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老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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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宁波市江北区志下册》 图书
唯一号: 112520020220001250
颗粒名称: 四、老外滩
分类号: F276.5
页数: 9
页码: 1980-1988
摘要: 本文记述了宁波市江北区老外滩的形成、发展、影响、外国人居留地的终结与老外滩的现状的情况。
关键词: 江北区 老外滩 发展

内容

(一)老外滩的形成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于1842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城市为通商口岸。原计划宁波在次年8月开市贸易,但英国首任驻宁波领事罗伯聃迟至12月19日始抵宁波,然后才与中国方面指定的时任宁绍台道陈之骥、宁波知府李汝霖以及前任宁绍台道鹿泽长会商开埠事宜。
  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开埠,指定江北岸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此地是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交汇处,江流呈Y形,外人遂用英语称此地为Y—town音译即“外滩”。英国人之所以看中江北岸,主要基于江北岸的区位,对进出口贸易极为便利而且,三江口商业发达,又无城墙限制,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商船和军舰可以自由进出甬江。而宁波,官府也很乐意,因为江北岸与宁波主城区中隔大江,在他们看来,有利于“夷夏之大防”。开埠通商之始,经中国官方同意,罗伯聃向英商发布通商条章,指定宁波江北岸之当地人称“李家道头”,作为上下货物之所,作业时间为每日上午8时至下午4时。
  1844年2月18日罗伯聃租得江北岸卢姓房屋一所为英国领事署,,是宁波最早的外国领事馆。首任领事罗伯聃,并授权管辖浙江全省有关英帝国对华的交涉事务。宁波的英国领事初由英国政府直接管辖,自1861年英国在北京建立公使馆后,又受英公使管辖。宁波的英领事署内设领事1人,翻译官1人,文案1人,领事办公室正副听差两人及勤杂、门警、轿夫、保姆10多人。驻宁波的英领事还曾兼理法、德、奥、匈等国驻宁波领事。1933年12月英国驻宁波领事署撤销,侨务由上海英国总领事遥领。
  继英国之后,美、法、日、俄等国也援例在江北岸设立领事或副领事。美国领事署在杨家巷英领事署东,1881年移至中马路原逊昌洋行房屋。法国副领事初在和义渡西侧,后移中马路;1870年撤销,侨务委英国领事兼管。1864年德国在甬设代理领事,初期自派领事,后由英、美领事兼。西班牙也于1864年在甬设立领事,由法领事兼。1868年丹麦、奥、匈亦至宁波通商,未派驻领事而委英国领事兼理。1873年5月荷兰、瑞典、挪威三国曾在宁波设领事,委托德领事兼。1871年日本在宁波设领事,由上海日本总领事兼理。1911年6月俄国在宁波设领事,委法领事兼理。这些领事官大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外交官,又是商人或传教士。
  根据过去的考察,英国满以为宁波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必定商务发达。但事实上,由于同时开埠的上海,以其襟江带海、腹地广阔、辟有租界等优越条件,,对进出口货物造成挡不住的诱惑,致使一苇可航的宁波港优势尽失、无力揽货。第一年(1844)贸易总额为50万银元,此后则是逐年锐减;至1849年,贸易额竟连5万元都不到了。英人马士后来指出:“事实上这里没有直接对外贸易。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茶经过山区到宁波后,仍然留在中国人的手里,外国人只能在它运到上海后并经行帮的准许才能得到。”英国有人甚至主张放弃宁波,改换别的口岸。但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认为“..基于种种理由,并不赞同放弃宁波,它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所有贸易都操在英国人手里的‘外港’的典型例子,对主要市场——上海,起辅助作用”。
  186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政府在江北岸外马路设立新关(洋关),专征国际贸易税,称江东旧有之关为常关,税务司由外人,担任。其职权范围本不出稽征税以外,“后以海关监督废弛职责,权力旁落,兼之条约屡更,征税以外之事亦渐入外人之手”。洋人控制的浙海关垄断了宁波的远洋、沿海及内河航运业及税收权。通过《浙海关关章》、《浙海关轮船往来宁沪专条》、《宁波口引水专章》等章程,浙海关几乎全部控制了航道、岸线、水域、航政、领港、船舶、船捐等。另外,宁波港的关税主权也随之丧失,因为按照《南京条约》协定关税条文,征收英国商品的进出口税率,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随后其他西方国家也援例享受这一特权。
