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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六章《阿爷小像与影响》记述：统宗祠做戏时，第一排座位专供斯文会会员，因为斯文会会员是读书人。每逢扫墓拜祖领麻糍胙肉时，斯文会会员可以领双份。如果用马斯洛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来分析，慈城冯氏的族规与做法满足了一个人五大需求中的生理需求、尊重需求，从而又会激发众子姓的自我实现需求。而自我实现需求也是马斯洛五大需求中的最高级需求。南迁后的慈城冯氏无论是金川世家，还是南省名家，户诵诗书与继美簪缨是其家族的文化特性之一。如何实现户诵诗书与继美簪缨呢？慈城冯氏是通过文化追求、文化长链和文化平台来实现的。
  文化追求
  耕读并重，平安度日，这是许多家族的文化追求。“以读书求功名”是慈城冯氏的书香传家之道，也是众子姓的文化追求。弘治年间，惠宗祠西桥支24世孙冯炼（1461—1505，字尚成，号西坡）自西乐驿官归里时，构筑谦光堂居屋，自署“一园水竹为新主，万卷诗书是旧盟”楹联，就是其中一例。
  然而，“以读书求功名”并非慈城冯氏子孙的唯一追求，如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26世孙冯世仁，取斯文为号，博学鸿儒，于嘉靖万历年间，两举学宾而不赴，族人称之高风可仰。[1]无独有偶，冯世仁族孙冯元仲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由检讨汪文烈疏于朝廷征聘博士入郡，而冯元仲也选择隐居不赴。据载，冯元仲在城东汤山劈山筑屋，在那儿著刻了《天益山志》、《奕旦评》、《山林经济籍》、《天益山堂遗集》等，其中《奕旦评》是我国早期围棋理论著作。他还上山采草药，时常头戴箬笠，露胸坦怀，乐善好施，被乡邻尊称为先生。显然，重实学轻功名、淡泊名利，与上述官商并举有所不同，淡泊名利是慈城冯氏的文化现象，谱记有“高隐之风”，如今慈城冯氏后裔不少自诩有大树将军的风范，这便是慈城冯氏的不同文化追求。
  由于慈城冯氏的不同文化追求，因而留存于世的一些家谱也与众不同。道光十四年（1834），惠宗祠西桥支34世孙冯椿茂（字春木，号成村、瘦梅）因病不能与族弟冯云濠一起参加乡试，在家休养时萌发修谱以继沛斋公（1752—1822，名天玑，字雨若）之志的想法。有意思的是，冯椿茂对沛斋公积卷盈箱的史料孜孜考订后，编校成《冯氏惠宗祠支谱》，卷末还辑录慈邑秦明经玉（字初，号石芬）的《五会言》、《肖引》、《情急了》、《泥滑滑》、《不如归去》、《提壶卢》诗。《冯氏惠宗祠支谱》不循谱牒的编纂格式，所刊内容既不列世系图也不刊族产多少，而是载录旧谱中有关族籍渊源、祖先业绩等的内容，如《冯氏宗谱旧叙》、《慈溪县重修节孝祠记》、《内阁侍书太师忠安冯公墓志铭》、《诰封林太宜人墓志铭》、《晋诰恭人节孝冯母传》，显然这样编纂不合编修谱牒的常规。《冯氏惠宗祠支谱》不同于众多谱牒，然而这卷不同于众谱的《冯氏惠宗祠支谱》却是慈城冯氏文化追求的显现，这是将家族渊源、家族文化与编纂心情融为一体的谱牒。卷末有“提壶卢，聊自娱”，因为养病，冯椿茂以抄编谱牒为乐，却又向往族人的乡试，选《情急了》一诗，是否是用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呢？不知是因为这“情急了”的向往，十年后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冯椿茂获得贡生的功名。今所见的有关冯椿茂的史料均无明确记载他的生卒年限，不过从留存于世的《交红馆吟钞》一书倒能读出这位冯氏子孙的文化追求来。
  《慈溪县志》、《四明谈助》等地方文献记载了自宋代至明末的慈城冯氏家居（读书处）等遗迹，如杨简取名的知乐亭，是宋代冯恭叔的读书处；筑于慈湖畔的北湖草堂，是惠宗祠西桥支观德祠恒裕堂25世孙冯光浙（字邦镇，号北湖）建于嘉靖年间的书房..参见《慈城冯氏家居（读书处）等遗迹一览表》（表三十一），不难看出慈城冯氏的文化追求。
