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虽有“五马桥冯氏，药肆始于北宋，后遂致富饶”[1]的记载，但在唐、宋、明、清历朝历代，慈城冯氏还是“以读书求功名”居多，否则不可能产生上百位朝廷命官，后因明末清初的家族劫难，慈城冯氏的一些家庭，尤其因冯京第而致五十余族人遇难的统宗祠子姓产生了“不得从政”的家训，参见《我家是冯挺五之后》。也许如此，时至清代中叶，“以读书求功名”不再是慈城冯氏众子孙的唯一选择，而是遵循“不为良相就成良医”的文化传统，从科举出仕逐渐转型到下海经商。由此慈城冯氏开始离开慈城，到宁波，到上海，甚至远到长江流域的城市，即随宁波帮的创业潮流流向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工业城市。
  因鸦片战争，这些城市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而资本主义商品市场渐趋成熟，再因机器工业出现，导致大量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而城市拥有发展工业的劳动力市场，因地因势，慈城冯氏出现职业经理、洋务买办、投资商人等诸如此类的商品工业经济弄潮儿，表二十七、表二十八中所记人物是近当代慈城冯氏弄潮儿的代表。分析表列内容，冯氏家族有从事以钱庄、银行、股票交易为主的金融业，以国药、参燕、餐饮和金银加工为主的商贸业，还有五金号、制胶厂、胶鞋厂、制衣厂的私人资本企业，其创业的主要基地是宁波和上海。众所周知，宁波、上海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开埠城市，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投资的聚集地。慈城冯氏面对强势投资集团，怎样以个体智慧、家族优势而立足商海，并产生更大影响的呢？
  潮起潮落百余年，笔者分析大量史料后，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是参与政治，近当代史上留下痕迹；一是金融、国药等经济行为走在前列，奠定宁波帮的基础，成为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发挥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的文化影响。
  走在前列的经济行为
  也许是忠义报国无门的失望，也许是“不为良相就成良医”的祖训，慈城冯氏经商起步较早，暂且不说元季，“冯允明自慈溪徙鄞县千岁坊（现为宁波城内），擅夷舶贸易之利以获高资。有库者盖三十六家，人呼为冯家库[1]”那么早期的经济行为，单说慈城冯氏的存仁药堂，也是走在前列。冯存仁堂创于清朝康熙初年[1]，创甬店于宁波又新街，嗣于同治元年（1862）设沪店于上海汉口路356号，复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冬在沪设立第一分店于浙江路474号[2]。
  康熙年间，惠宗祠西桥孙元长认识到：“人之所重大，莫大乎死生，拯人之死生，莫重乎医，而医之重，惟药为最”[3]。便在郡城（即现在宁波）开设药铺，颜其堂日存仁。以后这位冯存仁堂创始人元长公考虑到，凡药必审其产处优劣，炮制修合必规先正，留下“余少好医，视人疾病如己身。兹铺之设以济人为务，不计资本盈亏，惟求无愧于心，后世当有光大门闾者，谨读之下，惕然思仁人用心有合，于文正良医”[4]的遗训。
  冯存仁堂创始人为冯元长，而传承、发展冯存仁堂的是各代冯存仁堂传人。其中冯元长的重孙冯云祥，族称蔓生公，以及玄孙冯吾楼是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述冯云濠、冯云祥兄弟，冯云祥、冯本棠父子先后捐银助饷，由于云濠、云祥捐银筹饷有功，慈城冯氏被赐有免税贩运药材的特权。笔者查阅不少资料，没找到相关的记载。但当时慈城冯氏之所以能捐巨款，全赖于冯云祥全力经营。
