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一、立志与机遇
我出生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以爱迪生、瓦特、富兰克林的故事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尤其是东京大地震那年，全市大火，各国政府纷纷派遣船只撤退侨民。唯我堂堂大国却无力自救，最后求助于荷兰船只协助撤出。老师在课堂上对此感慨不已，把科学救国的期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老师的教导从此深深地埋入我幼小的心灵，成为我一生立志攀登的巨大动力。在留苏学习期间，我曾以此为题写了作文，表达我自幼报效祖国的愿望，俄语水平虽然不高，内容却打动了苏联老师的心，称赞这是一篇好文章。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多灾多难的，11岁那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继而我的家乡宁波沦陷，时局动荡不安，终日惶惶如坐针毡。此时我刚上初一，学校停办，整个初中阶段只能自学和上补习学校，至今也没有初中毕业文凭。残酷的现实使我的心里仇恨与救国并存，我从感性上领悟到，落后不能自救，落后就要挨打。我渴望有一个富强的祖国，愿为此贡献毕生精力。
家父是一位商店小职员，微薄的工薪勉强能维持8口之家，难以供给我上高中，所以就念了高中师范。三年的师范教育和两年小学教师工作，使我理解了教育对振兴国家的重大意义和教师这个崇高的职业。为实现我的理想，我没有放弃进一步深造的愿望。由于我整个中学阶段学习时停时续，基础很不扎实，所以我一面在小学任教，一面上夜校补习功课。两年后（1947年），我终于考上了北平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生物系。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我的信条是：业精于勤，荒于嬉。
入学后我发奋学习，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三位老师。二年级时张宗炳老师用英语讲课，课堂上只能听懂二三成，我就课前课后读原版动物学教材，比别人多花上几倍时间，顺利通过了期末考试；更大的收获是：从此引起了我对读原版书籍的无限兴趣。三年级时郭毓彬老师讲比较解剖学，他以进化论为纲，饶有兴趣，尤其是海曼的原版教材，使我入了迷。即使是有限的生活费，我也要千方百计地节堃下来去龙门书店买书。而四年级时，刚从美国回来的汪仁教授给我们讲动物生理学，深入浅出，层层诱导，引人入胜。动物生理学的考试，我得了个满分。我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从此奠定了我学动物学专业的思想，并在后来选择了动物生理生态学的研究方向。我在大学期间，通过努力学习，从低水平入学的学生变成了班中优秀者，并于1950年底提前半年留校担任了助教工作。
大学时期也培养了我爱读书的嗜好和做事十分专心的习惯。不少人都知道我坐下去看书可半天不动窝，也很少能被周围发生的事所打动。我爱人经常埋怨我，下班回来也不给她打个招呼。我和同事、学生除了业务以外，很少有其他交往和交谈，在家中总在工作、学习或思考，很少说话。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发现了这个特点后，问我的儿子，你们和爸爸说得最多的是什么？我的儿子回答说：“爸爸吃饭了”，“嗯”，此事成为笑话在我的学生中传开。大概就是这个专心一致，久而久之，使我积累了不少知识。
1954年，国家选拔留学生，通过考试和政审，我被选中去苏联进一步深造。出洋留学在当时是极其光彩的事，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我很重情义，从内心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器重，决心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学习。经一年俄语学习后，我被派到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导师是著名的生态学家纳乌莫夫。四年学习中，在导师精心和严格的指导下，我勤学苦练，争分争秒，从不休息寒暑假。我的博士论文是对莫斯科省南北两个地方的两种田鼠进行两年的春夏秋冬8个季节的生理生态特征的比较研究。积累这种论文数据是繁重而艰苦的重复劳动。当时我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整天背着鼠笼鼠夹到野外捕鼠的中国留学生。莫斯科郊外的寒冬腊月两尺多深的雪地里，挖雪洞、放鼠夹，手指发木，鼻尖发疼；夏天烈日曝晒，汗流浃背，遇上一阵雷雨还无处藏身，不得不迎雨跑步以防着凉。当日和次日还要复查和回收。回校后，除了大量的重复实验测定外，还要自己喂鼠食、清鼠笼。科学是严谨的，交给别人喂养不放心。接着是面对大堆数据，当时苏联批判摩尔根学派、排斥“反动的生物统计学”的余波未息，我在小导师指导下，顶风琢磨，并实际应用了统计方法。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年代，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也花了近半年时间。然后是大量阅读文献，结合自己的结果，分析综合，反复思考和修改，并克服语言障碍，第一次以外文写作论文。如此历经辛苦，终于完成了处女作。导师对此十分满意，系答辩委员会也以优秀论文通过。正是这四年的研究生教育，奠定了我一生从事动物生态学研究和教学的牢固基础。