  清末取消了科举制度，显然“以读书求功名”的路断了，然而慈城冯氏的文化追求不曾断裂，“后书房”的醉花书屋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后书房由惠宗祠启承祠元房一支脉34世孙冯云湘（1765—1812，号南洲，字兰江）建造，云湘的儿子汝霖、汝霆喜读书，爱藏书，他们的书房是宁波藏书文化史中的寄月楼与循陔书屋，参见表十四；云湘孙子冯可礽、冯可镛兄弟登科。惠宗祠启承祠元房的冯氏子孙因时代变迁与政局动荡，自然无法以读书求功名，然而冯氏子孙不曾忘记“读书”两字，约过了一百年冯汝霆玄孙冯骥才再续祖脉，并以著书立说而闻名海内外；再说云湘名下众子姓在祖传的寄月楼与循陔书屋基础上又设醉花书屋，当代众子姓以醉花书屋而聚，参见第六章《后书房、醉花书屋》，想必这是慈城冯氏的文化追求。前述的书香传家亦是慈城冯氏文化追求的一个方面。
  文化长链
  学者认为，私学、家训、官学、科举、联姻、社交..是环环相扣的慈城望族文化长链。[1]慈城冯氏尤其注重这些文化长链的衔接与巩固。
  私学，是望族文化链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其至关重要，是因为这一环节是望族文化链的基础，一些慈城冯氏子姓在私学的熏染下，年幼时便显现出相当的才华，如统宗祠福聚军支尹四房22世孙冯民（1388—1463，字天民，号惜阴）自幼就工古文辞，更长于诗；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25世孙冯璇（1480—1553，字天衡，号松崖）七岁能书，且工于诗[2]。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此说是指人在孩提时就已养成了行为习惯，因而私学的启蒙往往会影响每个家族每个子孙的心灵，以至有许多子弟成年后回忆童年启蒙受教的美好时光，无不感慨万千。冯都良有文记述：“犹忆一夕贞胥先母寝，时夜阑人定，母倚床栏背诵离骚，月光自牖隙漏入，映照床壁间皎然，贞胥微闻书声，张目视母，心恍惚若有所感，即沉沉熟睡矣。”
  慈城冯氏视教育为振兴、发展家族的基础之一，女性的教育也是慈城冯氏文化长链中独特的一环。前述冯君木创办东城女学堂，是一例。同时，慈城冯氏较重视女儿的教育，使她们普遍具有相当的才干和突出的见识，这是因为治国本自家齐始，理家犹如治国，需要才干，这种才干不仅在处事、理家方面，也包括女性道德要求和文学艺术；其二是教育多从母训来，一般对子女的早期教育要靠母亲完成。因而慈城冯氏从私学诸方面注重培养自家的女儿，又通过联姻等途径选择“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德女性来连接家族的文化长链，参见第六章的《外公、冯存仁堂、冯家子孙》。
  中国宗族制度下，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宗祧继承的行为，具有等级婚姻、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特征。就这三个特征而言，慈城冯氏的联姻以等级婚姻居多，注重婚嫁对方的门第。通过与大家望族的联姻来建立与外族的广泛联系，并通过家庭制度完善宗族组织，从而巩固家族地位，如冯叔吉儿女与孙辈的联姻就是如此。这位正二品高官有三子两女，其中长子冯若吕，娶妻尹氏，继叶氏，侧室杨氏，生有两子两女；次子冯若舒与季子冯若陶（1572—1592，字甄甫，号遂昌）均娶慈城陈氏的女儿为妻，生有三子两女；长女嫁到秦家，是庠生秦洵妻子；次女嫁到张家，是万历进士、工部尚书张九德（字成仲，号曙海）妻子。明万历八年（1580），叔吉父冯燮（1499—1580，字光茂、号健斋）去世，作为长子的冯叔吉丁忧告假回家，“吾二十登朝，五十归里，天佚我多矣”[1]。从此他离开官场，在慈城布政房或隐居汶溪以学养士为乐，教习子孙。张九德是冯叔吉教习时学生，冯、张联姻，学生成为女婿。张家是慈城大族，明清两代考中14位进士，虽没法考证冯、张两家联姻与张九德升级的先后，然而布政使女儿嫁尚书为妻，这门亲事实系门当户对。尔后叔吉侄曾孙女，即叔吉侄孙冯元飚次女再嫁入张门，夫是张九德孙子张鸿遵。祖孙二代人的联姻，使慈城冯氏与张家两家关系更加密切。