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说起少年时代，我最记挂我的小学。
本来，我也觉得我上过的小学不错，但很长时间并不以为我的小学有什么了不得。等到我开始研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海派文学的时候，我去查各种有关上海的资料，无意中发现我读过的两所上海小学都不是无名之辈，在各类关于上海的辞书、文化源流书籍里居然都有它们的影子。这些材料就像一束束的亮光，打到我的已经在记忆中尘封起来的小学身上，使它们发出五颜六彩。
我的第一所上学的学校，在我成年之后一直是被我填成“爱文义路小学”的，因当时家住在这条路上。填表时，我父亲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不妥。我当了中学教师后，在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教育》杂志上经常读到“上海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经验文章，但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母校。到了八十年代有一年我去上海，住在延安西路美丽园上海文联的宾馆里，那里离静安寺近在咫尺，一天午间我突然发兴想访访四寿村我童年的老房子，找到后余兴未尽，突然又想看看“爱文义路小学”现今的模样。于是，我凭了四十年前上学出家门先右手拐弯，再左手拐，再右手拐的印象走去。第三次一拐，进入新闸路，我依稀想起了这条路上几十年前的景物，待到了似像非像的学校门口，我方惊异地看到，这就是心仪已久的“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啊！
这个学校有主楼，有与教学楼相连的礼堂，有楼外操场边上的手工课教室，有专门的音乐课教室，设备之好常使我们骄傲。小学生下课就爱一窝蜂找水喝，学校的走廊上有喝水龙头（不是洗手用的）。每天第二节课后，排队喝牛奶，牛奶分白牛奶和可可牛奶两种。我不知道父亲为这些可可牛奶付了多少钱，解放后我从来不敢说我小时上过有牛奶喝的学校。这个小学课外活动丰富，经常进行家长在场的手工比赛，礼堂里不时有戏剧演出。我第一次读到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马上就想起在这个礼堂看过外国童话木偶戏《阿丽思的梦》（或者叫《阿丽思梦幻奇游记》，但依我的语文水平，照理不能记住“梦幻”这个词），这是我最初接受启蒙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前几年在上海的词典里翻出了“西区小学”的词条，意外发现即“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前身，才揭开了这个谜：原来它是上海租界工部局在1930年建立的学校，难怪一切都有些特别。不过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名称改为“上海第十区中心国民小学”。这样枯燥不好记的校名，让小小年纪的学生怎能不忘？
家里搬到虹口，我进了新陆师范附小。入校前，我在亲戚邻里当中很风光了几天，因为据说这是很难考入的学校。为什么转学要考巳记不得了，但这类学校正是名牌无疑。学校今为虹口中学，我回去“瞻仰”过几次，巍峨的楼房、漂亮的游泳池仍是完好，校墙用一块块水泥板拼成依然未变，我还能找到我的教室留个影。这个学校培养我学文，写的周记会受到老师表扬了，在近处海宁路的小书店里我自购了第一本书，看小说入迷在家里用篮子吊到楼下的书摊去租书看也在这时候，因为我有了个讲国语讲得很棒的女语文教师。在别的课上，老师都是用上海话教书，只有她用电台小姐的声音讲话，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但不知怎么搞的，我想不起她的姓名。我小学时代从来没有与老师建立过一丝课堂外的关系，其时我大概只是远远地依恋她吧。
在我与上海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同行熟识以后，我发现他们居然和我这两个小学能连在一起。许子东现今到香港的岭南学院教书，他是我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校友，只是入学比我晚了十五年。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刚从重庆南路搬到九龙路，来信说上海人都不知他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去信说我知道，和九龙路隔河的对面不是有一个屠宰场吗，我少年时在教室上课就能听到牛们排队进场前的凄厉的、令人魂灵不安的叫声。我的新陆师范附小1950年曾短期改名九龙路小学。后来我到陈思和的”黑水斋”做客，从他的窗子眺望当年是极现代化的、今日已不免陈旧的屠宰场。窗下的河是我每天上学、下学必经的，如今真是又黑又臭，污染得不轻了。新陆师范的校史更长，1929年在浦东创立，抗战中毁于战火才迁进市内。后来它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所以，我见到王晓明等就说我是他们的“校友”。
