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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慈城望族“代有达人，名硕相望”[1]；笔者认为“代有达人，名硕相望”并非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家族在文化素质、道德规范、科举仕宦诸方面的综合体现，是一种以家族的内在文化素质为稳固核心，以科举与仕宦人才为浮动标尺的重要标准。这一标准往往是以家族所处的社会地位，或者被社会公认的口碑来评判的，正如“冯半城”之说。“冯半城”并非数量上的概念，而是家族的综合实力显现。
  尚书与孝友
  如表十七所列，慈城冯氏在唐、宋两代产生了26位科举人才。依照唐宋时期九品十八级别的官吏制度，根据地方文献与现存家谱等记载，26位科举人才中的11位出仕为官，参见《唐宋时期慈城冯氏科举、官职汇编表》（表二十）。
  众所周知，科举官宦制度使大多数人才出仕为官，而慈城冯氏子弟还有以科举为乐而淡泊官场的记载，如冯制。表二十所示的11位慈城冯氏官吏中，四品以上官职的有5人，接近半数，其中3位官至尚书，他们是慈城冯氏2世孙冯道（字行甫）于同光二年（924）登进士后出任兵部尚书，按唐朝官职级格，为正三品；慈城冯氏5世孙冯叔和，于吴越国钱镠宝正三年（928）登进士后，任礼部尚书，同是正三品，而且祖孙俩分别晋爵太子太保与太师，时称朝廷三师级别的功臣；还有一位冯世亨于宋朝任礼部尚书，只是无家谱可考证其任期、生卒与世系，而按宋朝尚书级格，冯世亨是从二品的高官，于是世亨父子在慈城冯氏居住地金川乡（今慈城镇八字桥村）塑造其祖先冯异忠毅公的石神像。[1]
  宋朝虽全面开始实行开放式的官僚选拔制，然而封建的官场或多或少还受到世袭制的影响，慈城冯氏冯叔和与其家人的出仕为官便是个例子。叔和弟叔瓘（字伯珍，号直庵）出仕任翰林院掌书，据传兄弟俩协力效忠朝廷，双双晋爵封侯，其儿辈6人中只有3人科举有名，而进入官场的却有5人，其中冯叔和的第三子冯恒栗以武举出任校尉后，升殿前都指挥使，时为从四品官职，后晋爵殿帅。如果说，始迁祖忠贞公是慈城冯氏第一时期的家族达人，继而一世祖忠安公是第二时期的家族达人的话，那么唐宋时期的“三人尚书、数人为官”则可算这一时期的家族达人，而且他们的科举仕宦成就为南迁慈城后的冯氏家族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及乡人的口碑。
  关于慈城冯氏的科举成就与仕宦人才的浮动标尺能否赢得公众的认同呢？这一点还能从慈城冯氏的孝友来展现。宋天圣元年（1023）登进士的冯制，笃于养亲，遂绝仕进。北宋康定年间，发生特大饥荒，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民至相食”的惨状，冯家富裕，冯制“有谷数千斛，悉贷之”[2]。冯制的乐善好施不仅被刊入慈城、宁波等的地方文献，还被明代徐象梅以“独行”之谥而收入《两浙名贤录》，《两浙名贤录》列入《四库总目》并传世，冯制从此成为全国有名的孝友。两百多年后，统宗祠福聚支冯云龙被赐提领官，后因在慈城东榆岭建玉泉亭供行人歇息而被载入地方文献。如今虽然无法了解当年公众的口碑，但载入地方志正是被公众认可的体现，“冯半城”之说有可能便是乡亲对慈城冯氏大家望族的民间口头表达，而谱记的“继美簪缨”正是对不同时期“名硕相望”累积的文字表达。
  明代的敕谕
  如上所述，明代是慈城冯氏科举最辉煌的年代。在这270多年间，慈城冯氏考出29位进士、51位举人、29位贡生，这些士子除像宋朝的冯制“遂绝仕进”外，至少有39人先后在中央各部或地方为官，详细参见《明代慈城冯氏官职、祠（支、房）、世系对照表》（表二十一）。
  如果根据明朝官级从正一品到从九品的18级别制，表二十一所示的慈城冯氏官员中，有22人为从五品或从五品以上。冯岳、冯璋、冯叔吉、冯元飏、冯元飚、冯敬舒和冯成能等7人为从二品以上，其中不同官级的正二品均为统宗祠子姓，为慈城冯氏最高官级，冯岳、冯璋从祖兄弟，分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和广西道监察御史都御史；冯叔吉和他的一对侄子冯元飏、冯元飚，伯侄仨人，冯叔吉官至湖广左布政使，冯元飏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兼督辽，冯元飚官至兵部尚书。