据谱载，冯叔吉有孙辈九人，五男四女，其中一孙女嫁到杨家，为状元杨守勤儿子杨一瑜妻子。杨守勤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乡试中五经魁的经元，七年后，满腹经纶的杨守勤力挫群英，在会试中考了第一，在廷试中又夺得第一。明代近三百年的科举史，连中三元的有黄观、商辂二人，第三人便是杨守勤。为褒奖杨守勤在丁酉乡试夺得经元、甲辰会试夺得会元、殿试夺得状元的佳绩，慈城的县衙丽泽桥上特建三元坊加以表彰。冯、杨两家的联姻，冯布政使孙女成为杨状元儿子的夫人，这不仅门当户对，更是慈城冯氏沾了状元的名气。前述慈城冯氏有65名进士，103名举人，如果将此比喻为连绵不绝、群峦竞立的家族科举高原的话，那么没有状元就像高原群峰缺少一座耸立的孤峰，这对慈城冯氏来说，是个遗憾。而冯家孙女嫁入杨家，成为状元的媳妇，慈城冯氏真的是沾上了状元之光。如今借分析慈城冯氏联姻之机，再看慈城冯氏的科举高原，没有状元对慈城冯氏来说也许是个遗憾，然而遗憾的残缺往往成为另一圆满的动力。
  上述冯叔吉儿孙的婚嫁是否存在这种原动力呢？慈城冯氏家谱中没有记载。而冯叔吉儿孙的婚嫁是慈城冯氏等级婚姻的典范，慈城冯氏力求通过儿女的婚嫁来建筑家族的山峰是显而易见的，表三十二、三十三分别是部分慈城冯氏的联姻姓氏统计数据。慈城（慈溪）前代称世家曰姚、刘、冯、陈[2]。慈城民间有顺口溜，一曰“冯家屋，俞家谷，钱家吃”，二曰“冯家屋，俞家谷，周家重义，某家办学”。这里的某家是个变姓，因为经常有不同姓的家族办学，小城人常用不同的姓氏来替代。流传的顺口溜中的姓氏，便是慈城人心目中的望族。[1]根据此观点，表三十二、三十三中，慈城冯氏联姻的姓氏大多是一邑有声誉的大家望族。为了谋求家族的发展，慈城冯氏通过婚嫁来以建立起与大家望族的文化长链，从而实现自身的户诵诗书与继美簪缨。
  众所周知，近代的等级婚姻多是继续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注重家财上的门当户对。慈城冯氏的联姻不仅注重门第，也注重对方的品格与学识，尤其是儿女的父母。发生在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冯母支持女儿退婚的诉讼案是个例证，参见第六章的《后新屋新大门逸事》。
  1926年2月的《时事公报》以“冯雪梅求解婚约之原因，未婚夫不务正业”为题刊登消息：
  慈溪城中后新屋冯雪梅，小名彩芬，现年二十岁，西城女子小校高级部毕业生也，六岁时由乃父母作主，凭媒许与周赞新为妻，兹闻该生近来不务正业，遂立志抱不嫁主义，普声叙种种理由，聘请金凤鸣律师为代理人，于日具状县署，请求与周生解除婚约，已由县署批候通知答辩，再行集讯核办云。
  冯家女儿要与周家解除婚约的消息公开后，在县城激起层层波浪。此时适为惠宗祠春季大祭，当聚餐之时，由时任宗长、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利房36世孙冯萱庵（名敏楷）首先发言，经众讨论，佥引为有碍家规，其中尤以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顺房37世孙冯乔先（1875—1931，名保晋，号子觐），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季房37世孙冯福先（1874—1957，一书福仙，原名仲榖，名保禄），涵生香士（即冯度）等更为愤慨，谓：周某世家子弟，乃父亦体面商人，今族内有此等举动，何以对外姓亲戚，且恐将来对于阖族子女，不无影响。商量之后，宗长委托房长冯乔先，及冯女家长、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仲房康房38世孙冯庆瑞（1884—1958，名宜年，号钦睿），令促冯彩芬早日觉悟，并嘱其母切实训谕等。
  然而冯女家长庆瑞却没有令促，并以“解除婚约案限期和解”[1]而告终。现据族人口述，原来冯雪梅继母郑彩章支持女儿的退婚。这位母亲对女儿的支持可谓窥一斑见全貌。慈城冯氏为何培养女儿，为何选择媳妇，因为母亲的教育对她们今后的任事、明理极为重要。
