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一、外国传教士在江北岸的办学活动
  1844年宁波开埠后，外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办学活动，其中江北岸居留地是一个重要中心。不少学校办学时间较长，办学效果也相当显著，并对近代宁波教育和宁波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学
  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开埠。开埠当年，英国传教士、东方女子教育会委员阿尔德赛小姐（MissM.Aldersey）就在宁波城内祝都桥竹丝墙门内大屋（今尚书街东端）开设了女塾。这所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的女子学校尽管最初设立地点和后来办学中心均不在江北岸，但其开办与江北岸开埠密切相关，而且其后来发展过程中是与设在江北岸槐树路的另一所女校合并办学而成，故值得一述。
  阿尔德赛是英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1837年偕伦敦会教士麦都思夫妇至南洋爪哇泗水设女塾，教育华侨女子。1842年来华，首抵香港，为入华女教士之第一人。随同她来华的有1名是其在爪哇所教的华人女学生。1844年阿尔德塞转赴宁波，独自开设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校——祝都桥女塾。学校曾接受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SocietyforPromotingFemaleEducationintheEast）的资助。本部设在伦敦的该会系英国基督教新教教育宣教会，是1843年受美国归正教会教士雅俾理演说影响而成立的，以在东方各埠兴办女学为目的，1899年与大英教会合并。阿尔德赛终身未婚，人称马利姑娘，一辈子从事义务教育。1857年她因病离华赴澳洲，卒于家中。①
  祝都桥女塾免费招收女学生并供给衣食起居各项费用。开设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并要学生在功课之外学习缝纫和刺绣。由于封建教育制度长期剥夺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加上中西长期隔绝，当时一般民众对借助枪炮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不免有种种疑惧和猜忌。因此正值清朝道光年间开办的女塾，困难重重，谣言四起。有人说阿尔德赛是魔鬼化身，已杀死她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有人说她办学是假，骗儿童去挖眼睛炼药水是真。敢于冒险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常常又急又吓地赶到学塾看孩子是否安全，有的干脆就中途领回，因此，学塾生源大成问题。但阿尔德赛并不气馁，她反复上门动员，并向家长保证孩子入学以后，不但不会增加家庭的负担，而且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她用热心和毅力打消了家长的顾虑。加上有免收学费、提供食宿、发给衣物和少量零钱等优惠措施（最初时还曾给学生家长发五文至十文一天的津贴，以弥补其女儿不在家帮助做家务所带来的损失）。这样一年以后，学塾有了15名学生，到1852年已发展到40名。学塾有限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不过为使婢弃女及最穷苦之女孩，以校中有衣食供给，故甘冒与洋人接近之危险”②。
  1844年开办的宁波祝都桥女塾，是浙江最早的教会学堂，也为全国第一所女校。教会女校的创办不仅使部分女子打破闺门禁锢，从而走上社会，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步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阿尔德赛的这一创举早于上海文纪女校（1851年开办，后与1861年创设的裨文女塾合并为圣玛利亚女书院）、福州毓英女学堂（1859年）和北京贝满女学堂（1864年），比梁启超和经元善发起创办，后颇有名气的上海经正女学要早54年。1844年开办的宁波女塾为中国最早的女学，已为世所公认。1934年，近代中国著名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褚季能的《女学先声》一文，文中明确指出：中土的第一家女学校，便是由阿尔德赛小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宁波创办的。
  1844年开设的宁波祝都桥女塾，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无女子进学校的传统，使国民逐渐意识到女子教育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其开办确实为清末中国教育输入了新鲜血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我国教育近代化历程中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继阿尔德赛之后，1847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柯夫人在江北槐树路设立另一所女校。最初的办学目的在于吸收信徒，培养教徒的妻子和女布道师，课程主要有汉语、圣经、数学、地理和英文。该校1849年的课程规定：“凡女生均教以本国之文字。彼等不习中国经书，惟诵读含有基督教教训之课本及接近之科学书籍而已，复以口头上之问答，俾彼等熟习圣经中之故事。数学与地理亦为彼等课程中之一部分，而尚有两学生，则学习英语焉。”③
  1857年阿尔德赛离甬时，两所女校合并办学改称崇德女校，校址在江北岸槐树路，由长老会接办和管理。进入民国以后，该校师生在甬上学界颇为活跃。1919年五四运动时，崇德、圣模二校与鄞县女师的女中学生推选代表参加市区13所中学学生代表在后乐园（现中山广场）举行会议，成立了“宁波学生联合会”，讨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决定开展宣传并着手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当时在女校读书的女生们虽然接受宗教和封建伦理教育，但随着知识面的开阔，识别是非的能力日趋提高，易于接受科学与民主思想，逐渐成为妇女解放的先行者，成为近代宁波第一批妇女运动的骨干。如1926年秋任浙江省妇运会主席，抗战时期曾任“全国妇女慰劳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委员兼劳作部长的我国早期妇女运动工作者吕晓道就是崇德女校的毕业生。崇德、圣模二校的中学部合并后，小学部于1923年单独建校，分为崇德小学和圣模小学（圣模小学在1951年为人民政府接收后改名永丰路小学，后为宁波十六中、甬江职高分部。这两所隔江相望的学校，原校舍现均为配合宁波市三江文化长廊建设而拆迁）。1924年5月5日，崇德小学学生在杨眉山的领导下拟去小教场参加学生界发起的“五九”国耻纪念活动，不料被学校当局阻拦而无法成行。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宁波后，该校学生曾在江北岸开展反帝爱国宣传，还制作纸花、枕套上街义卖，以资助上海工人，并组织去定海等县宣传。位于解放桥北面槐树路上的崇德小学在抗战胜利后由教会收回复校，兼收男女生。