  慈城地区的从政官员中高官不多，但为官人数众多，七品以上的官员有近千人。川据史料统计，明代的慈城地区官累至尚书、都御史、布政使等职的二品官职仅14人，有明初授太子正字的桂彦良，加爵太子太保、被誉为明代清官的姚镆，还有授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赵文华等，具体参见《慈城地区明代出任尚书、御史、布政使等官职汇编表》（表二十二），表中张九德是冯叔吉的女婿，也就是说，慈城地区二品以上官员中慈城冯氏占了半壁江山。
  据表二十一统计，明代慈城冯氏五品以上官员占总官员人数的55％；同期，二品以上慈城冯氏官员占慈城地区相当级别官员总数的50％。比较这两个数据，说明慈城地区的官员队伍中，慈城冯氏官员人数多、官级较高，这是明代慈城冯氏出仕官职特色之一；其二是慈城冯氏任职地方官员较多，表二十一所列的官职中知县8人（其中二人提升），知府与同知3人，而且有些二品高官也是从知县职位提升的。据地方文献记载，慈城冯氏的地方官员干得比较出色，如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一房24世孙冯钢（1455—1506后，字仲坚，号凤巢），在任湖广常德府沅江知县时，受朝廷嘉奖；同期，任直隶池州府东流县知县的冯若吕（1554—不详，字溱尔，号泰源）也被皇帝敕谕，其为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29世孙。明代的慈城冯氏官员，仅统宗祠福聚支有10位官员先后被历代皇帝敕谕36次，按支房分，分别是军支尹四房、尹六房，民支道一房、行六房，匠支宗一房、宗二房，具体参见《明代敕谕福聚冯氏名、支（房）对照一览表》（表二十三）。
  表二十三所示，明代历朝皇帝敕谕的慈城冯氏官员既有“七品芝麻官”知县，又有二品高官尚书、布政使，其中冯岳一人被敕谕三次。冯岳始官为济南府知县，后成中央级高干，首次被敕谕时，冯岳任福建清吏司郎中，因工作成绩卓著，其父母、妻子均被嘉靖皇帝嘉奖。明朝的诰命封赏吏制规定，皇帝对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其先代、妻室赠予爵位名号时才能称诰封，此时的冯岳还不到诰封的级别，后任湖广川贵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职位时，父亲冯复阳（1476—1531，字体父，号静养）被诰封，同时诰封的还有其祖冯纳（字近庵）及祖母，实现了民间所传的诰封三代。这次被嘉靖皇帝诰封不久，冯岳又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之后，其儿孙被恩荫官职，其中长子冯熙皞（字治嗥，号南野），荫补国子生，任军都督府经历都事；次子冯熙采（字相卿，号师贞），功荫国子生，任云南鹤庆知府，慈城冯氏由此又增一位基层官员；其孙冯宇（字定甫，号明麓）也荫补国子生，任常州通州判官。明代，慈城冯氏被恩荫的还有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冯元飚子冯恺愈（字道济），由廪生荫授锦衣卫正千户，为正五品；其弟冯元飏子赐进士，授行人司行人。综合唐、宋、明三代，慈城冯氏封赏做官的子姓有15人，其族祠（支、房）、世系参见《被荫官职的慈城冯氏姓名、祠（支、房）、世系对照表》（表二十四）。
  一家是诰封三代、连荫子孙；一家是敕谕二代、荫任二子；还有四脉支族的七次敕谕。江南一邑县城百姓无不传颂着慈城冯氏的喜事，这样连续数年的喜事自然增加了慈城冯氏的家族声誉，因而尹元炜撰编《溪上遗闻集录》时，称冯氏于溪上门第推第一。[1]慈城冯氏的家族声誉还能从民间将冯岳所居改称尚书第，以及“冯半城”的称呼等文化现象来说明。明万历年间，慈城冯氏修建统宗祠，其子孙题写的门额是“南省名家”，其中一柱联“户诵诗书南省家声有旧，代传甲第东明阅望维新”1]。这些记载的是慈城文化，也是千年望族慈[展现的是家族声誉，城冯家“代有达人、名硕相望”的遗迹留存。
  清朝的赐封
  清代，慈城冯氏子姓有51人出任朝廷命官，具体职位、姓名、祠（支、房）、世系等，参见《清代慈城冯氏官职、祠（支、房）、世系对照表》（表二十五）。
