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人口的积聚与流动是近代社会变迁和发展的重要特征，这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代以来，宁波外滩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不仅吸引了各色人等在此谋生创业，使之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宁波人口稠密、市面繁华的地区，而且更成为宁波“对外交通的必经中枢”，是近代宁波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主要起航地。
  （一）江北岸人口的积聚
  相对于人口稠密的宁波老城区，一江之隔的江北岸在开埠之际还是一片荒滩，仅有几个小渔村。史称这里“开埠之际，本极荒凉”㊶。与城区的联系仅靠桃花渡口的帆船往来。但江北岸陆地紧邻镇海、慈溪，经水路则上通余姚等浙东各地，下达镇海口，交通条件相当优越。
  近代江北岸人口的积聚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开埠之初，由于宁波对外贸易停滞不前，这里人口的积聚效应并不明显。相反由于“上海发达，交通日便，外人云集，宁波之商业，遂移到上海，故向以宁波为根据地从事外国贸易之宁波商，亦渐次移至上海”㊷。据统计，1850年居住在江北岸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仅有19人。1859年，增加至49人（详见下表）。对于城内的宁波人来说，当时的江北岸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与之隔江相望的江厦一带早已是南北货号商品集散地与帆船码头，而享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誉。当时江北岸不过有些货物（尤以木材为大宗）堆积场和仓库，由此吸引一些慈溪、镇海人前来谋生。
  江北岸人口积聚的转机在于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对宁波的短暂占领以及随后宁波对外贸易的发展。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城，一时多达7万的城内外宁波人涌入外人居留地，以躲避战火。尽管不过半年太平军即退出甬城，但经此战乱，使外人居留地的优势充分凸现。为此，一些富有的宁波人开始在江北岸购房置产。加之，1863年（同治二年）英国人将浮桥从盐仓门迁至桃花渡口，濒临三江口，从而大大方便了与城区的交通。此后，驻甬的外国人纷纷侨居于江北槐花树下至桃花渡路法国天主堂之间的沿江地带。到1879年，侨居江北岸的外国人已达150人，1887年为152人。㊸其中绝大多数是传教士，还有一些是商人与外交官。 太平天国运动一度使外人居留地人口急剧增长，但战争平息后，大部分的宁波人仍退潮似的回去。事实上，据浙海关报告，19世纪80年代，外人居留地是外国轮船公司进行商务活动的地带，“大多数外国人居住在那里，另外还住着几千名中国居民”㊹。所以当时居住在外人居留地的本地人口还比较有限。
  人口如潮一般涌入与人口变为定居的城市移民并非一回事。江北外滩一带人口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内因，即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人口的吸纳力量，而非战乱。事实上，太平军退出宁波至1941年宁波被日军占领，宁波基本上处于和平的状态。期间，江北岸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其人口持续增长。
  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近代轮船业在宁波的兴起与对外贸易趋于活跃，以船舶修造业为主的机械修理业在外滩一带首先出现，与之相配套的航运、港口、贸易服务业也随之兴起。此后，旗昌、太古、三井、怡和等著名洋行纷纷入驻外滩，在此设立分支机构。据统计，1890年时，在外滩的外国公司与洋行达28家。在此前后，一批著名的中国航运、贸易、邮政、金融等企业也相继进入外滩。由此各色人等在外滩汇聚。进入90年代后，外滩人口迅速增加，各种生活与服务设施也趋于齐全，使外滩呈现繁华景象。据1896年印行的《浙志便览》一书总序称：“宁波通商后，民之服役夷人者以万计。”㊺尽管其数目有夸大之嫌， 但江北岸的兴盛与“夷务”即对外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当是无疑的。
  外滩的繁华不仅使慈溪、镇海等地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以及宁波城内的无业劳动者趋之若鹜，而且还吸引了在外创业有成的宁波商人在此购房置业，以作为进出自如的栖息之地。如号称近代宁波帮开山鼻祖的严信厚、严子钧父子，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以及上海煤炭大王的谢衡窗都在外滩一带拥有住宅，其中严氏山庄更是规模宏大，别具一格。另据宁波市文物部门统计，在江北岸现存的54处有保护价值的近代建筑中至少有31处与宁波帮有关，可见外滩一带是近代宁波帮的重要活动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一批报刊、学校以及印刷机构在江北岸的创办，甬上一批文化人也纷纷到这里谋生。自1854年美国传教士兼医生的玛高温创办《中外新报》起，近代宁波一地先后有一百余份报刊问世，其中相当部分都诞生在江北岸，这在1927年前尤为明显。除《中外新报》、《宁波日报》社址不详外，早期几份报纸基本上都办在江北岸。如中外合办的《甬报》、宁波最早的商报《德商甬报》，特别是《四明日报》、《时事公报》存在时间长，影响大，在宁波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甬报》在1881年创办于江北岸弄钰记钱庄，《德商甬报》在1898年创办于江北岸傅家道头，《四明日报》在1910年创办于江北岸洋船弄，《时事公报》在1920年6月创办于江北岸同兴街，后迁中马路。