  1919年，长老、浸礼两差会决定将崇德、圣模二校的中学部合并，共同捐资兴建新校舍。1923年春，城区战船街新校舍落成，崇德女校和圣模女校的中学部合并迁入，正式定名为私立甬江女子中学。学校由长老、浸礼两差会合管，委美籍徐美珍女士为校长，设旧制4年，次年改为新制，即高初中各三年。1927年，宁波开展了要求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亦通过决定，将学校逐渐交由中国人管理。同年7月，甬江女子中学由国人自办，组织了校董会，由鲍哲庆任董事长，董事会由4人组成，其中有外籍董事3人。聘请奉化籍沈贻芗女士为校长。学生人数从1929年的88人到1935年斐迪中学女子部并入，已有学生200余人，教职员20余人。沈贻芗校长为该校的发展付出许多心血，深受师生的爱戴和敬重（1990年第3期《现代中国》杂志曾以“中国第一所女中校长沈贻芗”为题专文介绍）。收回教育权后，教会学校经费上仍接受教会津贴，思想上提倡信仰自由，仍不同程度宣传宗教，其他在课程设置、规章制度等方面，与宁波一般学校已无多大差别，而特别加强外语教学。学生成绩优异者保送到沪江、之江、金陵女大等教会大学，有的出国深造。1948年，在甬江女中举行25周年校庆时，蒋介石曾题词：“天下为公”，翁文灏、陈布雷也题词以示祝贺。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不再领取外国人的津贴，并由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2月正式命名为宁波女子中学，1958年8月改为宁波六中，1959年7月改名宁波女中，1968年4月又改为宁波六中，1994年7月命名为甬江高级职业中学。
  这所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建校160年来，已培养了近3万名高初中毕业生。⑤甬江女子中学的毕业生中有不少考入金陵女子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等高校。
  《甬江声》是私立甬江女子中学的校刊，创刊于1924年5月。著名教育家经亨颐曾为该刊题“清风唱和”以示祝贺。刊物为16开本，中英文合刊，其中中文90页，英文40页。该社刊成员有26人，社长胡彩玉，书记金石音，中文部长徐诚美，顾问杨守实；英文部长应美英，顾问是美籍校长徐美珍；美术部长张赛英，顾问朱王浣青；干事部长邬静娴，顾问杜祖林。
  杨守实在“发刊语”中写道：“《甬江声》是甬江青年女子的精神生活，换言之，就是甬江女子的呼声，..希望热心教育并主张尊重女权的同志们，互相提携，共同在这国民运动的康庄大道上做一点青年所应做的事。”
  《甬江声》以刊发学生习作为主，中文部分设有“言论”、“小说”、“随笔”、“译述”、“杂著”、“诗词”、“纪事”七个栏目，载文40篇，英文部分载文41篇。该刊关注社会，提倡妇女解放。如李瑞仙所撰《什么是奋斗——奋斗什么？》就号召大家为真理而奋斗。
  《甬江声》创刊号图文并茂，共有照片15幅，内有介绍校舍、实验室、卧室、藏书室、授琴室的共5幅。载有校长、教师、学生的9幅，包括全校教职员12人、学生66人的合影，另有1幅是为平民学校招生游行的照片。有图画8幅，均为学生习作，具体为人物2幅，小鸟、花草、湾头秋景、北斗河、茶杯茶壶（静物写生）、漫画各1幅。该刊编排上也颇有特色，在中文部分七个栏目的背页载有八个广告，介绍上海和宁波的一些商店和医院，其中有一个可称之为公益性广告，内容是节制，要驱除嫖、赌、烟、酒四恶魔。
  《甬江声》创刊号的“纪事”栏有1923年6月22日至1924年5月9日的学校大事记。对研究甬江女中的校史乃至宁波近代教育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甬江声》还出过甬江女中学生习作专刊，32开共230多页，内容相当丰富，收有18篇文章（论文、散文、译文等），23篇小说，13首诗和4部剧本。
  （二）外国教会在江北岸创办的其他学校
  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在宁波江北岸槐树路设立崇信义塾（今宁波四中的最早源头），为浙江境内最早的男子洋学堂，其课堂教学中英文并重，并参用宁波话授课。开设过圣经、“四书”、“五经”、作文、书法、算术、英语、天文、地理、唱歌10门课程。该校于1868年迁杭州，改名育英义塾，即后来之江大学的前身。1881年，美国长老会在原校舍续办崇信书院，于1912年改为崇信中学。此后，美国浸礼会、英国圣公会、英国循道会、天主教会等也陆续在宁波设立学校。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卫克斯、罗培生于1855年在西大街真神堂开办的私塾，后称浸会中学。1923年，崇信中学与浸会中学合并成立四明中学。英国循道会于1860年在竹林巷创办私塾，1867年传教士阚斐迪主事时，改为斐迪书院，1906年该书院在江北岸泗洲塘建成占地30亩的新校舍，改称斐迪学堂。1912年，又改名为斐迪学校，经费由偕我公会拨助，设初中、高中、大学3部，共8个班级，其中5至8班为大学预科班，有学生200余人。预科毕业，免试保送上海圣约翰大学或其他教会大学三年级就读。该校入学第一个月没有考试，从第二个月始每周考一门功课，十分严格，从不轻易改变。该校亦称斐迪大学堂。该校建立以来，在中外人士的支持下，办理卓有成效，颇受甬上各界好评。1921年4月，为改善办学条件，校长雷汉伯又发起募捐，添置运动场。据1921年4月21日《时事公报》报道：“宁波江北岸斐迪学校创办已卅余载，光绪丙子开始建泗洲塘新舍，其款由中西各界人士捐集。其后学额骤增，于民国八年又建饭厅运动场各一，其款由沪甬筹集。兹该校长雷汉伯君以屋外运动场未臻完美，非所以注重体育。适有校外隙地一方待售，拟向各界募捐购筑，现已印成优美捐册分送绅商各界请求捐助云。”⑥
  1903年，天主教宁波教区法籍主教赵保禄在江北岸泗洲塘畔建办若瑟学堂，后改名为中西毓才学堂，曾开设过小学、初中、高中。⑦190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费佩德联络旅沪宁波商人李征五在江北四洲塘创办益智学堂，1909年停办。此外，1912年美国基督教神召会教士倪歌胜在草马路创办伯特利小学，1951年政府接收后改为毓才小学分部。1912年，法国天主教会在江北天主堂创办培德小学，1916年，该会又在江北慈母堂创办懿德女子小学，1939年懿德并入培德，1949年停办。1927年，法国天主教会神父陈尤传在江北泗洲塘办起经言班，1935年改为毓才小学。⑧
  对于江北岸教会学校的开办情况，民初甬上报刊也颇为关注。如1920年6月5日《时事公报》报道说：“宁波江北岸崇敬学校地当适中，校址宽宏，校舍自改筑新式以后极为明敝。今岁戴校长莅任，热忱办事，所聘教员亦甚得人，皆尽心教诲，认真管理，运动卫生异常注重，规则课程均属完善，故成绩卓著，学生发达，已有百八十余人之多云，又该校近由教职员发起义务夜校学生自治会。”⑨
