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第一节 自然变动
  据《慈溪县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慈溪县的人口递增率为15.3‰，而据《鄞县志》载，民国32—35年（1943—1946）的4年内，鄞县城厢分别出生1606人、1856人、997人和1951人，出生率分别为5.4‰、6.9‰、3.3‰和6.5‰；死亡人数各为1689人、1841人、1230人和5504人，死亡率分别为5.6‰、6.1‰、4.1‰和18.3‰。4年内死亡总人数超过出生人数3854人，人口变动幅度不大。民国37年（1948），江北镇《户籍统计月报表》显示，4—9月共出生44人，死亡42人，6月份总人口为26843人；全年出生率为3.28‰，死亡率为3.13‰左右，自然增长率为0.15‰，“三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1956年，江北现境的人口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特点。据慈城卫生院统计，1950—1952年，慈城镇分别出生357人、367人和371人（不包括未在卫生院出生的人数）。1952年，慈城镇总人口为12152人，当年出生率为30.53‰。另据余姚公安局《1954年下半年户口变动统计表》，1954年7—12月，城关区和云山区（现域为今慈城镇、洪塘街道、庄桥街道局部）共出生1660人，死亡552人；6月总人口为63142人，出生率为26.29‰，死亡率为8.74‰，自然增长率为17.54‰。1954年，原江北区总人口为27595人，出生1384人，死亡257人；出生率为50.15‰，死亡率为9.31‰，自然净增1127人，自然净增率为40.84‰。1956年，郊区总人口40646人，出生1661人，死亡441人；出生率为40.87‰，死亡率为10.85‰，自然净增1220人，自然净增率30‰。1961年，原江北区总人口为44294人，出生1008人，死亡359人；出生率为
  22.76‰，死亡率为8.10‰，自然净增649人，自然增长率为14.65‰。1962年，郊区总人口122986人，出生3850人，死亡1160人；出生率为31.30‰，死亡率为9.43‰，自然净增2690人，自然增长率为21.87‰。
  1964—1978年，随着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观念的逐步推行和树立，城区和郊区的人口出生率处于持续下降态势，由1964年的30.81‰降到1971年的19.48‰，又下降到1978年的13.43‰；死亡率基本保持在6‰左右，处于低死亡率阶段。自然增长率开始下降，由1964年的23.99‰下降到1971年的14.11‰，1978年继续下降到7.51‰。
  1978年后，江北区现境的出生人数、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全面下降，死亡率基本稳定，体现了计划生育对控制人口增长的实效，使人口的自然变动开始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期。1981年，出生率为16.37‰，1984年为9.55‰，年平均出生率为12.83‰，年平均出生2465人，年平均死亡率为6.07‰。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50‰，最低是1984年的3.75‰，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6.76‰。20世纪90年代，江北区的出生率浮动在7.79‰10.21‰之间，年平均出生率为8.59‰，年平均出生1816人，年平均死亡率为5.82‰。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
  2.77‰，均比上一时期下降。2000—2008年，年平均出生率为6.68‰，年平均出生1533人；年平均死亡率为5.14‰；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55‰。其中，2001年出生率为5.46‰，死亡率为4.82‰，自然增长率为0.64‰，均为历史最低的一年。
  第二节 机械变动
  历史上，人口的自然变动属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型，人口总量的变动绝大部分属于机械变动，如受战争、灾荒、瘟疫等影响而导致的人口迁移。民国时期，鄞县公安局第四分局、第五分局1935年9月居民籍贯统计表显示，两个分局辖区（今中马、白沙街道）居民籍贯及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鄞县62.71％，镇海7.22％，奉化5.99％，黄岩6.71％，温岭4.97％，临海3.94％，宁海1.46％，天台1.29％，安徽1.48％，江苏4.23％。除了鄞县本地人，其余都是不同时期从外地迁入的。民国31年（1942），浙东盐务管理局统计，江北镇迁入104户380人，迁出137户482人，迁出大于迁入，是由于民国30年（1941）宁波沦陷后的战乱局势所致。
