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音乐会的帷幕徐徐落下。这是一场特殊的音乐会，一场孩子们演奏的音乐会。前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73岁的黄飞立教授呕心沥血培育和指挥的北京市中学生交响乐团，在今晚的演奏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2000多人的礼堂鸦雀无声，连平日爱哄闹的大学生们也屏息倾听。
“孩子们多么幸福啊！”邻座发出了出自内心的赞叹、钦佩、羡慕、向往、沉思——竟把我的思绪牵回到50年前的岁月。
1940年，我8岁。教室里的孩子们翘首倾听着老师讲贝多芬的故事。老师讲述贝多芬的坎坷经历，讲述贝多芬的《月光曲》。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名字，第一次感受到音乐所具有的魅力。我仿佛置身于幽雅、宁静的月夜，那如水的月色洒遍漆黑的大地，给我以诗一般的意境。许多年之后，当我真正听到《月光奏鸣曲》的钢琴演奏时，总感到不及我初次想象中的那令人神往的诗情画意。
也许是因为当时环境的污浊和噪乱罢，才使孩子们对幽雅和宁静是那么的向往，那么的敏感。我们的家乡已沦陷于日寇之手，乡村时常遭到骚扰和扫荡，土匪也常趁火打劫，但他们经常遭到爱国游击队袭击，子弹从教室上空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孩子们担心受怕，但更担心和不安的是我们的老师，他们要保护我们。
校长和老师不愿做亡国奴，不甘向日伪低头。他们坚持使用爱国的课本。我们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复兴”版国语、常识和算术课本，这样的书当时已无处可买，我们只能向上一年级的学生借用。大概是先生作了交代，学生们都学会了珍惜课本。十来岁的孩子用了半年的课本借来时居然书新如初。我们都会包书皮，四只角裹得厚厚实实，不让它折角。我们都知道，下一年还要借给别的学生用呢。这个爱书的好习惯我至今享用。
有不安，有忧虑，却也有幸福。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多的好老师。很多因战乱失业困居乡间的知识分子成了我们的老师。在我们幼小的心灵的记忆里，他们渊博的知识凝结在无数的故事里。国语老师许多栩栩如生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著名地理学家，1950年曾为珠穆朗玛峰正名（过去被称为埃弗勒斯特峰）的王勤堉教授，曾教我们社会课，他给我们讲的古代斯巴达儿童英勇守纪的故事，生动、幽默，富有魅力，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1944年，我还不到12岁，即在惶恐不安中结束了小学生活。我要继续读书！何处去？城里有中学，那是日伪办的，进行奴化教育。谁也不愿去接受奴化。听说二十里外新办一所初级中学，那是原县立慈谿中学迁过去的，是“自己”的学校。几个毕业同学想去，我也想跟着去。可上中学要交学杂费和一笔膳宿费。所谓“费”，实际上是实物——大米。我的家当时很穷困，青黄不接时就要向亲友借粮，有时这个任务就落到我这个长子身上。我往往是在百般无奈时才接受这个任务的——遭白眼啊！这次入学是在秋收之前，向何处去借贷？可我又多么渴望着继续读书！慈祥的母亲支持我，可她又作不了主。祖父是一家之主，可也作不了主，得仰赖经济上资助过我们的伯祖父。母亲便去请求这位尊严的长辈说：“孩于想读书，就让他读吧！变卖些东西让他上学吧！”伯祖父说：“读书，读书，读书有什么用？他父亲兄弟读出什么结果了？不要读了，让他出门去学徒！”是的，在那个年月，读书有什么出息？父亲大学电机系毕业当了工程师，抗战中辗转内迁长时间杳无音讯；叔叔随浙江大学在战乱中迁徙，竟死于广西宜山，这就是读书人的下场！然而我并不死心，还是坚持要读书。理解我的母亲流着眼泪决心反抗长辈送我读书。她变卖了自己的嫁妆，为我交了学费和膳宿费。
那所“正谊初级中学”办在偏僻的小镇边，校舍借用“董氏宗祠”，容纳初中三个年级绰绰有余。我们唱着这样的校歌：
慈湖湖水清且涟，
阚峰罗列高插天。
……
