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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儒学文化
  慈城史称文献之邑，儒学基地，历朝历代办学育人成为传统。自唐至清，在慈城地区共创办过县学（学宫）1所，书院14所。很早就有儒学名人出现。
  慈城儒学文化的传承、普及和影响，主要由三个内容构成：以孔庙为主的官学；以书院为核心的学术性教学和学术研讨；以私塾为基础的群众性少年儿童启蒙教学。这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推动着慈城儒学文化的持续发展。建孔庙不但为了祭祀孔子弘扬儒风，也是为了培育本地人才。宋代的王安石曾为新建的慈溪县学撰写了《慈溪县学记》。官学以外，慈城的书院教学也很昌盛，不仅数量和就学者多，而且在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上也代有建树。慈城私塾遍布城内，到处可闻“庠声序音”，随处可见“家诗户书”。
  明清时期，慈城有一个“文化士族”现象的形成和出现。文化士族是指重视家族教育、以文章道德传其家世，并使整个家族成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家族。这些家族以学术昌盛、诗文书翰累世不绝而著称。文化士族在内部很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对外互相联姻，同气相求，从而对当时当地的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明代冯若愚悉心教子，三子皆成大材，冯元飏为天津巡抚，冯元飙为兵部尚书，冯元飂为兵部主事，其孙辈冯京第为抗清志士。又如半浦郑氏自郑溱开始藏书，其后世以文章显名，代有传人。郑溱之子郑梁，为黄宗羲弟子；郑梁之子郑性遵父命建二老阁，藏黄宗羲等人著作；郑性之子郑大节、郑中节，中节之子郑竺、郑甲，郑竺之子郑勋及后辈郑观海连绵七代，一直为慈溪文献世家。其家的二老阁藏书、刻书名满天下，为浙东著名的藏书世家。其子孙都承继家风，潜心经史而淡泊功名。
  第二节 慈孝文化
  慈城的慈孝文化源远流长。东汉孝子董黯的传说“开风气之先”。现存最早的董孝子文字记载，见于三国时期虞翻的《孝子董公赞》。后晋代虞预著的《会稽典录》有更详尽的记录。董黯，字叔达，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六世孙。他自幼丧父，砍柴为生，与母亲黄氏相依为命。黄氏得了一种难治的病，想喝大隐溪的水，于是董黯不辞辛苦，每天早出晚归，去大隐挑水给母亲喝，后来又干脆把母亲接到大隐溪边居住，黄氏的病终于好了。一天，董黯正在劳动，院子里忽然泉涌成渠，泉水的味道丝毫不逊色于大隐溪的水。乡里人都说董黯孝感天地，于是将这条渠水取名“慈溪”。唐代在此设慈溪县，县名即由此而来。董黯之后，慈城又出现了唐代的张无择、宋代的孙之翰这两位著名孝子，因而被称为“三孝乡”、“三孝镇”和“孝中镇”。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被历代皇帝旌表的孝子（女）有30多个，这些孝子（女）的孝行都以文献和民间故事流传于世。
