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第四章 南省名家的近代影响
| 内容出处： |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图书 |
| 唯一号： | 112520020220002298 |
| 颗粒名称： | 第四章 南省名家的近代影响 |
| 分类号： | K820.9 |
| 页数： | 118 |
| 页码： | 209-32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慈城镇南省名家冯家的近代影响的基本情况。其中包含：在慈城，在江北、在宁波，在上海、在全国，在海内外、四驾马车的海内外影响。 |
| 关键词： | 慈城镇 冯家 近代影响 |
内容
千余年来，慈城冯氏以从政、治学、经商传家，使慈城成了这个姓氏影响较大的聚居地，慈城冯氏自诩“南省名家”，慈城民间称其为“冯半城”，浙江民间也有“南浔刘家，慈溪冯家”的说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冯姓不断来慈城寻根问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作家、画家冯骥才和企业家冯根生。1992年春天，冯骥才和他的母亲、儿子一家三代，到宁波慈城寻根，其间在宁波展览馆举办“敬乡画展”，《南方周末》、《人民政协报》、《浙江日报》、《浙江青年报》、《宁波日报》等媒体作了报道。10年后，冯骥才带孙女回乡省亲，再次轰动宁波，《宁波日报》、《宁波晚报》、《东南商报》等平面媒体7天刊发38条消息，其中《宁波日报》的报道被评价为“这样的报道是前所未有的”[1]。2006年6月，时称“国药传人”的中国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冯根生，与时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总工会主席的张蔚文一起，到慈城寻根访问，受到江北区、慈城镇两级领导人的接待。冯根生等考察了孔庙、校士馆、古县衙等慈城名胜古迹，在冯氏老宅前留影，对慈城留下了“国药摇篮，济世国宝，江南药房”的评价，接受了慈城镇政府赠送的《冯氏家谱》，《宁波日报》、《宁波晚报》、《新江北》等媒体亦作了报道。慈城冯氏子孙的寻根问祖，表达了旅居异乡的游子对慈城的感情。应该说，宁波慈城并非冯骥才、冯根生的出生地，而他们功成名就后，都来慈城寻根问祖，不能不说慈城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也表现了慈城冯氏子姓对故乡的记忆，反之慈城冯氏对一邑小城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本章以从政、治学、经商三方面来论述冯氏家族在慈城，在宁波，在上海，乃至海内外的影响。
一、在慈城，在江北
据表二十、表二十一、表二十五统计，唐、宋、明、清四代历朝中，慈城冯氏有100位朝廷命官，明、清两代三十朝间，慈城冯氏有朝廷命官89位，其中二品以上高官只有7位，五品以上的也只有27位，而七品或七品以下的官吏有54位，占一半以上，参见表二十六。对一个家族而言，出了100位朝廷命官应是无上的荣耀，而按民间说法，100位官员中，没有首辅、宰相那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顶层官员似乎有些遗憾。一些冯氏后裔将这一遗憾说成与家族没有状元那般，然而正是这百位官员的显赫、百余位举人的荣耀，像绵绵群山支撑起冯氏家族成为慈城的“冯半城，并有“南省名家”之称。
由于“冯半城”与“南省名家”的家族效应，一个家族提升了古代慈城的知名度与美誉度，随着时代变迁，这一知名度与美誉度于当代慈城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影响。
丰富了慈孝文化的内涵
从史料分析，南迁后的慈城冯氏家族，科举兴旺是由冯兴宗开始的。冯兴宗作为哲学家杨简[1]的学生，受杨简的影响而谨学自持，同时继承先生心学理论，创办了象山书院。之后，慈城冯氏“以读书求功名”的传家之道，重创家族辉煌，奠定“南省名家”的声誉。
有明一代，历十七朝，计276年，修编于明天启年间的《福聚冯氏宗谱》，是慈城冯氏现存较为完整的家谱。谱载统宗祠福聚支60人行状，其中闺懿11人；谱载明代各朝皇帝谕敕文（谱记荣籍）37篇，参见表二十三。分析这些人物行状、谕敕评价，可以看出这些求得功名为官的慈城冯氏，具备的共性是德才兼备、忠义为本。
翁造履纯正，信道甚笃而充恬于进取。——《芳一教谕长寿翁》[1]
翁幼好学，为人沉毅雅博，以先民为矩矱，颜其居曰：友古。——《礼七征士惜阴翁》[2]
慈城冯氏以“德才兼备、忠义为本”为做人为官之道，丰富了慈城以母（父）慈子（女）孝为基本特征的慈孝文化的内涵。笔者认为，这是慈城冯氏的当代影响之一。
慈城冯氏的“德才兼备、忠义为本”传承，发扬了“人知孝爱”的慈孝文化。从家族文化与社会民风角度分析，慈城冯氏的“德才兼备、忠义为本”是家族基因的印痕。冯氏先祖冯异，仕汉为侍卫将军⋯⋯帝遇危险，公独不离左右；有功不与诸将争能⋯⋯因而慈城冯氏一直以“大树将军后”自喻。忠义既是慈孝文化的外延，又是慈城冯氏的家族基因。慈城冯氏的“德才兼备、忠义为本”是家族的忠义基因与慈城的慈风孝行民风相互碰撞、影响、融洽的结果。2008年1月，宁波市江北区被授予中国慈孝文化之乡的称号，考察组对慈城地区特有的官宦文化、科举文化融合而成的慈孝文化评价较高。慈城冯氏的“德才兼备、忠义为本”是慈城的官宦文化、科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德才兼备、忠义为本”是中国慈孝文化之乡的特色之一。就此而言，慈城冯氏的做人为官之道，影响着一邑小城的民风，使之成为当代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慈城冯氏于当代对慈城、对江北的影响。
众所周知，封建官吏为异地任职制。慈城冯氏“德才兼备、忠义为本”的做人为官之道在他们任职的地方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冯钢曾任湖广常德府沅江知县，从弘治皇帝的“士有累行积德潜条”[3]谕文，可见冯钢定对沅江一地颇具影响。
万历皇帝敕河南南阳府裕州叶县知县冯日望时，谕评其父冯备是“名高乡论，载仁履道，恭义乐施，惟孝多之成家⋯⋯子为予县邑之贤”[1]
冯日望任叶县知县时，以“常履行阡陌，民有惰于耕者，躬督之”而被载录于清同治《叶县志·名宦》（卷七）。万历二十八年（1600），冯日望还因“勤政爱民”被万历皇帝谕敕四道，分别给冯日望的父母、妻子和其本人，后升调平度州州知。
数百年后，当代学者在研究明代叶县知县时，对该县历任知县的政绩归纳为五方面，而对“莅政八年，清操如一日”的冯日望有“勤政爱民、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抑强礼贤、重视教育、以德化民”，“为政清廉、严肃吏治、公平执法、奖善惩恶”三大评价[2]，由此可见这位慈城冯氏知县在叶县的影响。
慈城冯氏的忠义逸事，《四明谈助》等宁波地方史料均有记载。《四明谈助》记载：冯若愚膝下有元飏、元飚、元飂三子[3]。元飏做过工部主事、礼部主事与天津巡抚。在浙东抗清斗争中，他精忠报国，视死如归。黄宗羲评元飏说：“我友天下，未有真诚若留仙者也。”[4]
冯元飚数次上疏辅臣误国，而谏言又未能被皇帝采纳，反得罪了人，以致他不得不解甲归田。而归田后冯元飚并不因身不在朝廷而缄口，仍然一次又一次复疏、直谏近十年。正是他的勇于直谏、刚正不屈的精神，才被崇祯皇帝器重，以至皇帝老爷都不呼其名而称其“冯先生”，由此冯元飏、冯元飚留下大小冯君之世称[5]。
崇祯十五年（1642），老三元飂被任为尚书，可又发生疑而不用趣事，原来崇祯皇帝又派一人用“三千金求一边帅”试探元飂，结果被斥责一番。皇帝才坚信不疑，“真是卿家三相公，真卿弟也”[1]。
慈城冯氏就是这样忠君报国。当时清军攻城略地，攻陷北方大部分地区后向南方进攻，元飏三兄弟在南方，誓死保卫明朝江山。但明代的疆土一一沦陷，元飏、元飚兄弟俩郁闷而卒。老三元飂告慰两位兄弟的亡灵之后，献出全部家产作军饷，参与浙东抗清斗争。全祖望在《题冯邺仙尚书行状后》中写道：“冯氏兄弟始一举而洗之，而人才复通，可谓大工于浙东者也。”[2]
慈城民间视元飏三兄弟为冯家三龙，在冯氏兄弟身边还有他们的族人们，其中一位是冯元飏族侄冯京第。据考，冯元飏属于统宗祠福聚军支复古堂（布政房），冯京第属于统宗祠（福聚）民支，伯侄为同族不同支系，但他们身上都有着冯氏家族的忠义基因，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同样的忠义不屈。
明末，清军南下，南京、杭州等地失陷，冯京第参加浙东抗清义军，隆武帝时任监军御史，后赴日本求援。关于赴日本求援，史料记载不一，其中一记，日方不许他上岸；一记，江户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其安置于馆舍，冯京第不肯就馆。不管日方如何待之，冯京第每天身穿朝服，跪在船头哭拜。见求援无望，回国后与王翊结寨于四明山，任兵部侍郎。浙中大吏以其事闻，于是欲拘其家属以招之，既招不至，将悉取家属羁之京。公太夫人尹氏年高，夫人叶微言劝以自裁，耄不甚省，夫人夜半起，缢而死，大帅又录公子颂以胁公，公仍不至，太夫人遂陟燕以道死，又得公所寄妾于他家，令作书招公，妾曰：“头可断，书不可作..”永历八年（1654）9月，清军袭击舟山，冯京第正患重病，匿居于大岚的颧顶山，被部将出卖而被俘，慷慨就义。后有部下为他保留一只手臂，后人将王翊之首与董志宁之尸和冯京第之臂，合葬于宁波江北北郊乡马公桥边，世称“三忠墓”。而因冯京第的忠义不屈，京第母亲、妻子、儿子、小妾等一家五十人从死[1]。三忠墓仍保留至今，冯氏三龙和冯京第的忠义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光绪《慈溪县志》记载，慈城中街曾有一座忠显坊，此坊为纪念慈城冯氏另一位忠义之士而立，这位忠义之士就是载入《明史》的冯泾。冯泾因武宗南巡，偕同曹伏阙谏，罚跪午门五日，复廷杖五十，竟死杖下。时诸曹联章迭谏，皆指目江彬，彬怒甚，嘱典诏狱者重其杖，以故诸臣多死，哭声彻禁掖，而帝亦为感动，遂罢南巡。世宗立，吏部以状闻，诏有司厚恤其家，其逸事载入明史。泾子秉仪，出任应天府通判，亦以清而著称[2]。冯泾、冯秉仪父子为大宗祠大街支二十四、二十五世孙[3]，参见《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他们的家在慈城民间被称为通判房[4。如今通判房已在慈城大地上消失，而史料永远记载着这一地名，通判房冯氏的忠义已成为慈城人经久不灭的记忆，。
世界上有两种英雄：一种是叱咤风云，我行我素，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一种是内敛激情，藏锋不露，能忍奇耻大辱的人。分析慈城冯氏的行状，冯京第与冯泾分别是这两种英雄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筑起一座家族忠义的丰碑，上承大树将军基因，下传一代又一代冯氏子孙。
正是慈城冯氏秉承忠义的传统，所以无论哪个时代慈城冯氏都不乏忠义之士。表四十二是慈城冯氏载入史册的近当代烈士汇总表，表中冯梦云支族无考，但《上海通志》等史料记载其籍贯浙江慈溪，他的忠义逸事将在第二节再述。马豪是改名参加革命的勇士，还有冯圣洙，参加革命后以冯立平[1]之名行，因皖南事件被捕关入上饶集中营，表现十分勇敢与顽强。当年的冯立平才19岁，而他对落难者给予关心与鼓励，表现出成年人的风度[2]，他看到同狱的青年记者被勒令赤脚跑步很艰难，就脱下自己的草鞋送给对方，又悄悄鼓励对方：“只要不死，终有一天我们会出去。”一次集中营移闽，冯立平又把重担压在自己的肩膀。不幸的是狱警不怜惜这位青年，冯立平的顽强被狱警认为是顽固，将他连头带脚绑在柱子上，进行各种毒刑逼供，以致他最后发疯而死。[3]
慈城冯氏近代烈士的忠义之行，使慈城慈孝文化有了当代的传承，这就是慈城冯氏的近当代影响之一。
留下了众多的建筑遗产
根据表二十三统计，明代弘治、嘉靖、万历、隆庆、天启五朝，统宗祠福聚支9家36次被皇帝敕谕，其中最多的是冯岳。
嘉靖二十年（1541），冯岳再次出任福建省。五年前，冯岳任福建清吏司郎中，因政绩卓著，其父母、妻子皆被嘉靖皇帝嘉奖。
按年代算，冯岳从政的年代，恰逢大学士严嵩权倾朝野之时。此时，慈城赵文华认严为父，累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而冯岳听说何维柏（1510—1587，字乔仲，号吉林）上疏弹劾严嵩“邪媚邀宠”，被捕入狱。冯岳与何维柏共过事，有交往，也深知其治理闽政颇受民众拥戴。于是冯岳为何“边多方忧劳，官校谕以忠义”，帮其说情，以至何巡按感慨，“吾赖以冯延平得不死”。这样力助弹劾严嵩的同僚，足见冯岳为人做官的德行。也正是因为他清正勤政，58岁的冯岳再次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两年后，其父母再次被诰封，同时被皇帝诰封的还有冯岳的祖父、祖母，时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福聚冯氏宗谱对此有如下的记载：
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冯岳祖父母各一道，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冯岳父母各一道，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冯岳并妻子各一道。诰封不久，冯岳升南京刑部尚书，而在此任前后，其长子熙嗥，荫补国子生，任军都督府经历都事；其次子熙采，功荫国子生，任云南鹤庆知府。
从首任工（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到告老还乡，至走到人生的终点，冯岳和他的父母、祖父母、妻子等人被嘉奖11次，年近九秩的冯岳无疾而终。冯岳过世报至京城，万历皇帝谕祭文、葬文各一道，并谕遣浙江布政使左参议李一中承宣祭文；此后，宁波知府在冯岳晚年居所（今称彩绘台门）前的小巷东西两端分别建造惇德、完节两座石牌坊，以示纪念。如今两座牌坊虽毁，然完节坊成了慈城历史地名。[1]类似完节坊，慈城冯氏的官宦建筑，为当代慈城留下珍贵的建筑遗产，这是慈城冯氏的当代影响之二。
冯岳生前，都察院胡宗宪为祝贺冯岳的步步高升，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县治南建立大司寇坊。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历朝历代中央与地方旌表慈城冯氏的功德牌坊至少有14座，参见《旌表慈城冯氏功德牌坊一览表》（表四十三）。历经岁月风雨，这些牌坊大多已消失，保留至今的只有三座牌坊，参见《慈城冯氏建筑遗珍一览表》（表四十四）。
旧时的民居规制与官级有关，慈城冯氏的100位朝廷命官为当代留下大批的明清建筑，这些建筑有的随着岁月流逝而消亡，有的却保留至今，冯叔吉是慈城古建筑布政房的主人，20岁在乡试考得第四名，翌年进士及第，因执政为民、爱民如子，冯叔吉又以“湖广左布政冯叔吉”条目载入《两浙名贤录》“经世济民”卷，此外，慈城民间还流传着有关冯叔吉的传说，如《布政公设宴招女婿》等，慈城地方志还载录冯叔吉对一邑小城建设的建言献策，如万历年间的复马路议，参见表三十七；还有撰于万历十四年（1586）的《重迁县治碑记》，参见表三十三，这些均是慈城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万历十九年（1591），冯叔吉倡议、设立学宫的义田捐，并捐田27亩，此举开学宫公学民捐之先河，也为家族造福桑梓捐资办学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冯叔吉在慈城的影响，还可参见第六章口述史中的相关文章。
1920年2月，欧洲和议专使王正庭，由沪回甬，旋即去慈城。会晤舅舅宋牧师，寓居保黎医院。2月6日下午，应慈人之请，在冯氏义庄报告欧洲和议情形。一时冒雪往听者，不下数百人[1]。这条消息的发生地点是冯氏义庄，由“寓居保黎医院”分析，冯氏义庄为冯辅本堂，参见表三序84。前述冯辅本堂义庄由冯祖宪创办，清末甬报《溪上述闻》有报道，这次义庄成为报告会的场地，慈城冯氏建筑的影响可见一斑。
表四十四所列的民居是目前还保留在慈城大地上的明清建筑群的其中一部分，冯岳彩绘台门、位于金家井弄的布政房，以及始平路南北的前后新屋，太湖路与太阳殿路之间的一大批民居，慈城因这些明清建筑群而古老、深邃，并具有更深的文化积淀。
由于慈城冯氏还热心于一邑小城的祠庙庵堂修建与修葺，因而地方文献也有记载，如《慈城冯氏参与修建祠庙庵堂一览表》（表四十五）所示。据表四十五所示，如今仍有7座寺庙庵堂遗存或沿用旧名，清道观、城隍庙今为古城慈城文化游的名胜景区。位于城西国庆村妙湾自然村的朱贵祠（原名高节祠）和三忠墓，今既是景区，又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具有影响、引领时代正气的功能，或多或少还会影响一邑民风。
上述慈城冯氏的文化平台，表明历朝各代慈城冯氏的文化交流颇为活跃，因为频繁的文化交流，留下了一些金石，有记载的如表三十四，这些慈城冯氏撰、题、书的金石现也成为文化遗存。如今存于镇海后海塘公园的《重修镇海后海记》碑，为冯君木撰于民国十四年（1925）。如果说慈城冯氏因没有顶层官员而遗憾的话，那么慈城冯氏“德才兼备、忠义为本”的做人为官之道，却以物质抑或非物质的形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慈城人。
捐资办学提升人的素质
表十是慈城冯氏参与家乡教育的总汇，也是慈城冯氏捐资办学的集合。这里，且不说古代书院对慈城的影响，就说冯君木等参与创办慈湖中学，1936—1937年间，冯作舟、冯迈群、冯梅卿、冯友苓、冯养生等捐洋5500元用于慈湖中学的教育基金；还有冯度数十年担任效实中学校长，为募学校发展资金而奔波于上海、宁波两地；清末民国初，统宗祠、启承祠等祠堂改办现代学堂，招收异姓学子入学；1945年12月，冯氏大宗祠、统宗祠、惠宗祠、启承祠等新老斯文会会长冯祖麟发起，将全部会产两千余亩田扩充祠堂学校教育基金，以培植子孙，为地方造福[1]等等。当代慈城，有三所具有百年校史的学校，慈城冯氏参与创办的就有两所，即慈湖中学、尚志小学，培养的学子中，有陈布雷等政坛名人。
光绪三十年（1904），冯君木等人不顾社会非议，利用县治东廓祇园庵作校舍，创办东城女学堂，开慈溪兴办女学之先声[2]，不仅载入《宁波近代史纲》，更重要的是引领时代新风，这是慈城冯氏捐资办学的又一影响。至于慈城冯氏创办的效实中学，培养的学子走出宁波，走向全国，乃至海外，效实中学是宁波人成长成才的摇篮，也是慈城冯氏走向宁波乃至全国的平台，其影响参见第四章第二节。
综上所述，在慈城、在江北，慈城冯氏的近当代影响不外乎有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政治影响如清末民国初，惠宗祠西桥支35世孙冯萱庵与冯公弼参与慈溪县参议员选举；1946年，统宗祠福聚东江沿支冯秋林、冯有水等参加慈溪县参议会二次大会，参见《慈城冯氏参与社会组织一览表》（表四十六）慈城部分。1938年8月，冯子贻任孝西镇副镇长等职，1946年9月前，冯子贻任孝中镇镇代会主席，镇代会代表21人，其中冯姓代表有4人；1948年5月，慈城冯氏苏冯支37世孙冯炜洲任慈东灵阳乡乡长，参见附录四。
经济影响，诸如冯子贻和堂兄冯宜铭分别经营的冯恒大酱园、益和酱园；有统宗祠福聚支35世孙冯挺生经营的穗芳南货店、穗昌米店等；统宗祠福聚东江沿支冯福贵经营的同德昌轧米厂；还有冯萱庵、冯崧春、冯莪生合族创办的慈溪三益胰皂有限公司等，参见表二十八。慈城冯氏的近当代影响最深、最广、最久的应是文化影响，如清代，冯慰舒参订的《五磊寺志》，冯本怀参订的《溪上遗闻集录》，冯可镛等编纂的光绪《慈溪县志》是慈城现当代珍贵地方文献。
20世纪80年代，宁波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统宗祠37世孙冯崇元与妻子邹梅英一起设计慈湖中学、中城小学和昌棋幼儿院的建筑。如今，三校校址不仅是慈城较为漂亮的建筑，而且慈湖中学、中城小学校舍建筑获得浙江省优秀设计一等奖，中城小学获建设部村镇建设类优秀建筑二等奖。中城小学还成为国家教委为编制中小学优秀设计范例图例，参见第六章的《我们夫妻俩参与家乡三校设计》。慈城冯氏在慈城、在江北的当代影响还可以从近十年出版的展示慈城乃至江北地域文化的著述中找到，笔者将其汇编成《刊入母校校刊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四十七）与《刊入〈江北之骄〉（或江北志书）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四十八）两表。
2003年至2005年，政协宁波市江北区委员会，以在全国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健在的江北籍人物为介绍对象，出版两本《江北之骄》，笔者对收录人物统计后发现慈城冯氏为介绍姓氏第一姓，共12位，数量超出列次位的洪姓三分之一，参见《刊录〈江北骄子〉姓氏统计表》（表四十九）。据2001年11月人口统计，宁波市江北区的674个姓氏中，冯姓列第20位，而《江北之骄》刊登名人冯姓列居首位。由此足见，慈城冯氏在慈城，在江北的当代影响。
二、在宁波，在上海
虽有“五马桥冯氏，药肆始于北宋，后遂致富饶”[1]的记载，但在唐、宋、明、清历朝历代，慈城冯氏还是“以读书求功名”居多，否则不可能产生上百位朝廷命官，后因明末清初的家族劫难，慈城冯氏的一些家庭，尤其因冯京第而致五十余族人遇难的统宗祠子姓产生了“不得从政”的家训，参见《我家是冯挺五之后》。也许如此，时至清代中叶，“以读书求功名”不再是慈城冯氏众子孙的唯一选择，而是遵循“不为良相就成良医”的文化传统，从科举出仕逐渐转型到下海经商。由此慈城冯氏开始离开慈城，到宁波，到上海，甚至远到长江流域的城市，即随宁波帮的创业潮流流向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工业城市。
因鸦片战争，这些城市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而资本主义商品市场渐趋成熟，再因机器工业出现，导致大量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而城市拥有发展工业的劳动力市场，因地因势，慈城冯氏出现职业经理、洋务买办、投资商人等诸如此类的商品工业经济弄潮儿，表二十七、表二十八中所记人物是近当代慈城冯氏弄潮儿的代表。分析表列内容，冯氏家族有从事以钱庄、银行、股票交易为主的金融业，以国药、参燕、餐饮和金银加工为主的商贸业，还有五金号、制胶厂、胶鞋厂、制衣厂的私人资本企业，其创业的主要基地是宁波和上海。众所周知，宁波、上海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开埠城市，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投资的聚集地。慈城冯氏面对强势投资集团，怎样以个体智慧、家族优势而立足商海，并产生更大影响的呢？
潮起潮落百余年，笔者分析大量史料后，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是参与政治，近当代史上留下痕迹；一是金融、国药等经济行为走在前列，奠定宁波帮的基础，成为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发挥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的文化影响。
走在前列的经济行为
也许是忠义报国无门的失望，也许是“不为良相就成良医”的祖训，慈城冯氏经商起步较早，暂且不说元季，“冯允明自慈溪徙鄞县千岁坊（现为宁波城内），擅夷舶贸易之利以获高资。有库者盖三十六家，人呼为冯家库[1]”那么早期的经济行为，单说慈城冯氏的存仁药堂，也是走在前列。冯存仁堂创于清朝康熙初年[1]，创甬店于宁波又新街，嗣于同治元年（1862）设沪店于上海汉口路356号，复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冬在沪设立第一分店于浙江路474号[2]。
康熙年间，惠宗祠西桥孙元长认识到：“人之所重大，莫大乎死生，拯人之死生，莫重乎医，而医之重，惟药为最”[3]。便在郡城（即现在宁波）开设药铺，颜其堂日存仁。以后这位冯存仁堂创始人元长公考虑到，凡药必审其产处优劣，炮制修合必规先正，留下“余少好医，视人疾病如己身。兹铺之设以济人为务，不计资本盈亏，惟求无愧于心，后世当有光大门闾者，谨读之下，惕然思仁人用心有合，于文正良医”[4]的遗训。
冯存仁堂创始人为冯元长，而传承、发展冯存仁堂的是各代冯存仁堂传人。其中冯元长的重孙冯云祥，族称蔓生公，以及玄孙冯吾楼是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述冯云濠、冯云祥兄弟，冯云祥、冯本棠父子先后捐银助饷，由于云濠、云祥捐银筹饷有功，慈城冯氏被赐有免税贩运药材的特权。笔者查阅不少资料，没找到相关的记载。但当时慈城冯氏之所以能捐巨款，全赖于冯云祥全力经营。
冯云祥继承祖业，继祖辈采购经验，承家族做人道理，奔走于四川、陕西、湖北等省，一路顺风顺水，冯存仁药堂经营兴旺发达，到咸丰十一年（1861）核定股金为4万银两[5]，时为资金雄厚、规模较大的药商。同治元年（1862），云祥侄子冯吾楼执掌冯存仁堂，举人出身的冯吾楼大胆决策，筹资6万元在上海开设分店，以经营成药驴皮胶等一炮打响。众所周知，驴皮胶出售必须是陈胶，一般不足三年的陈胶不出售，出售的有五年、有十年。据冯存仁堂后裔介绍，每年库存2万公斤，最高年销售量5千公斤，由于该店实行以销定产的策略，既保证出售驴皮胶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又保证资金周转，维护股东利益。由此，冯存仁堂上海分店产销两旺，增设第一分店，店面为四楼四开间，极为雄伟，是当时四百家药店中数一数二的[1]，冯存仁堂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走在前列的经营决策，冯存仁堂不仅成为宁波国药店四大家之一，而且它在上海的两家两支分店也是沪上规模庞大、声誉很高的四大国药店之一[2]，它的信誉不仅限于沪甬两地，而且远及港、台、南洋一带[3]。只可惜到1940年，由于受战争影响，冯存仁堂上海店发生尖锐的劳资矛盾，迫使上海分支两店宣告闭歇，参见《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慈城冯氏长辈派所幸，宁波店铺未受波及，出熟悉药堂经营的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江房38世孙冯庆荣（1913—1982，族名冯光宇）执掌宁波冯存仁堂，成为慈城冯氏的冯存仁堂最后一位传人。1949年，国民党飞机试图炸毁灵桥时，宁波冯存仁堂被一颗重磅炸弹击中，庆幸的是没爆炸，但房屋震塌数进。两年后，慈城冯氏后裔11户合伙集资10万元（旧人民币），重建被震塌的冯存仁堂，占地1.517亩，栈房占地2.175亩，36间，有职工38人。1952年起，冯光宇担任经理。[4]1956年，创办250多年的冯存仁堂公私合营，职工25人，而核定资产为16万元，时为宁波市商业中资金最雄厚的一家。[5]冯存仁堂公私合营后改名为宁波国药公司，冯庆荣以私方代表出任副经理，同时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参见《刊入宁波志书（报刊）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五十）。
综上所述，冯存仁堂的近当代影响至少有五个方面：一是百年老店冯存仁堂品种多、门类齐全，做出特色品牌，如常年备药丸膏357种、胶膏32种，还有参茸桂燕、花露等；二是经营理念的货真价实，坚守诚信为本的传统美德，如何采办各省道地药材，精制门市饮片，虔修丸散膏丹等，看似药理的经营之道，把家族文化和经营之道结合得丝丝入扣。三是历代堂主超前的经营管理意识，冯存仁堂虽为百年老店，但供、产、销和售后一条龙服务却是现代经营理念，还有股份制与店堂职业经理制等都具有当代价值，值得理论总结与研究。四是寓变于不变之中的服务意识，综观冯存仁堂的发展史，发现“农历、阳历的月初、月半，药价一律九折”是一条百年不变的经营之道，而一年四季不同形式的广告则不停地创新变化。从不变与变的经营之道，可见历代堂主的遵古训与创新意识，这是冯存仁堂留给当代的思考与影响。五是超前的“接方代煎送药”与“冬令上门熬膏”之类的人性化服务模式，与此对应的是十分注重企业宣传，比如一年四季不同形式的广告，还有自创宣传资料，如表五十一所列的四种店堂宣传资料等，这些均是走在前列的经营行为。
因为注重企业形象，冯存仁堂早在晚清就吸引了来华西方人的注意。1915年，冯存仁堂的买药图被收入《一个爱尔兰女人的中国见闻录》在英国出版，由此慈城冯氏的冯存仁堂从宁波到上海，又从上海漂洋过海到英国，并影响西方的读者。
据表二十八所载，除冯存仁堂外，慈城冯氏至少还有12支族子孙于20世纪50年代前先后在宁波或上海投资、经营药铺（药店）。其中统宗祠福聚支匠支宗二房35世孙冯挺五，于1884年后被胡庆余堂第二任老板文煜委任为经理，总揽胡庆余堂一切业务。1911年，胡庆余堂第三任老板施凤翔合股商办，改组胡庆余堂，实行股东会制，冯挺五被股东会聘任为经理。3年后，胡庆余堂设上海分号，为分支机构，一切经营管理及人事组织均由杭州总店掌握，冯挺五再次被任命为沪杭总经理，不久冯因病去死，由魏洪范继任。[1]
作《田野调查》时，笔者找到冯挺五玄孙冯潮。由于种种原因，冯挺五后裔很少谈及慈城冯家历史，更是忌谈冯挺五之事，以致冯挺五的逸事随着儿孙辈自然消亡而失传。冯潮偶尔听父亲提起这位任胡庆余堂经理的高祖，说高祖挺五的名取之听吾话之意，参见第六章《我家是冯挺五之后》。尽管如此，冯挺五历经三茬老板，能在胡庆余堂三易其主与三次变革中连任三届经理，足见这位慈城冯氏的才能与水平。在胡庆余堂做田野调查时，胡庆余堂末代学徒、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根生说：听老药工谈起胡庆余堂有一任经理是慈城冯家人，就知我们是老乡，不知我们还是同族。由此可见冯挺五时期的胡庆余堂有一定影响，但就慈城冯氏的个体或者家族而言，对胡庆余堂，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远远不如慈城冯氏创办的冯存仁堂，也不如冯根生将百年胡庆余堂嫁接在当代的青春宝集团上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有关冯根生与青春宝集团的海内外影响参见本章第三节。
当年的上海滩除冯存仁堂、胡庆余堂列居药店四大家之列，慈城冯氏子姓还有执掌、经营，或投资宁波、上海等地的药店（药铺），如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36世孙冯友青（1872—1933）祖上早年投资上海天芝堂药店，冯友青的三个儿子也投资或经营慈城、宁波两地的中药店。长子冯仁镜（1900—1981，字崇甲）投资慈城二成斋；次子冯仁聪（1901—1968，字崇颖，号安甫）投资宁波九华堂，冯仁聪儿子冯伯生也从事于药业，后在（上海）雷允堂药店工作，成为当代国药业行家，参见第六章的《槐花树门头与九华堂》；季子冯仁麟（1902—1981，字崇焕）多年执掌（宁波）寿全斋，没有股份，时为职业经理人，参见第六章的《这里差不多只剩我姓冯》，可谓一家三代专业国药业。1952年，冯仁聪被任宁波中药铺商业公会筹备委员，参见表四十六。统宗祠福聚皋拜桥支37世孙冯仁健（1907—1970，字聚奎），少时学于（上海）久永和药行，后任久永和药行经理，参见第六章的《皋拜桥冯和我家》。1944年，冯聚奎向崇善会特捐洋四千元[1]。崇善会是上海国药业一档案卷，这份档案没记这笔大洋的用途，但分析崇善会的《学业汇记》与《杂捐总簿》两卷宗记载，推断这位慈城冯氏子孙学于久永和药行，一直以聚奎名在该药行工作，并提升为经理。1944年是冯聚奎值得纪念的年份。《刊入直辖市（省）志书（媒体）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五十二）中所录是上海（或浙江省）某一领域有影响的人物表，表中的冯世镐与冯学连，均为慈城冯氏子姓，他俩学于国药业，一生从事国药业，冯世镐被誉为申城“草药王”，冯学连创办黄浦区中药联合制药厂，双双被载录于上海有关史料。这些人或事是慈城冯氏的骄傲，也是慈城冯氏在经济方面的近当代影响。
正当冯存仁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之时，从事钱庄、银行、证券等金融业的慈城冯氏也与时代一起潮起潮落。从上海钱庄史料分析，慈城冯氏涉及上海钱庄业的时间早，影响大。此观点源于以下史料：
第一，冯泽夫创办的乾通钱庄，位于民和里[1]，光绪二年（1876）被葛元煦写入《沪游杂记》。
第二，慈城冯氏子姓冯莲汀被载入《1906年重建沪南钱业公所碑记》：肇基于光绪九年（1883）前董冯君莲汀辈，君以老成练达之材，久客沪上，侦知大东门之外十五保十六图地方，有施氏遗业悬价待售也，乃集同志购得之。[2]
第三，秦润卿提供的《南市钱业公所历任董事名录》中有冯莲汀[3]。据记载，南市钱业公所在上海里施家衖，光绪九年（1883）购屋设立，三十一年（1905）翻建平厅对照厢屋，前面楼房，额曰集益堂。
第四，秦润卿提供的《北市钱业公馆历任董事名录》中有冯泽夫[4]。据记载，北市钱业会馆所设于光绪十七年（1891），17年发起建筑会馆于塘沽路（现河南北路）。
第五，徐愚斋地产失败牵连钱庄22家，上海钱庄草木皆兵。与公司往来22庄公举在事6人，首庄是乾通庄冯泽夫，公司亦举6人，公同商榷，议将徐愚斋的所有款340余万全盘推出，以镇定200余万之款。冯泽夫倡议即以该款每股作500两纠合公司，具有见识[5]。
上海钱庄的起源，实早在上海开埠之先。上海开辟租界后的最初十余年，钱庄尚不十分发达，1853—1855年小刀会起义时期，南市钱庄还曾发生恐慌。但随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重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成为第一大商埠后，钱业也逐步发展。这期间，慈城冯氏捷足先登上海钱业界，做出骄人的业绩，成为慈城冯氏首批钱庄经营佼佼者，其中冯莲汀、冯泽夫最为出色。冯泽夫被称作清季叶钱业宁帮领袖[6]。
在首批钱庄人崭露头角之时，慈城冯氏弟子纷纷到宁波、到上海，学业于钱庄，成为慈城冯氏钱庄人的第二梯队。如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冯受之，15岁到厚康钱庄学生意，后执掌宝大钱庄，又合股创办鸿祥钱庄，自然是第二梯队的一员。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冯元恺、冯元恩兄弟俩口述的《钱庄三代人的一些故事》中，其曾伯祖彦博（又名吕卜），从事钱业年代与冯莲汀、冯泽夫相近，可惜曾孙不知其钱庄名号，无法推断年份，但彦博和他的孙辈冯寿康等人所从事钱银的业绩，为慈城冯氏钱庄人的第二梯队增添了色彩。冯梅卿自清末始，一直在上海钱庄工作，其孙辈虽不了解祖辈的工作与家世，但从郑挥、张介人等收藏的信件资料分析，从其祖辈、曾祖两辈抽雪茄、读英语报纸等生活细节，可见冯梅卿等人当年收入不菲，参见第六章的《信客封的我家祖辈生活》。上海钱庄史料也显示，冯梅卿是福源钱庄董事，曾任钱庄副经理；与冯梅卿同为董事的冯以圭，是冯受之侄子，当过福源钱庄信托部经理。
表二十七所示，慈城冯氏有12人先后投资或经营上海15家钱庄，10人先后投资或经营上海的7家银行，就数量而言，相对经营投资银行的人数少，但绩也颇佳。其中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37世孙冯味琴（1869—1935）任（上海）棉业银行行长，其侄冯芝汀任（上海）民新银行行长，只可惜叔侄俩没来得及充分施展才华就病逝了。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40世孙冯伯准自1930年出任大来商业储蓄银行行长，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成为慈城冯氏担任银行行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上述的冯彦博侄孙冯筱康于民国中期出任四明银行霞飞支行行长，可惜也是中年病故，成为慈城冯氏家族的遗憾。幸亏其子冯兰皋（1926—2008）上海钱业中学、南泽中学初高中毕业后，子承父业，在上海新华银行工作。1952年9月报名参加大西北金融工作，曾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他们出色的业绩仍对当年的上海金融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钱银业，慈城冯氏38世孙冯清庵执掌杨庆和发记银楼五十余年[1]六年连任两届上海市银楼业同业公会主席，也颇有影响。参见表四十六。
笔者将上述钱银业和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所列的银钱业、银楼业等经营者统一归类为慈城冯氏的金融业第二梯队。应该说第二梯队人数多，所在钱庄、银行、银楼业广面大，因而影响也大。
慈城冯氏金融业的第三梯队，是第二梯队中年纪较轻者，或者是他们的儿辈，因时代变革等原因，他们被派遣支援西南、西北地区的银行组建和建设。1952年9月，上海福源钱庄职工响应祖国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冯承贻（1926—1976，谱名肃章），是上述的冯梅卿侄子，毕业于上海银行专科学校的冯承贻先后在洛川、延安等地工作，其生命终点是延安专区人民银行..虽然笔者掌握的资料不多，但在慈城冯氏口述中也能了解到慈城冯氏金融业第三梯队的影响，参见第六章有关口述史。
留下痕迹的政治参与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随着慈城冯氏经济实力的逐步提高，尤其是在宁波、上海两地的经济活动中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或多或少产生了参与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要求与意愿。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40世孙冯季衡在《我的引路人》一文中谈道：
读书毕业后，他在企兴证券号工作，从工作的单位到当时的社会现象，发觉国民党十分腐败。自幼接受的是做个好人的教育，而眼见的又是一塌糊涂，因而对现状十分不满。他与二姐平时不住在一起，但一旦碰在一起，她经常与他谈形势，谈中国前途，并引导他学习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此后，这位慈城冯氏子孙抛弃优裕生活，于1945年6月参加革命。
冯季衡谈到的二姐，叫冯子媛（1916—1999，后改冯援），从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时，有同学对她有以下评价：
不爱打扮，皮鞋沾泥尘，很少有光亮的时候，说话口若悬河，谁也说不过她，刚毅、果敢、诚恳、坦白是她特点。四年相处，觉得玩的时候少了她，就没兴趣；预习功课的时候少了她，就不够劲儿；要是大家遇着困难，需要三个臭皮匠合成诸葛亮的时候，大家觉得更少不了她。[1]