  当时传教士除开设一般的中小学外，还开办了幼儿园、孤儿难童院、宗教职业院校和各类补习学校等，并参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甬城平民教育运动。开埠后，外国人在江北岸居留地开办过外国籍儿童幼儿园，雇用外国籍保姆。1919年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江北槐树路崇德女校内创办了崇德蒙养园，还开办过圣模、白沙等幼稚园。教会所办宗教职业院校有宁波保禄大修道院、宁波增爵小修道院、仁爱女子圣经学院、伯特利圣经学院、华东圣经学院等。教会还在草马路开办了专门收容遭遗弃的妇女及女婴的伯特利妇女爱养所。参与平民教育方面有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英文商业学校、义务半日学校以及宁波青年会举办的各类补习学校等。
  与其他地区一样，外国传教士在江北岸创办教会学校的目的在于传教布道，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诚如1851年8月3日，美国基督教全国协会发表的一份总结报告所言：“各级的基督教育达到了瞩目的成就，培养了一般信徒，训练了一支教会领袖，对教徒与非教徒的思想与品格进行改造和潜移默化，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⑪曾在宁波创办两所男女寄宿学校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斯，后来在回忆中就明确揭示了传教布道的目的。他说：“我在宁波多年办理两所男女寄宿学校的经验证明：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方式。它只花费教会的力量和传教士的劳力与时间的约四分之一，却为该地教会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徒——我想超过半数。最近三四年外堂数目大增，多半要归功于本地的工作人员。这些中国人多半曾在我们所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总之，宁波教会之所以继续成长，引人注目，建立分堂，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于我们所办的学校。”⑪
  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宁波近代学校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这种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新式学校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宁波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并对近代宁波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代宁波教育走在全省前列并在有些方面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教会学校的创办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尽管教会学校的主课是宗教，通过宗教课程与宗教活动，传教士对教会学校学生进行严格的控制，如规定宗教课程不及格不能升级。圣经是各教会的必修课，崇信义塾有“圣经书房”。早晚都要举行宗教仪式，接受“洗礼”。但是清末以来教会学校对宁波教育和社会的影响却是深刻的。它介绍了当时西方流行的人文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在教学方法与课程设置方面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对于造就宁波近代优秀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如教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有不少为现代科技知识，除圣经及“四书”、“五经”外，各学校普遍开设算术、天文、地理、格致、唱歌等课程，还特别重视外语课的开设。其教学方法与设施也多仿自欧美国家。自1897年斐迪学校在甬城各校中首开体操课后，江北各教会学校也普遍开设了体育课程。随后斐迪学校还在学生中组建了足球、篮球等运动队，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初宁波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并为当时的甬城社会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
  当时教会学校在教学内容上形成的西主中辅、厚今薄古的教学格局，与中国传统书院有很大不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樊篱，使其教学内容更贴近实际，教育改革得以服务于走向近代化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它对整整一代的宁波青年学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使青年学生学到了国内学不到的科学知识，尽管这些知识还夹带着一些反科学的东西，但毕竟对宁波学生起了启蒙的作用。⑫
  二、外国传教士在江北岸的新闻出版活动
  传教士在江北岸的文化活动相当广泛，其中新闻出版是一个重要领域，并卓有成效，从而不仅使宁波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在我国的重要传播地之一，而且有力地推动近代宁波社会的发展，在我国新闻出版史上也占有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江北岸的华花圣经书房
  1845年7月19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柯理（RichardCole）夫妇带着印刷机器从澳门到达宁波。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1845年9月1日，命名为“华花圣经书房”（TheChineseandAmericanHolyClassicBookEstablishment，亦有一些文献称“花华圣经书房”）的印刷所在江北岸卢氏宗祠内投入使用。这是外国人在华经营的最早的一批印刷企业之一。“华”，指中国；“花”，指花旗国，即美国。华花圣经书房的印刷机器主要购自美国，购置费用由长老会拨助。据1845年9月出版委员会年度会议决议，拨款1000美元作为印刷部门1845年10月1日至1846年10月1日这一年中的经费。主要用于添置设备和购买原材料，部分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如在1846年2月，柯理批准支付给主要印刷工阿苏（Asuh）每月9美元的固定工资。该书房1848-1850年的收支情况为：1848年透支591.11美元；1849年支出491.82美元，收入288.19美元，赤字203.63美元；1850年支出725.53美元，收入332.25美元，赤字392.28美元。⑬该“书房”在宁波存续时间为14年4个月，1860年迁沪并改称为美华书馆。