然而我们既看不到那高插云天的大山，也看不见那涟漪澄清的慈湖。校长是国民党“游击政府”任命的，是位老教育家，很想用“正统”思想训导学生，却心有余力不足。国民党政府无力接济，学校却常常受到共产党的关顾。这样许多年轻的教师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倾向革命。就连我们这些学生都知道有一个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延安，有一个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在校园里我们唱出了这样的歌：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胜利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同时，我们学生中也经常流传着一些“蒋委员长”参加了开罗会议和盟国战况等消息，总之，我们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一次，在老师的推动下，学生们发起了劳军运动。老师指导我们根据化学课本上的处方，买来牛油、烧碱等，自制了一批肥皂，慰劳三五支队。那一次，我亲眼见到了三五支队的领导人——何司令，他是我们学生心目中的英雄！
现实又是残酷的。对这个偏僻的小镇，敌人不时来骚扰。每听到日本兵来了，我们学生就东躲西藏。在群众的掩护下，日本兵从来没能进入我们的学校——祠堂。我们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了几个月。动乱中，师生很团结，在菜油灯下，我们挑灯夜读，别有一番滋味。1944年底，敌人在太平洋战争失败的垂死挣扎中，加紧了对游击区的扫荡，骚扰日频，于是学校酝酿着向山里搬迁。对我更要命的是，要交后半学期的食宿费了。又要借贷，变卖东西！？母亲对局势动荡心怀忧虑，不再支持我上学了。无穷的惋惜，无限的惆怅，在万般无奈中，我悄然离开了先生，告别了伙伴。不久，这所学校也真的解散了。
我失学了。为了躲避重提学徒经商的事，我没有回家，住在了外婆家。乘此机会我读遍了家藏的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读了不少古诗，还自学篆刻印章，水墨丹青。后来我还是回到自己家，但我没有放弃读书作画，抄录了一大厚本心爱的诗集。在邻居长者指导下，我还读了《资治通鉴》，虽然不太懂，但却觉得挺有意思。我还自学了图书分类法，按照图书馆的样子，把家藏图书自己分类编了目。现在看来，我的一年的辍学生活还没有虚掷光阴，倒还算充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扩大了我的知识面。
1945年9月日本投降了，黑暗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不久突然接到父亲从贵阳电厂来的信，说他先回不来，托舅舅东下时捎来几万“法币”的积蓄。他的信使我扬眉吐气。几万元当时可买一栋房子，读书当然没有问题了。一肚子青黄不接时到处借贷求粮的委屈终算到头了。天有不测风云，一声晴天霹雳，得知舅舅沿长江东下时轮船遭到土匪抢劫，只剩一身单衣只身回到上海。父亲几年的积蓄付之流水，使我垂头丧气，我仍在忧患中。
但是我读书的念头没有泯灭。1946年初，战前的中学纷纷复校。我要考插班，把一年多的损失补回来。于是拼命补习功课。别的都不怕，就是英语实在无法自学。在“正谊中学”基本上没上英语，拼音也不会。找到一本民国初年出的英语课本，用文言解释，还用稀奇古怪的汉字把单词注上音，读起来令人啼笑皆非。我失去信心了，只好再从初一读起。这样，于1946年春我进入了浙江省立宁波中学一年级。
宁波中学是抗战前省立第四中学，我父亲兄弟俩都在这个中学读过书，从父辈留下的同学录、毕业纪念册上，知道这所学校有美丽的校园，漂亮的洋楼，窗明几净的教室，还有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因此对这所中学我早有向往。但是，当我踏进校园却是满目疮痍。那被日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那无楼板的空屋，只约略可分辨出从图片中曾见过的楼宇。一年级，我们在一所小学里上课，二年级我们在附近延庆寺的藏经阁上住宿，那是几十个人的通铺。