这位慈城冯氏40世孙女，读大学期间（1942年）加入上海中共地下党，动员不少进步青年参与政治活动，其中有她的弟弟冯季衡、冯子敏。1954年以后，一直在上海教育局工作，曾任江宁区教育局局长和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众所周知，宁波、上海是中西思潮激烈碰撞的前哨。当时宁波帮作为江浙资本财团的中坚，经济上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政治上则是对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依赖力量。慈城冯氏作为宁波帮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参与对反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而被载入史册，冯援姐弟就是其中的一对。
清代末期，时局动荡，尤其是1910年上海橡皮股票经济风潮，1911年辛亥革命的政治风潮，诱使慈城冯氏越过了“不得从政”的祖训，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除本章第一节提到的参加慈溪县政治活动外，慈城冯氏还参与宁波的政治活动。1911年10月26日，宁波军政分府投票选举职员，选举财政、外交、民政、执法四部长、副部长及参议员12名，慈城冯氏鄞县后仓支冯良翰被选为参议员。翌年1月，宁波历史上第一个资产级阶政权组织参议部成立，冯贞群与陈训正等10多人被选为参议员[1]，参见表四十六。
抗日战争爆发后，慈城冯氏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爱国热情、忠义之举参加了抗日救亡战斗。如上述的冯伯华、冯舜华、冯圣发兄弟仨，老大冯伯华于1938年加入新四军；年仅16岁的老二冯舜华在慈城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老三冯圣发于1942年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三五支队），1947年5月在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二师四团二营四连参加孟良崮战役，在围歼敌七十四师战斗中光荣牺牲，三兄弟被族人誉为当代冯氏三龙，参见第六章的《伯华叔与舜华叔兄弟俩》。1949年后，战火中磨炼出来的冯伯华、冯舜华又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龙兄虎弟，参见第四章第三节。前述冯勉勤长子冯昭迈（后改冯昌伯），1941年起任新四军新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出生入死，多次潜伏进上海采购物资，其惊心动魄的经历使其成为故事影片《51号兵站》小老大的原型之一。季子冯昭迪因子女所累，留在后方，以照顾一家老少。而留守家中的他，出于亲情，出于正义，义无反顾地成为哥、弟的助手，写下一家诸子参与政治活动的历史篇章，参见第六章的《我是冯家的媳妇》等。
应该说，冯都良、冯宾符兄弟俩是因其文化影响而被载入史册的，然而冯都良在非常时期将上海拉都路拉都坊的家提供给中共地下工作者作为聚会商讨场所。抗战胜利后，为接管《申报》馆办《解放日报》而组织《申报》馆的有关人士与地下党人在其家会晤商谈，表现了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追求正义的良知，为慈城冯氏参与政治活动添上了一笔。
慈城冯氏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而产生的涟漪一样，表面有地域的界线，而实质是互通的一个整体，慈城冯氏的近当代文化影响便是如此。根据史料、口述史的内容分析，慈城冯氏的近当代文化主要呈现“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两个方面。文化影响往往有一粒米能酿成一担酒的散射性功效。慈城冯氏“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宁波、上海两地，而扩散、辐射至全国，乃至海内外。
三、在全国，在海内外
清末民国初，又是慈城冯氏的迁徙期。慈城冯氏大多因谋生而离开家族自诩为南省名家的聚集地——慈城。根据田野调查内容分析，迁徙分三种情况：一是本人离开，家眷还在慈城，如统宗祠福聚军支树德堂37世孙冯仁麟多年执掌（宁波）寿全斋，其母和家小均在慈城，每年每月定期回家，参见《这里差不多只剩我姓冯》；一是携带家眷迁离慈城，而祖辈在慈城，如冯骥才祖父冯友苓在天津安居乐业，偶尔回慈城省亲，参与家乡事务；一是个体或携带家眷的离开，慈城没有近亲，如冯梦云因父母双亡，携弟弟一起离开慈城闯荡上海，后在上海安家，与慈城几乎没有联系。
由于以上三种情况的迁徙，慈城冯氏再次迁居全国各地。以这次田野调查部分对象的居住地为例，75位慈城冯氏后裔中，现居慈城的只有15位，另60位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宁波，其余的三分之二分居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湖南、湖北和福建等地，参见《第六章口述对象居住地统计表》（表五十三）。而口述者的儿孙或亲属中不少人移居到海外，移居到海外的冯氏后裔又有与外国人联姻的，为此，有慈城冯氏后裔打趣，他家的亲戚回上海相聚时，像开联合国大会似的，有的还要配翻译。就此而言，慈城冯氏的影响地域自然而然地扩大到了全国，乃至海外。
百年人物 群星闪耀
百年来，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慈城冯氏至少有冯攸、冯定、冯昌伯、冯宾符、冯伯华、冯舜华、冯根生、冯骥才、冯海龙，参见《近当代刊入国家级媒体等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五十四）。这10人除企业家冯根生外，均官至中央部级、司局级，按明、清两代官级制类比，是至少类似从二品或从二品以上的高官，而且他们在任一职时，产生一定影响，冯攸载入《民国职官年表》，《周佛海日记》等记载了冯攸零星的行踪，第六章的《我的祖父和父辈们》、《冯伯准和大来银行》等口述中也提到了冯攸其人其事。冯定是以革命理想参与政治活动，因而他也可以归到慈城冯氏政坛名人一类，而且他既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是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具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力，参见第六章的《父亲冯定的一生》、《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等。
冯昌伯的政治行动首先影响了家人，他引领他的弟弟、弟媳们先后参与政治活动。他在任新四军华中货物管理局总站长期间，常潜入上海采购军需物品，1947年11月6日的《申报》以“共匪庞大补给机构破获沪甬青岛抄获物资百亿匪方震惊扣押华中干部追究责任”为题，报道“冯昌伯受华中货物管理局局长兼苏北银行匪方后勤部魁××指挥，近于去年十冯昌伯的第三个影响是1949年以后，长期在建设部门工作，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较好地完成各项任务，为我国建筑业、建材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尤其是1952年，冯昌伯出任中央财委总建筑处处长，参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筹建，是当时组成纪念碑兴建委员会17个单位之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代表[1]。
冯宾符与族兄冯定一样，也是因其文化影响而著名的政坛名人，他的逸事参见《承上启下延文脉》一节。前述，慈城冯氏具有人才家族式群发的特点，近当代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慈城冯氏，其影响也是家族式的影响。前述的冯氏三龙，1949年以后我国转入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冯氏三龙幸存两龙。哥哥冯伯华从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调任南京市永利宁厂厂长兼南京磷肥厂厂长，组织领导时为全国最大的公私合营化工企业的恢复生产、扩建改造工作等，后又调化学工业部工作，对中国月间，潜来上海亲自部署..”由于他的足智多谋，颇像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参见第六章的《我家和槐花树门头》。化工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化工设计事业及化学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弟弟冯舜华于1949年后历任中共安徽省蚌埠市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自1953年起参与全国重中之重的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建设，之后的四十年里一直投身于中国的建设事业[2]。他们的影响是因行政管理决策在经济建设上集中的反映。
慈城冯氏在经济领域显赫有名的大约分三种类型：一是由参与政治活动转型到经济领域而作出贡献；一是继承祖辈事业而在经济领域再创辉煌；一是大专院校毕业后在经济领域建功立业。这三种类型的慈城冯氏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中创造了可圈可点的业绩。慈城冯氏从事的项目，有的是某一领域龙头，有的是以虎视眈眈的气势载誉一时，笔者将慈城冯氏产生的这些经济影响比喻为“龙兄虎弟”。
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40世孙冯子敏是读大学期间参与政治活动而后转型到经济领域的，一直投身于电子工业生产的第一线。1956年支援三线建设去四川，从绵阳长虹无线电厂副总工程师的决策岗位做起，先后任贵州都匀4111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贵州凯里4202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和苏州电视机厂总工程师等职，是这些企业的科研、生产责任人与决策者。除推动民用电子产品研发创新外，其中领导科研团队所研发的两项成果——机载雷达和活动目标显示地炮雷达，时达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了贡献，成为经济建设“龙兄虎弟”由政治活动转型到经济活动的一员。
由政治活动转型到经济领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冯伯华、冯舜华兄弟。
冯伯华转入经济领域的第一站是南京市永利宁厂。永利宁厂（初名永利錏厂）创设于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第一座民营化学肥料厂，首任厂长侯德榜[3]。1937年，该厂生产出我国第一包“红三角牌”肥田粉（即硫酸铵）。冯伯华在永利宁厂掌舵四年，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五期间筹划化肥工业时期。冯伯华一面虚心学习，熟悉生产技术，为自己决策打下扎实基础；一面了解海内外化学工业新科技、新动向，为以后运筹中国化工发展策略提供知识积累和实践样式。1956年5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将原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与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和橡胶工业管理局合并，组建化学工业部（简称化工部）。同年7月，冯伯华调任化工部氮肥局副局长，从此参与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的战略决策。冯伯华出任化工部氮肥局副局长，化工设计院院长和化工部技术司副司长以及石油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院长等职。尤其在1978年任化工部副部长以后，冯华伯参与领导了中山化肥厂的建设，引进年产30万吨合成氨大型化肥装置，使我国合成氨年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1]。与此同时，冯华伯还组织年产30万吨合成氨大型化肥装置在上海吴泾化工厂实施国产化工作，国外引进与国产自主双轮齐驱，为实现我国氮肥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2]。在任化工部副部长的7年间，针对我国氮肥、磷肥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冯伯华提出利用中东的资金、北非的资源在中国港口建厂发展磷肥工业的设想与建议。当得知自己的设想与化工部有些同志的想法不一致时，冯伯华据理力争，力排众议[1]，终于将建议呈送国务院，促成了由科威特出资本金，中国出技术、人力、设备，突尼斯出（原料）磷酸盐的南南合资厂在秦皇岛落地。有关此项目，冯伯华的建议还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写入《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2]
石油化工是化学工业的龙头，世界各国石油化工发展很快，我国的石油化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到70年代才有发展。此时冯伯华掌舵于化工部规划院，以“乙烯和石油化工的发展程度是中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3]的超前意识，先后主持了我国几个大石油化工基地的规划，为石油化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85年，冯伯华离休后担任诸多社会职务，其中有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化工学会第三十一届副理事长等头衔，其间他还负责了《2000年化肥发展战略研究》、《发展我国乙烯工业的若干问题》等课题的研究，分别获国家计委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优秀成果奖。[1]如今，从国内外石油化工的发展趋势看，冯伯华当年提出的决策与观点，不能不说是走在了前列，而且在中国化工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哥哥冯伯华一样，冯舜华转入经济领域的第一站也是企业——长春第一汽车厂。“一汽”是“一五”期间全国重点实施的“156项”工程中最早开工的重中之重的大工程[2]。冯舜华在建筑行业一干近四十年，其中在领导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和中国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时，以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以不同凡响的气质风格与思想品德，在推行中国建筑业的改革、促进建筑企业的发展上留下功绩[3]。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是政企分开、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国内外一体经营的跨国性建设集团。总公司成立后，冯舜华一面向国际市场拓展海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业务，先在香港、澳门、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北也门占领市场。1982年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的一发炮弹落到总公司伊拉克经理部驻地所在的院子，炸毁其中一幢房子的墙面，战火的阴影笼罩在总公司的一线建设者和亲属的头上。冯舜华闻讯后，不顾年逾六旬的高龄，忍着肠息肉的疼痛，乘上去伊拉克的班机，抵伊后慰问公司部属，还不失时机举行招待会，宴请当地军政要员，为总公司业务吆喝⋯⋯酒香还须勤吆喝，在冯舜华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十余年间，总公司先后承担100多项援外成套项目，其中有埃及开罗国际会议大厦、扎伊尔体育场、塞拉里昂政府办公大楼等，深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好评，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推波助澜。[4]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为国务院直属司局级单位，成立初期由时任国家建工总局局长的肖桐担任董事长，冯舜华任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主持日常工作。由此，冯舜华等公司董事会成员还瞄准大陆的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建设项目，如深圳国贸大厦、翠竹园、海丰苑等高层建筑工程，建设中采用先进的整体滑模技术施工，创造了当时三天一层结构的施工速度，时誉为“深圳速度”。[1]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多少年，住房牵动中国人的心，作为基建战线上的“老兵”，冯舜华从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中思考城市住宅房的商品化，大胆提出成立房产开发公司的设想。1981年，这个大胆的设想成为现实，1月16日，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国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挂牌，从此中国的城市住宅走向市场而恢复了商品属性。继而催化、裂变长期被计划经济禁锢的中国房地产业，而冯舜华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房地产业开发的一位奠基者[2]。冯伯华在中国化工史产生的影响，冯舜华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的贡献，乃是慈城冯氏中龙兄虎弟的杰出代表。
大学毕业后投入到经济领域的慈城冯氏，有的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如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从事经济工作；有的在中央部办委局，如铁道部、广播事业局（现改国家广电总局）等设计院、研究院从事项目设计与产品研发等工作；还有的在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直接从事研究与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工作。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40世孙冯鄂棣随着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到西北，参与铁路天兰线、兰新线、成渝线、阳安线、兰宁线、大秦线等的建设，创下我国铁路建筑史上的纪录，其中包兰线的沙漠路基施工和固沙技术属国际首创，受到联合国的重视，并获国家科技大奖[1]，时为项目主管工程师的冯鄂棣和该工程的建设者被誉为“越过沙漠的尖兵”而被刊登在1955年9月的《人民画报》上。之后，冯鄂棣以质量监督决策者的身份参与安阳线上的汉江斜腿刚构薄壁箱型钢梁桥施工。据介绍，这种主跨176米的斜腿钢构薄壁钢拱桥，居世界同类桥梁之首位，其安装精度属国际领先水平，获国家金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此奖乃是与葛洲坝工程并列的国家级金奖。冯鄂棣还以同样的身份参与了万吨级重载铁路大秦线的建设，这一工程中的秦皇岛车站是我国铁路史上第一个能在竣工后马上通过时速100公里火车的车站，此工程获国家银质奖；同时，在参加隧道施工时，冯鄂棣发现粉尘对人体带来的危害，研究“隧道施工通风防尘”项目，获得国家劳动人事部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建设五年一轮，称五年计划，简称“一五”、“二五”等。“一五”始于1953年。据记载，中国铁路自1876年修建淞沪铁路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的百余年间，约建设铁路50181公里。其中“一五”时期，先后建成了成都至重庆、天水至兰州等九条新干线；“二五”时期，又先后建成了包头至兰州、兰州至西宁等六条新干线；1963年至1965年三年调整期，先后建成兰州至乌鲁木齐等两条铁路；“三五”、“四五”的十年间，修建了贵阳至昆明、成都至昆明等八条新干线；“五五”时期，修建的新干线有阳平关至安康等。冯鄂棣和他的工程团队在五个时期的二十多年铁路建设中均付出智慧、留下足迹。这是慈城冯氏子孙参与铁路建设的一个方面。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褒德堂（西高址楼）39世孙冯萱安（1915—1997，字通儿，号萍）于1950年创办“联合广告社”，做铁路旅行良友，是我国铁路运行史上较早的第三产业。不知此是否引起关注，或载入铁路发展史册，参见第六章《父亲和铁路广告》，冯萱安有四子，其中东瀛、东阁、东都三子都大学毕业，分别在铁道部下属设计院、西安仪表厂、天津纺织局下属工厂工作，不是高级工程师就是技术副厂长，均为一方生产经营骨干，成为广义上的经济领域的龙兄虎弟。
天津是居上海之后宁波帮创业的第二大码头，表五十五根据民国八年（1919）浙江会馆编查的《浙江旅津同乡录》选录，是登记在册的冯姓创业者。慈城冯氏有8位。其中冯崇超即上述苏冯支冯占祥，参见《苏冯村田野调查实录》；冯子宸是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三块桥板）38世孙，参见表6.3.2；冯友苓即表二十八中的福禄林大饭店经理，参见表6.1.1。
表五十五中的老九章，即天津老九章绸缎庄，由严信厚、严子均（慈溪费市严留车人，旧属慈溪县，今庄桥街道）父子[1]创办于光绪十三年（1887），总店位于上海，天津分店初设于估衣街，1912年迁至旧日租界北旭街，经理范瑞生，副经理宋子良、冯占祥。尔后冯占祥任经理，扩建高楼、多备货物、积压资金，为数甚巨，任期内去世，而接任的徐姓经理，资金调度能力远不如冯占祥，1933年因市面凋零，老九章绸缎庄宣告清理。[2]之前的1925年，当时任职于天津老九章绸缎店的冯占祥与王品南等宁波人合资创办天宝金店（又称天宝楼），资本金为10万银元，股东原恒利金店职员张润益后任经理，地址在北旭街，1932年又在旧法租界四号路设分店，可惜总号遭遇火灾，损失较大，分号继续经营至1949年[1]。这次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三赴天津，曾去估衣街、日租界北旭街等地寻访老九章绸缎庄、天宝金店等遗迹，寻访冯占祥后裔无果。冯占祥于1926年至1930年，连续5年任浙江会馆董事[2]，足见冯占祥在天津商界的影响。
1928年10月，慈溪严母杨夫人五十大寿，亲戚好友谋设筵称庆，顿首拜祝名单上有晚生冯崇康、冯友苓、冯崇超等人[3]。《慈溪严母杨夫人五旬寿序》载：“夫人为子均之继室，浙慈严氏系出子陵。观察之尊甫，赠阁学筱舫公急公好义，夙有令名，领袖商业，尤负南北重望，摄长芦盐运分司，益著政声时。观察嫡配张夫人侍翁姑居沪滨。观察以经纪差务常驻津门，于是张夫人以观察寂居远处需人随侍因，托夫人挈子女随寓津沽。”严子均为宁波慈溪人，事业经纪，继室杨夫人五十大寿之时，津门商界同仁拜寿祝贺中的冯崇康、冯友苓、冯崇超均慈城冯氏第37世孙，其中冯崇康即冯菊洲，与冯崇超同族同支，参见下卷表6.4.1。
冯友苓为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祖父。冯友苓不到20岁就出门闯荡，先后在天津隆昌号海货店、永丰洋行谋事。隆昌海货店为宁波人开设[4]永丰洋行为英国人费尔卡创办。20世纪初，费尔卡寄居法商华顺洋行内做行贩，积累一点资本后，与他人合伙开办，1922至1935年是永丰洋行营业最看好的年代，全年可出口猪鬃三百套，价值七百余万元[5]；据1919年《浙江旅津同乡录》载，时年43岁的冯友苓在永丰洋行工作，在浙江同乡会认纳岁捐为乙等，九华章绸缎店副经理冯占祥同为乙等，参见表五十五。根据《浙江公馆章程》，会员认纳岁捐分甲、乙、丙、丁（一书戊）四等，其中甲等、乙等分别为法币400元、300元，由此推断，冯友苓在永丰洋行非一般职员。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皖一带发生严重水灾，津门宁波人在浙江同乡会牵头下，无偿捐款助赈，在《大公报》刊登的宁波人赈灾消息中，有王铭槐捐银100元大洋，冯友苓助洋20元等。王铭槐时为津门宁波人买办之首，被誉为天津四大买办之一[1]。由此推断，当时冯友苓已转入永丰洋行。
冯友苓于1919年至1927年创办福禄林大饭店，并于1927年聘请法国大律师为饭店法律顾问。[2]同年7月19日，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选中福禄林大饭店宴请新闻界。[1]时至1949年，《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北洋画报》等报刊，常有在福禄林大饭店举办画展、宴请的报道，如《萧松人第三次展览》（1929年）、名画展览》（[2]，1929《1930年）《南开校友津分会》（年）、《福禄林读画记》[3]等，就连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宴客[4]，也选在福禄林大饭店。《北洋画报》刊登过照片《福禄林经理冯君之女公子爱伦》[5]这些足见冯友苓和他的福禄林大饭店在天津的影响。
冯友苓有两子，玄子冯吉甫（1914—1980，名伏生，字昌照）曾任大中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被当代学者列入天津金融界的佼佼者。[6]1949年后，又与人合资创办天津新华贸易公司和山东枣庄远大煤矿公司，均为公司的策划人，参见表二十八。冯友苓、冯吉甫父子亦是慈城冯氏在天津经济领域有影响的杰出代表。
根据百年家族的人文记忆口述史以及表四十八等统计，从大专院校毕业后，分配到科研或经济领域工作，并有所建树的慈城冯氏如表五十六所列。
表五十六所列的慈城冯氏有的族支世系不详，所知族支的并非同辈，也就是既有同胞兄弟，或堂兄堂弟，或同族兄弟，也有父女两代，如冯鄂棣与冯坤范。表中的冯亦璞、冯明之是大宗祠大街支的姐弟俩，严格地说，姐冯亦璞是从院校到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1986年面对我国脑中风死亡率、致残率双高的危难急情，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的冯亦璞大胆设想了“左旋芹菜甲素（天然）治疗‘脑中风’”（即下文的丁苯酞，药名恩必普），经过十余年实验室到实验室、实验室到临床的多次试验，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创新药物丁苯酞终于在1993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尔后，冯亦璞又研制出主治神经退行性疾病（如老年痴呆）的左旋丁苯酞，再次获得发明专利，由此冯亦璞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脑缺血药理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后，丁苯酞由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投入生产，此乃我国历史上第四个自主开发的国家一类新药，这是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在脑血管疾病治疗药物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2009年，丁苯酞原料及其软胶囊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据报道，丁苯酞年销售额已达10亿元。而冯亦璞之弟冯明之，负责研制成功燃用重油双层多孔壁式燃气轮机燃室火焰筒项目，研制出国内首创的母型燃烧室，成为燃气轮机专家。由此可见，姐弟俩是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又有点龙姐虎弟之意。更有意思的是，冯明之曾当选江苏省第六、七届政协委员，成为慈城冯氏近当代参与政治活动的又一子弟，参见表四十八。
据表五十五统计，从事机械制造工业（含电机、农机）的慈城冯氏子姓有冯子佩、冯赓棣、冯永长、冯懿范、冯鸿源、冯有康、冯津等，其中冯懿范曾任上海新久菱电梯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1988年其科研成果“引进呋喃树脂自硬砂造型工艺及其设备的消化吸收和应用”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其子冯赟1995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一直从事财务管理、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现任上海市爱建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参见第六章的《离开家乡正好一个甲子》。父子俩的业绩颇具影响。与冯懿范同族的冯晋臣原本从事国防工业，1973年，他的一项非职务发明——树木吊瓶输液技术，使他转型到环保新兴领域的研究，其“合成高分子类吸水树脂”专利，被称作冯氏根灌剂；“从空气中获取淡水的装置”被国家科学技术成果管理委员会授予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成果进步奖，获2003年度国家专利技术发明一等奖。21世纪初，应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的邀请，在甘肃酒泉卫星基地，冯晋臣采用其根灌节水专利技术，植树1平方公里，使植物存活率从原来的不到10％提高至90％以上，参见第六章的《关于三块桥板冯氏》。这就是慈城冯氏学院派在经济建设中的当代影响。
若说经济建设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继承祖辈事业并再创辉煌的那些慈城冯氏子姓们。冯孚章于晚清独闯河北张家口，创办当地第一家西药房——中华大药房。中华大药房的创办使慈城冯氏所经营的药业实现了中西合璧。近百年来，冯孚章的儿孙们不仅将祖辈的遗店发展成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而且其孙辈分别在经济、邮电、金融等行业均有建树。冯孚章曾孙冯军自改革开放时期创办民办风电专科学校以来，每年培养800余名学子参与当地或周边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
继承并发展祖辈事业并再创辉煌的还有慈城冯氏苏冯支冯根生，参见《近当代刊入国家级媒体等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五十四）。
1949年1月19日，14岁的冯根生由祖母送到胡庆余堂门口，又有人领他到悬挂着“耕心草堂”匾额的堂屋，参见第六章的《学生意和故乡的一些记忆》。从此，冯根生成为江南药王胡庆余堂最后一位传人，成为新的中药事业开拓者。有人说，冯根生的经历折射出我国国有企业几十年的变革史。权威机构将冯根生的个人身价评估高达2.8亿元人民币[1]，这一身价评估出自2000年1月。这年，由浙江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会同全国有关专家认定，冯根生从1972到1999年对企业的利税贡献为2.8亿元人民币。
从1949年到2010年，冯根生从事中药业60年。60年间，冯根生在“树根草皮破厂房”中建起了世界一流的中药厂，创造了“青春宝”品牌，被誉为创业者；60年间，冯根生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一直站在企业改革的风口浪尖而屹立不倒，他的经历是个奇迹；60年间，冯根生经历了新旧社会，跨越两个世纪，在他的身上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他是历史的见证人和创造者，因而学者称冯根生的创业史似乎是中国国企的改革史[1]。
1978年，时任杭州中药二厂厂长的冯根生和专家小组帮助柬埔寨建成中药厂，开启我国中药行业向海外提供成套设备、技术和管理之先河[2]。1986年初，杭州中药二厂“青春宝”登陆美国市场[3]，此后，杭州中药二厂的“青春宝”、“双宝素”协议销售或转口销售的有45个国家（或地区），杭州中药二厂生产的中成药产品中有22个产品出口海外走向世界[4]。1987年1月14日，“中国加拿大青春宝保健公司”签约，国宝中药在走向海外的征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同年10月，中国加拿大青春宝保健公司生产的“青春宝”饮料进入加拿大数千家连锁网络商店[1]。1992年9月，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暨正大健康产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签约，1992年11月，合资组建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冯根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2]。这看似是一个厂名的变更，实是我国国药企业的蝶变，反映国药企业向海外拓展与延伸。
慈城冯氏经营国药始于宋代，而真正让国药走出国门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乃是冯根生也。2010年，时年76岁的冯根生一身任三职，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杭州胡庆余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3[。因为冯根生和他的青春宝在海内外影响，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金球奖）等荣誉称号[4]。1998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的55种期刊，载登有关冯根生的文章92篇，其主题涉及的领域有经济管理、政治法律、文学、历史地理、社会学等方面。
承上启下延文脉
作为大树将军的后裔，淡泊名利是慈城冯氏的家族传统，受这一家族传统的影响，慈城冯氏众子孙怡情读书者较多，前述冯元仲是古代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淡泊名利而被载入近当代史册的还有冯君木，他们的特立独行产生了“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的文化影响。
冯君木是民国年间的一位著名学者，人称回风先生，时称“慈溪四才子”之一。他20岁考取举人，选拔贡生时，朝考列为二等，谋了浙江丽水县学训导职业，干了一年，被调到宣平任县学教谕。按清代官职惯例，训导到教谕，升为吃皇粮的教育官员，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冯君木却称病不就，退隐回到慈城老家，以收徒教书维持一家生计。同时他埋首书斋，校释典籍，吟诗作画。想不到他收徒教书的选择，竟使他成了慈城冯氏承上启下延文脉的杰出代表。
这里的承上启下包括时间、文化两个概念。以近代划定为1840—1919年分析，冯君木的教书育人正是在清末民国初，此时正值新旧文化交替，冯君木教书育人正逢其时，因而其影响正是承上启下延文脉。
教书育人一职首先影响的是学生，根据表十分析，冯君木至少在慈城的慈湖中学、宁波的效实中学、上海的储能学社教过书。慈城东城女学是冯君木等人创办的，虽然没有他在该校任课的记载，但有讲座或讲学的可能。这样四所学校的数年执教，这位慈溪才子影响了多少学生呢？！书法家沙孟海是其众多弟子中的一个，参见《先父与他的恩师冯君木一家》；政坛名人、蒋介石文胆陈布雷是他的学生；还有王个簃、吴泽、秦康祥、陈寥士、葛旸、徐韬、童第德、陈秋阳和族侄冯定等人，这些门生中不少成为我国近当代的书画家，如王个簃、吴泽等，秦康祥（1914—1968，字彦冲），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近代印学家、竹刻家、书画家、收藏家。童第德（字藻孙），是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的二哥，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民国政府交通部、邮电部秘书，1949年后任北京中华书局编审，是我国研究韩愈的权威，著有《韩集校诠》、《韩愈文选》。童第德也是著名书法家，人称“北有孙墨佛，南有童弟德”。
冯君木的直接影响还有他的儿孙。
他的两个儿子都良、宾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居一席之地。20世纪20年代初，冯都良先后在上海的商报馆做编辑、总编辑，1927年《商报》停刊，转到申报馆当编辑、主笔，至30年代主持第1版并撰写社论，曾应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聘请，兼任中国文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不满日伪接管《申报》，毅然辞职。1949年后，任上海新闻图书馆副馆长。后调北京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参见《继承祖辈的家风》。著有《国学常识问答》、短篇小说集《怅惘》等，参见表十二。胡仲持[1]撰《怅惘》序写道：“他（都良）一向努力于古籍，到如今还继续钻研着。他在旧文学方面已经有了高深的造就，那些文言的作品，是为当今第一流的硕宿名儒所称道的。他对于白话文比较的少做，然而，那些少许的作品，从修辞学上看来，却也无一不好。句法固然显豁，用字尤极精当，至于词藻之丰富，更不必说了。”
