传。
  如今，笔者从冯阿云家族领袖现象得到启发，发现慈城冯氏有“家族领袖具像化”传统。“家族领袖具像化”首先就表现在慈城冯氏众子姓自诩为大树将军后，并撰对联“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传家传世，慈城冯氏把冯氏始祖大树将军当做家族的精神领袖，慈城八字桥众子姓还立大树将军石神像于家庙前，作为支族子孙的保护神。
  一般修谱会收集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加以记载，而慈城冯氏的家谱大篇幅记载祖先的逸事，前述的《福聚冯氏宗谱》载录祖先逸事有四卷，占总谱的近四成，参见第三章第一节。《冯氏惠宗祠支谱》更绝，既无族籍记载，又无族产记载，全部记载祖先逸事。这两谱载入历代祖先逸事，似家族集体精神具像，昭示一代又一代子孙，这是慈城冯氏的“家族领袖具像化”第二种做法。
  与第二种做法类似的“家族领袖具像化”是统宗祠福聚支，将族支历代科举人名做匾悬挂于祠堂，以祖先的科举成就激励子孙学业进取，本章第二节的“子姓有发科甲及入泮并赴任者”有奖赏的族规也是激励子孙学业进取的措施之一。可以这样认为，慈城冯氏在科举史上创下了103位举人、65位进士的佳绩，与家族科举激励机制、“家族领袖具像化”相辅相成。
  慈城冯氏的宗族体制严格却不保守，也与“家族领袖具像化”有关。道光六年（1826）前后，惠宗祠启承祠34世、35世孙众人捐资创建慈湖书院办学，其中楼正中奉杨文元（即杨简）及他的弟子等，参见第三章第三节和表十。杨文元师事陆九渊，发展心学，主张“人心自明，人心自灵”的哲学观点，认为“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把宇宙的变化说成是心的变化，启发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思想，此学说后被学术界称作“陆王心学”。之后，又在书院内建姜宸英祠，姜宸英是慈城杰出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慈城冯氏建祠又将姜宸英小像与诗文刻于祠壁上，以示纪念。由此可见，慈城冯氏对同邑哲学家、文学家的价值认同，也是慈城冯氏“家族领袖具像化”的另一形式，以此借鉴与吸收他姓的文化，以提升家族子孙的文化修养。
  慈城冯氏“家族领袖具像化”的文化意义，一是昭示家族代有达人的荣耀，一是起到潜移默化教化众子姓的作用。
  重教育家族传统
  清同治年间，中药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慈城冯氏筹资6万元在上海开设冯存仁堂分店，一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吴山脚下创设胡庆余堂。两家中药店后都成为上海国药店四大家之一，有所不同的是胡庆余堂至清末1911年，老板换了三茬。胡庆余堂第一任老板胡雪岩（1823—1885，名光墉），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一代商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界的一个传奇。然而显赫一时，曾经拥有万贯家财的胡雪岩，终于一贫如洗，没给子孙留下基业，更谈不上“富不过三代”。
  同期冯存仁堂始终由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季房江房子孙掌舵，同样的时代背景，同样的经营中药，为何今有两个大不相同的结局呢？这与慈城冯氏注重教育理念有关，清同治元年（1862），掌舵冯存仁堂冯云祥委派侄子冯本骅，创办上海冯存仁堂，冯本骅为咸丰五年（1855）举人，中举四年后，冯本骅遵本生父（冯云濠）遗志捐银二千两购置位于北京宣武门南兵司中街相国寺鼎宅一幢三十余间，为慈溪北京会馆。慈溪北京会馆主要提供慈溪人进京赶考的学士临时住房，始设于嘉靖年间，后因“税息为住僧香火资入”[1]。慈城冯氏委派既有学历，又有教育意识的族人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埠不久的上海创办冯存仁堂，是慈城冯氏重教育传统在近代的一例。
