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根据现代卫生学的定义，公共卫生是“社会有组织的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①。公共卫生是指与公众有关的卫生问题，与个人卫生相对而言。广义地说，公共卫生泛指通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公共环境卫生（如垃圾、粪便的处置等）、公共饮水卫生、公共食品卫生、普及卫生知识以及各类疾病特别是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各类传染病的防治。公共卫生问题与人类社会相始终，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特别是随着人口的积聚，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公共卫生事业成为影响人类生命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其状况如何也是关系一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江北外滩作为近代宁波人口积聚的重要地区与人口流动的主要通道，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尤为严重。长期以来，宁波一地公共卫生事业相当滞后。在巡捕房、浙海关和本地官民的合作下，近代宁波公共卫生事业的变化首先来自江北岸外人居留地，并且这种变化最终推动整个宁波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
  早在19世纪60年代江北巡捕房设立以后，就陆续制订了一些公共卫生方面的章程，其中巡捕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维护居留地的秩序和清洁”②。如规定“不准在江沿及街巷驰马”；“自晨七点钟以后到晚十点钟以前不准粪担往来，不准洗涤便桶，不准各粪船在甬江一带及各码头行驶湾泊”；“粪船夜间湾泊载粪只准在砖桥、三山道头、新江桥道头、傅家道头、同胜街道头大道头、张家道头等六处”；“街巷不准小便”；“凡厕所尿缸向外之门皆应砌向内”；“不准弃秽物垃圾下河并不得堆积房旁”。光绪六年（1880）制订的《江北岸巡捕房章程十条》又重申：“自早七点钟后至晚十点钟前不准有人在街巷挑抬秽物，大路亦不准设有坑厕并令各户各照墙门宽窄，自行打扫洁净，不得堆积。”此后，宁波地方官府对江北岸公共卫生问题也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如光绪九年（1883）九月“道宪谕饬遵照”，规定“江北岸段内不准开设熬煮牛油之厂”。同月鄞县官府出示晓谕，规定“夏季各家所豢之狗出外须用木牌书明主家，系狗项上，否则如有人疑为疯狗，捕房即不得不将其击毙”。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宁波府颁布“示禁”，规定“江北岸后河不准染坊洗布，不准浸毛竹及洗秽，不准两岸占搭棚屋，不准于近水处系牛羊及私筑泥塘拦阻行船”③。这些章程或“示禁”的实施显然有助于居留地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
  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江北外人居留地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得力于公共市政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俗称道路委员会，由5个外国人和4个中国人组成。由居住在这里的中外居民自动捐助基金，“用来街道照明、铺路及保持整洁、购买消毒剂。雇佣的工人主要包括2名街灯管理员和5名清洁工。..清洁工的职责是每天上午10点前清扫街道并保持整日的干净以及消毒排水沟和公共厕所。苦力在必要时也会帮助清洁工，比如搬运垃圾、雪堆等等，以及在流行病期间进行消毒”④。期间，设在这里的治安力量——巡捕还把影响公共卫生的行为如“在禁止时间内倾倒粪便、清洗马桶，在街道内干坏事，乱扔污物和垃圾，阻塞交通以及把牲畜关在赛马场内”作为“违章事件”，交巡捕房处理。
  据浙海关统计，1881-1892年间，类似的“违章事件”共有196件。1898年，公共市政委员会改组为江北工程局，由4名外国人和4名中国人组成。“税务司作为道台的代理人，任主席之职。”据说，这个机构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改善江北岸外人居留地的环境，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街灯很糟，但仍旧亮着。厕所也建立起来，但数量实在太少了..排水装置必须重新建造但资金不够，因此委员会不得不对通往河流的下水道每年作一次彻底的检修。”⑤据浙海关报告，厕所在江北岸的建立所带来的好处，使一江之隔的老城区为之震动，为此城区也制定了“相似的规划”⑥。
  当时，居留地公共卫生工作还得到了宁波地方官府的合作，除上述由官府出面颁布一些规定外，还在具体行动上加以协助。如据浙海关报告，当时外人居留地后面有一条水道，由于肮脏不堪，过去常被认为是疾病的源头。“1883年在康发达先生的建议下，由中国官方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并加深加宽。”⑦