  宁波口岸之重大变化即外国人居留地之真正确立,与太平天国军占领宁波有密切关系。浙海关设立约半年后,由黄呈忠、范汝增率领的太平军不顾英法美驻甬领事及英军的劝阻,一举攻克宁波。城中文武官员以及约7万宁波人涌进江北岸避难。宁波是太平军占领的重要港口城市,太平军在此与英法等西方国家有过一段直接接触。他们对外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表达了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严正立场;同时对外人持友好态度,明确表示:如果外人不帮助清军,太平军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但西方殖民者没有珍视宁波太平军的友好态度,不仅公开支持清王朝宁波当局,而且不断制造事端,阻碍太平军的活动。英法军队曾借口太平军鸣放的礼炮子弹流落到外国人居留地,要求赔偿并“拆毁炮位和大炮”,否则“将予以摧毁,并占领宁波”。对此挑衅,太平军将领立即回函予以驳斥。针对当时各种敌对势力聚集在外国人居留地活动的情况,太平军将领范汝增严正表示:“外国人居留地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管辖。”
  1862年1月13日,驻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FrederickHarvey)、美国领事孟恩威理(WillieP·Mangum)、法国孔夫子号(Confucius)舰长MLeonobry、英国Scout号舰长JohnCorbett等在美国领事馆开会,订立协议。他们以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为借口,单方面划定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的界址。规定区域内外国人自由居住,不受干涉。将来必要时,领事有制定地域内规则的权利。同时发表英、美、法官员所签合议书,书中申明洋人所划保护之地界界址,并附上江北岸洋人界址地图。居留地具体范围:南端桃花渡口(今新江桥),东北沿甬江至白沙路外国人坟地一带(约今白沙路与东草马路交接处),西北沿姚江过槐花树下到近姚江转弯处(今槐树路西北端),北延伸至鄞镇交界尚未开通的“新江”一带(约今正大火柴厂工人宿舍附近)。其间,西方殖民者积极与清朝官员联络,筹划夺回宁波城,使居留地成为向宁波太平军进攻的基地。经过精心策划,英法海军与清军联合,分别于5月7日、10日攻陷镇海、宁波。5月31日,自恃有功的三国领事又召开第二次协商会议,再次确认上述有关居留地的条款。8月间,法国领事埃丹(BEdan)撤回他们原来的意见,提出在宁波建立法国专管租界的主张。对此,美英俄等国均予反对,.“英俄两国公使和中国方面均表示坚决反对,新上任的法国公使也不赞成”。使法国开辟专管租界的计划未能实现。这样,江北岸一直成为外国人的公共居留地。
  为维护江北岸的治安,此地在1850年即设立巡捕,由宁绍台道拨绿营兵勇8名,改称巡捕,驻扎江北岸,委任英国人戈林监带,受税务司节制。后来因老外滩这里的治安问题突出,宁绍台道禀经浙江巡抚批准,于1865年设立巡捕房,行使江北岸商埠区的一切治安、刑事等权力,巡捕增加到40人。1867年,英国费(Fittock)领事、法国席(Simon)领事委派葛参将为总巡捕官。宁绍台道委任葛参将以管训巡捕委员(简称武委员)职,加委浙海关林税务司为文委员,仍以英国人戈林为督捕。同年设立由中外官员组成的裁判机关——“会审公堂”。1880年订立《宁波重设巡捕办事章程》,中国方面收回了大部分当地警察权,由宁绍台道任命外人担任巡捕房负责人即督捕,巡捕房经费由中国政府承担。巡捕在界内逮捕华人与条约国人,必须持有宁绍台道发给的逮捕状,并有巡捕房督捕的签字方可执行。逮捕“无约国”的外人,通常应由税务司商同地方官办理;逮捕“有约国”的外人,通常应有该国领事签发的逮捕证。1894年又有《宁波增订巡捕禁令章程》,中国差役可以入界“巡查地方”但查拿界内人犯,其牌票须先送巡捕房签字,并须由巡捕房协拿。
  关于巡捕房,浙海关税务,司在1891年公布的海关十年报告中有所涉及:“目前的巡捕房由道台控制,并受规则制约,这些规则不时有所增加。巡捕房有1名外国督捕、1名外国巡捕、3名本地巡长、16名本地巡捕、1名当地翻译和1名当地书记员。光绪六年每月的津贴降至400元,这一数目加上罚金和每月由各种特殊保护的人支付的费用,应付巡捕房的支出绰绰有余,并有退休金和出于慈善目的而设的退休津贴这两项公积金,目前这一基金已达5800元以上。”该报告还称:“巡捕房的当权者倾向干当地居民,希望不再受到通商口岸领事的制约..巡捕的责任是维护居留地的秩序和清洁。报告军舰的到来和离去,登记被雇船只,寻找绑架孩子的船只等。本地巡长的职责是监视巡捕。外国巡捕的任务是在晚上不定期地到外国人居留地巡逻并在白天检查下属是否恪守职责,监督供外国人消费的牲畜的屠宰情况。”