二、顺境与逆境
还在1958年11月回国以前，我国兽类学老前辈寿振黄教授就邀请我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去工作。我知道那里的研究条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国家分配，就这样回到了北京师大。从国外学习回来的青年都怀有满腔的热情，最大愿望就是希望尽快开展工作，发挥自己的专长。第二年，我就从中国医学科学院争取了参加“柴河林区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的野外调查工作，并认为这是我报答祖国的机会。我从有优越条件的莫斯科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回国不久，就自愿远离大城市到生活艰苦的原始森林里考察，亲自放鼠夹、打老鼠、作解剖，插空还给四名青年人讲鼠类生态学，并在现场分析了结果，从而博得了大家的尊敬。我也以此次所得资料，整理出三篇研究论文，这是我回国后与学生一起完成的第一项科研成果，1962年在《动物学报》刊出，当年被该刊聘为年青的编委。
1959年秋，从野外回来不久，我就碰上了“反右倾”运动。由于我回国不久，不谙国内形势，在党内会议上直言，为彭德怀鸣不平，认为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是符合党章规定的，还怀疑“三面红旗”的可能性。这一下，解放后一向顺利的我，遇上了逆境，立刻受到党内大小会议的无情批判，最后定为“严重右倾”，从此政治上再也抬不起头来。虽然未被戴上帽子，仍然免不了下放劳动改造。劳动和困难年代的生活对我都不可怕，我的表现还使我成了大田队长。但政治思想上的磨练和教训，使我整天沉默寡言，一腔报党报国之心全部倾注于对科学和教育的追求之中。
1961—1963年，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但对于当时年岁不高又受过批判的人是没有科研启动经费可言的。幸而我的老师、当时生物系主任汪堃仁教授从他的研究课题中提出一些经费，资助我搞“我国大家鼠属生态生理学特征研究”课题。我得知后，顿时爆发出满腔热情和感激的心情。回想此期间，我有以下几方面的体会：（1）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钱少、条件差，我就自己去京郊山区和畜牧场捕活鼠，带回来后为鼠建窝、喂食、扫粪便；自己选买和装置仪器，哪怕是最简陋的；为控制温度，有时还推着三轮车上街去拉冰块；对于年已35、有学位的我，这可算是够为难的了。但志趣所向，我什么事都干，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2）要不断学习，接受再教育。为使自己的研究跟上时代，我经常去北京和协和图书馆看新书、读新文献；我还系统地听了杨纪珂教授为成年人业余学习讲的“生物统计”课，并在他的启示下用协方差分析（这在60年代初期还是比较新的）解决了实验结果的数据处理，使论文水平有明显提高。（3）在我校张天麟的辅导下，我又学习了德语和看专业主献。根据这个课题的研究结果，我后来（1973）在《动物学报》上又发表了三篇论文。
在这个阶段，生物系决定开设动物生态学新课程、建立实验宝，并让我主持，但只配有一名助教。我对教师职业的热爱由来已久（惭愧的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师的残酷批判中也有过短期的动摇），故早在苏联的研究生期间，我就对当时出版的奥德姆《生态学基础》和我导师的新教科书手稿爱不释卷，并开始积累资料；还为莫斯科大学的本科生讲过几节实验和理论课。这不仅使我的论文立足于宽厚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也为我撰写适用于我国的《动物生态学》作了准备。因此，生物系给我的这个任务，正符合我意。我认为讲好课的最重要环节是认真备课和写好讲义，而写出好教科书是需要有长期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积累作为基础的。由于我一开始就有长远和当前目标，我为了讲一小时课，往往要备课20～30小时。我的一生有两个嗜好，读书和听音乐。每当学到一点新知识，我都如获至宝。如果是公家的书，我就要摘录在活页纸上；如果是自己的，我就划出，写上要点和心得。经过两年的教学，我就写出了讲义，在校际交流。同时，我在一个助教和两个进修教师的帮助下，白手起家，建立了实验室，也初步编出了实验讲义。师范院校的办学方针上，对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常有争论，我的体会是：科研和教学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我要求自己两方面都有所发展。科学研究是创造性工作，只有自己从事科研，才能使教材符合时代性。发表科研论文，审阅学报稿件，都对我的教学和教材工作有所帮助。教学则使教师的专业知识加宽加厚，增加研究思路。后来，经过多年教学实践和反复修改、充实，1987年我独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出版了，是1988年底被台湾《中国时报》组织专家推荐给台湾读者的10本大陆书之一，并于1992年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