  表十所示的捐资办学是慈城冯氏重教育家族理念的外在表现，上述的“家族领袖具像化”悬挂科举匾额、祠堂奖励等慈城冯氏重教育家族理念的内部机制，由此内外合一铸成的“重教育”理念久而久之形成慈城冯氏的家族传统，影响并印痕于众子姓。开展《田野调查》时，惠宗祠、统宗祠、大宗祠众子姓从“祖先捐资重教”、“祠堂办学奖学金”、“父亲崇教尚学”和“祖父重教的影响”等角度叙述慈城冯氏的重教育家族传统。
  谱记，兰江公（34世）有汝霖、汝震、汝霆三子，他们各立恭、敬、忠三房，其中恭房、忠房的汝霖与汝霆太公喜读书、爱藏书，他们的书房便是宁波藏书文化史有记的寄月楼与循陔书屋..咸丰初年，忠房的两兄弟，即恭房诗舸公堂弟，可礽公与冯可镛公先后高中举人，这就是慈城传说中的兄弟登科。忠房，我们称作花园冯家，因兄弟中举时间前后只相差一年，且是先弟后哥，时为轰动，冯家自然相当开心，便搭台上演了戏文，这一直是族人的美谈。（参见第六章《后书房、醉花书屋》）
  藕田小学原只招收祠堂的冯姓子弟免费上学，后来校董冯志贻提出学校要实行如奖学金那样的制度，考第一名学费全免，考第二名半免，第三名免书本费。我是统宗祠的冯家女儿，不仅能入学藕田小学，而且每学期的成绩不是考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也享受到了祠堂的奖学金。（参见第六章《母亲又生个女儿》）
  父亲（冯绍蘧）为人处事与众不同，他尊重知识爱学习，对新知识与新技术几乎是学到老，在九秩之高龄，眼睛又是1800度的高度近视无法看书的情况下，他每天还从半导体收音机获取信息与新知识。父亲早年毕业于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像父亲这辈人有这学历很了不起，因为这一高学历，父亲才能有帮助我（冯明之）们姐弟选择大学专业的谋略、智慧。无论是行医，还是做其他什么，父亲为人做事都很地道，但又不迂腐。儿时最深的印象是每晚父亲与我们一起看书学习，他还让我们每天写一帖大字。我与二姐冯亦璞，是虹口中学的学生，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就读的专业是父亲替她选择的。（参见第六章《我家行医人》）
  读初中时我（冯津）们这一届共有四班学生，至少有200多的农村学生，可是因为吃不饱饭，学生面黄肌瘦，体弱到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晚上无精力遗尿揭不开被子。学生坚持不了读书，经两年流生后到初中毕业时农村学生只剩下13个人。我也一样，周末回家我对母亲说：学校吃不饱饭，我也不想去读书了。母亲只说了句：读书是你自己的事，读不读随你。说完去田头做生活。我犹豫不决，想起阿爷的话，第一排是读书人坐的位置，斯文会的人是拿双份的⋯⋯我坚持到1967年高中毕业。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时为村小学民办老师的我看到《浙江日报》刊登的这则消息，阿爷的话‘第一排是读书人坐的位置’似乎又响起来了，于是我向二六市乡负责教育的干部要求报名参加高考。这位负责人说，你已经结婚了，不能参加高考。因为当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就拿着《浙江日报》据理力争说，按规定老三届学生是可以参加高考的，报上是这么说的。1977年考后，我填报了上海交通大学作为唯一志愿。当时，没有填报志愿指导，也不知应填报哪些院校，只知交大这个校名，因为我的小姨毕业于上海交大，结果名落孙山。1978年再考，我考上浙江农业大学农机系，毕业后当上了农机干部。十多年后，二女一儿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结果儿子圆了我的梦，他考上了交大，一直读到硕士毕业，又考入美国德州读博士，现在美国联合公司是热交换领域的科学家。（参见第六章《阿爷小像与影响》）
