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兴起，江北外人居留地的主权问题也开始成为宁波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问题。他们为收回外人居留地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后于20世纪30年代取得斗争的胜利。
  早在光绪年间，时为浙海关文牍的曹缘皋，愤于外人专横，力请宁波官府收回江北岸警权。随后甬上社会名流陈谦夫、袁履登、徐友亟等人也联名呈请当局依法力争。1909年（宣统元年），地方当局收回江北岸巡捕房，改称警察局。史称当时“我国官宪与英人交涉，收回巡捕权，订立合同，以一年为期，改巡捕房为警察局。其时道兼总办，县兼会办，另委坐办。英人副督捕之名称仍在，但只办外人交涉事宜，无直接管理警察之权”㊳。1910年，江北区警察局改为江北岸警察长公所。同年11月，城区巡警总局改为警务长公所，包括江北岸区域在内的鄞县全县警务均隶属警务长，警权划一。至1912年（民国元年），又改警务长公所为宁波警察署。
  长期以来，包括引水员在内的浙海关重要职位全部由外人担任。1919年以前宁波港引水员没有一个中国人。五四运动以后，反帝爱国声浪日益高涨，宁波港才开始有华人担任引水员。1921年，由于不熟悉港口状况，英籍引水员引领一艘糖船搁浅，损失惨重，引起沪甬航运界和中国船员的强烈不满。当时爱国热潮正日渐高涨，沪甬两地航运界一致向浙海关税务司提出撤换外籍引水员，选拔有丰富经验的华人担任引水员的强烈要求。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税务司和港务长不得不撤换腐化无能的两名英籍引水员，选用在宁波航业界享有盛誉的周裕昌、顾复生为引水员。这是宁波港对外开埠以来中国人担任引水员之始。其中周裕昌曾任巡洋舰“超武”号的大副，顾复生曾任“镇北”轮的舰长，两人都谙熟宁波港的航道。不久，在反帝声浪中浙海关港务长一职也改由中国人柯秉璋担任。宁波人民由此收回了部分的引水权和港务监督权。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宁波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兴起，遭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和嫉恨。7月中旬，宁波学生以宁波京案后援会名义在城内张贴爱国画报，遭到驻宁波英国领事的干涉。中共宁波地委宣传委员会和学生运动委员会抓住时机，及时发动广大学生群众以宁波学联的名义印发1万张反帝传单，同时在《三一八》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人民爱国活动的行径，进一步激发了宁波人民的反帝情绪。
  在反帝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同年7月，宁波重要的地方自治团体——江北公会提出裁撤工程局外籍干事的正义要求，但遭到英国税务司的拒绝。该税务司还扬言：工程局若工部局（即帝国主义在中国租界的行政机关），华人无权过问。宁波市民闻讯后无比愤怒。当时《时事公报》、《四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就此展开讨论，强烈要求裁撤工程局外籍干事。对此，中共宁波地委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发动广大市民开展要求改组工程局的斗争。会议提出“反对英税务司包揽市政”、“改组工程局，裁撤西干事”、“工程局是中国人的工程局”等口号。运动一开始就获得了宁波各阶层人民包括一般士绅的响应。8月，宁波公团联合会组成“改组工程局委员会”，各人民团体也在报上纷纷发表宣言表示支持。宁波学联还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活动，坚决反对外国人包揽江北岸市政。这一斗争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它激发了广大宁波市民的爱国热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接着，宁波市民又开展了反对美国领事滥指江北岸为“租界区域”的斗争。当时宁波特税捐局扣留美商花旗烟草公司的漏税纸烟，该公司竟妄指宁波江北岸为洋商“租借地”，反诬特税捐局为“非法机关”，还报告驻上海美国领事，要求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美国领事坚持声称江北岸为“租界区域”。这一事件又使江北岸成为宁波人民关注的焦点。中共宁波地委借此发动市民起来抗争。国民党宁波党部和宁波学联、宁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以及各界人士在《时事公报》发表宣言和文章，批驳美国领事及花旗烟草公司的无耻妄言。经过斗争，当时的中国交涉员向美领事提出抗议。1927年，宁波设市，外人居留地工程局收回市管。至此，外人居留地遂不复存在，但围绕居留地主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192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国定税则，浙海关收回关税权。同年2月，浙海关执行国民政府关务署下发的《改善海关制度审议会决议》，规定停招洋员，中外员工职权平等，统一薪给标准等。1931年，宁波设立航政办事处，收回了洋关兼管的船舶检丈、登记及船员管理、海事处理等部分权利。1932年10月，卢寿担任浙海关税务司，成为中国诸海关中国人最早担任税务司者。