  冯云祥继承祖业，继祖辈采购经验，承家族做人道理，奔走于四川、陕西、湖北等省，一路顺风顺水，冯存仁药堂经营兴旺发达，到咸丰十一年（1861）核定股金为4万银两[5]，时为资金雄厚、规模较大的药商。同治元年（1862），云祥侄子冯吾楼执掌冯存仁堂，举人出身的冯吾楼大胆决策，筹资6万元在上海开设分店，以经营成药驴皮胶等一炮打响。众所周知，驴皮胶出售必须是陈胶，一般不足三年的陈胶不出售，出售的有五年、有十年。据冯存仁堂后裔介绍，每年库存2万公斤，最高年销售量5千公斤，由于该店实行以销定产的策略，既保证出售驴皮胶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又保证资金周转，维护股东利益。由此，冯存仁堂上海分店产销两旺，增设第一分店，店面为四楼四开间，极为雄伟，是当时四百家药店中数一数二的[1]，冯存仁堂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走在前列的经营决策，冯存仁堂不仅成为宁波国药店四大家之一，而且它在上海的两家两支分店也是沪上规模庞大、声誉很高的四大国药店之一[2]，它的信誉不仅限于沪甬两地，而且远及港、台、南洋一带[3]。只可惜到1940年，由于受战争影响，冯存仁堂上海店发生尖锐的劳资矛盾，迫使上海分支两店宣告闭歇，参见《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慈城冯氏长辈派所幸，宁波店铺未受波及，出熟悉药堂经营的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江房38世孙冯庆荣（1913—1982，族名冯光宇）执掌宁波冯存仁堂，成为慈城冯氏的冯存仁堂最后一位传人。1949年，国民党飞机试图炸毁灵桥时，宁波冯存仁堂被一颗重磅炸弹击中，庆幸的是没爆炸，但房屋震塌数进。两年后，慈城冯氏后裔11户合伙集资10万元（旧人民币），重建被震塌的冯存仁堂，占地1.517亩，栈房占地2.175亩，36间，有职工38人。1952年起，冯光宇担任经理。[4]1956年，创办250多年的冯存仁堂公私合营，职工25人，而核定资产为16万元，时为宁波市商业中资金最雄厚的一家。[5]冯存仁堂公私合营后改名为宁波国药公司，冯庆荣以私方代表出任副经理，同时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参见《刊入宁波志书（报刊）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五十）。
  综上所述，冯存仁堂的近当代影响至少有五个方面：一是百年老店冯存仁堂品种多、门类齐全，做出特色品牌，如常年备药丸膏357种、胶膏32种，还有参茸桂燕、花露等；二是经营理念的货真价实，坚守诚信为本的传统美德，如何采办各省道地药材，精制门市饮片，虔修丸散膏丹等，看似药理的经营之道，把家族文化和经营之道结合得丝丝入扣。三是历代堂主超前的经营管理意识，冯存仁堂虽为百年老店，但供、产、销和售后一条龙服务却是现代经营理念，还有股份制与店堂职业经理制等都具有当代价值，值得理论总结与研究。四是寓变于不变之中的服务意识，综观冯存仁堂的发展史，发现“农历、阳历的月初、月半，药价一律九折”是一条百年不变的经营之道，而一年四季不同形式的广告则不停地创新变化。从不变与变的经营之道，可见历代堂主的遵古训与创新意识，这是冯存仁堂留给当代的思考与影响。五是超前的“接方代煎送药”与“冬令上门熬膏”之类的人性化服务模式，与此对应的是十分注重企业宣传，比如一年四季不同形式的广告，还有自创宣传资料，如表五十一所列的四种店堂宣传资料等，这些均是走在前列的经营行为。
  因为注重企业形象，冯存仁堂早在晚清就吸引了来华西方人的注意。1915年，冯存仁堂的买药图被收入《一个爱尔兰女人的中国见闻录》在英国出版，由此慈城冯氏的冯存仁堂从宁波到上海，又从上海漂洋过海到英国，并影响西方的读者。
  据表二十八所载，除冯存仁堂外，慈城冯氏至少还有12支族子孙于20世纪50年代前先后在宁波或上海投资、经营药铺（药店）。其中统宗祠福聚支匠支宗二房35世孙冯挺五，于1884年后被胡庆余堂第二任老板文煜委任为经理，总揽胡庆余堂一切业务。1911年，胡庆余堂第三任老板施凤翔合股商办，改组胡庆余堂，实行股东会制，冯挺五被股东会聘任为经理。3年后，胡庆余堂设上海分号，为分支机构，一切经营管理及人事组织均由杭州总店掌握，冯挺五再次被任命为沪杭总经理，不久冯因病去死，由魏洪范继任。[1]