  1.管理机构和人员
  华花圣经书房的出版业务由出版委员会管理，第一届委员会由柯理、娄理华和克陛存三人组成，柯理任主任（任期1845-1847.8）。出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有遴选书籍，决定印数、版式、印刷范围及经费，管理书籍的发行、编辑和核对以及对书房的发展提出规划和建议等。柯理是美国印第安那州人，精通印刷业务。1843年奉派来华，次年2月抵香港，同年移居澳门。1844年长老会在澳门创办了印刷所，不久负责该所工作的柯理提出：“长老会传教士剧增，为使书馆能继续工作，需要增添一些设备，而在宁波的费用可比澳门减少。”⑭在他的提议下，美国长老会决定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到宁波。娄理华（WulterMaconLowrie，1819-1847），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837年大学毕业，入普林斯顿神学院进修，1841年委为牧师，翌年奉派来华，在港澳及东南沿海活动，1845年抵宁波，参加印刷所工作。1847年去上海参加差会对《圣经》译本的修改。同年8月乘船返甬时中途遭海盗袭击，落水溺死。⑮克陛存（MichaelSimpsonCulbertson，1819-1862），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840年毕业于西点军校，转入普林斯顿神学院，1844年来华，在澳门、香港活动。1845年4月到达宁波，1850年7月迁居上海。曾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1801-1861）合译《圣经》为中文，著有《花国的蒙昧——华北的宗教观和民众的迷信》。后死于上海。⑯
  第一届出版委员会工作到1847年8月，由于柯理因事辞职赴沪，委员会改由露密士（任期1847.8-1850）负责。露密士（AugustusWardLoomis）也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44年来华，翌年3月30日抵舟山，进行传教活动，8月到宁波。他在1847年接管出版委员会以后，主要负责印刷制版车间并由另一位传教士麦嘉缔协助其工作。1850年，露密士因健康问题返回美国（露密士后在加州华人中进行传教活动）。委员会工作由歌德（任期1850-1852.12.12）接管。歌德（MosesStanleyCoulter，1824-1852），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1848年毕业于印第安那州的一所学院。次年被派赴宁波，管理华花圣经书房。⑰1852年12月12日，歌德在甬病逝。接替其管理印刷所的长老会传教士祎理哲（RichardQuartermanWay，1819-1895），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1844年奉派来华，7月抵澳门，8月到宁波，⑱参与管理教会在宁波所办男童寄宿学校即崇信义塾，该校由麦嘉缔等于1845年在江北岸创办。自1853年至1858年9月，他负责管理印刷所，其妻舅卦德明（JohnW.Quarterman，1821-1857）为美国传教士，曾一度协助管理印刷所，出版过《圣经图记》、《圣书问答》等书，并在崇信义塾教授勾股、天文地理等课程，1857年病死。祎理哲1851年2月至1854年任牧师，3年内共施洗教徒18人，1859年回国。
  自1858年10月至1860年，该印刷所由姜别利（WilliamGamble，1830-1886）负责管理。姜别利汉名姜辟理，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生于爱尔兰，17岁移居美国，在费城一家印刷公司当学徒，后去纽约从事《圣经》的出版工作，对印刷技术颇为精通。曾创电解铸造中文字模技术和设计中文字架，以及选用明代刻本制作的铅活字系列，对我国铅字排版业的发展影响很大。1858-1869年为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和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主任。1871年回美国后，进谢菲尔德学院学习，获耶鲁大学名誉文科硕士。其间，曾赴法国巴黎学习药物学。1886年，病逝于宾夕法尼亚农庄。⑲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开办时由柯理任经理，雇佣本地人为助手，开业之初有印书者2人，排字者3人。由于印刷业务发展较快，在甬还招收了不少工人。如崇信义塾1850年第一届8名毕业生中，就有4名到印刷所工作。该所1854年雇佣工人8名，1855年有9名。
  2.印刷出版概况
  华花圣经书房所用铅字字模来自两方面：一是英国传教士戴尔（SamuelDyer，1804-1843）早年在新加坡印刷所所造的中文活版铅字，共1845副字模冲头。戴尔青年时就读于剑桥大学，有中英文著作5种。二为柯理在宁波自制。在1840年以前，活字铅印汉字已开始在南洋的印刷所中使用，在甬的传教士又对此加以改进，自浇铅字，制铜模，当时铸成的中文铅字大小与20世纪初的“4号字”相等，虽笔画较为粗劣，但已逐渐能使印刷品朝质优、价廉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印刷行家姜别利主持该所时，他们先以黄杨刻字，间接镀铸，后改以铅字刻坯，直接电镀紫铜并镶以黄铜外壳，这样雕刻之工大为减少，且蝇头小字亦能制就。姜别利始创的电镀中文字模，按点数制标准制作了大小汉字字模七种。1-7号铅字，分别冠以显、明、中、行、解、汪、珍字名称，且与西文字体大小对应，便于排印中英文合璧的印件。制成的七种铅字曾销售海内外，被称为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他还统计了《圣经》等28种书籍的用字频度，将汉字区分为常用、备用、罕用等种类，并将其迁入“元宝式”字架（又称“三角架”、“升头架”）之中，字架用木料制成，正面置24盘，中8盘装常用铅字，上8盘及下8盘都装备用铅字，两旁64盘皆装罕用铅字。每类铅字均按《康熙字典》部首检索法分部排列，排字工人立于当中，就架取字，非常方便。这一按照汉字使用频率的多少按部首设计成元宝式的字盘和字架，提高了排字效率，曾为中国印刷业长期沿用。电镀中文字模和以24盘常（备）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是宁波最早的近代书刊印刷设备。对我国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1869年姜别利返回美国途经日本长崎时，还将汉字字样及制模方法传给日本人本木昌造，并指导本木昌造用铅制成一副汉字，一副英文，一副日文，大小字号齐备，成为日本利用铅合金汉字排版的嚆矢。1871年，日本第一份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创刊时，本木昌造让其弟子具体承担该报的印制工作，开创了日文铅活字印刷报纸的先例。
