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春韵入园香，慈严却远航。残红谁再护，把酒问夕阳。这首古人所作的五绝，正好反映我为先父姚纯金作传的心境。我这一代是幸运的，碰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强劲吹拂了40年。而早在1983年，“仙幡却度我父魂”。一次“远航”，永不相见！从此，漫步重宵九，音容几更梦！35年来，常常是“思亲不觉冷风长“。每年清明扫墓，禁不住悲从中来。
1998年，为先父写过一份小传，2013年编辑《姚氏家谱》时又作了修改，但总觉得缺少第一手材料。2017年7月，专程到宁波市档案馆，在市档案局局长王海娟同志帮助下，查阅了厚厚两卷先父的档案，并复印了《学员登记表》（1951.12.25）一份，《党员干部登记表》（1954.1.23）一份，《干部履历表》（1956年、1964年、1982年）三份，以及《姚纯金自传》（1956.6.11）一份，《入党志愿书》（1953.12.20）一份。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让岁月的尘埃湮没了先父的形象和业绩，于是再次修改先父的传略。
先父姚纯金，1933年11月20日（农历癸酉年十月初三）出生在宁波战船街124号。《慈东姚氏宗谱》修订在1931年，如果按宗谱排行第，应是第二十一世，“玉”字辈。但是先父出生于1933年，故未入谱。先父尽管出生在三十年代初，但除了本名外，还有三个“曾用名”：一、姚顺金，先父自称是奶名，但两个叔父分别为姚顺昌、姚顺和，似应视作家族内排行名；二、姚顺康，先父解放前在棉布庄当学徒时的名字；三、姚仁金，取名原因不详。
先父出生那一年，祖父姚祥荣在协丰源木行当职员，薪金相对高些，祖母王凤英持家有方，一家三口，生活过得还算滋润。当时买进了鄞县北郊泗港乡村房屋二间半。后来家里人口渐多，1935年至1937年，王凤英相继生下二个女儿，一个儿子，成为六口之家。1938年10月，姚祥荣所在木行歇业解散，一个儿子生病去世，又变成五口之家。为了生活，1939年1月姚祥荣进入新仁记木行当职员，这时薪金较少，而家里人口渐多，生活就不那么宽裕了。1939年7月，姚祥荣又失业了，家里仅靠木行发给的解散费来维持，生活陷入困境。王凤英不得不做凉帽和替人家养小孩，赚些钱来补贴家用。1939年8月到1939年12月，姚祥荣到北郊镇公所当征收员，几个月后又失业。1940年2月，姚祥荣离开宁波到温州谦益康颜料行当职员，只有极低的薪金，供他本人开支已很勉强。那一年，王凤英又生下一个儿子，但当年下半年就夭折了。到了年终，姚祥荣从温州“打道回府”——因为颜料行关门了。
1941年2月至5月，姚祥荣进入宁波陆森记营造厂当帐房。不幸的是，日寇侵占并轰炸宁波。一家人就逃难到西乡茅草漕，暂住了两个月。逃难结束后，一家人又搬回泗港乡居住。姚祥荣“帐房先生”只做了三四个月，因日本鬼子占领宁波，又失业了。1941年8月到1941年11月，姚祥荣到定海沈家门工作了三四个月，又回家“待业”。
面对全家生计无着，姚祥荣就设法东借西挪凑了一笔钱，把家搬到宁波战船街124号，并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小型木行。无钱雇人，姚祥荣老板伙计一身兼。这家木行，从1942年1月至1945年12月，共经营了四年。
1946年，家里开支日益增加，生活更加困苦，木行也无法开下去，姚祥荣关门了事，并将“关门”后所得资金买进9亩农田，自己又重操旧业，进入宁波顺利木行当职员，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46年1月至1952年12月，姚祥荣在顺利木行工作了七年。
以上介绍材料，大都是祖母王凤英向我口述的。
言归正传，仍说先父。1940年9月到1945年7月，先父在宁波苍水街小学读书。那时的学制有几年？不清楚。先父在填写学历时，在“原学历”一栏填写：高小，即小学五六年级。当时，一家五口：祖父、祖母加一个儿子二个女儿（姚月娥、姚月清），经济拮据，全靠祖父一个人撑着，先父只能辍学，1946年开始学生意了，时年13周岁还不到。现在这年纪的初中生，还在父母前撒娇呢！而先父却要分担家里的重担。
1946年2月到12月，先父在宁波市崔衙街一家叫“成丰盛”的布庄当学徒（练习生、学生意都是一个意思）；1947年3月到12月，在崔衙街上“同丰盛”布庄当学徒；1948年1月到1950年1月，在宁波又新街“日新”布庄当学徒。断断续续，先父先后在三家布庄“学生意”四个长年。
我幼时，先父常给我讲学徒的生活经历。他概括了八个字：拉车、送货、背布、扫地。他还说，一个好学徒的标准是：手脚要勤快，“眼头”要活络。要边吃饭边看老板的饭碗是否空了，如果空了，赶紧替老板盛饭，不能自顾自埋头吃饭。先父吃饭很快，几口就完事了，这可能是“学徒”时养成的习惯。
祖母于1947年11月生了大叔父姚顺昌，1950年2月生了小叔父姚顺和，换言之，宁波解放初，全家人口增至7人，但祖父先前购置的9亩田，土地改革后被“征收”了。那时候，全家的生活基本上靠祖父一个人在顺利木行的“薪金”来支撑。先父的学徒收入可想而知，据说只管吃饭，没有或很少有“工资”。
1950年，“日新”布庄歇业，先父也就失业了。但十七八岁的先父已是“少年老成”，他参加了和义居委会一个叫“人民服务队”的组织。做过“冬防队”治保工作，即夜间巡逻；做过宣传工作，即参加腰鼓队。
1951年9月至11月，经王思严介绍，先父到宁波失业工人救济处会计训练班学习；1951年11月至12月，又到宁波市总工会工人政治学习班学习。在这两个学习班里，先父积极要求上进，向党组织靠拢，争取入团。1951年，先父还参加了救济处的工赈队和中苏友好协会，并担任会长，时年才十八九岁。用先父的话来说：“在党的亲切教育下，很快地从幼稚变得老练起来。”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先父参加了“三五反”学习和工作（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由于表现较好，1952年10月起，先父参加了庄桥机场国防建设的民工大队工作。