生活是清苦的，几乎天天咸菜下饭；纪律是严格的，几乎是军事化。早起几分钟内叠被、洗漱，然后出操。被子要叠得有棱有角，天天有童子军教官检查。那时觉得校长赵仲中苏简直是法西斯暴君，天天监督着学生早起跑步出操。现在看来，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家。
我对城里学生的高谈阔论非常反感，甚至带有敌意。我们几个要好的乡下佬整天读诗、作画。我甚至借来《金石索》之类的书悉心钻研，自视清高。但我对功课不敢怠慢、偏废，门门争取考高分。这是因为父亲曾告诉我，他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企业里工作，如果职工子弟的学习成绩门门在70分以上，学杂费、食宿费都可从资委会报销。我深知家里供我上学不易，所以学习很努力，力争取得报销权。可实际上，我对有的课一点也不感兴趣，最乏味的竟是国文课。国文教师是校长秘书，写得一手好字，学校布告皆出自他手。在我看来他是校长的“走狗”，足够讨厌了，再觉得他知识贫乏，比起小学讲故事的国语先生来差多了。一次，我用不需当堂交卷的自由作文机会，用满满一
个作文本写了一篇批评现行教育制度是“遏制天性，摧残人才”的文章（理由是学生不爱学的强要他学，学生想学的又不让多学，现在看来，实在过于偏颇），结果被遭批驳。我又回敬了一篇用牵强附会的成语堆砌起来的文理不通的作文来捉弄他。
对多数先生我是很崇敬的。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地理教师桑洛卿先生。我特别崇敬他，因为他是我父辈的先生。从父辈的同学录中我已经认识了他。他教我时已经显得很苍老了。他上课时，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拖着一件粗布长衫，讲课充满激情。和很多先生一样，他生活清苦，刚够温饱。由于他经济拮据，体弱多病，心情不舒畅，发病越来越频繁。一次地理课上讲到四川重庆，他说：重庆是战时首都，前方浴血抗战，后方纸醉金迷。现在还都了，却内战烽火遍地，民不聊生。说到这里，他激动得大声疾呼：“重庆，重庆，中华民国要重新庆祝啊！”说完突然倒下，口吐白沫。同学们惊慌中把他搀扶到教员休息室。以后，他很少来上课。过了一学期，听说老先生去世了！有人说他是走在桥头突然犯病失足落水淹死的；有人说他是贫病交加投河自尽的。学校没有开过追悼会，但我深深地怀念着这位清贫而爱国的老师。
学费报销制度激励我用功读书，也激起我巨大的愤慨和不平。一年学习结束，我把优秀的成绩单和报销单据寄给了父亲，过了很长时间后得到报销金时，竟让人完全失望了！天哪！这些钱还有什么用？连一个月的饭费都不够啊！物价飞涨，这报销制度成了捉弄学生的鬼把戏！为了凑足一学期的学杂费、食宿费，有时仍需要厚着脸皮向亲友去暂借，我实在不愿看人家的脸色了。我心里充满着不平：一个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竟连一个上中学的儿子都供不起！这是什么世道？
我巴不得早点毕业。一般学校都是秋季始业，要升学，从我们春季始业班下去还会空半年。1948年，我们几个成绩较好的同学都自学初三下学期的课程，跃跃欲试跳班考高中。我已无暇顾及吟诗作画了。几名同学商量着考高级职业中学——宁波高工，好早点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暑假，我也考取了高工。可是我还是渴望上大学，于是又报了普通高中——效实中学，也考取了。我上了效实中学。我和上高工的同学分手了。至今我深深感到抱歉，我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
那年暑假，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适巧我外婆家把北京的一家商号的股票卖了，有一点金圆券现金，大概相当现在几千元人民币吧。外婆孤老一人，就这一点家业。母亲要我把这点现金在城里兑成黄金或银元，怕金圆券贬值。而我却忙着应付高中入学考试，把这件事丢在脑后，心想政府不是天天讲：金圆券含金，永远可以兑成黄金吗？岂知一个月以后，金圆券就大大贬值了。我懊恼、悔恨。我对不起外婆，她为自己度过余生的储备，仍全部被我扔掉了。
