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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对慈城冯氏有“千年望族”、“冯半城”之说，一般的望族，家庭成员多，家族规模大。慈城冯氏南迁后，就家族规模而言，首先是家族规模的扩大，即或一世祖只有二子，至十余世时，一支一辈男丁就达到数十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加，经历十六七世以后，慈城冯氏的族支已从迁徙时的金川一支族增到金川、大街、福聚、西桥、檡树和大桥六大支族。因此笔者认为，民间所传“冯半城”的慈城冯氏是以“家族庞大、人丁兴旺”、“家学渊源、书香传家”、“科第相继、进士辈出”和“代有达人、名硕相望”等为家族追求的目标，从金川世家华丽转身为南省名家的。
  一、家族庞大 人丁兴旺
  慈城冯氏南迁后，初期15世没有完整谱系史料，其间也历经血脉断裂的风险。唐代冯旦采用冯冕的编次行第，此后慈城冯氏有了完整的家族世系。没有史料介绍冯旦为何启用这一编次行第，笔者认为可能与黄巢起义有关。
  一世祖忠安公
  乾符二年（875），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市西南）起兵。这场史称唐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直接打击了唐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冲击了封建最高统治者。黄巢起义的战火蔓延了大唐半壁江山，按当前的地理行政概念，波及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安徽、浙江等9省的一些区域，加速了唐朝的灭亡。所幸的是战火不曾波及位于江南地区的慈城。然而，黄巢作乱，（慈城冯氏）“公族三支，维存公一息”[1]。谱记公冯旦为忠贞公14世孙，唐僖宗光启三年（887），以贤良对策，举进士，以博学转兵科给事累进吏部侍郎兼中书令，卒年55岁，谥忠安。族人尊称南迁慈城的冯氏唯一血脉为忠安公，其族孙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时，将忠安公像敬刊卷首。
  根据《中国家谱总目》和慈城冯氏后裔提供的家谱、祭簿等的汇编，目前与慈城冯氏有关且存世的家谱有17种，参见《与慈城冯氏有关的现存家谱一览表》（表五），根据冯祖宪纂修的《慈溪冯氏支谱》和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支37世孙冯贞群（1886—1962，谱名仁官，字孟颛，号伏跗居士）的《伏跗室史部书目》分析，慈城冯氏曾经纂修20个版本的家谱，参见《慈城冯氏旧谱一览表》（表六）。
  分析存世家谱，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一是慈城冯氏自忠安公开始正式采用忠贞公所编的96字行次，而且忠安公为一世祖助行，表五所列家谱世系也基本按忠安公助行一世为参照。笔者认为，这是慈城冯氏为避免人丁兴旺可能造成世系混淆而设，也是宗族文化之一。
  二是慈城设县治后，慈城冯氏才陆续从金川乡迁居到县城，迁居后的慈城冯氏，因子孙繁衍而分族支，因此谱记：我宗皆出金川支，而祠堂分三，曰大宗，曰统宗，曰惠宗。支分五，曰大街，曰福聚，曰西桥，曰檡树，曰大桥，[1]约为元顺帝时期。
  由此可见，忠安公是冯氏南迁慈城后十分关键的人物，他对15世祖忠贞公编次行第的启用，为慈城冯氏延续望族血脉，发家发族而世系不乱奠定了基础。正如前文所述，忠贞公是慈城冯氏的望族规划师，忠安公是望族规划的首位执行者，此后的慈城冯氏众子姓创祠立世均在忠贞公与忠安公的望族规划蓝图上再添色彩。
  大宗祠与代嘉冯
  约北宋宣和元年（1119）前，忠安公11世孙冯世良生二子，长子冯允询（谱名小五），次子冯允高（谱名小六），允询、允高兄弟有可能按住宅分称下宅与上宅，允询称下宅。后来，下宅为大街支，允询成为大街支祖；上宅分观音堂、西桥、大桥、檡树四支。[2]过了百余年，16世孙、允询曾孙冯隆祖（谱名万八五）创设大宗祠而被尊为大宗祠始祖。根据冯和珍的《与我家有关的一些冯氏记忆》一文，大宗祠堂号世显堂。当时大宗祠建筑、地点均无记载，根据祠支众子孙口述，清末民初大宗祠位于原慈城大光明戏院址，即今解放路东，莫家巷北。
  《慈城冯氏城区宅地分布表（1937年）》（表三）所示，序号47地块编号1028为冯世显堂，位于（慈城）直街（今称解放路）西，莫家巷北（沿巷）。而慈城民间所传，《田野调查》口述者统称的大宗祠位于解放路东，莫家巷北，即表三所示的序号44地块编号0966标注的是冯世泽堂。难道大宗祠还有“世泽堂”？世泽堂与世显堂的关系如何？再查1937年慈城测绘图，图中没有大光明戏院，所注冯世泽堂地块正是慈城民间所说的大光明戏院位置。那冯世泽堂也是大宗祠的堂号？这样就可推断冯世泽堂位置即是大宗祠，后因大宗祠改建为大光明戏院，冯世泽堂的名称也随之消失。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断，亟待进一步确定。
  不管怎么样，慈城冯氏大宗祠大街支的一脉堂名为世显堂。而且大宗祠的创建为慈城冯氏搭建了祭祀祖先的平台。根据史料推断：当时，慈城冯氏除金川乡创立家庙与石神像，有专门祭祀祖先的场所外，慈城冯氏祭祀祖先以墓祭为主，因而家谱有如下记载：鹏山万百一公墓，每年三月初三日至墓拜祖；东岙季九公墓每年立夏前择日祭扫拜祖；端十二公墓无考，于三月初三日鹏山扫墓时遥祭；黄墓库寿十三公墓于三月初三日鹏山扫墓时往祭拜祖。[1]大宗祠创建以后，西桥、大桥、檡树三支并入大街支更号代嘉冯[2]。慈城冯氏除墓祭外，还在祠堂祭奠。严格地说，代嘉支冯是借大街支的大宗祠祭自己的祖先，因而不祭大街支始祖冯世良与冯允询，而是祭冯隆祖和冯晔（谱名万百二）并为始祖。[3]谱记，檡树支祖、大桥支祖分别是冯昕（谱名万百五）与冯晞（谱名万百六），代嘉冯是否只同祭这两位支祖？现存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载有代嘉冯大约传十一世。这期间，慈城冯氏又先后创建统宗祠、惠宗祠。
  综上所述，慈城冯氏定居县治后，先分族支，再创设祠堂。祠堂创建时间以大宗祠在先，统宗祠与惠宗祠稍晚。
  观音堂与福聚支
  在大街支等四支更号代嘉冯之时，福聚自为一族，号观音堂冯[1]，并创设统宗祠。现慈城境内仍有观音堂地名，观音堂西面有阴墙门头冯家，原居观音堂冯氏子孙。如今，阴墙门头小弄的居民中乃有慈城冯氏子孙，自称是祖先传下的房子。
  笔者推测，上述的“上宅”与“下宅”有可能与观音堂建筑有关，这是对以下四份史料的综合思考。
  其一，上面提到的谱载上宅分观音堂、西桥、大桥、檡树四支。
  其二，谱载明初惠宗祠西桥支21世孙冯泰（字克雍，号泮林），由永乐十五年（1417）举人官御史归里，一日乘公舆过观音堂，适福聚支耆老尊长环立桥上（桥曰福聚桥），御史巍然不顾，诸老相舆，詈之，复不逊，遂殴辱之，御史呈府道请究治，两相交讼。[2]
  其三，福聚桥位于县治南，观音堂中横河上，旧名第二石桥，建于元统三年（1335），桥上有大士像，俗呼观音堂。永乐年间，冯氏重建。[1]
  其四，统宗祠福聚民支在观音堂后，进士第祖堂供道一仕元府君。[2]
  由此推断，元朝至明朝初年，慈城冯氏较为集中居住在观音堂或者观音堂附近，如果观音堂一名延续的话，那么此乃慈城冯氏迁居县治后居住的地名，与慈城冯氏“冯冕卜居金川乡”史记类似。
  为何称观音堂，没有相关记载，然而据“在观音堂后进士第祖堂”记载推断，迁居县治后的部分慈城冯氏有可能设祖堂以观音堂而名。族分六支后，谱系史料很少提及观音堂冯，是因观音堂支后称福聚支，即此一支又分军、民、匠三支[3]。而且冯氏家谱明确，“福聚”两字源于《观音经》。
  鉴于上述记载，笔者认为，福聚支冯出自观音堂支，慈城冯氏迁居县治首个集聚地点可能在今观音堂或观音堂附近，之后分支发族而向外延伸居住。
  惠宗祠与启承祠
  有道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三国之论似乎也适合慈城冯氏的家族分支。西桥支冯睢等更号代嘉支合祭于大宗祠不久，17世孙、冯晔长子冯纯孙（谱名季四公）创建惠宗祠，堂名不详。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乐房39世孙冯有箴（1909—1997）留有遗笔，上书“承志堂、恒裕堂、存仁堂”三个堂名。根据史料、口述史与实物等可明确，存仁堂是启承祠的堂名，恒裕堂为观德祠的堂名，那么承志堂是否为惠宗祠的堂名，冯有箴后代说不清，笔者更无法确定。
  清康熙雍正年间，惠宗祠西桥支31世孙（季四公14孙）冯映斋（1686—1761，族名之仁，字元长）创建启承分祠。此启承祠一名是否与“承志堂”有关呢？仍没有史料提及。嗣后敬季四公为惠宗祠始祖，季四公卒葬于金湖乡东岙乡向岭山。前述冯泰（前述吵架的冯御史）是季四公的来孙。数百年后，西桥支冯姓子孙一直追忆着惠宗祠的始创祖，民国二十七年（1938），有人私自盗砍季四公墓旁荫木，族孙冯月波报案以依法追究。当时的《慈溪日报》以“冯季房公启事”为题而告，启事称祠祖为吾族季四公。[1]
  冯映斋创建启承祠，堂名存仁堂，并立“启承之大、天云本全、保宜有子、世德广裕”作为启承分祠众子姓排行，参见《慈城冯氏各支排行对照表》（表七），族人称冯映斋为启承祠支祖。冯映斋的四个儿子分元、亨、利、贞四房，此后其四房子孙又分出“江、淮、河、汉”，“乾、坤”与“孟、仲、季”等房支而行至如今，又有十余世，参见《慈城冯氏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世系分族支分房表》（表八）。
