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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学与文化活动中，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是慈城冯氏中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代表人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冯骥才以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双绝”而闻名遐迩；进入21世纪，冯骥才又以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行动与思考，承担社会责任，引领中国文化浪潮，继而成为海内外瞩目的人物。冯骥才穿行于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四个领域，被称为冯骥才的四驾马车。
  冯骥才是随着新时期文学潮流崛起而跃上文坛的。当时的情景，其子冯宽在第六章《父亲冯骥才》中有这样一段口述：
  那时，文学备受关注，一篇好的小说，一部好的作品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共鸣，掀起热烈的讨论。在这种大环境下，父亲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冯骥才是个多产作家，自1977年《义和拳》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37部作品集（中文版，不含重版），其中31部作品先后被译成英文、德文、俄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荷兰文、越南文和西班牙文，在中国、美国、德国（包括前联邦德国）、俄罗斯（包括苏联）、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越南、西班牙等国家出版，参见《冯骥才文学、理论著述目录与版本（含外文版）对照表》（表六十一）。冯骥才四驾马车的影响，首先是其文学的影响。
  当代文学的功成名就
  “功成名就”是2000年时王蒙对冯骥才的评价。[1]单从表六十二《冯骥才文学作品集分类表》所示便可见一斑。冯骥才文学创作体裁齐全，涵盖小说、散文、散文诗、纪实文学、文艺理论、电视剧本等体裁。小说是冯骥才文学创作的“大厦”。据表六十二统计，长、中、短篇小说及小小说体裁合计有46部，占作品集三成多，参见表六十二。
  冯骥才关于小说的观点是：“中国的小说大厦，是靠四个柱子支撑起来的，一个是长篇的柱子，一个是中篇的柱子，一个是短篇的柱子，一个就是小小说的柱子。”[2]冯骥才创作的《神灯前传》等长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啊！》等中篇小说，《意大利小提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短篇小说，《苏七块》、《巧盗》、《大回》等小小说这四根柱子支撑起冯骥才的“小说大厦”。《神灯前传》是一本优秀小说，读者经常被小说中精彩的情节、精到的描写所感动，时不时地拍案叫绝，击节叫好；《铺花的歧路》、《啊！》的出版使作者跻身现代文学领域前列，并引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而博得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数十年来，冯骥才和他的小说是海内外评论的热点。其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3]评论道：“冯骥才是一位极有天赋和人气的小说家”，“（《铺花的歧路》）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不仅仅有人物复杂的内心感受，而且有只有目击者才能发现的那些细节”，“《啊！》，这是一声震撼人心的呼喊”[4]。言简意赅，似对冯骥才的中篇小说画了一幅“简笔画”。冯骥才的短篇小说同样令人瞩目，1982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获首届上海文学小说奖；翌年，前苏联《文学报》刊载《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之后的四五年间，上海文艺出版社、台湾林白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冯骥才中短小说集，均以《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作为作品集的书名；1995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被江苏文艺出版社选作冯骥才名篇文库再次出版；在此前后，《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四次被选入高中或职高教学课本，参见表十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是冯骥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冯骥才小说艺术造诣似乎有长、中、短、小四种小说裁体步步高升之趋向，有着越小越精彩之势头，《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1]评论：“冯骥才的现代笔记体小小说作品，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犹如一幅幅精雕细刻的民俗画，多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堪称当代小小说名篇，用‘言近旨远，大义微言’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他的系列小小说‘俗世奇人’实属绝品，把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优势开掘得淋漓尽致。”[2]正因为如此，2003年，冯骥才获首届“小小说金麻雀奖”，四年后，在第二届“中国郑州·小小说节”上，冯骥才又获“小小说事业终身荣誉奖”称号。
  若说冯骥才的小小说似民俗画，那他的散文更像画。学者评论冯骥才的散文是“短小精悍，隽永别致，写得有情、有趣、有味、有见解，而且视野开阔，胸襟博大。虽不是诗，也不是画，但给人以诗画兼俱之感”[3]。冯骥才的散文诗画之美源于作者文学是用文学作画，绘画是用笔写作的“文学绘画互通”理论，冯骥才认为：“文学是连绵不断的画面，绘画是片段静止的文学。文学是用文字作画，所有文字都是色彩。”[1]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以天空、光彩、云彩作为表现中心的写景文。[2]而冯骥才创作散文《巴黎的天空》时，把目光对准天空，着意表现天空之美，运用画家王维把诗情注入绘画的高超技法，追求文字的画面感、气氛感和抒情性；同时用光影变化证明“天空是一个巨大的创造力无边的生命”，《巴黎的天空》填补了中国散文创作的这一空白。[3]
