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1923年12月，我生于洪塘。不满8岁，父母先后去世，而我又自幼体弱，赖祖母及伯叔母等加意照料，幸免夭亡，但却两次因病辍学，1937年7月才在洪塘小学毕业
，当年进慈谿县立初级中学。开学只两个多月，11月12日，日机在慈城及观庄桥投了几枚炸弹，同学们纷纷回家，直到第二年2月20日才复课。1939年6月1日，敌机轰炸慈中，第二次被迫提早结束学期。暑假后，学校迁至芦山寺上课。1940年7月，我初中毕业，考入效实中学。第二年4月下旬，宁波沦陷，未等学期结束，学校就解散了。6月初我到上海，进了效实上海分校，想在那儿读完高中，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分校宣布解散，我只好回洪塘自修。总而言之，我在宁波、上海名义上读了四年半中学，其中4个学期都因战祸而提前结束。
学期缩短了，在家看书的时间也就多了些。小学高年级时，祖父（名曰湄，字左湖，本县著名宿儒之一）就教过我古文观止和一些唐诗宋词。初中一年级寒假很长，祖父叫我自己用朱笔圈点未加标点的左传。我对左传中的许多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但对其中的不少词句则不求甚解。有时因粗心或懒于查字典，随意乱圈乱点，祖父发现后狠狠地责骂了我。新学期开始，我把这部左传带到学校去继续圈点。慈湖多蚊子，我的抵抗力弱，二年级两个学期，几乎每半个月发一次疟疾，致使数理方面的成绩大受影响。却没有放松读左传。左传看完后，我接着圈点资治通鉴，持之以恒，上大学之前，我终于看完了这部书。这样，我虽然学会了阅读古书，却对中学阶段应该学好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学得很不好。
1942年1月初，我回到洪塘，在家继续看通鉴，参考三国志及晋书，做了不少笔记，并在洪塘小学借到万有文库中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和他介绍佛教的书来看，引起我的兴趣。
1942年秋，我在上海的姑母和小叔商量，决定给我一笔旅费，让我
随亲戚一道到内地去。11月下旬离开上海，经亳州、洛阳，于12月20日抵达西安，1943年元旦，到了成都。遂即考进华西协合高中，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这一年暑假，四川大学招生，我以“同等学历”考入文学院史地系。
当时的成都，是一个高等学校比较集中的城市，除原有的川大和华西大学外，燕京、齐鲁、金陵三校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从沦陷区迁到成都，这许多大学的教授可以互相兼课，许多名教授云集于此。陈寅恪、萧公权、黄文弼、丁山、钱穆、蒙文通等先生都在川大兼课。徐中舒先生是川大教授，讲课最多。同班同学郦家驹，是浙江大学中文系郦承铨教授之长子。他受父亲的影响，也能整部整部看古书。我们两人共同受到蒙、钱、徐三位老师的特别关注。
1946年夏，我和郦家驹离蓉东归。九月底进上海复旦大学借读，第二年七月毕业。复旦史地系主任是周谷城先生，我和郦家驹进复旦不久，徐中舒老师就写信给周谷老，请他照顾我们二人。
大学毕业后，我接到钱穆老师的来信，得悉无锡荣德生老先生筹建江南大学，请他任文学院长；他决定找几个人圈点古书，由某书店影印出版，希望我和郦家驹都参加。我于1943年9月下旬到江南大学，钱先生嘱我先读文史通义和颜氏学记，然后让我自己选读愿意看的书。当时，我想专攻汉晋间的历史，把有关的书都放在我的书架上，钱先生发现后，将我的书架作了较大的调整。他亲自动手，只留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其他全部拿走，换上困学纪闻、日知录集释、述学、戴东原集、东塾读书记等。后来还加上朱熹的文集。十分清楚，他是怕我路子走得太窄、太偏。
淮海战役后，南京、上海一带人心惶惶。1949年1月下旬，那家书店把全部图书运回上海，我们圈点古书的工作宣告停止。我离开无锡到了上海，住在姑母家。
三月初，晏摩氏女中国文教师张漱芳（中共党员）急于物色尽义务的代课教师，摆脱教课负担，集中精力完成党交给的为迎接解放而布置的任务，而又能够维持家庭的开支。姑母的侄女冯援（中共党员）认为我无家庭负担，就要我去代课，我欣然承担了下来。五月底，上海解放，我继续在晏摩氏女中代课，直至学期结束。暑假中，上海市政教育处（教育局前身）开办政治教育学习班，党组织安排我去学习。结业后被派到吴淞中学任教。
1953年1月，我调到上海市教育局，任中学视导员。3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得到多方面的锻炼；然而，因为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阅读历史学方面的书。
1956年秋，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开始筹建，所长李亚农通过上海市委调我任学术秘书。我于1957年初到所，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教育行政工作。
