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慈城不仅城内商贸繁华，而且由于“人稠土狭，丰穗之岁犹缺民食十之三”，自南宋以后，多有人离乡行商，“半游食于四方”。这些另谋生路的商人们，或贩运，或设店肆，逐渐形成了对行业的贸易垄断，以及行业内外的集体声誉，也就被称为商帮了。这批人在外闯荡，都得到同乡和同乡会组织的帮助和提携。随着各地相继创立会馆，同乡扶助声势更加壮大。从建立各帮各业会馆到成立公所，到统一的同乡会，其功能也有变化，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赡老济贫，还作为集议场所，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
  慈城商人具有宁波帮的典型文化特征：赤子情怀，开拓精神，开明思想，诚信品德和互助风格。慈城商帮在宁波商帮的形成发展鼎盛的各个时期都有代表人物，众多慈城商人一直是宁波帮的主要力量。比如在明末清初宁波商帮初始形成阶段，其主要活动地域在北京，主要经营行业是药材业和成衣业。而药材业的乐良才及其后代的万金堂药铺和成衣业的浙慈会馆就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人物和商帮的核心。在宁波帮发展重要时期的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慈城人严信厚等在上海创办华人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是严信厚，光绪三十年（1904）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此后又有金融巨子秦润卿。秦润卿（1877—1966）名祖泽，晚年号抹云老人。光绪十七年（1891）入上海协源钱庄当学徒，满师后任跑街。勤慎自持，，为店主赏识，升副经理、经理。协源改组为豫源、福源后，仍任经理。率先引用西式簿记等，又以处事稳健，恪守信用，杜绝馈赠，使钱庄信誉日著，并历渡金融风潮。民国6年（1917）后，历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中央银行监事、上海垦业银行董事长、四明公所理事、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等职，在上海先后创办修能学社、储能中学，兼任南洋模范中学、育才中学董事。清宣统二年（1910）参与募建慈溪保黎医院。民国4年（1915）于故里兴办普迪学校，后又资助筹办慈溪县立中学、宁波效实中学。1952年捐献藏书4万余册及“抹云楼”房产给国家。
  京城“四恒钱铺” 创办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北京四恒号钱铺，是慈城嘉德堂罗氏宗铺。慈城罗氏从宋元以来，为书香门第，历代有人中举，是慈城地区较著名的儒族。四恒者，即恒兴、恒利、恒和、恒源，是浙东地区文字记载最早、资本雄厚的银号。乾隆年间征伐金川之役，四恒号曾经主办过京兵家属赡养钱粮款，并为此垫银百万余两，受到户部和内务部的重视，自此以后经营更加顺利，营业发达。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六月间，京城由于战乱导致20多家制造钱币的炉房被毁，金融业受到影响，当时“四恒钱铺”怕受损失，同时宣布歇业，导致京城市场大乱。为此，慈禧太后紧急召见大臣，称“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日闭门”。传谕顺天府三日内解决。明示如资金不足，由皇家和政府各出50万两白银供其使用。
  慈城国药业 《溪上遗闻集录》中记载有“五马桥冯氏初以药肆为业，后遂致饶富。..冯氏之药肆，且始于北宋矣”。明永乐帝朱棣迁都之际，慈城人乐良才行医卖药，随一群家乡书生来到北京。他除了照顾好京城慈溪会馆里的家乡学子外，还手摇串铃，周游胡同间，负笈行医卖药，被当地人称作“串铃医”、“走方郎中”、“草泽医”等，乐良才后来就成了北京同仁堂的始祖。乐良才的后代在北京的崇文门外，于明末创办过万金堂药铺。这一时期的慈城籍药商依附在同郡鄞县药商的旁边，参与设立了被誉为宁波商帮初始形成标志的明末北京“鄞县会馆”。鄞县会馆碑文记述：“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
  慈城五马桥冯映斋于康熙元年（1662）在宁波又新街开设冯存仁药店。旅居京城的乐良才曾孙乐尊育于康熙八年（1669）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开设同仁堂药室。从康熙元年至乾隆年间，慈城药商从北京和宁波开始，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尤其后来在上海，慈城人“挈子携妻游中者更难悉数”。慈城药商在全国各地开设的药号不断增多，并能不失时机地开拓活动地域，充分发挥在人才、行业、资金、货源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亲属之间传、帮、带的作用，把药材业的生意越做越大。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慈城国药商中的新一代商人出现。他们生活在通商口岸，从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熏陶和祖辈经商基因的遗传，依靠宁波商帮群体的力量，开拓药业的深度和广度，以市场为导向，占领各城市药业市场。这一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北京同仁堂的乐平泉，乐平泉的孙子乐达仁；宁波冯存仁堂创办人的四世孙冯缦生，及其侄子冯吾楼；上海童涵春堂的童祥权。
  浙慈会馆 该馆原址位于北京的小甜水井巷，馆里立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财神庙成衣行题名碑》、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财神庙碑》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财神庙成衣行碑》。其中以光绪碑的记述最为详尽，内称：“在南大市路南创造浙慈馆，建造殿宇、戏楼、配房，供奉三皇祖师神像。当时成衣行皆余浙江慈溪人氏，来京贸易，教导各省徒弟，故名浙慈馆，专旧成衣行祀神会馆。”说明慈帮裁缝在清代北京具有行业垄断性，同时还可见浙慈会馆的建筑规模宏大。过去很多附近的小会馆也都商借“浙慈馆”进行祭祀酬神活动。
  在京城设立会馆起于明代，至清代达到鼎盛时期。最初主要是为了方便进京赶考的举子，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共同切磋文章、交流经验的场所，还可以互相照顾，增进乡谊，渐渐就形成利害与共的同乡团体。会馆还是一个福利团体，对贫困同乡还可赞助生活费和回乡路费等，所以有很强的凝聚力。浙慈会馆是由慈城商人垄断的行业会馆，除了敦叙乡谊、加强互助外，还在一起商讨有关业务；入会得有必要的资格并遵守行帮行规。会馆加强了慈城帮成衣业在北京的地位。
  沙船轮船业 宁波府内较早涉足沙船业者，为慈城董氏家族。嘉庆末年，董氏家族靠经营沙船贩运业而致富。以慈溪董萃记船号为代表的宁波船商在上海创建船商浙宁会馆。而董棣林的儿子董秉忠开始“以巨资营运辽东”。董秉忠还联合其弟董秉愚在上海创办了大生沙船号。由于董氏家族财力雄厚，大生沙船号后来成为上海沙船业中最有名的沙船号。除了董氏家族外，经营沙船业还有慈城地区的冯氏、费氏、童氏、郑氏、杨氏、王氏等家族。
  慈城船商贩运业最繁盛的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各省陆路交通受阻，各省的货物都在宁波集散，宁波南北号商人几乎独占沿海南北货物贸易。当时有7家北号船商为慈城商人所属，船主是冯公一、董大生、费敦大、费复大、盛悖记、童歆记、葛大成等。道光三十年（1850）到咸丰三年（1853）船主们耗10万两白银，在宁波建成了天后宫及庆安会馆。咸丰年初，船帮领袖慈城人费伦志、盛植，，首议购买轮船护航。咸丰四年（1854）冬，集资7万两白银向外商购得大轮船——宝顺号。这是由民营资本购置的大轮船，开创的不仅是宁波之最，亦是中国之最。此船名震海内外，也引起当时李鸿章这位洋务大臣的特别关注。大约在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商人仿效宁波，也引进了一条轮船。“宝顺轮”驶入江北岸的轮船码头，标志着古老而传统的木帆船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