五十年代全家到了东北鞍山，我读的最后一个小学是该市的实验小学，四面围着五层楼高的大白杨树。这个学校也要考入，我看着语文题直瞪眼，因我不知道谁是刘胡兰，她有什么精神。考试是用东北解放区的课本为依据的，我还拿了旧的升学指导书在准备。这个小学培养了我学习的信心。过去我在上海只是一个上中等的学生，是从这个学校开始才晋升为上等生的。我并不觉得我比从前聪明，只是你突然能跑到最前面的一个方队，前后左右看看，觉得你也能跑，于是你也就能跑了。再一个美好的记忆，是翻过白杨树之后的围墙，学校旁边就是市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不论你多大岁数，进门发你个木牌，上面用烙铁烙出数码，凭牌借书，交牌出馆，那时的人笨，没有人想要做个假牌来偷书。记得阅览室里人总是稀稀朗朗的，艾芜《百炼成钢》写的鞍山街市，每天晨7时全市响过电笛后街上就很少行人了，信然！这就是图书馆会允许一个没有任何证件的小学生随意进出的原因。我放学先不回家，每日在这个看书的福地读小说，苏联小说的流行还是一两年后的事情，我在小学毕业前看完了除《三国演义》以外的重要古典小说，我一直不喜欢《三国》，故意留到中学时代去读。读《红楼梦》里的丫环们的故事觉得云里雾里，半明白不明白的。图书馆前也有大白杨，这些树到上山下乡的年月，为了给到广阔天地去的小将做行李箱，一夜之间全数伐倒了。其实杨树木做箱子不成材，当风景树是真好看的。唉，我的白杨树，我的小学！
我1952年小学毕业。会写通顺的日记，养成了自己找课外书读的习惯，基本消灭了错别字，能识简谱自己学歌，初通五线谱，能画石膏像、静物。我不喜欢现在的卡拉OK，认为是给不识谱的人预备的，反过来使一代人不识谱。
在实验小学的一次少先队大队会上，我被指定表演未来的教师。到毕业时，班主任说我可以念师范。于是被保送进初级师范，这实际是初中，但因毕业就充任教师，学校里的学生都像小大人似的。那年我十三岁，我的少年时代提前结束了。
本来，我也觉得我上过的小学不错，但很长时间并不以为我的小学有什么了不得。等到我开始研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海派文学的时候，我去查各种有关上海的资料，无意中发现我读过的两所上海小学都不是无名之辈，在各类关于上海的辞书、文化源流书籍里居然都有它们的影子。这些材料就像一束束的亮光，打到我的已经在记忆中尘封起来的小学身上，使它们发出五颜六彩。
我的第一所上学的学校，在我成年之后一直是被我填成“爱文义路小学”的，因当时家住在这条路上。填表时，我父亲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不妥。我当了中学教师后，在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教育》杂志上经常读到“上海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经验文章，但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母校。到了八十年代有一年我去上海，住在延安西路美丽园上海文联的宾馆里，那里离静安寺近在咫尺，一天午间我突然发兴想访访四寿村我童年的老房子，找到后余兴未尽，突然又想看看“爱文义路小学”现今的模样。于是，我凭了四十年前上学出家门先右手拐弯，再左手拐，再右手拐的印象走去。第三次一拐，进入新闸路，我依稀想起了这条路上几十年前的景物，待到了似像非像的学校门口，我方惊异地看到，这就是心仪已久的“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啊！
这个学校有主楼，有与教学楼相连的礼堂，有楼外操场边上的手工课教室，有专门的音乐课教室，设备之好常使我们骄傲。小学生下课就爱一窝蜂找水喝，学校的走廊上有喝水龙头（不是洗手用的）。每天第二节课后，排队喝牛奶，牛奶分白牛奶和可可牛奶两种。我不知道父亲为这些可可牛奶付了多少钱，解放后我从来不敢说我小时上过有牛奶喝的学校。这个小学课外活动丰富，经常进行家长在场的手工比赛，礼堂里不时有戏剧演出。我第一次读到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马上就想起在这个礼堂看过外国童话木偶戏《阿丽思的梦》（或者叫《阿丽思梦幻奇游记》，但依我的语文水平，照理不能记住“梦幻”这个词），这是我最初接受启蒙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前几年在上海的词典里翻出了“西区小学”的词条，意外发现即“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前身，才揭开了这个谜：原来它是上海租界工部局在1930年建立的学校，难怪一切都有些特别。不过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名称改为“上海第十区中心国民小学”。这样枯燥不好记的校名，让小小年纪的学生怎能不忘？