  冯骥才的散文似丹青妙笔，在色彩的描述、光影的表现等方面进行构思创意，多角度、多方面地显示画面，创造意境。其实冯骥才的“以字作画”是对中国古代诗论、文论、画论的艺术原理系统理解后的化用、活用，创造出迥异于传统模式的新散文体制。这是冯骥才在现代文学史散文创作上的贡献，也是冯骥才文学创作在海内外的又一个建树。表十一显示，冯骥才的《花的勇气》、《捅马蜂窝》、《花脸》等17篇散文、随笔52次入选海内外小学、初中、高中等汉语教材，成为一代人美文学习的典范。其中《珍珠鸟》自1991年起，15次选编入中国上海、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台湾等省、市语文教育课本（或辅导教材），还先后被选入新加坡、韩国的汉语课本。这是冯骥才的散文影响，也是冯骥才广义参与教育的一大成果。
  冯骥才的文学作品始终立足于民族传统，并把历史的深度与现实社会相结合，有的作品是对民族问题的深刻反思。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冯骥才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这在伤痕文学几近绝迹的大气候下，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引起当代文学界的共鸣，尤其引起俄罗斯老一代汉学大家，如李福清、索罗金、司格林等人的高度评价。
  冯骥才是一位在俄罗斯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中国当代作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冯骥才单篇作品被翻译成俄文并在俄罗斯发表的有37篇（不包括重复发表的），出版个人专集2部，与其他中国作家合集7部，和王蒙作品的俄译数量不相上下，高踞俄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之首。[4]
  创作《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有“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之说。《一百个人的十年》一问世，就先后被《新华文摘》、《当代》、《小说月报》、《中国研究》等12种刊物刊载，后又有8家出版社9个版次结集出版[1]。由于作品的广泛传播，冯骥才和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等反思“文革”的作品激起评论热潮，至今仍有海内外学者评价其人其作品。
  天津师范大学李逸津[2]教授：冯骥才对造成“文革”悲剧的民族心理根源的分析，是深刻的，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B3]Φ索罗金（1927）：—作家（冯骥才）和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保存了关于黑暗年代的真实材料，这些材料具有异乎寻常的公民性和人性的价值。它们证明了“体验过的痛苦”没有被遗忘，证明受害者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精神力量来提高痛苦与抗议的声音。[4]
  在俄罗斯汉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A·H·科罗博娃把学术视角聚焦到民族心理问题上来，指出：“阅读他（冯骥才）的作品后产生的结论是：没有巨大数量的普通人，‘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总是被迫的）而被包含在这次行动中”，“超越对民族心理特点思考的框子，冯骥才也涉及到全人类的背叛心理问题”[5]。
  2014年5月，《一百个人的十年》最新出版，冯骥才以《历史永远是活着的》撰写“新版再记”，再次重复“文革”作为中国当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切莫轻易地翻过！其实，揭开伤疤是为了引起疗救的重视，深思反省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这正是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以及“文革”题材作品的现实价值之所在，也是其能吸引海内外学者研究的原因和研究的价值之所在。值得一说的是俄罗斯科洛博娃的学术观点，把冯骥才作品的思想意义，提升到了更深广的层面。这是冯骥才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特殊贡献，也是对世界政治与文化的贡献。慈城冯氏在经历了数百年以后，亦因冯骥才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于当代再次矗立于中华大地，令人瞩目。
  从2001年到现在的十多年间，冯骥才没有整块时间再创作长篇小说，但他一直没有放下文学之笔，只是换了一种文学表达方法，比如大量田野考察的随笔与散文，“灵性”系列散文诗的创作，便是其中的独特样式。
  从时间上分析“灵性”系列散文诗的创作，贯穿于冯骥才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双绝”时期与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四驾马车”的长链。
  进入新世纪，在整日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之后，在喧嚣和热闹中，冯骥才能很好地整理自己的心灵，并且用散文诗的方式不断对抗世俗对纯净心灵的冲击。表六十一中所列的《灵性》，是冯骥才富含诗意与哲理的短语，包括了对自然、生命、人生、生活、艺术、历史、社会等各方面的沉思和感悟，是一部绝不亚于《飞鸟集》的著作。[1]《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北京《黄河诗报》杂志执行主编马知遥将《灵性》与泰戈尔的《飞鸟集》相提并论，这足见《灵性》的艺术成就，这也是冯骥才又一个文学成就。
  《灵性》自1996年首版以来，先后以《侃洋人》（语丝集）、《拒绝句号》（语录）和《灵性》同名被上海书店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出版，此外《灵性》连载于冯骥才的新浪博客，博客访问量显示为4807950；同时，凤凰网博客、网易博客、天涯博客、北方网、豆瓣网等都转载了冯骥才的《灵性》，这足见读者对《灵性》的艺术成就的认同。2012年福建省高考作文要求考生根据冯骥才《灵性》一诗文：“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内看你使用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看你跑了多少路程。”写一篇800字的作文。《灵性》的影响可见一斑。
  没有时间创作，而作家的思考不能停止。文学是冯骥才的心灵磁场，是冯骥才心灵的舞蹈，冯骥才离不开文学。冯骥才离不开文学，实因“思想是文字最有力的武器。要想让你的文字立起来，而且有力量，必须要有作家艺术家独到的认识”[2]。