  （冯）春源阿哥生于老家，祖母去世后就去上海读小学，他与小叔年龄相差十多岁，叔侄俩同住在方浜路石皮弄，小叔教春源阿哥吟“碧云天，红叶地”诗，绘赠了画有菊花等花样的扇子⋯⋯春源阿哥说他终生从事化学工业，是因读高中时小叔给他的92种（现在已有100多种）化学元素表。这张元素表让他兴奋得又是抄又是背，之后的他又选择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攻读理学学士学位。（参见第六章《我家、堂哥、族谱》）
  按当代教育概念分析，慈城冯氏“精神领袖具像化”与“重教育家族传统”等种种做法，实施的是广义教育。因为家族经商的经济基础，因为崇教尚学的家族传统，促使慈城冯氏具有财德同传的治家理念。
  财德同传治家经
  慈城冯氏38世孙冯受之经营钱庄数十年，膝下二子二女，生前两次分家，传说小女儿有5万洋钿，真是当时的富二代。冯受之过世后，大女儿手术发生意外，临终前因不放心一儿三女，嘱托妹妹嫁夫君沈亮夫，后征母亲同意，小女儿嫁给姐夫，嫁妆为上海淮海中路的上房花园9号楼一幢小洋房。之后，冯受之儿辈三家共同成为冯受之创办的鸿祥钱庄股董等，而且儿子、女婿齐心协力办好鸿祥钱庄，至1956年在上海率先公私合营。其间，儿辈们还与族亲等同仁合伙创办过聚德、永祥钱庄等实业，参见第六章的《我们是冯受之的后代》、《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和表6.2.7。
  让儿孙回慈城认根是慈城冯氏的共同做法，图为39世孙冯迈群带儿子冯鄂棣回慈城认族亲时的留影（1932年）有意思的是鸿祥钱庄公私合营后，冯、沈两姓三家都受到时代带来的财富变化，冯受之孙辈有21人，其中孙子（女）10人，外孙（孙女）11人。两姓三家比较而言，是冯家儿女很快适应财富变化，并依靠各自奋斗，成功转型，有的儿女还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参见第四章第三节。对此，长孙冯鄂棣称祖父“为儿孙留下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胜过黄金白银”。
  冯受之的孙辈们之所以能赤手空拳干事业，是因为他们的父辈为儿女们树立了崇教尚学的理想。冯受之孙辈们的事业有成，引用冯鄂棣的话是：“既有祖父冯受之的基因，又有父亲冯迈群的影子，更主要的是以行动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咒语。”
  其实要破解“富不过三代”的咒语，关键是消除财富拐点，避免世人所蔑视的“为富不仁”。而冯鄂棣的“精神财富，胜过黄金白银”之说，就是财德同传的治家理念。前述的金川世家文化特性之造福桑梓与注重乡誉，其实是慈城冯氏财德同传的外在表现。第六章“百年家族的人文记忆”中，慈城冯氏或多或少也谈到财德同传的不同做法。
  分析冯受之和他的儿孙们的财德同传，其实是其家继承了“家族领袖具像化”家族传统，并按时代价值观演绎而成“有财不如有德”的教化理念，比如每年腊月，在上海七浦路延续祖辈习惯，办年货、谢年、祭祖，以示不忘本；孩子年幼时，父亲带他去上海四明公所，告诉祖父参与四明分所创办；小客堂悬挂祖父遗像，让孙辈感觉祖父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还有待人有礼貌、长幼有序教育、尊敬家里的佣人、自己的事自己做、不能乱花钱等等。正如冯鄂棣所说，如此严格的教育之下，我们兄弟姐妹无法染上纨绔子弟的恶习。
  古曰：“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笔者认为，此古训乃是慈城冯氏财德同传治家经的理论依据，而冯受之和他的儿孙们以他们的实践再次论证了这一古训，也为慈城冯氏如何绕过“富不过三代”的暗礁提供了鲜活的标本。