  慈城民间统称“江、淮、河、汉”四房为前新屋，其中河房因有四子又分四房，为示上下两代四房的区别，高辈四房族称上四房，河房四房族称下四房。笔者认为，慈城冯氏世系不乱，与历代子孙严格执行忠贞公的“望族规划”是分不开的，冯映斋是慈城冯氏又一位望族规划优秀执行者。无论是国，还是家，只需一个规划师，但需要许许多多的规划执行人。
  统宗祠与绩高堂
  上述统宗祠是观音堂支，后称福聚支，分军、民、匠三支。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统宗祠福聚军支32世孙冯彦珽（字嘉谟，号玖峰）撰有《拟小祠堂绩高堂记》：
  统宗祠奉万百一（即冯暐）府君为始祖，其下为提领官季九（17世）府君，生端十二（18世）庠生，庠生生寿行五昆季（19世）。寿祖生道行（20世），道行分三支为军、民、匠。军支祖道二府君以下更四支为尹行（21世）。尹六府君以下更四支为礼行（22世），礼祖生彬（23世），祖三兄弟分东西后三房。小宗祠旧址即古所称东河高田墟也，自明天顺间礼祖建宅于是，历彬贤良三代皆世居之，厥后子姓蕃衍，各查分授，唯中堂及后小屋数椽为三房公业，中供礼祖木主。
  由此可见，绩高堂是统宗祠的分祠，族称小宗祠，二祠设立时间相差七世，时间至少相差一百年。对福聚支的冯氏族人而言，统宗祠为宗祠，绩高堂只是军支小宗祠，而且支祠又分三房。统宗祠族人至尹行与道行又分不少房支。至清同治年间，统宗祠仍有三支九大房，这三支九大房为军支尹四房、尹六房、尹八房，民支盛一房、尹一房、尹三房和匠支宗一房、宗二房、宗三房。[1]
  综上所述，慈城冯氏由一支到六支的扩展，不仅仅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还是以祭祀祖先增加家族凝聚力的途径。在慈城冯氏分支的同时，慈城冯氏也有子孙外迁离开慈城。其中有记载的元明年间迁居宁波附近的有19世孙冯宁孙（字允明）支出赘定海坊郭朝氏，元间徙鄞县千岁坊[2]；另一支于明初迁居鄞南乡后仓[3]；一支迁鄞西凤岙，后又有儿孙搬居宁波、上海[1]；一支在余姚南的西岙（今余姚梁弄）2]；宁波以外至少还有19世孙冯仲孙出任陕西凉川卫军，慈城冯氏家谱不录其后；另外，明永乐时慈城冯氏一子孙徙居海宁赭山，后其子孙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自海宁赭山迁居本邑园花镇[3]。根据上述分支合族、分支迁徙，编制《部分慈城冯氏分支、迁徙世系表》（表九)。
  综上所述，慈城冯氏“绵绵延延继继承承，盖千数百年”，以县治城内外为家园，族支分十多支，其中明末为家族最兴旺之际，宗族房支更多达20余支，如表八所示的宗行第28或29世。这些世系中有的断世，有的又分出新的支脉，又延续10多世。《田野调查》至少找到了17支支脉的慈城冯氏后裔，参见第六章。从一至六族的扩展，一支支脉扩展到17支支脉，此印证了慈城冯氏家族之庞大、人丁之兴旺。
  二、家学渊源 书香传承
  在“五世同堂”、“四代共饮”的汉族家庭结构中，维系一家一户子孙的是宗族。在慈城，这种宗族形态尤为明显，以慈城冯氏为例，宗祠、支祠、祖堂一级套着一级，宗族形态严密。其实中国的宗族制度、祠堂仅仅是维系众子姓的外在形式，维系众子姓的内在形态还是族规、祭典仪式等，就慈城冯氏宗族而言，除族规、祭典仪式外，以宗族的名义，开展斯文会、建书院、创办学堂等，以此来实现慈城冯氏“以读书求功名”的传家之道。而正是开展斯文会、建书院、创办学堂等祠堂活动烙印在众子姓的心灵中，成为慈城冯氏“家学渊源，书香传承”的文化印记。
  斯文会
  斯文会是慈城冯氏合族共祭远祖的祀典。据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坤房忠房39世孙冯涵才（1915—2010，谱名承麒）生前回忆：“斯文会是我们宗族内部的一种聚会形式，凡高小毕业、年满十六足岁的族人都可入会。我入会时，有百余位会员。每六人轮流执持一年斯文会，执持除管理日常来往外，主要还得承办两次重大活动。一是忠安公的生日纪念，每个族人（男人）都可进祠堂叩拜，领取四个吉饼；二是每年阴历十月二十日的会员相聚，会员可吃喝三天，一般族人只可吃一顿。会费，也就是用于以上开支的费用来自祠堂下拨的250亩左右大家田的佃租。”
  冯涵才为冯氏斯文会会员。2005年，笔者做“堕民文化”田野调查时，冯涵才谈“阿三帮我家主持斯文会”时，谈及70多年前参加斯文会的情景：“斯文会一聚就是三天，会员们朗诵对先祖的赞歌，饮酒赋诗。其间还要搭台做戏，下午、晚上各一场。”[1]
  此说与《慈溪冯氏支谱》记载的“斯文会每年三月初一日，至长溪岭祭文直公墓，十月十二日祭忠贞公暨历代昭穆，午刻专祀文直公，配飨先贤衣冠、子姓入会者，轮当拜祭与胙”等内容一致。
  今查阅的家谱等史料没介绍斯文会创建于哪个年代，而从修谱年代分析，于1862年起，以“念先达培植之恩，敦水源木本之意”为宗旨，开展斯文会活动，通过一年两次的聚会让子孙明白“大之于万斯年，永思无斁矣，不能不深望于继起之君子”的道理。
  1945年，大宗祠大街支35世大宗祠、统宗祠、惠宗祠、启承祠合族新老斯文会会长冯祖麟（1912—1989）发起，将全部会产两千余亩田用以扩充教育基金，以响应当时筹募学田运动。[2]斯文会祭祖是慈城冯氏通过宗族这一平台展示的家族活动。同时，慈城冯氏还拟定了有关崇教尚学的族规，最典型的是统宗祠议规中的“子姓有发科甲及入泮并赴任者，报单报入宗祠报房向管账处领赏，其钱公账开发”[3]条文。还有将“户诵诗书”等作柱联悬挂于祠堂正厅，使众子孙明白“吾冯氏自曾祖以上数世读书，多清福德，其文章尤有名”[4]等，这些皆是展示慈城冯氏的家学渊源与书香传承的文化遗存。
  教谕与学校
  教谕，是儒学教谕的简称。儒学，始于两汉，兴于隋唐，盛于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学的基本形式。明清时期，各县的县学设教谕一人，另设训导数人。县以上的府学教谕多为进士出身，由朝廷直接任命，而府学的训导，及县学教谕、训导多由举人、贡生担任。据统计，唐朝至清朝，慈城冯氏任教谕、训导之类职业的有33人。根据各个朝代的官吏级制，清朝以前的教谕是不入九品十八级之流的吏，即使清朝的教谕、训导入流，也只是正、从八品的小官。然而慈城冯氏的教育官吏每到一地，把启迪民智视为己任，把自己的理想与传家之道融合在一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如统宗祠福聚军支尹六房26世孙冯季兆（1537—1587，字汝行，号可见），嘉靖四十三年（1564）中举后，署镇平教谕。邑穷僻，不知《五经》，冯季兆口授《毛诗》，讲论娓娓，士始有登贤书者。[1]清嘉庆年间，统宗祠福聚军支33世孙冯璟（字玉章，号小宋）官归回家，劝捐创建德润书院于东门，并讲学于堂；冯璟去世后，其子冯贞祜（字膺甫）与乡贤为德润书院发展奔走，至光绪末年，冯璟曾孙冯毓孳（1863—1919，字汲蒙，一字嗣香）曾任慈湖中学教师，一门四代三人热心教育。[1]清末民初，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36世孙冯鸿墀（1873—1931，字阶青，号君木）光绪二十三年（1897）选拔贡生，朝考二等，吏部询问，原就教职，补用教谕[2]一年后调宣平县学教谕，而他称病不就，退隐慈城，以教书为业，先后讲授于慈湖中学、（宁波）效实中学和（上海）修能学社，门下弟子有王个簃、沙孟海、陈布雷、秦康祥、陈寥士、冯稚望、徐韬等，均为近百年来闻名中外的杰出英才，参见第六章的《先父与他的恩师冯君木一家》、《继承祖辈的家风》等文。
  众所周知，学校是对实施教育、培养人才之处的现代称呼，与古时学宫、书院、私塾等具有同样的功能。数百年来，慈城冯氏关心一邑小城的教育事业，热心参与慈城、宁波乃至上海的教育活动，历代文献均有记载，笔者根据这些记载编制成《慈城冯氏参与家乡教育一览表》（表十）。
  表十所列的逸事，时间大多是在1949年以前，此乃慈城冯氏书香传家的外在表现。当下，慈城冯氏参与教育事业至少有两方面可圈可点。其一，是冯骥才创作的《挑山工》等20篇文学作品于1984年起被陆续选入海内外有关汉语教育课本而出版58个版次，参见《选入课本的冯骥才作品》（表十一）。其二，现仍有不少慈城冯氏后裔从事教育工作，如《田野调查》对象中职业为教师的有15位，占慈城冯氏口述者（63位）的近四分之一；口述稿的主人公中从事教师职业的更多，其中一家有三代人行教师之职，有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参见第六章第四节的《我的教师之家》。据不完全统计，从事教育工作的慈城冯氏中有不少从事高等教育，今为大专院校的教授或博士生导师，其中现任大专院校院长一职的至少有四位。一位是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元房之后冯骥才，现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一位是惠宗祠西桥启承元房坤房恭房40世孙冯晓源，现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一位是统宗祠后裔冯志敏，现任宁波大学副校长；一位是慈城冯氏石堰支冯玮青，现任宁波第二技师学院副院长。
  教谕与学校是慈城冯氏家学渊源的传承平台，也是书香传家的展现平台。显而易见的是，当慈城冯氏择书院或学校讲台之时，他们的弟子也借此平台接受教育，第六章的《求学读书的一些往事》、《我家与效实中学》等文，叙述的就是家学渊源的传承，对外展现的是慈城冯氏家族书香传承的成果。