胡仲持的赞言——“旧文学方面已经有了高深的造就”，“（白话文）那些少许的作品，从修辞学上看来，却也无一不好”，那不是指冯都良在汉语言文学领域承上启下延文脉吗？
1934年，民主人士胡适在上海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份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形势和普及国际知识的刊物，冯宾符参加了这个刊物的著译工作。此后，他数十年如一日，研究与探索国际问题，成为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之一，其著、译、编著的作品，参见《冯宾符著、译、编作品一览表》（表五十七），其中参与斯诺的《西行漫记》翻译，整理编辑了20卷本《鲁迅全集》。此前，冯宾符曾慕名请鲁迅先生书赠墨迹，鲁迅于1935年12月5日，挥毫书唐诗一首，“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落款有“仲足先生教”。
1949年以后，冯宾符先后担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等，参见第六章的《父亲的书房、客厅和我的人生》。
由于冯宾符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影响，其人其事分别载入《上海新闻志》、《上海出版志》。冯都良其人其事同刊于《上海新闻志》。冯都良、冯宾符兄弟俩是慈城冯氏近当代治学的一对龙兄虎弟。
治学是慈城冯氏的家族传统，表十二所示的慈城冯氏著述（刻印、点校、收藏）图书是历代慈城冯氏治学的成果。2006年，杭州出版社出版《浙江藏书史》，其中慈城冯氏刊印出版和藏书等史料，亦是历代慈城冯氏治学的文化遗存，参见《刊人浙江藏书史的慈城冯氏》（表五十八）。
表十四是慈城冯氏清代藏书楼的总汇，其中醉经阁与耕馀楼被载入《中国藏书楼》[1]，这是慈城冯氏的藏书楼在近当代的影响之一。其中醉经阁藏书楼的近当代影响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杭州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时就已经显现。展品之一是《宋元学案补遗》一百卷，为原稿本，“采摭之富，与黄氏原著相埒”；展品之二是《宋元学案补遗》四十二卷，为传抄本；展品之三是九峰旧庐送展的成化刻本《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这套七十七卷的刻本盖有冯氏醉经阁的藏书印，可见它是慈城冯氏的旧藏。这就是藏书的魅力，文化的魅力，它的魅力在于无论藏书现归于何主，总能反映其最初的主人及其流转、更迭与变化。
慈城冯氏的醉经阁于民国年间被誉为宁波三大藏书楼之一。[2]醉经阁所藏牵动多少人的心，发生在民国年间的两次窃书案，就有人因此而发财，有人因此而入狱，参见附录四。正是这两起窃书案，导致醉经阁5万卷藏书仅存107种5500余本。[3]如今慈城冯氏醉经阁虽仅存于史料中，而其藏书还留存于世，读者通过天一阁、浙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还能阅览慈城冯氏醉经阁的这些珍藏。其中天一阁现藏《伏跗室藏书目录》，是收藏家冯孟颛抄编本，这卷藏书目录中，有宋赵蕃《乾道稿》二卷一册，唐陆羽撰的《原本茶经》三卷，这两套珍藏曾经分别是醉经阁和耕馀楼的藏书。因为《乾道稿》系武英殿聚珍版本，书上有“五桥珍藏”、“慈溪冯氏醉经阁图籍”二印，而《原本茶经》系雍正乙卯寿椿堂续茶经本，盖有“慈溪耕馀楼藏冯君辨斋藏书印”。
冯孟颛（又名冯贞群）是冯君木的侄子，又是他的学生。据传，冯君木看侄子足不出户，每天待在家里侍弄书籍，便取王延寿《鲁灵光赋》篇中的“狡兔跧伏于柎（跗）”之句赠予他，参见第六章的《对冯老及伏跗室的一些记忆》。从此，伏跗室成为慈城冯氏继醉经阁、耕馀楼后又一著名藏书楼。2001年，伏跗室载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并以“冯氏伏跗室”之名与“范氏天一阁”齐名，被誉为现代著名藏书楼[1]。由此可见，冯贞群是慈城冯氏藏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这也是慈城冯氏藏书文化的影响之一。
冯贞群创办的伏跗室，不但积书达十万余卷，而且还于1935年在范氏子孙范盈藻等人的协助下，完成《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1939年上海《图书季刊》详细介绍《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编撰两年后，铅印线装（四册）出版，上海《图书季刊》在《图书介绍》专栏再次介绍《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2]该目编共十卷，依四部分类。一至四卷记明代及明以前版本共1591部，卷五收录清初以降藏书214部及《古今图书集成》8320卷，卷六至卷十为附录及补遗，包括图像、志传、额联、碑石等。冯目编完后，除抗战期间因转运而失散十余部图书外，天一阁整个藏书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从冯目编完到1949年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发挥着现存书目的作用。由于冯贞群先生本人是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所以，该目的编纂水平比较高[1]，这是慈城冯氏对中国藏书史的贡献。天一阁作为亚洲私人藏书第一楼而名闻海内外，作为承前启后的冯贞群也随着《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而名闻海内外，这是慈城冯氏藏书文化的海内外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冯君木的教书育人，冯都良、冯宾符的著述出版，还是冯贞群的藏书研究，均是勤勉治学的文化行动，有着承上启下延文脉的历史意义。
雅俗共赏领潮流
慈城冯氏的勤勉治学在社会科学界、文学艺术界取得开创性成果，有着引领潮流的影响，冯君木的族侄、学生冯定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冯定是明代湖广布政使冯叔吉嫡世孙，布政房冯传到冯定家几乎彻底败落，冯定的祖父辈均为手艺人。而冯君木发现冯定是个可造之才，就在冯定小学毕业前，写信给族兄建议让冯定读师范，之后不遗余力照顾、培养冯定。冯定不负族叔、恩师冯君木所望，成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开创者[1]，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作有《青年应当怎样修养》、《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人生漫谈》等，其中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应当怎样修养》，1947年在《大连日报》连载的《平凡的真理》，时为广大进步青年最喜爱的理论读物之一。著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王元化[2]在刊物《自修大学》上读到贝叶（冯定笔名）的许多文章，如《谈新人生观》、《哲学的应用》等，当时贝叶的《青年应当怎样修养》（生活书店出版）影响最大，王元化也受到一定的影响[3]。自1949年5月至1980年，《平凡的真理》先后由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出版7版印刷11次，发行量近50万册[4]。创作于1956年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1版第1次发行57万册。冯定的平凡真理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多少人？！也许毛泽东也是受他哲学理论的影响，才点将冯定去北京大学教授马列主义哲学——平凡的真理，参见《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冯定并没有受宠若惊，去当“御用”教授，而是以“探索探索者的道路”的精神对时代提出了许多使人深思的看法，其中之一便是对个人崇拜的批评。他似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家[1]。冯定一生正气浩然、追求真理，展现了慈城冯氏的骨气与风范。而冯定以“贝叶传经”似的虔诚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成为慈城冯氏雅俗共赏领潮流的典范，由此足见其海内外的影响。
在做慈城冯氏田野调查时发现，慈城冯氏子孙喜爱书画，工书擅画的较多，如第六章《离开家乡正好一个甲子》中冯恭寿一生虽无所事事，却喜爱绘画，尤其擅长画虎，绘画虽不太有名，作品却被日本香客激赏。又如慈城冯氏横街支一后裔，民国年间迁居宁波城厢，以书招牌字养家糊口。表五十九《刊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慈城冯氏》中所列的是慈城冯氏喜爱书画的成功者，表中的冯雪卿是近代颇有名气的书画家。光绪元年（1875）后，冯雪卿历游鄂、湘、川、粤诸省，后又东渡日本，受聘东亚语学校，长期教授中国书画及汉语。光绪四年（1878）七月，客居东瀛的冯雪卿与书写同乡桼园王治本《煎茶诀序》一文[1]，为友人编撰《煎茶诀》作序。王治本在日本30年间，足迹遍及日本的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传播中华文化，学者称王治本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冯雪卿比王治本小8岁，旅日时又多与达官贵族交往。如今全国各类拍卖会上常有冯雪卿的作品，如上海博古斋拍卖的2010年迎春艺术品拍卖会（字画专场）就有冯雪卿的花卉作品，可见其在海内外的影响。慈城冯氏的书画影响最大的要数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代表”的冯骥才，参见本章《四驾马车的海内外影响》。
前面所叙的民国流派中较有影响的慈城冯氏有冯元祥、冯和仪、冯玉奇。这三位冯姓作家均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被称作“市民作家”。苏青以物质民俗和心理民俗为突破口，以夹叙夹议的文本与亦真亦幻的个人完美结合的民俗创作，开启了文学笔记创作的先河。冯元祥自称“曾是上海最多产的文人”，上海文学史专著评价其是“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的通俗文学小说作家”。1950年移居香港后，一面仍用“冯蘅”写文言艳情小说，一面改名“司明”写专栏文章，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风头甚健的专栏作家。“有一个时期日写长短十八篇”，名气可想而知，其中为《新生晚报》写“小块文章”专栏，自1956至1975年，一写就是二十余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淡出。司明的专栏以“上海人写上海人”为鲜明特色，有“扎台型”、“劈硬柴”、“拆烂污”等，描述4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场景，让当时到香港的各界上海人倍感亲切，而文中“暴露上海人之短”也曾引起微词[1]。而舆论的褒贬不一往往会引发文学评论的争鸣，反而会加速作家的出名。此外，冯元祥还以“冯凤三”之名编写电影剧本，以“司徒明”之名撰写国语流行曲歌词，如《今宵多珍重》中耳熟能详的“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之句就出于冯元祥的笔端。这不正是慈城冯氏雅俗共赏领潮流的海内外影响之一吗？
冯玉奇在民国时期的影响不仅仅是其创作的言情小说，还有各种报刊上有关其人其事的新闻。如1946年，《万寿山》刊登的《冯玉奇每天有情书》，《香海画》报刊登的《独眼书生冯玉奇》和《银都》刊登的《袁雪芬受辱详记》；1947年，《国际新闻画报》刊登的《桂派文豪冯玉奇加速生产》，《海燕》刊登的《越届二编剧家刘涛与冯玉奇》和《甬潮》刊登的《天然舞台加油，冯玉奇来甬》；1949年，《中学生月刊》刊登的《谈谈冯玉奇小说》等，这些报刊所载的新闻褒贬不一，赞美之词中有调侃，肯定之语中有讽刺，短短一条消息展示了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曾经的影响。就小说格调而言，冯玉奇的作品大多为庸俗之作，难登大雅之堂，却很受读者欢迎，正如《冯玉奇每天有情书》所载：
冯玉奇所写小说，以鸳鸯蝴蝶与十九流新文艺混合在一起，以苦为唯一目的，颇为一般姑娘太太们所爱好，凡咖啡饮侍应生、长三堂子小先生、家居着的五十岁老太太们都是他的忠实读者。[2]
相较冯玉奇言情小说的庸俗，冯梦云创办小报要高雅得多。冯梦云一人创办《大晶报》、《铁报》、《太阳报》三报，成为上海小报史上的奇迹。为了扩大三报的发行量，同期上海的《每日大事撮要》一刊刊登《大晶报》等广告。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冯梦云将《大晶报》一天一报，早、午、晚三出，时成上海小报界的创举，参见第二章第四节。“八一三”后，上海的大小报纸先后停刊，这年10月5日，《上海报》、《小日报》、《大晶报》等十家报纸联合出版《战时日报》，以发表抗日救国的新闻，冯梦云任编辑顾问，他在《发刊词》中慷慨陈词：
我们未曾忘记自己是一个大中华民国的百姓，我们知道自己是有五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所以我们要干，干到敌人的铁骑不再来践踏我们的国土为止。
此后，冯梦云还撰写了《华北大战的总检讨》、《八路军与晋北大战》、《南京之攻防》等二十余篇专论，条分缕析，大大鼓舞了民心。[1]
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时期，留沪的进步作家自费出版以刊登杂文为主的半月刊《鲁迅风》。冯梦云自告奋勇与巡捕房联系，登记刊物备案，在有可能遭到敌伪暗杀的情况下，又毅然挂名承担发行人的重任，表现出一位爱国报人无私无畏的高尚气节。[2]不幸的是，1942年11月，冯梦云被捕。在饱受日本宪兵酷刑后，冯梦云于1944年2月为国捐躯。1946年，《新上海》第3期刊登了芷香的《悼念冯梦云》以示怀念。据有关史料统计，冯梦云在上海先后创办、主编或发行过9份报刊，具体参见表六十《冯梦云创、编上海小报一览表》，其中主编的《小日报》，创办的《大晶报》，经营的《正言报》和《报业简史》被刊入《上海新闻志》，由此足见冯梦云和他的报刊在近代上海新闻史上的影响。
近当代，慈城冯氏因勤勉治学出名的还有报纸收藏家冯翰飞（1888—1965）、烟画收藏家冯恭春（1898—1978）等。冯翰飞祖籍浙江慈溪，明末清初时迁至北京，清同治十二年（1873），其父被邀去河南开封开设宝兴隆金店，从此落户开封[3]。生于河南开封的冯翰飞，1910年从河南客籍高等学堂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业余痴迷报刊收藏，锲而不舍，收集了跨越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3个历史时期的海内外中文报刊。其中《内阁官报》是清末公布谕旨、奏章及法律、命令的正式机关报，1912年被袁世凯的《临时公报》取代，在1916年袁世凯病逝和1917年张勋复辟后短暂复刊。张勋复辟后其统治仅持续了短短13天，而复刊后该宣统纪年制的《内阁官报》也只发行了8期，冯翰飞完整收藏了这8期《内阁官报》，为后人研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河南官报》之始，则可追溯到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由时任河南巡抚的陈夔龙创办，辛亥革命后，于同年12月易名《河南公报》，对清末民国初国计民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冯翰飞收藏了该报自创刊至停刊的近500期报纸，其完整性甚至超过了官方的档案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清末，冯翰飞还千方百计地收藏了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潮》，河南籍留日学生创办的《豫报》、《河南》等报纸，为收藏这些海外革命党人创办的禁报，他曾3次被捕入狱，即使这样他都没动摇收藏报刊之追求。上海《时报》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全国性日报之一，也是在旧上海与《申报》、《新闻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三大报纸之一。由于冯翰飞曾多年担任《时报》驻河南特约记者，对该报的收集也较为重视，自其1904年创刊从未间断，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河南停止发行该报后才停止收集。有趣的是，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时报》，经整理发现缺10余天的报纸，而冯家现存整套的《时报》，共3万多张，实属珍贵资料。据冯翰飞当年所藏报刊目录显示，其所藏报刊种类多达1800余种，而且所藏完整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是民国时期我国私人集藏报刊三大家之首。[1]
1933年，蒋介石曾让邵力子说服冯翰飞将自藏的为数颇巨的书报交中央图书馆，并许以中央图书馆馆长之职，冯翰飞执意不从。蒋介石又提出以10万元大洋收购冯翰飞的报刊，被冯再次婉拒[2]。1949年后，冯翰飞被聘请为河南文史馆馆员。
同样以收藏而闻名上海的冯恭春是大宗祠大街支40世孙，居慈城颜桥头，后移居上海，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学校任教，曾任宁波同乡会第七小学公学校长，参见表十。冯恭春自幼喜集烟画，将其一生心血倾注于方寸之间，被称为“画片大王”，与当时邮票收藏家周今觉、古泉家张叔驯是鼎足上海滩乃至全国的画片、邮票和古泉三王。1937年，上海举办火烟画展览，在上海该展览赞评“古今中外博览会”，族人冯作舟、冯度、冯宾符等来挥毫泼墨祝贺。参见第六章《烟画与慈城的冯氏父子》。
冯翰飞、冯恭春收藏报刊、烟画是慈城冯氏雅俗共赏领潮流的一种文化形式，是治学与参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结果。
四、四驾马车的海内外影响
在治学与文化活动中，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是慈城冯氏中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代表人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冯骥才以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双绝”而闻名遐迩；进入21世纪，冯骥才又以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行动与思考，承担社会责任，引领中国文化浪潮，继而成为海内外瞩目的人物。冯骥才穿行于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四个领域，被称为冯骥才的四驾马车。
冯骥才是随着新时期文学潮流崛起而跃上文坛的。当时的情景，其子冯宽在第六章《父亲冯骥才》中有这样一段口述：
那时，文学备受关注，一篇好的小说，一部好的作品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共鸣，掀起热烈的讨论。在这种大环境下，父亲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冯骥才是个多产作家，自1977年《义和拳》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37部作品集（中文版，不含重版），其中31部作品先后被译成英文、德文、俄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荷兰文、越南文和西班牙文，在中国、美国、德国（包括前联邦德国）、俄罗斯（包括苏联）、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越南、西班牙等国家出版，参见《冯骥才文学、理论著述目录与版本（含外文版）对照表》（表六十一）。冯骥才四驾马车的影响，首先是其文学的影响。
当代文学的功成名就
“功成名就”是2000年时王蒙对冯骥才的评价。[1]单从表六十二《冯骥才文学作品集分类表》所示便可见一斑。冯骥才文学创作体裁齐全，涵盖小说、散文、散文诗、纪实文学、文艺理论、电视剧本等体裁。小说是冯骥才文学创作的“大厦”。据表六十二统计，长、中、短篇小说及小小说体裁合计有46部，占作品集三成多，参见表六十二。
冯骥才关于小说的观点是：“中国的小说大厦，是靠四个柱子支撑起来的，一个是长篇的柱子，一个是中篇的柱子，一个是短篇的柱子，一个就是小小说的柱子。”[2]冯骥才创作的《神灯前传》等长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啊！》等中篇小说，《意大利小提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短篇小说，《苏七块》、《巧盗》、《大回》等小小说这四根柱子支撑起冯骥才的“小说大厦”。《神灯前传》是一本优秀小说，读者经常被小说中精彩的情节、精到的描写所感动，时不时地拍案叫绝，击节叫好；《铺花的歧路》、《啊！》的出版使作者跻身现代文学领域前列，并引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而博得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数十年来，冯骥才和他的小说是海内外评论的热点。其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3]评论道：“冯骥才是一位极有天赋和人气的小说家”，“（《铺花的歧路》）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不仅仅有人物复杂的内心感受，而且有只有目击者才能发现的那些细节”，“《啊！》，这是一声震撼人心的呼喊”[4]。言简意赅，似对冯骥才的中篇小说画了一幅“简笔画”。冯骥才的短篇小说同样令人瞩目，1982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获首届上海文学小说奖；翌年，前苏联《文学报》刊载《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之后的四五年间，上海文艺出版社、台湾林白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冯骥才中短小说集，均以《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作为作品集的书名；1995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被江苏文艺出版社选作冯骥才名篇文库再次出版；在此前后，《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四次被选入高中或职高教学课本，参见表十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是冯骥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冯骥才小说艺术造诣似乎有长、中、短、小四种小说裁体步步高升之趋向，有着越小越精彩之势头，《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1]评论：“冯骥才的现代笔记体小小说作品，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犹如一幅幅精雕细刻的民俗画，多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堪称当代小小说名篇，用‘言近旨远，大义微言’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他的系列小小说‘俗世奇人’实属绝品，把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优势开掘得淋漓尽致。”[2]正因为如此，2003年，冯骥才获首届“小小说金麻雀奖”，四年后，在第二届“中国郑州·小小说节”上，冯骥才又获“小小说事业终身荣誉奖”称号。
若说冯骥才的小小说似民俗画，那他的散文更像画。学者评论冯骥才的散文是“短小精悍，隽永别致，写得有情、有趣、有味、有见解，而且视野开阔，胸襟博大。虽不是诗，也不是画，但给人以诗画兼俱之感”[3]。冯骥才的散文诗画之美源于作者文学是用文学作画，绘画是用笔写作的“文学绘画互通”理论，冯骥才认为：“文学是连绵不断的画面，绘画是片段静止的文学。文学是用文字作画，所有文字都是色彩。”[1]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以天空、光彩、云彩作为表现中心的写景文。[2]而冯骥才创作散文《巴黎的天空》时，把目光对准天空，着意表现天空之美，运用画家王维把诗情注入绘画的高超技法，追求文字的画面感、气氛感和抒情性；同时用光影变化证明“天空是一个巨大的创造力无边的生命”，《巴黎的天空》填补了中国散文创作的这一空白。[3]
冯骥才的散文似丹青妙笔，在色彩的描述、光影的表现等方面进行构思创意，多角度、多方面地显示画面，创造意境。其实冯骥才的“以字作画”是对中国古代诗论、文论、画论的艺术原理系统理解后的化用、活用，创造出迥异于传统模式的新散文体制。这是冯骥才在现代文学史散文创作上的贡献，也是冯骥才文学创作在海内外的又一个建树。表十一显示，冯骥才的《花的勇气》、《捅马蜂窝》、《花脸》等17篇散文、随笔52次入选海内外小学、初中、高中等汉语教材，成为一代人美文学习的典范。其中《珍珠鸟》自1991年起，15次选编入中国上海、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台湾等省、市语文教育课本（或辅导教材），还先后被选入新加坡、韩国的汉语课本。这是冯骥才的散文影响，也是冯骥才广义参与教育的一大成果。
冯骥才的文学作品始终立足于民族传统，并把历史的深度与现实社会相结合，有的作品是对民族问题的深刻反思。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冯骥才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这在伤痕文学几近绝迹的大气候下，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引起当代文学界的共鸣，尤其引起俄罗斯老一代汉学大家，如李福清、索罗金、司格林等人的高度评价。
冯骥才是一位在俄罗斯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中国当代作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冯骥才单篇作品被翻译成俄文并在俄罗斯发表的有37篇（不包括重复发表的），出版个人专集2部，与其他中国作家合集7部，和王蒙作品的俄译数量不相上下，高踞俄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之首。[4]
创作《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有“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之说。《一百个人的十年》一问世，就先后被《新华文摘》、《当代》、《小说月报》、《中国研究》等12种刊物刊载，后又有8家出版社9个版次结集出版[1]。由于作品的广泛传播，冯骥才和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等反思“文革”的作品激起评论热潮，至今仍有海内外学者评价其人其作品。
天津师范大学李逸津[2]教授：冯骥才对造成“文革”悲剧的民族心理根源的分析，是深刻的，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B3]Φ索罗金（1927）：—作家（冯骥才）和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保存了关于黑暗年代的真实材料，这些材料具有异乎寻常的公民性和人性的价值。它们证明了“体验过的痛苦”没有被遗忘，证明受害者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精神力量来提高痛苦与抗议的声音。[4]
在俄罗斯汉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A·H·科罗博娃把学术视角聚焦到民族心理问题上来，指出：“阅读他（冯骥才）的作品后产生的结论是：没有巨大数量的普通人，‘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总是被迫的）而被包含在这次行动中”，“超越对民族心理特点思考的框子，冯骥才也涉及到全人类的背叛心理问题”[5]。
2014年5月，《一百个人的十年》最新出版，冯骥才以《历史永远是活着的》撰写“新版再记”，再次重复“文革”作为中国当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切莫轻易地翻过！其实，揭开伤疤是为了引起疗救的重视，深思反省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这正是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以及“文革”题材作品的现实价值之所在，也是其能吸引海内外学者研究的原因和研究的价值之所在。值得一说的是俄罗斯科洛博娃的学术观点，把冯骥才作品的思想意义，提升到了更深广的层面。这是冯骥才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特殊贡献，也是对世界政治与文化的贡献。慈城冯氏在经历了数百年以后，亦因冯骥才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于当代再次矗立于中华大地，令人瞩目。
从2001年到现在的十多年间，冯骥才没有整块时间再创作长篇小说，但他一直没有放下文学之笔，只是换了一种文学表达方法，比如大量田野考察的随笔与散文，“灵性”系列散文诗的创作，便是其中的独特样式。
从时间上分析“灵性”系列散文诗的创作，贯穿于冯骥才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双绝”时期与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四驾马车”的长链。
进入新世纪，在整日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之后，在喧嚣和热闹中，冯骥才能很好地整理自己的心灵，并且用散文诗的方式不断对抗世俗对纯净心灵的冲击。表六十一中所列的《灵性》，是冯骥才富含诗意与哲理的短语，包括了对自然、生命、人生、生活、艺术、历史、社会等各方面的沉思和感悟，是一部绝不亚于《飞鸟集》的著作。[1]《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北京《黄河诗报》杂志执行主编马知遥将《灵性》与泰戈尔的《飞鸟集》相提并论，这足见《灵性》的艺术成就，这也是冯骥才又一个文学成就。
《灵性》自1996年首版以来，先后以《侃洋人》（语丝集）、《拒绝句号》（语录）和《灵性》同名被上海书店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出版，此外《灵性》连载于冯骥才的新浪博客，博客访问量显示为4807950；同时，凤凰网博客、网易博客、天涯博客、北方网、豆瓣网等都转载了冯骥才的《灵性》，这足见读者对《灵性》的艺术成就的认同。2012年福建省高考作文要求考生根据冯骥才《灵性》一诗文：“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内看你使用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看你跑了多少路程。”写一篇800字的作文。《灵性》的影响可见一斑。
没有时间创作，而作家的思考不能停止。文学是冯骥才的心灵磁场，是冯骥才心灵的舞蹈，冯骥才离不开文学。冯骥才离不开文学，实因“思想是文字最有力的武器。要想让你的文字立起来，而且有力量，必须要有作家艺术家独到的认识”[2]。
从小说到纪实文学，从散文到诗歌，冯骥才创作了大量思想、艺术俱佳的文学作品，如《冯骥才获奖作品一览表》（表六十三）中所列的作品，由此可见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诚然也提升了冯骥才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绘画是文学的梦
“绘画是文学的梦”，是冯骥才在美国旧金山南海艺术中心举办画展期间演讲的一个主题，旨在阐述自己作为一个写作人（古代称文人）的绘画观[1]。
冯骥才成名于文坛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末系列伤痕小说发表之前，已有15年丹青生涯。这15年间，他以摹制宋代北宗诸大家画作为主，得以钻研古人的画理画技，其中偏爱范宽、郭熙、刘松年、马远、夏圭和张择端。[2]这一阶段，冯骥才的绘画追求时代山水与传统审美的融合，注重师法造化。1990年以后，冯骥才静心于书斋，边总结以往，边洞察窗外喧哗，再萌发画兴，重拾画笔，源于情、发于心的丹青不可遏止，阔别的水墨更是焕然一新。那时，冯骥才忙于在京、津、沪、渝、鲁、甬和美国、奥地利、新加坡、日本等海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参见《冯骥才历年书画展一览表》（表六十四）。这一阶段的绘画是冯骥才以作家的思维方式，用画笔抒写心灵，不知不觉进入了真正的文人画范畴，评论界称冯骥才是现代文人画的代表。[3]绘画是文学的梦，而反之文学又将冯骥才的绘画史划成两段。冯骥才自诩其绘画史，前一阶段是画家画，后一阶段是文人画。[4]
“文人画”是传统绘画的一个主流分支，古人将其称为“士夫画”或“南宋画”。而学者评价冯骥才的文人画是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是“尊崇自我，忠实于时代，具有当代文人的时代意识的画作，其时代意识即是一种观察与通透自我意识的欲望与能力”[1]。
艺术批评家高名潞[2]博士在看了天津大树画馆冯骥才绘画作品后，称“冯骥才的画并不像传统文人画那般‘抽象’，反而是非常写实。然而在‘意在象外’的旨趣上，又与传统文人画不谋而合”[3]。
在欣赏了“‘倾注心血、殚精竭虑’的构思，是将笔墨高度凝练的佳作”[4]后，高名潞专撰《文人画与文人的画》，从绘画成就与艺术高度评论如下：
这位驰名世界的文学家（冯骥才），利用闲暇时间创作出了百余幅精美的中国画。这些画作填满了艺术博物馆一楼的整整一层。这样的业绩，恐怕对于常年活跃在画坛上的专业画家来说也并非易事吧。[1]
传统文人画的笔墨，已经非常“程式化”，陷入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冯骥才绝非不熟悉“文人画”的笔墨。而冯骥才却不墨守陈规，恣意挥毫，墨彩的运用也不拘一格，时而为勾轮廓，时而为表现阴影、明暗，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奔放的笔法。说它类似于“西洋画”，也不尽然。冯骥才的画虽具备“文势”与“豪胆”，却绝不是“逸笔草草”。当初，古代的文人们高唱的“意在象外”也就是“工夫（技法）在画外”的意思，这种追求质朴的“非工夫”的逸笔画，如今已成为了“工夫”的新准则。
冯骥才对于画外的工夫很有自信。他不仅不拘泥于约定俗成的画风，而且拥有能够震撼人灵魂的才气和感性。当然，他也确实具备相当的“工夫”，这使得他飞跃出了“新法则”的范围，高举起当代“文人的画”的大旗。[2]
对于文学与绘画，冯骥才有“文学（包括文化）于我是一种责任方式，绘画于我是一种生命方式”[3之说。因为视绘画为生命方式，冯骥才在从事丹青之时，总在思考艺术之高，艺术所追求，继而写下了艺术评论集《丹青集》，绘画、散文集《画中心情》与《心灵的水墨》，绘就了数百幅具有散文意境的山水画，出版了十四版画册，参见表六十一、表六十四。作为引领当代“文人的画”的作家、画家双栖文艺家，冯骥才的画与其文学作品同样受到高度关注，其中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4]教授对其有“与印象主义画家莫奈相似”[5]的评价。
金维诺自述，是在画展中认识画家冯骥才的，以后虽有些接触，相知不多。金维诺又自谦没有条件对其作品发表议论，但受冯骥才画作的感染，对作品的内涵产生了某些共鸣，联想到同时期观摹另外一些画家在处理情与景、内涵与风格、传统与革新等方面的感受，写下《绘画的情与景、内涵与风俗、继承与创新》一文。此文开篇写道：
作为画家，冯骥才曾经从古画临摹入手，对中国传统技法有广泛、深厚的基础；同时作为作家，又有条件接触多方面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在作品中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某些外来因素。因此，看冯骥才的画，你感到闲适轻快，而又富有深意。他那不受国画传统约束，而又不脱离传统的笔墨，使你觉得西方绘画与东方绘画是那么接近。你不能不承认他是继承了某些文人画的传统，是在借景抒情；同时在注意捕捉瞬间感觉时，却更多地具有印象主义的意蕴。画家（冯骥才）说“绘画是把瞬间变为永恒，绘画的最高价值在于它的永恒性”。这和印象主义画家莫奈说的“我的功绩只是在于直接描绘自然时力求把所感到的瞬间印象表达出来”多么相似。
这就是冯骥才“绘画是文学的梦”在当代画坛的影响。“文人书法的历史要比文人画的历史长”，“文人用毛笔、墨和宣纸写文章，很容易产生对书写审美的兴趣”[1]，这是冯骥才对中国书法的研究与认识。冯骥才善书，天生具有挥洒的情感与才气，“每每心有难捺之语，或有灵性之句，捉笔展纸，书写出来”[2]，此乃冯骥才挥笔泼墨之自语。笔者没找到学者对冯骥才文人书法的评论，而表六十五所列的书法作品集，冠以书名《当代书法家丛书·冯骥才》，已诠释了冯骥才文人书法的艺术水平。因为冯骥才集作家、画家于一身，多才多艺，被誉为中国当代才子[3]，并以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双绝”而闻名海内外。