  一般联姻的选择，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因素显然是很重要的。而慈城冯氏子弟的联姻选择，更多的是选择家族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追求。就此而言，慈城冯氏所追求的女童教育也是旨在提高子女的素质。如：慈城俞家女俞因（字季则），嫁到冯家后，相夫教子，能与夫君诗词唱和。同时，她在家设塾，招收十几女学生..俞因著有《妇学斋遗稿》，如今我们从她撰写《中秋赋呈君木》、《秋夜怀君木杭州》两首诗中可见这位女秀才的才气与贤惠。
  寂寂中秋夜，明明乍霁天。星河澹将隐，人月喜双圆。无语自清绝，微吟转惘然。五云有楼阁，今夕是何年。
  残叶下高树，疏星横断河。思深偏梦少，夜永况愁多。鼎冷飘馀篆，帘低动细波。西泠风露冷，衣袂近如何。
  哲人说过，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对家族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呢？任何势力再大的家族，除靠其自身努力外，也靠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外部环境和社会人脉，方能成为世家或望族，因此，慈城冯氏与社会进行广泛的联系，营造相互沟通的网络与平台，缔结家族的文化长链，上述的联姻是一环，社交也是一环。
  慈城的自然风光优美，文人的文化素养优雅，社会的局势又相对安稳，这一切都促成了慈城的文人频频结社、集会。慈城冯氏往往是文人结社、集会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古往今来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说法，1852年5月，冯云祥按习俗建筑寿域，前来祝贺并题写寿域石碑的就有宁波末代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的章鋆；道光元年（1821）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起居注主事，再迁户部员外郎，后成为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的宗稷辰（1792—1867，字迪甫，号涤楼，今浙江绍兴人）；道光十八年（1838）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的钮福保（1805—1865，字右申，号松泉，今浙江湖州人）；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进士，殿试位列第二甲第十名，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副都御史的王履谦（字吉云，号晓山，今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年（1884）5月，日本史学家、汉学家冈千仞游访中国[1]，冈千仞在旅日华侨王仁乾陪同下，自上海入关，北上南下，历时320天，历程近万里，拜访达官雅士近两百人，其中有李鸿章、盛宣怀等清朝官员，有俞樾、王韬、杨泰亨等各地名士，写下六万余字的《观光纪游》。在宁波慈城，冈千仞住宿在王仁乾家里，王家在慈城西南的王山村，据《观光纪游》记载，慈城冯氏是这位日本文人的拜访对象之一，其中有冯梦香和冯可镛。
  雇轿赴县城，访王竹孙（锡璋）。共访冯梦香（一梅），为曲园氏（曲园是俞樾的号）高足，示《东瀛诗纪》，曰：“于老师撰诗中，久知先生之名。”共出观慈湖。途观城隍庙，大雨暴至，乃辞二子。[2]
  舟赴县城，遥望一阁，曰酌议亭。访冯舸月（可镛），为此间猗顿，曰：“明亡时，余族祖济（京第），奉鲁王命赴日本，献御宝浮光杯，请援兵。归则母氏北走，妻叶氏缢死。与王烈愍再举，为满将王舛所执，支解军门，乡人得一臂葬马公桥，今犹与烈愍同祠。”此舜水、成功一辈人。[3]