  从小说到纪实文学，从散文到诗歌，冯骥才创作了大量思想、艺术俱佳的文学作品，如《冯骥才获奖作品一览表》（表六十三）中所列的作品，由此可见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诚然也提升了冯骥才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绘画是文学的梦
  “绘画是文学的梦”，是冯骥才在美国旧金山南海艺术中心举办画展期间演讲的一个主题，旨在阐述自己作为一个写作人（古代称文人）的绘画观[1]。
  冯骥才成名于文坛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末系列伤痕小说发表之前，已有15年丹青生涯。这15年间，他以摹制宋代北宗诸大家画作为主，得以钻研古人的画理画技，其中偏爱范宽、郭熙、刘松年、马远、夏圭和张择端。[2]这一阶段，冯骥才的绘画追求时代山水与传统审美的融合，注重师法造化。1990年以后，冯骥才静心于书斋，边总结以往，边洞察窗外喧哗，再萌发画兴，重拾画笔，源于情、发于心的丹青不可遏止，阔别的水墨更是焕然一新。那时，冯骥才忙于在京、津、沪、渝、鲁、甬和美国、奥地利、新加坡、日本等海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参见《冯骥才历年书画展一览表》（表六十四）。这一阶段的绘画是冯骥才以作家的思维方式，用画笔抒写心灵，不知不觉进入了真正的文人画范畴，评论界称冯骥才是现代文人画的代表。[3]绘画是文学的梦，而反之文学又将冯骥才的绘画史划成两段。冯骥才自诩其绘画史，前一阶段是画家画，后一阶段是文人画。[4]
  “文人画”是传统绘画的一个主流分支，古人将其称为“士夫画”或“南宋画”。而学者评价冯骥才的文人画是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是“尊崇自我，忠实于时代，具有当代文人的时代意识的画作，其时代意识即是一种观察与通透自我意识的欲望与能力”[1]。
  艺术批评家高名潞[2]博士在看了天津大树画馆冯骥才绘画作品后，称“冯骥才的画并不像传统文人画那般‘抽象’，反而是非常写实。然而在‘意在象外’的旨趣上，又与传统文人画不谋而合”[3]。
  在欣赏了“‘倾注心血、殚精竭虑’的构思，是将笔墨高度凝练的佳作”[4]后，高名潞专撰《文人画与文人的画》，从绘画成就与艺术高度评论如下：
  这位驰名世界的文学家（冯骥才），利用闲暇时间创作出了百余幅精美的中国画。这些画作填满了艺术博物馆一楼的整整一层。这样的业绩，恐怕对于常年活跃在画坛上的专业画家来说也并非易事吧。[1]
  传统文人画的笔墨，已经非常“程式化”，陷入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冯骥才绝非不熟悉“文人画”的笔墨。而冯骥才却不墨守陈规，恣意挥毫，墨彩的运用也不拘一格，时而为勾轮廓，时而为表现阴影、明暗，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奔放的笔法。说它类似于“西洋画”，也不尽然。冯骥才的画虽具备“文势”与“豪胆”，却绝不是“逸笔草草”。当初，古代的文人们高唱的“意在象外”也就是“工夫（技法）在画外”的意思，这种追求质朴的“非工夫”的逸笔画，如今已成为了“工夫”的新准则。
  冯骥才对于画外的工夫很有自信。他不仅不拘泥于约定俗成的画风，而且拥有能够震撼人灵魂的才气和感性。当然，他也确实具备相当的“工夫”，这使得他飞跃出了“新法则”的范围，高举起当代“文人的画”的大旗。[2]
  对于文学与绘画，冯骥才有“文学（包括文化）于我是一种责任方式，绘画于我是一种生命方式”[3之说。因为视绘画为生命方式，冯骥才在从事丹青之时，总在思考艺术之高，艺术所追求，继而写下了艺术评论集《丹青集》，绘画、散文集《画中心情》与《心灵的水墨》，绘就了数百幅具有散文意境的山水画，出版了十四版画册，参见表六十一、表六十四。作为引领当代“文人的画”的作家、画家双栖文艺家，冯骥才的画与其文学作品同样受到高度关注，其中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4]教授对其有“与印象主义画家莫奈相似”[5]的评价。
  金维诺自述，是在画展中认识画家冯骥才的，以后虽有些接触，相知不多。金维诺又自谦没有条件对其作品发表议论，但受冯骥才画作的感染，对作品的内涵产生了某些共鸣，联想到同时期观摹另外一些画家在处理情与景、内涵与风格、传统与革新等方面的感受，写下《绘画的情与景、内涵与风俗、继承与创新》一文。此文开篇写道：
  作为画家，冯骥才曾经从古画临摹入手，对中国传统技法有广泛、深厚的基础；同时作为作家，又有条件接触多方面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在作品中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某些外来因素。因此，看冯骥才的画，你感到闲适轻快，而又富有深意。他那不受国画传统约束，而又不脱离传统的笔墨，使你觉得西方绘画与东方绘画是那么接近。你不能不承认他是继承了某些文人画的传统，是在借景抒情；同时在注意捕捉瞬间感觉时，却更多地具有印象主义的意蕴。画家（冯骥才）说“绘画是把瞬间变为永恒，绘画的最高价值在于它的永恒性”。这和印象主义画家莫奈说的“我的功绩只是在于直接描绘自然时力求把所感到的瞬间印象表达出来”多么相似。
  这就是冯骥才“绘画是文学的梦”在当代画坛的影响。“文人书法的历史要比文人画的历史长”，“文人用毛笔、墨和宣纸写文章，很容易产生对书写审美的兴趣”[1]，这是冯骥才对中国书法的研究与认识。冯骥才善书，天生具有挥洒的情感与才气，“每每心有难捺之语，或有灵性之句，捉笔展纸，书写出来”[2]，此乃冯骥才挥笔泼墨之自语。笔者没找到学者对冯骥才文人书法的评论，而表六十五所列的书法作品集，冠以书名《当代书法家丛书·冯骥才》，已诠释了冯骥才文人书法的艺术水平。因为冯骥才集作家、画家于一身，多才多艺，被誉为中国当代才子[3]，并以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双绝”而闻名海内外。
  而20世纪末，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受到“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冯骥才于1994年开始，投身于一系列大规模城市遗产拯救行动，进入新世纪，尤其是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以后，冯骥才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发起全国性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紧急普查与抢救。由于许多行动属于民间性质，冯骥才倾注全力。写作，他用一管笔墨发出自己的呐喊，来动员和鼓励国人参与田野行动；绘画，又用一管笔墨抒发自己的情愫，同时卖画换钱用作田野行动的经费，表六十五所列的《民间、民间..》、《心中十二月》、《戊子之春》三本画册是卖出的作品集。之前的1992年，冯骥才到宁波慈城寻根访旧，举办“冯骥才敬乡画展”。其间，冯骥才将《又过万重山》、《冰河倒挂》等五幅作品捐赠给家乡宁波，用义卖所得资助家乡文化事业，其中一幅《老夫老妻》已被台湾的应昌期先生花4万元买走。[1]冯骥才写过《为周庄卖画》一文，这是冯骥才近20年为文化遗产卖画行为的缘起，时逢中国文化遗产濒危，亟待紧急抢救。