而20世纪末，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受到“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冯骥才于1994年开始，投身于一系列大规模城市遗产拯救行动，进入新世纪，尤其是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以后，冯骥才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发起全国性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紧急普查与抢救。由于许多行动属于民间性质，冯骥才倾注全力。写作，他用一管笔墨发出自己的呐喊，来动员和鼓励国人参与田野行动；绘画，又用一管笔墨抒发自己的情愫，同时卖画换钱用作田野行动的经费，表六十五所列的《民间、民间..》、《心中十二月》、《戊子之春》三本画册是卖出的作品集。之前的1992年，冯骥才到宁波慈城寻根访旧，举办“冯骥才敬乡画展”。其间，冯骥才将《又过万重山》、《冰河倒挂》等五幅作品捐赠给家乡宁波，用义卖所得资助家乡文化事业，其中一幅《老夫老妻》已被台湾的应昌期先生花4万元买走。[1]冯骥才写过《为周庄卖画》一文，这是冯骥才近20年为文化遗产卖画行为的缘起，时逢中国文化遗产濒危，亟待紧急抢救。
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
冯骥才的文化遗产意识的萌发可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那时，冯骥才只有二十多岁，他便自发地对天津民间砖雕遗存进行了调查与记录，参见第六章的《父亲冯骥才》。
天津1404年设卫，1405年筑城，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担心中国人民会再次凭借城池与租界内的洋人对抗，便在与清廷签署的《辛丑条约》中，明文规定“拆除城墙”。城墙虽拆，而天津老城格局完整，历史肌理清晰如前，大量的历史遗址、民居经典保存依旧。20世纪末，旧城改造的“现代化建设”席卷中国，天津老城自然而然地被卷入“旧城改造”狂潮。时至1994年，《天津日报》刊登了消息《五百年老城厢，今日改造发轫》[1]，冯骥才闻知，召集天津的老城文化保护志愿者，其中有摄影家、民俗学家，还有历史、建筑专家，他们地毯式地普查了天津老城，历时一年半，拍摄了大量有关天津老城建筑的照片，记录这些历史建筑的一些口述史，之后又根据这些图片资料，出版了《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图文集，参见表六十五。同时，冯骥才还向主管城市建设的王德惠副市长建言献策：“天津人世世代代用了六百年，在老城里凝聚和营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不能叫他散了，应该建一座博物馆，把这些东西都搬进去！”[2]天津市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提供一座“三进”民居大院，开设天津老城博物馆，而博物馆的实物由天津居民提供，此乃中国第一座以捐赠形式设立的博物馆。
冯骥才率领文化保护志愿者保护天津老城的行动影响很大，《天津日报》、《今晚报》、《文汇报》、《大公报》、《欧洲时报》、《星岛日报》等海内外媒体都作了报道。这是冯骥才紧急抢救文化遗产较为成功的实例，也是冯骥才继文学、绘画影响后又一令人瞩目的文化行动。之后的几年，冯骥才率领文化保护志愿者用摄影、摄像、录音、调查、考证、访谈等形式，呼吁、实施天津小洋楼、估衣街的抢救与保护，到后来政府支持，市民打出横幅欢迎..如今，小洋楼与估衣街分别成为天津富有西洋风情与中华传统老街的地标性文化景区。其间，冯骥才撰写了《小洋楼的历史价值》、《老街的意义》、《阐释五大道》、《挽住我的老城》十余万字的富有思辩性、哲理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字字珠玑，将天津文化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像绘画一样一一描绘。冯骥才出生在天津、长在天津，文章中声情并茂、惊心动魄的叙述引起读者的共鸣，因而冯骥才和他的纪实文学《抢救老街》与《情下留情》，图文集《天津老房子·小洋楼风情》与《珍藏五大道》等，为天津文化的定位、保护、弘扬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尤其是这些图文集如今已成天津古城风韵的绝唱。[1]
冯骥才对天津老城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初显冯骥才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具备文化自觉的端倪，也为他率领全国民间文艺家和文化志愿者进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打下了基础。
2001年，冯骥才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两年后的2月，冯骥才还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著名学者季羡林、启功、于光远等与全国老中青学者共同签下《紧急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呼吁书》[1]。之后的十多年间，冯骥才率领全国民间文艺家，大到古村落，小到香包，深入56个民族、30多个省市自治区，抢救、整理、保护了一批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族服饰、民间家书等文化遗产。其中冯骥才挂帅、主持的国家级文化抢救性、保护性、研究性文化工程有：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与研究工程，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普查、编纂、出版工程，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工程，汶川大地震灾后羌族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口头遗产数字化工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工程，山西绵山神像造像艺术考察与研究工程，山西大同古代雕塑考察与研究工程，天津传统皇会调查与研究工程，等等。[2]这些工程都具有十分强烈的专业性、学术性，是只有专家、学者、文化人、知识分子才能提出和承担的，而这些工程又涉及广泛的政府行为、政策、资金、规划，涉及社会各界和广大文化传承人、文化拥有者，而冯骥才率领与动员大家参与了。引用学者向云驹[1]的研究观点：
一种知识分子、国家与各级政府、文化民众（文化享用、持有、创造者）三结合的文化机制在这些工程自然形成，共同推动了文化的自觉。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不应只作用于自我的思想形成和思想表达。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也在于他对国家文化自觉的推动和促进。[2]
在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时，为了唤醒国人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为了推动和促进国人的文化自觉行动，冯骥才像“精卫填海”一样，用自己文学、艺术之长，撰文点青，为中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呼吁。表六十一所列的《民间灵气》、《年画手记》、《留住昨天》、《乡土精神》、《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等作品，是冯骥才在民间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中，以思想立言的诸多成果，也是冯骥才的文化自觉从行动实践到思想理论的总结。冯骥才投身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行为、思想与其理论建树，还可从《冯骥才历年文化讲座（含演讲、讲话）一览表》（表六十六）的时间脉络上显现，具体参见下节《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冯骥才文化自觉的行动，以及理论建树，再次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冯骥才对文化自觉的理解是：“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还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得以实施与实现。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放出光彩。”[1]
201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务院参事室座谈会上，冯骥才作了题为“为紧急保护古村落进言”的发言，他开口就向温家宝总理发问：”汶川地震时，你在北川，为大禹的故乡着急，因为禹里乡沉在堰塞湖湖底了。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继而冯骥才说，“我们有着五千年农耕的历史，基本都在村落里，但村落没有文字史。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认真翻阅，它就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了。我们在这么短时间里，把中国600个原本千姿百态的城市，变成了同一个样子，这是时代的文化悲剧，是我们这代人的无知。”[2]
冯骥才的话引起高层关注。2012年年底，国家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冯骥才任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为紧急保护古村落进言”促进了国家时代性的文化方略的出台，这就是文化遗产紧急抢救的巨大影响，也是冯骥才个人的文化自觉促进政府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的成功实例。
从二十多岁青年时的民间砖雕遗存调查，到20世纪90年代的天津老城保护；从天津老城的保护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又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到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由点到面，由天津老城到全国城市，再由中国城市到中国乡村，冯骥才致力于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全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来实现自己的文化自觉。应该说冯骥才于时代的影响，于国人的影响，已超越其作为著名作家、画家所产生的影响。冯骥才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率，这也是近十年，社会各界为什么给予或授予冯骥才一连串荣誉的理由。
2004年2月，冯骥才被各大媒体评为“2003年度十大杰出文化人物”；2005年当选“2005年度推动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十大有贡献人物”；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同年被《人民日报》、人民网评为“2008年文化人物”；2009年，被中华文化促进会和凤凰电视台授予“2009中华文化人物奖”；2010年，获“中国社会责任领袖奖”；2012年，获“2011年中华儿女年度人物”称号；2013年6月中旬，冯骥才又得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被奖励1.5万欧元，而冯骥才当场把奖金转赠给摄影家郑云峰。郑云峰执著守望长江，用镜头记录长江当代的变迁以及长江岸边的民间民俗文化。这就是冯骥才，流淌着先祖的血脉，印痕着大树将军气度与风范的慈城冯氏39世孙。
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从“当代文学的功成名就”到“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无不展示了冯骥才思想立言的过程。也就是从“文学思考”开始，转入“文化批判”，一边“文化抢救”行动一边“文化思考”呼吁，遂成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表六十二中的《神鞭》、《炮打双灯》、《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冯骥才在现代化背景下对民族根性的思考，这些作品隐藏着深深的民族忧思，又透露出中国古老文明的神秘与神奇..因而，学者评论冯骥才：
改革开放以后，就以其独到的文迷作品参与了“文化热”的文学实践。他是文学界寻根小说和文化小说的重要干将。[1]
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流派是“伤痕文学”。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第一朵浪花。在“伤痕文学”的浪潮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弄潮儿，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张贤亮的“右派”小说、丛维熙的“大墙文学”像一颗颗烟花，不断留下绚烂身姿，其中不能忽略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雕花烟斗》。[2]
与其他的“伤痕文学”一样，冯骥才的不少作品也是揭露“文革”带给国人的苦难，比较独特的是，他写了不少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作品，通过书写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反思了审美文化被政治文化的碾压和破碎。[3]
八十年代初，“伤痕”已经不再是文学关注的主要问题，许多以写“伤痕”成名的作者也转移“阵地”，此时的冯骥才却做出了反潮流的举动。[4]
刘卫东[1]的这三段评论基本交代清楚了当代文学史上“伤痕文学”与“文化小说”的背景。作为这一时期文化小说的重要干将，冯骥才始终固执地延伸自己的文学思考，发出了当代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声音。文学是冯骥才对民族根性的思考表现形式，反思文学是冯骥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雏形，这也是索罗金参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与艺术（1976—1985）》时，将冯骥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列入最优秀的文学成就之列的原因[2]。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出现文学不热，文化淡化，社会多元，全国掀起城市再造运动，冯骥才发表《谁在全球化中迷失》、《警惕地球文化》、《为了文明的尊严》一系列文化批评。这些文化批评的核心旨意是中国城市的老街区、民居等诸建筑，既是城市的灵魂，又是古老文明的载体，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独特的文化传统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反之是现代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出于这些思考，冯骥才的文化批评“与一般学者发出的声音不同，冯骥才的思想并不局限对个别的经典建筑初毁的痛心和挽惜，而是发现其事关民族文化的前途与命运，也是事关中国现代化的终极取向和世界形象”[3]。如冯骥才猛烈地抨击神州遍地小洋楼的文化现象与文化价值观，痛斥“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造城运动’所带来建设性破坏，文化粗鄙化，伪文化和无文化等四个问题构成的灾难⋯⋯”[4]冯骥才的文化批评是以全球的视野来思考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中国问题，因而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震撼力和说服力[5]。而冯骥才对新造城运动、文化旅游化庸俗化等文化自卑自贱现象的批评，直指文化殖民心态和社会自卑心理，这似与文学根性思考，又超越文学根性思考的立论立言，由此冯骥才成为一文化思想者。[1]
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的文化思想与行为被拓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天地。[2]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农业古国，虽说农耕文明极其璀璨，但人类从狩猎文化转向农耕文明时，历史记载不详，以致远古文明和狩猎文化难寻踪影。其次，农耕时代的民间民俗迅速变异记载不全，站在民族和人类的高度，冯骥才从保护城市文化肇始，率领并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合体）遗产的活态抢救与保护。同时，冯骥才号召全面普查，摸清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家底，继而又提出了当前中国的“传统村落”、“民间文化传承人”、“活态的远古文化遗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口头文化遗产”以及“手工技艺遗产”等六大文化濒临消亡。冯骥才是我国提出文化濒危并施以援手的第一人。[3]
传统节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冯骥才反复强调我们的传统节日并非饮食文化，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非遗，他指出：“年是一年一度辞旧迎新的最重要日子，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桥梁’。”[1]鉴于这样的思想，冯骥才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建议春节假期按民俗规制前挪一天》的提案，并于2011年开始实施。年画是年文化的民间艺术，“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2]，鉴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冯骥才还直接主持了全国二十余个著名的年画产地的普查与整理工作。2005年，《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作为示范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后，获得海内外学术界、出版界、文化界的好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中国年画与民间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李福清赞叹不已，并加入年画集成域外卷的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冯骥才提出了建立中国年画学的学术设想，并着手组织队伍开展系列研究，表六十二所列的《年画手记》、《武强秘藏古画版发掘记》、《豫北古画乡发现记》是冯骥才以思想立言的又一成果。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羌族聚居地处于震中地区，因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羌族文化因自然灾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陷入极度濒危之中。冯骥才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地震灾难中羌族文化遗产的命运与羌族灾民生死存亡的关系，想到了如何救援生命、救援羌族文化。他组织策划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救灾行动：发出倡议，组织考察，调研研讨，设计救援，实施重建。一本《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及时出版问世，一份《关于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保护羌族文化遗产的建议》及一文《要想到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也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中央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许多建议纳入了相关的文件、规划、政策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濒危名录中采纳和采取了相关建议。这是人类历史上对突发灾难引发文化濒危、文化危机而采取有效举措的首个中国案例，也是冯骥才以思想立言的一次极其生动、有益、有效的实践。
综上所述，冯骥才的文学创作，对民族根性的思考为个人立言，而他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是为民族的安身立命而建言献策。近年来，冯骥才深思熟虑后，提出了关于紧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关于加紧抢救少数民族濒危文化、关于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提前注重文化保护问题、关于在重要的古村镇抓紧建立小型博物馆、关于对干部选用建立文化考核机制、关于建议国家非遗名录制定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条例，建议国家确立文化建设立体的战略结构等提案，其中一些建议被采纳，并已经成为当下的文化政策、制度、工程、项目、设施、措施，乃至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提案的文化意义，正在推进国家的文化自觉，比如国家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冯骥才的观点是“‘文化遗产日’表现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开始有了一种自觉的珍惜和尊重。我们中国有无数个文化性质节日，但是这是第一个自觉的文化节日，一个为文化设立的节日”[1]。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如今，国家文化遗产日已经实施了近十年，其意义和影响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表六十七显示，从1996年—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627种类期刊刊登了1418篇有关冯骥才的文章，其分布地域参见表六十八，从中可见冯骥才以思想立言的影响。
古人云人生三不朽，依次排列为立德、立功和立言。冯骥才的“文学思考”、“文化批判”、“文化抢救”、“文化思考”等文化自觉行动，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皆成知识分子的思想者，此乃冯骥才勤勉治学的结果。“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勤勉治学乃慈城冯氏的家族传统，冯骥才是慈城冯氏勤勉治学的当代最杰出代表。
20世纪前后，冯骥才除从文学转型到文化外，还有职业上的华丽转身。2001年，担任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名誉院长的冯骥才，主持成立了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四年后的5月，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落成，冯骥才兼任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这在国内高等学府办学史上创下了三个首次：一是在理工科大学设文学艺术研究院，一是以在世名人冠名高等学府院名，一是在文艺研究机构前冠以当代作家之名。此后，在天津大学，冯骥才策划并主持两届北洋文化节，其中2010年“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请进校园”，还有“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滑县木板年画研究基地”、“中国民间美术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等落户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这既是冯骥才和他的弟子们教学、研究的课堂，也是民间文化传播的平台。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顾名思义是冯骥才思想立言之象牙塔。这些年来，冯骥才及其文化思想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界已经成为关注度极高的文化现象，被誉为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或者说堪称文化思想的独行侠。[1]近十年来，冯骥才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的理论学说及其“精卫填海”似的实践，与费孝通共同被誉为“推动我国文化发展高举‘文化自觉’旗帜的领军人物”[2]。由此产生的影响，与上述当代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合为冯骥才“四驾马车”的海内外影响。
冯骥才是慈城冯氏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
一、在慈城，在江北
据表二十、表二十一、表二十五统计，唐、宋、明、清四代历朝中，慈城冯氏有100位朝廷命官，明、清两代三十朝间，慈城冯氏有朝廷命官89位，其中二品以上高官只有7位，五品以上的也只有27位，而七品或七品以下的官吏有54位，占一半以上，参见表二十六。对一个家族而言，出了100位朝廷命官应是无上的荣耀，而按民间说法，100位官员中，没有首辅、宰相那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顶层官员似乎有些遗憾。一些冯氏后裔将这一遗憾说成与家族没有状元那般，然而正是这百位官员的显赫、百余位举人的荣耀，像绵绵群山支撑起冯氏家族成为慈城的“冯半城，并有“南省名家”之称。
由于“冯半城”与“南省名家”的家族效应，一个家族提升了古代慈城的知名度与美誉度，随着时代变迁，这一知名度与美誉度于当代慈城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影响。
丰富了慈孝文化的内涵
从史料分析，南迁后的慈城冯氏家族，科举兴旺是由冯兴宗开始的。冯兴宗作为哲学家杨简[1]的学生，受杨简的影响而谨学自持，同时继承先生心学理论，创办了象山书院。之后，慈城冯氏“以读书求功名”的传家之道，重创家族辉煌，奠定“南省名家”的声誉。
有明一代，历十七朝，计276年，修编于明天启年间的《福聚冯氏宗谱》，是慈城冯氏现存较为完整的家谱。谱载统宗祠福聚支60人行状，其中闺懿11人；谱载明代各朝皇帝谕敕文（谱记荣籍）37篇，参见表二十三。分析这些人物行状、谕敕评价，可以看出这些求得功名为官的慈城冯氏，具备的共性是德才兼备、忠义为本。
翁造履纯正，信道甚笃而充恬于进取。——《芳一教谕长寿翁》[1]
翁幼好学，为人沉毅雅博，以先民为矩矱，颜其居曰：友古。——《礼七征士惜阴翁》[2]
慈城冯氏以“德才兼备、忠义为本”为做人为官之道，丰富了慈城以母（父）慈子（女）孝为基本特征的慈孝文化的内涵。笔者认为，这是慈城冯氏的当代影响之一。
慈城冯氏的“德才兼备、忠义为本”传承，发扬了“人知孝爱”的慈孝文化。从家族文化与社会民风角度分析，慈城冯氏的“德才兼备、忠义为本”是家族基因的印痕。冯氏先祖冯异，仕汉为侍卫将军⋯⋯帝遇危险，公独不离左右；有功不与诸将争能⋯⋯因而慈城冯氏一直以“大树将军后”自喻。忠义既是慈孝文化的外延，又是慈城冯氏的家族基因。慈城冯氏的“德才兼备、忠义为本”是家族的忠义基因与慈城的慈风孝行民风相互碰撞、影响、融洽的结果。2008年1月，宁波市江北区被授予中国慈孝文化之乡的称号，考察组对慈城地区特有的官宦文化、科举文化融合而成的慈孝文化评价较高。慈城冯氏的“德才兼备、忠义为本”是慈城的官宦文化、科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德才兼备、忠义为本”是中国慈孝文化之乡的特色之一。就此而言，慈城冯氏的做人为官之道，影响着一邑小城的民风，使之成为当代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慈城冯氏于当代对慈城、对江北的影响。
众所周知，封建官吏为异地任职制。慈城冯氏“德才兼备、忠义为本”的做人为官之道在他们任职的地方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冯钢曾任湖广常德府沅江知县，从弘治皇帝的“士有累行积德潜条”[3]谕文，可见冯钢定对沅江一地颇具影响。
万历皇帝敕河南南阳府裕州叶县知县冯日望时，谕评其父冯备是“名高乡论，载仁履道，恭义乐施，惟孝多之成家⋯⋯子为予县邑之贤”[1]
冯日望任叶县知县时，以“常履行阡陌，民有惰于耕者，躬督之”而被载录于清同治《叶县志·名宦》（卷七）。万历二十八年（1600），冯日望还因“勤政爱民”被万历皇帝谕敕四道，分别给冯日望的父母、妻子和其本人，后升调平度州州知。
数百年后，当代学者在研究明代叶县知县时，对该县历任知县的政绩归纳为五方面，而对“莅政八年，清操如一日”的冯日望有“勤政爱民、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抑强礼贤、重视教育、以德化民”，“为政清廉、严肃吏治、公平执法、奖善惩恶”三大评价[2]，由此可见这位慈城冯氏知县在叶县的影响。
慈城冯氏的忠义逸事，《四明谈助》等宁波地方史料均有记载。《四明谈助》记载：冯若愚膝下有元飏、元飚、元飂三子[3]。元飏做过工部主事、礼部主事与天津巡抚。在浙东抗清斗争中，他精忠报国，视死如归。黄宗羲评元飏说：“我友天下，未有真诚若留仙者也。”[4]
冯元飚数次上疏辅臣误国，而谏言又未能被皇帝采纳，反得罪了人，以致他不得不解甲归田。而归田后冯元飚并不因身不在朝廷而缄口，仍然一次又一次复疏、直谏近十年。正是他的勇于直谏、刚正不屈的精神，才被崇祯皇帝器重，以至皇帝老爷都不呼其名而称其“冯先生”，由此冯元飏、冯元飚留下大小冯君之世称[5]。
崇祯十五年（1642），老三元飂被任为尚书，可又发生疑而不用趣事，原来崇祯皇帝又派一人用“三千金求一边帅”试探元飂，结果被斥责一番。皇帝才坚信不疑，“真是卿家三相公，真卿弟也”[1]。
慈城冯氏就是这样忠君报国。当时清军攻城略地，攻陷北方大部分地区后向南方进攻，元飏三兄弟在南方，誓死保卫明朝江山。但明代的疆土一一沦陷，元飏、元飚兄弟俩郁闷而卒。老三元飂告慰两位兄弟的亡灵之后，献出全部家产作军饷，参与浙东抗清斗争。全祖望在《题冯邺仙尚书行状后》中写道：“冯氏兄弟始一举而洗之，而人才复通，可谓大工于浙东者也。”[2]
慈城民间视元飏三兄弟为冯家三龙，在冯氏兄弟身边还有他们的族人们，其中一位是冯元飏族侄冯京第。据考，冯元飏属于统宗祠福聚军支复古堂（布政房），冯京第属于统宗祠（福聚）民支，伯侄为同族不同支系，但他们身上都有着冯氏家族的忠义基因，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同样的忠义不屈。
明末，清军南下，南京、杭州等地失陷，冯京第参加浙东抗清义军，隆武帝时任监军御史，后赴日本求援。关于赴日本求援，史料记载不一，其中一记，日方不许他上岸；一记，江户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将其安置于馆舍，冯京第不肯就馆。不管日方如何待之，冯京第每天身穿朝服，跪在船头哭拜。见求援无望，回国后与王翊结寨于四明山，任兵部侍郎。浙中大吏以其事闻，于是欲拘其家属以招之，既招不至，将悉取家属羁之京。公太夫人尹氏年高，夫人叶微言劝以自裁，耄不甚省，夫人夜半起，缢而死，大帅又录公子颂以胁公，公仍不至，太夫人遂陟燕以道死，又得公所寄妾于他家，令作书招公，妾曰：“头可断，书不可作..”永历八年（1654）9月，清军袭击舟山，冯京第正患重病，匿居于大岚的颧顶山，被部将出卖而被俘，慷慨就义。后有部下为他保留一只手臂，后人将王翊之首与董志宁之尸和冯京第之臂，合葬于宁波江北北郊乡马公桥边，世称“三忠墓”。而因冯京第的忠义不屈，京第母亲、妻子、儿子、小妾等一家五十人从死[1]。三忠墓仍保留至今，冯氏三龙和冯京第的忠义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光绪《慈溪县志》记载，慈城中街曾有一座忠显坊，此坊为纪念慈城冯氏另一位忠义之士而立，这位忠义之士就是载入《明史》的冯泾。冯泾因武宗南巡，偕同曹伏阙谏，罚跪午门五日，复廷杖五十，竟死杖下。时诸曹联章迭谏，皆指目江彬，彬怒甚，嘱典诏狱者重其杖，以故诸臣多死，哭声彻禁掖，而帝亦为感动，遂罢南巡。世宗立，吏部以状闻，诏有司厚恤其家，其逸事载入明史。泾子秉仪，出任应天府通判，亦以清而著称[2]。冯泾、冯秉仪父子为大宗祠大街支二十四、二十五世孙[3]，参见《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同亲不回族的冯家亲戚》，他们的家在慈城民间被称为通判房[4。如今通判房已在慈城大地上消失，而史料永远记载着这一地名，通判房冯氏的忠义已成为慈城人经久不灭的记忆，。
世界上有两种英雄：一种是叱咤风云，我行我素，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人；一种是内敛激情，藏锋不露，能忍奇耻大辱的人。分析慈城冯氏的行状，冯京第与冯泾分别是这两种英雄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筑起一座家族忠义的丰碑，上承大树将军基因，下传一代又一代冯氏子孙。
正是慈城冯氏秉承忠义的传统，所以无论哪个时代慈城冯氏都不乏忠义之士。表四十二是慈城冯氏载入史册的近当代烈士汇总表，表中冯梦云支族无考，但《上海通志》等史料记载其籍贯浙江慈溪，他的忠义逸事将在第二节再述。马豪是改名参加革命的勇士，还有冯圣洙，参加革命后以冯立平[1]之名行，因皖南事件被捕关入上饶集中营，表现十分勇敢与顽强。当年的冯立平才19岁，而他对落难者给予关心与鼓励，表现出成年人的风度[2]，他看到同狱的青年记者被勒令赤脚跑步很艰难，就脱下自己的草鞋送给对方，又悄悄鼓励对方：“只要不死，终有一天我们会出去。”一次集中营移闽，冯立平又把重担压在自己的肩膀。不幸的是狱警不怜惜这位青年，冯立平的顽强被狱警认为是顽固，将他连头带脚绑在柱子上，进行各种毒刑逼供，以致他最后发疯而死。[3]
慈城冯氏近代烈士的忠义之行，使慈城慈孝文化有了当代的传承，这就是慈城冯氏的近当代影响之一。
留下了众多的建筑遗产
根据表二十三统计，明代弘治、嘉靖、万历、隆庆、天启五朝，统宗祠福聚支9家36次被皇帝敕谕，其中最多的是冯岳。
嘉靖二十年（1541），冯岳再次出任福建省。五年前，冯岳任福建清吏司郎中，因政绩卓著，其父母、妻子皆被嘉靖皇帝嘉奖。
按年代算，冯岳从政的年代，恰逢大学士严嵩权倾朝野之时。此时，慈城赵文华认严为父，累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而冯岳听说何维柏（1510—1587，字乔仲，号吉林）上疏弹劾严嵩“邪媚邀宠”，被捕入狱。冯岳与何维柏共过事，有交往，也深知其治理闽政颇受民众拥戴。于是冯岳为何“边多方忧劳，官校谕以忠义”，帮其说情，以至何巡按感慨，“吾赖以冯延平得不死”。这样力助弹劾严嵩的同僚，足见冯岳为人做官的德行。也正是因为他清正勤政，58岁的冯岳再次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两年后，其父母再次被诰封，同时被皇帝诰封的还有冯岳的祖父、祖母，时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福聚冯氏宗谱对此有如下的记载：
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冯岳祖父母各一道，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冯岳父母各一道，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冯岳并妻子各一道。诰封不久，冯岳升南京刑部尚书，而在此任前后，其长子熙嗥，荫补国子生，任军都督府经历都事；其次子熙采，功荫国子生，任云南鹤庆知府。
从首任工（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到告老还乡，至走到人生的终点，冯岳和他的父母、祖父母、妻子等人被嘉奖11次，年近九秩的冯岳无疾而终。冯岳过世报至京城，万历皇帝谕祭文、葬文各一道，并谕遣浙江布政使左参议李一中承宣祭文；此后，宁波知府在冯岳晚年居所（今称彩绘台门）前的小巷东西两端分别建造惇德、完节两座石牌坊，以示纪念。如今两座牌坊虽毁，然完节坊成了慈城历史地名。[1]类似完节坊，慈城冯氏的官宦建筑，为当代慈城留下珍贵的建筑遗产，这是慈城冯氏的当代影响之二。
冯岳生前，都察院胡宗宪为祝贺冯岳的步步高升，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县治南建立大司寇坊。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历朝历代中央与地方旌表慈城冯氏的功德牌坊至少有14座，参见《旌表慈城冯氏功德牌坊一览表》（表四十三）。历经岁月风雨，这些牌坊大多已消失，保留至今的只有三座牌坊，参见《慈城冯氏建筑遗珍一览表》（表四十四）。