  冯梦香家住县城南面的觉民路朝北门头，据志载朝北门头因冯家大门朝北而名，冯可镛家住城西北的花园冯家。两人分居城南北，又同为晚清举人，时为慈城冯氏福聚支、西桥支的代表人物。在冈千仞客游慈城期间，冯梦香回访他，并就纪氏医书等话题作了版本文化的交流。
  除文化交流外，慈城冯氏还通过撰写书序、传记资料或祝颂哀悼文章等形式，以建立联络感情。初唐冯氏修《冯氏支谱》，请的是唐翰林院大学士虞世南题词，后几次修谱请的又是一邑名人作序撰文。明末清初，慈城冯氏弟子与浙东文宿有交流，因而慈城冯氏的人或事被撰文传世，其中写入黄宗羲《南雷文定》的有冯元飏；被全祖望写入《鲒埼亭文集》的有冯京第《冯侍郎遗书》、冯元飚《题冯邺仙尚书行状后》、冯征远《冯征远手迹跋》、冯明远《奉慈溪冯明远先生论燕虢封国书》、冯茗园《奉冯茗园前辈论姑苏姑胥地名帖》等。衢州的天福堂是慈城钱氏子孙钱澍田与慈城冯氏、慈城王氏合资创办的中药堂，冯梦香专为药堂编写药书。据记载，三家在广州开设敬修堂，因清乾隆年间广州、慈溪南北交通不便，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合资，专请阿大（经理）经营管理，曾定堂规：凡钱、冯、王三姓后裔，无论何人途经衢州，在天福堂内停留，药堂免费提供一宿两餐，参见第六章《慈城冯家在衢州的痕迹》。冯梦香师从清末著名学者和文学家俞樾（字荫甫，号曲园），由此冯梦香和慈城冯氏的趣事成了《右台仙馆笔记》中的一些素材。如今，从俞公所撰的《冯氏捐赀建慈湖书院》、《慈溪冯孝廉贞祐》、《冯梦香孝廉之弟则诚》、《先德观察公》等能推断当年慈城冯氏的文化交流，其中有：“余门下士冯梦香孝廉，言其族人霁亭茂才家，藏其远祖尚书公所乘肩舆二，具前明遗物也。[1]这无疑是珍贵的慈城冯氏史料。
  民国初年，冯君木执教于上海，时与吴昌硕、况蕙风知交，为亡妻编辑《妇女斋遗稿》，请吴先生题书名；吴先生去世前三天还画兰赠予冯；吴先生与况先生留下遗嘱请冯君木撰写墓志铭。冯君木与同乡陈屺怀是多年的挚友，冯君木去世后，比他年长一岁的陈先生连赋悼念诗词十七首，并出一卷专刊《悲回风》，参见第六章的《继录祖辈的家风》。
  1925年11月，冯君木之子冯都良出版《怅惘》，又由胡愈之弟胡仲持[1]作序。
  民国十九年（1930），冯度携妻女历游杭州，于孤山放鹤亭畔拍摄全家小影，题梅鹤幻影图，返慈后一邑文友杨敏曾、陈训正、洪允祥、洪曰湄、钱罕赋诗贺之，留下慈溪名人题梅鹤幻影图的一段佳话。1940年，冯仁宝妻洪氏去世。翌年，冯仁宝便请堂弟冯都良撰文，书法家王个簃书写，魏友棐题眉，制作了《冯母洪孺人家传》，以表纪念。
  文化长链看似平常，却是关键，是一个家族的文化核心，上述的私学、联姻与社交等，对外影响的是慈城冯氏的声望；对内则影响众子姓的素质。家族的文化长链影响着慈城冯氏的户诵诗书、继美簪缨。
  慈城冯氏的文化传承靠藏书楼，文化交流的平台亦是藏书楼，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书或书的交流。
  人的习性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除了文化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养，陶冶人的情操，而外部环境也能影响人的成长。为了更适合人的文化发展，慈城冯氏十分注重构筑良好的居所，他们将居所营造得十分雅致，许多庭院广植花木，后花园搭亭建阁，堆山挖池，力求营造古雅闲适的生活环境。如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居所门前曾有三株槐树，故居住此地的冯氏后裔均以槐花树门头冯而称。大约清乾隆年间，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32世孙冯彦珽撰文如下：
  门前槐树，百数十年物也，相传为翔宇公所手植，大二三十围，高四五六丈，每当春夏之交，郁郁葱葱，然阴蔽门内，外花开蜂呓来往其上，千百为群，其声若雷，余族妇女时采其花，染绿焉，上有鹊巢，在于常处，历数十年变，从来未见其徙于他所，天将曙，双鹊即鸣噪不已。[1]
  家居环境，是每一个人最早接触到的自然环境，往往会烙下深刻的记忆，第六章的《我家和槐花树门头》、《槐花树门头与九华堂》便是如此的写照。