  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
  冯骥才的文化遗产意识的萌发可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那时，冯骥才只有二十多岁，他便自发地对天津民间砖雕遗存进行了调查与记录，参见第六章的《父亲冯骥才》。
  天津1404年设卫，1405年筑城，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担心中国人民会再次凭借城池与租界内的洋人对抗，便在与清廷签署的《辛丑条约》中，明文规定“拆除城墙”。城墙虽拆，而天津老城格局完整，历史肌理清晰如前，大量的历史遗址、民居经典保存依旧。20世纪末，旧城改造的“现代化建设”席卷中国，天津老城自然而然地被卷入“旧城改造”狂潮。时至1994年，《天津日报》刊登了消息《五百年老城厢，今日改造发轫》[1]，冯骥才闻知，召集天津的老城文化保护志愿者，其中有摄影家、民俗学家，还有历史、建筑专家，他们地毯式地普查了天津老城，历时一年半，拍摄了大量有关天津老城建筑的照片，记录这些历史建筑的一些口述史，之后又根据这些图片资料，出版了《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图文集，参见表六十五。同时，冯骥才还向主管城市建设的王德惠副市长建言献策：“天津人世世代代用了六百年，在老城里凝聚和营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不能叫他散了，应该建一座博物馆，把这些东西都搬进去！”[2]天津市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提供一座“三进”民居大院，开设天津老城博物馆，而博物馆的实物由天津居民提供，此乃中国第一座以捐赠形式设立的博物馆。
  冯骥才率领文化保护志愿者保护天津老城的行动影响很大，《天津日报》、《今晚报》、《文汇报》、《大公报》、《欧洲时报》、《星岛日报》等海内外媒体都作了报道。这是冯骥才紧急抢救文化遗产较为成功的实例，也是冯骥才继文学、绘画影响后又一令人瞩目的文化行动。之后的几年，冯骥才率领文化保护志愿者用摄影、摄像、录音、调查、考证、访谈等形式，呼吁、实施天津小洋楼、估衣街的抢救与保护，到后来政府支持，市民打出横幅欢迎..如今，小洋楼与估衣街分别成为天津富有西洋风情与中华传统老街的地标性文化景区。其间，冯骥才撰写了《小洋楼的历史价值》、《老街的意义》、《阐释五大道》、《挽住我的老城》十余万字的富有思辩性、哲理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字字珠玑，将天津文化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像绘画一样一一描绘。冯骥才出生在天津、长在天津，文章中声情并茂、惊心动魄的叙述引起读者的共鸣，因而冯骥才和他的纪实文学《抢救老街》与《情下留情》，图文集《天津老房子·小洋楼风情》与《珍藏五大道》等，为天津文化的定位、保护、弘扬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尤其是这些图文集如今已成天津古城风韵的绝唱。[1]
  冯骥才对天津老城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初显冯骥才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具备文化自觉的端倪，也为他率领全国民间文艺家和文化志愿者进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打下了基础。
  2001年，冯骥才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两年后的2月，冯骥才还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著名学者季羡林、启功、于光远等与全国老中青学者共同签下《紧急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呼吁书》[1]。之后的十多年间，冯骥才率领全国民间文艺家，大到古村落，小到香包，深入56个民族、30多个省市自治区，抢救、整理、保护了一批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族服饰、民间家书等文化遗产。其中冯骥才挂帅、主持的国家级文化抢救性、保护性、研究性文化工程有：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与研究工程，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普查、编纂、出版工程，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工程，汶川大地震灾后羌族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口头遗产数字化工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工程，山西绵山神像造像艺术考察与研究工程，山西大同古代雕塑考察与研究工程，天津传统皇会调查与研究工程，等等。[2]这些工程都具有十分强烈的专业性、学术性，是只有专家、学者、文化人、知识分子才能提出和承担的，而这些工程又涉及广泛的政府行为、政策、资金、规划，涉及社会各界和广大文化传承人、文化拥有者，而冯骥才率领与动员大家参与了。引用学者向云驹[1]的研究观点：
  一种知识分子、国家与各级政府、文化民众（文化享用、持有、创造者）三结合的文化机制在这些工程自然形成，共同推动了文化的自觉。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不应只作用于自我的思想形成和思想表达。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也在于他对国家文化自觉的推动和促进。[2]
  在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时，为了唤醒国人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为了推动和促进国人的文化自觉行动，冯骥才像“精卫填海”一样，用自己文学、艺术之长，撰文点青，为中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呼吁。表六十一所列的《民间灵气》、《年画手记》、《留住昨天》、《乡土精神》、《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等作品，是冯骥才在民间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中，以思想立言的诸多成果，也是冯骥才的文化自觉从行动实践到思想理论的总结。冯骥才投身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行为、思想与其理论建树，还可从《冯骥才历年文化讲座（含演讲、讲话）一览表》（表六十六）的时间脉络上显现，具体参见下节《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冯骥才文化自觉的行动，以及理论建树，再次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冯骥才对文化自觉的理解是：“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还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得以实施与实现。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放出光彩。”[1]