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先父在浙江省修建委员会宁波分会民力动员部的第三、第八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兼会计（主要任务是修建庄桥飞机场）。1953年5月至1954年1月，调到民工二大队当组教干事。这期间，先父入团、入党了。1952年10月26日，经王永康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先后担任过团总支宣传、组织委员和书记职务；1953年12月26日，经杨迪雄、卢华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0周岁多一点）。给先父帮助教育的，除上述三位外，还有赵诗谊同志。
从1950年至1953年，即20岁前后，先父入团、入党，参加政治运动，投身经济建设，进取心可谓强矣！
1954年元旦，是父母的结婚之日。当月，先父参加了“整党”学习，2月起调到宁波市劳动局劳动保护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务员”了。工作几个月后，1954年9月，担任了宁波市劳动局劳动保护科副科长，局领导是宋先路。21岁就“当官”，可见他年轻有为。副科长（相当于现今的副处长）当了一年后，即1955年9月，调到宁波市工业部（后称工交部）政治部工作，职务是“工业口三人小组”办公室秘书，负责人是隋宏。
工交部的“三人小组”主要有两项工作：“肃反”和“审干”（1955年至1957年，全国兴起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1955年下半年起，各地建立了肃反机构。名称不一：五人小组、三人小组、专案小组、甄别小组。全国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达8.1万人。与此同时，对干部进行审查，弄清问题，洗刷污点，作出结论）。严酷的阶级斗争，锻炼了先父的政治才干。
1956年，先父在《干部履历表》中写道：1933年11月出生。原文化程度高小，现文化程度初中。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徒。工资等级24级，现住海曙区桂芳巷26号。主要生活来源依靠父亲及本人每月工资收入，二人合计收入45元左右，实际支出55元左右，入不敷出，靠工会及机关干部家属补助费以及同志之间借款进行解决。妻子袁美娣在西郊金丝草帽生产合作社任理监事（不脱产），团员。
1964年10月，先父在《干部履历表》中写道：“单位：市委工交部，职务副科长。家庭出身职员，本人身份店员，原文化程度高小，现文化程度初中，工资级别21级，身体状况一般，曾患过肺结核。爱人袁美娣在宁波恒丰布厂成品部当验布工，共青团员。家庭出身贫农”。在介绍“土改前后家庭经济情况”时，他写道：“解放前家中共有七人，收入50元左右，当时父亲在宁波顺利木行当职员，生活主要靠他维持。1952年，父亲到人丰布厂当验纱工，因家中共有9人，父亲工资为35元，本人工资为59元，二人收入维持一家。最近还负担了小妹姚月清在绍兴的医疗费和生活费。”
插叙两段先父简历，旨在说明几点：一、先父在填写简历时，或填十月，或填十一月，系农历与公历关系。二、先父好学。他的初中文化，应是自学或短期培训的结果。三、先父在1956-1964年的月工资为45-59元（约为24级-21级之间），是当时国家实行24级干部工资标准。客观地说，不算低，因为那时物价也便宜。但家里人口众多，收支也就捉襟见肘了。
1956年12月至1964年6月，先父在市委工交部担任基层工作科巡视员、宣传科副科长等职务。这个巡视员不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局级干部，而是一个科级职务。先父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比较长时间，为他熟悉宁波工业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4年10月到1965年7月，先父到杭州江干区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组织的“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职务是“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团部研究组研究员”。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姐弟仨，常盼爸爸能回家看看，因为他回家，必定会带来价廉物美的礼品，如竹编的杭州篮。大小不一，最小的只有香烟盒大小，五彩缤纷，十分好玩。还有什么比爸爸的礼品更令人值得骄傲的呢！
1965年8月至1966年8月，先父担任了中共宁波市委社教团团部办公室调查研究组负责人。从1964年10月至1966年8月，他在杭州工作了将近两年，显示了才华，得到了上级的器重。当时，市委已内定他为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可谓前程灿烂。先父从1952年开始担任指导员、副科长、秘书、巡视员、调研员，参加了工业经济建设和各类政治运动，又能干又能写，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足以令后辈骄傲！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1966年9月，他被调到中共宁波市委文革小组。众所皆知，“文革小组”在那个年代是权倾一时的。他在文革小组担任办公室秘书组的副组长，充其量是一个掌管各种材料，处理各种杂务的干部，但他是个“保皇派”，不久造反派抄了先父的家，企图从他手中找到当时市委书记李传孝等高级干部的所谓黑材料。先父东躲西藏，有一阵，竟身穿祖父的破旧棉袄，头戴“罗宋”帽，昼伏夜出，仿佛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家里人常常替他捏把汗。