  著述与藏书
  慈城冯氏的家学渊源还可以从众子姓著书立学与珍藏书籍两大成果来分析。慈城冯氏众子孙在古代著书立说成果最显著的，首先是存《四库书目》，如惠宗祠西桥支23世孙冯厚所著的《文翰类选大成》；惠宗祠西桥支26世孙冯柯所著的《历代宗藩训典》（十二卷）；冯京第所著的《兰史》等。其次是成为当代珍藏的版本，《宋元儒学案》作为了解和研究我国宋元时代学术思想史的必读参考书，先后由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及弟子全祖望、杨开沅等补述完成但未刊刻。道光十八年（1838），冯云濠借醉经阁所藏，与王梓材校补完善《宋元儒学案》，并著《补遗》一百卷，现成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此后，冯贞群倾力汇注的清史荣《李长吉诗注》，成为天一阁所藏的绝版之宝。其三是慈城冯氏著述作品成为当代珍贵的地方文献，根据《两浙著述考》、《伏跗室藏书目录》、《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国近代小报史》、《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说》、《清防阁、蜗寄庐、樵斋等藏书目》、《别宥斋藏书目录》、《江北如此多娇》等文献史料统计，自明永乐至当代，慈城冯氏历代子姓67人著书立说，作品近300部（套），其中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28世孙冯元仲（1589—1671，字尔礼，号次牧，晚号句章）所著的《天益山堂遗集》（10卷、续刻1卷）均由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珍藏，其余的书目与作者参见《慈城冯氏著述、刻印、点校、收藏图书目录表》（表十二）。
  笔者根据表十二所列的作者所在的祠、支、房分类，编制成《著书立说的慈城冯氏祠、支世系对照表》（表十三），根据此表，发现慈城冯氏的著书立说具有家族性群著的特点，如统宗祠福聚军支尹四房子姓跨明清两代数朝均有作品留世，其中清代几乎连续七世子姓中除了一世没作品外，其余代代以著书立说为乐。惠宗祠西桥支宗行从23世冯厚至28世冯士选亦是如此。还有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元房35世孙冯汝霆（1809—1863，字廷丙，号耳堂）传其子冯可镛（1828—1887，原名可钺、可镕，字佐君，号舸月），后又传到冯汝霆玄孙冯骥才，此乃五世相承的书香传家。
  同时，除了著书立说，慈城冯氏子姓还有藏书等嗜好。有史记载的清代慈城冯氏子姓的个人藏书楼有7座，分别是冯汝霆的循陔书屋，其兄冯汝霖（1794—1837，字雨宗，号听颿）的寄月楼，冯云濠的醉经阁、冯可镛的匏系斋、冯一梅的述古堂、冯祖宪的耕馀楼、冯孟颛的伏跗室和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贞房仲房顺房35世孙冯本怀（1813—1872，字慎旃，号酉卿）的抱珠山房，参见《慈城冯氏与藏书楼汇编表》（表十四）。
  创建于民国年间的伏跗室藏书10万多卷，碑石拓本400余种，藏书多为善本，其中不少为宋椠本、元明清刻本、手稿原本。冯贞群被誉为著名浙东藏书家，是宁波藏书界承前启后的人物。[1]冯贞群的藏书有不少是其支族先祖的著作，现藏于天一阁，真可谓书香传家。《田野调查》采用的史料，有的是冯贞群藏慈城冯氏著作，用于慈城冯氏文化研究，此乃慈城冯氏书香传承之幸。
  三、科第相继 进士辈出
  中国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十万进士、百万举人，他们不仅成为古代中国的人才主体，也是当前研究望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慈城曾是文风不显的海边小邑，唐五代时慈城地区的进士不到10人，宋朝以后一向沉寂的慈城异军突起成为科举名城，进士人数增至162竟有四分之一多。[1]人，至明代慈城地区与鄞县、余姚构成中国科举的“金三角”，在浙江全省3458名进士中占据902人，
  在“金三角”的环境之中，慈城冯氏在“科累朝官”、“继美簪缨”[2]的基础上，高中进士65名，明清两代出举人103名，呈现出千年望族慈城冯氏科第相继、进士辈出的文化特色。
  65名进士
  在慈城尚志路的统宗祠曾悬挂着三块匾额，是福聚支族人明清两代荣获会试、乡试、贡举的科别与名单，如明永乐戊戌科进士冯芳（1383—1463，字德秀，号长寿先生）等，诸如此类的科举佳绩又被编入《慈溪冯氏支谱》，分《统宗祠会试中式题名》、《统宗祠乡试中式题名》、《统宗祠贡举中式题名》三部分。由此可见，慈城冯氏把子姓科举登第视作光宗耀祖的盛事。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殿试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最高等级考试，读书人通过殿试成为进士，也就意味着一生的荣华富贵。民间有俗语：“秀才不挑担，举人不拎篮。”进士题名的士子该是何等荣耀呢！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慈城地区自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置县以后，先后考出了534名进士，一邑的学风铸就了罕见的进士名城，其中慈城冯氏进士为65名。
  在唐代，慈城地区进士人数只有8名，而慈城冯氏一门5名[1]，占一半以上，这虽得益于科举官僚世袭制度的优势，但也能说明冯氏在科场的实力。宋庆历八年（1048），慈城建孔庙设儒学，这不仅开了海边小邑官方教育的先河，而且涌现了一大批科举人物，至此慈城地区的进士数量骤然增至162名。学者认为，宋代确立的科举官僚制度，是不再认同世袭官僚身份的开放式的官僚选拔制度。[2]官僚选拔世袭制的改变，或多或少会影响慈城冯氏进士人数，然而慈城冯氏借县城县学优势，有20人之多，而居慈城进士人数之首。慈城张氏进士人数为20名，唐宋元三代合计，冯氏25名，位居第一，其他姓氏进士人数参见《唐、宋、元三代慈城地区各姓家族与进士统计表》（表十五）。
  明清两代，慈城文运骤昌，科名长盛，与鄞县、余姚一起，独擅明代全国科举胜场，在明代89次科举考试中，共产生24168名进士，其中浙江省为3799名，占全国进士的六分之一。而同期，慈城地区的进士为246名，县为288名，两县鼎甲相望、人才相当。明清为慈城科举的最旺盛时期，共产生366名进士（包括20名武进士）。[1]同期慈城冯氏考上进士40名，遥遥领先于慈城其他姓氏，参见《明清时期慈城地区各姓家族与进士统计表》（表十六）。
  值得一提的是正德九年（1514），浙江省考取甲戌科进士57名，宁波府所属5县20名，占全省的35％。其中鄞县10人，慈城地区9人，共19人，两县占全省进士的三分之一。大宗祠大街支24世孙冯泾（不详—1519，字伯清）与他姓等九人同科登第，成为慈城的骄傲。文运的祥瑞，几十年间成为县城美谈，之后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县城大街上建造九凤联飞坊，以纪念这一科举盛事。
  当代学者认为：慈城的进士除了上述的科举人数之众而成就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壮观景象外，还呈现出家族式科场举子多的特色。[1]这一特色正是慈城冯氏的进士特色，如冯泾与冯滋，冯履道与冯基，是慈城冯氏在宋代的两对兄弟登科。明代，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28世孙冯元飏（1585—1644，字尔赓，一字言仲，号留仙）、冯元飚（1598—1644，字尔弢，号邺仙）、冯元飂（1615—1646，字沛祖，号眉仙），兄弟三人皆为兄弟登科；冯岳与统宗祠福聚军支完节坊（尹四房）25世孙冯璋（1497—1577，字如之，号养虚）是从曾祖兄弟登科；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尹六房）27世孙冯若舒（1565—1597，字仲甫，号漠醇）与冯若愚（1564—1603，字明甫，号大咸）也是从祖兄弟。从祖兄弟、同族兄弟登科又是慈城冯氏科举家族链的一种形式。父子登科亦有这种从祖关系，如明代冯成能（字子经）与冯时俊是父子登科，清代的冯云濠与冯本怀却是从祖父子登科。此外，慈城冯氏还有叔侄登科、祖孙登科两种形式的科举家族链，具体可参见《慈城冯氏科举、世系汇编表》（表十七）。
  103名举人
  自隋朝至清光绪晚期，每三年的乡试选拔了中国百万举人，在这群浩浩荡荡的候补官员队伍中，慈城地区有1100多名举人，主要产生于明清时期，见《明代慈城地区举人总数与冯氏举人统计表》（表十八）和《清代慈城地区举人总数与冯氏举人统计表》（表十九）。
  根据表十八、表十九所示，明代在十五朝270多年间，举行了87场（次）乡试，慈城地区共产生了600位举人，其中慈城冯氏有51名；清代九朝250余年举行104次乡试，慈城地区产生528位举人（含武举人70人），其中慈城冯氏有51名。