家里搬到虹口，我进了新陆师范附小。入校前，我在亲戚邻里当中很风光了几天，因为据说这是很难考入的学校。为什么转学要考巳记不得了，但这类学校正是名牌无疑。学校今为虹口中学，我回去“瞻仰”过几次，巍峨的楼房、漂亮的游泳池仍是完好，校墙用一块块水泥板拼成依然未变，我还能找到我的教室留个影。这个学校培养我学文，写的周记会受到老师表扬了，在近处海宁路的小书店里我自购了第一本书，看小说入迷在家里用篮子吊到楼下的书摊去租书看也在这时候，因为我有了个讲国语讲得很棒的女语文教师。在别的课上，老师都是用上海话教书，只有她用电台小姐的声音讲话，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但不知怎么搞的，我想不起她的姓名。我小学时代从来没有与老师建立过一丝课堂外的关系，其时我大概只是远远地依恋她吧。
在我与上海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同行熟识以后，我发现他们居然和我这两个小学能连在一起。许子东现今到香港的岭南学院教书，他是我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校友，只是入学比我晚了十五年。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刚从重庆南路搬到九龙路，来信说上海人都不知他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去信说我知道，和九龙路隔河的对面不是有一个屠宰场吗，我少年时在教室上课就能听到牛们排队进场前的凄厉的、令人魂灵不安的叫声。我的新陆师范附小1950年曾短期改名九龙路小学。后来我到陈思和的”黑水斋”做客，从他的窗子眺望当年是极现代化的、今日已不免陈旧的屠宰场。窗下的河是我每天上学、下学必经的，如今真是又黑又臭，污染得不轻了。新陆师范的校史更长，1929年在浦东创立，抗战中毁于战火才迁进市内。后来它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所以，我见到王晓明等就说我是他们的“校友”。
五十年代全家到了东北鞍山，我读的最后一个小学是该市的实验小学，四面围着五层楼高的大白杨树。这个学校也要考入，我看着语文题直瞪眼，因我不知道谁是刘胡兰，她有什么精神。考试是用东北解放区的课本为依据的，我还拿了旧的升学指导书在准备。这个小学培养了我学习的信心。过去我在上海只是一个上中等的学生，是从这个学校开始才晋升为上等生的。我并不觉得我比从前聪明，只是你突然能跑到最前面的一个方队，前后左右看看，觉得你也能跑，于是你也就能跑了。再一个美好的记忆，是翻过白杨树之后的围墙，学校旁边就是市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不论你多大岁数，进门发你个木牌，上面用烙铁烙出数码，凭牌借书，交牌出馆，那时的人笨，没有人想要做个假牌来偷书。记得阅览室里人总是稀稀朗朗的，艾芜《百炼成钢》写的鞍山街市，每天晨7时全市响过电笛后街上就很少行人了，信然！这就是图书馆会允许一个没有任何证件的小学生随意进出的原因。我放学先不回家，每日在这个看书的福地读小说，苏联小说的流行还是一两年后的事情，我在小学毕业前看完了除《三国演义》以外的重要古典小说，我一直不喜欢《三国》，故意留到中学时代去读。读《红楼梦》里的丫环们的故事觉得云里雾里，半明白不明白的。图书馆前也有大白杨，这些树到上山下乡的年月，为了给到广阔天地去的小将做行李箱，一夜之间全数伐倒了。其实杨树木做箱子不成材，当风景树是真好看的。唉，我的白杨树，我的小学！
我1952年小学毕业。会写通顺的日记，养成了自己找课外书读的习惯，基本消灭了错别字，能识简谱自己学歌，初通五线谱，能画石膏像、静物。我不喜欢现在的卡拉OK，认为是给不识谱的人预备的，反过来使一代人不识谱。
在实验小学的一次少先队大队会上，我被指定表演未来的教师。到毕业时，班主任说我可以念师范。于是被保送进初级师范，这实际是初中，但因毕业就充任教师，学校里的学生都像小大人似的。那年我十三岁，我的少年时代提前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