  据该书房印刷所的工作报告，1845年至1859年的印刷情况列表如下：
  其中缺少统计的是1851年、1852年及1856年，如果按照从1846年到1859年正常年份平均印刷页数计算，则此三年平均每年可印3696816页，这样在总共14年零4个月（1845年9月1日开业，当年只有4个月）时间里，华花圣经书房共印刷近51755428页。若按有确切统计年份的平均册数推算，该书房共出书约1330686册，使宁波成为当时外国教会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一个中心之一。其印刷数量，无论是册数，还是页数，仅次于上海，远远多于广州、福州、厦门。据上海社科院熊月之统计，自1845年至1860年，在宁波出版的书籍确切可考者有103种，其中属于基督教教义、教礼、教史、教诗者85种，占总数的82.5％；属于天文、地理、物理、历史、旅游、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方面的有18种，占总数的17.5％。浙江大学黄时鉴在《宁波华花书房刊本知见略述》一文中又补充了29种㉑，其中28种书籍系用罗马字母拼写、宁波方言刊印（详见附录三）。此外华花书房还出过一些供小学生阅读的书和教学用书。而同期（1845-1860）广州出版中文书籍41种，福州42种，厦门13种，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165种。
  华花圣经书房首次在宁波开印的著作是米怜的《乡村布道》即《乡训五十二则》，共印7000份。所出版的书籍中，有一部分宣传基督教的著作系用宁波方言翻译。其中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1916）1850年6月26日抵甬后，全力以赴学习中文，3个月后就基本上能听懂宁波话，进而还学习文言和北方官话。丁韪良不仅用文言而且用罗马字母拼音的宁波话编印了多种宗教宣传材料。其中用宁波方言翻译的《圣经》，最早出现于1852年，出版的是《新约》中的《四福音书》。后以丁韪良为主翻译了《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和旧约中的大部分诗篇。1854年编写出版的《天道溯源》，共97页，系据其在宁波传道时主持晚间布道的讲演稿汇集而成。曾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共印行过30余版，影响颇广，成为来华传教士学习的中文范本。㉒丁韪良在华60余年，任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达32年之久，是对晚清洋务运动影响最大的美国传教士。
  当时该书房的发行方式中，有一种是将装有经过选择的宗教小册子和《圣经》部分章节的小包裹送到船队准备起航的每条船上，并要求船员们在船只抵达目的地后，把这些材料提供给读者。承担这一任务的船员大多在传教士所办的诊所接受过治疗和药品，故乐意报效。这样，基督教文献资料就在传教士鞭长莫及的地方也广泛传播开来。
  3.出版的主要书籍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出版的书籍属于天文、地理、物理、历史、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方面的有近20种，现据有关资料作一介绍。天文、地理方面的书籍数量较多，有《日食图说》、《航海金针》、《指南针》、《平安通书》、《地球图说》和《天文问答》共6种。《日食图说》和《航海金针》均由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1843年来甬）编撰。《日食图说》在1852年出版，内容系测算1852年12月11日在北京、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香港等地所见日食情况。《航海金针》于1853年出版，玛高温在序言中指出：“他们（中国人）实在亟需科学上的训练，而这些科学实为我们西方国家富强之根源。如果没有科学，要想开发这个帝国的潜能，那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为他们翻译科学著作，不仅在促进其物质的利益，也应该借以传播基督教的真理。”㉓该书共35页，着重介绍海上台风知识，内有大幅插图，指示台风在中国海上流向。主要目的是为中国沿海船民懂得海上行船的科学知识，少受台风之害。
  《指南针》为英国传教士胡德迈（ThomasHallHudson，1800-1876）所编，共7页，这是专为海员而编的关于如何使用指南针的说明书。1845年受派来华并于当年抵甬的胡德迈，是英国浸礼会派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个人。撰有中文著作14种，多为宗教宣传品。
  《平安通书》为麦嘉缔所著。从1850年到1853年每年出1册，共出4册。主要介绍天文、地理常识。具体有太阳系知识、日晷图说、日月蚀图说、四时节气图说、时刻论、潮汛随日月图说、西洋历法缘起、镇海潮汛时刻表等。因日月蚀、潮汛等时有变化，对宁波、镇海一带渔民出海作业关系重大，故每年均需修订。麦嘉缔相当注重将世界上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新发现、新学说在修订时补充进去。如书中及时介绍了关于海王星的发现：“海王星亦是新寻见者，较天星略小，而大于地数十倍，凡六万零一百二十七日周日一转，曾于寻得之时，已一见太阴旋转，然细思此星离日已远，又大于地球，必非一太阴所能偏照，俟再谛观以告同人。”这颗太阳系第八行星，是1846年才由天文学家勒威耶（法国）、亚当斯（英国）根据天体力学理论计算出其位置，后德国天文学家伽勒用望远镜发现的。1852年以前的《平安通书》曾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11段。其中《海国图志》卷一百的《地球天文合论五》，全部由《平安通书》内容构成。㉔
  《地球图说》系祎理哲所编。1848年出版，凡53页，是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简明读物，前3页为各国国旗图样。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引录该书多达34处。1856年祎理哲在中国一位李先生的帮助下，将该书扩充为114页，易名为《地球说略》，并重新出版。旨在让“中华之人，与他国相贸易，所在多有，可知他国之人情物产及教数礼仪等”。这本书是晚清东传中国的西方地理学译著中第一部以整个地球为描述对象的简明读物。主要目录有：地球圆体说、地球图说、大洲图说、大洋图说、亚细亚图说、欧罗巴洲图说、亚非利加洲图说、澳大利亚洲图说、亚美理驾洲图说和北亚美理驾洲图说。该书附图多幅，有火轮船、合众国国旗、美国华盛顿议事公堂和各种奇禽异兽的图片。书中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位置、人口、物产、风俗和其他特点，分别论述了地球上各居住区域的大小、边界、陆地、山川、森林和岛屿。图文结合，文字通畅，可读性较强。该书还相当注意对人文地理的描述与介绍，较为详细地介绍欧美国家的学校教育和印刷出版情况。如介绍英国：“是国之人最为敏达，大小书院不计其数，凡在院者，若天文、若地舆、若算法，皆能探究其奥。至每岁无数新刊书籍及国之新闻纸与他国新闻纸亦无不检阅，无不诵读。以故一切时事俱所通晓。书院规则，男女皆准入学，以是妇女之辈，尽多敏悟，即如百音琴与诸色乐器各能按律谱曲焉。”《地球图说》准确性较高，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该书还传入日本，被许多学校选用为世界地理教科书。㉕