  据表二十五所列，清代官员中，任职最高的是统宗祠福聚支冯谦亨，其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贡生，后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时为三品官。冯谦亨、冯栻、冯本棠是清代慈城冯氏科举出仕，任职五品以上的官员。冯栻，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及第后，任员外郎，时为从五品之职。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季房河房35世孙冯本棠（1831—1863，字芾村），咸丰五年（1855）举人，后任刑部直隶司郎中，时为正五品。
  比较表二十一、表二十五，分析明清两代慈城冯氏出仕做官情况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做官人数增加11人，二是高官锐减，基层官员增加。清代，慈城冯氏没有二品以上高官，五品（含从五品）仅3人，而知县却增加11人，其中任教谕、训导、巡检等官员的有20名，具体参见《明清两代慈城冯氏官职分析表》（表二十六）。
  笔者认为，清代慈城冯氏任职的变化，除了文献记载史料齐全外，还有以下三大因素。
  一是清代官吏级格设置。清代，官职设置虽说还是九品十八级（每等分正、从之别），但比较明代官吏级格设置，清代将教谕、训导等均称为文职外官，为正八品；巡检也属文职外官，列为从九品，均归属十八级之流，即使在十八级以外的，其级别附于从九品，如典史、吏目等，也就是清代称官职位的设置比明代多。明清两代入流官职的变化，造成慈城冯氏官职人数的变化，表二十三所示，慈城冯氏入流的教谕、巡检这两类官职的有20人。
  二是清廷对汉人的歧视。这直接影响慈城冯氏出仕为官的人数与官级。如前所述，清代慈城冯氏科举人数比明代下降，如慈城冯氏进士人数由30人锐减20人，科举级别影响了官职级格。根据清代职官表记载，清初朝廷部院大臣除两三位汉人外，其余的官员不是贝勒、贝子、宗室成员，就是满、蒙两族人，这自然也影响了汉人科举出仕的路径。
  三是慈城冯氏数代士子加入明末清初浙江士子抗清复明行动，有的还成为领袖，最为著名的为冯元飏、冯元飚、冯元飂三兄弟和他们的族侄冯京第。冯京第是统宗祠福聚民支观音堂29世孙，是留存至今的三忠墓之一的忠烈。可以想象，这些冯氏抗清士子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多大的祸患。然而慈城冯氏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依然奋发图强，不仅渡过家族难关，还在慈城民间留下一些传说故事，比如《冯阿云坐戏桥》、《一只丁靴》、《三十万两银子》、《府台老爷跪门口》等，这些传说中的主人公就是绪论中提到的冯云濠与冯云祥兄弟。
  冯云濠，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光绪《慈溪县志》记载：
  幼颖悟，五岁丧父，哀痛若成人。长而才识过人。家素封，好补道赏戴花翎，尝于所居构醉经阁。[1]行善事。咸丰间，军兴，筹防助饷，先后捐银二十万两，累叙至候志书中记载的“捐银二十万两”助饷就是慈城民间传得神乎其神的引子。关于捐银二十万两助饷一事，先后任慈溪县县长、宁波知府的段光清[1]的日记中多次记述，其中有关1853年4月至8月间捐饷的记载如下：
  国家军饷浩繁，皇上下谕书捐，着地方官好为劝谕，并有“此举乃出于万不得已”之语，天下见之，皆为感激。抚宪寄书于余云：“读上谕，令人不知涕之何来。兄未能赴宁波，弟好代我劝之，务令富室慷慨书捐，如代为我跪求，以稍纾国家之难。”余接信后，一面出示劝捐，一面席请绅富共议。绅士皆谓：“必自大户开捐，而后可次第书之。”城中大富必先推陈、吴两家，请公祖自派两户各捐三万，绅等再劝..陈姓书定，鄞、慈、镇富户各以次书定，其余各县，亦稍有捐输，宁波一府共捐银五十余万两。惟慈溪冯姓，因宁波大富也，各省皆行商，京城御史奏伊家资二千万，皇上特旨着输数百万，绅董无能措词，司道亦谓，至少也须捐三五十万。冯姓将收一切生意，自呈其家底账，实有家资若干，请抚台奏伊家捐若干。
  宁波马（码）头大小店户，多行冯姓本钱，闻冯姓收生意，皆云：“我等不能不歇生意”，宁波歇生意，则宁波之马头倒也；各省皆闻冯姓因捐输歇生意，则天下之富户皆畏葸，而商贾萧索矣，此其关系不小。余乃以其事密禀抚宪，谓：“御史所奏未必实。”冯姓各省有生意，不过以富字招牌，各路易通，岂有现银堆积在家。捐饷清军需，必得现款，何能猝然捐至数百万，莫谓数百万不可猝捐，即数十万亦未可以次捐也。捐例既开，军旅不息，捐输岂有已时乎？何妨留以有待，仍可年年向伊家劝捐，不然猝发雷霆，毁一家，不过徒令百姓咨怨，究与军务未必遂大有济也。余劝冯姓书十二万，专摺奏明，并申明冯姓自愧报效无多，不敢邀奖，即照捐广额亦愿公之联合。其后抚宪奏请皇上，于广额之外，仍赏冯姓道衔三名，花翎三枝。[1]