  虽说明清两代是慈城举人辈出之时，然而清代初期中举人数比明代下降，即由明代平均每场7～8人，减至清代的3～4人。慈城冯氏中举人数亦是如此，明天启年间的两场乡试中举3人，而从明崇祯至清顺治年间的10场乡试中，中举者仅6人，相对比例由150％降至60％。科举鼎盛与否，有诸多因素，比如考者主观因素，但骤然锐减，其中一大因素是浙江士子反清复明的情绪与行动，以及当时清廷对汉人的歧视政策。以考进士为例，明代慈城冯氏有29名进士，清代进士减至10名，这完全受雍正年间曾停止浙江的乡试、会试的影响。面对这种不利因素，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二房28世孙冯文伟（字元度）从祖曾孙冒名李熟参加顺天乡试，以避族人抗清斗士的祸害，后李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举，以冯李熟之名刊入祠堂中式题名匾额，书录时再次造成“李”与“季”的笔误，冯李熟改李熟，李熟笔误为季熟，差一点让慈城冯氏不知该将其世系归于哪族哪支哪房。慈城冯氏众子姓就是如此在逆境中奋起直追，终于在咸丰年间，再创兄弟登科的辉煌。这一辉煌是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存仁堂元房坤房忠房36世孙冯可鋑（1823—1851，字丙礽，号荷舲）与冯可镕（又名可镛）兄弟乡试题名，其后家族一直口口相传在五马桥兄弟登科搭台演戏的逸事。
  家族科举链
  慈城冯氏科举佳绩，除上述65名进士、103名举人外，明清两代还有50多名贡生，参见表十七。
  表十七详尽地展示了慈城冯氏科场上的家族性群发优势，在宋代冯制（字公初）与冯准兄弟俩以及他们的后代，因一门六代八进士被誉为“相继登进士，跻显官，乡人荣之”[1]。宋崇宁五年（1106），冯滋与冯子济从祖兄弟为同科进士；此前九年，冯滋的哥哥冯泾登绍圣四年（1097）进士科；五十六年后，冯泾之孙冯纬父（一说侄孙）再次荣登隆兴元年（1163）进士科，由此又为慈城冯氏膺填了“一门三代四进士，兄弟出仕登同科”的荣耀。慈城冯氏的家族科举链最长的要数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尹六房），该支从26世孙冯叔吉开始，连续四代九人中举，其中七人高中进士，达到“四世登科，第九举七进士”的家族科举高峰。
  时至明末清初，慈城冯氏的家族科举长链一度被忠君保国的激情打断，然而统宗祠福聚民支30世孙冯萼舒于顺治十五年（1658）中进士，其子冯佩实又荣登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冯萼舒父子是慈城冯氏在清代的第一例父子登科，由此延续统宗祠福聚民支冯起纶与冯敬舒在明代的父子登科的科举家族链，自然也链接了慈城冯氏的科举家族链。冯佩实子冯同宪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举人，由此自冯起纶至冯同宪的一门四代创下了“四世登科、四进一举”的明清慈城冯氏家族科举长链。
  清代另一条家族科举长链是惠宗祠西桥支启承贞房。贞房自35世孙冯云濠开始，连续八人中举，而在一邑小城留下“一门三代八人中举”的佳话，其中有两对父子登科，一对兄弟登科，参见第六章《后新屋新大门逸事》。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史。这也使中国的男子从启蒙识字开始就把科举当作自己人生的追求目标。整个九州大地似乎成了科举的赛场，一切意欲有所作为的男人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几乎都押在一次又一次的科举考试中，慈城冯氏在如此浩荡的科举士子中脱颖而出，呈现出一个望族的科第相继、进士辈出之特点。
  四、代有达人 名硕相望
  学者认为慈城望族“代有达人，名硕相望”[1]；笔者认为“代有达人，名硕相望”并非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家族在文化素质、道德规范、科举仕宦诸方面的综合体现，是一种以家族的内在文化素质为稳固核心，以科举与仕宦人才为浮动标尺的重要标准。这一标准往往是以家族所处的社会地位，或者被社会公认的口碑来评判的，正如“冯半城”之说。“冯半城”并非数量上的概念，而是家族的综合实力显现。
  尚书与孝友
  如表十七所列，慈城冯氏在唐、宋两代产生了26位科举人才。依照唐宋时期九品十八级别的官吏制度，根据地方文献与现存家谱等记载，26位科举人才中的11位出仕为官，参见《唐宋时期慈城冯氏科举、官职汇编表》（表二十）。
  众所周知，科举官宦制度使大多数人才出仕为官，而慈城冯氏子弟还有以科举为乐而淡泊官场的记载，如冯制。表二十所示的11位慈城冯氏官吏中，四品以上官职的有5人，接近半数，其中3位官至尚书，他们是慈城冯氏2世孙冯道（字行甫）于同光二年（924）登进士后出任兵部尚书，按唐朝官职级格，为正三品；慈城冯氏5世孙冯叔和，于吴越国钱镠宝正三年（928）登进士后，任礼部尚书，同是正三品，而且祖孙俩分别晋爵太子太保与太师，时称朝廷三师级别的功臣；还有一位冯世亨于宋朝任礼部尚书，只是无家谱可考证其任期、生卒与世系，而按宋朝尚书级格，冯世亨是从二品的高官，于是世亨父子在慈城冯氏居住地金川乡（今慈城镇八字桥村）塑造其祖先冯异忠毅公的石神像。[1]
  宋朝虽全面开始实行开放式的官僚选拔制，然而封建的官场或多或少还受到世袭制的影响，慈城冯氏冯叔和与其家人的出仕为官便是个例子。叔和弟叔瓘（字伯珍，号直庵）出仕任翰林院掌书，据传兄弟俩协力效忠朝廷，双双晋爵封侯，其儿辈6人中只有3人科举有名，而进入官场的却有5人，其中冯叔和的第三子冯恒栗以武举出任校尉后，升殿前都指挥使，时为从四品官职，后晋爵殿帅。如果说，始迁祖忠贞公是慈城冯氏第一时期的家族达人，继而一世祖忠安公是第二时期的家族达人的话，那么唐宋时期的“三人尚书、数人为官”则可算这一时期的家族达人，而且他们的科举仕宦成就为南迁慈城后的冯氏家族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及乡人的口碑。
  关于慈城冯氏的科举成就与仕宦人才的浮动标尺能否赢得公众的认同呢？这一点还能从慈城冯氏的孝友来展现。宋天圣元年（1023）登进士的冯制，笃于养亲，遂绝仕进。北宋康定年间，发生特大饥荒，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民至相食”的惨状，冯家富裕，冯制“有谷数千斛，悉贷之”[2]。冯制的乐善好施不仅被刊入慈城、宁波等的地方文献，还被明代徐象梅以“独行”之谥而收入《两浙名贤录》，《两浙名贤录》列入《四库总目》并传世，冯制从此成为全国有名的孝友。两百多年后，统宗祠福聚支冯云龙被赐提领官，后因在慈城东榆岭建玉泉亭供行人歇息而被载入地方文献。如今虽然无法了解当年公众的口碑，但载入地方志正是被公众认可的体现，“冯半城”之说有可能便是乡亲对慈城冯氏大家望族的民间口头表达，而谱记的“继美簪缨”正是对不同时期“名硕相望”累积的文字表达。
  明代的敕谕
  如上所述，明代是慈城冯氏科举最辉煌的年代。在这270多年间，慈城冯氏考出29位进士、51位举人、29位贡生，这些士子除像宋朝的冯制“遂绝仕进”外，至少有39人先后在中央各部或地方为官，详细参见《明代慈城冯氏官职、祠（支、房）、世系对照表》（表二十一）。
  如果根据明朝官级从正一品到从九品的18级别制，表二十一所示的慈城冯氏官员中，有22人为从五品或从五品以上。冯岳、冯璋、冯叔吉、冯元飏、冯元飚、冯敬舒和冯成能等7人为从二品以上，其中不同官级的正二品均为统宗祠子姓，为慈城冯氏最高官级，冯岳、冯璋从祖兄弟，分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和广西道监察御史都御史；冯叔吉和他的一对侄子冯元飏、冯元飚，伯侄仨人，冯叔吉官至湖广左布政使，冯元飏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兼督辽，冯元飚官至兵部尚书。
  慈城地区的从政官员中高官不多，但为官人数众多，七品以上的官员有近千人。川据史料统计，明代的慈城地区官累至尚书、都御史、布政使等职的二品官职仅14人，有明初授太子正字的桂彦良，加爵太子太保、被誉为明代清官的姚镆，还有授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赵文华等，具体参见《慈城地区明代出任尚书、御史、布政使等官职汇编表》（表二十二），表中张九德是冯叔吉的女婿，也就是说，慈城地区二品以上官员中慈城冯氏占了半壁江山。
  据表二十一统计，明代慈城冯氏五品以上官员占总官员人数的55％；同期，二品以上慈城冯氏官员占慈城地区相当级别官员总数的50％。比较这两个数据，说明慈城地区的官员队伍中，慈城冯氏官员人数多、官级较高，这是明代慈城冯氏出仕官职特色之一；其二是慈城冯氏任职地方官员较多，表二十一所列的官职中知县8人（其中二人提升），知府与同知3人，而且有些二品高官也是从知县职位提升的。据地方文献记载，慈城冯氏的地方官员干得比较出色，如统宗祠福聚匠支宗一房24世孙冯钢（1455—1506后，字仲坚，号凤巢），在任湖广常德府沅江知县时，受朝廷嘉奖；同期，任直隶池州府东流县知县的冯若吕（1554—不详，字溱尔，号泰源）也被皇帝敕谕，其为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29世孙。明代的慈城冯氏官员，仅统宗祠福聚支有10位官员先后被历代皇帝敕谕36次，按支房分，分别是军支尹四房、尹六房，民支道一房、行六房，匠支宗一房、宗二房，具体参见《明代敕谕福聚冯氏名、支（房）对照一览表》（表二十三）。