  《天文问答》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PattonHap-per，1818-1894）编写。该书取问答体，分22回，每回包括十几个问题。其回目是：（1）论地之形如何；（2）论画分地球图；（3）论地是圆的凭据及地是一行星；（4）论天空所现的物；（5）论月盈亏发光及月蚀的缘故；（6）论日蚀并昼夜缘故；（7）论算年月；（8）论日有益七色天虹现出的缘故；（9）论日有益使雨落及河源的缘故；（10）论云及露水何为而有；（11）论日能致风起的缘故；（12）论风有大益于人；（13）总论日之大益；（14）论七行星；（15）论月、慧星、恒星并天河；（16）论日有吸引的力量；（17）论地有吸引的力量；（18）论物体有相引粘合的力量；（19）论相引粘合的力量有大小；（20）论物有六样本性；（21）亦论物之本性；（22）论博物有益于人。从具体内容看，《天文问答》不但介绍了当时西方天文学普通常识，而且介绍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地理学、物理学范围的内容。此书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之一。㉖所述关于宇宙结构学说，万有引力理论，日蚀、月蚀缘由，风雨成因，彗星知识等等，不但对中国知识界，而且对普通市民，均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物理学书籍两种，即《博物通书》和《电气通标》，均由玛高温著（译）述，1851年出版。《博物通书》是最早向中国介绍电报知识的书籍之一。共40页，主要内容是电报知识，且有关磁性及伽伐尼电流的简要说明。有插图45幅，另附日历。《电气通标》可能是最早介绍西方电磁学知识的译著之一。㉗该书有插图，介绍了摩擦起电和物体的导电性；摩擦起电机、象限静电计、伏打电池以及它们的制作方法；静磁现象、电流的磁效应和电磁铁；电报机及通信电缆的利用。惜该书已佚，其底本来源无可考。
  宁波出版的历史书籍有两种。一是《古今万国纲鉴》，1850年出版，凡266页，这是一本世界历史书，较为详尽地介绍各国历史并配有大幅地图，由德国人郭实腊（CharlesGutzlaf，1803-1851，曾任定海、宁波、镇江民政长官）编。郭实腊著述颇多，有《三次航行中国沿海记》、《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道光皇帝传》等，共计英、德、日、中文著作70余种。该书是在他1838年新加坡所出原书基础上修订而成。另一本名《万国纲鉴》，麦嘉缔编，1850年出版，132页，系据郭实腊书改写。
  该书房还出过一本有关旅游内容的书，名为《旅人入胜》，1855年出版，共254页，由英国传教士哥伯播义（R.H.Cobbold）用宁波方言编写。
  经济类书籍一种，书名《生意公平聚益法》，作者是英国伦敦会教士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该书介绍了人们相互之间进行贸易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在中国各不同阶层里通行的检查不公平贸易的方法，还涉及度量衡、伪劣商品和劣币、契约废除等知识。这本最早向中国介绍资本主义经济知识的书，曾多次再版，影响甚广。米怜是苏格兰人，幼年丧父，随母做农活，学木匠，相当贫苦。1809年入伦敦会，被派往高斯坡神学院学习。于1813年抵澳门传教，后在马六甲创立印刷所及英华书院，发起创立《中英杂志》。编译有《上谕：康熙与雍正》、《全地万国纪略》等中英文著作24种。此书系据他1818年在马六甲所出原书基础上修订而成。
  语言学书籍一种，书名《宁波土话初学》，1857年出版，凡92页。编者蓝亨利（HenryV.Rankin，1825-1863）是美国传教士。184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1847年毕业于道学院后在次年奉派来华，1849年2月抵香港，8月到宁波进行传教活动，1855年至1861年任宁波长老会牧师。他曾为华花圣经书房校勘过不少书籍，其最大特点是用宁波方言翻译编写宗教读物，如《福音真谛》、《赞美诗》等。蓝亨利于1863年移居山东登州，同年死在那里。所编《宁波土话初学》，以中国地理、历史等内容为主干，用宁波方言写成，并用罗马字母注音，以方便来华传教士学习宁波方言和了解宁波风土人情，此书是早期传教士所编关于宁波方言书中最有影响的一本。
  用罗马字宁波土话刊印的书籍中，1853年刊行的《地球图》是最早用宁波土话标识的世界地图集，十分珍贵，在宁波文化史乃至在中国地图史上均应书上一笔。该书作者是丁韪良，由10幅地图和地理问答两部分组成。书中所附浙江省邑全图和宁波府及六县地图，有助于当时的宁波读者获得本土地理知识，增加亲近感。这些幅地图均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宁波府及六县地图是最早的根据实测资料绘制刊印的中文宁波地图。该书房还出版过罗尔梯编的《赞神乐章》和应思理编著的《圣山谐歌》。前者于1856年出版，编译了25首赞神诗曲，每首均刊有译文和用五线谱印出的曲谱。而1858年印行的《圣山谐歌》则编入曲谱113首。浙江大学黄时鉴教授曾就此指出：“宁波华花书房当年出版的《赞神乐章》和《圣山谐歌》是西方五线谱传入中国后开始实际使用的珍贵证件，它们是值得写入中国音乐史和中西音乐交流史的。”㉘
  传教士还在宁波重印了曾经在南洋一带出版过的关于道德、风俗方面的书籍，如《赌博明论略讲》、《鸦片六戒》、《清明祭扫坟墓论》、《孝敬父母》、《论说谎》等。
  宁波虽然与上海同时开埠，但开埠后的情况却迥然不同。与宁波对外贸易停滞不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开埠后上海一枝独秀，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在这种情形下，姜别利认为上海是教会的主要活动基地，“他本能地期望事半功倍地在中国的心脏播种福音”㉙，且认为在购买印刷所需原材料和向各地寄发书籍等方面上海较宁波更为便利。美国长老会根据其提议，决定在1860年12月开始搬迁，将其印刷出版中心迁往上海。华花圣经书房迁到上海后改名为美华书馆。兴盛时美华书馆有员工百余人，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
  作为外国人在华创办最早的印刷企业之一，华花圣经书房发明的电镀中文字模，曾被称为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电镀中文字模和以24盘常（备）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是宁波近代最早的书刊印刷设备。同时还培养了宁波近代第一批排版印刷工人，该书房确实对我国近代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有过不少开创性的贡献，起过推动作用。