  综上所述，无论是“精神领袖具像化”、“重教育家族传统”，还是“财德同传治家经”，都是旨在培养众子孙崇教尚学的意识，也给家族打通了绕过“富不过三代”暗礁的航路。应该说，广义的教育促使慈城冯氏避开了财富拐点，绕过“富不过三代”暗礁，从而创造了千年望族、代有达人的家族辉煌。
  四、成由业，败由枭
  ——关于守业与创业的思考
  21世纪初，冯涵才谈到冯家的鸦片危害时，提出“成由业，败由枭”是慈城冯氏成败得失之教训。《田野调查》，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子姓不约而同谈到了鸦片之害，其中后新屋冯子昂在叙述《后新屋新大门逸事》时，谈到晚清以来毒害慈城冯氏子孙的两大杀手是鸦片和肺结核病；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乐房40世孙冯进新（1949—，谱名子春）叙述：“祖父（冯宜彭）有抽鸦片之恶习，到祖辈大家望族只剩空壳，败落之因是祸起鸦片。有道是富贵思淫欲，而冯家人温饱寻刺激，对于鸦片，从好奇到派头，导致上瘾后的不可收拾。”
  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冯氏后裔说，他家祖辈有“为子女困守家业，有意诱子抽大烟”的陋习，结果坐吃山空，导致家道中落，幸亏其父在他人帮助下，离家创业，才摆脱所谓“守家业”这一陋习。根据慈城冯氏子姓叙述的鸦片危害及“用鸦片守家业，引出有关守业与创业的思考。
  守业遭遇鸦片
  鸦片，英文opium的译音，亦称“阿片”，由罂粟果内乳汁经干燥而成，为棕色或黑色的干膏状块，有特殊气味，药用鸦片为粉末状。主要成分为吗啡，含量约10％。作用和吗啡基本相同，有镇痛、止咳、止泻等效用。易于成瘾，不宜长期应用。[1]可悲的是暹罗将鸦片进贡明皇朝，竟有皇帝将鸦片当春药，后致吸食鸦片成为宫廷贵族及上流社会的时尚，鸦片价贵如黄金。万历皇帝赐予“福寿膏”之名等，更促成鸦片在全国蔓延。
  鸦片入境宁波的时间为清乾隆年间，1757年以后，出现“来自广州洋面的走私鸦片”12]；1819年，“宁波府镇海县查获2名烟犯，193两烟土”[3]；1832年，浙东洋面“时有英吉利夷船一二只出没游奕，勾引滨海愚民接买鸦片烟土”[4]；鸦片战争前夕，宁波鸦片输入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5]。不知鸦片何年入境慈城，也不知慈城冯氏子孙哪位先尝试“福寿膏”。从宁波发现鸦片烟土的时间分析，冯存仁堂创始人冯元长应听到福寿膏名称；不过，令冯元长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以“拯人之死生，莫重乎医，而医之所重，惟药为最”理念而创办冯存仁堂，带来的结果是家业竟成为其子孙吸食鸦片之缘由与资本。
  至清道光年间，慈城冯氏经济实力最雄厚的便是启承祠众子姓，即冯元长的子子孙孙。经济实力雄厚到何种程度呢？前述的史料记载至少有：“惟慈溪冯姓，因宁波大富也，各省皆行商，京城御史凑伊家资二千万，皇上特旨着输数百万”，“甬东之店，冯姓占五”；“宁波各行生意，君家所占者多，如何捐法，如何缴法，即请君家先为之倡，君家即劝捐首事也”。
  因为名震朝廷的经济实力，冯氏家长总希望子姓能守住祖上创下的家业，就发生了“为子女困守家业，有意诱子抽大烟”之事；名震朝廷的经济实力，使慈城冯氏觉得家有吸食鸦片的资本，今有文字记载的是前新屋冯福先抽尽家产后，又将祖传的冯存仁堂8000股份换成6000元大洋继续抽。
  据慈城冯氏口述内容分析，吸食鸦片主要是惠宗祠启承祠的子姓，统宗祠、大宗祠也有子姓染食，没统计慈城冯氏瘾君子有多少，但绝对已造成危害，危害最大的是冯涵才口述其祖和族人败为枭的例子[6]。
  =“鸦片害人伤人肉体，还伤人精神，尤其是人的意志，致人不肯做活，不求上进..而一家有数人抽鸦片，金山银山还是会吃空。几支烟枪导致冯家陷入揭不开锅、入不敷出的困境，为了一家十多口人的生计，（冯涵才）太公不得不卖掉了祖传且已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大屋..”