  作《田野调查》时，笔者找到冯挺五玄孙冯潮。由于种种原因，冯挺五后裔很少谈及慈城冯家历史，更是忌谈冯挺五之事，以致冯挺五的逸事随着儿孙辈自然消亡而失传。冯潮偶尔听父亲提起这位任胡庆余堂经理的高祖，说高祖挺五的名取之听吾话之意，参见第六章《我家是冯挺五之后》。尽管如此，冯挺五历经三茬老板，能在胡庆余堂三易其主与三次变革中连任三届经理，足见这位慈城冯氏的才能与水平。在胡庆余堂做田野调查时，胡庆余堂末代学徒、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根生说：听老药工谈起胡庆余堂有一任经理是慈城冯家人，就知我们是老乡，不知我们还是同族。由此可见冯挺五时期的胡庆余堂有一定影响，但就慈城冯氏的个体或者家族而言，对胡庆余堂，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远远不如慈城冯氏创办的冯存仁堂，也不如冯根生将百年胡庆余堂嫁接在当代的青春宝集团上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有关冯根生与青春宝集团的海内外影响参见本章第三节。
  当年的上海滩除冯存仁堂、胡庆余堂列居药店四大家之列，慈城冯氏子姓还有执掌、经营，或投资宁波、上海等地的药店（药铺），如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36世孙冯友青（1872—1933）祖上早年投资上海天芝堂药店，冯友青的三个儿子也投资或经营慈城、宁波两地的中药店。长子冯仁镜（1900—1981，字崇甲）投资慈城二成斋；次子冯仁聪（1901—1968，字崇颖，号安甫）投资宁波九华堂，冯仁聪儿子冯伯生也从事于药业，后在（上海）雷允堂药店工作，成为当代国药业行家，参见第六章的《槐花树门头与九华堂》；季子冯仁麟（1902—1981，字崇焕）多年执掌（宁波）寿全斋，没有股份，时为职业经理人，参见第六章的《这里差不多只剩我姓冯》，可谓一家三代专业国药业。1952年，冯仁聪被任宁波中药铺商业公会筹备委员，参见表四十六。统宗祠福聚皋拜桥支37世孙冯仁健（1907—1970，字聚奎），少时学于（上海）久永和药行，后任久永和药行经理，参见第六章的《皋拜桥冯和我家》。1944年，冯聚奎向崇善会特捐洋四千元[1]。崇善会是上海国药业一档案卷，这份档案没记这笔大洋的用途，但分析崇善会的《学业汇记》与《杂捐总簿》两卷宗记载，推断这位慈城冯氏子孙学于久永和药行，一直以聚奎名在该药行工作，并提升为经理。1944年是冯聚奎值得纪念的年份。《刊入直辖市（省）志书（媒体）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五十二）中所录是上海（或浙江省）某一领域有影响的人物表，表中的冯世镐与冯学连，均为慈城冯氏子姓，他俩学于国药业，一生从事国药业，冯世镐被誉为申城“草药王”，冯学连创办黄浦区中药联合制药厂，双双被载录于上海有关史料。这些人或事是慈城冯氏的骄傲，也是慈城冯氏在经济方面的近当代影响。
  正当冯存仁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之时，从事钱庄、银行、证券等金融业的慈城冯氏也与时代一起潮起潮落。从上海钱庄史料分析，慈城冯氏涉及上海钱庄业的时间早，影响大。此观点源于以下史料：
  第一，冯泽夫创办的乾通钱庄，位于民和里[1]，光绪二年（1876）被葛元煦写入《沪游杂记》。
  第二，慈城冯氏子姓冯莲汀被载入《1906年重建沪南钱业公所碑记》：肇基于光绪九年（1883）前董冯君莲汀辈，君以老成练达之材，久客沪上，侦知大东门之外十五保十六图地方，有施氏遗业悬价待售也，乃集同志购得之。[2]
  第三，秦润卿提供的《南市钱业公所历任董事名录》中有冯莲汀[3]。据记载，南市钱业公所在上海里施家衖，光绪九年（1883）购屋设立，三十一年（1905）翻建平厅对照厢屋，前面楼房，额曰集益堂。
  第四，秦润卿提供的《北市钱业公馆历任董事名录》中有冯泽夫[4]。据记载，北市钱业会馆所设于光绪十七年（1891），17年发起建筑会馆于塘沽路（现河南北路）。
  第五，徐愚斋地产失败牵连钱庄22家，上海钱庄草木皆兵。与公司往来22庄公举在事6人，首庄是乾通庄冯泽夫，公司亦举6人，公同商榷，议将徐愚斋的所有款340余万全盘推出，以镇定200余万之款。冯泽夫倡议即以该款每股作500两纠合公司，具有见识[5]。
  上海钱庄的起源，实早在上海开埠之先。上海开辟租界后的最初十余年，钱庄尚不十分发达，1853—1855年小刀会起义时期，南市钱庄还曾发生恐慌。但随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重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成为第一大商埠后，钱业也逐步发展。这期间，慈城冯氏捷足先登上海钱业界，做出骄人的业绩，成为慈城冯氏首批钱庄经营佼佼者，其中冯莲汀、冯泽夫最为出色。冯泽夫被称作清季叶钱业宁帮领袖[6]。