  华花圣经书房历时不算长久，但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却占有一席之地。该书房所出《天文问答》、《博物通书》、《电气通标》等书籍，属于在我国最早介绍西方天文学、电报、电磁学等知识的著作。传教士把西方的科技知识带到宁波，最早向甬城传递了近代文化信息，有助于宁波人开眼认识世界。同时他们用宁波方言翻译介绍西学，通过办《中外新报》和出版书籍向世界介绍宁波，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客观上有利于宁波文化的发展。
  （二）外国传教士在江北岸的办报活动
  宁波开埠以后，进入江北岸的外国传教士相当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先后创办了一批中外文报刊，有的还颇具影响，使宁波成为近代中国近代报刊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近代报刊在宁波的创办不仅为宁波了解世界，世界了解宁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宁波人自办报刊活动的兴起。
  1854年5月，美国浸礼会传教医师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1843年来甬），创办《中外新报》，并由美国长老会所办的华花圣经书房印刷出版发行。《中外新报》（英文名ChineseandForeignGazette）是一份以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时事性报刊，不定期出版，每期8页。该报在宁波江北岸出版后，面向全国，在当时颇有影响。1859年，玛高温赴日后主持这份刊物的是美国传教士应思理（E.B.In-slee1857年来甬，1867年脱离北长老会，去杭州，不久返美）。1861年停办。这份在宁波最早出版的近代报刊，是浙江省最早出版的一份近代报刊，也是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我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刊之一。㉚
  《中外新报》所载内容包括新闻、宗教、科学和文学。在1858年11月15日出版的《中外新报》上，应思理写道：“窃思《中外新报》所以‘广见闻’、‘寓劝诫’，故叙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使阅者有以兴起其好善恶之心。然个人之耳目有限，报内如有记载失实者，愿翻阅之诸君子，明以教我，又或里巷中有事欲载报内，可至敞寓商酌补入。无非人求多闻，事求实迹之意，览者愿之。”该刊的国内新闻以新闻发生入地如宁波、余姚、上海、广东、南京、厦门等为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报道太平军和捻军动态的。该刊登载过一则英法联军攻打京津时遭到强烈抵抗的消息，有事实有分析有评论，夹叙夹议，很有说服力。《中外新报》还刊发过宁波的社会新闻。如1859年11月出版的该刊以“宁波”为题报道了如下新闻：“北门外张姓者，昔在石浦间设酒行。有儿13岁，在行学业。时有戚元开，素与伊家来往，其子阿三有事往石浦，寓于张姓行内，不料阿三诱赌，13岁小儿勒写欠票4万贯。迄今10余年，小儿虽属长成，然已忘却前事。伊之父兄更属不知其情。前月间，戚阿三欲籍典索欠，恐难得志，将欠票交与广人代索，张氏因数巨，不能抵债，只得呈控县主。”由此可见新闻的触角已深入市井闾巷。还载有宁波的“科场作弊案”、“东乡案始末”、“鄞县公案”、“摘心致祭事件”等，还介绍过宁波多乞丐的情形、原因并提出治乞丐之法，从一个侧面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宁波社会。《中外新报》曾以日本、新加坡、欧罗巴、亚美利加、安南、暹罗等为题或笼统冠以“国外新闻”，报道过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该刊还登载过一些称之为“新学”或“西学”的文字，介绍了科学知识。并发表过文学作品。如“民数”、“夫妻说”、“造纸法”、“硝皮说”、“金刚石”等等。
  当时《中外新报》还流传到日本。在日本负责将荷兰文和中文报刊译成日文并印刷发行的机构是1856年由幕府设立的“蕃书调所”，后改称“洋书调所”，是一个进行西学教育，翻译外文著作，检查进口书籍的机构。该所成立后，曾抄写或翻刻过一些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香港）、《中外新报》（宁波）、《六合丛谈》（上海）等。由于当时中日间海上交通便利，交往甚多，当年从宁波到日本长崎的航行，费时不及4日。据日本东海大学文学部山本文雄教授考证，这份在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于1858年就传入日本。㉛该刊被译成日文后，改称《官版中外新报》，在日本发行约4年时间，共翻刻13册。现今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有10册，出版时间分别为1858年的11月、12月，1859年的3月、6月、8月、10月、11月，1860年的9月、12月和1861年1月。其中1858年的11月的那一册，是应思理主持该刊后所出的第1号。翻印本用黄色棉纸作封面，线装，一册为一期，版面为20厘米×14厘米，每册均注明出版年月，中西历并刊。在每行汉字的右侧，都加有日文的训读符号和假名，以便利日本读者阅读。㉜
  《中外新报》停刊后不久，美国传教士福特莱尔于1870年创办了《宁波日报》，每天出8开1张，内容多为宣传基督教教义。由宁波美国报馆编，美华书馆排印。㉝
  1881年2月，《甬报》创刊。这本月刊每期8张，铅字印刷，线装书形式，亦由美华书馆排印。《甬报》系英国偕我公会传教士阚斐迪（曾创办过斐迪小学）邀李小池等创办，慈溪徐漪园主笔。设有京报、议论、新闻、劝诫文、译文、告白等栏目。主要内容有首选重要谕旨、报导中外大事、论说鸦片之害、翻译外国书籍等。该报记述过“洋务运动”在宁波的一个侧面，如连续报道了清政府派员来浙江加强海防，巡视镇海炮台，增援兵员，购置枪支，在宁波设立支应局、火药局、制造局，试制生产水雷、子弹等军火消息；透露了洋货倾销、鸦片输入的状况，如提及1880年在宁波公开贩毒的鸦片行就有32家；反映过当时我国边境危机四伏的局势。对现在我们研究近代历史、新闻史有一定的价值。此外该报刊介绍过电气行船、人工致雨、奇墨印书、治疟妙药等科技知识。在该刊连续发表的10篇“劝戒鸦片说”，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甬报》馆设在宁波江北岸钰记钱庄内。其发行范围，据《书馆告白》称：“外埠如上海、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牛庄、烟台、北京、天津、湖州、常州、温州、台湾、淡水、厦门、福州、汕头、广州、琼州、北海等处均有寄卖。此外，各埠有欲购阅者均函致宁波江北岸钰记钱庄，《甬报》馆照寄。”可见《甬报》虽是一份地区刊物，但影响面较广。后因销路不佳，1882年即停刊。