天天总在忧患中。生活的艰辛，学习的坎坷，社会的动荡，使我丢掉了对一个政府的幻想。我向往着一个新社会，一个新制度，一种新生活，于是我日夜盼望起几年前就有点了解的共产党！
“孩子们多么幸福啊！”邻座发出了出自内心的赞叹、钦佩、羡慕、向往、沉思——竟把我的思绪牵回到50年前的岁月。
1940年，我8岁。教室里的孩子们翘首倾听着老师讲贝多芬的故事。老师讲述贝多芬的坎坷经历，讲述贝多芬的《月光曲》。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名字，第一次感受到音乐所具有的魅力。我仿佛置身于幽雅、宁静的月夜，那如水的月色洒遍漆黑的大地，给我以诗一般的意境。许多年之后，当我真正听到《月光奏鸣曲》的钢琴演奏时，总感到不及我初次想象中的那令人神往的诗情画意。
也许是因为当时环境的污浊和噪乱罢，才使孩子们对幽雅和宁静是那么的向往，那么的敏感。我们的家乡已沦陷于日寇之手，乡村时常遭到骚扰和扫荡，土匪也常趁火打劫，但他们经常遭到爱国游击队袭击，子弹从教室上空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孩子们担心受怕，但更担心和不安的是我们的老师，他们要保护我们。
校长和老师不愿做亡国奴，不甘向日伪低头。他们坚持使用爱国的课本。我们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复兴”版国语、常识和算术课本，这样的书当时已无处可买，我们只能向上一年级的学生借用。大概是先生作了交代，学生们都学会了珍惜课本。十来岁的孩子用了半年的课本借来时居然书新如初。我们都会包书皮，四只角裹得厚厚实实，不让它折角。我们都知道，下一年还要借给别的学生用呢。这个爱书的好习惯我至今享用。
有不安，有忧虑，却也有幸福。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多的好老师。很多因战乱失业困居乡间的知识分子成了我们的老师。在我们幼小的心灵的记忆里，他们渊博的知识凝结在无数的故事里。国语老师许多栩栩如生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著名地理学家，1950年曾为珠穆朗玛峰正名（过去被称为埃弗勒斯特峰）的王勤堉教授，曾教我们社会课，他给我们讲的古代斯巴达儿童英勇守纪的故事，生动、幽默，富有魅力，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1944年，我还不到12岁，即在惶恐不安中结束了小学生活。我要继续读书！何处去？城里有中学，那是日伪办的，进行奴化教育。谁也不愿去接受奴化。听说二十里外新办一所初级中学，那是原县立慈谿中学迁过去的，是“自己”的学校。几个毕业同学想去，我也想跟着去。可上中学要交学杂费和一笔膳宿费。所谓“费”，实际上是实物——大米。我的家当时很穷困，青黄不接时就要向亲友借粮，有时这个任务就落到我这个长子身上。我往往是在百般无奈时才接受这个任务的——遭白眼啊！这次入学是在秋收之前，向何处去借贷？可我又多么渴望着继续读书！慈祥的母亲支持我，可她又作不了主。祖父是一家之主，可也作不了主，得仰赖经济上资助过我们的伯祖父。母亲便去请求这位尊严的长辈说：“孩于想读书，就让他读吧！变卖些东西让他上学吧！”伯祖父说：“读书，读书，读书有什么用？他父亲兄弟读出什么结果了？不要读了，让他出门去学徒！”是的，在那个年月，读书有什么出息？父亲大学电机系毕业当了工程师，抗战中辗转内迁长时间杳无音讯；叔叔随浙江大学在战乱中迁徙，竟死于广西宜山，这就是读书人的下场！然而我并不死心，还是坚持要读书。理解我的母亲流着眼泪决心反抗长辈送我读书。她变卖了自己的嫁妆，为我交了学费和膳宿费。
那所“正谊初级中学”办在偏僻的小镇边，校舍借用“董氏宗祠”，容纳初中三个年级绰绰有余。我们唱着这样的校歌：
慈湖湖水清且涟，
阚峰罗列高插天。
……