  在首批钱庄人崭露头角之时，慈城冯氏弟子纷纷到宁波、到上海，学业于钱庄，成为慈城冯氏钱庄人的第二梯队。如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冯受之，15岁到厚康钱庄学生意，后执掌宝大钱庄，又合股创办鸿祥钱庄，自然是第二梯队的一员。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冯元恺、冯元恩兄弟俩口述的《钱庄三代人的一些故事》中，其曾伯祖彦博（又名吕卜），从事钱业年代与冯莲汀、冯泽夫相近，可惜曾孙不知其钱庄名号，无法推断年份，但彦博和他的孙辈冯寿康等人所从事钱银的业绩，为慈城冯氏钱庄人的第二梯队增添了色彩。冯梅卿自清末始，一直在上海钱庄工作，其孙辈虽不了解祖辈的工作与家世，但从郑挥、张介人等收藏的信件资料分析，从其祖辈、曾祖两辈抽雪茄、读英语报纸等生活细节，可见冯梅卿等人当年收入不菲，参见第六章的《信客封的我家祖辈生活》。上海钱庄史料也显示，冯梅卿是福源钱庄董事，曾任钱庄副经理；与冯梅卿同为董事的冯以圭，是冯受之侄子，当过福源钱庄信托部经理。
  表二十七所示，慈城冯氏有12人先后投资或经营上海15家钱庄，10人先后投资或经营上海的7家银行，就数量而言，相对经营投资银行的人数少，但绩也颇佳。其中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37世孙冯味琴（1869—1935）任（上海）棉业银行行长，其侄冯芝汀任（上海）民新银行行长，只可惜叔侄俩没来得及充分施展才华就病逝了。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40世孙冯伯准自1930年出任大来商业储蓄银行行长，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成为慈城冯氏担任银行行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上述的冯彦博侄孙冯筱康于民国中期出任四明银行霞飞支行行长，可惜也是中年病故，成为慈城冯氏家族的遗憾。幸亏其子冯兰皋（1926—2008）上海钱业中学、南泽中学初高中毕业后，子承父业，在上海新华银行工作。1952年9月报名参加大西北金融工作，曾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他们出色的业绩仍对当年的上海金融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钱银业，慈城冯氏38世孙冯清庵执掌杨庆和发记银楼五十余年[1]六年连任两届上海市银楼业同业公会主席，也颇有影响。参见表四十六。
  笔者将上述钱银业和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所列的银钱业、银楼业等经营者统一归类为慈城冯氏的金融业第二梯队。应该说第二梯队人数多，所在钱庄、银行、银楼业广面大，因而影响也大。
  慈城冯氏金融业的第三梯队，是第二梯队中年纪较轻者，或者是他们的儿辈，因时代变革等原因，他们被派遣支援西南、西北地区的银行组建和建设。1952年9月，上海福源钱庄职工响应祖国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冯承贻（1926—1976，谱名肃章），是上述的冯梅卿侄子，毕业于上海银行专科学校的冯承贻先后在洛川、延安等地工作，其生命终点是延安专区人民银行..虽然笔者掌握的资料不多，但在慈城冯氏口述中也能了解到慈城冯氏金融业第三梯队的影响，参见第六章有关口述史。
  留下痕迹的政治参与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随着慈城冯氏经济实力的逐步提高，尤其是在宁波、上海两地的经济活动中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或多或少产生了参与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要求与意愿。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40世孙冯季衡在《我的引路人》一文中谈道：