  惠宗祠启承祠亨房其中一脉生有二子，因长子吸食鸦片，导致长媳休夫、次子出家为僧的悲剧。
  鸦片还导致了家庭不和、六亲不认，贞房葵先一家便是例子。贞房葵先一脉曾是前后新屋冯家财丁最旺的一脉，葵先自己就有四个儿子，若太太平平过日子，真是儿孙满堂；可偏偏是一家老小数人吸食鸦片，导致变卖家产..由于经济的穷困使得一家人常为烟钱吵架反目。
  民国时期，慈城冯氏藏书楼醉经阁所藏书籍至少两次被偷卖。前述醉经阁时为与天一阁齐名的宁波三大藏书楼之一，发生于1920年的藏书被窃案，初因冯智先（1895—不详，一书知先，谱名保道）债台高筑，将其父所遗书籍售与高明，并谈及醉经楼藏书之富，高明遂有窃书之举，潜入楼中，将宋板（版）大书四十二部窃出运至上海，售予某书局，得价银二万元。[1]15年后，醉经阁藏书再次被偷卖，据报载是四房公意，而主卖人是房长冯葵仙（1873—不详，一书癸先、揆先，谱名保礽）。[2]
  据考，冯智先父亲冯全琮（1850—不详，字子坚），光绪八年（1882）举人。冯葵仙父亲为冯全琛（1849—不详，字宝芝，号献臣）。冯全琛有两子，幼子就是上述的冯福先，按“幼过叔”习俗，福先为冯全琛弟冯全璂（1851—1889，字星如）嗣子，他们的祖父就是前述的参与捐饷的冯云祥之子冯本棠。冯本棠生有四子，族称下四房，冯葵先因长房长孙而任惠宗祠启承祠贞房季房河房房长。据此，葵先、智先从祖兄弟，葵先、福先是兄弟，葵先仨人祖上是父子登科，曾祖又是名震浙东的大商人。一个以治学与经商而闻名浙东的书香兼药香之家，居然有子孙因吸食鸦片而偷卖祖先遗产，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奇闻，是典型的“富不过三代”之表现，慈城冯氏“南省名家”、“素封望族”的地位岂能毁于这黑色的“福寿膏”呢？上述卖掉祖传花园的冯氏一太公晚年时凄凉醒悟，悔恨万千，留下“创业重振冯家”之遗嘱。由于受鸦片战争影响，一些慈城冯氏的家园被毁，一些慈城冯氏子孙看到鸦片的危害，纷纷离开慈城到外埠谋生，这就是前述的慈城冯氏清末民国初迁徙期的时代背景之一。
  离开慈城立业
  慈城冯氏众子姓十四五岁左右离开慈城去上海、武汉或天津，从学生意开始立业。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38世孙冯昌杰（1880—1929，字桂生，号香士）遵其祖父“创业重振冯家”的遗嘱，跟随同祖从叔冯友苓去天津学生意，叔侄俩成为立业于津门的宁波人。冯友苓在天津立业后再回慈城成家，之后先后历经与他人合伙、独自创业等，创办福禄林大饭店，成为津门宁波帮中的佼佼者，参见第四章第三节。冯友苓带侄子离开慈城到天津立业，避开鸦片的毒害，成为慈城冯氏“成由业，败由枭”的治家经验，一直被族人传颂。
  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所示，慈城冯氏最早创业的是中药业，而创业或投资最多的还是金融业。而且无论从事中药业还是金融业，无论创业成功抑或不那么成功，他们大多从学徒入门立业，前述的大宗祠冯味辛，十五六岁到松江一酱油店学生意。满师后，先在松江阿姑那儿工作；创办鸿祥钱庄的冯受之，也是十五岁离开慈城，从在上海厚康钱庄学生意开始；统宗祠福聚民支观音堂39世孙冯引年（1891—1962，字荷生，号和笙），1905年在上海义隆药行学生意时，又自学会计等知识，后转入上海大有余榨油厂做会计；统宗祠福聚军支仲德堂觉民路37世孙冯崇江（1897—1974，又名骥章），少失怙恃，十四五岁到老凤祥银楼店学生意，凭自己的勤奋和执着，学得一手精湛的技艺，再到远房亲戚冯清庵所开的杨庆和银楼工作，待坐稳银楼内场阿大（把作）位置后，在上海成家立业，参见第六章《我家和三姑父》、《我家与上海银楼的一些往事》。
  立业是创业的基础，手艺是立业的本领，旧时有“家有千粮万石，不如薄艺在身”之说，这与当代的“一招鲜吃遍天”同出一辙。可以说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所列的慈城冯氏担任经理或副经理的，大多是学徒出身，他们在拜师学艺时学到本领，再凭做人处事而步步提升，成为行业内瞩目的人物。如侄子冯诗年眼里的冯仁健（字聚奎），1949年前后一直为上海久永和药行经理，而其早年就是在该药行拜师学艺的，参见第四章第二节。