  进入20世纪以后，外人居留地公共卫生状况在江北工程局的努力下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在改善水源与防治时疫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努力。1921年浙海关在其报告中称：“外人居留地的公共市政委员会（或称工程局——引者）仍然尽全力来维持当时的卫生状况。过去10年的进步中，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委员会挖掘了两口自流井供当地人使用。虽然井水不适于饮用，但无论如何还是给中国人提供了方便。他们经常靠雨水河水来供给所需。”对此，1920年6月20日《时事公报》报道说：“宁波江北岸工程局去年开办自流井三口后，民间饮汲颇称便利。”为此鄞县知事姜证禅要求在城区也添设自流井。⑧其实，改善水源的努力在10多年以前就进行了。当时浙海关税务司与日本专家合作在居留地开凿自留井，地址一个在海关的鸦片仓库，一个在英国领事馆。“井挖完后，水样送到上海市健康中心检查，不幸的是水中的杂质太多，不宜饮用。”尽管如此，这一结果却使这里的人们开始关注水源与水质问题，正如浙海关报告所说：“尽管这项工作失败了，但花费的努力和财力还是值得的，因为它暴露了由于缺乏良好的饮用水，中外居民将面临疾病与死亡的危险。”⑨
  与其他公共卫生事项相比，清末民初外人居留地在时疫防治方面的成效更为明显。清末民初时，人们对各类传染病未加区分，而笼统地称时疫。当时传染病主要有天花、霍乱、伤寒、脑膜炎、麻疹、疟疾等，尤以霍乱、天花为甚。江北岸是近代宁波人口积聚与流动的重要地区，时疫的危险尤为严重。据浙海关统计，20世纪前后进出宁波港的人数每年达100万人次以上，1924年更高达223万人次。由于浙海关与地方社会人士的努力，清末时，宁波在时疫防治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据浙海关税务司佘德报告，1894年春，宁绍道台“采纳了由浙海关税务司与海关药师制定的一项检疫制度，并公开宣传，所有可行的、必要的措施都已实行”⑩。1896年，浙海关税务司墨贤理在江北岸设立防疫站。该站附属于巡捕房。“在春季四个月中一直开放，其费用一部分由道台负责，一部分由巡捕房罚款所得。防疫站长是一位有经验有技术的医生，每月工资20元。每季接种疫苗的孩子达1000名。由于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和海关的帮助..从而大大减少了疫病。”⑪
  当然在时疫防治方面，本地人士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20世纪20年代宁波重要的地方自治团体——江北公会在1925年8月创办临时时疫医院并取得显著的医治疗效。据《时事公报》报道，当时江北公会临时治疫医院规定：“1.凡本区境内住居之贫乏人民患疫症者，得送入本会防疫医院疗治，不取分文，并给以需用药品；2.受治者如属殷富之家，须向其收取药费用；3.患者病症郑重，经医治无效而死亡者，如确系贫乏无力买棺收葬，本会得代为收葬之；4.本区境外贫乏人民之患疫病者，亦应酌量接收，稗广救济；5.临时时疫医院地址借本区境内之公屋设立之；6.所需费用若干，公推起募员编定预算书，交慈善股设法筹募之。”“该院自8月12日创办以来，登门求诊者，纷至沓来”。至9月26日结束，来院求治者统计786人，治愈出院者305人，门诊者439人，不及救治者42人，由院成殓者19人，自行成殓者23人。已募集2800余元，又岁捐900余元，共计3700余元。除院内现行开支外，尚余2000余元，以充付药品以及各项应支之账。⑬显然，时疫医院的治疗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公共医疗设施的建设。作为卫生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设施，江北岸在清末以来也有较快发展。首先设立的是教会医院。早在1846年美国长老会麦嘉缔夫妇在江北岸槐树路开办惠爱医局。⑭他们还经常义务出诊。期间，他们收留了一个孤儿并给予教育，然后送往美国纽约学习医学，学成回国后一直为教会作医疗工作，这就是中国第一个赴国外留学的女性金雅妹。19世纪末，英国循道会在江北岸石板行设立的体生医院，进入民国后，也扩大规模，添置设备如X线诊断机，并于1923年改名为天生医院。设有内外、花柳、皮肤、产妇、小儿科。1931年时，每月经费达1200元，月门诊病人440人次。而有慈善医院之称的仁济医院则是由江北临时时疫医院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原来，每年夏秋之际，江北岸均有时疫医院之发起，但捐助人旅沪宁波籍著名人士金廷荪、海上闻人杜月笙“以为救济贫病，全活民众，欲期普及，必谋永久，于是有创办仁济医院之举，各出巨资在新马路购地建筑。总计所耗在五十万元以上”⑮。该院于1932年6月建成开业，拥有医务人员达25名，在当时甬城各大医院中仅次于华美医院，开业后即因在当年时疫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声誉鹊起。由于其收费低廉，对贫病者尤多照顾，因而门庭若市。1934年，门诊人数达28830人，在甬城各大医院中仅次于鄞县县立中心医院，其中住院人数1013人，多于中心医院，名列各大医院之首，成为当时宁波一家有影响的社会医疗机构。⑯
  近代江北岸公共卫生事业的进展还体现在公共卫生观念的变化上。对此，置身江北岸的浙海关外籍税务司也承认清末民初宁波人在公共卫生方面“观念的进步是巨大的”。到20世纪前后，“以前对外国有关卫生观点的盲目恐惧现在已迅速消失。下层社会的人们也已经开始接种疫苗。这得感谢前海关税务司于1896年建立的免费接种机构”。浙海关报告说：“1911年在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约有1000个孩子进行了预防接种。宁波有3家教会医院，这已经使上千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即使不是基督教徒也开始相信西医。1902年其中一家医院医治病人约6000人次，1911年不少于10600人次。其他两个医院的情况也相似。罗马天主教女修道院的门诊部享有很高的名望。事实上，西医已经被普遍接受——从转卖药品的日益增加上可得到证实，虽然有一部分毒性很强。相信西医就是相信卫生的第一步。”⑰显然这是一个令人充满希望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