  201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务院参事室座谈会上，冯骥才作了题为“为紧急保护古村落进言”的发言，他开口就向温家宝总理发问：”汶川地震时，你在北川，为大禹的故乡着急，因为禹里乡沉在堰塞湖湖底了。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继而冯骥才说，“我们有着五千年农耕的历史，基本都在村落里，但村落没有文字史。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认真翻阅，它就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了。我们在这么短时间里，把中国600个原本千姿百态的城市，变成了同一个样子，这是时代的文化悲剧，是我们这代人的无知。”[2]
  冯骥才的话引起高层关注。2012年年底，国家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冯骥才任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为紧急保护古村落进言”促进了国家时代性的文化方略的出台，这就是文化遗产紧急抢救的巨大影响，也是冯骥才个人的文化自觉促进政府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的成功实例。
  从二十多岁青年时的民间砖雕遗存调查，到20世纪90年代的天津老城保护；从天津老城的保护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又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到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由点到面，由天津老城到全国城市，再由中国城市到中国乡村，冯骥才致力于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全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来实现自己的文化自觉。应该说冯骥才于时代的影响，于国人的影响，已超越其作为著名作家、画家所产生的影响。冯骥才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率，这也是近十年，社会各界为什么给予或授予冯骥才一连串荣誉的理由。
  2004年2月，冯骥才被各大媒体评为“2003年度十大杰出文化人物”；2005年当选“2005年度推动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十大有贡献人物”；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同年被《人民日报》、人民网评为“2008年文化人物”；2009年，被中华文化促进会和凤凰电视台授予“2009中华文化人物奖”；2010年，获“中国社会责任领袖奖”；2012年，获“2011年中华儿女年度人物”称号；2013年6月中旬，冯骥才又得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被奖励1.5万欧元，而冯骥才当场把奖金转赠给摄影家郑云峰。郑云峰执著守望长江，用镜头记录长江当代的变迁以及长江岸边的民间民俗文化。这就是冯骥才，流淌着先祖的血脉，印痕着大树将军气度与风范的慈城冯氏39世孙。
  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从“当代文学的功成名就”到“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无不展示了冯骥才思想立言的过程。也就是从“文学思考”开始，转入“文化批判”，一边“文化抢救”行动一边“文化思考”呼吁，遂成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表六十二中的《神鞭》、《炮打双灯》、《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冯骥才在现代化背景下对民族根性的思考，这些作品隐藏着深深的民族忧思，又透露出中国古老文明的神秘与神奇..因而，学者评论冯骥才：
  改革开放以后，就以其独到的文迷作品参与了“文化热”的文学实践。他是文学界寻根小说和文化小说的重要干将。[1]
  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流派是“伤痕文学”。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第一朵浪花。在“伤痕文学”的浪潮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弄潮儿，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张贤亮的“右派”小说、丛维熙的“大墙文学”像一颗颗烟花，不断留下绚烂身姿，其中不能忽略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雕花烟斗》。[2]
  与其他的“伤痕文学”一样，冯骥才的不少作品也是揭露“文革”带给国人的苦难，比较独特的是，他写了不少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作品，通过书写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反思了审美文化被政治文化的碾压和破碎。[3]
  八十年代初，“伤痕”已经不再是文学关注的主要问题，许多以写“伤痕”成名的作者也转移“阵地”，此时的冯骥才却做出了反潮流的举动。[4]