  表二十三所示，明代历朝皇帝敕谕的慈城冯氏官员既有“七品芝麻官”知县，又有二品高官尚书、布政使，其中冯岳一人被敕谕三次。冯岳始官为济南府知县，后成中央级高干，首次被敕谕时，冯岳任福建清吏司郎中，因工作成绩卓著，其父母、妻子均被嘉靖皇帝嘉奖。明朝的诰命封赏吏制规定，皇帝对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及其先代、妻室赠予爵位名号时才能称诰封，此时的冯岳还不到诰封的级别，后任湖广川贵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职位时，父亲冯复阳（1476—1531，字体父，号静养）被诰封，同时诰封的还有其祖冯纳（字近庵）及祖母，实现了民间所传的诰封三代。这次被嘉靖皇帝诰封不久，冯岳又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之后，其儿孙被恩荫官职，其中长子冯熙皞（字治嗥，号南野），荫补国子生，任军都督府经历都事；次子冯熙采（字相卿，号师贞），功荫国子生，任云南鹤庆知府，慈城冯氏由此又增一位基层官员；其孙冯宇（字定甫，号明麓）也荫补国子生，任常州通州判官。明代，慈城冯氏被恩荫的还有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冯元飚子冯恺愈（字道济），由廪生荫授锦衣卫正千户，为正五品；其弟冯元飏子赐进士，授行人司行人。综合唐、宋、明三代，慈城冯氏封赏做官的子姓有15人，其族祠（支、房）、世系参见《被荫官职的慈城冯氏姓名、祠（支、房）、世系对照表》（表二十四）。
  一家是诰封三代、连荫子孙；一家是敕谕二代、荫任二子；还有四脉支族的七次敕谕。江南一邑县城百姓无不传颂着慈城冯氏的喜事，这样连续数年的喜事自然增加了慈城冯氏的家族声誉，因而尹元炜撰编《溪上遗闻集录》时，称冯氏于溪上门第推第一。[1]慈城冯氏的家族声誉还能从民间将冯岳所居改称尚书第，以及“冯半城”的称呼等文化现象来说明。明万历年间，慈城冯氏修建统宗祠，其子孙题写的门额是“南省名家”，其中一柱联“户诵诗书南省家声有旧，代传甲第东明阅望维新”1]。这些记载的是慈城文化，也是千年望族慈[展现的是家族声誉，城冯家“代有达人、名硕相望”的遗迹留存。
  清朝的赐封
  清代，慈城冯氏子姓有51人出任朝廷命官，具体职位、姓名、祠（支、房）、世系等，参见《清代慈城冯氏官职、祠（支、房）、世系对照表》（表二十五）。
  据表二十五所列，清代官员中，任职最高的是统宗祠福聚支冯谦亨，其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贡生，后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时为三品官。冯谦亨、冯栻、冯本棠是清代慈城冯氏科举出仕，任职五品以上的官员。冯栻，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及第后，任员外郎，时为从五品之职。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季房河房35世孙冯本棠（1831—1863，字芾村），咸丰五年（1855）举人，后任刑部直隶司郎中，时为正五品。
  比较表二十一、表二十五，分析明清两代慈城冯氏出仕做官情况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做官人数增加11人，二是高官锐减，基层官员增加。清代，慈城冯氏没有二品以上高官，五品（含从五品）仅3人，而知县却增加11人，其中任教谕、训导、巡检等官员的有20名，具体参见《明清两代慈城冯氏官职分析表》（表二十六）。
  笔者认为，清代慈城冯氏任职的变化，除了文献记载史料齐全外，还有以下三大因素。
  一是清代官吏级格设置。清代，官职设置虽说还是九品十八级（每等分正、从之别），但比较明代官吏级格设置，清代将教谕、训导等均称为文职外官，为正八品；巡检也属文职外官，列为从九品，均归属十八级之流，即使在十八级以外的，其级别附于从九品，如典史、吏目等，也就是清代称官职位的设置比明代多。明清两代入流官职的变化，造成慈城冯氏官职人数的变化，表二十三所示，慈城冯氏入流的教谕、巡检这两类官职的有20人。
  二是清廷对汉人的歧视。这直接影响慈城冯氏出仕为官的人数与官级。如前所述，清代慈城冯氏科举人数比明代下降，如慈城冯氏进士人数由30人锐减20人，科举级别影响了官职级格。根据清代职官表记载，清初朝廷部院大臣除两三位汉人外，其余的官员不是贝勒、贝子、宗室成员，就是满、蒙两族人，这自然也影响了汉人科举出仕的路径。
  三是慈城冯氏数代士子加入明末清初浙江士子抗清复明行动，有的还成为领袖，最为著名的为冯元飏、冯元飚、冯元飂三兄弟和他们的族侄冯京第。冯京第是统宗祠福聚民支观音堂29世孙，是留存至今的三忠墓之一的忠烈。可以想象，这些冯氏抗清士子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多大的祸患。然而慈城冯氏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依然奋发图强，不仅渡过家族难关，还在慈城民间留下一些传说故事，比如《冯阿云坐戏桥》、《一只丁靴》、《三十万两银子》、《府台老爷跪门口》等，这些传说中的主人公就是绪论中提到的冯云濠与冯云祥兄弟。
  冯云濠，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光绪《慈溪县志》记载：
  幼颖悟，五岁丧父，哀痛若成人。长而才识过人。家素封，好补道赏戴花翎，尝于所居构醉经阁。[1]行善事。咸丰间，军兴，筹防助饷，先后捐银二十万两，累叙至候志书中记载的“捐银二十万两”助饷就是慈城民间传得神乎其神的引子。关于捐银二十万两助饷一事，先后任慈溪县县长、宁波知府的段光清[1]的日记中多次记述，其中有关1853年4月至8月间捐饷的记载如下：
  国家军饷浩繁，皇上下谕书捐，着地方官好为劝谕，并有“此举乃出于万不得已”之语，天下见之，皆为感激。抚宪寄书于余云：“读上谕，令人不知涕之何来。兄未能赴宁波，弟好代我劝之，务令富室慷慨书捐，如代为我跪求，以稍纾国家之难。”余接信后，一面出示劝捐，一面席请绅富共议。绅士皆谓：“必自大户开捐，而后可次第书之。”城中大富必先推陈、吴两家，请公祖自派两户各捐三万，绅等再劝..陈姓书定，鄞、慈、镇富户各以次书定，其余各县，亦稍有捐输，宁波一府共捐银五十余万两。惟慈溪冯姓，因宁波大富也，各省皆行商，京城御史奏伊家资二千万，皇上特旨着输数百万，绅董无能措词，司道亦谓，至少也须捐三五十万。冯姓将收一切生意，自呈其家底账，实有家资若干，请抚台奏伊家捐若干。
  宁波马（码）头大小店户，多行冯姓本钱，闻冯姓收生意，皆云：“我等不能不歇生意”，宁波歇生意，则宁波之马头倒也；各省皆闻冯姓因捐输歇生意，则天下之富户皆畏葸，而商贾萧索矣，此其关系不小。余乃以其事密禀抚宪，谓：“御史所奏未必实。”冯姓各省有生意，不过以富字招牌，各路易通，岂有现银堆积在家。捐饷清军需，必得现款，何能猝然捐至数百万，莫谓数百万不可猝捐，即数十万亦未可以次捐也。捐例既开，军旅不息，捐输岂有已时乎？何妨留以有待，仍可年年向伊家劝捐，不然猝发雷霆，毁一家，不过徒令百姓咨怨，究与军务未必遂大有济也。余劝冯姓书十二万，专摺奏明，并申明冯姓自愧报效无多，不敢邀奖，即照捐广额亦愿公之联合。其后抚宪奏请皇上，于广额之外，仍赏冯姓道衔三名，花翎三枝。[1]
  不知“府台老爷跪门口”的传说，是否为段光清笔下“跪求”的讹传，倒是赏冯姓道衔三名、花翎三枝，是确有其事，赐冯云濠候补道，赏戴花翎，赐冯云祥戴花翎，封通丰大夫，赐冯本棠以军功加四品衔并赏花翎。冯云濠、冯云祥为同父异母兄弟，冯云祥、冯本棠是父子，一家二代因助饷而留下具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而光绪《慈溪县志》的记载是：“冯云祥自道光庚子（1840）迄咸丰辛酉（1861）输饷至数十万两金，为六邑倡。子本棠咸丰五年举人，官刑部直隶司郎中。假归粤贼之难，练勇御贼省垣被围，奉檄济饷不得达为之涕泣者，累日以军功加四品衔并赏花翎。”也就是冯本棠从正五品嘉奖升至四品。
  冯云濠逝世于1855年。之后段光清日记中又提及冯云祥父子，有以下几处：
  （1860年）5月驻严州[1]时奉抚军[2]之命来宁波。来前赴抚军家宴，有慈溪冯孝廉在座，孝廉拜抚军为老师，以余任慈溪，月课取过，亦拜余为老师。抚军疑我有钱，问考廉曰：“尔段老师可有钱存尔家店中？”孝廉面赧，只得以不知。抚军又顾余曰：“不妨，我亦有钱存伊家店中。”席间只言筹饷艰难，往宁波劝捐必须大为生发。余曰：“宁波之事，尽在甬东，甬东之店，冯姓占五，必请伊家令尊出来，某行生意可捐多少，某姓殷富，无不了然。”席散而出，余谓孝廉曰：“今日抚军问汝，汝面赧答以不知，抚军乃疑我有钱也。”答曰：“家中之事我原不知，归家必请家父写信于抚军。”[3]
  据记载，这次捐资需七十万银。
  六月赴宁波劝捐，先至慈溪。当是时，各府各县皆有捐局，余即馆于捐局；次日至冯孝廉家拜其父望卿，与论捐事。望卿答曰：“宁波却已捐苦，然事势至此，亦无可如何。宁波各项生意，各有总行，既有总行，皆有司事，但请各行司事与之细商，告以时势之艰危，经费之竭蹶，果能激发天良，共襄盛举，七十万尚可办也。”余曰：“宁波各行生意，君家所占者多，如何捐法，如何缴法，即请君家先为之倡，君家即劝捐首事也。”望卿乃先将自家管事先生邀几人到家商之，望卿乃言：“某行生意可以多捐，某行生意只能少捐，各行书定，六月底缴起，至十二月缴齐，委员催捐，每月轮缴。”宁波若从生意上捐，无生意者不过数户殷户，自有宁波局董捐之。言毕，叹曰：“生意虽我定，然而恶人仍须大公祖自做也。”余曰，诺。[4]
  与日记记载的助饷事件有关，之后上海《申报》还刊登过一条《兹邑冯氏来札》消息，概述如下：