那时天下大乱，先父谨小慎微的性格，不可能成为“识时务的俊杰”。1967年4月，他被赶出了“文革小组”，回到他的市委工交部，在政治部担任副科长，直至1969年5月，直接领导是陈良元。
1969年上半年，宁波像全国一样实行“大联合”，成立了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宁波市革委会如同现今的宁波市政府。下设三大组：组织组（相当于组织部）、宣传组（相当于宣传部）、生产指挥组（是一个管理全市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涉及范围相当广，当时生产指挥组的“头”是后来担任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的王学正等）。由于先父长期在工交系统工作，被提升为生产指挥组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也许是他一生最高职务了，也比较适合他，因为他是一个务实肯干而认真仔细的人，他的同事都这么评价他。曾担任市委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守先同志曾这样对我说：“你爸爸是认真（名字纯金的谐音）透顶的人，是市里的一支笔。”其实，称先父为“一支笔”，是过奖了。他实际学历只有高小，靠自学，最多算初中不错了。这个主任，经常要参与撰写类似市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委工作报告之类材料，一写就是几千几万字，勉为其难了。我作为儿子曾帮助父亲抄过文稿。有时，在二页文稿中夹一张蓝色的复印纸（能染色），上页须用圆珠笔写，稍用力，下页就会出现同样的字。
1969年6月至1977年10月，先父在生产指挥组担任了长达7年半的办公室主任，1977年10月起改任宁波市计划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发改委）秘书科科长（时任计委主任是李彬，李后任宁波市副市长），工作性质与办公室主任差别不大。
先父是家里的长子，体弱多病（先后患有陈旧性腰椎劳损、肺结核病和迁移性肝炎），又碰上弟弟（姚顺和）、妹妹（姚月清）长期患病。须知，那两个弟妹很大一部分的医药费是无处报销的，需要先父、姚月娥、姚顺昌共同承担。特别是为了姚顺和的病，先父东奔西跑，耗尽了心血。姚顺和从1968年发病至1982年去世，长达14年。这14年中，恰恰是先父的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文革期间，先父劳累所致得了肝炎。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差，没有很好休息、治疗和营养，渐渐变成慢性肝炎和肝硬化。
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很爱孩子，教育孩子“动口不动手”；有好吃的，总是让给孩子吃，自己舍不得吃。他常常用一辆破旧自行车带着三个孩子（女儿坐后座，两个儿子坐前档），送我们上学……
他喜欢抽烟、喝酒，但心有余而“钱”不足，只能抽劣等烟（如“五一”牌），喝低档酒（如几角钱一斤的白酒）。
他学过会计，但不是理财高手，也无财可理。工资发下来，一般只能用大半个月，到月底又得到单位去借。儿女们常常能在上半个月吃到红烧猪肉，须知那个年代吃肉是一种“侈奢”。他会烧菜，虽然工作繁忙，但一家三餐的饭菜还是由他“负责”的。烧菜时，他讲究色香味，喜欢用葱和味精。菜烧好装碗时，常常用毛巾将碗边抹一下，去掉碗边内外的油渍之类，更显得干净。
其实爱清洁，不仅体现在烧菜上，更体现在穿着上。他常常对子女说，“穿旧衣裳没关系，但一定要干净！”他一有空就洗衣、汰头，忙个不停，简直成了他的一个业余“爱好”。一双皮鞋，穿了十多年，他也舍不得丢掉，今天擦油，明天打钉，他总有办法延长皮鞋的寿命。须知，当时皮鞋也是一种奢侈品，其实他当干部，也需要这个“行头”，没钱只能多加爱惜了。
官不大，但他曾经有过“实权”，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办公室主任，上下联络，纵横捭阖，谁都买账，但他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有一天夜里，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一个人到家里来，送来两盒双宝素（不值钱的口服液）。当时先父不在，母亲退不掉就留下来。他晚上开会回家，非常恼火，他把“双宝素”当作“定时炸弹”，连夜出门退还给来人，唯恐会给他带来灾难。
先父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很要“面子”。但有时候，时势会无情地撕破你的“面子”。祖母王凤英老了，她把一些金银首饰分成几股给了子女，作为长子，他也得了一股。当时，他向单位借着钱，感到面子上过不去，就赶紧到银行变卖后去还债。其实，人家并没有催他。不久，金价涨了，使他十分懊恼——足足亏了一半钱。
1975年上半年，我将高中毕业。当时姐姐已留城当工人；弟弟差我一岁多，还在读高一。我的前途：或支农，或留在家里混日子，我选择了前者。1975年5月底，我主动向宁波六中革委会打报告，要求第一批去下乡支农插队，并仿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阶梯诗格式写了一首长诗，标题叫《坚决要求上战场》，以表示坚定的决心。然而，先父对我的决定有些犹豫：儿子那单薄的身体，怎能扛得住沉重的农活，希望我留在家里，学木匠什么的，还替我买来锯刨之类工具。但我不以为然，态度很坚决。支农的批复很快下来了，到市郊慈东公社山西大队第五生产队（应家）插队。1975年7月19日，学校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先父所在单位——宁波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在7月24日也开了一个欢送座谈会。李振敏、毕虎两位领导参加会议，并赠送了一本笔记本。上书：“志在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之类谆谆寄语。
