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江北外滩存在了约80年时间。这对近代宁波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对此应该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毫无疑问，江北外滩是西方列强侵略宁波和浙江的基地与桥头堡，它的存在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宁波开埠后相当一段时期，鸦片进口持续增长，直至19世纪末在进口商品中始终占据首位，约占全部进口货值的60％-70％。鸦片的大量进口不仅使宁波白银大量外流，而且鸦片在宁波城乡的泛滥，也严重影响宁波人的健康水平。此外，开埠不久，西方殖民者还在宁波从事掠卖人口的卑劣行为。他们在镇海、鄞县等地用拐骗和绑架的手段，诱拐和掠捕青少年，运往美洲或东南亚，出卖为奴做苦力，获取巨额利润。如1854年，英船“茵格伍德”号在宁波一次就诱拐了44名女孩，最大的仅8岁，统统塞进一间小舱。英国殖民者这种惨无人道地掠夺贩卖华工的行径被称为“浮动地狱”。㊸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外滩在宁波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滩的存在是古老的宁波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助推器。
  首先，外滩的存在使宁波经济开始直接面对世界市场，刺激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宁波经济的近代化程度。宁波开埠后，许多洋行与公司进入江北岸。他们早期主要经营鸦片和棉纺织品，后来发展到航运、金融保险、编织等行业。在外商的示范下，领风气之先的本地宁波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利用江北外滩这一码头获取国际市场信息，积极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使宁波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一些能主动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草帽、制茶、植棉业迅速得到发展。如宁波草帽1868年出口仅4万顶，价值400两白银，到1875年猛增到410万顶，1877年又增加了两倍，增至1372万顶，价值18.3万两，十年间增加了250倍。宁波是浙江的重要产棉区，但开埠后一度受美国棉花的排挤而出口不畅。1860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致使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大幅上扬。宁波商人抓住这一机遇积极从事棉花出口。1863年，宁波出口棉花创下历史纪录，达到12.5万担。价格从每包9元上升至28元。此后棉花出口继续上升，最高时达20余万担。同时在外商企业的影响下，本地宁波商人纷起仿效。他们引进先进技术，开始创办近代企业。早在1854年，费伦志、盛植官等人集资7万两，向外商购买轮船一艘，定名为“宝顺”，护航于沪甬线上。这是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近代宁波最早的民族企业如机器修理、轮船航运、棉纺、印刷等企业纷纷在江北岸及其附近出现，从而使宁波经济近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其次，在西方文化向宁波乃至浙江的传播过程中，宁波外滩起到了“窗口”与“桥梁”的作用。1854年，江北外滩出版了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外新报》，它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刊，比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早3年，为浙江省新式报纸之始。之后，又相继有《宁波日报》、《甬报》等近代报刊出版。这些教会创办的报刊，除了明显的“文字布道”作用外，也刊载一些“西学”和“新学”。这为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宁波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不少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迭出，反顾自身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自强的决心。自此以后，宁波人自己创办的报刊陆续出现。传教士也是宁波近代印刷出版业的始作俑者。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至江北外滩，定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同年9月，投入使用，印刷机器来自美国。1860年，书房迁往上海，并改名美华书馆，后发展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机械化的印刷出版机构。其中在宁波的15年间共出版了100余种西方书籍，其中宗教类占81％，科学文化等占19％。
  外国传教士在创办近代学校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江北岸是他们办学的一个中心。1844年即宁波开埠的当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的传教士爱尔德赛从南洋来到宁波传教，自费创办一所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洋学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之后，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江北槐树路开办了浙江境内最早的男子洋学堂。19世纪60年代起，宁波教会学校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开始出现教会中学。如1881年，北美长老会在宁波江北岸设立的崇信书院，1912年，改为崇信中学。据《宁波教育志》载，到1912年，西方国家在宁波已经开办了18所新式学校。这些按西方模式创办起来的学校，带有许多中国传统书院不曾有过的新鲜气息，对宁波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冲击，促进了宁波教育的近代化。从教育内容看，宁波各学堂所学的内容开始采用西方的教学体系，教授曲线学、微积代数、三角几何、外语等。如华英书馆就由出国留学生教授英文、算学。洋文书馆开设英、俄、法三国语言。从教学方法看，也更为合乎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意锻炼学生的体魄。近代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金雅妹、海上闻人袁履登以及杨坊、周宗良、方液仙等宁波帮重要人物都曾就读于江北教会学校。
  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在宁波从事医疗事业。早在1843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城内开设诊所，并在月湖书院内办班传艺，发展成为大美浸会医院，后改名为华美医院。随后美国传教士麦嘉缔、英国圣公会相继在江北岸开设惠爱医局、体生（后改名天生）医院。从此西方的医术与药物在宁波地区传播开来，在内地许多地方人们避之不信的西医得到了许多宁波人的认可。到民国初年，中医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宁波城内中西医已平分秋色。
  再次，外滩对近代宁波的另一作用是促进了近代宁波市政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兴起。外国人十分重视居住环境的改善。宁波开埠后，外国人在居留地先后设立船埠、洋行、学校，还修建道路、医院、房屋以及体育设施等，使宁波有了最早的城市市政体系。特别是1898年江北工程局设立后，江北市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引入西方的市政管理制度，使市政管理专门化、法制化，从而有力地改善了江北的市容市貌。宽敞的马路、整洁的街面以及电灯、洋房、教堂，使西方文明在这里集中展示。这与宁波旧城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促使宁波人转而模仿、学习，从而推动宁波城市建设的近代化。
  宁波外滩还促进了近代宁波社会公益事业的兴起。早在19世纪50年代起，传教士在江北岸办起了一批孤儿院、育婴院。与中国传统善堂不同的是，这些慈善机构在抚养孤儿难童的同时，更注重发挥“教”的功能，使其掌握谋生的技能，以便帮助他们自立于社会。特别是1918年成立于江北岸的宁波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宁波社会各项改良事业，诸如卫生保婴、平民教育、体育健身、科学演讲等，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宁波城市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北外滩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宁波人思想观念的弃旧趋新，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务实的商业社会环境。这对近代宁波社会与宁波人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近代以来，大批宁波人就是通过外滩观察、了解西方文化和外面的世界。以江北外滩为中心扩散的舶来物，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宁波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显然，外滩是近代宁波得以“领风气之先”的重要因素。不少后来在外面成就大业的宁波人，都是在家乡接受最初的现代文明洗礼逐步成熟起来而后大步走向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