  刘卫东[1]的这三段评论基本交代清楚了当代文学史上“伤痕文学”与“文化小说”的背景。作为这一时期文化小说的重要干将，冯骥才始终固执地延伸自己的文学思考，发出了当代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声音。文学是冯骥才对民族根性的思考表现形式，反思文学是冯骥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雏形，这也是索罗金参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与艺术（1976—1985）》时，将冯骥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列入最优秀的文学成就之列的原因[2]。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出现文学不热，文化淡化，社会多元，全国掀起城市再造运动，冯骥才发表《谁在全球化中迷失》、《警惕地球文化》、《为了文明的尊严》一系列文化批评。这些文化批评的核心旨意是中国城市的老街区、民居等诸建筑，既是城市的灵魂，又是古老文明的载体，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独特的文化传统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反之是现代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出于这些思考，冯骥才的文化批评“与一般学者发出的声音不同，冯骥才的思想并不局限对个别的经典建筑初毁的痛心和挽惜，而是发现其事关民族文化的前途与命运，也是事关中国现代化的终极取向和世界形象”[3]。如冯骥才猛烈地抨击神州遍地小洋楼的文化现象与文化价值观，痛斥“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造城运动’所带来建设性破坏，文化粗鄙化，伪文化和无文化等四个问题构成的灾难⋯⋯”[4]冯骥才的文化批评是以全球的视野来思考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中国问题，因而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震撼力和说服力[5]。而冯骥才对新造城运动、文化旅游化庸俗化等文化自卑自贱现象的批评，直指文化殖民心态和社会自卑心理，这似与文学根性思考，又超越文学根性思考的立论立言，由此冯骥才成为一文化思想者。[1]
  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的文化思想与行为被拓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天地。[2]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农业古国，虽说农耕文明极其璀璨，但人类从狩猎文化转向农耕文明时，历史记载不详，以致远古文明和狩猎文化难寻踪影。其次，农耕时代的民间民俗迅速变异记载不全，站在民族和人类的高度，冯骥才从保护城市文化肇始，率领并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合体）遗产的活态抢救与保护。同时，冯骥才号召全面普查，摸清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家底，继而又提出了当前中国的“传统村落”、“民间文化传承人”、“活态的远古文化遗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口头文化遗产”以及“手工技艺遗产”等六大文化濒临消亡。冯骥才是我国提出文化濒危并施以援手的第一人。[3]
  传统节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冯骥才反复强调我们的传统节日并非饮食文化，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非遗，他指出：“年是一年一度辞旧迎新的最重要日子，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桥梁’。”[1]鉴于这样的思想，冯骥才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建议春节假期按民俗规制前挪一天》的提案，并于2011年开始实施。年画是年文化的民间艺术，“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2]，鉴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冯骥才还直接主持了全国二十余个著名的年画产地的普查与整理工作。2005年，《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作为示范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后，获得海内外学术界、出版界、文化界的好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中国年画与民间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李福清赞叹不已，并加入年画集成域外卷的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冯骥才提出了建立中国年画学的学术设想，并着手组织队伍开展系列研究，表六十二所列的《年画手记》、《武强秘藏古画版发掘记》、《豫北古画乡发现记》是冯骥才以思想立言的又一成果。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羌族聚居地处于震中地区，因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羌族文化因自然灾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陷入极度濒危之中。冯骥才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地震灾难中羌族文化遗产的命运与羌族灾民生死存亡的关系，想到了如何救援生命、救援羌族文化。他组织策划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救灾行动：发出倡议，组织考察，调研研讨，设计救援，实施重建。一本《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及时出版问世，一份《关于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保护羌族文化遗产的建议》及一文《要想到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也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中央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许多建议纳入了相关的文件、规划、政策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濒危名录中采纳和采取了相关建议。这是人类历史上对突发灾难引发文化濒危、文化危机而采取有效举措的首个中国案例，也是冯骥才以思想立言的一次极其生动、有益、有效的实践。