  雷家巷冯家新屋（现址雷家巷6号）是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顺房部分子孙居住地，此处，“园地里种的有石榴、桃树、梨树、梅树和橘树。二道大门进来是个大道地，两边是与屋檐差不多高的隔墙。隔墙中间是上圆下方的门洞，走进门洞各是长方形的小园地，小园地里种的有樱桃树、杏子树，这些果树使家里人一年四季有水果吃。还有那屋檐墙角的花卉样的壁画虽不如前后新屋的画梁雕柱精致，但五彩图案和整个院子的合理布局足见阿爷们当年的精心设计”⋯⋯参见第六章的《祖居、祖坟与家谱》。
  文中的前后新屋是慈城冯氏心目中的标志性建筑，儿时暂居于后新屋中央大门的九秩翁老太对此依然记忆犹新。
  印象中的冯家屋正屋坐北朝南，偏房东、西相面对，而且是东西对称，东边是冯度家，姨父家在西边。头门进来走过一段石板路是二门。头门有屋檐，门口有石鼓与户档。头门与二门不是笔直相对，而是转个弯。二门的屋檐比头门宽些，仍有石鼓与户档，门柱上贴有‘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的对联。二门边上有间小屋，冯家人称做砻谷间，放有风箱、脱稻谷壳等工具，据说这间是专门用于辗谷的，但很少使用。
  进了二门，再弯转是第三道门，进门便是沙泥道地。沙泥道地其实是花园，不过人家的花园是泥土，冯家在泥土上铺了一层沙土，沙土上是一层草皮，中间是一条石板小路，紧挨小路的是两行麦冬草，道地中央一边栽种了一株石榴树，一边栽种了一株枇杷树。石榴树树枝弯弯，我的手可攀到树枝，当年小妹两三岁时，还在树上拍了张照片。相对石榴树，枇杷树长得高，枝丫差不多伸出围墙，每年枇杷树开花结果，可蜡黄的枇杷没人摘吃，成了鸟儿的美食。”（参见第六章《中央大门冯家屋印象》）
  慈城冯氏除营造宅院优美清雅的环境外，还关心居所的文化氛围。“辟其塾为书藏，颇师范氏天一阁意，插架为三行，南北而奇”[1]，这便是慈城冯氏文化氛围的显现，也是望族文化链以书斋为载体的文化平台。
  书斋是文人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是慈城冯氏最注重的文化环境的物质所在。无论是书斋的设计、布置，还是命名，慈城冯氏大多十分讲究。表十四所示的藏书楼（屋）名称有醉经阁、抱珠楼、寄月楼、循陔书屋、醒夜轩⋯⋯对于慈城冯氏来说，书斋不仅是读书的处所，更是安顿自己精神与心灵的所在，因而他们在建造或装饰书斋时，常与庭院结合起来，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气氛。
  沙泥道地西边的书房是我的家，这书房是冯家子弟幼时的读书处⋯⋯书房门口有两个花坛，各植了一株牡丹花。[2]
  慈城冯氏的书斋通常用于藏书，因为藏书能形成开卷读书的风气，营造出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慈城冯氏的藏书，一是为了满足主人阅读和做学问的需求。如冯云濠的醉经阁；二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需要，如后书房的寄月楼与循陔书屋，曾是慈城冯氏一脉11个子孙的读书处，其中两子是兄弟登科。慈城冯氏就是通过书斋藏书来培养子姓的阅读兴趣，通过书籍的滋养以提高子姓的综合素质，从而促进整个家族的文化发展与延续。
  建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的醉经阁，是前后新屋冯氏的书斋，据《宁波图书馆志》记载：冯云濠..同时博采群书，搜藏珍版孤本，于观察第内筑醉经阁（在今慈城五马桥畔）入藏..尤多明版舆地图籍。其醉经阁四周砌有高耸之风火墙，与第宅相隔，后有月池。[1]醉经阁的丰富藏书，被其主人充分利用而发挥了学术作用，前述的冯云濠与王梓材一起整理刊印了《宋元学案》便是其一。据记载，冯云濠收藏到乡人姜宸英《上方山诗卷》及鸿胪禹之鼎所绘宸英小像，再建姜宸英祠，利用醉经阁所藏，将姜的小像与诗文刻于祠壁上，供乡人随时怀念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