然而我们既看不到那高插云天的大山，也看不见那涟漪澄清的慈湖。校长是国民党“游击政府”任命的，是位老教育家，很想用“正统”思想训导学生，却心有余力不足。国民党政府无力接济，学校却常常受到共产党的关顾。这样许多年轻的教师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倾向革命。就连我们这些学生都知道有一个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延安，有一个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在校园里我们唱出了这样的歌：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胜利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同时，我们学生中也经常流传着一些“蒋委员长”参加了开罗会议和盟国战况等消息，总之，我们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一次，在老师的推动下，学生们发起了劳军运动。老师指导我们根据化学课本上的处方，买来牛油、烧碱等，自制了一批肥皂，慰劳三五支队。那一次，我亲眼见到了三五支队的领导人——何司令，他是我们学生心目中的英雄！
现实又是残酷的。对这个偏僻的小镇，敌人不时来骚扰。每听到日本兵来了，我们学生就东躲西藏。在群众的掩护下，日本兵从来没能进入我们的学校——祠堂。我们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了几个月。动乱中，师生很团结，在菜油灯下，我们挑灯夜读，别有一番滋味。1944年底，敌人在太平洋战争失败的垂死挣扎中，加紧了对游击区的扫荡，骚扰日频，于是学校酝酿着向山里搬迁。对我更要命的是，要交后半学期的食宿费了。又要借贷，变卖东西！？母亲对局势动荡心怀忧虑，不再支持我上学了。无穷的惋惜，无限的惆怅，在万般无奈中，我悄然离开了先生，告别了伙伴。不久，这所学校也真的解散了。
我失学了。为了躲避重提学徒经商的事，我没有回家，住在了外婆家。乘此机会我读遍了家藏的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读了不少古诗，还自学篆刻印章，水墨丹青。后来我还是回到自己家，但我没有放弃读书作画，抄录了一大厚本心爱的诗集。在邻居长者指导下，我还读了《资治通鉴》，虽然不太懂，但却觉得挺有意思。我还自学了图书分类法，按照图书馆的样子，把家藏图书自己分类编了目。现在看来，我的一年的辍学生活还没有虚掷光阴，倒还算充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扩大了我的知识面。
1945年9月日本投降了，黑暗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不久突然接到父亲从贵阳电厂来的信，说他先回不来，托舅舅东下时捎来几万“法币”的积蓄。他的信使我扬眉吐气。几万元当时可买一栋房子，读书当然没有问题了。一肚子青黄不接时到处借贷求粮的委屈终算到头了。天有不测风云，一声晴天霹雳，得知舅舅沿长江东下时轮船遭到土匪抢劫，只剩一身单衣只身回到上海。父亲几年的积蓄付之流水，使我垂头丧气，我仍在忧患中。
但是我读书的念头没有泯灭。1946年初，战前的中学纷纷复校。我要考插班，把一年多的损失补回来。于是拼命补习功课。别的都不怕，就是英语实在无法自学。在“正谊中学”基本上没上英语，拼音也不会。找到一本民国初年出的英语课本，用文言解释，还用稀奇古怪的汉字把单词注上音，读起来令人啼笑皆非。我失去信心了，只好再从初一读起。这样，于1946年春我进入了浙江省立宁波中学一年级。
宁波中学是抗战前省立第四中学，我父亲兄弟俩都在这个中学读过书，从父辈留下的同学录、毕业纪念册上，知道这所学校有美丽的校园，漂亮的洋楼，窗明几净的教室，还有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因此对这所中学我早有向往。但是，当我踏进校园却是满目疮痍。那被日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那无楼板的空屋，只约略可分辨出从图片中曾见过的楼宇。一年级，我们在一所小学里上课，二年级我们在附近延庆寺的藏经阁上住宿，那是几十个人的通铺。
生活是清苦的，几乎天天咸菜下饭；纪律是严格的，几乎是军事化。早起几分钟内叠被、洗漱，然后出操。被子要叠得有棱有角，天天有童子军教官检查。那时觉得校长赵仲中苏简直是法西斯暴君，天天监督着学生早起跑步出操。现在看来，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家。