旧时的民居规制与官级有关，慈城冯氏的100位朝廷命官为当代留下大批的明清建筑，这些建筑有的随着岁月流逝而消亡，有的却保留至今，冯叔吉是慈城古建筑布政房的主人，20岁在乡试考得第四名，翌年进士及第，因执政为民、爱民如子，冯叔吉又以“湖广左布政冯叔吉”条目载入《两浙名贤录》“经世济民”卷，此外，慈城民间还流传着有关冯叔吉的传说，如《布政公设宴招女婿》等，慈城地方志还载录冯叔吉对一邑小城建设的建言献策，如万历年间的复马路议，参见表三十七；还有撰于万历十四年（1586）的《重迁县治碑记》，参见表三十三，这些均是慈城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万历十九年（1591），冯叔吉倡议、设立学宫的义田捐，并捐田27亩，此举开学宫公学民捐之先河，也为家族造福桑梓捐资办学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冯叔吉在慈城的影响，还可参见第六章口述史中的相关文章。
1920年2月，欧洲和议专使王正庭，由沪回甬，旋即去慈城。会晤舅舅宋牧师，寓居保黎医院。2月6日下午，应慈人之请，在冯氏义庄报告欧洲和议情形。一时冒雪往听者，不下数百人[1]。这条消息的发生地点是冯氏义庄，由“寓居保黎医院”分析，冯氏义庄为冯辅本堂，参见表三序84。前述冯辅本堂义庄由冯祖宪创办，清末甬报《溪上述闻》有报道，这次义庄成为报告会的场地，慈城冯氏建筑的影响可见一斑。
表四十四所列的民居是目前还保留在慈城大地上的明清建筑群的其中一部分，冯岳彩绘台门、位于金家井弄的布政房，以及始平路南北的前后新屋，太湖路与太阳殿路之间的一大批民居，慈城因这些明清建筑群而古老、深邃，并具有更深的文化积淀。
由于慈城冯氏还热心于一邑小城的祠庙庵堂修建与修葺，因而地方文献也有记载，如《慈城冯氏参与修建祠庙庵堂一览表》（表四十五）所示。据表四十五所示，如今仍有7座寺庙庵堂遗存或沿用旧名，清道观、城隍庙今为古城慈城文化游的名胜景区。位于城西国庆村妙湾自然村的朱贵祠（原名高节祠）和三忠墓，今既是景区，又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具有影响、引领时代正气的功能，或多或少还会影响一邑民风。
上述慈城冯氏的文化平台，表明历朝各代慈城冯氏的文化交流颇为活跃，因为频繁的文化交流，留下了一些金石，有记载的如表三十四，这些慈城冯氏撰、题、书的金石现也成为文化遗存。如今存于镇海后海塘公园的《重修镇海后海记》碑，为冯君木撰于民国十四年（1925）。如果说慈城冯氏因没有顶层官员而遗憾的话，那么慈城冯氏“德才兼备、忠义为本”的做人为官之道，却以物质抑或非物质的形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慈城人。
捐资办学提升人的素质
表十是慈城冯氏参与家乡教育的总汇，也是慈城冯氏捐资办学的集合。这里，且不说古代书院对慈城的影响，就说冯君木等参与创办慈湖中学，1936—1937年间，冯作舟、冯迈群、冯梅卿、冯友苓、冯养生等捐洋5500元用于慈湖中学的教育基金；还有冯度数十年担任效实中学校长，为募学校发展资金而奔波于上海、宁波两地；清末民国初，统宗祠、启承祠等祠堂改办现代学堂，招收异姓学子入学；1945年12月，冯氏大宗祠、统宗祠、惠宗祠、启承祠等新老斯文会会长冯祖麟发起，将全部会产两千余亩田扩充祠堂学校教育基金，以培植子孙，为地方造福[1]等等。当代慈城，有三所具有百年校史的学校，慈城冯氏参与创办的就有两所，即慈湖中学、尚志小学，培养的学子中，有陈布雷等政坛名人。
光绪三十年（1904），冯君木等人不顾社会非议，利用县治东廓祇园庵作校舍，创办东城女学堂，开慈溪兴办女学之先声[2]，不仅载入《宁波近代史纲》，更重要的是引领时代新风，这是慈城冯氏捐资办学的又一影响。至于慈城冯氏创办的效实中学，培养的学子走出宁波，走向全国，乃至海外，效实中学是宁波人成长成才的摇篮，也是慈城冯氏走向宁波乃至全国的平台，其影响参见第四章第二节。
综上所述，在慈城、在江北，慈城冯氏的近当代影响不外乎有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政治影响如清末民国初，惠宗祠西桥支35世孙冯萱庵与冯公弼参与慈溪县参议员选举；1946年，统宗祠福聚东江沿支冯秋林、冯有水等参加慈溪县参议会二次大会，参见《慈城冯氏参与社会组织一览表》（表四十六）慈城部分。1938年8月，冯子贻任孝西镇副镇长等职，1946年9月前，冯子贻任孝中镇镇代会主席，镇代会代表21人，其中冯姓代表有4人；1948年5月，慈城冯氏苏冯支37世孙冯炜洲任慈东灵阳乡乡长，参见附录四。
经济影响，诸如冯子贻和堂兄冯宜铭分别经营的冯恒大酱园、益和酱园；有统宗祠福聚支35世孙冯挺生经营的穗芳南货店、穗昌米店等；统宗祠福聚东江沿支冯福贵经营的同德昌轧米厂；还有冯萱庵、冯崧春、冯莪生合族创办的慈溪三益胰皂有限公司等，参见表二十八。慈城冯氏的近当代影响最深、最广、最久的应是文化影响，如清代，冯慰舒参订的《五磊寺志》，冯本怀参订的《溪上遗闻集录》，冯可镛等编纂的光绪《慈溪县志》是慈城现当代珍贵地方文献。
20世纪80年代，宁波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统宗祠37世孙冯崇元与妻子邹梅英一起设计慈湖中学、中城小学和昌棋幼儿院的建筑。如今，三校校址不仅是慈城较为漂亮的建筑，而且慈湖中学、中城小学校舍建筑获得浙江省优秀设计一等奖，中城小学获建设部村镇建设类优秀建筑二等奖。中城小学还成为国家教委为编制中小学优秀设计范例图例，参见第六章的《我们夫妻俩参与家乡三校设计》。慈城冯氏在慈城、在江北的当代影响还可以从近十年出版的展示慈城乃至江北地域文化的著述中找到，笔者将其汇编成《刊入母校校刊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四十七）与《刊入〈江北之骄〉（或江北志书）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四十八）两表。
2003年至2005年，政协宁波市江北区委员会，以在全国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健在的江北籍人物为介绍对象，出版两本《江北之骄》，笔者对收录人物统计后发现慈城冯氏为介绍姓氏第一姓，共12位，数量超出列次位的洪姓三分之一，参见《刊录〈江北骄子〉姓氏统计表》（表四十九）。据2001年11月人口统计，宁波市江北区的674个姓氏中，冯姓列第20位，而《江北之骄》刊登名人冯姓列居首位。由此足见，慈城冯氏在慈城，在江北的当代影响。
二、在宁波，在上海
虽有“五马桥冯氏，药肆始于北宋，后遂致富饶”[1]的记载，但在唐、宋、明、清历朝历代，慈城冯氏还是“以读书求功名”居多，否则不可能产生上百位朝廷命官，后因明末清初的家族劫难，慈城冯氏的一些家庭，尤其因冯京第而致五十余族人遇难的统宗祠子姓产生了“不得从政”的家训，参见《我家是冯挺五之后》。也许如此，时至清代中叶，“以读书求功名”不再是慈城冯氏众子孙的唯一选择，而是遵循“不为良相就成良医”的文化传统，从科举出仕逐渐转型到下海经商。由此慈城冯氏开始离开慈城，到宁波，到上海，甚至远到长江流域的城市，即随宁波帮的创业潮流流向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工业城市。
因鸦片战争，这些城市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而资本主义商品市场渐趋成熟，再因机器工业出现，导致大量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而城市拥有发展工业的劳动力市场，因地因势，慈城冯氏出现职业经理、洋务买办、投资商人等诸如此类的商品工业经济弄潮儿，表二十七、表二十八中所记人物是近当代慈城冯氏弄潮儿的代表。分析表列内容，冯氏家族有从事以钱庄、银行、股票交易为主的金融业，以国药、参燕、餐饮和金银加工为主的商贸业，还有五金号、制胶厂、胶鞋厂、制衣厂的私人资本企业，其创业的主要基地是宁波和上海。众所周知，宁波、上海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开埠城市，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投资的聚集地。慈城冯氏面对强势投资集团，怎样以个体智慧、家族优势而立足商海，并产生更大影响的呢？
潮起潮落百余年，笔者分析大量史料后，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是参与政治，近当代史上留下痕迹；一是金融、国药等经济行为走在前列，奠定宁波帮的基础，成为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发挥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的文化影响。
走在前列的经济行为
也许是忠义报国无门的失望，也许是“不为良相就成良医”的祖训，慈城冯氏经商起步较早，暂且不说元季，“冯允明自慈溪徙鄞县千岁坊（现为宁波城内），擅夷舶贸易之利以获高资。有库者盖三十六家，人呼为冯家库[1]”那么早期的经济行为，单说慈城冯氏的存仁药堂，也是走在前列。冯存仁堂创于清朝康熙初年[1]，创甬店于宁波又新街，嗣于同治元年（1862）设沪店于上海汉口路356号，复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冬在沪设立第一分店于浙江路474号[2]。
康熙年间，惠宗祠西桥孙元长认识到：“人之所重大，莫大乎死生，拯人之死生，莫重乎医，而医之重，惟药为最”[3]。便在郡城（即现在宁波）开设药铺，颜其堂日存仁。以后这位冯存仁堂创始人元长公考虑到，凡药必审其产处优劣，炮制修合必规先正，留下“余少好医，视人疾病如己身。兹铺之设以济人为务，不计资本盈亏，惟求无愧于心，后世当有光大门闾者，谨读之下，惕然思仁人用心有合，于文正良医”[4]的遗训。
冯存仁堂创始人为冯元长，而传承、发展冯存仁堂的是各代冯存仁堂传人。其中冯元长的重孙冯云祥，族称蔓生公，以及玄孙冯吾楼是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述冯云濠、冯云祥兄弟，冯云祥、冯本棠父子先后捐银助饷，由于云濠、云祥捐银筹饷有功，慈城冯氏被赐有免税贩运药材的特权。笔者查阅不少资料，没找到相关的记载。但当时慈城冯氏之所以能捐巨款，全赖于冯云祥全力经营。
冯云祥继承祖业，继祖辈采购经验，承家族做人道理，奔走于四川、陕西、湖北等省，一路顺风顺水，冯存仁药堂经营兴旺发达，到咸丰十一年（1861）核定股金为4万银两[5]，时为资金雄厚、规模较大的药商。同治元年（1862），云祥侄子冯吾楼执掌冯存仁堂，举人出身的冯吾楼大胆决策，筹资6万元在上海开设分店，以经营成药驴皮胶等一炮打响。众所周知，驴皮胶出售必须是陈胶，一般不足三年的陈胶不出售，出售的有五年、有十年。据冯存仁堂后裔介绍，每年库存2万公斤，最高年销售量5千公斤，由于该店实行以销定产的策略，既保证出售驴皮胶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又保证资金周转，维护股东利益。由此，冯存仁堂上海分店产销两旺，增设第一分店，店面为四楼四开间，极为雄伟，是当时四百家药店中数一数二的[1]，冯存仁堂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走在前列的经营决策，冯存仁堂不仅成为宁波国药店四大家之一，而且它在上海的两家两支分店也是沪上规模庞大、声誉很高的四大国药店之一[2]，它的信誉不仅限于沪甬两地，而且远及港、台、南洋一带[3]。只可惜到1940年，由于受战争影响，冯存仁堂上海店发生尖锐的劳资矛盾，迫使上海分支两店宣告闭歇，参见《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慈城冯氏长辈派所幸，宁波店铺未受波及，出熟悉药堂经营的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江房38世孙冯庆荣（1913—1982，族名冯光宇）执掌宁波冯存仁堂，成为慈城冯氏的冯存仁堂最后一位传人。1949年，国民党飞机试图炸毁灵桥时，宁波冯存仁堂被一颗重磅炸弹击中，庆幸的是没爆炸，但房屋震塌数进。两年后，慈城冯氏后裔11户合伙集资10万元（旧人民币），重建被震塌的冯存仁堂，占地1.517亩，栈房占地2.175亩，36间，有职工38人。1952年起，冯光宇担任经理。[4]1956年，创办250多年的冯存仁堂公私合营，职工25人，而核定资产为16万元，时为宁波市商业中资金最雄厚的一家。[5]冯存仁堂公私合营后改名为宁波国药公司，冯庆荣以私方代表出任副经理，同时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参见《刊入宁波志书（报刊）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五十）。
综上所述，冯存仁堂的近当代影响至少有五个方面：一是百年老店冯存仁堂品种多、门类齐全，做出特色品牌，如常年备药丸膏357种、胶膏32种，还有参茸桂燕、花露等；二是经营理念的货真价实，坚守诚信为本的传统美德，如何采办各省道地药材，精制门市饮片，虔修丸散膏丹等，看似药理的经营之道，把家族文化和经营之道结合得丝丝入扣。三是历代堂主超前的经营管理意识，冯存仁堂虽为百年老店，但供、产、销和售后一条龙服务却是现代经营理念，还有股份制与店堂职业经理制等都具有当代价值，值得理论总结与研究。四是寓变于不变之中的服务意识，综观冯存仁堂的发展史，发现“农历、阳历的月初、月半，药价一律九折”是一条百年不变的经营之道，而一年四季不同形式的广告则不停地创新变化。从不变与变的经营之道，可见历代堂主的遵古训与创新意识，这是冯存仁堂留给当代的思考与影响。五是超前的“接方代煎送药”与“冬令上门熬膏”之类的人性化服务模式，与此对应的是十分注重企业宣传，比如一年四季不同形式的广告，还有自创宣传资料，如表五十一所列的四种店堂宣传资料等，这些均是走在前列的经营行为。
因为注重企业形象，冯存仁堂早在晚清就吸引了来华西方人的注意。1915年，冯存仁堂的买药图被收入《一个爱尔兰女人的中国见闻录》在英国出版，由此慈城冯氏的冯存仁堂从宁波到上海，又从上海漂洋过海到英国，并影响西方的读者。
据表二十八所载，除冯存仁堂外，慈城冯氏至少还有12支族子孙于20世纪50年代前先后在宁波或上海投资、经营药铺（药店）。其中统宗祠福聚支匠支宗二房35世孙冯挺五，于1884年后被胡庆余堂第二任老板文煜委任为经理，总揽胡庆余堂一切业务。1911年，胡庆余堂第三任老板施凤翔合股商办，改组胡庆余堂，实行股东会制，冯挺五被股东会聘任为经理。3年后，胡庆余堂设上海分号，为分支机构，一切经营管理及人事组织均由杭州总店掌握，冯挺五再次被任命为沪杭总经理，不久冯因病去死，由魏洪范继任。[1]
作《田野调查》时，笔者找到冯挺五玄孙冯潮。由于种种原因，冯挺五后裔很少谈及慈城冯家历史，更是忌谈冯挺五之事，以致冯挺五的逸事随着儿孙辈自然消亡而失传。冯潮偶尔听父亲提起这位任胡庆余堂经理的高祖，说高祖挺五的名取之听吾话之意，参见第六章《我家是冯挺五之后》。尽管如此，冯挺五历经三茬老板，能在胡庆余堂三易其主与三次变革中连任三届经理，足见这位慈城冯氏的才能与水平。在胡庆余堂做田野调查时，胡庆余堂末代学徒、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根生说：听老药工谈起胡庆余堂有一任经理是慈城冯家人，就知我们是老乡，不知我们还是同族。由此可见冯挺五时期的胡庆余堂有一定影响，但就慈城冯氏的个体或者家族而言，对胡庆余堂，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远远不如慈城冯氏创办的冯存仁堂，也不如冯根生将百年胡庆余堂嫁接在当代的青春宝集团上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有关冯根生与青春宝集团的海内外影响参见本章第三节。
当年的上海滩除冯存仁堂、胡庆余堂列居药店四大家之列，慈城冯氏子姓还有执掌、经营，或投资宁波、上海等地的药店（药铺），如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36世孙冯友青（1872—1933）祖上早年投资上海天芝堂药店，冯友青的三个儿子也投资或经营慈城、宁波两地的中药店。长子冯仁镜（1900—1981，字崇甲）投资慈城二成斋；次子冯仁聪（1901—1968，字崇颖，号安甫）投资宁波九华堂，冯仁聪儿子冯伯生也从事于药业，后在（上海）雷允堂药店工作，成为当代国药业行家，参见第六章的《槐花树门头与九华堂》；季子冯仁麟（1902—1981，字崇焕）多年执掌（宁波）寿全斋，没有股份，时为职业经理人，参见第六章的《这里差不多只剩我姓冯》，可谓一家三代专业国药业。1952年，冯仁聪被任宁波中药铺商业公会筹备委员，参见表四十六。统宗祠福聚皋拜桥支37世孙冯仁健（1907—1970，字聚奎），少时学于（上海）久永和药行，后任久永和药行经理，参见第六章的《皋拜桥冯和我家》。1944年，冯聚奎向崇善会特捐洋四千元[1]。崇善会是上海国药业一档案卷，这份档案没记这笔大洋的用途，但分析崇善会的《学业汇记》与《杂捐总簿》两卷宗记载，推断这位慈城冯氏子孙学于久永和药行，一直以聚奎名在该药行工作，并提升为经理。1944年是冯聚奎值得纪念的年份。《刊入直辖市（省）志书（媒体）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五十二）中所录是上海（或浙江省）某一领域有影响的人物表，表中的冯世镐与冯学连，均为慈城冯氏子姓，他俩学于国药业，一生从事国药业，冯世镐被誉为申城“草药王”，冯学连创办黄浦区中药联合制药厂，双双被载录于上海有关史料。这些人或事是慈城冯氏的骄傲，也是慈城冯氏在经济方面的近当代影响。
正当冯存仁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之时，从事钱庄、银行、证券等金融业的慈城冯氏也与时代一起潮起潮落。从上海钱庄史料分析，慈城冯氏涉及上海钱庄业的时间早，影响大。此观点源于以下史料：
第一，冯泽夫创办的乾通钱庄，位于民和里[1]，光绪二年（1876）被葛元煦写入《沪游杂记》。
第二，慈城冯氏子姓冯莲汀被载入《1906年重建沪南钱业公所碑记》：肇基于光绪九年（1883）前董冯君莲汀辈，君以老成练达之材，久客沪上，侦知大东门之外十五保十六图地方，有施氏遗业悬价待售也，乃集同志购得之。[2]
第三，秦润卿提供的《南市钱业公所历任董事名录》中有冯莲汀[3]。据记载，南市钱业公所在上海里施家衖，光绪九年（1883）购屋设立，三十一年（1905）翻建平厅对照厢屋，前面楼房，额曰集益堂。
第四，秦润卿提供的《北市钱业公馆历任董事名录》中有冯泽夫[4]。据记载，北市钱业会馆所设于光绪十七年（1891），17年发起建筑会馆于塘沽路（现河南北路）。
第五，徐愚斋地产失败牵连钱庄22家，上海钱庄草木皆兵。与公司往来22庄公举在事6人，首庄是乾通庄冯泽夫，公司亦举6人，公同商榷，议将徐愚斋的所有款340余万全盘推出，以镇定200余万之款。冯泽夫倡议即以该款每股作500两纠合公司，具有见识[5]。
上海钱庄的起源，实早在上海开埠之先。上海开辟租界后的最初十余年，钱庄尚不十分发达，1853—1855年小刀会起义时期，南市钱庄还曾发生恐慌。但随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重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成为第一大商埠后，钱业也逐步发展。这期间，慈城冯氏捷足先登上海钱业界，做出骄人的业绩，成为慈城冯氏首批钱庄经营佼佼者，其中冯莲汀、冯泽夫最为出色。冯泽夫被称作清季叶钱业宁帮领袖[6]。
在首批钱庄人崭露头角之时，慈城冯氏弟子纷纷到宁波、到上海，学业于钱庄，成为慈城冯氏钱庄人的第二梯队。如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冯受之，15岁到厚康钱庄学生意，后执掌宝大钱庄，又合股创办鸿祥钱庄，自然是第二梯队的一员。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冯元恺、冯元恩兄弟俩口述的《钱庄三代人的一些故事》中，其曾伯祖彦博（又名吕卜），从事钱业年代与冯莲汀、冯泽夫相近，可惜曾孙不知其钱庄名号，无法推断年份，但彦博和他的孙辈冯寿康等人所从事钱银的业绩，为慈城冯氏钱庄人的第二梯队增添了色彩。冯梅卿自清末始，一直在上海钱庄工作，其孙辈虽不了解祖辈的工作与家世，但从郑挥、张介人等收藏的信件资料分析，从其祖辈、曾祖两辈抽雪茄、读英语报纸等生活细节，可见冯梅卿等人当年收入不菲，参见第六章的《信客封的我家祖辈生活》。上海钱庄史料也显示，冯梅卿是福源钱庄董事，曾任钱庄副经理；与冯梅卿同为董事的冯以圭，是冯受之侄子，当过福源钱庄信托部经理。
表二十七所示，慈城冯氏有12人先后投资或经营上海15家钱庄，10人先后投资或经营上海的7家银行，就数量而言，相对经营投资银行的人数少，但绩也颇佳。其中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37世孙冯味琴（1869—1935）任（上海）棉业银行行长，其侄冯芝汀任（上海）民新银行行长，只可惜叔侄俩没来得及充分施展才华就病逝了。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40世孙冯伯准自1930年出任大来商业储蓄银行行长，一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成为慈城冯氏担任银行行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上述的冯彦博侄孙冯筱康于民国中期出任四明银行霞飞支行行长，可惜也是中年病故，成为慈城冯氏家族的遗憾。幸亏其子冯兰皋（1926—2008）上海钱业中学、南泽中学初高中毕业后，子承父业，在上海新华银行工作。1952年9月报名参加大西北金融工作，曾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他们出色的业绩仍对当年的上海金融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钱银业，慈城冯氏38世孙冯清庵执掌杨庆和发记银楼五十余年[1]六年连任两届上海市银楼业同业公会主席，也颇有影响。参见表四十六。
笔者将上述钱银业和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所列的银钱业、银楼业等经营者统一归类为慈城冯氏的金融业第二梯队。应该说第二梯队人数多，所在钱庄、银行、银楼业广面大，因而影响也大。
慈城冯氏金融业的第三梯队，是第二梯队中年纪较轻者，或者是他们的儿辈，因时代变革等原因，他们被派遣支援西南、西北地区的银行组建和建设。1952年9月，上海福源钱庄职工响应祖国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冯承贻（1926—1976，谱名肃章），是上述的冯梅卿侄子，毕业于上海银行专科学校的冯承贻先后在洛川、延安等地工作，其生命终点是延安专区人民银行..虽然笔者掌握的资料不多，但在慈城冯氏口述中也能了解到慈城冯氏金融业第三梯队的影响，参见第六章有关口述史。
留下痕迹的政治参与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随着慈城冯氏经济实力的逐步提高，尤其是在宁波、上海两地的经济活动中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或多或少产生了参与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要求与意愿。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40世孙冯季衡在《我的引路人》一文中谈道：
读书毕业后，他在企兴证券号工作，从工作的单位到当时的社会现象，发觉国民党十分腐败。自幼接受的是做个好人的教育，而眼见的又是一塌糊涂，因而对现状十分不满。他与二姐平时不住在一起，但一旦碰在一起，她经常与他谈形势，谈中国前途，并引导他学习进步书刊，如《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此后，这位慈城冯氏子孙抛弃优裕生活，于1945年6月参加革命。
冯季衡谈到的二姐，叫冯子媛（1916—1999，后改冯援），从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时，有同学对她有以下评价：
不爱打扮，皮鞋沾泥尘，很少有光亮的时候，说话口若悬河，谁也说不过她，刚毅、果敢、诚恳、坦白是她特点。四年相处，觉得玩的时候少了她，就没兴趣；预习功课的时候少了她，就不够劲儿；要是大家遇着困难，需要三个臭皮匠合成诸葛亮的时候，大家觉得更少不了她。[1]
这位慈城冯氏40世孙女，读大学期间（1942年）加入上海中共地下党，动员不少进步青年参与政治活动，其中有她的弟弟冯季衡、冯子敏。1954年以后，一直在上海教育局工作，曾任江宁区教育局局长和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众所周知，宁波、上海是中西思潮激烈碰撞的前哨。当时宁波帮作为江浙资本财团的中坚，经济上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政治上则是对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依赖力量。慈城冯氏作为宁波帮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参与对反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而被载入史册，冯援姐弟就是其中的一对。
清代末期，时局动荡，尤其是1910年上海橡皮股票经济风潮，1911年辛亥革命的政治风潮，诱使慈城冯氏越过了“不得从政”的祖训，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除本章第一节提到的参加慈溪县政治活动外，慈城冯氏还参与宁波的政治活动。1911年10月26日，宁波军政分府投票选举职员，选举财政、外交、民政、执法四部长、副部长及参议员12名，慈城冯氏鄞县后仓支冯良翰被选为参议员。翌年1月，宁波历史上第一个资产级阶政权组织参议部成立，冯贞群与陈训正等10多人被选为参议员[1]，参见表四十六。
抗日战争爆发后，慈城冯氏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爱国热情、忠义之举参加了抗日救亡战斗。如上述的冯伯华、冯舜华、冯圣发兄弟仨，老大冯伯华于1938年加入新四军；年仅16岁的老二冯舜华在慈城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老三冯圣发于1942年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三五支队），1947年5月在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二师四团二营四连参加孟良崮战役，在围歼敌七十四师战斗中光荣牺牲，三兄弟被族人誉为当代冯氏三龙，参见第六章的《伯华叔与舜华叔兄弟俩》。1949年后，战火中磨炼出来的冯伯华、冯舜华又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龙兄虎弟，参见第四章第三节。前述冯勉勤长子冯昭迈（后改冯昌伯），1941年起任新四军新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出生入死，多次潜伏进上海采购物资，其惊心动魄的经历使其成为故事影片《51号兵站》小老大的原型之一。季子冯昭迪因子女所累，留在后方，以照顾一家老少。而留守家中的他，出于亲情，出于正义，义无反顾地成为哥、弟的助手，写下一家诸子参与政治活动的历史篇章，参见第六章的《我是冯家的媳妇》等。
应该说，冯都良、冯宾符兄弟俩是因其文化影响而被载入史册的，然而冯都良在非常时期将上海拉都路拉都坊的家提供给中共地下工作者作为聚会商讨场所。抗战胜利后，为接管《申报》馆办《解放日报》而组织《申报》馆的有关人士与地下党人在其家会晤商谈，表现了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追求正义的良知，为慈城冯氏参与政治活动添上了一笔。
慈城冯氏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而产生的涟漪一样，表面有地域的界线，而实质是互通的一个整体，慈城冯氏的近当代文化影响便是如此。根据史料、口述史的内容分析，慈城冯氏的近当代文化主要呈现“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两个方面。文化影响往往有一粒米能酿成一担酒的散射性功效。慈城冯氏“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宁波、上海两地，而扩散、辐射至全国，乃至海内外。
三、在全国，在海内外
清末民国初，又是慈城冯氏的迁徙期。慈城冯氏大多因谋生而离开家族自诩为南省名家的聚集地——慈城。根据田野调查内容分析，迁徙分三种情况：一是本人离开，家眷还在慈城，如统宗祠福聚军支树德堂37世孙冯仁麟多年执掌（宁波）寿全斋，其母和家小均在慈城，每年每月定期回家，参见《这里差不多只剩我姓冯》；一是携带家眷迁离慈城，而祖辈在慈城，如冯骥才祖父冯友苓在天津安居乐业，偶尔回慈城省亲，参与家乡事务；一是个体或携带家眷的离开，慈城没有近亲，如冯梦云因父母双亡，携弟弟一起离开慈城闯荡上海，后在上海安家，与慈城几乎没有联系。
由于以上三种情况的迁徙，慈城冯氏再次迁居全国各地。以这次田野调查部分对象的居住地为例，75位慈城冯氏后裔中，现居慈城的只有15位，另60位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宁波，其余的三分之二分居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湖南、湖北和福建等地，参见《第六章口述对象居住地统计表》（表五十三）。而口述者的儿孙或亲属中不少人移居到海外，移居到海外的冯氏后裔又有与外国人联姻的，为此，有慈城冯氏后裔打趣，他家的亲戚回上海相聚时，像开联合国大会似的，有的还要配翻译。就此而言，慈城冯氏的影响地域自然而然地扩大到了全国，乃至海外。
百年人物 群星闪耀
百年来，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慈城冯氏至少有冯攸、冯定、冯昌伯、冯宾符、冯伯华、冯舜华、冯根生、冯骥才、冯海龙，参见《近当代刊入国家级媒体等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五十四）。这10人除企业家冯根生外，均官至中央部级、司局级，按明、清两代官级制类比，是至少类似从二品或从二品以上的高官，而且他们在任一职时，产生一定影响，冯攸载入《民国职官年表》，《周佛海日记》等记载了冯攸零星的行踪，第六章的《我的祖父和父辈们》、《冯伯准和大来银行》等口述中也提到了冯攸其人其事。冯定是以革命理想参与政治活动，因而他也可以归到慈城冯氏政坛名人一类，而且他既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是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具有一定的文化影响力，参见第六章的《父亲冯定的一生》、《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等。
冯昌伯的政治行动首先影响了家人，他引领他的弟弟、弟媳们先后参与政治活动。他在任新四军华中货物管理局总站长期间，常潜入上海采购军需物品，1947年11月6日的《申报》以“共匪庞大补给机构破获沪甬青岛抄获物资百亿匪方震惊扣押华中干部追究责任”为题，报道“冯昌伯受华中货物管理局局长兼苏北银行匪方后勤部魁××指挥，近于去年十冯昌伯的第三个影响是1949年以后，长期在建设部门工作，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较好地完成各项任务，为我国建筑业、建材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尤其是1952年，冯昌伯出任中央财委总建筑处处长，参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筹建，是当时组成纪念碑兴建委员会17个单位之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代表[1]。
冯宾符与族兄冯定一样，也是因其文化影响而著名的政坛名人，他的逸事参见《承上启下延文脉》一节。前述，慈城冯氏具有人才家族式群发的特点，近当代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慈城冯氏，其影响也是家族式的影响。前述的冯氏三龙，1949年以后我国转入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冯氏三龙幸存两龙。哥哥冯伯华从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调任南京市永利宁厂厂长兼南京磷肥厂厂长，组织领导时为全国最大的公私合营化工企业的恢复生产、扩建改造工作等，后又调化学工业部工作，对中国月间，潜来上海亲自部署..”由于他的足智多谋，颇像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参见第六章的《我家和槐花树门头》。化工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化工设计事业及化学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弟弟冯舜华于1949年后历任中共安徽省蚌埠市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自1953年起参与全国重中之重的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建设，之后的四十年里一直投身于中国的建设事业[2]。他们的影响是因行政管理决策在经济建设上集中的反映。
慈城冯氏在经济领域显赫有名的大约分三种类型：一是由参与政治活动转型到经济领域而作出贡献；一是继承祖辈事业而在经济领域再创辉煌；一是大专院校毕业后在经济领域建功立业。这三种类型的慈城冯氏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中创造了可圈可点的业绩。慈城冯氏从事的项目，有的是某一领域龙头，有的是以虎视眈眈的气势载誉一时，笔者将慈城冯氏产生的这些经济影响比喻为“龙兄虎弟”。
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孟房（后新屋中央大门）40世孙冯子敏是读大学期间参与政治活动而后转型到经济领域的，一直投身于电子工业生产的第一线。1956年支援三线建设去四川，从绵阳长虹无线电厂副总工程师的决策岗位做起，先后任贵州都匀4111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贵州凯里4202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和苏州电视机厂总工程师等职，是这些企业的科研、生产责任人与决策者。除推动民用电子产品研发创新外，其中领导科研团队所研发的两项成果——机载雷达和活动目标显示地炮雷达，时达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了贡献，成为经济建设“龙兄虎弟”由政治活动转型到经济活动的一员。
由政治活动转型到经济领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冯伯华、冯舜华兄弟。
冯伯华转入经济领域的第一站是南京市永利宁厂。永利宁厂（初名永利錏厂）创设于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第一座民营化学肥料厂，首任厂长侯德榜[3]。1937年，该厂生产出我国第一包“红三角牌”肥田粉（即硫酸铵）。冯伯华在永利宁厂掌舵四年，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五期间筹划化肥工业时期。冯伯华一面虚心学习，熟悉生产技术，为自己决策打下扎实基础；一面了解海内外化学工业新科技、新动向，为以后运筹中国化工发展策略提供知识积累和实践样式。1956年5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将原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与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和橡胶工业管理局合并，组建化学工业部（简称化工部）。同年7月，冯伯华调任化工部氮肥局副局长，从此参与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的战略决策。冯伯华出任化工部氮肥局副局长，化工设计院院长和化工部技术司副司长以及石油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院长等职。尤其在1978年任化工部副部长以后，冯华伯参与领导了中山化肥厂的建设，引进年产30万吨合成氨大型化肥装置，使我国合成氨年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1]。与此同时，冯华伯还组织年产30万吨合成氨大型化肥装置在上海吴泾化工厂实施国产化工作，国外引进与国产自主双轮齐驱，为实现我国氮肥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2]。在任化工部副部长的7年间，针对我国氮肥、磷肥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冯伯华提出利用中东的资金、北非的资源在中国港口建厂发展磷肥工业的设想与建议。当得知自己的设想与化工部有些同志的想法不一致时，冯伯华据理力争，力排众议[1]，终于将建议呈送国务院，促成了由科威特出资本金，中国出技术、人力、设备，突尼斯出（原料）磷酸盐的南南合资厂在秦皇岛落地。有关此项目，冯伯华的建议还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写入《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2]