  更多的人口积聚力量来自近代工业与交通业的兴起。19世纪70年代后，一批近代工业相继在江北岸创办。据史料记载，1879年，以零活修理和工厂部件加工为业的广德兴机器厂出现在江北岸。1890年，镇海籍海员王宝全在江北岸开设广兴铜匠店，承接凡尔（阀门）单零的修理业务。甲午战争后，宁波与全国一样兴起了创办实业的高潮，江北岸仍是宁波人兴办企业的首选之地。如创办于盐仓门外江心寺石库门的隆茂泰花厂，配置进口机器，以浙东棉花为原料进行机器轧花。1901年，徐荣贵又在江北岸投资5000银元，创办顺记机器厂，主要承接机器及锅炉的修理业务。关于隆茂泰花厂，1898年12月28日《德商甬报》报道说：“本号开张在宁郡盐仓门外江心寺，坐西朝东，石库门内，专运龙山、余姚等处上白籽花，购办新式机器，自轧花衣，栋选身骨干燥，颜色洁白，肥软匀净，令人生爱”。所轧棉花以雪棉牌为其商标。由于产品质优，“四远驰名，已蒙各邦贵客赏识”㊻。
  1872年（同冶十一年）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创办，次年，即在宁波江北岸设立分局，并购置原英商广源洋行1所、棧房两处作为分局局址。1875年在江北岸自建码头。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开禁，由本地绅商创办的中小型轮船公司纷纷在江北岸创办。仅1895-1899年就有外海、永安、志澄、永宁、海龙、济安及美益利记宁绍轮船公司先后成立。所置轮船一般航行于宁波与附近各地包括沿海和内河航线。进入20世纪后，临海濒江的宁波一地又掀起了创办轮船公司的热潮，公司住所也以江北岸为多。
  1896年，原附设于浙海关的书信馆独立为邮政局，局址仍在江北岸。1912年创办的宁波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也设在江北岸新江桥堍宁安旅馆。
  由于工商各业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北外滩一带已是人口稠密、市面繁华的商业中心。时称“本埠江北外滩一带，商店栉比，轮埠林立，为全市最繁盛之区”㊼。当时江北岸按不同的功能形成三个明显不同的区块。第一层是外马路，那里集中了报关行㊽、洋行、仓库、银行、保险公司等服务于港口运输的各种机构，是外滩商贸活动的重要标志。第二层是中马路一带，有饭店、酒楼、诊所、照相馆、理发店、娱乐场所、百货店等生活配套设施，属于消费区。商业活动主要是餐饮业和其他生活服务性行业，主要服务于来往的船商和从事海运的流动人员的生活休闲。第三层为后马路，即今天的人民路一带。这里是居住区，适应以码头为生的长住居民，许多海员、码头工人都居住在这里，也有小菜场、南北货、咸货店等生活设施。1924年浙海关报告说：“本年工程局将江北岸后河填平一段，且将公开市场于其上，以减外滩上食物负贩者之拥挤。”㊾
  （二）外滩码头与近代宁波人口流动
  近代宁波人口流动相当频率，这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宁波社会，推动了宁波帮的崛起，这其中位于外滩的江北轮船码头发挥了主要的聚散作用。1920年浙海关在其贸易报告中称：“中国各口进出旅客之多，除上海一埠外，无有能出其（指宁波—引者）右者。”㊿外滩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使之成为近代宁波人口聚集之区，而且也是大批宁波人走出家乡外出创业的主要通道。
  长期以来，宁波一地由于地狭人稠，生活维艰，甬人外出谋生由来已久。早在明代王士性在其万历年间编撰《广志铎》时，即称浙东一带“大半游食于外”。进入近代以来，宁波人口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
  作为首批通商口岸城市的宁波与上海几乎同时开埠，但此后上海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与宁波对外贸易的严重滞后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马克思所言：“五口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形成上海一枝独秀的局面。到19世纪末，上海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与广阔的腹地，加之相对安全的租界“效应”，使之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与远东经济中心。上海的崛起吸引了一代代宁波人前往谋生创业，“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不仅如此，上海还成为近代宁波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桥梁，许多宁波人通过上海四出营生，或以上海为基地向外发展。而以江北外滩为中心的近代宁波轮船业的勃兴则为近代宁波人外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使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在幅度与深度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兼有江海之利的宁波一直是中国东南部一大重要的航海和河运交汇处。在中国出现轮船以前，它是一个重要的木船运输中心，开埠后则成为近代中国轮船运输业勃兴最早的港口之一。