  不知“府台老爷跪门口”的传说，是否为段光清笔下“跪求”的讹传，倒是赏冯姓道衔三名、花翎三枝，是确有其事，赐冯云濠候补道，赏戴花翎，赐冯云祥戴花翎，封通丰大夫，赐冯本棠以军功加四品衔并赏花翎。冯云濠、冯云祥为同父异母兄弟，冯云祥、冯本棠是父子，一家二代因助饷而留下具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而光绪《慈溪县志》的记载是：“冯云祥自道光庚子（1840）迄咸丰辛酉（1861）输饷至数十万两金，为六邑倡。子本棠咸丰五年举人，官刑部直隶司郎中。假归粤贼之难，练勇御贼省垣被围，奉檄济饷不得达为之涕泣者，累日以军功加四品衔并赏花翎。”也就是冯本棠从正五品嘉奖升至四品。
  冯云濠逝世于1855年。之后段光清日记中又提及冯云祥父子，有以下几处：
  （1860年）5月驻严州[1]时奉抚军[2]之命来宁波。来前赴抚军家宴，有慈溪冯孝廉在座，孝廉拜抚军为老师，以余任慈溪，月课取过，亦拜余为老师。抚军疑我有钱，问考廉曰：“尔段老师可有钱存尔家店中？”孝廉面赧，只得以不知。抚军又顾余曰：“不妨，我亦有钱存伊家店中。”席间只言筹饷艰难，往宁波劝捐必须大为生发。余曰：“宁波之事，尽在甬东，甬东之店，冯姓占五，必请伊家令尊出来，某行生意可捐多少，某姓殷富，无不了然。”席散而出，余谓孝廉曰：“今日抚军问汝，汝面赧答以不知，抚军乃疑我有钱也。”答曰：“家中之事我原不知，归家必请家父写信于抚军。”[3]
  据记载，这次捐资需七十万银。
  六月赴宁波劝捐，先至慈溪。当是时，各府各县皆有捐局，余即馆于捐局；次日至冯孝廉家拜其父望卿，与论捐事。望卿答曰：“宁波却已捐苦，然事势至此，亦无可如何。宁波各项生意，各有总行，既有总行，皆有司事，但请各行司事与之细商，告以时势之艰危，经费之竭蹶，果能激发天良，共襄盛举，七十万尚可办也。”余曰：“宁波各行生意，君家所占者多，如何捐法，如何缴法，即请君家先为之倡，君家即劝捐首事也。”望卿乃先将自家管事先生邀几人到家商之，望卿乃言：“某行生意可以多捐，某行生意只能少捐，各行书定，六月底缴起，至十二月缴齐，委员催捐，每月轮缴。”宁波若从生意上捐，无生意者不过数户殷户，自有宁波局董捐之。言毕，叹曰：“生意虽我定，然而恶人仍须大公祖自做也。”余曰，诺。[4]
  与日记记载的助饷事件有关，之后上海《申报》还刊登过一条《兹邑冯氏来札》消息，概述如下：
  慈溪襄办赈捐，其第四次以前均托贵报将捐户逐名登明，兹自第四次起，因各省广捐，诚恐贵报限于篇幅，故只登冯氏经劝总数，虽杯水车薪，无补万一，然皆藉众善士酷暑奔驰，竭力经募，始得此款，并非冯氏独劝，恐贻专美之诮，用特布知，并乞列报，是所盼切。[1]
  段光清的日记和报载的消息将150多年前慈城冯氏助饷的事件记载得一清二楚。分析这些史料，推断慈城冯氏助饷非个人行为，而是前赴后继的家族行为，先冯云濠，后冯云祥父子，这三人过世后的十多年（至1878）还在履行“襄办赈捐”的职责。而有意思的是，民间传说将慈城冯氏所做的事全功归于冯云濠一人，有的甚至将其弟曼生的坟墓也说成是他的，慈城民间流传《冯阿云造墓》的神奇故事，还有“像不像，像冯阿云”之说。根据史料及慈城镇收藏的“曼生公”墓碑、慈城冯氏后裔回忆，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季房河房37世孙冯云祥嫡曾孙冯有政的《我出生在曼生公坟庄》一文推测，位于宁波慈城五湖村楼家的坟墓应是冯云祥，有意思的是坟墓所在村一直传为冯云濠之墓，这家管墓的徐宝岳也十分肯定地说是冯阿云，参见第六章《我家管冯家坟庄》。原来传得神通广大的冯阿云不是冯云濠，而是冯云祥。冯阿云是清晚期慈城冯氏的代称，不少冯氏后裔不约而同视其为参照，至今仍有其后人误认冯阿云为冯云濠。应该说，一家两代的助饷赐封使慈城冯氏彻底走出清朝初期的家族低落期，延续了千年望族“代有达人、名硕相望”的声誉及家族的社会地位。