  张无择，字君选。唐永隆初（680—），由进士历迁华阴令。据传，张无择立官为民，廉洁奉公，后因父亡，他弃官奔丧，并在父亲坟墓边搭建草屋相伴，读书养性，有泉水从草棚旁涌出，有灵芝生长在溪边，人们称赞是其孝行感动天地。孙之翰，字文举，以仁义孝悌闻名遐迩。这一年孙母病危垂死，百药无效，之翰信传闻之说，遂剖腹割己肝一叶，熬糜粥喂母。其母食后如饮酒沉醉，酣睡整宿，次晨醒转霍然痊愈。乡人均谓孝感所致，传为奇闻。
  在董孝子孝行感召下，慈城历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孝子孝女，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慈孝文化形态。慈城的慈孝文化遗址，依据历史真实故事和人物命名的有张孝子祠、慈湖董孝子溪、节孝祠、孝子井等。依据民间流传的有董孝子寓亭、董孝子宅、董孝子庙等多处。据有关文献记载，慈城与慈孝文化有关的，光以名词示范的就有50多个。除慈湖、慈江、慈溪等以慈为命名外，还有一些街巷包含慈孝文化的意蕴，如慈溪巷、董溪、孝溪、慈水、忠孝桥、礼桥、义桥、高义桥、孝子池等。
  第三节 廉政文化
  据光绪《慈溪县志》“职官”记载，作为“名宦”立传的有132人。这些名宦的成名事迹，大都以廉政著称。廉政文化一直是慈城官宦政治的主流文化。虽然在历代的县令中也有违法无德的以权谋私者，但廉政传统总是不绝如缕地被传承弘扬。慈城的第一任县令房琯就是一个廉政文化的先行者，他“尚德化，兴长利；流民来归，狡吏引去”并且“溉民田数千顷，人甚德之”。宋令张颖“以廉著名，持身廉介，虽一文不妄取”。人们干脆给他，一个号，称他“张清清”。他还获得过太宗赐诏奖谕。张颖故世以后，县署专门为他建了一个“清清阁”，既以公之德名，又给后人以范例和警示。慈城学宫里面专门设有一个“名宦祠”。那些被列举的供后人膜拜、祭奠的著名官宦都是以廉政著称，他们是一部慈城的廉政文化史。
  慈城廉政文化的内容主要有：
  身体力行，士卒身先。筑桥修路疏淤一类的公益事业，慈城的每一个官吏都把它们放在工作的首位。唐朝的汪汲，刚走马上任，看到德门乡的河道淤塞了数十年竟然没能疏浚，就立即组织民众齐心清淤。清时知县李光时，见慈湖书院“废已久”，不仅马上作出兴修的决定，而且立即安排永明寺暂作书院，先送诸生肄业。并且还自掏腰包，“捐廉俸千余金以为修缮禀稍”。
  管束官吏，敦促官吏认真为民办事，不可为非作歹。唐县令黄涛不但自己“问民所疾苦”“私不受”而且以前的一些官吏从民众那里所得来的不法财物都全部一一追回，偿还予民。江西人成化初来，知县事的龙伯，“驭吏则甚严，未尝少假词色，有过则以律按治。一时，吏皆守法。”金华人唐仲展令慈溪后“政得宽猛之宜，遇事详明穷究，”使得下吏们都很惧怕他而不敢枉法。
  公正执法，主持公道。吴令张举机智断案，有妻杀夫，再放火烧了房子。对外称，是失火烧死丈夫。其丈夫的弟弟有疑心，进而到衙内告状，指称是嫂子杀死了他的哥哥。妇人拒不承认。张举叫人取了两头猪来，一头杀之，一头活着关进房子里面，再将房子烧毁。过后，察看两头猪的嘴巴，一头死猪口内无灰，而活着被烧死的则一口薪灰。再验死人的口中，果真是先死后焚，其妻伏罪。明朝刘逢恺也明达善断案例。
  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明朝知县贾奭不但“存心公恕，莅政忠勤，教民树畜赖以生息，兴八市贸易之利，民甚便之。”而且将当时茶农在采制贡茶时，官方一直沿用额外增加的所谓耗折，及另行征收其他浮费的规矩，一概“剔除殆尽”。人们为之编了一首歌谣，唱：“贾使君，真仁人；新茶一斤称一斤。”同样，到了薛应旗做县令的时候，还为茶农革除了贡茶开采前强制的祭祀仪式。