  慈城冯氏立业有子承父业、另立门户之分。无论是子承父业，还是另立门户，慈城冯氏都较重视众子孙立业前的拜师学艺。从第六章的口述内容分析，慈城冯氏有“老板儿子，大多到别人开的店肆学艺”的习俗，主要是避免小老板学艺让师父很难把握轻重，与同事更难处理好关系。因此，即使子承父业，大多家长采用的是先外后内。这里的先外后内分两层意思，一是鼓励子姓先到外面同行试水，一是先聘外姓人当经理而不是子孙马上接班，这是鸿祥钱庄与冯存仁堂培养子姓的办法。冯受之掌舵的鸿祥钱庄接受其妹的三个儿子学生意，而其次子冯迈群却在福康钱庄学本事；冯受之年老时，又是先让其徒弟钱瀛官接替钱庄阿大，参见第六章的《父亲的先生冯受之》、《我们是冯受之的后代》。药行学徒也是如此，树德堂冯仁聪合股创办宁波九华堂等，独子先拜药店凌松堂为师，满师后到上海药店工作试水，后成为上海雷允堂药店行家。
  以上慈城冯氏的立业习俗按当代观念分析，至少有三点值得思考：一可避免富二代的坐享其成，一可培养众子孙的经营能力，一是保证接班时的平稳过渡。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慈城冯氏不离开被鸦片危害的小家而在异乡立业，让鸦片像癌细胞一样蚕食众子姓，那慈城冯氏还能绕过“富不过三代”暗礁吗？上述的冯福先也离开慈城，后到上海，在荡尽家产后又戒掉鸦片，他的多个儿女在十四五岁时纷纷离家，后又各自在杭州、上海、厦门等地成家立业，参见第六章的《寻找前新屋》。应该说，立业是慈城冯氏子姓的家庭责任，也是社会责任，“成由业”说的也许就是这个理。
  立业守业并举
  民国二十年（1931），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汉房38世孙冯庆懿离开慈城，合伙在上海创办中国工商橡胶厂，制造套鞋、热水袋等产品。工厂办在上海白利南路530号，营业门市部设在五马路西广福里14号，聘请边文卿任经理，还请了化学专家。1932年开工生产，坚固驾乎舶来品之上，时值提倡国货，冯庆懿等创办橡胶厂被赞为国货界好消息[1]，被载入《上海橡胶工业志》。不幸的是，1937年日机轰炸上海闸北，沪西周家桥白利南路上的工厂被炸毁，冯庆懿创立的工厂血本无归。
  因受上海“八一三事变”的影响，慈城冯恒大部分股东提出了退股，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祖先创下的家业冯恒大面临倒闭的危险局面。这真是祸不单行，季房汉房冯庆懿等又是冯恒大的股东之一，橡胶厂被炸毁，河房早已损失惨重，大伤元气，自然没有财力来收购退出的冯恒大股份。而冯恒大是祖业，再说冯恒大的产品诸如酱油、老酒、腐乳、花生油、香干、油豆腐等，都是慈城人生活的必需品，而冯恒大又拥有那么好的场地、设备和技术。冯庆懿等考虑再三，决定聘请职业经理，把祖上的家业冯恒大支撑下去。“恒其德”、“大有年”当年的这一坚守，使如今的慈城有了一家百年老字号。这是慈城冯氏立业、守业并举的一个实例。
  坚守企业如此，坚守传统行当也是如此，中医是慈城冯氏的古老职业，虽然清代以后，慈城冯氏从行医转到经营中药，但仍有子姓坚守这一职业。大宗祠大街支39世孙冯绍蘧是其中一位，16岁开始先后拜慈城名医胡炳藻、宁波名中医范文甫为师，20世纪20年代独自闯荡上海，在法租界辣斐德路金神父路天一堂（今复兴路瑞金二路）悬壶济世。被聘为上海国医学会的设计委员后，冯绍蘧勤奋撰文，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其编著的《四明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在《中医杂志》连载，杂志主编戴达夫的编者按有“冯子绍蘧，学贯中西，术精卢扁..”冯绍蘧坚守祖业，弘扬传统，引起一定反响，尤其是他整理的《四明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1933年，上海中西书局出版《四明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单行本，此单行本后被编入《近代中医珍本集》传世。在冯绍蘧悬壶济世的同时，因出于维持一家生计的需要，冯绍蘧还在宁波同乡创办元昌铜厂，专门负责厂里的生产技术，参见《我家行医人》。守业是为社会责任，创业是为家庭责任，这是慈城冯氏立业守业并举给当代留下的思考。