1975年6月起，老爸开始为我奔波。当时，按政策插队的“知青”，国家分配一套“知青房”，但需要自己建造。记得我和老爸用拖拉机把红砖、水泥、黄沙等运到慈城，再用手拉车驳送到应家。尤其是经过夹田桥（如图），十分吃力。父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由此，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
先父对子女没有奢望，从未“望子成龙”。1977年，文革降幕，恢复高考。在农村支农的我，决意考大学，他紧急从宁波赶到乡下，苦口婆心地劝我到宁波市第一搬运公司当机修工，他怕儿子身体瘦弱，在外闯荡，事业不成，反吃苦头。慈爱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先父在家里很民主，不是一个严父，而是一个慈父。一般情况下，子女们并不怕他。他常常与子女在饭桌上辩论长短，允许反驳。有一次，探讨家里为什么这么穷（当然是相对的），父亲讲了一大堆实际理由，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我，给父亲下了一个结论：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才受穷。仿佛拮据的生活是父亲不会计算造成的，惹得他很不高兴，下不了台，但他并没有训斥儿子，讪讪地笑笑而已。
1982年10月，先父五十大寿刚做完不久，就病倒了。医院叫他做了许多化验，以确诊他的病情，他的肝硬化已很严重了。某一天，宁波肝病医院王德扬医师叫他去做一个肝癌的血化验，全家惊恐万状。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我通过医生得知，父亲患的是晚期肝癌。假如在某一指标上敲上“阳性”二个字，仿佛是在判他“死刑”。情急之中，我疏通了医生，赶回报社（当时我在宁波日报社工作），到印刷厂找来二个刻有“阴性”的铅字，在蓝印泥上按一下，然后仔细地在应该敲“阳性”的地方，敲上了“阴性”二字。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家，把化验单子给了父亲……但是，铅字阻止不了病情的迅速发展。在以后的一年中，他基本上是在病榻上度过。家里人不死心，派我送先父到上海瑞金医院去治疗，但也无济于事。
先父很坚强，强烈的病痛，常常使他头冒冷汗。他对我说，仿佛有人拿刀在划肝区。然而，他很少吭声。稍微好些时，他照旧与亲朋好友谈笑风生，甚至还与亲戚王弼下“陆战棋”，以缓解病痛。
1983年9月29日（农历八月廿三）上午，先父病情恶化。当时，我正在宁波市委党校参加“入学考试”。那天考最后一门：数学。开卷才5分钟左右，突然接到电话，说先父病危。我丢下考卷，立即起身请假，骑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宁波市第三人民医院。一路上暗暗默念：菩萨保佑，千万让我见爸爸最后一面！10时40分，先父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我含泪给父亲穿上了寿衣（按长辈嘱咐，先穿到我身上，再脱下来给先父穿上）。10月2日，在市殡仪馆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宁波市委副书记宋瑞甫、王学正等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一缕轻烟冉冉升起，随风散去，但他似乎在频频回头……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儿女们的心中，永远！
先父葬于鄞州区育王公墓。
附：
先父姚纯金追悼会
一、送花圈的单位（23个）
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中共宁波市计划委员会党组、中共宁波市计划委员会机关支部、市计委全体同志、市计委秘书科、宁波市印染厂工会、市经济委员会、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人事局、市物资局、市劳动局、市统计局、市物价局、市医科所、宁波日报工会、市金属公司、市化轻公司、市机电公司、市生产资料公司、市劳动服务公司、市汽车配件公司、市汽车机电设备回收公司、市木材公司
二、送花圈的个人（57人）
王学正（市委副书记）、宋瑞甫（市委副书记）、李彬（副市长）、陈铁山（副市长）、俞福海（市委办公厅主任）、李振敏（市经委主任）、钱耕余（市城乡建委副主任）、邵槐（市城乡建委副主任）、黄复康（市房地局局长）、翁维卓（市城乡建委处长）、陈吉荪、汪于孝（市计委）、黄济敖（市计委）、诸家俊、韩爱卿（市城建委）、李文裕（市经委）、董祖恩（市计委）、殷月芳（市计委）、于纨蒲（市经委）、史永和、王文国、朱宁康（海曙区委书记）、袁锐刚（市统计局副局长）、张恩豪（市计委）、赵永娣（市统计局）、张朝翰、陈柏年（市计委）、吴世章、杨咸宪（市劳动局副局长）、伍其淦（市委副秘书长）、程杭生（市老干部局副局长）、王祖贻（市委办公厅）、黄可泰（市医科所所长）、郑孝本（市卫生局）、董雅军、陈永昌、洪志焕（市建设银行）、吴志伟（市委办公厅行政科长）、王启仁（市计委）、陈昌才、石国庆、石国珍、石国凤、陈梅君（市卫生局）、舒祖尧（市交通局副局长）、何守先（宁波日报总编）、何鲁（宁波日报副总编）、赵述奋（宁波日报党委委员）、陈良元（市二轻局局长）、马洁敏（陈良元夫人）、李芝（市经委副主任）、杨连康（市经委副主任）、陈英钧（市旅游局局长）、马勤法（市经委办公室主任）、徐美凤（市纪委，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俞根法夫人）、周云乔（市计委）、龚元龙（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局长）