  慈溪襄办赈捐，其第四次以前均托贵报将捐户逐名登明，兹自第四次起，因各省广捐，诚恐贵报限于篇幅，故只登冯氏经劝总数，虽杯水车薪，无补万一，然皆藉众善士酷暑奔驰，竭力经募，始得此款，并非冯氏独劝，恐贻专美之诮，用特布知，并乞列报，是所盼切。[1]
  段光清的日记和报载的消息将150多年前慈城冯氏助饷的事件记载得一清二楚。分析这些史料，推断慈城冯氏助饷非个人行为，而是前赴后继的家族行为，先冯云濠，后冯云祥父子，这三人过世后的十多年（至1878）还在履行“襄办赈捐”的职责。而有意思的是，民间传说将慈城冯氏所做的事全功归于冯云濠一人，有的甚至将其弟曼生的坟墓也说成是他的，慈城民间流传《冯阿云造墓》的神奇故事，还有“像不像，像冯阿云”之说。根据史料及慈城镇收藏的“曼生公”墓碑、慈城冯氏后裔回忆，如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季房河房37世孙冯云祥嫡曾孙冯有政的《我出生在曼生公坟庄》一文推测，位于宁波慈城五湖村楼家的坟墓应是冯云祥，有意思的是坟墓所在村一直传为冯云濠之墓，这家管墓的徐宝岳也十分肯定地说是冯阿云，参见第六章《我家管冯家坟庄》。原来传得神通广大的冯阿云不是冯云濠，而是冯云祥。冯阿云是清晚期慈城冯氏的代称，不少冯氏后裔不约而同视其为参照，至今仍有其后人误认冯阿云为冯云濠。应该说，一家两代的助饷赐封使慈城冯氏彻底走出清朝初期的家族低落期，延续了千年望族“代有达人、名硕相望”的声誉及家族的社会地位。
  数千年来，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社会经济亦由农耕时代渐入工业时代。清代中叶以后，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和外国侵略战争的影响，清政府被迫作出了改变国人命运的两大国策，即洞开国门与终止科举。洞开国门，是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威逼下，就宁波而言，由此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加剧了宁波社会经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宁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本遭到破坏；二是促进了宁波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2]自然经济破坏导致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却给破产者带来新的机遇。终止科举考试也是一样，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后，科场不再开考。这表明慈城冯氏士子的读书取仕道路不通了，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以从政、治学和经商为人生目标的慈城冯氏又是如何适应时代变迁来延续千年望族之脉的呢？从史料和口述资料分析，清末至20世纪中叶，不少慈城冯氏以家或族支迁离慈城，在上海、杭州或天津从事工业、商业、金融、教育和文化等五个行业的相关作。他们奔走于家乡与异乡，奋发图强，干出一番成就，在各个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慈城冯氏的家族流派，比如实业派、艺术派、教育派、学术派和活动派，此乃民国的流派。民国的流派是慈城冯氏千年望族“代有达人、名硕相望”的近代显现。
  民国的流派
  1843年，上海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从此上海这个元代的渔村、明代的小镇、清代的县治，几乎没有经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就被强行拉入工业化的进程中。这座昔日处于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繁华名城偏隅的小城，在开埠仅二三十年后，就一跃变成一个中外贸易兴旺、华洋商号林立、中西客商群集，在全国首屈一指的通商巨埠。据公共租界工部局1885年的年度报告，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约10.9万人，江浙人占74.3％[1，这些江浙人中相当多的是被称作“宁波帮”的宁波人，1910年上海人口数为128.9万人，而其中宁波人达40万人之多。[2]显然，很难统计宁波移民中慈城冯氏占了多少，不过《田野调查》访问的180多名对象，他们几乎皆有上海亲戚，且大多是抗日战争前或更早去的上海，这能说明有相当多的慈城冯氏涌入宁波帮的移民潮中。民国的流派也与上海这一通商巨埠有关。有关史料显示，江浙士大夫移民带来发展上海的大量资金。据租界当局不完全统计，在1860—1862年间，至少有价值650万两银圆的华人资本进入上海。除资本金之外，还带来深厚的江浙文化传统，这对上海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繁荣、市民文化的衍变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慈城冯氏在这“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又起了多大作用呢？今无法统计，而据史料，冯择夫（即冯祖宪）倡议以每股作500两纠合公司，成功解决了当时徐愚斋地产牵连22家钱庄所引起的金融界恐慌，颇受业内人士赞赏。其后冯择夫首创的钱庄回单制度，便于钩稽，同业称便。上海钱业史载冯氏（冯择夫）为清末上海钱庄业的宁波帮领袖[2]。此后，慈城冯氏子姓参与上海钱银业经营，是慈城冯氏参加上海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参见《慈城冯氏与上海钱银业一览表》（表二十七）。如表二十七所示，民国时期的上海金融界，慈城冯氏是钱银业的中坚力量、业务实力派，这是慈城冯氏民国的流派之实业派的组成部分。实业派，顾名思义是经济建设者，根据口述史等统计，清末民国初，慈城冯氏除从事金融业外，还主要从事国药业、参茸滋补、饮食业等，还开办米厂、药厂、印刷厂、棉纺厂等，具体参见《慈城冯氏投资商行一览表》（表二十八）。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是慈城冯氏在慈城、宁波、上海、天津等地创办实业的情况，笔者认为，此是慈城冯氏实业派的代表，民国的流派之一。
  慈城冯氏经商创办实业有着家族传统。前述，慈城冯氏于宋代经营药肆，清代创办国药冯存仁堂而闻名宁波、上海乃至海外。晚清以后，慈城冯氏发挥这一传统优势，颇具影响。惠宗祠大桥支启承祠元房坤房忠房37世孙冯友苓（1877—1953，名家藇，号香来）则在天津创办家喻户晓的福禄林大饭店，请法国大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时为天津达官贵人宴请之首选饭店。
  表二十七、表二十八所列的实业派正是慈城冯氏子姓在取消科举制度以后，在家乡或上海等地寻找谋生发展的平台。当代学者认为，“家资丰盈的豪绅富商成为上海行业组织和经济活动中的中坚力量，成为市民社会的上层”[1]。表中所列的慈城冯氏投资或创办的实业，正是上海经济活动中坚力量之一。清末民国初，在闯荡上海滩的移民队伍中，还有一些是因“自然经济遭破坏导致破产”的普通劳动者，慈城冯氏有些也是以劳动移民的身份去上海讨生活的，而他们却凭借在异乡的天时、地利、人和，脱颖而出，其代表人物是冯梦云（1904—1944，族名恭茂）。
  1904年出生于慈城的冯恭茂，13岁时失去父母。两年后，他去上海一家五金店当职员，其间他考取光华大学免费读书名额，再学报关行。因爱好文学，他改名冯梦云向上海报刊投稿，并认识了小报界文人洪水水、卢一方。后经他俩介绍，冯梦云进入《小日报》任编辑，《小日报》是民国时期的一份著名小报。所谓小报是发行数量很大，有广泛读者，内容以休闲趣味为主的小型报纸。学者研究认为：主办上海小报的文人不是平民，而是拥有士大夫传统文化根系的才子学士。他们在上海讨生活，不得不自食其力，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文人。[2]出身于慈城望族之家的冯梦云，结识了拥有士大夫传统文化底蕴的报人，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冯梦云进入《小日报》后，采编一肩挑，不仅四处采访，还担任特约撰述、报评社论。因影院放映电影《冯大少爷》，人们将影片名送给冯梦云，他不仅没异议，反而以“冯大少爷”为笔名发表各种文章，由此声名鹊起。冯梦云、冯大少爷之名在小报界不胫而走，响彻申城。[1]
  后因《小日报》发行量锐减，1928年5月，冯梦云在弟弟冯恭平的经济支援下创办《大晶报》，并撰稿。《大晶报》是三日刊，办报宗旨为针砭时弊，抨击腐败现象。为了提高报纸的质量，冯恭茂还想出了用现金征求外稿的办法，每月一结，并在文末注明甲种稿酬、乙种稿酬..由于《大晶报》不畏权贵，因而深受读者喜爱，日销量竟达2万份左右。打好了自办报纸的基础，冯梦云又开办了“大晶印刷所”和“都城茶室”，这样他成为了小报老板兼“报纸三产”经理，风光无限。冯梦云虽以大少爷自诩，却没有一点纨绔习气，既精通编辑、广告、校对、排字、印刷、发行等办报业务，又具备经营谋略，显现文艺实业家天才，时被同行称赞“允文允武，唯冯大少爷一人而已”[2]。一年后，冯梦云还创办了《铁报》、《太阳报》两份报纸，《太阳报》取阳光普照之意。与此同时，冯梦云一边扩大《太阳报》的发行，一边拓展其弟经营（他投资）的“上海电话购货公司”广告阵地，只可惜《太阳报》只刊百期而夭折。尽管如此，冯梦云一人创办三报，仍成为上海小报史上的奇迹。“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冯梦云亲赴前线采访战地新闻，及时报道国军英勇杀敌的消息，揭露日军屠杀无辜百姓的滔天罪行。为了让上海市民了解战况，《大晶报》一天出三报（早报、午报、晚报），