  民国37年（1948），江北镇《人口统计报告表》显示，江北镇30保、421甲、6359户、27913人。人口中，本籍14066人，占总人口的50.39％；本省他县11751人，占42.10％；外省籍2084人，占7.47％，外国人12人，外地迁入与本地人大致各占一半。宁波解放前夕，社会动荡，人心不稳，1948年4—9月江北镇迁入2274人，迁出3334人，迁出多于迁入1060人。
  1949年下半年，江北公安机关建立户口迁动申报制度，包括迁入、迁出、旅行3种申报制度。迁出要办理迁出手续，发给迁移证。迁入者必须依据迁出地的迁出证明书和区以上政权机关的证明文件，方准列入正式户口。据第四分局《户口异动统计》，1949年11月、12月，原江北区迁入250人（市区内21人，外埠229人），迁出153人（迁往市区内52人，迁往外埠101人），迁入大于迁出，两月机械增长97人。1950年，迁入仍大于迁出，原江北区全年迁入649户、2059人，迁出499户、1543人，机械增长516人。
  1950年以后，国家实行加强农业、严格限制农民入城的政策。江北境内出现城区人口迁入少于迁出，郊区迁入多于迁出的特点。1951年9—12月，原江北公安分局《户口异动统计表》显示，原江北区迁入1689人，迁出2039人，机械减少350人。1952年，庄桥机场周边的压赛、白沙两乡集训及强制迁出旧军警政人员58户、地主72户，动员外迁无业流民、散兵、单身汉212人。1954年1月，为确保庄桥机场和重要物资仓库安全，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将压赛、白沙两乡列为禁止人口迁入地区。1954年12月，原江北公安分局统计，全年迁入2569人（农村迁入1460人、城市迁入1109人），迁出2702人（迁往农村1111人、迁往城市1591人），机械减少133人。为配合上海市疏散非生产人员，1955年江北迁入了12783名在本地有正当职业或有生活依靠的上海返乡人员，人口机械增长较快。1956年，郊区（包括庄桥镇、新阳乡、东郊乡、南郊乡、西郊乡）迁入2701人，迁出2128人，机械增长573人。
  1962年，郊区迁入8463人（省外1130人，省内县外2754人，县内4579人），迁出5279人（省外181人，省内县外2315人，县内2783人），机械增长3184人。原江北区迁入685人，迁出2075人，机械减少1390人。1963年，慈城镇、庄桥镇迁入518人，迁出847人，机械减少329人。郊区其他12个公社迁入1394人，迁出629人，机械增长765人。1963年底，郊区农业人口86968人，比年初增加5076人，农业人口占郊区总人口126495人的比例为68.75％，比1962年66.59％提高2.16个百分点。1965年，城区迁入854人，迁出1549人，依旧处于机械减少状态；郊区迁入3940人，迁出3134人，依旧处于机械增加状态。
  1971—1983年，原江北区开始出现迁入大于迁出的人口机械增长的新趋势。郊区则直到1978年迁入人口才少于迁出人口，开始出现人口机械减少。江北区现境人口迁移逐渐进入开放型，人口机械增长加快。1991年后，省外迁入江北区的人口逐年增多，由1991年的661人增加到2000年的1590人。同时迁往省内其他地区人数亦增多，1991年为1511人，2000年为4229人。此后，江北区人口迁移继续保持较大规模。2002年迁入人口首次超过万人，达11333人。总迁移人数达15278人，创历史最高。
  第三节 自由流动
  历史上江北地广人稀，土壤肥沃，因此不断有移民来开荒耕作。南朝宋大明四年（460），有山阴县移民来垦殖湖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建慈溪县后，人口稳定，无游贩之民，人口流动少。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宁波正式开埠，江北岸被指定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英、法、美、德、荷等国设立领事、副领事；此地，水陆交通便利，商贸兴旺，带动人口大量流动，外国人和流动人口居全市前列。清同治年间（1862—1874），江北岸外海客运开始运行。光绪年间（1875—1908）后期，江北岸至温州、台州、镇海及沿海各埠的航线开通，人口流动频繁。据《宁波市志》记载，清光绪十八年（1892），旅客流量为236630人次，其中外国人701人次。民国8年（1919）增至1749756人次，其中外国人2911人次。民国时期，江北岸设置轮船码头10多个，又建宁波火车站于槐树路（今江北公园内）。海陆运输的便利使江北成为宁波流动人口进出和居住的重要区域。