（说明：送花圈的个人，系当时记录，可能有遗漏。2016年，姚志明请先父的好友、市人大办公厅副主任陈宝根为这些同志注明职务或身份，时隔30多年，记忆可能有误，敬请鉴谅）
1998年，为先父写过一份小传，2013年编辑《姚氏家谱》时又作了修改，但总觉得缺少第一手材料。2017年7月，专程到宁波市档案馆，在市档案局局长王海娟同志帮助下，查阅了厚厚两卷先父的档案，并复印了《学员登记表》（1951.12.25）一份，《党员干部登记表》（1954.1.23）一份，《干部履历表》（1956年、1964年、1982年）三份，以及《姚纯金自传》（1956.6.11）一份，《入党志愿书》（1953.12.20）一份。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让岁月的尘埃湮没了先父的形象和业绩，于是再次修改先父的传略。
先父姚纯金，1933年11月20日（农历癸酉年十月初三）出生在宁波战船街124号。《慈东姚氏宗谱》修订在1931年，如果按宗谱排行第，应是第二十一世，“玉”字辈。但是先父出生于1933年，故未入谱。先父尽管出生在三十年代初，但除了本名外，还有三个“曾用名”：一、姚顺金，先父自称是奶名，但两个叔父分别为姚顺昌、姚顺和，似应视作家族内排行名；二、姚顺康，先父解放前在棉布庄当学徒时的名字；三、姚仁金，取名原因不详。
先父出生那一年，祖父姚祥荣在协丰源木行当职员，薪金相对高些，祖母王凤英持家有方，一家三口，生活过得还算滋润。当时买进了鄞县北郊泗港乡村房屋二间半。后来家里人口渐多，1935年至1937年，王凤英相继生下二个女儿，一个儿子，成为六口之家。1938年10月，姚祥荣所在木行歇业解散，一个儿子生病去世，又变成五口之家。为了生活，1939年1月姚祥荣进入新仁记木行当职员，这时薪金较少，而家里人口渐多，生活就不那么宽裕了。1939年7月，姚祥荣又失业了，家里仅靠木行发给的解散费来维持，生活陷入困境。王凤英不得不做凉帽和替人家养小孩，赚些钱来补贴家用。1939年8月到1939年12月，姚祥荣到北郊镇公所当征收员，几个月后又失业。1940年2月，姚祥荣离开宁波到温州谦益康颜料行当职员，只有极低的薪金，供他本人开支已很勉强。那一年，王凤英又生下一个儿子，但当年下半年就夭折了。到了年终，姚祥荣从温州“打道回府”——因为颜料行关门了。
1941年2月至5月，姚祥荣进入宁波陆森记营造厂当帐房。不幸的是，日寇侵占并轰炸宁波。一家人就逃难到西乡茅草漕，暂住了两个月。逃难结束后，一家人又搬回泗港乡居住。姚祥荣“帐房先生”只做了三四个月，因日本鬼子占领宁波，又失业了。1941年8月到1941年11月，姚祥荣到定海沈家门工作了三四个月，又回家“待业”。
面对全家生计无着，姚祥荣就设法东借西挪凑了一笔钱，把家搬到宁波战船街124号，并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小型木行。无钱雇人，姚祥荣老板伙计一身兼。这家木行，从1942年1月至1945年12月，共经营了四年。
1946年，家里开支日益增加，生活更加困苦，木行也无法开下去，姚祥荣关门了事，并将“关门”后所得资金买进9亩农田，自己又重操旧业，进入宁波顺利木行当职员，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46年1月至1952年12月，姚祥荣在顺利木行工作了七年。
以上介绍材料，大都是祖母王凤英向我口述的。
言归正传，仍说先父。1940年9月到1945年7月，先父在宁波苍水街小学读书。那时的学制有几年？不清楚。先父在填写学历时，在“原学历”一栏填写：高小，即小学五六年级。当时，一家五口：祖父、祖母加一个儿子二个女儿（姚月娥、姚月清），经济拮据，全靠祖父一个人撑着，先父只能辍学，1946年开始学生意了，时年13周岁还不到。现在这年纪的初中生，还在父母前撒娇呢！而先父却要分担家里的重担。
1946年2月到12月，先父在宁波市崔衙街一家叫“成丰盛”的布庄当学徒（练习生、学生意都是一个意思）；1947年3月到12月，在崔衙街上“同丰盛”布庄当学徒；1948年1月到1950年1月，在宁波又新街“日新”布庄当学徒。断断续续，先父先后在三家布庄“学生意”四个长年。
我幼时，先父常给我讲学徒的生活经历。他概括了八个字：拉车、送货、背布、扫地。他还说，一个好学徒的标准是：手脚要勤快，“眼头”要活络。要边吃饭边看老板的饭碗是否空了，如果空了，赶紧替老板盛饭，不能自顾自埋头吃饭。先父吃饭很快，几口就完事了，这可能是“学徒”时养成的习惯。
祖母于1947年11月生了大叔父姚顺昌，1950年2月生了小叔父姚顺和，换言之，宁波解放初，全家人口增至7人，但祖父先前购置的9亩田，土地改革后被“征收”了。那时候，全家的生活基本上靠祖父一个人在顺利木行的“薪金”来支撑。先父的学徒收入可想而知，据说只管吃饭，没有或很少有“工资”。
1950年，“日新”布庄歇业，先父也就失业了。但十七八岁的先父已是“少年老成”，他参加了和义居委会一个叫“人民服务队”的组织。做过“冬防队”治保工作，即夜间巡逻；做过宣传工作，即参加腰鼓队。
1951年9月至11月，经王思严介绍，先父到宁波失业工人救济处会计训练班学习；1951年11月至12月，又到宁波市总工会工人政治学习班学习。在这两个学习班里，先父积极要求上进，向党组织靠拢，争取入团。1951年，先父还参加了救济处的工赈队和中苏友好协会，并担任会长，时年才十八九岁。用先父的话来说：“在党的亲切教育下，很快地从幼稚变得老练起来。”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先父参加了“三五反”学习和工作（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由于表现较好，1952年10月起，先父参加了庄桥机场国防建设的民工大队工作。
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先父在浙江省修建委员会宁波分会民力动员部的第三、第八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兼会计（主要任务是修建庄桥飞机场）。1953年5月至1954年1月，调到民工二大队当组教干事。这期间，先父入团、入党了。1952年10月26日，经王永康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先后担任过团总支宣传、组织委员和书记职务；1953年12月26日，经杨迪雄、卢华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0周岁多一点）。给先父帮助教育的，除上述三位外，还有赵诗谊同志。