  近代江北岸居留地主权问题以围绕“白水权”的斗争最为著名。这场斗争从1899年开始，延续到1933年，历时30余年，才以宁波人民的胜利而告终。所谓“白水权”，实际上涉及的是宁波港岸线和岸线管理的主权。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纷纷在江北岸上一带建筑教堂、住宅、码头，设置趸船，当时皆由海关指定地点。1858年10月，《通商善后章程》第十条规定：“制定江界派人指泊船只及令设浮桥、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并声明“无论何国皆依章一律办理”。开埠后进入江北岸的各国教会以法国天主教势力最盛，其中天主教宁波主教、法国人赵保禄任职宁波达40年之久。清廷先后赐他双龙二等宝星、四等嘉禾章、二等嘉禾章，权势超过宁波地方官，以至有“官府一颗印，不如赵保禄一封信”之说。1860年，法国天主教在药行街重建天主堂，1872年，又建江北岸天主堂并全力加以经营。该堂濒临甬江，背靠同兴街（后称中马路），规模宏大。1899年，工程局拟在江北岸外马路一带兴筑马路，法国天主堂以沿河基地让出2英尺为理由，强行要求将新江桥堍至宁绍码头一段岸线及水面出租收益作为代价，并且在契约上注明“江心为界，潮落为界”等字样。这就是“白水权”的由来。当时，清政府的地方官无知而媚外，在同年二月初四的批文中称“公路驳岸以外之沿河利益仍应照旧归堂内自主”。但即使是这个文件，也没有确认法国天主堂的“白水权”。天主堂窃取这一权力后，即将新江桥堍到宁绍码头一带岸线和水面，作为其产业，出租于人，建筑码头，停靠轮船，收取租金。
  五四运动后，宁波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有识之士强烈要求政府收回“白水权”。1927年7月民国宁波市政府成立后也提出收回水岸线主权。当时江北岸上虽有一条狭窄的石板路，轮船一到即拥挤不堪，拓宽马路已刻不容缓，但苦于缺乏经费，于是决定将岸上线收归公有，再租给各轮船公司，以租金作为建设经费。1927年8月至9月间，民国宁波市政府制订了整理岸线方案，并转知各国领事，却遭到英法领事的反对。其中英国领事复文中有“本领事认为此项章程不得公使团核议，由本国驻京钦使训令到署，本领事断不能承认宁波市政府径自占据英商民拥有的产业”㊴等语。对此，市政府要求宁波交涉员代为交涉。宁波交涉员原由浙海关监督兼任，1928年改由外交部驻沪江苏特派员兼理。经当时的宁波市政府一再催促交涉后，得到驻沪江苏特派员复文说：“关于收回‘白水权’案已得到外交部允许，但是所拟办法，还欠妥善。”㊵为此，当时的宁波市政府又重订了一份《宁波市暂行租用江河沿岸码头章程》，送达外交部，但久久没有回复，此次交涉就此搁浅。
  1931年，宁波撤市，城厢并入鄞县。时为鄞县县长的陈宝麟高度重视白水权收回问题，并着手行动。他一面主持制定《鄞县水岸租借暂行规则》，明确规定：“沿江及官河两岸上水线依法属于公有。自本规定公布之日起，凡以前所决定之岸线租借办法及契约概行废止。”“凡在本县境内沿江及官河两岸上建筑码头、使用水线时，均需向县政府租用。”一面息借商款，兴建外滩马路：计划自新江桥堍起至何家弄（即现在的车站路）口止，全长660公尺，把原来宽仅6公尺的街道，拓宽为19.2公尺。为此一边驳宽江岸，一边缩让房屋。无奈沿路房屋房东多为天主堂，“竟一再延宕，迄未动工拆让”。为此，1932年9月下旬，民国鄞县县政府致函天主堂请各商店限期拆让。“倘逾限不拆，本政府为依期完成筑路起见，只得强制执行，除他谕各业主铺户外，相应函请贵堂查照，迅转沿路应行拆让房屋，限期自动拆让，切勿再事观望延误，否则定即依法代为执行。”㊶同时，县政府通知各轮船公司填报使用岸线契约单，解除与原出租人的租约，并多次召集各轮船公司开会商讨停付原租金、转移押租等具体办法。对此法国驻沪总领事向浙江省政府提出所谓的“抗议”，并出示1899年宁绍台道的复函作为侵占“白水权”的依据。但县政府在宁波人民的支持下，逐条驳斥所谓“抗议”，并通过外交部交涉办理。几经周折，终于在1933年8月间收回被外人强行霸占了30多年的“白水权”，并在当地各报发表办理及收回经过，获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从此以后，江北岸外滩一带水岸线就由使用岸线的轮船公司等向地方政府订约缴纳租金。
  但江北天主堂并不甘心，1934年12月21日，天主堂又在《时事公报》上刊载要求外滩各商轮公司缴付岸线租金的启事一则。认为是案“交涉并未终结”，并公然威胁“一过年关，即当收回另租，不顾酿成重大交涉”。对此县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加以驳斥。声明指出：“岸线权应归公有，不容任何人侵占，天主堂以酿成交涉为恫吓，措词殊嫌未当。”再次严正表示“本政府收回水岸线权之处分绝对有效者也”。㊷此后天主堂没有再生异议，宁波人民收回外滩主权的斗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