  数千年来，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社会经济亦由农耕时代渐入工业时代。清代中叶以后，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和外国侵略战争的影响，清政府被迫作出了改变国人命运的两大国策，即洞开国门与终止科举。洞开国门，是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威逼下，就宁波而言，由此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加剧了宁波社会经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宁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本遭到破坏；二是促进了宁波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2]自然经济破坏导致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却给破产者带来新的机遇。终止科举考试也是一样，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后，科场不再开考。这表明慈城冯氏士子的读书取仕道路不通了，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以从政、治学和经商为人生目标的慈城冯氏又是如何适应时代变迁来延续千年望族之脉的呢？从史料和口述资料分析，清末至20世纪中叶，不少慈城冯氏以家或族支迁离慈城，在上海、杭州或天津从事工业、商业、金融、教育和文化等五个行业的相关作。他们奔走于家乡与异乡，奋发图强，干出一番成就，在各个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慈城冯氏的家族流派，比如实业派、艺术派、教育派、学术派和活动派，此乃民国的流派。民国的流派是慈城冯氏千年望族“代有达人、名硕相望”的近代显现。
  民国的流派
  1843年，上海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从此上海这个元代的渔村、明代的小镇、清代的县治，几乎没有经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就被强行拉入工业化的进程中。这座昔日处于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繁华名城偏隅的小城，在开埠仅二三十年后，就一跃变成一个中外贸易兴旺、华洋商号林立、中西客商群集，在全国首屈一指的通商巨埠。据公共租界工部局1885年的年度报告，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约10.9万人，江浙人占74.3％[1，这些江浙人中相当多的是被称作“宁波帮”的宁波人，1910年上海人口数为128.9万人，而其中宁波人达40万人之多。[2]显然，很难统计宁波移民中慈城冯氏占了多少，不过《田野调查》访问的180多名对象，他们几乎皆有上海亲戚，且大多是抗日战争前或更早去的上海，这能说明有相当多的慈城冯氏涌入宁波帮的移民潮中。民国的流派也与上海这一通商巨埠有关。有关史料显示，江浙士大夫移民带来发展上海的大量资金。据租界当局不完全统计，在1860—1862年间，至少有价值650万两银圆的华人资本进入上海。除资本金之外，还带来深厚的江浙文化传统，这对上海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繁荣、市民文化的衍变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慈城冯氏在这“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又起了多大作用呢？今无法统计，而据史料，冯择夫（即冯祖宪）倡议以每股作500两纠合公司，成功解决了当时徐愚斋地产牵连22家钱庄所引起的金融界恐慌，颇受业内人士赞赏。其后冯择夫首创的钱庄回单制度，便于钩稽，同业称便。上海钱业史载冯氏（冯择夫）为清末上海钱庄业的宁波帮领袖[2]。此后，慈城冯氏子姓参与上海钱银业经营，是慈城冯氏参加上海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如表二十七所示，民国时期的上海金融界，慈城冯氏是钱银业的中坚力量、业务实力派，这是慈城冯氏民国的流派之实业派的组成部分。实业派，顾名思义是经济建设者，根据口述史等统计，清末民国初，慈城冯氏除从事金融业外，还主要从事国药业、参茸滋补、饮食业等，还开办米厂、药厂、印刷厂、棉纺厂等，具体参见《慈城冯氏投资商行一览表》（表二十八）。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是慈城冯氏在慈城、宁波、上海、天津等地创办实业的情况，笔者认为，此是慈城冯氏实业派的代表，民国的流派之一。