  长期以来，宁波帆船码头在江东以及隔江相对的江厦一带。当时码头被称为“道头”，江东庆安会馆一带就被称为“包家道头”。宁波开埠后，进出宁波港的轮船开始增多。据浙海关统计，1859年进出宁波港口的外国船只挂“英国旗的9条，挂美国旗的2条”。在1863-1864年之间，除了91艘宁波船在海关注册外，还有不少是挂外国船旗的。
  而“当时绝大多数以外国所有者名义注册，悬挂外国船旗的船只，实际是中国商人的财产”〓。
  随着轮船进出港口的增多，为轮船配套的港口设施，包括码头、仓场、航标及其他港航设施同时发展起来。而江北岸三江口至下白沙一带则首先成为近代轮船作业的区域。其原因显然与其良好的港口条件有关。这里河道水深稳定，平均为6.25米，港池和航道条件都不错；江面平均宽度为290米，可供3000至5000吨级的轮船出入。另一方面也与这里地处外人居留地，而“刻意”加以经营密切相关。1844年宁波开埠后，江北岸一带就修了一些仓库和小型石勘式码头（即俗称的道头），专供驳船和洋式帆船使用。
  19世纪50年代后，英、美、等国家的商人凭借不平等条约，开始进入中国轮船航运业，其中上海至宁波的沪甬线是他们最为热衷的航线之一。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宁波间开辟了一条航线，行驶一艘载重1086吨的“江西”号轮船。1869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也开辟了沪甬线航路，行驶一艘载重3000吨左右的“北京”轮。这两家公司经营不久，即以其安全、快速、运量大，且不受气候和季候风的影响而招徕了大量业务，取得了颇为丰厚的利润。1872年，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该局开办不久亦致力于经营沪甬航线，1873年即开辟了一条航行上海——宁波间的航线，次年复在宁波设立分局，并建造了靠泊能力3000吨的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使宁波港初步完成了由帆船码头向轮船码头转变的过程。接着又相继派“德耀”、“大有”、“江天”轮行驶宁波，以期分夺英、美等外商之厚利。继外商及轮船招商局经营沪甬线后，沪甬两地的宁波商人也开始积极投资轮船航运业。近代宁波成为中国商办轮船企业兴办最早、且办得颇有起色的一个港口，沪甬线也成为中国沿海最繁忙的一条客运航线。
  1909年，由旅沪宁波商人发起创办的宁绍商办轮船公司在沪甬线投入“宁绍”轮（1318吨），“甬兴”轮（15850吨），后又增添“新宁绍”轮（2151吨），并建造宁绍码头。该码头长31.7米，宽7.9米，前沿水深8米，铁木结构，可停靠约2000吨级的轮船。1914年，三北轮埠公司在江北岸设立分公司并投入“宁兴”轮，航行于沪甬线。这一期间，江北岸一带还兴建了为数较多的一二百吨级的轮船码头和轮船埠头。
  如上表统计，1936年时，宁波经营外海航线的外海轮船公司共有20家，其中经营甬沪航线的5家，即招商局、宁绍、达兴、三北、太古等轮船公司；经营温州线的有4家，即宝华、永安、新海门、新永川公司；经营黄岩航线的也有3家，即黄岩、宁海、海宁公司；经营宁海线的3家，即宁象、甬象、象山公司；经营舟山线的有东海、普兴、定海、岱山4家。三北和捷兴2家公司经营宁波到三北、穿山、龙山及沥港等航线。总体来讲，外海轮船公司投资大，营业状况一般都比较好，如每年招商局宁波分局的营业收入约11万元，但盈亏还受其他因素制约。宁绍公司甬沪线年收入约18万元；三北公司年收入约10万余元；达兴公司收入约12万元；新永川商轮公司年收入约11万元，净盈利为2万元；其他公司的盈利情况都不错。〓这样，长期以帆船业著称的宁波港轮船业也获得了蓬勃发展，进出宁波的轮船数量众多，阵容强大。早在1913年时，全年进出宁波港的轮船已达1589艘次，合计吨位1918872吨，其中，中国轮船有1135艘次，合计1248632吨，占总数的65％以上。如此发达的轮船运输业所提供的快速、便利的交通条件，大大方便了大量人口穿梭往返于沪甬等城市间，由此也加速了近代宁波的人口流动。下表是笔者根据《浙海关贸易》编制的1880-1913年宁波港轮船各线客运人次统计表，可粗略地展示那个时段甬地与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动情况。
  上表说明，1880-1913年间宁波客运量的增长超过10倍，并且客运较之货运发展更快，1913年达164.9万人次。进入20世纪后，增长趋势更为明显。货运是商品的位移，而客运则是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主体——人的经济活动半径的扩大和活动密度的增加。客运量的增长显然表示人口流动性的加快，无疑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客流的方向与货流的方向基本一致。甬沪线货流最大，客流也最密，沿海线、甬温线和甬台线增长不显著。1896年以后，宁波与温州、台州等地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占一定比例。其中1905年以前，镇海线和内河的客流量统计在甬台线内，1906年开始，两线客流量分别统计，数量增长得最快，几乎占到全部客流量的50％左右（详见上表）。这说明这一时期宁波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与经济开发的力度明显加快。