  丰富的藏书既成为个人与个人、家族与家族之间交流的媒介，又营造了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文化环境，从而吸引了四方文人进行文化交流。1931年夏天，郑振铎约上赵万里谋登天一阁被拒后，拜访藏书家冯孟颛。20年以后，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再次拜访冯孟颛；5年后，冯孟颛、郑振铎这对忘年书友重逢于宁波。正是这三次书友间的文化交流，渐渐开启冯孟颛的伏跗室藏书捐赠之帷幕。这前后，冯孟颛以伏跗室这一平台，与夏承焘、沙孟海、朱赞卿等进行文化交流。慈城冯氏在各种交流平台被邀撰、题、书而留下一些墨迹，《慈城冯氏撰、题、书金石一览表》（表三十四），既是慈城冯氏的文化交流遗存，也是慈城的珍贵文化遗产。
  书斋藏书、文化交流、著书立说..慈城冯氏的文化活动，既营造家族的文化环境，又营造地方的文化环境；既体现望族的实力与威望，又巩固了千年望族的文化长链。慈城冯氏的书斋藏书与著书立说，进一步催化了慈城地区出版业的兴起，表十二所示的历代慈城冯氏刻印的作品中，影响较大并载入志书的有明代冯叔吉的愿闻堂曾刻印过胡时化辑的《名世文宗》，还有冯忠、冯岳所刊的《新编策学矜式》、《宋五家诗话》、《考证注解伤寒论》。明末，冯元仲因刻书于天益山，而使这座慈城东面的小山也一同被载入史册[1]；贻安庐于清乾隆年间刻《天益山堂遗集》，贻安庐是慈城冯氏一室名[2]。
  文化追求、文化长链与文化平台是慈城冯氏户诵诗书与继美簪缨的显现，既营造了家族的文化环境，也营造了地方的文化环境，在提高南省名家的美誉度与影响力的同时，也促进了家族的发展。

[1] 冯绍功：《福聚冯氏宗谱》，（明）天启间抄本（初修本），卷六 [1]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74页 [2] 冯绍功纂修：《福聚冯氏宗谱》，（明）天启间抄本（初修本），卷六 [1] （楚人）李维桢：《方六五方伯府君墓志铭》，见冯绍功纂修《福聚冯氏宗谱》，（明）天启间抄本（初修本），卷八 [2] 冯光域：《尹四房家乘后序》，见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刻本，旧序 [1]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38页 [1] 《时事公报》1926年3月26日 [1] 《文士来游》，见《申报》1884年6月15日 [2] 冈千仞：《观光纪游》，见第14页 [3] 冈千仞：《观光纪游》，见第18页 [1]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齐鲁书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74页 [1] 胡仲持（1900—1968）字学志，笔名仲持、宜闲等，浙江上虞人。编辑、翻译家。20世纪20年代初，考入《新闻报》任记者，一年后入《商报》任电讯编辑，兼菲律宾《华侨商报》、新加坡《新国民报》等报特约通讯员。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五卅”惨案后负责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大革命时期在其兄倡导下，曾编《上虞声》周报，任《申报》电讯编辑、国际版主笔（百度百科） [1] 冯彦珽：《槐鹊记异》，见《孝溪旧闻一卷书同文草一卷》清抄本 [1] 孙德祖：《耕馀楼藏书记》，见童银舫《清代慈溪冯氏藏书楼》 [2] 翁汶英：《中央大门冯家屋印象》 [1] 邓大鹏主编：《宁波图书馆志》，宁波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75页 [1] 《浙江省出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42、44页 [2] 《浙江省出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