1959年1月下旬，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参加由毛主席秘书、政研室副主任田家英任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分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编写组。这套由郭沫若任总主编的史稿，原计划于当年国庆节前出版，是“大跃进”中浮夸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反映。实际上，前面几个分册，到1962年才出版，而且只是在高等学校范围内发行。至于我们这一册，困难就更大了。我们虽然一次又一次修改，稿子的质量逐步有所提高，但田家英不敢拿出去出版。1964年5月初，他对我说：“我在等两位主席、一位总理拿出一份党史提纲来。”这句话说明他是怎样慎重对待这个任务的。尽管如此，“文革”初，他被陈伯达、江青诬害，含冤而死，我们的稿子中因引用了尚未公开的档案，也被陈伯达作为田家英的罪行之一。我的卡片、打印稿都被抄走。
我借调到中央政研室的几年，三次随田家英下浙江农村作调查，特别是61年春在富阳调查一个五风俱全的公社和在绍兴柯桥所作的商业调查，对田家英参与修改“60条”是有价值的。然而就是这两件调查报告，在“文革”中被指为跟着田家英攻击“三面红旗”，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陈伯达垮台后得到平反）。
1964年春，中央决定将政治研究室扩大为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任院长，田家英在研究院没有职务。他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想在他领导的档案馆成立研究室，把我们编写组的一部分人调过去。他征求我和一位老同志的意见，我们都反对，表示还是在研究院好，业务上仍可归他管。
八月中旬，我调入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史组。全院研究人员凡一百三十余人，办了一个称为“学坛”的内部刊物。秘书长柴沫指派我和丁伟志、王忍之等为编委。后来批判吴晗时增加几个人成立大批判组，柴沫自己任组长。1966年春，大批判组遵照中央“二月提纲”的精神，写出两篇文章，分别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柴沫和我合作写的“论海瑞”于四月底交《红旗》编辑部。五月初，我们觉得批判的调子显然跟不上当时的形势，从编辑部索回原稿。五月九日，陈伯达到院召集“写文章的人”谈话，指责柴沫听中宣部的话写文章，“走田家英的门子”，不听他的话，搞“秘书长专政”，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事实上，重大工作柴沫都向他请示过，出了问题他完全推在别人身上，是他臭恶的伎俩。这以后，大会、小会批斗柴沫，我们也陪着被斗。柴沫被迫于九月初自尽后，王忍之、丁伟志等被戴上“柴沫一小撮”的帽子，我则进一步受冲击，着重审查我与钱穆先生及田家英的关系。1969年7月，我们到河北省汉沽农场的干校之前，我在受处分后被“解放”。陈伯达被揪后，马列主义研究院全体人员在北京举办批陈伯达的学习班。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终于全部推翻。
批陈学习班于1973年夏结束，研究院撤销。我被调到河北农业大学党史教研室，并未任教。
1974年1月，我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中国通史修改和出版物编审。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工作调动，在馆供职整整25年之久。1999年1月底结束返聘；办离休手续则在九年之前。现在是“司局级待遇”离休干部、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研究员。
我曾经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历代军事”分册顾问、多卷本《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北京市历史学规划小组成员和《北朝研究》顾问。
1976年11月，我作为中国考古博物馆代表团成员，访问罗马尼亚。1982年5月，为帮助长崎唐人馆筹建中国历代博物馆，我率历博代表团访问日本。1985年4月，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室主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威尼斯市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为历博编著的《中华五千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应邀代表历博去香港，向公众演讲，题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
25年之内，我在报刊上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凡二十篇，绝大部分是讨论两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我想出一本《两汉魏晋南北朝史管窥》的小册子，自已感觉实在太单薄，迄今犹豫未定。
，当年进慈谿县立初级中学。开学只两个多月，11月12日，日机在慈城及观庄桥投了几枚炸弹，同学们纷纷回家，直到第二年2月20日才复课。1939年6月1日，敌机轰炸慈中，第二次被迫提早结束学期。暑假后，学校迁至芦山寺上课。1940年7月，我初中毕业，考入效实中学。第二年4月下旬，宁波沦陷，未等学期结束，学校就解散了。6月初我到上海，进了效实上海分校，想在那儿读完高中，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分校宣布解散，我只好回洪塘自修。总而言之，我在宁波、上海名义上读了四年半中学，其中4个学期都因战祸而提前结束。