总之，在60年代初这三年多，科研和教学同时展开，在领导和老一辈的关怀下，使我取得了不少成绩，实际上，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所获成就的基础。但是，好景不长，又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再一次陷入了困境。除了以前的老“右倾”问题，1963年整党时又增加一个新的“罪名”，努力搞研究和写教材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和“白专”的典型。1965年去山西搞四清一年，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有过教训的我具有了一定的“适应”能力。我想：由于自己的背景，我不可能、也不想成为“革命派”；我也不愿意随波逐流去当“逍遥派”，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尽量争取去多读书和多做一些工作，继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当然，时间和条件受到很多限制。这个时期中，我的工作有：（1）争取参加了医科院流行病研究所的鼠疫研究和防治工作，包括四年野外调查；（2）继续读专业书和文献，包括经常去图书馆，做了大量的笔记；（3）自学了日语，能看专业文献；这些工作为改革开放后继续工作争取了不少时间。
在1977年以后的新形势下，自上而下地组织动员，创造宽松的环境，投入经费，改善条件，建立研究生培养制度等等，知识分子真正的解放了，我的研究工作才得以深入。如果说我以前的研究，主要在阐明我国鼠类的生理生态特征的种间差异、种内季节变化、年龄变异，地域变异等，以后则着重在这些生理生态特征和能量生态的机理方面，具更普遍的意义，研究课题拓宽、加深。其主要的有：
（1）生态能量学方面，如每日能量需要，平均每日代谢率和静止代谢率的关系等；（2）晚成鼠体温调节能力的胎后发育过程；（3）田鼠的配偶关系和繁殖行为；（4）与另一教授结合，从亚细胞水平研究低温适应和胎后产热发育；（5）应用同位素标记测定自由生活田鼠水代谢；（6）把生理生态研究扩展到经济鱼类。至今，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90余篇；这些研究，在我带研究生以后，多数是我指导下由学生完成的，在发表时，我总是让学生作第一作者。在教学上，我主编或参编了教材四本，开设动物生态生理学新课，并培养了17名博士生（其中在学4名）和12名硕士生。我与另几位教授联合于1984年被批准为生态学博士点，1988年批准为国家教委重点学科。
三、点滴体会
恢复研究生招生时，记者找我校教师座谈，我认为，我们培养的研究生一定要胜过导师，也就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研究生论文领域所看的文献一定要比导师多，即知识多；在论文工作中，要有新的结果和思想，即创新。我还认为，对待研究生，导师要有伯乐精神，为人材辈出创造条件。有记者访问我时曾经问我：“你认为在你获得成功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我回答说：“自己并不很聪颖，思想上的敏感性也不是很强，这些只能靠后天的加倍努力来弥补，比别人多花些时间读书学习，比别人多花些时间做实验，比别人多花些时间去思考问题”。
如果说，我在科学和教育上取得了点滴成就，那除了祖国的培养以外，还要首先感谢我的这些老师。同时，我认为祖国这两个字不是抽象的，祖国是生育和教育我们的这块土地，炎黄子孙，尤其是直接养育和教育过自己的亲人、老师和朋友。在此，我愿与读者共勉的是：（1）立志成才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科学的道路和人生的道路一样是崎岖曲折的，而且这两者有时是紧密相联和相互影响的。真正的科学家，其兴趣在追求真理，其目的是造福人类。只有这样才能持之以恒，执著追求，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2）要勤奋，勤能补拙。当然勤奋的人不一定都能成才，但成才的人没有一个不勤奋的；（3）要学习，再学习，切不可有点成就就骄傲。这包括向自己的学生学习，也是最重要的。我近年的基本任务是带博士生，说实在的，他们接触的新知识比我们多、思想敏感、接受快。教学相长，本来就是一条重要教育原理，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是老师放下架子。
回顾我这几十年的种种经历，这确实是一条理想、挫折、机遇、长期奋斗之路。同时，我还有很多缺点，在我的长期奋斗过程中，得到了、并希望继续不断得到同事们、朋友们、学生们和家庭的帮助、鼓励和支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形势大好，而我年过七十，仍愿与大家一起为科教兴国共勉，为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发挥余热。
（“我的自述”一文从《生理科学进展》1999年第30卷第1期转载）