  重视治安，确保平安。其时有一种“花会”的赌博形式，那是有人在村落僻静的地方设局诱骗农人。被其引诱的人往往只祷佛求梦而不思农事，对乡间的危害极大。当时的县事宋纯修即主动出击，密捕为首者，严绳以法，有继续作恶不肯悔改者施鞭挞，直至垂垂欲毙才罢手。
  扶持贫困，关心弱势群体，以及赈灾济困，关注民生。明代知县王致远当政时恰逢浙东大饥，“死殣成丘”。王致远便延请邑贤士大夫分僧寺置局为粥以食饥夫，第一天前来食粥的就有千人，第二天开始，每天来的人达到八千。他不光自掏俸禄，再不足，还向巨室借贷，一直到麦子收割始罢。他的任期内还寻置“居养院”，给薪炭以处老弱之无归者，置“慈幼院”乳哺婴孩之委弃者。病予医药，死为殓埋。
  第四节 民俗文化
  县志记载，慈城唐时清雅风流，宋时雍容典雅，尊德乐义，元明时“君子知廉耻而畏清议，小人乐桑耕而重犯法”，遂成江南文物之乡。又载，贤士辈出，敦尚礼仪，耻于浮邪，子孝臣忠，乡党之间蔼然和气，重于利人，轻于利己，小儿皆礼度谨奉尊长。从清代到民国，虽因时势变迁，稍有不同，但遗风犹存。详见第三十八编《社会风俗》
  第五节 建筑文化
  慈城古建筑的特点是建筑精巧、类别多、数量众、规模宏大，特别是古民居规模宏大又独具风格。据初步统计，慈城的古建筑面积达55万平方米。堪称明代建筑典范的有桂花厅、甲第世家、福字门头、刘家祠堂等。清乾隆以前的大型建筑就有100多处。特别是金家井巷和民族路东段，有6处是被定为全国和省重点文保单位的大型明代古建筑群。
  慈城古民居的总体风貌，是随宅第主人的身份和宅基所在位置、大小而确定建筑规模和格局。基本形式是由大门、前厅、后楼和两厢房组合成三合院或四合院，成为一个封闭式的大家庭。大门和照壁朝向的巧妙布置，使宅院主入口空间序列产生强烈的变化，又具有良好的隐秘性。其个性特色主要有：为了克服人字坡屋面呆板沉闷的格调，有利于通风、采光，采用大反翘屋面，屋脊用板瓦竖叠成中间低两头翘起的弧形鸱尾脊，使曲线和曲面有机结合。翼楼往往有重檐和转角出挑，轻盈别致，使整个屋顶产生动感美。梁架结构的组合有抬梁式、混合式，有时为了使厅堂明间与次间的空间组合有更大的灵活性，采用偷柱造法，把前金柱变为童柱，横梁下置四扇平板门，需要时可移去，以扩大明间空间。这些结构一般是通过梁、柱、檩和过渡性构件斗拱的组合实现的，而很少用串枋。
  慈城的大型砖雕，以方家砖刻台门、缪家砖刻台门、太平天国公馆砖刻、应氏照壁砖雕最为可观。艺术价值最高的砖雕当属黄山大夫第16块大型砖刻屏风。木雕多为大型建筑中的构件和装饰，如牛腿等，现存的以冯宅保存较为完整。而最珍贵的是清道观木雕，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品种之丰，雕刻之精令人叹为观止。慈城古建筑中还有大量石窗，而且风格各异，或简练抽象，或繁复生动，雕刻手法或精巧或粗放。特别是朱贵祠的两个石窗龙飞凤舞，且凤在龙上。
  慈城瓦爿墙始于晚清，主要分布在井弄、河头弄、朝北门头郑家、后弄等处。瓦爿墙是指整个墙体都是用大小不一的碎砖瓦而非规格统一的成品砖砌起来的墙。晚清时局动荡，外夷入侵，兵火连绵。慈城留下了几十处面积达数百亩的火烧滩。官宦商贾多已家道中落，无力重建大规模的宅屋。只能盖一些低矮的平屋、厢房、偏间。泥水匠便就地取材，从火烧场的断壁残垣中获取瓦爿以砌墙建屋，不仅用作院落围墙，也有做正屋的后墙、山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