  慈城冯氏经商创办实业有着家族传统。前述，慈城冯氏于宋代经营药肆，清代创办国药冯存仁堂而闻名宁波、上海乃至海外。晚清以后，慈城冯氏发挥这一传统优势，颇具影响。惠宗祠大桥支启承祠元房坤房忠房37世孙冯友苓（1877—1953，名家藇，号香来）则在天津创办家喻户晓的福禄林大饭店，请法国大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时为天津达官贵人宴请之首选饭店。
  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所列的实业派正是慈城冯氏子姓在取消科举制度以后，在家乡或上海等地寻找谋生发展的平台。当代学者认为，“家资丰盈的豪绅富商成为上海行业组织和经济活动中的中坚力量，成为市民社会的上层”[1]。表中所列的慈城冯氏投资或创办的实业，正是上海经济活动中坚力量之一。清末民国初，在闯荡上海滩的移民队伍中，还有一些是因“自然经济遭破坏导致破产”的普通劳动者，慈城冯氏有些也是以劳动移民的身份去上海讨生活的，而他们却凭借在异乡的天时、地利、人和，脱颖而出，其代表人物是冯梦云（1904—1944，族名恭茂）。
  1904年出生于慈城的冯恭茂，13岁时失去父母。两年后，他去上海一家五金店当职员，其间他考取光华大学免费读书名额，再学报关行。因爱好文学，他改名冯梦云向上海报刊投稿，并认识了小报界文人洪水水、卢一方。后经他俩介绍，冯梦云进入《小日报》任编辑，《小日报》是民国时期的一份著名小报。所谓小报是发行数量很大，有广泛读者，内容以休闲趣味为主的小型报纸。学者研究认为：主办上海小报的文人不是平民，而是拥有士大夫传统文化根系的才子学士。他们在上海讨生活，不得不自食其力，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文人。[2]出身于慈城望族之家的冯梦云，结识了拥有士大夫传统文化底蕴的报人，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冯梦云进入《小日报》后，采编一肩挑，不仅四处采访，还担任特约撰述、报评社论。因影院放映电影《冯大少爷》，人们将影片名送给冯梦云，他不仅没异议，反而以“冯大少爷”为笔名发表各种文章，由此声名鹊起。冯梦云、冯大少爷之名在小报界不胫而走，响彻申城。[1]
  后因《小日报》发行量锐减，1928年5月，冯梦云在弟弟冯恭平的经济支援下创办《大晶报》，并撰稿。《大晶报》是三日刊，办报宗旨为针砭时弊，抨击腐败现象。为了提高报纸的质量，冯恭茂还想出了用现金征求外稿的办法，每月一结，并在文末注明甲种稿酬、乙种稿酬..由于《大晶报》不畏权贵，因而深受读者喜爱，日销量竟达2万份左右。打好了自办报纸的基础，冯梦云又开办了“大晶印刷所”和“都城茶室”，这样他成为了小报老板兼“报纸三产”经理，风光无限。冯梦云虽以大少爷自诩，却没有一点纨绔习气，既精通编辑、广告、校对、排字、印刷、发行等办报业务，又具备经营谋略，显现文艺实业家天才，时被同行称赞“允文允武，唯冯大少爷一人而已”[2]。一年后，冯梦云还创办了《铁报》、《太阳报》两份报纸，《太阳报》取阳光普照之意。与此同时，冯梦云一边扩大《太阳报》的发行，一边拓展其弟经营（他投资）的“上海电话购货公司”广告阵地，只可惜《太阳报》只刊百期而夭折。尽管如此，冯梦云一人创办三报，仍成为上海小报史上的奇迹。“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冯梦云亲赴前线采访战地新闻，及时报道国军英勇杀敌的消息，揭露日军屠杀无辜百姓的滔天罪行。为了让上海市民了解战况，《大晶报》一天出三报（早报、午报、晚报），
  这又是当时小报界的创举。[1]