  创业重于守业
  上述的冯存仁堂是家传世9代、历时200余年的家族企业，分析冯存仁堂的创业宗旨与发展史，冯存仁堂开设以来有四次重大发展，每次发展都是创业与守业并举，是在继承上再创新的经营实体，具体如下：
  第一次创业时间约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创业者是冯长元曾孙冯云祥，创办“冯万丰”药号。冯万丰号既是冯存仁堂制作丸膏、胶膏等成号的原料供应基地，又是宁波市中药原料批发商，时至咸丰末年（1861），核定股金为4万银两。首次出刊《冯存仁丸散全集》，提出冯存仁堂遵循“济人为务”的祖训，按当代经营思想分析，此时冯存仁堂的经营理念已从祖先悬壶济世提升治病保健兼而有之。这次创业特点是经营资本的扩张，经营理念的升华。
  第二次创业时间是在同治元年（1862），创业者是冯吾楼（冯长元玄孙，冯云祥嫡侄），创办上海冯存仁堂，推出百年冯存仁堂特色产品成药驴皮胶等。这次创业的特点是将现代经营管理理念接嫁于百年老店，初露品牌战略端倪，从扩大销售地域实行商品市场占有率等。
  第三次创业时间是在清末民国初（1910—1920），创业者是冯全璜（1889—1922后，又名迓甫，以冯迓甫行，为冯长元来孙，冯云祥侄孙，冯吾楼季子），在上海创办嘉广生药行，经营范围与第一次创办的冯万丰药号相同。这次创业的特点是企业资本的再次扩张，重刊《冯存仁丸散全集》，再次做大做强百年老店，通过媒体广告等全面实施品牌战略。
  第四次创业时间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创业者是冯保萃（1894—1938，字治先，以冯治先行，为冯长元昆孙，冯云祥族曾孙，冯吾楼族孙，冯全璜族侄），创办上海冯存仁堂第一分店，这次创业的特点是企业资本的再次扩张，扩大销售网络，出版《冯存仁堂丸散膏丹全集》，使冯存仁堂跻身于上海四大药店之列，驰誉甬、沪、港、台，远及南洋一带。
  综上所述，慈城冯氏的四次创业，均给百年老店冯存仁堂带来了资本的扩张，经营理念的升华，其中三次创业时，均刊发冯存仁堂宣传资料，将其祖训刊登于首页，始终将“余少好医，视人疾病如己身。兹铺之设以济人为务，不计资本盈亏，惟求无愧于心”这一传统的经营之道贯穿于每次发展中，体现了慈城冯氏在传承上发展的经营思想，冯存仁堂发展史展现了慈城冯氏创业重于守业的经营之道，于当代民营资本创业有着借鉴意义。
  这一创业重于守业的经营之道，还可在慈城冯氏其他经营活动中找到实例。冯守南年少时，其父母与外祖母、舅父等一起合伙创办永新内衣厂，成衣商标是“555”牌。冯守南成年后，参与永新内衣厂的经营活动，经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将陈、冯两家合伙经营的家族企业生产的雨衣商标定为“ADK”，中文名称“爱地凯”，后改为大地牌风雨衣，成为上海热销产品之一，被载入《上海通志》。
  1950年，冯守南在天津合资创办的东南雨衣服装制造厂在海河畔开张，主营“红羽牌”男女式防雨衣外，又制作了数千件时被天津人称为“皮猴”的美军款式茄克，使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引起天津人的关注。冯守南在天津的创业是冯、陈两家异乡创业史的再续。改革开放后，冯守南再次创办天津市东南雨衣服装厂，工厂生产、经营“四羽毛”牌风雨衣、茄克衫、防寒服，工厂创办前十五年，营业额达5亿元，上交利税近亿元，是国家二级企业，四羽毛产品享誉津城，遍销华北、东北、西北“三北地区”。“1988年，李鹏总理视察我们工厂，后李总理又穿着‘四羽毛’茄克衫在夏利汽车厂试车。在1993年天津市50家著名商标评比中，我厂的‘四羽毛’得到消费者投票33.4票，列居第十位。”参见《冯陈两家异乡创业记忆》。
  从胡庆余堂末代学徒到一身三职的药王冯根生，何尝不是创业重于守业的典范呢？！
  创业重于守业的经营之道还可在从事农业的慈城冯氏中找到实例。慈城冯氏东江沿支冯兴昌家曾有四五十亩土地，“农田基本由长年（方言，即长工）打理，农忙时再请短工，家人待长年、短工不错，他们和家人一起吃饭”。冯兴昌以经营鹅行，收入不如种田多，但他喜欢做，冯家还有慈城同德昌的股份。参见《东江沿冯家》。农商结合、多种经营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理念，而创业重于守业的家族传统也影响着务农的众子姓。