  人是社会主体，客流量的增长显然比货流量的增长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长期以来，由江北外滩轮船码头延伸出去的航线是宁波连接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无疑这是近代宁波人的生命线、黄金线。
  首先，宁波人口流动频繁的结果，使得宁波人有更多的机会认识外面的世界，见多识广，有利于形成一种精明强干、反应敏捷的良好素质。早在沪甬航线开辟不久的1865年，外人就看到了这条航线的开辟对宁波人的影响。当年浙海关贸易报告称：“当地商人搭船只需花一元五角，来回一趟只花三元。他除了在上海有点小费用外，没有什么别的开支。这样他就能把他所付出的佣金节省回来。..火轮行船的速度和航期的正确很快就会便使那富有诗意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慢慢地在华语中扎下根。”〓可见，近代宁波商人之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近代中国工商界占有一席之地，这与他们经常流动、广泛接触外面世界不无关系。
  其次，眼见为实，快捷、安全的近代轮船运输使近代宁波人得以直观地领略西方物质文明进而影响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之父蒋怀清由于投资上海钱庄，经常往返老家余姚与上海之间。他表示：“坐木船从蒋村到宁波要花三天两夜，但是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路程虽然远十倍，一夜之间就到了。”〓正是基于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认同，当1908年蒋梦麟参加留美官费考试落第时，蒋怀清即出资2000银两资助蒋梦麟赴美自费留学，从而成就了一代教育家。
  再次，人口流动有利于大批宁波人摆脱传统呆板的农耕生活程式的约束，从而开辟新的事业。近代以来，一代代宁波入“益奔走驰逐，自二十一行省至东南洋群岛，凡商贾所萃，皆有甬人之车辙马迹焉”〓。这无疑得益于近代轮船运输业的发达。后来享誉中国工商界的一大批宁波商人就是从这股人口流动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在新的环境中，大批宁波人脱离原来的秩序，不再受土地、家庭乃至原有生活环境的束缚，为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当年从江北岸轮船码头乘上轮船，外出谋生创业，往往成为许多宁波人人生的转折点。
  此外，频繁的人口流动也给宁波输入了许多新信息、新思想、新观念，从而成为推动宁波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巨大力量。史称近代宁波自“西国通商，百货咸备，银钱市值之高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转运即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大都皆廛肆矣”〓。发达便捷的轮船运输业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口流动的广泛频繁既加快了信息的传播，也加强了宁波与外界的密切联系。清末民初许多宁波钱庄向上海、汉口的放款就高达二三千万元之巨。同样，从各地汇回宁波的款额也相当可观。近代宁波一大批工商企业的创办及学校、医院、桥梁等公益事业的举办，很大程度上便得力于外地资金的流归奥援。
  在肯定外滩码头在近代宁波人口流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同时，还应提及始于江北岸傅家街头的杭甬铁路甬曹段在民初一个时期宁波人口流动中的作用。该路建造始于1909年，建路伊始，对于宁波站地点设置问题，宁波商学界与旅沪宁波同乡产生不同看法，前者主张城区盐仓门外建船厂地方，而后者力主江北岸，由此引发激烈的争论，后在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汤寿潜、刘锦藻的协调下，沪甬两地意见始归一致。随后甬曹段于1910年6月15日破土动工，1914年6月建成通车。宁波境内西起马诸，东至江北傅家街头宁波站（遗址位于今大庆路84号），全长77.9公里。1920年，甬曹段铁路完成客运量129.9672人次。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杭甬铁路由于曹娥江大桥、钱塘江大桥未建成而不能直达，但杭绍公路和绍曹嵊公路已经修成，所以从宁波出发一日之内即可抵达省城杭州。据统计，1934-1936年，杭甬铁路客运量分别为145.6万人次、127.5万人次、200万人次。当时甬曹段路拥有客车36辆，货车90辆，各站均有电报或电话，还有自己的汽车公司。〓其在当时宁波人口流动中的地位已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