  应该说，当年的上海是由中小商贾、洋行商行职员以及靠教读和秉笔为生的江南文人学士组成市民社会的中层，他们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是小报的消费群体。在市民社会的中层有专门为小报撰稿的群体，其中较有影响的慈城冯氏有冯元祥（1918—2006，又名冯三凤、冯蘅）、冯和仪、冯玉奇（笔名左明生、海上先觉楼、先觉楼）。冯元祥是出生在上海的慈城冯氏子姓，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发表了五十余种小报小说，有影响力的作品有《呱呱叫姑娘》、《英英日记》和《黑天堂》等，是小报文人中不多见的长篇小说、小品文“兼善皆妙”的作家之一。[1]冯和仪是慈城冯氏后仓卯支下恤房冯松雨（谱名錱，一名浦，字淞渔、崧裕，以号行）女儿，以“苏青”笔名先后在《海报》、《诚报》、《光化日报》、《风雨谈》等报刊刊载或连载了《一个梦》、《朦胧月》、《饮食男女》、《结婚十年》等，其中《结婚十年》出版单行本，一时成为上海畅销书，再版达18次之多。[2]苏青时与张爱玲被誉为“文坛双璧”，有意思的是小报文人不仅关注她们的作品，还关注她俩的稿酬与版税，据说《结婚十年》被拍成电影，小报文人打听到苏青抽票价的5％，于是说“苏青抽得眉开眼笑”[3]，这一插曲颇有调侃之意，不过也说明苏青当年的影响力。苏青的文学观点是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举凡生活之甘苦，名利之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等等，均无不可谈，且谈而不厌。[4]鉴于这一观念，学者将其归类为“市民作家”，中国文学笔记，早将民俗融入文学创作中，而苏青却以物质民俗和心理民俗为突破口，以夹叙夹议的文本与亦真亦幻的个人结合得如此完美的民俗创作，开启了先河。[5]
  约生于1918年的冯玉奇，自九一八后，感国事之蜩，佯狂海上，觉天下事无可为者，曰从事小说家者，虽雕虫小技，实经国文章。而于1937年始从事小说创作，处女作为《解语花》，后曾用慈水冯玉奇、四明冯玉奇、海上冯玉奇等笔名，历时十余年，创作并出版100多种小说，其中1947年、1948年两年间，冯玉奇以每月出两三种的速度出书，成了当时出书最快最多的作家。[6]时与北方张恨水成为鸳鸯蝴蝶派代表，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民国章回小说大观》收编了冯玉奇的9篇小说提要，其中有《解语花》、《雁南归》、《海上风云》、《烽火情侣》、《民族魂》等，同时该书收录了张恨水的10篇小说，两者可谓平分秋色、各擅胜场。
  学者研究认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文学流派，得力于士大夫降尊以后与市场文化的结合。鸳鸯文学是纯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结合体，是一种高雅艺术糅以民间文学的白描样式。鸳鸯文学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流派，它还代表一种文化，一种介于精英文化和下层文化之间的中下层市民文化。[1]慈城冯氏的子弟因千年望族家族的文化土壤培植的潜能，在中下层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领域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成为民国时期的家族文艺流派。
  民国时期，慈城冯氏除有人成为上述通俗文学作家外，还有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士，如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37世孙冯贞胥（1901—1977，字须父）、冯贞用（1914—1966，字仲足，号宾符）兄弟俩。哥以都良名行，先后在上海的《商报》、《申报》任编辑，还在《申报》馆担任主笔，著有《怅惘》、《国学常识问答》等；弟贞用18岁考入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以宾符之名专业从事编辑、出版与翻译。1934年，民主人士胡愈之在沪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形势和普及国际知识的刊物，冯宾符参与该刊的译著，数十年研究与探索国际问题，成为我国国际问题领域的拓荒者、现代杂志编辑的先驱。[1]20世纪30年代后期，冯宾符还主编《译报周刊》等，独译《战后苏联印象记》，合译有《西行漫记》与《世界政治》等。由此，兄弟俩同被收录于《上海出版志》和《上海新闻志》，想必这是对他俩为当代中华文化所作贡献的记载，由此成为慈城冯氏民国文艺派的代表。