  宁波地方官对于巡捕房的工作也有报告。时任宁绍台道的薛福成在有关呈报中称:“宁郡江北岸为通商码头,华洋杂处,巡防弹压,交涉事繁。自光绪六年间整顿章程,改派洋人华生为巡捕房督捕,迄今年久,遇事禀承,于办理华洋缉捕巡逻诸务,均能妥协,并无贻误。上年海防吃紧,谕令督带巡捕于江北岸周历梭巡,不闲昼夜,得以匪徒敛迹,人心又安,商民信服。他如帮设电线,保护教民各事,尤能始终勤奋,小心认真,不无微劳足录。详情附案,奏请给予四等宝星,以照激劝等情前来,经臣咨准总理衙门核与成案相符,相应仰恳天恩,俯准将宁波口巡捕房总巡捕英国人华生给予四等宝星一面,准其佩带。”
  江北岸老外滩的行政管理权,名义上采取中外联合执掌的方式,而事实上中国地方当局也的确参与了,所以与其他城市的外国租界相比较,这里的主权丧失较少。这种所谓的宁波条约口岸模式,受到当时中国官方的倡导与推广。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北被迫订立《马关条约》时,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奉旨议复时拟订对策十九条,其中第一条即是推广宁波之做法。张之洞提出:“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在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资,雇佣洋人充当。今,日本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当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造,一切俱由该地方官出资雇人办理。”张之洞的建议受到清廷的重视,在开放苏州、杭州等地时力图推行宁波模式,只是由于日本的强烈反对而未果。
  对于当年宁波与其他通商口岸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治权与警察权,未使列强自组工部局以统治租界”台湾学者王尔敏认为,其真实原因,“当在于宁波外商居民很少,不足以构成居民社会之强烈要求,,更确切之点,则由于洋人居民不多,不足自主一个地方政府并维持其市政开支”。同时也“由于地方官之多方注意外人侵权行径,历年防范,终能将租界治权掌握在中国官员之手,使租界无法蜕变成洋人独立行政界区,亦是宁波地方官绅适应变局之智慧”。
  (二)老外滩的发展
  进入19世纪80年代,老外滩的市政建设开始起步。当时成立了一个公共市政委员会(或称道路委员会),并设立由中外居民自发捐助的基金,用于街道照明、铺路及道路整洁工作。1898年,经浙海关税务司提议,在道路委员会基础上改组成立工程局,负责道路、卫生、电气、水道等市政建设事宜。工程局设董事会,浙海关外籍税务司穆麟德(Mollendortt)任董事长,另有局董8人,中外各4人。工程局没有课税权,工程所需费用部分来自商民捐助,部分来自公共事业收入。而这种情况,在那些租界内是不可能发生的。
  道路委员会及工程局设立后,对沿江堤岸与市面马路进行整修,加快了江北岸的开发与发展步伐。19世纪末,江北岸已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其中位于外马路、中马路的外滩成为店铺林立,人声嘈杂,码头连片,汽笛声回响的繁华地段。1890年,在外滩的外国公司与洋行多达28家,旗昌、太古、三井、怡和等著名洋行都设有分支机构。在此前后,中国的金融、贸易、航运企业也纷纷进驻。1873年,著名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在江北岸设立分局,两年后建成码头。中国最早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于1898年在江北岸设立兑换处,以后发展为除上海以外的第一家分行。
  其间,江北岸吸引了不少外人的眼光。仅1884—1891年间,即有以下几起洋人访甬事件:
  1884年6月15日英国皇家最高法院大法官理查德·雷尼从上海来访。
  1884年6月22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陶威尔上将到访。同月,美国公使杨约翰与海军上将约翰·戴维斯访问宁波。
  1886年6月6日、18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美国公使田贝先后访问宁波。
  1887年11月23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哈密尔顿到访。而后,他的继任者诺威·沙蒙中将也来访。
  1891年5月15日,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理查德访问宁波。
  与此同时,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在外滩一带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以各种物质或精神的载体直接呈现在宁波人的面前。教堂、报刊、学校、医院以及近代市政设施纷纷在宁波外滩出现,这不仅为外滩增添了许多新鲜色彩,而且有力地推动宁波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由于交通的便捷与市面的繁华,到20世纪初,江北外滩一带成为当时宁波社会活动与交际的中心,许多有影响的活动都在此进行。下面摘录20年代初《时事公报》的相关报道,以见当年江北外滩社会情状之一斑。