  综上所述，冯骥才的文学创作，对民族根性的思考为个人立言，而他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是为民族的安身立命而建言献策。近年来，冯骥才深思熟虑后，提出了关于紧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关于加紧抢救少数民族濒危文化、关于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提前注重文化保护问题、关于在重要的古村镇抓紧建立小型博物馆、关于对干部选用建立文化考核机制、关于建议国家非遗名录制定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条例，建议国家确立文化建设立体的战略结构等提案，其中一些建议被采纳，并已经成为当下的文化政策、制度、工程、项目、设施、措施，乃至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提案的文化意义，正在推进国家的文化自觉，比如国家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冯骥才的观点是“‘文化遗产日’表现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开始有了一种自觉的珍惜和尊重。我们中国有无数个文化性质节日，但是这是第一个自觉的文化节日，一个为文化设立的节日”[1]。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如今，国家文化遗产日已经实施了近十年，其意义和影响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表六十七显示，从1996年—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627种类期刊刊登了1418篇有关冯骥才的文章，其分布地域参见表六十八，从中可见冯骥才以思想立言的影响。
  古人云人生三不朽，依次排列为立德、立功和立言。冯骥才的“文学思考”、“文化批判”、“文化抢救”、“文化思考”等文化自觉行动，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皆成知识分子的思想者，此乃冯骥才勤勉治学的结果。“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勤勉治学乃慈城冯氏的家族传统，冯骥才是慈城冯氏勤勉治学的当代最杰出代表。
  20世纪前后，冯骥才除从文学转型到文化外，还有职业上的华丽转身。2001年，担任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名誉院长的冯骥才，主持成立了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四年后的5月，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落成，冯骥才兼任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这在国内高等学府办学史上创下了三个首次：一是在理工科大学设文学艺术研究院，一是以在世名人冠名高等学府院名，一是在文艺研究机构前冠以当代作家之名。此后，在天津大学，冯骥才策划并主持两届北洋文化节，其中2010年“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请进校园”，还有“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滑县木板年画研究基地”、“中国民间美术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等落户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这既是冯骥才和他的弟子们教学、研究的课堂，也是民间文化传播的平台。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顾名思义是冯骥才思想立言之象牙塔。这些年来，冯骥才及其文化思想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界已经成为关注度极高的文化现象，被誉为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或者说堪称文化思想的独行侠。[1]近十年来，冯骥才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的理论学说及其“精卫填海”似的实践，与费孝通共同被誉为“推动我国文化发展高举‘文化自觉’旗帜的领军人物”[2]。由此产生的影响，与上述当代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合为冯骥才“四驾马车”的海内外影响。
  冯骥才是慈城冯氏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

[1]王蒙：《灿烂的笑容——记作家冯骥才》，《北京青年报》2000年6月20日第28版 [2]杨晓敏：《冯骥才：新文体的倡导与实践》，见《当代小小说百家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5页 [3]李福清（1932—2012），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人。俄罗斯汉学家，现已用俄、中、日、韩、英、德、越等语言发表作品200余种。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尤其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年画、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各国知名学府讲坛上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他的研究成果。被聘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被中国教育部授予“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4]李逸津：《冯骥才在俄罗斯》，《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10日第3版 [1]杨晓敏（1956—）河南获嘉县人，当代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小小说事业的倡导者与文化产业经营，者，小小说文体理论奠基人，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百花园杂志社总编 [2]杨晓敏：《冯骥才：新文体的倡导与实践》，《当代小小说百家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6页 [3]路筠：《色彩·光影——冯骥才散文“以文作画”的艺术》，《上海文学》2011年第10期，第88页 [1]路筠：《色彩·光影——冯骥才散文“以文作画”的艺术》，《上海文学》2011第10期，第88页 [2]同[1]，第89页 [3]同[2] [4]李逸津：《冯骥才在俄罗斯》，《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10日第3版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64、67页 [2]李逸津，天津师范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文心拾穗——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解读》、《20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两大邻邦的心灵沟通——中俄文学交流百年回顾》等 [3]李逸津：《冯骥才在俄罗斯》，《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10日第3版 [4]同[3] [5]同[3] [1]马知遥：《从冯骥才“被高考”看其”灵性”写作》，《中国艺术报》2012年6月13日第6版 [2]同[1]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106页 [2]冯骥才，《绘画自述》，引《冯骥才画集》序，中华书局2010年11月第1版，第1页 [3]张根全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增补本》，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35页 [4]同[2] [1]高名潞：《文人画与文人的画》，《中国艺术报》2011年2月11日第7版 [2]高名潞（1949—）天津人，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执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艺术史系，为《中国网》专栏作家，著有《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等 [3]同[1] [4]同[1] [1]高名潞，《文人画与文人的画》，《中国艺术报》2011年2月11日第7版 [2]同[1] [3]冯骥才：《绘画自述》，引《冯骥才画集》序，中华书局2010年11月第1版，第2页 [4]金维诺（1924—），笔名若金，湖北鄂州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擅长美术史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美术史系主任、博士指导教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作有《中国美术史论集》、《中国古代佛雕》等，编著《中国美术全集·隋唐五代绘画》等 [5]金维诺：《绘画的情与景、内涵与风俗、继承与创新》，《中国艺术报》2011年2月14日 [1]冯骥才：《文人的书法》，《当代书法家丛书·冯骥才》（书法集）序，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页 [2]同[1] [3]野莽：《中国当代才子书·冯骥才》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2页 [1]李建树：《冯骥才故乡行》，见《越说越近》，宁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05页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208页 [2]沈寅：《专访冯骥才：抢救中国民间文化》，《外滩画报》2013年8月1日551期，第24—37页 [1]向云驹：《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96页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279页 [2]向云驹：《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和意义》，《文艺报》2013年5月8日第2版 [1]向云驹（1956—），土家族，《中国艺术报》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天津大学、河南大学、长春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春师范学院兼职教授。著有《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记者的双刃剑》、《中国少数民族原始艺术》等 [2]向云驹：《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和意义》，《文艺报》2013年5月8日第2版 [1]冯骥才：《文化怎么自觉》 [2]沈寅：《专访冯骥才：抢救中国民间文化》，《外滩画报》2013年8月1日551期，第24—37页 [1]向云驹：《特立独行的思想者》，见《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97页 [2]刘卫东：《论“新时期文学”中的小说家冯骥才》，《以思想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02页 [3]同[2] [4]同[2] [1]刘卫东（1971—），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与文化，《以思想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17页 [2]李逸津：《冯骥才在俄罗斯》，《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日10第3版 [3]向云驹：《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97页 [4]冯骥才：《中国城市的再造》，白小易主编《城市再造》，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5]同[3] [1]向云驹：《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98页 [2]同[1] [3]向云驹：《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和意义》，《文艺报》2013年5月8日第2版 [1]冯骥才：《年画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4页 [2]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的价值及普查的意义》，《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绛州卷》，中华书局2010年7月，第2页 [1]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 [1]向云驹：《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101页 [2]向云驹：《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和意义》，《文艺报》2013年5月8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