  读书毕业后，他在企兴证券号工作，从工作的单位到当时的社会现象，发觉国民党十分腐败。自幼接受的是做个好人的教育，而眼见的又是一塌糊涂，因而对现状十分不满。他与二姐平时不住在一起，但一旦碰在一起，她经常与他谈形势，谈中国前途，并引导他学习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此后，这位慈城冯氏子孙抛弃优裕生活，于1945年6月参加革命。
  冯季衡谈到的二姐，叫冯子媛（1916—1999，后改冯援），从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时，有同学对她有以下评价：
  不爱打扮，皮鞋沾泥尘，很少有光亮的时候，说话口若悬河，谁也说不过她，刚毅、果敢、诚恳、坦白是她特点。四年相处，觉得玩的时候少了她，就没兴趣；预习功课的时候少了她，就不够劲儿；要是大家遇着困难，需要三个臭皮匠合成诸葛亮的时候，大家觉得更少不了她。[1]
  这位慈城冯氏40世孙女，读大学期间（1942年）加入上海中共地下党，动员不少进步青年参与政治活动，其中有她的弟弟冯季衡、冯子敏。1954年以后，一直在上海教育局工作，曾任江宁区教育局局长和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众所周知，宁波、上海是中西思潮激烈碰撞的前哨。当时宁波帮作为江浙资本财团的中坚，经济上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政治上则是对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依赖力量。慈城冯氏作为宁波帮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参与对反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而被载入史册，冯援姐弟就是其中的一对。
  清代末期，时局动荡，尤其是1910年上海橡皮股票经济风潮，1911年辛亥革命的政治风潮，诱使慈城冯氏越过了“不得从政”的祖训，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除本章第一节提到的参加慈溪县政治活动外，慈城冯氏还参与宁波的政治活动。1911年10月26日，宁波军政分府投票选举职员，选举财政、外交、民政、执法四部长、副部长及参议员12名，慈城冯氏鄞县后仓支冯良翰被选为参议员。翌年1月，宁波历史上第一个资产级阶政权组织参议部成立，冯贞群与陈训正等10多人被选为参议员[1]，参见表四十六。
  抗日战争爆发后，慈城冯氏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爱国热情、忠义之举参加了抗日救亡战斗。如上述的冯伯华、冯舜华、冯圣发兄弟仨，老大冯伯华于1938年加入新四军；年仅16岁的老二冯舜华在慈城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老三冯圣发于1942年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三五支队），1947年5月在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二师四团二营四连参加孟良崮战役，在围歼敌七十四师战斗中光荣牺牲，三兄弟被族人誉为当代冯氏三龙，参见第六章的《伯华叔与舜华叔兄弟俩》。1949年后，战火中磨炼出来的冯伯华、冯舜华又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龙兄虎弟，参见第四章第三节。前述冯勉勤长子冯昭迈（后改冯昌伯），1941年起任新四军新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出生入死，多次潜伏进上海采购物资，其惊心动魄的经历使其成为故事影片《51号兵站》小老大的原型之一。季子冯昭迪因子女所累，留在后方，以照顾一家老少。而留守家中的他，出于亲情，出于正义，义无反顾地成为哥、弟的助手，写下一家诸子参与政治活动的历史篇章，参见第六章的《我是冯家的媳妇》等。