石油化工是化学工业的龙头，世界各国石油化工发展很快，我国的石油化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到70年代才有发展。此时冯伯华掌舵于化工部规划院，以“乙烯和石油化工的发展程度是中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3]的超前意识，先后主持了我国几个大石油化工基地的规划，为石油化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85年，冯伯华离休后担任诸多社会职务，其中有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化工学会第三十一届副理事长等头衔，其间他还负责了《2000年化肥发展战略研究》、《发展我国乙烯工业的若干问题》等课题的研究，分别获国家计委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优秀成果奖。[1]如今，从国内外石油化工的发展趋势看，冯伯华当年提出的决策与观点，不能不说是走在了前列，而且在中国化工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哥哥冯伯华一样，冯舜华转入经济领域的第一站也是企业——长春第一汽车厂。“一汽”是“一五”期间全国重点实施的“156项”工程中最早开工的重中之重的大工程[2]。冯舜华在建筑行业一干近四十年，其中在领导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和中国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时，以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以不同凡响的气质风格与思想品德，在推行中国建筑业的改革、促进建筑企业的发展上留下功绩[3]。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是政企分开、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国内外一体经营的跨国性建设集团。总公司成立后，冯舜华一面向国际市场拓展海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业务，先在香港、澳门、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北也门占领市场。1982年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的一发炮弹落到总公司伊拉克经理部驻地所在的院子，炸毁其中一幢房子的墙面，战火的阴影笼罩在总公司的一线建设者和亲属的头上。冯舜华闻讯后，不顾年逾六旬的高龄，忍着肠息肉的疼痛，乘上去伊拉克的班机，抵伊后慰问公司部属，还不失时机举行招待会，宴请当地军政要员，为总公司业务吆喝⋯⋯酒香还须勤吆喝，在冯舜华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十余年间，总公司先后承担100多项援外成套项目，其中有埃及开罗国际会议大厦、扎伊尔体育场、塞拉里昂政府办公大楼等，深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好评，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推波助澜。[4]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为国务院直属司局级单位，成立初期由时任国家建工总局局长的肖桐担任董事长，冯舜华任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主持日常工作。由此，冯舜华等公司董事会成员还瞄准大陆的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建设项目，如深圳国贸大厦、翠竹园、海丰苑等高层建筑工程，建设中采用先进的整体滑模技术施工，创造了当时三天一层结构的施工速度，时誉为“深圳速度”。[1]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多少年，住房牵动中国人的心，作为基建战线上的“老兵”，冯舜华从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中思考城市住宅房的商品化，大胆提出成立房产开发公司的设想。1981年，这个大胆的设想成为现实，1月16日，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国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挂牌，从此中国的城市住宅走向市场而恢复了商品属性。继而催化、裂变长期被计划经济禁锢的中国房地产业，而冯舜华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房地产业开发的一位奠基者[2]。冯伯华在中国化工史产生的影响，冯舜华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的贡献，乃是慈城冯氏中龙兄虎弟的杰出代表。
大学毕业后投入到经济领域的慈城冯氏，有的在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如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从事经济工作；有的在中央部办委局，如铁道部、广播事业局（现改国家广电总局）等设计院、研究院从事项目设计与产品研发等工作；还有的在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直接从事研究与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工作。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三房40世孙冯鄂棣随着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到西北，参与铁路天兰线、兰新线、成渝线、阳安线、兰宁线、大秦线等的建设，创下我国铁路建筑史上的纪录，其中包兰线的沙漠路基施工和固沙技术属国际首创，受到联合国的重视，并获国家科技大奖[1]，时为项目主管工程师的冯鄂棣和该工程的建设者被誉为“越过沙漠的尖兵”而被刊登在1955年9月的《人民画报》上。之后，冯鄂棣以质量监督决策者的身份参与安阳线上的汉江斜腿刚构薄壁箱型钢梁桥施工。据介绍，这种主跨176米的斜腿钢构薄壁钢拱桥，居世界同类桥梁之首位，其安装精度属国际领先水平，获国家金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此奖乃是与葛洲坝工程并列的国家级金奖。冯鄂棣还以同样的身份参与了万吨级重载铁路大秦线的建设，这一工程中的秦皇岛车站是我国铁路史上第一个能在竣工后马上通过时速100公里火车的车站，此工程获国家银质奖；同时，在参加隧道施工时，冯鄂棣发现粉尘对人体带来的危害，研究“隧道施工通风防尘”项目，获得国家劳动人事部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建设五年一轮，称五年计划，简称“一五”、“二五”等。“一五”始于1953年。据记载，中国铁路自1876年修建淞沪铁路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的百余年间，约建设铁路50181公里。其中“一五”时期，先后建成了成都至重庆、天水至兰州等九条新干线；“二五”时期，又先后建成了包头至兰州、兰州至西宁等六条新干线；1963年至1965年三年调整期，先后建成兰州至乌鲁木齐等两条铁路；“三五”、“四五”的十年间，修建了贵阳至昆明、成都至昆明等八条新干线；“五五”时期，修建的新干线有阳平关至安康等。冯鄂棣和他的工程团队在五个时期的二十多年铁路建设中均付出智慧、留下足迹。这是慈城冯氏子孙参与铁路建设的一个方面。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褒德堂（西高址楼）39世孙冯萱安（1915—1997，字通儿，号萍）于1950年创办“联合广告社”，做铁路旅行良友，是我国铁路运行史上较早的第三产业。不知此是否引起关注，或载入铁路发展史册，参见第六章《父亲和铁路广告》，冯萱安有四子，其中东瀛、东阁、东都三子都大学毕业，分别在铁道部下属设计院、西安仪表厂、天津纺织局下属工厂工作，不是高级工程师就是技术副厂长，均为一方生产经营骨干，成为广义上的经济领域的龙兄虎弟。
天津是居上海之后宁波帮创业的第二大码头，表五十五根据民国八年（1919）浙江会馆编查的《浙江旅津同乡录》选录，是登记在册的冯姓创业者。慈城冯氏有8位。其中冯崇超即上述苏冯支冯占祥，参见《苏冯村田野调查实录》；冯子宸是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三块桥板）38世孙，参见表6.3.2；冯友苓即表二十八中的福禄林大饭店经理，参见表6.1.1。
表五十五中的老九章，即天津老九章绸缎庄，由严信厚、严子均（慈溪费市严留车人，旧属慈溪县，今庄桥街道）父子[1]创办于光绪十三年（1887），总店位于上海，天津分店初设于估衣街，1912年迁至旧日租界北旭街，经理范瑞生，副经理宋子良、冯占祥。尔后冯占祥任经理，扩建高楼、多备货物、积压资金，为数甚巨，任期内去世，而接任的徐姓经理，资金调度能力远不如冯占祥，1933年因市面凋零，老九章绸缎庄宣告清理。[2]之前的1925年，当时任职于天津老九章绸缎店的冯占祥与王品南等宁波人合资创办天宝金店（又称天宝楼），资本金为10万银元，股东原恒利金店职员张润益后任经理，地址在北旭街，1932年又在旧法租界四号路设分店，可惜总号遭遇火灾，损失较大，分号继续经营至1949年[1]。这次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三赴天津，曾去估衣街、日租界北旭街等地寻访老九章绸缎庄、天宝金店等遗迹，寻访冯占祥后裔无果。冯占祥于1926年至1930年，连续5年任浙江会馆董事[2]，足见冯占祥在天津商界的影响。
1928年10月，慈溪严母杨夫人五十大寿，亲戚好友谋设筵称庆，顿首拜祝名单上有晚生冯崇康、冯友苓、冯崇超等人[3]。《慈溪严母杨夫人五旬寿序》载：“夫人为子均之继室，浙慈严氏系出子陵。观察之尊甫，赠阁学筱舫公急公好义，夙有令名，领袖商业，尤负南北重望，摄长芦盐运分司，益著政声时。观察嫡配张夫人侍翁姑居沪滨。观察以经纪差务常驻津门，于是张夫人以观察寂居远处需人随侍因，托夫人挈子女随寓津沽。”严子均为宁波慈溪人，事业经纪，继室杨夫人五十大寿之时，津门商界同仁拜寿祝贺中的冯崇康、冯友苓、冯崇超均慈城冯氏第37世孙，其中冯崇康即冯菊洲，与冯崇超同族同支，参见下卷表6.4.1。
冯友苓为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祖父。冯友苓不到20岁就出门闯荡，先后在天津隆昌号海货店、永丰洋行谋事。隆昌海货店为宁波人开设[4]永丰洋行为英国人费尔卡创办。20世纪初，费尔卡寄居法商华顺洋行内做行贩，积累一点资本后，与他人合伙开办，1922至1935年是永丰洋行营业最看好的年代，全年可出口猪鬃三百套，价值七百余万元[5]；据1919年《浙江旅津同乡录》载，时年43岁的冯友苓在永丰洋行工作，在浙江同乡会认纳岁捐为乙等，九华章绸缎店副经理冯占祥同为乙等，参见表五十五。根据《浙江公馆章程》，会员认纳岁捐分甲、乙、丙、丁（一书戊）四等，其中甲等、乙等分别为法币400元、300元，由此推断，冯友苓在永丰洋行非一般职员。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皖一带发生严重水灾，津门宁波人在浙江同乡会牵头下，无偿捐款助赈，在《大公报》刊登的宁波人赈灾消息中，有王铭槐捐银100元大洋，冯友苓助洋20元等。王铭槐时为津门宁波人买办之首，被誉为天津四大买办之一[1]。由此推断，当时冯友苓已转入永丰洋行。
冯友苓于1919年至1927年创办福禄林大饭店，并于1927年聘请法国大律师为饭店法律顾问。[2]同年7月19日，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选中福禄林大饭店宴请新闻界。[1]时至1949年，《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北洋画报》等报刊，常有在福禄林大饭店举办画展、宴请的报道，如《萧松人第三次展览》（1929年）、名画展览》（[2]，1929《1930年）《南开校友津分会》（年）、《福禄林读画记》[3]等，就连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宴客[4]，也选在福禄林大饭店。《北洋画报》刊登过照片《福禄林经理冯君之女公子爱伦》[5]这些足见冯友苓和他的福禄林大饭店在天津的影响。
冯友苓有两子，玄子冯吉甫（1914—1980，名伏生，字昌照）曾任大中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被当代学者列入天津金融界的佼佼者。[6]1949年后，又与人合资创办天津新华贸易公司和山东枣庄远大煤矿公司，均为公司的策划人，参见表二十八。冯友苓、冯吉甫父子亦是慈城冯氏在天津经济领域有影响的杰出代表。
根据百年家族的人文记忆口述史以及表四十八等统计，从大专院校毕业后，分配到科研或经济领域工作，并有所建树的慈城冯氏如表五十六所列。
表五十六所列的慈城冯氏有的族支世系不详，所知族支的并非同辈，也就是既有同胞兄弟，或堂兄堂弟，或同族兄弟，也有父女两代，如冯鄂棣与冯坤范。表中的冯亦璞、冯明之是大宗祠大街支的姐弟俩，严格地说，姐冯亦璞是从院校到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1986年面对我国脑中风死亡率、致残率双高的危难急情，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的冯亦璞大胆设想了“左旋芹菜甲素（天然）治疗‘脑中风’”（即下文的丁苯酞，药名恩必普），经过十余年实验室到实验室、实验室到临床的多次试验，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创新药物丁苯酞终于在1993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尔后，冯亦璞又研制出主治神经退行性疾病（如老年痴呆）的左旋丁苯酞，再次获得发明专利，由此冯亦璞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脑缺血药理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后，丁苯酞由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投入生产，此乃我国历史上第四个自主开发的国家一类新药，这是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在脑血管疾病治疗药物研究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2009年，丁苯酞原料及其软胶囊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据报道，丁苯酞年销售额已达10亿元。而冯亦璞之弟冯明之，负责研制成功燃用重油双层多孔壁式燃气轮机燃室火焰筒项目，研制出国内首创的母型燃烧室，成为燃气轮机专家。由此可见，姐弟俩是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又有点龙姐虎弟之意。更有意思的是，冯明之曾当选江苏省第六、七届政协委员，成为慈城冯氏近当代参与政治活动的又一子弟，参见表四十八。
据表五十五统计，从事机械制造工业（含电机、农机）的慈城冯氏子姓有冯子佩、冯赓棣、冯永长、冯懿范、冯鸿源、冯有康、冯津等，其中冯懿范曾任上海新久菱电梯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1988年其科研成果“引进呋喃树脂自硬砂造型工艺及其设备的消化吸收和应用”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其子冯赟1995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一直从事财务管理、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现任上海市爱建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参见第六章的《离开家乡正好一个甲子》。父子俩的业绩颇具影响。与冯懿范同族的冯晋臣原本从事国防工业，1973年，他的一项非职务发明——树木吊瓶输液技术，使他转型到环保新兴领域的研究，其“合成高分子类吸水树脂”专利，被称作冯氏根灌剂；“从空气中获取淡水的装置”被国家科学技术成果管理委员会授予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成果进步奖，获2003年度国家专利技术发明一等奖。21世纪初，应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的邀请，在甘肃酒泉卫星基地，冯晋臣采用其根灌节水专利技术，植树1平方公里，使植物存活率从原来的不到10％提高至90％以上，参见第六章的《关于三块桥板冯氏》。这就是慈城冯氏学院派在经济建设中的当代影响。
若说经济建设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继承祖辈事业并再创辉煌的那些慈城冯氏子姓们。冯孚章于晚清独闯河北张家口，创办当地第一家西药房——中华大药房。中华大药房的创办使慈城冯氏所经营的药业实现了中西合璧。近百年来，冯孚章的儿孙们不仅将祖辈的遗店发展成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而且其孙辈分别在经济、邮电、金融等行业均有建树。冯孚章曾孙冯军自改革开放时期创办民办风电专科学校以来，每年培养800余名学子参与当地或周边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
继承并发展祖辈事业并再创辉煌的还有慈城冯氏苏冯支冯根生，参见《近当代刊入国家级媒体等的慈城冯氏人与事》（表五十四）。
1949年1月19日，14岁的冯根生由祖母送到胡庆余堂门口，又有人领他到悬挂着“耕心草堂”匾额的堂屋，参见第六章的《学生意和故乡的一些记忆》。从此，冯根生成为江南药王胡庆余堂最后一位传人，成为新的中药事业开拓者。有人说，冯根生的经历折射出我国国有企业几十年的变革史。权威机构将冯根生的个人身价评估高达2.8亿元人民币[1]，这一身价评估出自2000年1月。这年，由浙江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会同全国有关专家认定，冯根生从1972到1999年对企业的利税贡献为2.8亿元人民币。
从1949年到2010年，冯根生从事中药业60年。60年间，冯根生在“树根草皮破厂房”中建起了世界一流的中药厂，创造了“青春宝”品牌，被誉为创业者；60年间，冯根生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一直站在企业改革的风口浪尖而屹立不倒，他的经历是个奇迹；60年间，冯根生经历了新旧社会，跨越两个世纪，在他的身上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他是历史的见证人和创造者，因而学者称冯根生的创业史似乎是中国国企的改革史[1]。
1978年，时任杭州中药二厂厂长的冯根生和专家小组帮助柬埔寨建成中药厂，开启我国中药行业向海外提供成套设备、技术和管理之先河[2]。1986年初，杭州中药二厂“青春宝”登陆美国市场[3]，此后，杭州中药二厂的“青春宝”、“双宝素”协议销售或转口销售的有45个国家（或地区），杭州中药二厂生产的中成药产品中有22个产品出口海外走向世界[4]。1987年1月14日，“中国加拿大青春宝保健公司”签约，国宝中药在走向海外的征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同年10月，中国加拿大青春宝保健公司生产的“青春宝”饮料进入加拿大数千家连锁网络商店[1]。1992年9月，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暨正大健康产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签约，1992年11月，合资组建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冯根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2]。这看似是一个厂名的变更，实是我国国药企业的蝶变，反映国药企业向海外拓展与延伸。
慈城冯氏经营国药始于宋代，而真正让国药走出国门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乃是冯根生也。2010年，时年76岁的冯根生一身任三职，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杭州胡庆余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3[。因为冯根生和他的青春宝在海内外影响，他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金球奖）等荣誉称号[4]。1998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的55种期刊，载登有关冯根生的文章92篇，其主题涉及的领域有经济管理、政治法律、文学、历史地理、社会学等方面。
承上启下延文脉
作为大树将军的后裔，淡泊名利是慈城冯氏的家族传统，受这一家族传统的影响，慈城冯氏众子孙怡情读书者较多，前述冯元仲是古代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淡泊名利而被载入近当代史册的还有冯君木，他们的特立独行产生了“承上启下延文脉”、“雅俗共赏领潮流”的文化影响。
冯君木是民国年间的一位著名学者，人称回风先生，时称“慈溪四才子”之一。他20岁考取举人，选拔贡生时，朝考列为二等，谋了浙江丽水县学训导职业，干了一年，被调到宣平任县学教谕。按清代官职惯例，训导到教谕，升为吃皇粮的教育官员，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冯君木却称病不就，退隐回到慈城老家，以收徒教书维持一家生计。同时他埋首书斋，校释典籍，吟诗作画。想不到他收徒教书的选择，竟使他成了慈城冯氏承上启下延文脉的杰出代表。
这里的承上启下包括时间、文化两个概念。以近代划定为1840—1919年分析，冯君木的教书育人正是在清末民国初，此时正值新旧文化交替，冯君木教书育人正逢其时，因而其影响正是承上启下延文脉。
教书育人一职首先影响的是学生，根据表十分析，冯君木至少在慈城的慈湖中学、宁波的效实中学、上海的储能学社教过书。慈城东城女学是冯君木等人创办的，虽然没有他在该校任课的记载，但有讲座或讲学的可能。这样四所学校的数年执教，这位慈溪才子影响了多少学生呢？！书法家沙孟海是其众多弟子中的一个，参见《先父与他的恩师冯君木一家》；政坛名人、蒋介石文胆陈布雷是他的学生；还有王个簃、吴泽、秦康祥、陈寥士、葛旸、徐韬、童第德、陈秋阳和族侄冯定等人，这些门生中不少成为我国近当代的书画家，如王个簃、吴泽等，秦康祥（1914—1968，字彦冲），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近代印学家、竹刻家、书画家、收藏家。童第德（字藻孙），是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的二哥，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民国政府交通部、邮电部秘书，1949年后任北京中华书局编审，是我国研究韩愈的权威，著有《韩集校诠》、《韩愈文选》。童第德也是著名书法家，人称“北有孙墨佛，南有童弟德”。
冯君木的直接影响还有他的儿孙。
他的两个儿子都良、宾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居一席之地。20世纪20年代初，冯都良先后在上海的商报馆做编辑、总编辑，1927年《商报》停刊，转到申报馆当编辑、主笔，至30年代主持第1版并撰写社论，曾应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聘请，兼任中国文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不满日伪接管《申报》，毅然辞职。1949年后，任上海新闻图书馆副馆长。后调北京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参见《继承祖辈的家风》。著有《国学常识问答》、短篇小说集《怅惘》等，参见表十二。胡仲持[1]撰《怅惘》序写道：“他（都良）一向努力于古籍，到如今还继续钻研着。他在旧文学方面已经有了高深的造就，那些文言的作品，是为当今第一流的硕宿名儒所称道的。他对于白话文比较的少做，然而，那些少许的作品，从修辞学上看来，却也无一不好。句法固然显豁，用字尤极精当，至于词藻之丰富，更不必说了。”
胡仲持的赞言——“旧文学方面已经有了高深的造就”，“（白话文）那些少许的作品，从修辞学上看来，却也无一不好”，那不是指冯都良在汉语言文学领域承上启下延文脉吗？
1934年，民主人士胡适在上海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份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形势和普及国际知识的刊物，冯宾符参加了这个刊物的著译工作。此后，他数十年如一日，研究与探索国际问题，成为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之一，其著、译、编著的作品，参见《冯宾符著、译、编作品一览表》（表五十七），其中参与斯诺的《西行漫记》翻译，整理编辑了20卷本《鲁迅全集》。此前，冯宾符曾慕名请鲁迅先生书赠墨迹，鲁迅于1935年12月5日，挥毫书唐诗一首，“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落款有“仲足先生教”。
1949年以后，冯宾符先后担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等，参见第六章的《父亲的书房、客厅和我的人生》。
由于冯宾符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影响，其人其事分别载入《上海新闻志》、《上海出版志》。冯都良其人其事同刊于《上海新闻志》。冯都良、冯宾符兄弟俩是慈城冯氏近当代治学的一对龙兄虎弟。
治学是慈城冯氏的家族传统，表十二所示的慈城冯氏著述（刻印、点校、收藏）图书是历代慈城冯氏治学的成果。2006年，杭州出版社出版《浙江藏书史》，其中慈城冯氏刊印出版和藏书等史料，亦是历代慈城冯氏治学的文化遗存，参见《刊人浙江藏书史的慈城冯氏》（表五十八）。
表十四是慈城冯氏清代藏书楼的总汇，其中醉经阁与耕馀楼被载入《中国藏书楼》[1]，这是慈城冯氏的藏书楼在近当代的影响之一。其中醉经阁藏书楼的近当代影响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杭州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时就已经显现。展品之一是《宋元学案补遗》一百卷，为原稿本，“采摭之富，与黄氏原著相埒”；展品之二是《宋元学案补遗》四十二卷，为传抄本；展品之三是九峰旧庐送展的成化刻本《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这套七十七卷的刻本盖有冯氏醉经阁的藏书印，可见它是慈城冯氏的旧藏。这就是藏书的魅力，文化的魅力，它的魅力在于无论藏书现归于何主，总能反映其最初的主人及其流转、更迭与变化。
慈城冯氏的醉经阁于民国年间被誉为宁波三大藏书楼之一。[2]醉经阁所藏牵动多少人的心，发生在民国年间的两次窃书案，就有人因此而发财，有人因此而入狱，参见附录四。正是这两起窃书案，导致醉经阁5万卷藏书仅存107种5500余本。[3]如今慈城冯氏醉经阁虽仅存于史料中，而其藏书还留存于世，读者通过天一阁、浙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还能阅览慈城冯氏醉经阁的这些珍藏。其中天一阁现藏《伏跗室藏书目录》，是收藏家冯孟颛抄编本，这卷藏书目录中，有宋赵蕃《乾道稿》二卷一册，唐陆羽撰的《原本茶经》三卷，这两套珍藏曾经分别是醉经阁和耕馀楼的藏书。因为《乾道稿》系武英殿聚珍版本，书上有“五桥珍藏”、“慈溪冯氏醉经阁图籍”二印，而《原本茶经》系雍正乙卯寿椿堂续茶经本，盖有“慈溪耕馀楼藏冯君辨斋藏书印”。
冯孟颛（又名冯贞群）是冯君木的侄子，又是他的学生。据传，冯君木看侄子足不出户，每天待在家里侍弄书籍，便取王延寿《鲁灵光赋》篇中的“狡兔跧伏于柎（跗）”之句赠予他，参见第六章的《对冯老及伏跗室的一些记忆》。从此，伏跗室成为慈城冯氏继醉经阁、耕馀楼后又一著名藏书楼。2001年，伏跗室载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并以“冯氏伏跗室”之名与“范氏天一阁”齐名，被誉为现代著名藏书楼[1]。由此可见，冯贞群是慈城冯氏藏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这也是慈城冯氏藏书文化的影响之一。
冯贞群创办的伏跗室，不但积书达十万余卷，而且还于1935年在范氏子孙范盈藻等人的协助下，完成《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1939年上海《图书季刊》详细介绍《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编撰两年后，铅印线装（四册）出版，上海《图书季刊》在《图书介绍》专栏再次介绍《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2]该目编共十卷，依四部分类。一至四卷记明代及明以前版本共1591部，卷五收录清初以降藏书214部及《古今图书集成》8320卷，卷六至卷十为附录及补遗，包括图像、志传、额联、碑石等。冯目编完后，除抗战期间因转运而失散十余部图书外，天一阁整个藏书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从冯目编完到1949年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发挥着现存书目的作用。由于冯贞群先生本人是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所以，该目的编纂水平比较高[1]，这是慈城冯氏对中国藏书史的贡献。天一阁作为亚洲私人藏书第一楼而名闻海内外，作为承前启后的冯贞群也随着《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而名闻海内外，这是慈城冯氏藏书文化的海内外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冯君木的教书育人，冯都良、冯宾符的著述出版，还是冯贞群的藏书研究，均是勤勉治学的文化行动，有着承上启下延文脉的历史意义。
雅俗共赏领潮流
慈城冯氏的勤勉治学在社会科学界、文学艺术界取得开创性成果，有着引领潮流的影响，冯君木的族侄、学生冯定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冯定是明代湖广布政使冯叔吉嫡世孙，布政房冯传到冯定家几乎彻底败落，冯定的祖父辈均为手艺人。而冯君木发现冯定是个可造之才，就在冯定小学毕业前，写信给族兄建议让冯定读师范，之后不遗余力照顾、培养冯定。冯定不负族叔、恩师冯君木所望，成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开创者[1]，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作有《青年应当怎样修养》、《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人生漫谈》等，其中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应当怎样修养》，1947年在《大连日报》连载的《平凡的真理》，时为广大进步青年最喜爱的理论读物之一。著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王元化[2]在刊物《自修大学》上读到贝叶（冯定笔名）的许多文章，如《谈新人生观》、《哲学的应用》等，当时贝叶的《青年应当怎样修养》（生活书店出版）影响最大，王元化也受到一定的影响[3]。自1949年5月至1980年，《平凡的真理》先后由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出版7版印刷11次，发行量近50万册[4]。创作于1956年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1版第1次发行57万册。冯定的平凡真理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多少人？！也许毛泽东也是受他哲学理论的影响，才点将冯定去北京大学教授马列主义哲学——平凡的真理，参见《父亲与毛泽东的二三事》。冯定并没有受宠若惊，去当“御用”教授，而是以“探索探索者的道路”的精神对时代提出了许多使人深思的看法，其中之一便是对个人崇拜的批评。他似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理论家[1]。冯定一生正气浩然、追求真理，展现了慈城冯氏的骨气与风范。而冯定以“贝叶传经”似的虔诚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成为慈城冯氏雅俗共赏领潮流的典范，由此足见其海内外的影响。
在做慈城冯氏田野调查时发现，慈城冯氏子孙喜爱书画，工书擅画的较多，如第六章《离开家乡正好一个甲子》中冯恭寿一生虽无所事事，却喜爱绘画，尤其擅长画虎，绘画虽不太有名，作品却被日本香客激赏。又如慈城冯氏横街支一后裔，民国年间迁居宁波城厢，以书招牌字养家糊口。表五十九《刊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慈城冯氏》中所列的是慈城冯氏喜爱书画的成功者，表中的冯雪卿是近代颇有名气的书画家。光绪元年（1875）后，冯雪卿历游鄂、湘、川、粤诸省，后又东渡日本，受聘东亚语学校，长期教授中国书画及汉语。光绪四年（1878）七月，客居东瀛的冯雪卿与书写同乡桼园王治本《煎茶诀序》一文[1]，为友人编撰《煎茶诀》作序。王治本在日本30年间，足迹遍及日本的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传播中华文化，学者称王治本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冯雪卿比王治本小8岁，旅日时又多与达官贵族交往。如今全国各类拍卖会上常有冯雪卿的作品，如上海博古斋拍卖的2010年迎春艺术品拍卖会（字画专场）就有冯雪卿的花卉作品，可见其在海内外的影响。慈城冯氏的书画影响最大的要数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代表”的冯骥才，参见本章《四驾马车的海内外影响》。
前面所叙的民国流派中较有影响的慈城冯氏有冯元祥、冯和仪、冯玉奇。这三位冯姓作家均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痕迹，被称作“市民作家”。苏青以物质民俗和心理民俗为突破口，以夹叙夹议的文本与亦真亦幻的个人完美结合的民俗创作，开启了文学笔记创作的先河。冯元祥自称“曾是上海最多产的文人”，上海文学史专著评价其是“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的通俗文学小说作家”。1950年移居香港后，一面仍用“冯蘅”写文言艳情小说，一面改名“司明”写专栏文章，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风头甚健的专栏作家。“有一个时期日写长短十八篇”，名气可想而知，其中为《新生晚报》写“小块文章”专栏，自1956至1975年，一写就是二十余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淡出。司明的专栏以“上海人写上海人”为鲜明特色，有“扎台型”、“劈硬柴”、“拆烂污”等，描述4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场景，让当时到香港的各界上海人倍感亲切，而文中“暴露上海人之短”也曾引起微词[1]。而舆论的褒贬不一往往会引发文学评论的争鸣，反而会加速作家的出名。此外，冯元祥还以“冯凤三”之名编写电影剧本，以“司徒明”之名撰写国语流行曲歌词，如《今宵多珍重》中耳熟能详的“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之句就出于冯元祥的笔端。这不正是慈城冯氏雅俗共赏领潮流的海内外影响之一吗？
冯玉奇在民国时期的影响不仅仅是其创作的言情小说，还有各种报刊上有关其人其事的新闻。如1946年，《万寿山》刊登的《冯玉奇每天有情书》，《香海画》报刊登的《独眼书生冯玉奇》和《银都》刊登的《袁雪芬受辱详记》；1947年，《国际新闻画报》刊登的《桂派文豪冯玉奇加速生产》，《海燕》刊登的《越届二编剧家刘涛与冯玉奇》和《甬潮》刊登的《天然舞台加油，冯玉奇来甬》；1949年，《中学生月刊》刊登的《谈谈冯玉奇小说》等，这些报刊所载的新闻褒贬不一，赞美之词中有调侃，肯定之语中有讽刺，短短一条消息展示了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曾经的影响。就小说格调而言，冯玉奇的作品大多为庸俗之作，难登大雅之堂，却很受读者欢迎，正如《冯玉奇每天有情书》所载：
冯玉奇所写小说，以鸳鸯蝴蝶与十九流新文艺混合在一起，以苦为唯一目的，颇为一般姑娘太太们所爱好，凡咖啡饮侍应生、长三堂子小先生、家居着的五十岁老太太们都是他的忠实读者。[2]
相较冯玉奇言情小说的庸俗，冯梦云创办小报要高雅得多。冯梦云一人创办《大晶报》、《铁报》、《太阳报》三报，成为上海小报史上的奇迹。为了扩大三报的发行量，同期上海的《每日大事撮要》一刊刊登《大晶报》等广告。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冯梦云将《大晶报》一天一报，早、午、晚三出，时成上海小报界的创举，参见第二章第四节。“八一三”后，上海的大小报纸先后停刊，这年10月5日，《上海报》、《小日报》、《大晶报》等十家报纸联合出版《战时日报》，以发表抗日救国的新闻，冯梦云任编辑顾问，他在《发刊词》中慷慨陈词：
我们未曾忘记自己是一个大中华民国的百姓，我们知道自己是有五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所以我们要干，干到敌人的铁骑不再来践踏我们的国土为止。
此后，冯梦云还撰写了《华北大战的总检讨》、《八路军与晋北大战》、《南京之攻防》等二十余篇专论，条分缕析，大大鼓舞了民心。[1]
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时期，留沪的进步作家自费出版以刊登杂文为主的半月刊《鲁迅风》。冯梦云自告奋勇与巡捕房联系，登记刊物备案，在有可能遭到敌伪暗杀的情况下，又毅然挂名承担发行人的重任，表现出一位爱国报人无私无畏的高尚气节。[2]不幸的是，1942年11月，冯梦云被捕。在饱受日本宪兵酷刑后，冯梦云于1944年2月为国捐躯。1946年，《新上海》第3期刊登了芷香的《悼念冯梦云》以示怀念。据有关史料统计，冯梦云在上海先后创办、主编或发行过9份报刊，具体参见表六十《冯梦云创、编上海小报一览表》，其中主编的《小日报》，创办的《大晶报》，经营的《正言报》和《报业简史》被刊入《上海新闻志》，由此足见冯梦云和他的报刊在近代上海新闻史上的影响。