我对城里学生的高谈阔论非常反感，甚至带有敌意。我们几个要好的乡下佬整天读诗、作画。我甚至借来《金石索》之类的书悉心钻研，自视清高。但我对功课不敢怠慢、偏废，门门争取考高分。这是因为父亲曾告诉我，他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企业里工作，如果职工子弟的学习成绩门门在70分以上，学杂费、食宿费都可从资委会报销。我深知家里供我上学不易，所以学习很努力，力争取得报销权。可实际上，我对有的课一点也不感兴趣，最乏味的竟是国文课。国文教师是校长秘书，写得一手好字，学校布告皆出自他手。在我看来他是校长的“走狗”，足够讨厌了，再觉得他知识贫乏，比起小学讲故事的国语先生来差多了。一次，我用不需当堂交卷的自由作文机会，用满满一
个作文本写了一篇批评现行教育制度是“遏制天性，摧残人才”的文章（理由是学生不爱学的强要他学，学生想学的又不让多学，现在看来，实在过于偏颇），结果被遭批驳。我又回敬了一篇用牵强附会的成语堆砌起来的文理不通的作文来捉弄他。
对多数先生我是很崇敬的。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地理教师桑洛卿先生。我特别崇敬他，因为他是我父辈的先生。从父辈的同学录中我已经认识了他。他教我时已经显得很苍老了。他上课时，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拖着一件粗布长衫，讲课充满激情。和很多先生一样，他生活清苦，刚够温饱。由于他经济拮据，体弱多病，心情不舒畅，发病越来越频繁。一次地理课上讲到四川重庆，他说：重庆是战时首都，前方浴血抗战，后方纸醉金迷。现在还都了，却内战烽火遍地，民不聊生。说到这里，他激动得大声疾呼：“重庆，重庆，中华民国要重新庆祝啊！”说完突然倒下，口吐白沫。同学们惊慌中把他搀扶到教员休息室。以后，他很少来上课。过了一学期，听说老先生去世了！有人说他是走在桥头突然犯病失足落水淹死的；有人说他是贫病交加投河自尽的。学校没有开过追悼会，但我深深地怀念着这位清贫而爱国的老师。
学费报销制度激励我用功读书，也激起我巨大的愤慨和不平。一年学习结束，我把优秀的成绩单和报销单据寄给了父亲，过了很长时间后得到报销金时，竟让人完全失望了！天哪！这些钱还有什么用？连一个月的饭费都不够啊！物价飞涨，这报销制度成了捉弄学生的鬼把戏！为了凑足一学期的学杂费、食宿费，有时仍需要厚着脸皮向亲友去暂借，我实在不愿看人家的脸色了。我心里充满着不平：一个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竟连一个上中学的儿子都供不起！这是什么世道？
我巴不得早点毕业。一般学校都是秋季始业，要升学，从我们春季始业班下去还会空半年。1948年，我们几个成绩较好的同学都自学初三下学期的课程，跃跃欲试跳班考高中。我已无暇顾及吟诗作画了。几名同学商量着考高级职业中学——宁波高工，好早点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暑假，我也考取了高工。可是我还是渴望上大学，于是又报了普通高中——效实中学，也考取了。我上了效实中学。我和上高工的同学分手了。至今我深深感到抱歉，我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
那年暑假，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适巧我外婆家把北京的一家商号的股票卖了，有一点金圆券现金，大概相当现在几千元人民币吧。外婆孤老一人，就这一点家业。母亲要我把这点现金在城里兑成黄金或银元，怕金圆券贬值。而我却忙着应付高中入学考试，把这件事丢在脑后，心想政府不是天天讲：金圆券含金，永远可以兑成黄金吗？岂知一个月以后，金圆券就大大贬值了。我懊恼、悔恨。我对不起外婆，她为自己度过余生的储备，仍全部被我扔掉了。
天天总在忧患中。生活的艰辛，学习的坎坷，社会的动荡，使我丢掉了对一个政府的幻想。我向往着一个新社会，一个新制度，一种新生活，于是我日夜盼望起几年前就有点了解的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