  民国24年（1935）宁波公安局第四分局、第五分局统计，两分局辖区内（今中马、白沙街道）居留美国人6人、法国人，10人、英国人19人、比利时人2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各1人，共计41人。民国36年（1947）1月，宁波警察局侨民调查情况显示，江北镇有外国侨民29人，其中法国籍13人、英国籍7人、美国籍3人、荷兰籍1人、意大利籍2人、西班牙籍1人、爱尔兰籍2人。这些侨民主要分布在普济院、天主教堂、海关等地。民国30年（1941）4月，宁波沦陷，江北岸商轮运输瘫痪，客运流量骤减。民国34年（1945）后，流动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民国36年（1947）1月至1949年4月，月均客流量8.5万人次。1949年8月，宁波市公安局第四分局对旅社业实行登记。原江北区有旅社9家、旅馆9家、客栈3家，共21家，是全市旅社客栈最集中的地方，表明流动人口亦为全市之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1960年9月，江北公社槐树、中马、白沙3个派出所统计汇总的《盲流人员统计表》显示，有“盲流”377人（男34人、女343人），其中来自市郊173人，来自本省外县178人，外省26人。这些人来甬找工作的67人，投靠子女、父母的258人，结婚45人，做保姆（用人）3人，倒流4人。原系农业户口的117人，非农业户口的242人，无业人员18人。1962年3月，槐树、中马、白沙3个派出所开展户口普查，发现江北地区流动人口2049人，包括来自农村的干部职工家属1759人、亲属27人，企业精简职工返回的32人，人在农村或外地市镇居住3个月以上的231人。1965年底，3个辖区内的暂住人口共262人，慈城镇有暂住人口65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流动暂住人口的登记、统计和其他管理工作基本停顿。
  改革开放以来，江北区域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2000年与1982年相比，外来人口绝对数增加17.59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近28个百分点，达30.4％。外出人口绝对数增加11.63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近11个百分点，达12.01％。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根本动力。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江北区有32579名外出人口其中本市区街道间流
  动人数为16633人，非本市区街道间流动人数为15946人。其中向本省其他，县（市）流动人数为2552人，占16％，多为鄞县、慈溪、余姚等地；向省外流动人数为1242人，目的地多为上海、广东、江苏、北京等地，主要从事工商服务业。外来人口有81464人，男44899人、女36565人，来自本市区其他街道、镇乡的24382人，占29.93％；来自本省其他县（市、区）的28066人，占34.45％；来自省外的29016人，占35.62％，其中超过千人的省份分别为安徽（8346人）、四川（5694人）、江西（3703人）、江苏（1707人）、贵州（1535人）、湖南（1437人）、河南（1317人）、湖北（1006人），合占省外外来人口的85.28％。
  2001—2008年，流入江北区的外地暂住人口数量逐步增加。2001年为48744人，2007年206767人，为2001年的4.24倍。江北区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例从2001年的4.6：1变成2007年的1.2∶1。外来人口在江北区的空间分布基本呈现“橄榄球”型——两头小、中间大，即从东南方向依次往西北方向递增然后到慈城镇变小。从街道层面上看，近郊的甬江、洪塘和庄桥3个街道的外来人口合计占全区外来人口的66.4％，其中甬江街道外来人口居全区首位，占22.9％；洪塘街道次之，占22.3％；庄桥街道占21.2％。江北区的暂住人口以外省男性农民为主，主要从事务工、务农、经商和服务业等经济活动，其中务工人数呈逐年上升态势，总体文化素质不高，78.5％的外来人口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含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