近当代，慈城冯氏因勤勉治学出名的还有报纸收藏家冯翰飞（1888—1965）、烟画收藏家冯恭春（1898—1978）等。冯翰飞祖籍浙江慈溪，明末清初时迁至北京，清同治十二年（1873），其父被邀去河南开封开设宝兴隆金店，从此落户开封[3]。生于河南开封的冯翰飞，1910年从河南客籍高等学堂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业余痴迷报刊收藏，锲而不舍，收集了跨越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3个历史时期的海内外中文报刊。其中《内阁官报》是清末公布谕旨、奏章及法律、命令的正式机关报，1912年被袁世凯的《临时公报》取代，在1916年袁世凯病逝和1917年张勋复辟后短暂复刊。张勋复辟后其统治仅持续了短短13天，而复刊后该宣统纪年制的《内阁官报》也只发行了8期，冯翰飞完整收藏了这8期《内阁官报》，为后人研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河南官报》之始，则可追溯到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由时任河南巡抚的陈夔龙创办，辛亥革命后，于同年12月易名《河南公报》，对清末民国初国计民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冯翰飞收藏了该报自创刊至停刊的近500期报纸，其完整性甚至超过了官方的档案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清末，冯翰飞还千方百计地收藏了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潮》，河南籍留日学生创办的《豫报》、《河南》等报纸，为收藏这些海外革命党人创办的禁报，他曾3次被捕入狱，即使这样他都没动摇收藏报刊之追求。上海《时报》是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全国性日报之一，也是在旧上海与《申报》、《新闻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三大报纸之一。由于冯翰飞曾多年担任《时报》驻河南特约记者，对该报的收集也较为重视，自其1904年创刊从未间断，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河南停止发行该报后才停止收集。有趣的是，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时报》，经整理发现缺10余天的报纸，而冯家现存整套的《时报》，共3万多张，实属珍贵资料。据冯翰飞当年所藏报刊目录显示，其所藏报刊种类多达1800余种，而且所藏完整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是民国时期我国私人集藏报刊三大家之首。[1]
1933年，蒋介石曾让邵力子说服冯翰飞将自藏的为数颇巨的书报交中央图书馆，并许以中央图书馆馆长之职，冯翰飞执意不从。蒋介石又提出以10万元大洋收购冯翰飞的报刊，被冯再次婉拒[2]。1949年后，冯翰飞被聘请为河南文史馆馆员。
同样以收藏而闻名上海的冯恭春是大宗祠大街支40世孙，居慈城颜桥头，后移居上海，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学校任教，曾任宁波同乡会第七小学公学校长，参见表十。冯恭春自幼喜集烟画，将其一生心血倾注于方寸之间，被称为“画片大王”，与当时邮票收藏家周今觉、古泉家张叔驯是鼎足上海滩乃至全国的画片、邮票和古泉三王。1937年，上海举办火烟画展览，在上海该展览赞评“古今中外博览会”，族人冯作舟、冯度、冯宾符等来挥毫泼墨祝贺。参见第六章《烟画与慈城的冯氏父子》。
冯翰飞、冯恭春收藏报刊、烟画是慈城冯氏雅俗共赏领潮流的一种文化形式，是治学与参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结果。
四、四驾马车的海内外影响
在治学与文化活动中，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是慈城冯氏中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代表人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冯骥才以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双绝”而闻名遐迩；进入21世纪，冯骥才又以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行动与思考，承担社会责任，引领中国文化浪潮，继而成为海内外瞩目的人物。冯骥才穿行于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四个领域，被称为冯骥才的四驾马车。
冯骥才是随着新时期文学潮流崛起而跃上文坛的。当时的情景，其子冯宽在第六章《父亲冯骥才》中有这样一段口述：
那时，文学备受关注，一篇好的小说，一部好的作品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共鸣，掀起热烈的讨论。在这种大环境下，父亲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冯骥才是个多产作家，自1977年《义和拳》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37部作品集（中文版，不含重版），其中31部作品先后被译成英文、德文、俄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荷兰文、越南文和西班牙文，在中国、美国、德国（包括前联邦德国）、俄罗斯（包括苏联）、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越南、西班牙等国家出版，参见《冯骥才文学、理论著述目录与版本（含外文版）对照表》（表六十一）。冯骥才四驾马车的影响，首先是其文学的影响。
当代文学的功成名就
“功成名就”是2000年时王蒙对冯骥才的评价。[1]单从表六十二《冯骥才文学作品集分类表》所示便可见一斑。冯骥才文学创作体裁齐全，涵盖小说、散文、散文诗、纪实文学、文艺理论、电视剧本等体裁。小说是冯骥才文学创作的“大厦”。据表六十二统计，长、中、短篇小说及小小说体裁合计有46部，占作品集三成多，参见表六十二。
冯骥才关于小说的观点是：“中国的小说大厦，是靠四个柱子支撑起来的，一个是长篇的柱子，一个是中篇的柱子，一个是短篇的柱子，一个就是小小说的柱子。”[2]冯骥才创作的《神灯前传》等长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啊！》等中篇小说，《意大利小提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短篇小说，《苏七块》、《巧盗》、《大回》等小小说这四根柱子支撑起冯骥才的“小说大厦”。《神灯前传》是一本优秀小说，读者经常被小说中精彩的情节、精到的描写所感动，时不时地拍案叫绝，击节叫好；《铺花的歧路》、《啊！》的出版使作者跻身现代文学领域前列，并引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而博得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数十年来，冯骥才和他的小说是海内外评论的热点。其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3]评论道：“冯骥才是一位极有天赋和人气的小说家”，“（《铺花的歧路》）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不仅仅有人物复杂的内心感受，而且有只有目击者才能发现的那些细节”，“《啊！》，这是一声震撼人心的呼喊”[4]。言简意赅，似对冯骥才的中篇小说画了一幅“简笔画”。冯骥才的短篇小说同样令人瞩目，1982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获首届上海文学小说奖；翌年，前苏联《文学报》刊载《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之后的四五年间，上海文艺出版社、台湾林白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冯骥才中短小说集，均以《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作为作品集的书名；1995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被江苏文艺出版社选作冯骥才名篇文库再次出版；在此前后，《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四次被选入高中或职高教学课本，参见表十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是冯骥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冯骥才小说艺术造诣似乎有长、中、短、小四种小说裁体步步高升之趋向，有着越小越精彩之势头，《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1]评论：“冯骥才的现代笔记体小小说作品，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犹如一幅幅精雕细刻的民俗画，多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堪称当代小小说名篇，用‘言近旨远，大义微言’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他的系列小小说‘俗世奇人’实属绝品，把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优势开掘得淋漓尽致。”[2]正因为如此，2003年，冯骥才获首届“小小说金麻雀奖”，四年后，在第二届“中国郑州·小小说节”上，冯骥才又获“小小说事业终身荣誉奖”称号。
若说冯骥才的小小说似民俗画，那他的散文更像画。学者评论冯骥才的散文是“短小精悍，隽永别致，写得有情、有趣、有味、有见解，而且视野开阔，胸襟博大。虽不是诗，也不是画，但给人以诗画兼俱之感”[3]。冯骥才的散文诗画之美源于作者文学是用文学作画，绘画是用笔写作的“文学绘画互通”理论，冯骥才认为：“文学是连绵不断的画面，绘画是片段静止的文学。文学是用文字作画，所有文字都是色彩。”[1]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以天空、光彩、云彩作为表现中心的写景文。[2]而冯骥才创作散文《巴黎的天空》时，把目光对准天空，着意表现天空之美，运用画家王维把诗情注入绘画的高超技法，追求文字的画面感、气氛感和抒情性；同时用光影变化证明“天空是一个巨大的创造力无边的生命”，《巴黎的天空》填补了中国散文创作的这一空白。[3]
冯骥才的散文似丹青妙笔，在色彩的描述、光影的表现等方面进行构思创意，多角度、多方面地显示画面，创造意境。其实冯骥才的“以字作画”是对中国古代诗论、文论、画论的艺术原理系统理解后的化用、活用，创造出迥异于传统模式的新散文体制。这是冯骥才在现代文学史散文创作上的贡献，也是冯骥才文学创作在海内外的又一个建树。表十一显示，冯骥才的《花的勇气》、《捅马蜂窝》、《花脸》等17篇散文、随笔52次入选海内外小学、初中、高中等汉语教材，成为一代人美文学习的典范。其中《珍珠鸟》自1991年起，15次选编入中国上海、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台湾等省、市语文教育课本（或辅导教材），还先后被选入新加坡、韩国的汉语课本。这是冯骥才的散文影响，也是冯骥才广义参与教育的一大成果。
冯骥才的文学作品始终立足于民族传统，并把历史的深度与现实社会相结合，有的作品是对民族问题的深刻反思。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冯骥才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这在伤痕文学几近绝迹的大气候下，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引起当代文学界的共鸣，尤其引起俄罗斯老一代汉学大家，如李福清、索罗金、司格林等人的高度评价。
冯骥才是一位在俄罗斯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中国当代作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冯骥才单篇作品被翻译成俄文并在俄罗斯发表的有37篇（不包括重复发表的），出版个人专集2部，与其他中国作家合集7部，和王蒙作品的俄译数量不相上下，高踞俄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之首。[4]
创作《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有“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之说。《一百个人的十年》一问世，就先后被《新华文摘》、《当代》、《小说月报》、《中国研究》等12种刊物刊载，后又有8家出版社9个版次结集出版[1]。由于作品的广泛传播，冯骥才和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等反思“文革”的作品激起评论热潮，至今仍有海内外学者评价其人其作品。
天津师范大学李逸津[2]教授：冯骥才对造成“文革”悲剧的民族心理根源的分析，是深刻的，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B3]Φ索罗金（1927）：—作家（冯骥才）和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保存了关于黑暗年代的真实材料，这些材料具有异乎寻常的公民性和人性的价值。它们证明了“体验过的痛苦”没有被遗忘，证明受害者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精神力量来提高痛苦与抗议的声音。[4]
在俄罗斯汉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A·H·科罗博娃把学术视角聚焦到民族心理问题上来，指出：“阅读他（冯骥才）的作品后产生的结论是：没有巨大数量的普通人，‘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总是被迫的）而被包含在这次行动中”，“超越对民族心理特点思考的框子，冯骥才也涉及到全人类的背叛心理问题”[5]。
2014年5月，《一百个人的十年》最新出版，冯骥才以《历史永远是活着的》撰写“新版再记”，再次重复“文革”作为中国当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切莫轻易地翻过！其实，揭开伤疤是为了引起疗救的重视，深思反省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这正是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以及“文革”题材作品的现实价值之所在，也是其能吸引海内外学者研究的原因和研究的价值之所在。值得一说的是俄罗斯科洛博娃的学术观点，把冯骥才作品的思想意义，提升到了更深广的层面。这是冯骥才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特殊贡献，也是对世界政治与文化的贡献。慈城冯氏在经历了数百年以后，亦因冯骥才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于当代再次矗立于中华大地，令人瞩目。
从2001年到现在的十多年间，冯骥才没有整块时间再创作长篇小说，但他一直没有放下文学之笔，只是换了一种文学表达方法，比如大量田野考察的随笔与散文，“灵性”系列散文诗的创作，便是其中的独特样式。
从时间上分析“灵性”系列散文诗的创作，贯穿于冯骥才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双绝”时期与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四驾马车”的长链。
进入新世纪，在整日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之后，在喧嚣和热闹中，冯骥才能很好地整理自己的心灵，并且用散文诗的方式不断对抗世俗对纯净心灵的冲击。表六十一中所列的《灵性》，是冯骥才富含诗意与哲理的短语，包括了对自然、生命、人生、生活、艺术、历史、社会等各方面的沉思和感悟，是一部绝不亚于《飞鸟集》的著作。[1]《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北京《黄河诗报》杂志执行主编马知遥将《灵性》与泰戈尔的《飞鸟集》相提并论，这足见《灵性》的艺术成就，这也是冯骥才又一个文学成就。
《灵性》自1996年首版以来，先后以《侃洋人》（语丝集）、《拒绝句号》（语录）和《灵性》同名被上海书店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出版，此外《灵性》连载于冯骥才的新浪博客，博客访问量显示为4807950；同时，凤凰网博客、网易博客、天涯博客、北方网、豆瓣网等都转载了冯骥才的《灵性》，这足见读者对《灵性》的艺术成就的认同。2012年福建省高考作文要求考生根据冯骥才《灵性》一诗文：“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内看你使用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看你跑了多少路程。”写一篇800字的作文。《灵性》的影响可见一斑。
没有时间创作，而作家的思考不能停止。文学是冯骥才的心灵磁场，是冯骥才心灵的舞蹈，冯骥才离不开文学。冯骥才离不开文学，实因“思想是文字最有力的武器。要想让你的文字立起来，而且有力量，必须要有作家艺术家独到的认识”[2]。
从小说到纪实文学，从散文到诗歌，冯骥才创作了大量思想、艺术俱佳的文学作品，如《冯骥才获奖作品一览表》（表六十三）中所列的作品，由此可见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诚然也提升了冯骥才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绘画是文学的梦
“绘画是文学的梦”，是冯骥才在美国旧金山南海艺术中心举办画展期间演讲的一个主题，旨在阐述自己作为一个写作人（古代称文人）的绘画观[1]。
冯骥才成名于文坛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末系列伤痕小说发表之前，已有15年丹青生涯。这15年间，他以摹制宋代北宗诸大家画作为主，得以钻研古人的画理画技，其中偏爱范宽、郭熙、刘松年、马远、夏圭和张择端。[2]这一阶段，冯骥才的绘画追求时代山水与传统审美的融合，注重师法造化。1990年以后，冯骥才静心于书斋，边总结以往，边洞察窗外喧哗，再萌发画兴，重拾画笔，源于情、发于心的丹青不可遏止，阔别的水墨更是焕然一新。那时，冯骥才忙于在京、津、沪、渝、鲁、甬和美国、奥地利、新加坡、日本等海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参见《冯骥才历年书画展一览表》（表六十四）。这一阶段的绘画是冯骥才以作家的思维方式，用画笔抒写心灵，不知不觉进入了真正的文人画范畴，评论界称冯骥才是现代文人画的代表。[3]绘画是文学的梦，而反之文学又将冯骥才的绘画史划成两段。冯骥才自诩其绘画史，前一阶段是画家画，后一阶段是文人画。[4]
“文人画”是传统绘画的一个主流分支，古人将其称为“士夫画”或“南宋画”。而学者评价冯骥才的文人画是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是“尊崇自我，忠实于时代，具有当代文人的时代意识的画作，其时代意识即是一种观察与通透自我意识的欲望与能力”[1]。
艺术批评家高名潞[2]博士在看了天津大树画馆冯骥才绘画作品后，称“冯骥才的画并不像传统文人画那般‘抽象’，反而是非常写实。然而在‘意在象外’的旨趣上，又与传统文人画不谋而合”[3]。
在欣赏了“‘倾注心血、殚精竭虑’的构思，是将笔墨高度凝练的佳作”[4]后，高名潞专撰《文人画与文人的画》，从绘画成就与艺术高度评论如下：
这位驰名世界的文学家（冯骥才），利用闲暇时间创作出了百余幅精美的中国画。这些画作填满了艺术博物馆一楼的整整一层。这样的业绩，恐怕对于常年活跃在画坛上的专业画家来说也并非易事吧。[1]
传统文人画的笔墨，已经非常“程式化”，陷入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冯骥才绝非不熟悉“文人画”的笔墨。而冯骥才却不墨守陈规，恣意挥毫，墨彩的运用也不拘一格，时而为勾轮廓，时而为表现阴影、明暗，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奔放的笔法。说它类似于“西洋画”，也不尽然。冯骥才的画虽具备“文势”与“豪胆”，却绝不是“逸笔草草”。当初，古代的文人们高唱的“意在象外”也就是“工夫（技法）在画外”的意思，这种追求质朴的“非工夫”的逸笔画，如今已成为了“工夫”的新准则。
冯骥才对于画外的工夫很有自信。他不仅不拘泥于约定俗成的画风，而且拥有能够震撼人灵魂的才气和感性。当然，他也确实具备相当的“工夫”，这使得他飞跃出了“新法则”的范围，高举起当代“文人的画”的大旗。[2]
对于文学与绘画，冯骥才有“文学（包括文化）于我是一种责任方式，绘画于我是一种生命方式”[3之说。因为视绘画为生命方式，冯骥才在从事丹青之时，总在思考艺术之高，艺术所追求，继而写下了艺术评论集《丹青集》，绘画、散文集《画中心情》与《心灵的水墨》，绘就了数百幅具有散文意境的山水画，出版了十四版画册，参见表六十一、表六十四。作为引领当代“文人的画”的作家、画家双栖文艺家，冯骥才的画与其文学作品同样受到高度关注，其中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4]教授对其有“与印象主义画家莫奈相似”[5]的评价。
金维诺自述，是在画展中认识画家冯骥才的，以后虽有些接触，相知不多。金维诺又自谦没有条件对其作品发表议论，但受冯骥才画作的感染，对作品的内涵产生了某些共鸣，联想到同时期观摹另外一些画家在处理情与景、内涵与风格、传统与革新等方面的感受，写下《绘画的情与景、内涵与风俗、继承与创新》一文。此文开篇写道：
作为画家，冯骥才曾经从古画临摹入手，对中国传统技法有广泛、深厚的基础；同时作为作家，又有条件接触多方面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在作品中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某些外来因素。因此，看冯骥才的画，你感到闲适轻快，而又富有深意。他那不受国画传统约束，而又不脱离传统的笔墨，使你觉得西方绘画与东方绘画是那么接近。你不能不承认他是继承了某些文人画的传统，是在借景抒情；同时在注意捕捉瞬间感觉时，却更多地具有印象主义的意蕴。画家（冯骥才）说“绘画是把瞬间变为永恒，绘画的最高价值在于它的永恒性”。这和印象主义画家莫奈说的“我的功绩只是在于直接描绘自然时力求把所感到的瞬间印象表达出来”多么相似。
这就是冯骥才“绘画是文学的梦”在当代画坛的影响。“文人书法的历史要比文人画的历史长”，“文人用毛笔、墨和宣纸写文章，很容易产生对书写审美的兴趣”[1]，这是冯骥才对中国书法的研究与认识。冯骥才善书，天生具有挥洒的情感与才气，“每每心有难捺之语，或有灵性之句，捉笔展纸，书写出来”[2]，此乃冯骥才挥笔泼墨之自语。笔者没找到学者对冯骥才文人书法的评论，而表六十五所列的书法作品集，冠以书名《当代书法家丛书·冯骥才》，已诠释了冯骥才文人书法的艺术水平。因为冯骥才集作家、画家于一身，多才多艺，被誉为中国当代才子[3]，并以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双绝”而闻名海内外。
而20世纪末，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受到“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冯骥才于1994年开始，投身于一系列大规模城市遗产拯救行动，进入新世纪，尤其是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以后，冯骥才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发起全国性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紧急普查与抢救。由于许多行动属于民间性质，冯骥才倾注全力。写作，他用一管笔墨发出自己的呐喊，来动员和鼓励国人参与田野行动；绘画，又用一管笔墨抒发自己的情愫，同时卖画换钱用作田野行动的经费，表六十五所列的《民间、民间..》、《心中十二月》、《戊子之春》三本画册是卖出的作品集。之前的1992年，冯骥才到宁波慈城寻根访旧，举办“冯骥才敬乡画展”。其间，冯骥才将《又过万重山》、《冰河倒挂》等五幅作品捐赠给家乡宁波，用义卖所得资助家乡文化事业，其中一幅《老夫老妻》已被台湾的应昌期先生花4万元买走。[1]冯骥才写过《为周庄卖画》一文，这是冯骥才近20年为文化遗产卖画行为的缘起，时逢中国文化遗产濒危，亟待紧急抢救。
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
冯骥才的文化遗产意识的萌发可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那时，冯骥才只有二十多岁，他便自发地对天津民间砖雕遗存进行了调查与记录，参见第六章的《父亲冯骥才》。
天津1404年设卫，1405年筑城，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担心中国人民会再次凭借城池与租界内的洋人对抗，便在与清廷签署的《辛丑条约》中，明文规定“拆除城墙”。城墙虽拆，而天津老城格局完整，历史肌理清晰如前，大量的历史遗址、民居经典保存依旧。20世纪末，旧城改造的“现代化建设”席卷中国，天津老城自然而然地被卷入“旧城改造”狂潮。时至1994年，《天津日报》刊登了消息《五百年老城厢，今日改造发轫》[1]，冯骥才闻知，召集天津的老城文化保护志愿者，其中有摄影家、民俗学家，还有历史、建筑专家，他们地毯式地普查了天津老城，历时一年半，拍摄了大量有关天津老城建筑的照片，记录这些历史建筑的一些口述史，之后又根据这些图片资料，出版了《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图文集，参见表六十五。同时，冯骥才还向主管城市建设的王德惠副市长建言献策：“天津人世世代代用了六百年，在老城里凝聚和营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不能叫他散了，应该建一座博物馆，把这些东西都搬进去！”[2]天津市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提供一座“三进”民居大院，开设天津老城博物馆，而博物馆的实物由天津居民提供，此乃中国第一座以捐赠形式设立的博物馆。
冯骥才率领文化保护志愿者保护天津老城的行动影响很大，《天津日报》、《今晚报》、《文汇报》、《大公报》、《欧洲时报》、《星岛日报》等海内外媒体都作了报道。这是冯骥才紧急抢救文化遗产较为成功的实例，也是冯骥才继文学、绘画影响后又一令人瞩目的文化行动。之后的几年，冯骥才率领文化保护志愿者用摄影、摄像、录音、调查、考证、访谈等形式，呼吁、实施天津小洋楼、估衣街的抢救与保护，到后来政府支持，市民打出横幅欢迎..如今，小洋楼与估衣街分别成为天津富有西洋风情与中华传统老街的地标性文化景区。其间，冯骥才撰写了《小洋楼的历史价值》、《老街的意义》、《阐释五大道》、《挽住我的老城》十余万字的富有思辩性、哲理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字字珠玑，将天津文化的历史、现在与未来像绘画一样一一描绘。冯骥才出生在天津、长在天津，文章中声情并茂、惊心动魄的叙述引起读者的共鸣，因而冯骥才和他的纪实文学《抢救老街》与《情下留情》，图文集《天津老房子·小洋楼风情》与《珍藏五大道》等，为天津文化的定位、保护、弘扬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尤其是这些图文集如今已成天津古城风韵的绝唱。[1]
冯骥才对天津老城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初显冯骥才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具备文化自觉的端倪，也为他率领全国民间文艺家和文化志愿者进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打下了基础。
2001年，冯骥才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两年后的2月，冯骥才还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著名学者季羡林、启功、于光远等与全国老中青学者共同签下《紧急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呼吁书》[1]。之后的十多年间，冯骥才率领全国民间文艺家，大到古村落，小到香包，深入56个民族、30多个省市自治区，抢救、整理、保护了一批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族服饰、民间家书等文化遗产。其中冯骥才挂帅、主持的国家级文化抢救性、保护性、研究性文化工程有：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与研究工程，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普查、编纂、出版工程，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工程，汶川大地震灾后羌族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口头遗产数字化工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工程，山西绵山神像造像艺术考察与研究工程，山西大同古代雕塑考察与研究工程，天津传统皇会调查与研究工程，等等。[2]这些工程都具有十分强烈的专业性、学术性，是只有专家、学者、文化人、知识分子才能提出和承担的，而这些工程又涉及广泛的政府行为、政策、资金、规划，涉及社会各界和广大文化传承人、文化拥有者，而冯骥才率领与动员大家参与了。引用学者向云驹[1]的研究观点：
一种知识分子、国家与各级政府、文化民众（文化享用、持有、创造者）三结合的文化机制在这些工程自然形成，共同推动了文化的自觉。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不应只作用于自我的思想形成和思想表达。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也在于他对国家文化自觉的推动和促进。[2]
在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时，为了唤醒国人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为了推动和促进国人的文化自觉行动，冯骥才像“精卫填海”一样，用自己文学、艺术之长，撰文点青，为中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呼吁。表六十一所列的《民间灵气》、《年画手记》、《留住昨天》、《乡土精神》、《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等作品，是冯骥才在民间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中，以思想立言的诸多成果，也是冯骥才的文化自觉从行动实践到思想理论的总结。冯骥才投身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行为、思想与其理论建树，还可从《冯骥才历年文化讲座（含演讲、讲话）一览表》（表六十六）的时间脉络上显现，具体参见下节《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冯骥才文化自觉的行动，以及理论建树，再次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冯骥才对文化自觉的理解是：“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还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得以实施与实现。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放出光彩。”[1]
201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务院参事室座谈会上，冯骥才作了题为“为紧急保护古村落进言”的发言，他开口就向温家宝总理发问：”汶川地震时，你在北川，为大禹的故乡着急，因为禹里乡沉在堰塞湖湖底了。中华民族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继而冯骥才说，“我们有着五千年农耕的历史，基本都在村落里，但村落没有文字史。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认真翻阅，它就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了。我们在这么短时间里，把中国600个原本千姿百态的城市，变成了同一个样子，这是时代的文化悲剧，是我们这代人的无知。”[2]
冯骥才的话引起高层关注。2012年年底，国家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实施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冯骥才任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为紧急保护古村落进言”促进了国家时代性的文化方略的出台，这就是文化遗产紧急抢救的巨大影响，也是冯骥才个人的文化自觉促进政府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的成功实例。
从二十多岁青年时的民间砖雕遗存调查，到20世纪90年代的天津老城保护；从天津老城的保护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又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到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由点到面，由天津老城到全国城市，再由中国城市到中国乡村，冯骥才致力于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全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来实现自己的文化自觉。应该说冯骥才于时代的影响，于国人的影响，已超越其作为著名作家、画家所产生的影响。冯骥才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率，这也是近十年，社会各界为什么给予或授予冯骥才一连串荣誉的理由。
2004年2月，冯骥才被各大媒体评为“2003年度十大杰出文化人物”；2005年当选“2005年度推动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十大有贡献人物”；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同年被《人民日报》、人民网评为“2008年文化人物”；2009年，被中华文化促进会和凤凰电视台授予“2009中华文化人物奖”；2010年，获“中国社会责任领袖奖”；2012年，获“2011年中华儿女年度人物”称号；2013年6月中旬，冯骥才又得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被奖励1.5万欧元，而冯骥才当场把奖金转赠给摄影家郑云峰。郑云峰执著守望长江，用镜头记录长江当代的变迁以及长江岸边的民间民俗文化。这就是冯骥才，流淌着先祖的血脉，印痕着大树将军气度与风范的慈城冯氏39世孙。
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从“当代文学的功成名就”到“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无不展示了冯骥才思想立言的过程。也就是从“文学思考”开始，转入“文化批判”，一边“文化抢救”行动一边“文化思考”呼吁，遂成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表六十二中的《神鞭》、《炮打双灯》、《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冯骥才在现代化背景下对民族根性的思考，这些作品隐藏着深深的民族忧思，又透露出中国古老文明的神秘与神奇..因而，学者评论冯骥才：
改革开放以后，就以其独到的文迷作品参与了“文化热”的文学实践。他是文学界寻根小说和文化小说的重要干将。[1]
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流派是“伤痕文学”。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第一朵浪花。在“伤痕文学”的浪潮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弄潮儿，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张贤亮的“右派”小说、丛维熙的“大墙文学”像一颗颗烟花，不断留下绚烂身姿，其中不能忽略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雕花烟斗》。[2]
与其他的“伤痕文学”一样，冯骥才的不少作品也是揭露“文革”带给国人的苦难，比较独特的是，他写了不少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作品，通过书写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反思了审美文化被政治文化的碾压和破碎。[3]
