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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绪《慈溪县志》“职官”记载，作为“名宦”立传的有132人。这些名宦的成名事迹，大都以廉政著称。廉政文化一直是慈城官宦政治的主流文化。虽然在历代的县令中也有违法无德的以权谋私者，但廉政传统总是不绝如缕地被传承弘扬。慈城的第一任县令房琯就是一个廉政文化的先行者，他“尚德化，兴长利；流民来归，狡吏引去”并且“溉民田数千顷，人甚德之”。宋令张颖“以廉著名，持身廉介，虽一文不妄取”。人们干脆给他，一个号，称他“张清清”。他还获得过太宗赐诏奖谕。张颖故世以后，县署专门为他建了一个“清清阁”，既以公之德名，又给后人以范例和警示。慈城学宫里面专门设有一个“名宦祠”。那些被列举的供后人膜拜、祭奠的著名官宦都是以廉政著称，他们是一部慈城的廉政文化史。
  慈城廉政文化的内容主要有：
  身体力行，士卒身先。筑桥修路疏淤一类的公益事业，慈城的每一个官吏都把它们放在工作的首位。唐朝的汪汲，刚走马上任，看到德门乡的河道淤塞了数十年竟然没能疏浚，就立即组织民众齐心清淤。清时知县李光时，见慈湖书院“废已久”，不仅马上作出兴修的决定，而且立即安排永明寺暂作书院，先送诸生肄业。并且还自掏腰包，“捐廉俸千余金以为修缮禀稍”。
  管束官吏，敦促官吏认真为民办事，不可为非作歹。唐县令黄涛不但自己“问民所疾苦”“私不受”而且以前的一些官吏从民众那里所得来的不法财物都全部一一追回，偿还予民。江西人成化初来，知县事的龙伯，“驭吏则甚严，未尝少假词色，有过则以律按治。一时，吏皆守法。”金华人唐仲展令慈溪后“政得宽猛之宜，遇事详明穷究，”使得下吏们都很惧怕他而不敢枉法。
  公正执法，主持公道。吴令张举机智断案，有妻杀夫，再放火烧了房子。对外称，是失火烧死丈夫。其丈夫的弟弟有疑心，进而到衙内告状，指称是嫂子杀死了他的哥哥。妇人拒不承认。张举叫人取了两头猪来，一头杀之，一头活着关进房子里面，再将房子烧毁。过后，察看两头猪的嘴巴，一头死猪口内无灰，而活着被烧死的则一口薪灰。再验死人的口中，果真是先死后焚，其妻伏罪。明朝刘逢恺也明达善断案例。
  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明朝知县贾奭不但“存心公恕，莅政忠勤，教民树畜赖以生息，兴八市贸易之利，民甚便之。”而且将当时茶农在采制贡茶时，官方一直沿用额外增加的所谓耗折，及另行征收其他浮费的规矩，一概“剔除殆尽”。人们为之编了一首歌谣，唱：“贾使君，真仁人；新茶一斤称一斤。”同样，到了薛应旗做县令的时候，还为茶农革除了贡茶开采前强制的祭祀仪式。
  重视治安，确保平安。其时有一种“花会”的赌博形式，那是有人在村落僻静的地方设局诱骗农人。被其引诱的人往往只祷佛求梦而不思农事，对乡间的危害极大。当时的县事宋纯修即主动出击，密捕为首者，严绳以法，有继续作恶不肯悔改者施鞭挞，直至垂垂欲毙才罢手。
  扶持贫困，关心弱势群体，以及赈灾济困，关注民生。明代知县王致远当政时恰逢浙东大饥，“死殣成丘”。王致远便延请邑贤士大夫分僧寺置局为粥以食饥夫，第一天前来食粥的就有千人，第二天开始，每天来的人达到八千。他不光自掏俸禄，再不足，还向巨室借贷，一直到麦子收割始罢。他的任期内还寻置“居养院”，给薪炭以处老弱之无归者，置“慈幼院”乳哺婴孩之委弃者。病予医药，死为殓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