从1950年至1953年，即20岁前后，先父入团、入党，参加政治运动，投身经济建设，进取心可谓强矣！
1954年元旦，是父母的结婚之日。当月，先父参加了“整党”学习，2月起调到宁波市劳动局劳动保护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务员”了。工作几个月后，1954年9月，担任了宁波市劳动局劳动保护科副科长，局领导是宋先路。21岁就“当官”，可见他年轻有为。副科长（相当于现今的副处长）当了一年后，即1955年9月，调到宁波市工业部（后称工交部）政治部工作，职务是“工业口三人小组”办公室秘书，负责人是隋宏。
工交部的“三人小组”主要有两项工作：“肃反”和“审干”（1955年至1957年，全国兴起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1955年下半年起，各地建立了肃反机构。名称不一：五人小组、三人小组、专案小组、甄别小组。全国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达8.1万人。与此同时，对干部进行审查，弄清问题，洗刷污点，作出结论）。严酷的阶级斗争，锻炼了先父的政治才干。
1956年，先父在《干部履历表》中写道：1933年11月出生。原文化程度高小，现文化程度初中。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徒。工资等级24级，现住海曙区桂芳巷26号。主要生活来源依靠父亲及本人每月工资收入，二人合计收入45元左右，实际支出55元左右，入不敷出，靠工会及机关干部家属补助费以及同志之间借款进行解决。妻子袁美娣在西郊金丝草帽生产合作社任理监事（不脱产），团员。
1964年10月，先父在《干部履历表》中写道：“单位：市委工交部，职务副科长。家庭出身职员，本人身份店员，原文化程度高小，现文化程度初中，工资级别21级，身体状况一般，曾患过肺结核。爱人袁美娣在宁波恒丰布厂成品部当验布工，共青团员。家庭出身贫农”。在介绍“土改前后家庭经济情况”时，他写道：“解放前家中共有七人，收入50元左右，当时父亲在宁波顺利木行当职员，生活主要靠他维持。1952年，父亲到人丰布厂当验纱工，因家中共有9人，父亲工资为35元，本人工资为59元，二人收入维持一家。最近还负担了小妹姚月清在绍兴的医疗费和生活费。”
插叙两段先父简历，旨在说明几点：一、先父在填写简历时，或填十月，或填十一月，系农历与公历关系。二、先父好学。他的初中文化，应是自学或短期培训的结果。三、先父在1956-1964年的月工资为45-59元（约为24级-21级之间），是当时国家实行24级干部工资标准。客观地说，不算低，因为那时物价也便宜。但家里人口众多，收支也就捉襟见肘了。
1956年12月至1964年6月，先父在市委工交部担任基层工作科巡视员、宣传科副科长等职务。这个巡视员不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局级干部，而是一个科级职务。先父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比较长时间，为他熟悉宁波工业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4年10月到1965年7月，先父到杭州江干区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组织的“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职务是“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团部研究组研究员”。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姐弟仨，常盼爸爸能回家看看，因为他回家，必定会带来价廉物美的礼品，如竹编的杭州篮。大小不一，最小的只有香烟盒大小，五彩缤纷，十分好玩。还有什么比爸爸的礼品更令人值得骄傲的呢！
1965年8月至1966年8月，先父担任了中共宁波市委社教团团部办公室调查研究组负责人。从1964年10月至1966年8月，他在杭州工作了将近两年，显示了才华，得到了上级的器重。当时，市委已内定他为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可谓前程灿烂。先父从1952年开始担任指导员、副科长、秘书、巡视员、调研员，参加了工业经济建设和各类政治运动，又能干又能写，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足以令后辈骄傲！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1966年9月，他被调到中共宁波市委文革小组。众所皆知，“文革小组”在那个年代是权倾一时的。他在文革小组担任办公室秘书组的副组长，充其量是一个掌管各种材料，处理各种杂务的干部，但他是个“保皇派”，不久造反派抄了先父的家，企图从他手中找到当时市委书记李传孝等高级干部的所谓黑材料。先父东躲西藏，有一阵，竟身穿祖父的破旧棉袄，头戴“罗宋”帽，昼伏夜出，仿佛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家里人常常替他捏把汗。
那时天下大乱，先父谨小慎微的性格，不可能成为“识时务的俊杰”。1967年4月，他被赶出了“文革小组”，回到他的市委工交部，在政治部担任副科长，直至1969年5月，直接领导是陈良元。