  这又是当时小报界的创举。[1]
  应该说，当年的上海是由中小商贾、洋行商行职员以及靠教读和秉笔为生的江南文人学士组成市民社会的中层，他们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是小报的消费群体。在市民社会的中层有专门为小报撰稿的群体，其中较有影响的慈城冯氏有冯元祥（1918—2006，又名冯三凤、冯蘅）、冯和仪、冯玉奇（笔名左明生、海上先觉楼、先觉楼）。冯元祥是出生在上海的慈城冯氏子姓，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发表了五十余种小报小说，有影响力的作品有《呱呱叫姑娘》、《英英日记》和《黑天堂》等，是小报文人中不多见的长篇小说、小品文“兼善皆妙”的作家之一。[1]冯和仪是慈城冯氏后仓卯支下恤房冯松雨（谱名錱，一名浦，字淞渔、崧裕，以号行）女儿，以“苏青”笔名先后在《海报》、《诚报》、《光化日报》、《风雨谈》等报刊刊载或连载了《一个梦》、《朦胧月》、《饮食男女》、《结婚十年》等，其中《结婚十年》出版单行本，一时成为上海畅销书，再版达18次之多。[2]苏青时与张爱玲被誉为“文坛双璧”，有意思的是小报文人不仅关注她们的作品，还关注她俩的稿酬与版税，据说《结婚十年》被拍成电影，小报文人打听到苏青抽票价的5％，于是说“苏青抽得眉开眼笑”[3]，这一插曲颇有调侃之意，不过也说明苏青当年的影响力。苏青的文学观点是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举凡生活之甘苦，名利之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等等，均无不可谈，且谈而不厌。[4]鉴于这一观念，学者将其归类为“市民作家”，中国文学笔记，早将民俗融入文学创作中，而苏青却以物质民俗和心理民俗为突破口，以夹叙夹议的文本与亦真亦幻的个人结合得如此完美的民俗创作，开启了先河。[5]
  约生于1918年的冯玉奇，自九一八后，感国事之蜩，佯狂海上，觉天下事无可为者，曰从事小说家者，虽雕虫小技，实经国文章。而于1937年始从事小说创作，处女作为《解语花》，后曾用慈水冯玉奇、四明冯玉奇、海上冯玉奇等笔名，历时十余年，创作并出版100多种小说，其中1947年、1948年两年间，冯玉奇以每月出两三种的速度出书，成了当时出书最快最多的作家。[6]时与北方张恨水成为鸳鸯蝴蝶派代表，199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民国章回小说大观》收编了冯玉奇的9篇小说提要，其中有《解语花》、《雁南归》、《海上风云》、《烽火情侣》、《民族魂》等，同时该书收录了张恨水的10篇小说，两者可谓平分秋色、各擅胜场。
  学者研究认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文学流派，得力于士大夫降尊以后与市场文化的结合。鸳鸯文学是纯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结合体，是一种高雅艺术糅以民间文学的白描样式。鸳鸯文学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流派，它还代表一种文化，一种介于精英文化和下层文化之间的中下层市民文化。[1]慈城冯氏的子弟因千年望族家族的文化土壤培植的潜能，在中下层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领域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成为民国时期的家族文艺流派。
  民国时期，慈城冯氏除有人成为上述通俗文学作家外，还有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士，如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树德堂37世孙冯贞胥（1901—1977，字须父）、冯贞用（1914—1966，字仲足，号宾符）兄弟俩。哥以都良名行，先后在上海的《商报》、《申报》任编辑，还在《申报》馆担任主笔，著有《怅惘》、《国学常识问答》等；弟贞用18岁考入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以宾符之名专业从事编辑、出版与翻译。1934年，民主人士胡愈之在沪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形势和普及国际知识的刊物，冯宾符参与该刊的译著，数十年研究与探索国际问题，成为我国国际问题领域的拓荒者、现代杂志编辑的先驱。[1]20世纪30年代后期，冯宾符还主编《译报周刊》等，独译《战后苏联印象记》，合译有《西行漫记》与《世界政治》等。由此，兄弟俩同被收录于《上海出版志》和《上海新闻志》，想必这是对他俩为当代中华文化所作贡献的记载，由此成为慈城冯氏民国文艺派的代表。
  如表二十六所示，清代慈城冯氏出任教谕、训导的有8人。按清朝制礼，考取举人的士子可到吏部注册，取得一定官职，比如当知县等七品官；而慈城的士子多选择教育职业，在人类的精神家园播撒文明的种子。民国的这些传道授业的士子中，最为典型且成果最卓著的是“慈溪四才子”之一的冯君木，前述冯君木以教书为业，门下弟子不少为近百年闻名中外的杰出英才。慈城冯氏的民国教育派还有惠宗祠西桥支启承祠贞房孟房39世孙冯度（1891—1950，谱名冯有容）与从祖兄弟冯茂生（1894—不详，谱名冯有森）、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36世孙冯景增（又名冯景曾）、大宗祠大街支40世孙冯荪眉（1898—1978，字恭春，号东顺）和冯毓孳等，他们差不多都奔走于宁波、上海两城，劝募办学经费，启迪民智等，参见表十等。
  清末民国初，慈城冯氏还有一学术派，代表人物有统宗祠福聚支冯一梅（1849—1907，字梦香，一作梦芗）、冯贞群。
  冯一梅，诸生时读书于杭州诂经精舍，师事俞樾。光绪初年杨昌濬抚浙时，成立浙江官书局，延为校书有年，后又主讲于西安鹿鸣、衢州正谊、镇海鲲池、余姚龙山、新昌鼓山诸书院以及宁波辨志精舍。讲学不立门户，以实践为归，又喜研究老庄、医学、算术。著有《述古堂诗集》10卷、《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述古堂经说》30卷、《内经校勘记》4卷、《老子校勘记》2卷等，又纂修《龙游县志》凡50卷，并为山阴徐氏编定《绍兴先正遗书》，参见第六章《慈城冯家在衢州的痕迹》。
  1912年1月26日，宁波在各县代表会议基础上成立了参议部，此为宁波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组织，冯贞群成为资产阶级政权组织的参议员之一[1]，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之后，冯贞群致力于文献收藏与研究，参见前“著述与藏书”内容。1957年11月，著名词学家夏承焘[1]趁来宁波师专讲学之机拜访冯贞群，后与友人谈起要将冯贞群等宁波旧老作为“社会财富”抢救起来；在答谢冯贞群陪同参观天一阁所题的《孟颛翁导登天一阁》诗中，夏承焘又将冯贞群与宁波历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人物黄宗羲、万斯同相提并论[2]。这既是两位学究型人物友谊的见证，又是冯贞群学术地位与学术贡献的反映。民国的慈城冯氏学术派由此也可见一斑。
  统宗祠福聚军支绩高堂复古堂37世孙冯穉望（1902—1983，谱名冯昌世、冯远龙，以冯定行）是湖广布政使冯叔吉10世孙，明代二品高官之家传到冯定祖时已家道中落，叔吉9世孙只能以手艺为生，而冯穉望虽是破落手艺人之子，却在老师兼族叔冯君木的帮助下，完成学业并谋得财政部秘书一职，在北京期间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活动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激发了慈城冯氏参与革命活动的热情，统宗祠福聚军支树德堂37世孙冯勉勤（1881—1956，谱名仁宝，号崇业）的长子冯昌伯（1905—1995，字昭迈）、五子冯绍叔（1917—1953，改名冯刚，字昭遹）和幼子冯季淑（1919—1946，字昭逑）先后参加新四军；冯勉勤族兄冯可钧（统宗祠福聚支）的三个儿子冯伯华、冯舜华、冯圣发（后改马豪）先后在慈城参加新四军；统宗祠福聚军支仲德堂38世孙冯圣珠参加革命后改名冯立平，皖南事变时被俘，牺牲于江西上饶集中营。[1]
  综上所述，慈城冯氏的民国流派呈现兼容性与群发性两大特点。兼容性即表现为有实业派兼艺术派，如冯梦云既是实业家又是作家，或艺术派兼活动派，如冯穉望既是活动家，又是作家等；而群发性即是家族群发性，如学术派的冯一梅与冯贞群，活动派的冯勉勤三子及冯伯华、冯舜华、冯圣发三兄弟，文艺派的冯贞用、冯贞群兄弟等。