  创业重于守业不仅仅是慈城冯氏的经商之道，还是慈城冯氏的治学理念。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38世孙冯昭逵（1940—，又名冯昭奎），十分喜欢父亲从事的国际问题研究，而父亲冯宾符不让儿子涉及，总对儿子说：“专心学你的理工科吧，国际上的事儿一天一变，风云莫测，不像牛顿定律，能管几百年。”参见第六章的《父亲的书房、客厅和我的人生》；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40世孙冯宽（1967—）很喜欢中文、历史，写作也不错。冯宽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征询父亲冯骥才上大学读何专业，冯骥才给儿子的建议是“最好选一门‘我不会的专业’，这样父子俩就能互补了”。参见第六章的《父亲冯骥才》。冯骥才从文学、艺术双绝到“四驾马车”的转型何尝不是“创业重于守业”理念在治学领域的实践呢，这给当代留下了多少可圈可点的借鉴与思考呢？！
  因为创业重于守业的理念，就经商而言，慈城冯氏从古代涉足药业至后代拓展到金融、商业、工业、建筑等领域；就治学而言也从古代的文学艺术拓展到文学艺术、科技、环保、计算机等领域，而这些全得益于“创业重于守业”的理念。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当鸦片像癌细胞一样蚕食慈城冯氏之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再次拯救了慈城冯氏。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淌在慈城冯氏族人血液里的忠勇报国基因终于被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所诱发。慈城冯氏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尤其是尚未成家的青年人不再缠绵于小家，而开始忧国忧民的思考，离开小城，走向延安，走向抗日的战场，使众子姓彻底摆脱“福寿膏”的诱惑，慈城冯氏重振雄风。
  慈城冯氏“立业守业并举”、“创业重于守业”的理念，影响了众子姓在从政、治学、经商三方面的思路与实践，尤其是家族遭遇鸦片之时，因众子姓的“败由枭、成由业”的思维与选择，使慈城冯氏再次避开了“富不过三代”暗礁，再次驶入了千年望族、代有达人的航道。

[1]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08页；笔者根据线索找到该书僮冯氏后裔，遵访问者、提供线索的慈城冯氏后裔意愿，均不公开有关此的访问身份，附录一同略 [1]《冯漱六房敦公后裔德宝览》，《慈溪日报》1938年8月8日 [1]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宁波帮在天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15页 [1]慈溪裘氏祖训，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73页 [1]《慈溪县志》（五），第47—48页 [1]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358页 [2]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3页 [3]同[2] [4]同[2] [5]同[2] [6]《败为枭成为业》，《宁波慈城冯氏研究》2007年10月第51页 [1]《藏书被窃》，《时事公报》1920年7月21日，参见附录四 [2]《醉经阁珍籍私运出县被截回》，《时事公报》1935年4月21日，参见附录四 [1]《国货橡胶事业新发展》，《申报》1932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