1969年上半年，宁波像全国一样实行“大联合”，成立了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宁波市革委会如同现今的宁波市政府。下设三大组：组织组（相当于组织部）、宣传组（相当于宣传部）、生产指挥组（是一个管理全市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涉及范围相当广，当时生产指挥组的“头”是后来担任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的王学正等）。由于先父长期在工交系统工作，被提升为生产指挥组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也许是他一生最高职务了，也比较适合他，因为他是一个务实肯干而认真仔细的人，他的同事都这么评价他。曾担任市委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守先同志曾这样对我说：“你爸爸是认真（名字纯金的谐音）透顶的人，是市里的一支笔。”其实，称先父为“一支笔”，是过奖了。他实际学历只有高小，靠自学，最多算初中不错了。这个主任，经常要参与撰写类似市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委工作报告之类材料，一写就是几千几万字，勉为其难了。我作为儿子曾帮助父亲抄过文稿。有时，在二页文稿中夹一张蓝色的复印纸（能染色），上页须用圆珠笔写，稍用力，下页就会出现同样的字。
1969年6月至1977年10月，先父在生产指挥组担任了长达7年半的办公室主任，1977年10月起改任宁波市计划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发改委）秘书科科长（时任计委主任是李彬，李后任宁波市副市长），工作性质与办公室主任差别不大。
先父是家里的长子，体弱多病（先后患有陈旧性腰椎劳损、肺结核病和迁移性肝炎），又碰上弟弟（姚顺和）、妹妹（姚月清）长期患病。须知，那两个弟妹很大一部分的医药费是无处报销的，需要先父、姚月娥、姚顺昌共同承担。特别是为了姚顺和的病，先父东奔西跑，耗尽了心血。姚顺和从1968年发病至1982年去世，长达14年。这14年中，恰恰是先父的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文革期间，先父劳累所致得了肝炎。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差，没有很好休息、治疗和营养，渐渐变成慢性肝炎和肝硬化。
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很爱孩子，教育孩子“动口不动手”；有好吃的，总是让给孩子吃，自己舍不得吃。他常常用一辆破旧自行车带着三个孩子（女儿坐后座，两个儿子坐前档），送我们上学……
他喜欢抽烟、喝酒，但心有余而“钱”不足，只能抽劣等烟（如“五一”牌），喝低档酒（如几角钱一斤的白酒）。
他学过会计，但不是理财高手，也无财可理。工资发下来，一般只能用大半个月，到月底又得到单位去借。儿女们常常能在上半个月吃到红烧猪肉，须知那个年代吃肉是一种“侈奢”。他会烧菜，虽然工作繁忙，但一家三餐的饭菜还是由他“负责”的。烧菜时，他讲究色香味，喜欢用葱和味精。菜烧好装碗时，常常用毛巾将碗边抹一下，去掉碗边内外的油渍之类，更显得干净。
其实爱清洁，不仅体现在烧菜上，更体现在穿着上。他常常对子女说，“穿旧衣裳没关系，但一定要干净！”他一有空就洗衣、汰头，忙个不停，简直成了他的一个业余“爱好”。一双皮鞋，穿了十多年，他也舍不得丢掉，今天擦油，明天打钉，他总有办法延长皮鞋的寿命。须知，当时皮鞋也是一种奢侈品，其实他当干部，也需要这个“行头”，没钱只能多加爱惜了。
官不大，但他曾经有过“实权”，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办公室主任，上下联络，纵横捭阖，谁都买账，但他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有一天夜里，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一个人到家里来，送来两盒双宝素（不值钱的口服液）。当时先父不在，母亲退不掉就留下来。他晚上开会回家，非常恼火，他把“双宝素”当作“定时炸弹”，连夜出门退还给来人，唯恐会给他带来灾难。
先父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很要“面子”。但有时候，时势会无情地撕破你的“面子”。祖母王凤英老了，她把一些金银首饰分成几股给了子女，作为长子，他也得了一股。当时，他向单位借着钱，感到面子上过不去，就赶紧到银行变卖后去还债。其实，人家并没有催他。不久，金价涨了，使他十分懊恼——足足亏了一半钱。
1975年上半年，我将高中毕业。当时姐姐已留城当工人；弟弟差我一岁多，还在读高一。我的前途：或支农，或留在家里混日子，我选择了前者。1975年5月底，我主动向宁波六中革委会打报告，要求第一批去下乡支农插队，并仿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阶梯诗格式写了一首长诗，标题叫《坚决要求上战场》，以表示坚定的决心。然而，先父对我的决定有些犹豫：儿子那单薄的身体，怎能扛得住沉重的农活，希望我留在家里，学木匠什么的，还替我买来锯刨之类工具。但我不以为然，态度很坚决。支农的批复很快下来了，到市郊慈东公社山西大队第五生产队（应家）插队。1975年7月19日，学校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先父所在单位——宁波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在7月24日也开了一个欢送座谈会。李振敏、毕虎两位领导参加会议，并赠送了一本笔记本。上书：“志在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之类谆谆寄语。