我出生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以爱迪生、瓦特、富兰克林的故事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尤其是东京大地震那年，全市大火，各国政府纷纷派遣船只撤退侨民。唯我堂堂大国却无力自救，最后求助于荷兰船只协助撤出。老师在课堂上对此感慨不已，把科学救国的期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老师的教导从此深深地埋入我幼小的心灵，成为我一生立志攀登的巨大动力。在留苏学习期间，我曾以此为题写了作文，表达我自幼报效祖国的愿望，俄语水平虽然不高，内容却打动了苏联老师的心，称赞这是一篇好文章。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多灾多难的，11岁那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继而我的家乡宁波沦陷，时局动荡不安，终日惶惶如坐针毡。此时我刚上初一，学校停办，整个初中阶段只能自学和上补习学校，至今也没有初中毕业文凭。残酷的现实使我的心里仇恨与救国并存，我从感性上领悟到，落后不能自救，落后就要挨打。我渴望有一个富强的祖国，愿为此贡献毕生精力。
家父是一位商店小职员，微薄的工薪勉强能维持8口之家，难以供给我上高中，所以就念了高中师范。三年的师范教育和两年小学教师工作，使我理解了教育对振兴国家的重大意义和教师这个崇高的职业。为实现我的理想，我没有放弃进一步深造的愿望。由于我整个中学阶段学习时停时续，基础很不扎实，所以我一面在小学任教，一面上夜校补习功课。两年后（1947年），我终于考上了北平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生物系。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我的信条是：业精于勤，荒于嬉。
入学后我发奋学习，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三位老师。二年级时张宗炳老师用英语讲课，课堂上只能听懂二三成，我就课前课后读原版动物学教材，比别人多花上几倍时间，顺利通过了期末考试；更大的收获是：从此引起了我对读原版书籍的无限兴趣。三年级时郭毓彬老师讲比较解剖学，他以进化论为纲，饶有兴趣，尤其是海曼的原版教材，使我入了迷。即使是有限的生活费，我也要千方百计地节堃下来去龙门书店买书。而四年级时，刚从美国回来的汪仁教授给我们讲动物生理学，深入浅出，层层诱导，引人入胜。动物生理学的考试，我得了个满分。我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从此奠定了我学动物学专业的思想，并在后来选择了动物生理生态学的研究方向。我在大学期间，通过努力学习，从低水平入学的学生变成了班中优秀者，并于1950年底提前半年留校担任了助教工作。
大学时期也培养了我爱读书的嗜好和做事十分专心的习惯。不少人都知道我坐下去看书可半天不动窝，也很少能被周围发生的事所打动。我爱人经常埋怨我，下班回来也不给她打个招呼。我和同事、学生除了业务以外，很少有其他交往和交谈，在家中总在工作、学习或思考，很少说话。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发现了这个特点后，问我的儿子，你们和爸爸说得最多的是什么？我的儿子回答说：“爸爸吃饭了”，“嗯”，此事成为笑话在我的学生中传开。大概就是这个专心一致，久而久之，使我积累了不少知识。
1954年，国家选拔留学生，通过考试和政审，我被选中去苏联进一步深造。出洋留学在当时是极其光彩的事，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我很重情义，从内心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器重，决心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学习。经一年俄语学习后，我被派到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导师是著名的生态学家纳乌莫夫。四年学习中，在导师精心和严格的指导下，我勤学苦练，争分争秒，从不休息寒暑假。我的博士论文是对莫斯科省南北两个地方的两种田鼠进行两年的春夏秋冬8个季节的生理生态特征的比较研究。积累这种论文数据是繁重而艰苦的重复劳动。当时我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整天背着鼠笼鼠夹到野外捕鼠的中国留学生。莫斯科郊外的寒冬腊月两尺多深的雪地里，挖雪洞、放鼠夹，手指发木，鼻尖发疼；夏天烈日曝晒，汗流浃背，遇上一阵雷雨还无处藏身，不得不迎雨跑步以防着凉。当日和次日还要复查和回收。回校后，除了大量的重复实验测定外，还要自己喂鼠食、清鼠笼。科学是严谨的，交给别人喂养不放心。接着是面对大堆数据，当时苏联批判摩尔根学派、排斥“反动的生物统计学”的余波未息，我在小导师指导下，顶风琢磨，并实际应用了统计方法。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年代，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也花了近半年时间。然后是大量阅读文献，结合自己的结果，分析综合，反复思考和修改，并克服语言障碍，第一次以外文写作论文。如此历经辛苦，终于完成了处女作。导师对此十分满意，系答辩委员会也以优秀论文通过。正是这四年的研究生教育，奠定了我一生从事动物生态学研究和教学的牢固基础。