  如表二十六所示，清代慈城冯氏出任教谕、训导的有8人。按清朝制礼，考取举人的士子可到吏部注册，取得一定官职，比如当知县等七品官；而慈城的士子多选择教育职业，在人类的精神家园播撒文明的种子。民国的这些传道授业的士子中，最为典型且成果最卓著的是“慈溪四才子”之一的冯君木，前述冯君木以教书为业，门下弟子不少为近百年闻名中外的杰出英才。慈城冯氏的民国教育派还有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孟房39世孙冯度（1891—1950，谱名冯有容）与从祖兄弟冯茂生（1894—不详，谱名冯有森）、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36世孙冯景增（又名冯景曾）、大宗祠大街支40世孙冯荪眉（1898—1978，字恭春，号东顺）和冯毓孳等，他们差不多都奔走于宁波、上海两城，劝募办学经费，启迪民智等，参见表十等。
  清末民国初，慈城冯氏还有一学术派，代表人物有统宗祠福聚支冯一梅（1849—1907，字梦香，一作梦芗）、冯贞群。
  冯一梅，诸生时读书于杭州诂经精舍，师事俞樾。光绪初年杨昌濬抚浙时，成立浙江官书局，延为校书有年，后又主讲于西安鹿鸣、衢州正谊、镇海鲲池、余姚龙山、新昌鼓山诸书院以及宁波辨志精舍。讲学不立门户，以实践为归，又喜研究老庄、医学、算术。著有《述古堂诗集》10卷、《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述古堂经说》30卷、《内经校勘记》4卷、《老子校勘记》2卷等，又纂修《龙游县志》凡50卷，并为山阴徐氏编定《绍兴先正遗书》，参见第六章《慈城冯家在衢州的痕迹》。
  1912年1月26日，宁波在各县代表会议基础上成立了参议部，此为宁波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组织，冯贞群成为资产阶级政权组织的参议员之一[1]，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之后，冯贞群致力于文献收藏与研究，参见前“著述与藏书”内容。1957年11月，著名词学家夏承焘[1]趁来宁波师专讲学之机拜访冯贞群，后与友人谈起要将冯贞群等宁波旧老作为“社会财富”抢救起来；在答谢冯贞群陪同参观天一阁所题的《孟颛翁导登天一阁》诗中，夏承焘又将冯贞群与宁波历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人物黄宗羲、万斯同相提并论[2]。这既是两位学究型人物友谊的见证，又是冯贞群学术地位与学术贡献的反映。民国的慈城冯氏学术派由此也可见一斑。
  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37世孙冯穉望（1902—1983，谱名冯昌世、冯远龙，以冯定行）是湖广布政使冯叔吉10世孙，明代二品高官之家传到冯定祖时已家道中落，叔吉9世孙只能以手艺为生，而冯穉望虽是破落手艺人之子，却在老师兼族叔冯君木的帮助下，完成学业并谋得财政部秘书一职，在北京期间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活动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激发了慈城冯氏参与革命活动的热情，统宗祠福聚军支树德堂37世孙冯勉勤（1881—1956，谱名仁宝，号崇业）的长子冯昌伯（1905—1995，字昭迈）、五子冯绍叔（1917—1953，改名冯刚，字昭遹）和幼子冯季淑（1919—1946，字昭逑）先后参加新四军；冯勉勤族兄冯可钧（统宗祠福聚支）的三个儿子冯伯华、冯舜华、冯圣发（后改马豪）先后在慈城参加新四军；统宗祠福聚军支仲德堂38世孙冯圣珠参加革命后改名冯立平，皖南事变时被俘，牺牲于江西上饶集中营。[1]
  综上所述，慈城冯氏的民国流派呈现兼容性与群发性两大特点。兼容性即表现为有实业派兼艺术派，如冯梦云既是实业家又是作家，或艺术派兼活动派，如冯穉望既是活动家，又是作家等；而群发性即是家族群发性，如学术派的冯一梅与冯贞群，活动派的冯勉勤三子及冯伯华、冯舜华、冯圣发三兄弟，文艺派的冯贞用、冯贞群兄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