  1920年6月,由基督教会宁波妇女益智会在江北岸发起创办儿童体育场。6月18日《时事公报》报道说:“宁波妇女益智会鉴于本地儿童教育之不讲究,目前议决创办公共体育场一所,遂商诸铁路濮工程师,借车站前草地一方,曾经慨允,筹备有日,已于日前开幕,每周一、三下午四到六时,邻近儿童之来者几达百人,教授均系该会员即梅立德师母、郑植生夫人、胡泳骐夫人等担任之,其热心殊堪钦仰。闻是场之设办,系模范性质,想他处之闻风兴起,当接踵不绝也。”
  同月,中西音乐大会在槐花树下崇德女校举行。《时事公报》载:“宁波基督教青年会与友谊社于十九号晚七时假座槐花树下崇德女校开中西音乐大会。虽梅雨连绵,而中西男女来宾络绎不绝。首由友谊社总干事郑植生君主席。兹将秩序录下:一、六人合唱(四男二女郎);二、国乐,杨君及同伴七人;三、单唱,施师母(美人);四、钢琴独奏,贝君(美人);五、国乐、玉箫同奏,施君及同伴;六、演读,施师母未到乃代以国乐;七、单唱,徐女士(美人);八、四弦琴,朱懋澄君;九、钢琴独奏,陆女士;十、单唱,贝君;十一、国乐,杨君及同伴四人;十二、二女郎四男子合唱,又七人合唱;十三、号筒独吹,施明德君(美人);十四、青年会干事胡泳骐君报告。次全体唱英文离别歌而散,已将九时矣。”此次中西音乐大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6月21日《时事公报》发表时评指出:“青年会与友谊社是很高尚的结晶团体,实行女子解放的先锋,不但打破,男女界限,而且融化中西的感情,不是解放运动一个很好的模范吗?我们希望这种团体发达,我们更希望这种团体一天多似一天。”
  1921年4月6日,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由杭乘火车来甬访问。《时事公报》报道了美公使抵达江北岸之盛况:“先时王镇守使、姚团长、黄道尹、孙监督、姜知事、来厅长、杨督察长、詹局长一二公署署员暨总商会正副会长商董士绅等百余人至车站欢迎,并有陆军警察巡防西乐队等在月台上排队。车站门首悬五色国旗,站外马路悬有万国旗。俄而汽笛一声,火车抵站军乐齐作..欢迎之各官绅均出名刺交与柯使,柯使亦一一与之点首。军警巡防均举枪致敬,仪容颇整,抵站后由欢迎人员偕同柯使等至普天春西餐馆茶点..茶点既毕,柯使即偕随员等乘舆至槐花树下梅立德君家(崇信学校校长,美人)为行辕。晚间仍由官厅借普天春公宴柯使并请在甬之西宾及欢迎之当地绅商作陪,共计70余人。”
  1921年4月22—24日宁波青年会组织的宁波实业展览会在江北岸新江桥堍青年会会所举行。“该会陈列物品计一百五六,十种,五光十色,成绩斐然,昨日为开幕之第一日到场参观者络绎不绝,下午2时许开会,首由朱懋澄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次雷汉伯(斐迪学校校长,)演讲。”雷氏末云:“和丰去年盈余一百五十万,以一万办学外,最希望能多提几成红利,以惠工人子弟。”
  宁波的许多文化体育活动,也由外人引入外滩。据浙海关报告,1889—1891年间,曾有美国人在此设立剧院。现代体育的开展也始于江北岸。早在1886年,浙海关就耗银100两,建起网球场。1897年,斐迪学校在甬城学校中首开体操课。1925年春,宁波青年会也在江北岸修建网球场,并组建网球队及足球、篮球、乒乓球等运动队,还多次主持举办单项球类比赛或综合运动会,推动了现代体育活动在宁波的开展。
  (三)老外滩的影响
  外滩促进了宁波这个古老城市的成长与近代化。外滩在宁波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滩的存在是古老的宁波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助推器。
  首先,外滩的存在使宁波经济开始直接面对世界市场,刺激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宁波经济的近代化程度。宁波开埠后,许多洋行与公司进入江北岸。他们早期主要经营鸦片和棉纺织品,后来发展到航运、金融保险、编织等行业。在外商的示范下,领风气之先的本地宁波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利用江北外滩这一码头获取国际市场信息,积极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使宁波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一些能主动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草帽、制茶、植棉业迅速得到发展。如宁波草帽出口在1868年仅4万顶,价值4百两白银,到1875年猛增到410万顶,1877年又增加了两倍至1372万顶,价值18.3万两,10年间增加了250倍。宁波是浙江的重要棉区,但开埠后一度受美国棉花的排挤而出口不畅。1860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致使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大幅上扬。宁波商人抓住这一机遇积极从事棉花出口,1863年创下出口棉花12.5万担的历史纪录,价格从每包9元上升到28元。