二、顺境与逆境
还在1958年11月回国以前，我国兽类学老前辈寿振黄教授就邀请我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去工作。我知道那里的研究条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国家分配，就这样回到了北京师大。从国外学习回来的青年都怀有满腔的热情，最大愿望就是希望尽快开展工作，发挥自己的专长。第二年，我就从中国医学科学院争取了参加“柴河林区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的野外调查工作，并认为这是我报答祖国的机会。我从有优越条件的莫斯科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回国不久，就自愿远离大城市到生活艰苦的原始森林里考察，亲自放鼠夹、打老鼠、作解剖，插空还给四名青年人讲鼠类生态学，并在现场分析了结果，从而博得了大家的尊敬。我也以此次所得资料，整理出三篇研究论文，这是我回国后与学生一起完成的第一项科研成果，1962年在《动物学报》刊出，当年被该刊聘为年青的编委。
1959年秋，从野外回来不久，我就碰上了“反右倾”运动。由于我回国不久，不谙国内形势，在党内会议上直言，为彭德怀鸣不平，认为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是符合党章规定的，还怀疑“三面红旗”的可能性。这一下，解放后一向顺利的我，遇上了逆境，立刻受到党内大小会议的无情批判，最后定为“严重右倾”，从此政治上再也抬不起头来。虽然未被戴上帽子，仍然免不了下放劳动改造。劳动和困难年代的生活对我都不可怕，我的表现还使我成了大田队长。但政治思想上的磨练和教训，使我整天沉默寡言，一腔报党报国之心全部倾注于对科学和教育的追求之中。
1961—1963年，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但对于当时年岁不高又受过批判的人是没有科研启动经费可言的。幸而我的老师、当时生物系主任汪堃仁教授从他的研究课题中提出一些经费，资助我搞“我国大家鼠属生态生理学特征研究”课题。我得知后，顿时爆发出满腔热情和感激的心情。回想此期间，我有以下几方面的体会：（1）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钱少、条件差，我就自己去京郊山区和畜牧场捕活鼠，带回来后为鼠建窝、喂食、扫粪便；自己选买和装置仪器，哪怕是最简陋的；为控制温度，有时还推着三轮车上街去拉冰块；对于年已35、有学位的我，这可算是够为难的了。但志趣所向，我什么事都干，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2）要不断学习，接受再教育。为使自己的研究跟上时代，我经常去北京和协和图书馆看新书、读新文献；我还系统地听了杨纪珂教授为成年人业余学习讲的“生物统计”课，并在他的启示下用协方差分析（这在60年代初期还是比较新的）解决了实验结果的数据处理，使论文水平有明显提高。（3）在我校张天麟的辅导下，我又学习了德语和看专业主献。根据这个课题的研究结果，我后来（1973）在《动物学报》上又发表了三篇论文。
在这个阶段，生物系决定开设动物生态学新课程、建立实验宝，并让我主持，但只配有一名助教。我对教师职业的热爱由来已久（惭愧的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师的残酷批判中也有过短期的动摇），故早在苏联的研究生期间，我就对当时出版的奥德姆《生态学基础》和我导师的新教科书手稿爱不释卷，并开始积累资料；还为莫斯科大学的本科生讲过几节实验和理论课。这不仅使我的论文立足于宽厚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也为我撰写适用于我国的《动物生态学》作了准备。因此，生物系给我的这个任务，正符合我意。我认为讲好课的最重要环节是认真备课和写好讲义，而写出好教科书是需要有长期教学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积累作为基础的。由于我一开始就有长远和当前目标，我为了讲一小时课，往往要备课20～30小时。我的一生有两个嗜好，读书和听音乐。每当学到一点新知识，我都如获至宝。如果是公家的书，我就要摘录在活页纸上；如果是自己的，我就划出，写上要点和心得。经过两年的教学，我就写出了讲义，在校际交流。同时，我在一个助教和两个进修教师的帮助下，白手起家，建立了实验室，也初步编出了实验讲义。师范院校的办学方针上，对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常有争论，我的体会是：科研和教学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我要求自己两方面都有所发展。科学研究是创造性工作，只有自己从事科研，才能使教材符合时代性。发表科研论文，审阅学报稿件，都对我的教学和教材工作有所帮助。教学则使教师的专业知识加宽加厚，增加研究思路。后来，经过多年教学实践和反复修改、充实，1987年我独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出版了，是1988年底被台湾《中国时报》组织专家推荐给台湾读者的10本大陆书之一，并于1992年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