八十年代初，“伤痕”已经不再是文学关注的主要问题，许多以写“伤痕”成名的作者也转移“阵地”，此时的冯骥才却做出了反潮流的举动。[4]
刘卫东[1]的这三段评论基本交代清楚了当代文学史上“伤痕文学”与“文化小说”的背景。作为这一时期文化小说的重要干将，冯骥才始终固执地延伸自己的文学思考，发出了当代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声音。文学是冯骥才对民族根性的思考表现形式，反思文学是冯骥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雏形，这也是索罗金参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与艺术（1976—1985）》时，将冯骥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列入最优秀的文学成就之列的原因[2]。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出现文学不热，文化淡化，社会多元，全国掀起城市再造运动，冯骥才发表《谁在全球化中迷失》、《警惕地球文化》、《为了文明的尊严》一系列文化批评。这些文化批评的核心旨意是中国城市的老街区、民居等诸建筑，既是城市的灵魂，又是古老文明的载体，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独特的文化传统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反之是现代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出于这些思考，冯骥才的文化批评“与一般学者发出的声音不同，冯骥才的思想并不局限对个别的经典建筑初毁的痛心和挽惜，而是发现其事关民族文化的前途与命运，也是事关中国现代化的终极取向和世界形象”[3]。如冯骥才猛烈地抨击神州遍地小洋楼的文化现象与文化价值观，痛斥“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造城运动’所带来建设性破坏，文化粗鄙化，伪文化和无文化等四个问题构成的灾难⋯⋯”[4]冯骥才的文化批评是以全球的视野来思考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中国问题，因而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震撼力和说服力[5]。而冯骥才对新造城运动、文化旅游化庸俗化等文化自卑自贱现象的批评，直指文化殖民心态和社会自卑心理，这似与文学根性思考，又超越文学根性思考的立论立言，由此冯骥才成为一文化思想者。[1]
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的文化思想与行为被拓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天地。[2]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农业古国，虽说农耕文明极其璀璨，但人类从狩猎文化转向农耕文明时，历史记载不详，以致远古文明和狩猎文化难寻踪影。其次，农耕时代的民间民俗迅速变异记载不全，站在民族和人类的高度，冯骥才从保护城市文化肇始，率领并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合体）遗产的活态抢救与保护。同时，冯骥才号召全面普查，摸清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家底，继而又提出了当前中国的“传统村落”、“民间文化传承人”、“活态的远古文化遗存”、“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口头文化遗产”以及“手工技艺遗产”等六大文化濒临消亡。冯骥才是我国提出文化濒危并施以援手的第一人。[3]
传统节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冯骥才反复强调我们的传统节日并非饮食文化，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非遗，他指出：“年是一年一度辞旧迎新的最重要日子，年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桥梁’。”[1]鉴于这样的思想，冯骥才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建议春节假期按民俗规制前挪一天》的提案，并于2011年开始实施。年画是年文化的民间艺术，“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2]，鉴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冯骥才还直接主持了全国二十余个著名的年画产地的普查与整理工作。2005年，《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作为示范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后，获得海内外学术界、出版界、文化界的好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中国年画与民间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李福清赞叹不已，并加入年画集成域外卷的编纂工作。在此基础上，冯骥才提出了建立中国年画学的学术设想，并着手组织队伍开展系列研究，表六十二所列的《年画手记》、《武强秘藏古画版发掘记》、《豫北古画乡发现记》是冯骥才以思想立言的又一成果。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羌族聚居地处于震中地区，因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羌族文化因自然灾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陷入极度濒危之中。冯骥才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地震灾难中羌族文化遗产的命运与羌族灾民生死存亡的关系，想到了如何救援生命、救援羌族文化。他组织策划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救灾行动：发出倡议，组织考察，调研研讨，设计救援，实施重建。一本《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及时出版问世，一份《关于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保护羌族文化遗产的建议》及一文《要想到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也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中央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高度重视，许多建议纳入了相关的文件、规划、政策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濒危名录中采纳和采取了相关建议。这是人类历史上对突发灾难引发文化濒危、文化危机而采取有效举措的首个中国案例，也是冯骥才以思想立言的一次极其生动、有益、有效的实践。
综上所述，冯骥才的文学创作，对民族根性的思考为个人立言，而他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是为民族的安身立命而建言献策。近年来，冯骥才深思熟虑后，提出了关于紧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关于加紧抢救少数民族濒危文化、关于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提前注重文化保护问题、关于在重要的古村镇抓紧建立小型博物馆、关于对干部选用建立文化考核机制、关于建议国家非遗名录制定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条例，建议国家确立文化建设立体的战略结构等提案，其中一些建议被采纳，并已经成为当下的文化政策、制度、工程、项目、设施、措施，乃至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提案的文化意义，正在推进国家的文化自觉，比如国家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冯骥才的观点是“‘文化遗产日’表现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开始有了一种自觉的珍惜和尊重。我们中国有无数个文化性质节日，但是这是第一个自觉的文化节日，一个为文化设立的节日”[1]。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如今，国家文化遗产日已经实施了近十年，其意义和影响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表六十七显示，从1996年—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627种类期刊刊登了1418篇有关冯骥才的文章，其分布地域参见表六十八，从中可见冯骥才以思想立言的影响。
古人云人生三不朽，依次排列为立德、立功和立言。冯骥才的“文学思考”、“文化批判”、“文化抢救”、“文化思考”等文化自觉行动，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皆成知识分子的思想者，此乃冯骥才勤勉治学的结果。“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勤勉治学乃慈城冯氏的家族传统，冯骥才是慈城冯氏勤勉治学的当代最杰出代表。
20世纪前后，冯骥才除从文学转型到文化外，还有职业上的华丽转身。2001年，担任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名誉院长的冯骥才，主持成立了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四年后的5月，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落成，冯骥才兼任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这在国内高等学府办学史上创下了三个首次：一是在理工科大学设文学艺术研究院，一是以在世名人冠名高等学府院名，一是在文艺研究机构前冠以当代作家之名。此后，在天津大学，冯骥才策划并主持两届北洋文化节，其中2010年“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请进校园”，还有“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滑县木板年画研究基地”、“中国民间美术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等落户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这既是冯骥才和他的弟子们教学、研究的课堂，也是民间文化传播的平台。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顾名思义是冯骥才思想立言之象牙塔。这些年来，冯骥才及其文化思想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界已经成为关注度极高的文化现象，被誉为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或者说堪称文化思想的独行侠。[1]近十年来，冯骥才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的理论学说及其“精卫填海”似的实践，与费孝通共同被誉为“推动我国文化发展高举‘文化自觉’旗帜的领军人物”[2]。由此产生的影响，与上述当代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合为冯骥才“四驾马车”的海内外影响。
冯骥才是慈城冯氏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
附注
[1]2002年，叶元章评报文章，引董旗等主编《宁波慈城冯氏研究·冯骥才寻根20周年特刊》2012年卷，第15页
[1]杨简（1141—1226）字敬仲，世称慈湖先生，慈溪人。乾道五年（1169）举进士，授富阳主簿。师事陆九，渊，发展心学，著有《慈湖诗传》、《杨氏易传》等，淳熙四先生之一
[1]《福聚冯氏宗谱》卷六特传（2）；芳一长寿翁，参见《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一房世系表》（表6.2.9）
[2]《福聚冯氏宗谱》卷六特传（3）；礼七惜阴翁，参见《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褒德堂西高址楼世系表》（表6.2.1）
[3]《福聚冯氏宗谱》卷七
[1]《福聚冯氏宗谱》卷七
[2]潘民中，明代叶县知县研究《叶县史蕴》第六期，2012年11月；参见《统宗祠福聚民支观音堂世系表》（表6.2.2）
[3]参见《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布政房世系表》（表6.2.5）
[4]徐兆昺著，桂心仪、周冠明点注：《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529页
[5]同[4]，第1568页
[1]徐兆昺著，桂心仪、周冠明等点注：《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568页
[2]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357页
[1]清尹元炜辑，冯本怀参订，王清毅、岑华潮点校：《溪上遗闻集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76—77页
[2]徐兆著，桂心仪、周冠明点注：《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526页
[3]参见《慈城冯氏科举、世系汇编表》（表十七）、《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等
[4]同[3]
[1]冯立平：参见《我家与上海银楼的一些往事》、《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仲德堂觉民路世系表》（表6.2.8）
[2]《上饶集中营》（增补本），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出版，1949年1月再版，第247—249页
[3]同[2]
[1]完节坊：宁波市地名委员会编《宁波市地名志》1993年版，第128页
[1]王专使回甬情形，《申报》1920年2月11日，参见附录四
[1]筹募学田运动冯俞两姓继响应，《上海宁波公报》1945年12月26日
[2]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411页
[1]（清）尹元炜辑，冯本怀参订，王清毅、岑华潮点校：《溪上遗闻集录》，西泠印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92页
[1]徐兆—著，桂心仪、周冠明等点注：《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3年7月第2版，第382页
冯存仁堂刊印的各年代宣传品
[1]根据冯存仁堂后裔提供家谱，该堂创始人冯长元生卒为1686—1761年，笔者认为创于康熙初年的提法值得商榷
[2]冯存仁堂主人谨识，《冯存仁堂丸散膏丹全集》前言，民国二十三年（1934），第1页
[3]冯存仁堂主人谨识，《冯存仁堂丸散膏丹全集》序，道光二十六年（1846）端阳月，民国十一年（1922）重镌，第1页
[4]同[3]，第2页
[5]浙江省医药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医药志·冯存仁堂》，方志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44页
[1]冯存仁堂公司合营时私方经理冯光宇在文章中称
[2]上海四大国药号：胡庆余堂、童涵春堂、冯存仁堂、蔡同德堂。张守广：《宁波商帮史》，宁波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80页
[3]同[1]
[4]浙江省医药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医药志·冯存仁堂》，方志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645页
[5]同[1]
[1]杭州市胡庆余堂制药厂、中国民主建国会杭州市委员会、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合编：《杭州胡庆余堂企业史》1962年12月版，第20页
[1]久永和记，冯聚奎拾式元（崇善会，《学业汇记》，第49页）；久（永）和，民国三十三，冯聚奎特捐洋四千元（崇善会，《杂捐总簿》，页无记）。上海档案馆，档案号S279-2-17，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吉立，民国二十三年（1934）5月重订
[1]清葛元煦撰，郑祖字标点：《沪游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346页
[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34页
[3]同[2]，第34页
[4]同[2]，第35页
[5]同[2]，第47页
[6]同[2]，第53页
[1]上海警察局行政处关于勒达银号买卖黑市金钞的处理报告，上海档案馆，档案号0131-4-3014（胶卷）
[1]《沪江年刊》，1945年第28期，页码不详，上海图书馆近当代期刊中检索“慈溪”第136条等
[1]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63页
[1]《刘开渠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组织工作》，中央美术学院资讯网
[1]张西蕾：《缅怀冯伯华同志》，1994年10月，序第2页
[2]刘玉奎：《冯舜华纪念文集》，1997年4月，第6—7页
[3]侯德榜（1890—1974），中国化学家，“的创始人。侯德榜一生在化侯氏制碱法”工技术上有三大贡献。第一，揭开了苏尔维法的秘密。第二，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氏制碱法。第三，他为发展小化肥工业所做的贡献（百度百科）
[1]黄鸿宁：一个有才能有成就的人，见张西蕾《缅怀冯伯华同志》，1994年10月，第112页
[2]陈冠荣：冯伯华同志对发展我国化肥工业的功绩，见张西蕾《缅怀冯伯华同志》，1994年10月，第108页
[1]陈冠荣：冯伯华同志对发展我国化肥工业的功绩，见张西蕾《缅怀冯伯华同志》，1994年10月，第109页
[2]《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1984年5月22日，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3]魏瑞朗、龚镇、陈蔚：高瞻远瞩雄才大略，见张西蕾《缅怀冯伯华同志》，1994年10月，第140页
[1]魏瑞朗、龚镇、陈蔚：高瞻远瞩雄才大略，见张西蕾《缅怀冯伯华同志》，1994年10月，第142页
[2]终生革命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冯舜华同志光辉的一生（代序），见刘玉奎《冯舜华纪念文集》，1997年4月，第6页
[3]肖桐：建筑行业创业的冯舜华同志，见刘玉奎（冯舜华纪念文集》，1997年4月，第37页
[4]王骧：缅怀冯老总，见刘玉奎《冯舜华纪念文集》，1997年4月，第96页
[1]终生革命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冯舜华同志光辉的一生（代序），见刘玉奎《冯舜华纪念文集》，1997年4月，第11页
[2]肖桐：建筑行业创业的冯舜华同志，见刘玉奎《冯舜华纪念文集》，1997年4月，第37页
[1]铁道部第一工程局（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介绍册，1993年，第18页
[2]同[1]，第8页
[1]严修：清授朝议大夫布政司理问慈溪费君墓表，《星期报》第683号第2页
[2]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宁波帮在天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98—99页
[1]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宁波帮在天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96页
[2]浙江会馆董事统计表（1920—1941），见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在天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287—288页
[3]王斗瞻：《慈溪严母杨夫人五旬寿序》，《星期报·文苑》，第695号第3、4页，第696号第2、3页，协成印刷局代印
[4]《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15页
[5]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附志·租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1月，第213页
[1]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宁波帮在天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2页；王铭槐（1846一1915，一说1918）慈城黄山人，一说宁波鄞县人。光绪六年（1880）任天津老顺记五金分号（总上海）副经理，在同乡严信厚的引荐下，结识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96年，由李鸿章推荐出任俄道胜银行行在，直隶，天津行买办，借此王铭槐于20世纪初，在津、京到奉天沿途重要城镇设有20余家银行，垄断了这一地区的汇兑业，成为天津巨富和四大买办之一（百度百科与《宁波帮在天津》）
[2]启事，《益世报·广告》1927年5月2日，由此推断福禄林大饭店创办于1919—1927年间
[1]《傅作义宴请新闻界》，见《益世报》1927年7月19日第三张
[2]《名画展览假福禄林饭店》，见《益世报·艺术界》1930年5月2日第三张
[3]《天津大公报》，1930年5月4日
[4]《商震订期宴客》，见《益世报》1929年3月29日第三张
[5]《北洋画报》，1929年5月25日
[6]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宁波帮在天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68页
[1]孙自法：《我国研制成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新药丁苯酞》，中国新闻网2004年10月21日
[1]孙春明著：《国药冯·冯根生国药生涯五十年》，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封面文字
[1]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编：《国药根生·冯根生从业中药六十年》（图片册），2008年，第14页
[2]同[1]
[3]孙春明著：《国药冯·冯根生国药生涯五十年》，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53、254页
[4]同[3]，第253页
[1]孙春明著：《国药冯·冯根生国药生涯五十年》，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70页
[2]同[1]，第298页
[3]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编：《国药根生·冯根生从业中药六十年》（图片册），2008年，扉页
[4]浙江省医药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医药志，冯存仁堂》，方志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220页
[1]胡仲持（1900-1968），中国著名编辑、翻译家。胡愈之之弟
[1]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282页
[2]《时事公报》，1920年7月21日
[3]慈城冯氏醉经阁残书今讯，《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10月第1版，第581页
[1]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282页
[2]《图书季刊》（新3）第358页
[1]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282页
[1]谢龙：《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前言第1页
[2]王元化（1920—2008）湖北江陵人，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中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3]谢翔宝、黄少卿整理，《认识冯定》（《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第4页）
[4]据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中《冯定生平与学术年表简记》载：《平凡的真理》于1947—1948年在《大连日报》连载后，于1949年于三联书店（东北新中国书局）印造初版，1950年由三联印造第2版，后又重版二次，1951年由三联书店在北京印造第五版，1955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1版第1次印刷，1959年、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北京第2版第10次印刷；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2版第11次印刷，7版11次累计印刷49.4万余册
[1]谢翔宝、黄少卿整理，《认识冯定》（《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第8页）
[1]风声琴声博客，《人之气配义与道，茶之气配水与火》
[1]陈子善：《司明写上海人》，《文汇报》2012年6月3日第八版
[2]履洛：《冯玉奇每天有情书》，《国际新闻画报》1946年第6期
[1]周允中：《冯梦云的报人生涯》，见黄玉生主编《钟山风雨》2007年第二期，第45页
[2]同[1]
[3]据《开封市志·人物传》
[1]冯翰飞收藏内容，根据欧阳旭东《探访开封冯氏藏报人家》（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7月12日第4版）、陶宋之《讲爷爷的收藏故事》（载《汴梁晚报》2010年1月4日）等文章内容编写
[2]据《河南省志·人物志》
[1]王蒙：《灿烂的笑容——记作家冯骥才》，《北京青年报》2000年6月20日第28版
[2]杨晓敏：《冯骥才：新文体的倡导与实践》，见《当代小小说百家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5页
[3]李福清（1932—2012），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人。俄罗斯汉学家，现已用俄、中、日、韩、英、德、越等语言发表作品200余种。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尤其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年画、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各国知名学府讲坛上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他的研究成果。被聘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被中国教育部授予“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4]李逸津：《冯骥才在俄罗斯》，《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10日第3版
[1]杨晓敏（1956—）河南获嘉县人，当代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小小说事业的倡导者与文化产业经营，者，小小说文体理论奠基人，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百花园杂志社总编
[2]杨晓敏：《冯骥才：新文体的倡导与实践》，《当代小小说百家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6页
[3]路筠：《色彩·光影——冯骥才散文“以文作画”的艺术》，《上海文学》2011年第10期，第88页
[1]路筠：《色彩·光影——冯骥才散文“以文作画”的艺术》，《上海文学》2011第10期，第88页
[2]同[1]，第89页
[3]同[2]
[4]李逸津：《冯骥才在俄罗斯》，《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10日第3版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64、67页
[2]李逸津，天津师范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文心拾穗——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解读》、《20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两大邻邦的心灵沟通——中俄文学交流百年回顾》等
[3]李逸津：《冯骥才在俄罗斯》，《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10日第3版
[4]同[3]
[5]同[3]
[1]马知遥：《从冯骥才“被高考”看其”灵性”写作》，《中国艺术报》2012年6月13日第6版
[2]同[1]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106页
[2]冯骥才，《绘画自述》，引《冯骥才画集》序，中华书局2010年11月第1版，第1页
[3]张根全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增补本》，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35页
[4]同[2]
[1]高名潞：《文人画与文人的画》，《中国艺术报》2011年2月11日第7版
[2]高名潞（1949—）天津人，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执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艺术史系，为《中国网》专栏作家，著有《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等
[3]同[1]
[4]同[1]
[1]高名潞，《文人画与文人的画》，《中国艺术报》2011年2月11日第7版
[2]同[1]
[3]冯骥才：《绘画自述》，引《冯骥才画集》序，中华书局2010年11月第1版，第2页
[4]金维诺（1924—），笔名若金，湖北鄂州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擅长美术史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美术史系主任、博士指导教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作有《中国美术史论集》、《中国古代佛雕》等，编著《中国美术全集·隋唐五代绘画》等
[5]金维诺：《绘画的情与景、内涵与风俗、继承与创新》，《中国艺术报》2011年2月14日
[1]冯骥才：《文人的书法》，《当代书法家丛书·冯骥才》（书法集）序，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1页
[2]同[1]
[3]野莽：《中国当代才子书·冯骥才》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2页
[1]李建树：《冯骥才故乡行》，见《越说越近》，宁波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05页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208页
[2]沈寅：《专访冯骥才：抢救中国民间文化》，《外滩画报》2013年8月1日551期，第24—37页
[1]向云驹：《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96页
[1]《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三联书店2012年8月第1版，第279页
[2]向云驹：《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和意义》，《文艺报》2013年5月8日第2版
[1]向云驹（1956—），土家族，《中国艺术报》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天津大学、河南大学、长春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春师范学院兼职教授。著有《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记者的双刃剑》、《中国少数民族原始艺术》等
[2]向云驹：《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和意义》，《文艺报》2013年5月8日第2版
[1]冯骥才：《文化怎么自觉》
[2]沈寅：《专访冯骥才：抢救中国民间文化》，《外滩画报》2013年8月1日551期，第24—37页
[1]向云驹：《特立独行的思想者》，见《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97页
[2]刘卫东：《论“新时期文学”中的小说家冯骥才》，《以思想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02页
[3]同[2]
[4]同[2]
[1]刘卫东（1971—），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与文化，《以思想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17页
[2]李逸津：《冯骥才在俄罗斯》，《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日10第3版
[3]向云驹：《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97页
[4]冯骥才：《中国城市的再造》，白小易主编《城市再造》，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5]同[3]
[1]向云驹：《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98页
[2]同[1]
[3]向云驹：《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和意义》，《文艺报》2013年5月8日第2版
[1]冯骥才：《年画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4页
[2]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的价值及普查的意义》，《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绛州卷》，中华书局2010年7月，第2页
[1]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
[1]向云驹：《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第101页
[2]向云驹：《冯骥才文化自觉思想的构成和意义》，《文艺报》2013年5月8日第2版
知识出处
《千年望族慈城冯家》
本书是以慈城冯氏众子姓及家族文化为对象，以慈城及海内外的家族文化为参照说明，以历史文献及口述史为依据，结合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民俗学，对慈城冯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认为慈城冯氏以寻根、联宗等形式营造家族的精神家园，以凝聚众子姓之心是千年望族的内核，启蒙教化是慈城冯氏得以绵延千年不绝的家族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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