此后棉花出口继续上升,最高时达20余万担。本地宁波商人还引进先进技术,开始创办近代企业。1854年,费伦志、盛植官等船商集资7万银两,向外商购买轮船一艘,定名“宝顺”护航海运。这是近代中国民营资本引进的第一艘轮船。稍后,近代宁波最早的民族企业如机器修,理、轮船航运、棉纺、印刷等企业也纷纷在江北岸及其附近出现,从而使宁波经济朝近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其次,在西方文化向宁波乃至浙江的传播过程中,老外滩起到了“窗口”与“桥梁”的作用。咸丰四年(1854)美北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在外滩创办了宁波最早的一份报刊——《中外新报》,之后,相继有《宁波,日报》、《甬报》、《德商甬报》等近代报刊在外滩涌现。这些教会创办的报刊,除了明显的“文字布道”作用外,也刊载一些“西学”和“新学”为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宁波人打开了一扇窗户,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迭出,,反顾自身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自强的决心。此后宁波人自己的报刊也陆续出现。传教士还是宁波近代印刷出版业的首倡者。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至宁波,定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同年9月投入使用;1860年迁往上海,并改名美华书馆,后发展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印刷出版机构。而在宁波的15年间,共出版了100余种西方书籍,其中科学文化类等占19%。
  江北岸也是外国传教士在甬创办近代学校的中心。1845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在江北槐树路开办了浙江境内最早的男子小学堂崇信义塾。两年后,传教士柯夫人在江北槐树路开设女校。而从19世纪60年代起,宁波教会学校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开始出现教会中学(详情参见第二十五编《教育》之专记“教会学校”)。这些按西方模式创办起来的学校,带有许多中国传统书院不曾有过的新鲜气息,对宁波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了撞击,促进了宁波教育的近代化。与此同时,美国传教士麦嘉缔、英国循道公会相继在江北岸开设了惠爱医局、体生(后改名天生)医院。从此西方的医术与药物在宁波地区传播开来。到民国初年,中医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宁波城内中西医已平分秋色。
  再次,外滩对近代宁波的另一作用是促进了近代宁波市政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兴起。外国人十分重视居住环境的改善。宁波开埠后,外国人在居留地先后设立船埠、洋行、学校,还修建道路、医院、菜场、厕所、房屋以及体育设施等公共设施,使宁波有了最早的城市市政体系。特别是1898年江北工程局设立后,江北市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引入西方的市政管理措施,使市政管理专门化、法制化,从而有力地改善了江北市容市貌。宽敞的马路、整洁的街面以及电灯、洋房、教堂,西方文明在这里集中展示。这与宁波旧城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促使宁波人转而模仿、学习,从而推动宁波城市建设的近代化。宁波外滩还促进了近代宁波社会公益事业的兴起,早在19世纪50年代,传教士在江北岸办起了一批孤儿院、育婴院。这些慈善机构在抚养孤儿难童的同时,更注重发挥“教”的功能,使其掌握谋生的技能,以便帮助他们自立于社会。特别是1918年成立于江北岸的宁波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宁波社会各项改良事业,诸如卫生保婴、平民教育、体育健身、科学演讲等,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宁波城市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北外滩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宁波人思想观念的弃旧趋新,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务实的商业社会环境。这对近代宁波社会与宁波人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近代以来,大批宁波人就是通过外滩观察、了解西方文化和外面的世界。以江北外滩为中心扩散的舶来物,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宁波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显然,外滩是近代宁波得以“领风气之先”的重要因素。不少后来在外面成就大业的宁波人,都是在家乡接受最初的现代文明洗礼逐步成熟起来而后大步走向世界的。