总之，在60年代初这三年多，科研和教学同时展开，在领导和老一辈的关怀下，使我取得了不少成绩，实际上，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所获成就的基础。但是，好景不长，又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再一次陷入了困境。除了以前的老“右倾”问题，1963年整党时又增加一个新的“罪名”，努力搞研究和写教材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和“白专”的典型。1965年去山西搞四清一年，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有过教训的我具有了一定的“适应”能力。我想：由于自己的背景，我不可能、也不想成为“革命派”；我也不愿意随波逐流去当“逍遥派”，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尽量争取去多读书和多做一些工作，继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当然，时间和条件受到很多限制。这个时期中，我的工作有：（1）争取参加了医科院流行病研究所的鼠疫研究和防治工作，包括四年野外调查；（2）继续读专业书和文献，包括经常去图书馆，做了大量的笔记；（3）自学了日语，能看专业文献；这些工作为改革开放后继续工作争取了不少时间。
在1977年以后的新形势下，自上而下地组织动员，创造宽松的环境，投入经费，改善条件，建立研究生培养制度等等，知识分子真正的解放了，我的研究工作才得以深入。如果说我以前的研究，主要在阐明我国鼠类的生理生态特征的种间差异、种内季节变化、年龄变异，地域变异等，以后则着重在这些生理生态特征和能量生态的机理方面，具更普遍的意义，研究课题拓宽、加深。其主要的有：
（1）生态能量学方面，如每日能量需要，平均每日代谢率和静止代谢率的关系等；（2）晚成鼠体温调节能力的胎后发育过程；（3）田鼠的配偶关系和繁殖行为；（4）与另一教授结合，从亚细胞水平研究低温适应和胎后产热发育；（5）应用同位素标记测定自由生活田鼠水代谢；（6）把生理生态研究扩展到经济鱼类。至今，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90余篇；这些研究，在我带研究生以后，多数是我指导下由学生完成的，在发表时，我总是让学生作第一作者。在教学上，我主编或参编了教材四本，开设动物生态生理学新课，并培养了17名博士生（其中在学4名）和12名硕士生。我与另几位教授联合于1984年被批准为生态学博士点，1988年批准为国家教委重点学科。
三、点滴体会
恢复研究生招生时，记者找我校教师座谈，我认为，我们培养的研究生一定要胜过导师，也就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研究生论文领域所看的文献一定要比导师多，即知识多；在论文工作中，要有新的结果和思想，即创新。我还认为，对待研究生，导师要有伯乐精神，为人材辈出创造条件。有记者访问我时曾经问我：“你认为在你获得成功的道路上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我回答说：“自己并不很聪颖，思想上的敏感性也不是很强，这些只能靠后天的加倍努力来弥补，比别人多花些时间读书学习，比别人多花些时间做实验，比别人多花些时间去思考问题”。
如果说，我在科学和教育上取得了点滴成就，那除了祖国的培养以外，还要首先感谢我的这些老师。同时，我认为祖国这两个字不是抽象的，祖国是生育和教育我们的这块土地，炎黄子孙，尤其是直接养育和教育过自己的亲人、老师和朋友。在此，我愿与读者共勉的是：（1）立志成才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科学的道路和人生的道路一样是崎岖曲折的，而且这两者有时是紧密相联和相互影响的。真正的科学家，其兴趣在追求真理，其目的是造福人类。只有这样才能持之以恒，执著追求，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2）要勤奋，勤能补拙。当然勤奋的人不一定都能成才，但成才的人没有一个不勤奋的；（3）要学习，再学习，切不可有点成就就骄傲。这包括向自己的学生学习，也是最重要的。我近年的基本任务是带博士生，说实在的，他们接触的新知识比我们多、思想敏感、接受快。教学相长，本来就是一条重要教育原理，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是老师放下架子。
回顾我这几十年的种种经历，这确实是一条理想、挫折、机遇、长期奋斗之路。同时，我还有很多缺点，在我的长期奋斗过程中，得到了、并希望继续不断得到同事们、朋友们、学生们和家庭的帮助、鼓励和支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形势大好，而我年过七十，仍愿与大家一起为科教兴国共勉，为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发挥余热。
（“我的自述”一文从《生理科学进展》1999年第30卷第1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