  应该说，冯都良、冯宾符兄弟俩是因其文化影响而被载入史册的，然而冯都良在非常时期将上海拉都路拉都坊的家提供给中共地下工作者作为聚会商讨场所。抗战胜利后，为接管《申报》馆办《解放日报》而组织《申报》馆的有关人士与地下党人在其家会晤商谈，表现了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追求正义的良知，为慈城冯氏参与政治活动添上了一笔。
  慈城冯氏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而产生的涟漪一样，表面有地域的界线，而实质是互通的一个整体，慈城冯氏的近当代文化影响便是如此。根据史料、口述史的内容分析，慈城冯氏的近当代文化主要呈现“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两个方面。文化影响往往有一粒米能酿成一担酒的散射性功效。慈城冯氏“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宁波、上海两地，而扩散、辐射至全国，乃至海内外。

[1]（清）尹元炜辑，冯本怀参订，王清毅、岑华潮点校：《溪上遗闻集录》，西泠印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92页 [1]徐兆—著，桂心仪、周冠明等点注：《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3年7月第2版，第382页 冯存仁堂刊印的各年代宣传品 [1]根据冯存仁堂后裔提供家谱，该堂创始人冯长元生卒为1686—1761年，笔者认为创于康熙初年的提法值得商榷 [2]冯存仁堂主人谨识，《冯存仁堂丸散膏丹全集》前言，民国二十三年（1934），第1页 [3]冯存仁堂主人谨识，《冯存仁堂丸散膏丹全集》序，道光二十六年（1846）端阳月，民国十一年（1922）重镌，第1页 [4]同[3]，第2页 [5]浙江省医药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医药志·冯存仁堂》，方志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44页 [1]冯存仁堂公司合营时私方经理冯光宇在文章中称 [2]上海四大国药号：胡庆余堂、童涵春堂、冯存仁堂、蔡同德堂。张守广：《宁波商帮史》，宁波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80页 [3]同[1] [4]浙江省医药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医药志·冯存仁堂》，方志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45页 [5]同[1] [1]杭州市胡庆余堂制药厂、中国民主建国会杭州市委员会、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合编：《杭州胡庆余堂企业史》1962年12月版，第20页 [1]久永和记，冯聚奎拾式元（崇善会，《学业汇记》，第49页）；久（永）和，民国三十三，冯聚奎特捐洋四千元（崇善会，《杂捐总簿》，页无记）。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279-2-17，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吉立，民国二十三年（1934）5月重订 [1]清葛元煦撰，郑祖字标点：《沪游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346页 [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34页 [3]同[2]，第34页 [4]同[2]，第35页 [5]同[2]，第47页 [6]同[2]，第53页 [1]上海警察局行政处关于勒达银号买卖黑市金钞的处理报告，上海档案馆，档案号0131-4-3014（胶卷） [1]《沪江年刊》，1945年第28期，页码不详，上海图书馆近当代期刊中检索“慈溪”第136条等 [1]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