  当然,凡事均需一分为二,作为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强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形成的老外滩,必然也会发生许多殖民主义经济侵略的事件,负面影响极其恶劣。例如英国人修建的“新江桥”浮桥,规定要收取过桥费每人4文,没有例外。1869年5月24日市民举行迎
  赛都神会。过新江桥时,人流如潮,拥挤异常,但英人无视这种特殊情况,照旧一一收,费,否则不让过桥,致使桥上严重堵塞。浮桥不堪重负,突然折断,落水溺死者多达400余人。再如法国人赵保禄,在此担任天主教浙江教区代牧42年,权倾浙东,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利用权势强取豪夺,人称“道台一颗印,不如赵保禄一封信”。1899年,工程局拟在外滩沿岸一带建筑公路,涉及天主教会拥有的土地,赵保禄便提议,愿将沿岸土地让出二英丈以作公路,但要求所让二英丈作为公路驳岸以外沿河之地,仍应照旧以白水为界,归天主教堂执管,不得被旁人侵占利益。从此,新江桥堍到宁绍码头一带水岸线和水面,就变成了天主教堂的产业,强行以每年每丈租金25元出租于人,数十年间不知掠夺了多少钱财,史称“白水权”教案。再如1925年“五卅1惨案”发生后的6月22日海关日籍职员殴打中国车夫,引起公愤,冲入海关抗议。日本方面不但不予赔礼道歉,反而于25日,派遣兵舰从上海开进宁波,“驻防”海关码头,用武力威胁。西方列强的斑斑劣迹,不胜枚举,激起了宁波人民的强烈愤慨,抗议斗争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共御外侮爱国主义精神由此而深入人心。
  (四)外国人居留地的终结与老外滩的现状
  1927年5月,宁波临时市政府照会浙海关税务司,接收被外国人把持的江北工程局;8月11日,江北工程局由宁波市工务局正式接收,改称“江北工程办事处”,曹文奎为主任,标志着中国政府收回了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的行政管理权。宁波市政府还收回了长期为浙海关外籍税务司掌控的港务大权。1933年10月,浙海关税务司一职首次由华人卢寿汶担任,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由外国人出任浙海关税务司的历史。1933年8月,被外滩法国天主教堂所称的“白水权”,也由鄞县政府收回。自此,老外滩作为外国人居留地的历史也随之宣告彻底终结。
  斗转星移,社会变迁。2005年1月1日,投资6亿元的宁波老外滩重新开埠,将形成新的商业区,与宁波天一广场成掎角之势。
  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的老外滩面积,囊括了个性消费的所有功能,包括城建展馆、国际酒店、世界美食、城市公寓、行业会馆、生活天地,一举成为宁波顶级的社交平台,一个高档次、多元化的商业街区。
  沿着江边,外国领事馆、天主教堂、银行、轮船码头一字排开,几乎记录了宁波开埠的整段历史。这些建筑,至少有100多年历史。目前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有:英国领事馆、巡捕房、侵华日军水上司令部、浙海关、天主教堂、江北耶稣圣教堂、宁波邮政局、通商银行等还有一些民房,如老“宏昌源号”、商人私宅“严氏山庄”、“朱宅”等建筑,这些建筑具有浓郁的欧陆风格,代表了英、法、德、荷等多国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民居形成鲜明对比。
  宁波老外滩,通过保存历史建筑和街区风貌,植入新都市文化,将厚重的历史与发展的愿望完美结合在一起。由文物、旧、渐旧、新的建筑物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和载体,着意打造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韵味。如今的老外滩骨子里透出现代意味,是一个集吃、住、玩、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时尚消费中心。

知识出处

宁波市江北区志下册

《宁波市江北区志下册》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志记述时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迄2008年底,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记述宁波市江北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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