1975年6月起，老爸开始为我奔波。当时，按政策插队的“知青”，国家分配一套“知青房”，但需要自己建造。记得我和老爸用拖拉机把红砖、水泥、黄沙等运到慈城，再用手拉车驳送到应家。尤其是经过夹田桥（如图），十分吃力。父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由此，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
先父对子女没有奢望，从未“望子成龙”。1977年，文革降幕，恢复高考。在农村支农的我，决意考大学，他紧急从宁波赶到乡下，苦口婆心地劝我到宁波市第一搬运公司当机修工，他怕儿子身体瘦弱，在外闯荡，事业不成，反吃苦头。慈爱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先父在家里很民主，不是一个严父，而是一个慈父。一般情况下，子女们并不怕他。他常常与子女在饭桌上辩论长短，允许反驳。有一次，探讨家里为什么这么穷（当然是相对的），父亲讲了一大堆实际理由，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我，给父亲下了一个结论：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才受穷。仿佛拮据的生活是父亲不会计算造成的，惹得他很不高兴，下不了台，但他并没有训斥儿子，讪讪地笑笑而已。
1982年10月，先父五十大寿刚做完不久，就病倒了。医院叫他做了许多化验，以确诊他的病情，他的肝硬化已很严重了。某一天，宁波肝病医院王德扬医师叫他去做一个肝癌的血化验，全家惊恐万状。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我通过医生得知，父亲患的是晚期肝癌。假如在某一指标上敲上“阳性”二个字，仿佛是在判他“死刑”。情急之中，我疏通了医生，赶回报社（当时我在宁波日报社工作），到印刷厂找来二个刻有“阴性”的铅字，在蓝印泥上按一下，然后仔细地在应该敲“阳性”的地方，敲上了“阴性”二字。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家，把化验单子给了父亲……但是，铅字阻止不了病情的迅速发展。在以后的一年中，他基本上是在病榻上度过。家里人不死心，派我送先父到上海瑞金医院去治疗，但也无济于事。
先父很坚强，强烈的病痛，常常使他头冒冷汗。他对我说，仿佛有人拿刀在划肝区。然而，他很少吭声。稍微好些时，他照旧与亲朋好友谈笑风生，甚至还与亲戚王弼下“陆战棋”，以缓解病痛。
1983年9月29日（农历八月廿三）上午，先父病情恶化。当时，我正在宁波市委党校参加“入学考试”。那天考最后一门：数学。开卷才5分钟左右，突然接到电话，说先父病危。我丢下考卷，立即起身请假，骑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宁波市第三人民医院。一路上暗暗默念：菩萨保佑，千万让我见爸爸最后一面！10时40分，先父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我含泪给父亲穿上了寿衣（按长辈嘱咐，先穿到我身上，再脱下来给先父穿上）。10月2日，在市殡仪馆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宁波市委副书记宋瑞甫、王学正等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一缕轻烟冉冉升起，随风散去，但他似乎在频频回头……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儿女们的心中，永远！
先父葬于鄞州区育王公墓。
附：
先父姚纯金追悼会
一、送花圈的单位（23个）
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中共宁波市计划委员会党组、中共宁波市计划委员会机关支部、市计委全体同志、市计委秘书科、宁波市印染厂工会、市经济委员会、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人事局、市物资局、市劳动局、市统计局、市物价局、市医科所、宁波日报工会、市金属公司、市化轻公司、市机电公司、市生产资料公司、市劳动服务公司、市汽车配件公司、市汽车机电设备回收公司、市木材公司
二、送花圈的个人（57人）
王学正（市委副书记）、宋瑞甫（市委副书记）、李彬（副市长）、陈铁山（副市长）、俞福海（市委办公厅主任）、李振敏（市经委主任）、钱耕余（市城乡建委副主任）、邵槐（市城乡建委副主任）、黄复康（市房地局局长）、翁维卓（市城乡建委处长）、陈吉荪、汪于孝（市计委）、黄济敖（市计委）、诸家俊、韩爱卿（市城建委）、李文裕（市经委）、董祖恩（市计委）、殷月芳（市计委）、于纨蒲（市经委）、史永和、王文国、朱宁康（海曙区委书记）、袁锐刚（市统计局副局长）、张恩豪（市计委）、赵永娣（市统计局）、张朝翰、陈柏年（市计委）、吴世章、杨咸宪（市劳动局副局长）、伍其淦（市委副秘书长）、程杭生（市老干部局副局长）、王祖贻（市委办公厅）、黄可泰（市医科所所长）、郑孝本（市卫生局）、董雅军、陈永昌、洪志焕（市建设银行）、吴志伟（市委办公厅行政科长）、王启仁（市计委）、陈昌才、石国庆、石国珍、石国凤、陈梅君（市卫生局）、舒祖尧（市交通局副局长）、何守先（宁波日报总编）、何鲁（宁波日报副总编）、赵述奋（宁波日报党委委员）、陈良元（市二轻局局长）、马洁敏（陈良元夫人）、李芝（市经委副主任）、杨连康（市经委副主任）、陈英钧（市旅游局局长）、马勤法（市经委办公室主任）、徐美凤（市纪委，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俞根法夫人）、周云乔（市计委）、龚元龙（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局长）
（说明：送花圈的个人，系当时记录，可能有遗漏。2016年，姚志明请先父的好友、市人大办公厅副主任陈宝根为这些同志注明职务或身份，时隔30多年，记忆可能有误，敬请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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