  1898年7月间，又一份《甬报》在宁波面世，该刊由德丰洋行创办，发行人为德商白鼐斯，慈溪王恭寿、王永年主持编务，也称《德商甬报》，是宁波最早的商报。该报用宽60厘米、长110厘米的全张竹纸（毛边纸），对折成30厘米×110厘米的两页，单面印刷。每隔25厘米，用双竖线分为4栏，使每栏为一折，可折叠以便阅读。白鼐斯的《甬报缘起》一文，从报纸传播信息、繁荣经济的角度阐述了在宁波创办商业报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谈及宁波商业繁华，客商云集，通过报纸，可以获得行情消息，以免蒙受损失；侨居海外的宁波人众多，可以从报纸上了解家乡情况，以慰游子之心。《德商甬报》所设栏目有本馆告白、文牍、电讯、历史、新闻、市价行情、各署牌示、辕门抄等。曾发表过“宁波宜讲求蚕桑以开利源”、“论商战”、“论中国创办农工商”、“宁波风俗利弊论”、“象山县境三门湾形势考”、“整顿丝茶议”、“禁种罂粟议”、“农学源流考”等文章。刊登过“纱厂失事”、“改凿山形”、“覆舟遇救”、“抢亲陋俗”、“药局炸裂”等社会新闻，《德商甬报》所载“宁郡辨志文会戊戌（1898年）冬季案”，分汉学、史学兼掌故、天文兼算学、舆地、词章5个课目，登载了获超等十名和特等十名的学员名单，为我们了解辨志文会的办学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该报的市价行情栏颇有特色，南北货行行情有油市、米市、豆市、木材等，还有上海汇丰银行汇兑、宁波金融信息和船期消息。由于宁波是当时全国中药材重要集散地之一，因此该报的中药材一栏较为详尽地列举了140余种中药材批发价。刊登的“龙门”牌棉纱每小包的价目对了解1887年3月开工的宁波第一家工厂——通久源轧花厂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德商甬报》馆设在宁波江北岸傅家道头。在北京、天津、保定、芜湖、厦门、汕头、广州、九江、上海、杭州、苏州、余姚、慈溪、镇海、台州、海门、定海、象山、石浦和市区天妃宫后街王文正书坊有该报的售报处。㉞1899年，《德商甬报》仍在出版，何时停刊不详。
  近代传教士在江北岸的办报活动，时间早，种类多，在宁波乃至全国新闻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报刊传播了中外信息，打破了古老中国长期封闭，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为近代宁波人了解外部世界与科学文化开启了一扇重要的窗口，从而有力地推动近代宁波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注： ①褚季能：《女学先声》，载《东方杂志》31卷7号，1934年，第23-27页。 ②中国基督教调查团：《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3，1922年，第232页。 ③中国基督教调查团：《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卷3，1922年，第234页。④《暑期学校开恳亲会》，《时事公报》，1920年8月31日。⑤《宁波六中150周年校庆纪念册》，1994年，第1-5页。 ⑥《募捐购置运动场》，《时事公报》，1921年4月21日。 ⑦该校1945年改为益三中学。四明、斐迪于1935年合并为浙东中学，益三在1949年并入浙东中学。1952年人民政府接管后定名为宁波市第四中学。《宁波四中155周年校庆纪念册》，2000年，第43-53页。 ⑧夏明华主编：《宁波教育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2-505页。⑨《教育零讯》，《时事公报》，1920年6月5日。 ⑩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3页。 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3页。 ⑫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1840-1919）》，宁波出版社，1999年，第374-375页。 ⑬G.麦金托什著，方丽译：《美国长老会书馆（美华书馆）记事》，《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第12页。 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5页。 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8页。 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8-299页。 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5页。 ⑱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 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 ⑳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181页。 ㉑李英魁主编：《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53-362页。 ㉒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2-224页。 ㉓王扬宗：《晚清科学译著杂考》，《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4期，第33页。 ㉔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1-172页。 ㉕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5-89页。 ㉖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6-311页。 ㉗王冰：《明清时期物理学译著书目考》，《中国科技史料》，1986年第5期，第12页。 ㉘李英魁主编：《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61页。 ㉙G.麦金托什著，方丽译：《美国长老会书馆（美华书馆）记事》，《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第15页。 ㉚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58-59页。 ㉛〔日〕山本文雄等编，刘明华等译：《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㉜方汉奇：《东瀛访报记》，《新闻研究资料》，第46辑，1989年，第63-65页。 ㉝何守先主编：《宁波新闻纵横》，宁波出版社，1997年，第6页。 ㉞ 何守先主编：《宁波新闻纵横》，宁波出版社，1997年，第10-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