[1] 虞光题述，见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4页 [1] 冯祖宪：《支派分合考》，见《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17页 [2] 冯祖宪：《合族各支行次录》，见《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36页 [1] 统宗祠祀典，见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21页 [2] 冯彦珽：《拟小祠堂绩高堂记》，见《孝溪旧闻》，第1页 [3] 冯祖宪：《支派分合考》，见《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17页 [1] 冯彦珽：《拟小祠堂绩高堂记》，见《孝溪旧闻》，第1页 [2] 冯祖宪：《支派分合考》，见《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17页 [1]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卷11第1页 [2] 冯维岳纂修，冯和笙续修：《金川冯氏宗谱》，（清）同治庚午（1870）抄本，第36页 [3] 同[2]，序 [1] 《冯季房公启事》，《慈溪日报》1938年8月4日 [1] 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87页 [2] 徐兆昺著，桂心仪、周冠明等点注：《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3年7月第2版，第382页 [3] 《后仓冯氏宗谱》序言，见冯圣任纂修《后仓冯氏宗谱》孔安堂木活字本，（清）光绪元年（1875） [1] 据1921年出生的冯家媳妇陈瑞云口述，婆家于100多年前从慈城迁居鄞西凤岙，丈夫冯竹斋到宁波开水果店，并替人写招牌字[2]《姚南西岙冯氏宗谱》序言，见冯开良主修《姚南西岙冯氏宗谱》，追远堂木活字本1927年版 [3] 《赭山冯氏宗谱》序言，见冯信安纂修《赭山冯氏宗谱》，树德堂木活字本，清光绪二年（1876） [1] 《阿三帮我家主持斯文会》，见王静著《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宁波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197页 [2] 《时事公报》，1945年12月26日 [3] 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88页 [4] 冯君木：《先兄莲青先生事略》，见《适庐遗诗》，第1页 [1] 徐兆昺著，桂心仪、周冠明等点注：《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3年7月第2版，第1565页 [1] （清）尹元炜辑，冯本怀参订，王清毅、岑华潮点校：《溪上遗闻集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98页 [2] 沙孟海：《冯君木先生行状》 [1] 毛翼虎：《伏跗室藏书目录》序，见饶国庆、袁慧、袁良植编著《伏跗室藏书目录》，宁波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页 [1]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34页 [2] 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1、3页 [1] 慈城冯氏唐朝进士人数8名，《慈溪冯氏支谱》记载5名，《慈溪县志》记载3名 [2] （日）井上彻著，钱杭译：《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45页 [1]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46页 [1]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46页 [1] 徐兆昺著，桂心仪、周冠明等点注：《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3年7月第2版，第1556页 [1]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56页 [1] 蔡继承：《金川世家神像考》，宁波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20页 [2] 徐兆昺著，桂心仪、周冠明等点注：《四明谈助》，宁波出版社2003年7月第2版，第1555页 [1] 清尹元炜辑，冯本怀参订，王清毅、岑华潮点校：《溪上遗闻集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74页 [1] 统宗祠额联，见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80页 [1]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卷33，第12页 [1] 段光清（1798—1878）字明俊，号镜湖，宿松县仙田庄人。1846年先后任建德、慈溪、海盐、江山知县1852年调任宁波府知府，1854年升为杭嘉湖兵备道，调补宁绍台兵备道，1858年升浙江按察使，1865年，复任杭嘉湖兵备道，著有《镜湖自撰年谱》 [1]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版，第82页 [1] 严州：浙江西部，今为桐庐县、淳安县和建德市地界 [2] 抚军：—1861）字英九，号雪轩，福建侯官（今福州闽侯）人，时为王有龄（1810，道光十九年（1839）由吏部签发浙江，经系列“差遣”后署理新昌县，又先后任慈溪、鄞县、镇海、仁和知县等，咸丰十年（1860）擢任浙江巡抚 [3]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版，第173页 [4] 同[3]，第175页 [1] 《申报》，1878年10月4日 [2] 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59页 [1]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28页 [2] 李缄：《宁波旅沪同乡会百年纪》，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2页 [1]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28页 [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46、53页 [1]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28页 [2] 同[1]，第41页 [1] 周允中：《冯梦云的报人生涯》，见黄玉生主编《钟山风雨》2007年第二期，第43页 [2] 同[1]，第44页 [1] 周允中：《冯梦云的报人生涯》，见黄玉生主编《钟山风雨》2007年第二期，第44页 [1]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06页 [2] 毛海莹：《苏青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第112页 [3] 同[1]，第135页 [4] 苏青主编：《天地》发刊词，见毛海莹：《苏青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第112页 [5] 同[2]，第112页 [6] 林鸥君：《冯玉奇及其文学作品》，见宿夜独醉博客2009年8月12日博文 [1]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1页 [1] 姚东桥：《拓荒者、耕耘才和先驱》，见杨学纯、沈中明《冯宾符国际问题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序言第3页 [1] 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411页 [1] 夏承焘（1900—1986）著名词学家，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2] 饶国庆：《夏承焘与冯孟颛》，见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八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50页 [1] 季音：《从上饶集中营越狱——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死里逃生经历》，见人民网2012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