学期缩短了，在家看书的时间也就多了些。小学高年级时，祖父（名曰湄，字左湖，本县著名宿儒之一）就教过我古文观止和一些唐诗宋词。初中一年级寒假很长，祖父叫我自己用朱笔圈点未加标点的左传。我对左传中的许多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但对其中的不少词句则不求甚解。有时因粗心或懒于查字典，随意乱圈乱点，祖父发现后狠狠地责骂了我。新学期开始，我把这部左传带到学校去继续圈点。慈湖多蚊子，我的抵抗力弱，二年级两个学期，几乎每半个月发一次疟疾，致使数理方面的成绩大受影响。却没有放松读左传。左传看完后，我接着圈点资治通鉴，持之以恒，上大学之前，我终于看完了这部书。这样，我虽然学会了阅读古书，却对中学阶段应该学好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学得很不好。
1942年1月初，我回到洪塘，在家继续看通鉴，参考三国志及晋书，做了不少笔记，并在洪塘小学借到万有文库中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和他介绍佛教的书来看，引起我的兴趣。
1942年秋，我在上海的姑母和小叔商量，决定给我一笔旅费，让我
随亲戚一道到内地去。11月下旬离开上海，经亳州、洛阳，于12月20日抵达西安，1943年元旦，到了成都。遂即考进华西协合高中，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这一年暑假，四川大学招生，我以“同等学历”考入文学院史地系。
当时的成都，是一个高等学校比较集中的城市，除原有的川大和华西大学外，燕京、齐鲁、金陵三校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从沦陷区迁到成都，这许多大学的教授可以互相兼课，许多名教授云集于此。陈寅恪、萧公权、黄文弼、丁山、钱穆、蒙文通等先生都在川大兼课。徐中舒先生是川大教授，讲课最多。同班同学郦家驹，是浙江大学中文系郦承铨教授之长子。他受父亲的影响，也能整部整部看古书。我们两人共同受到蒙、钱、徐三位老师的特别关注。
1946年夏，我和郦家驹离蓉东归。九月底进上海复旦大学借读，第二年七月毕业。复旦史地系主任是周谷城先生，我和郦家驹进复旦不久，徐中舒老师就写信给周谷老，请他照顾我们二人。
大学毕业后，我接到钱穆老师的来信，得悉无锡荣德生老先生筹建江南大学，请他任文学院长；他决定找几个人圈点古书，由某书店影印出版，希望我和郦家驹都参加。我于1943年9月下旬到江南大学，钱先生嘱我先读文史通义和颜氏学记，然后让我自己选读愿意看的书。当时，我想专攻汉晋间的历史，把有关的书都放在我的书架上，钱先生发现后，将我的书架作了较大的调整。他亲自动手，只留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其他全部拿走，换上困学纪闻、日知录集释、述学、戴东原集、东塾读书记等。后来还加上朱熹的文集。十分清楚，他是怕我路子走得太窄、太偏。
淮海战役后，南京、上海一带人心惶惶。1949年1月下旬，那家书店把全部图书运回上海，我们圈点古书的工作宣告停止。我离开无锡到了上海，住在姑母家。
三月初，晏摩氏女中国文教师张漱芳（中共党员）急于物色尽义务的代课教师，摆脱教课负担，集中精力完成党交给的为迎接解放而布置的任务，而又能够维持家庭的开支。姑母的侄女冯援（中共党员）认为我无家庭负担，就要我去代课，我欣然承担了下来。五月底，上海解放，我继续在晏摩氏女中代课，直至学期结束。暑假中，上海市政教育处（教育局前身）开办政治教育学习班，党组织安排我去学习。结业后被派到吴淞中学任教。
1953年1月，我调到上海市教育局，任中学视导员。3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得到多方面的锻炼；然而，因为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阅读历史学方面的书。
1956年秋，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开始筹建，所长李亚农通过上海市委调我任学术秘书。我于1957年初到所，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教育行政工作。
1959年1月下旬，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参加由毛主席秘书、政研室副主任田家英任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分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编写组。这套由郭沫若任总主编的史稿，原计划于当年国庆节前出版，是“大跃进”中浮夸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反映。实际上，前面几个分册，到1962年才出版，而且只是在高等学校范围内发行。至于我们这一册，困难就更大了。我们虽然一次又一次修改，稿子的质量逐步有所提高，但田家英不敢拿出去出版。1964年5月初，他对我说：“我在等两位主席、一位总理拿出一份党史提纲来。”这句话说明他是怎样慎重对待这个任务的。尽管如此，“文革”初，他被陈伯达、江青诬害，含冤而死，我们的稿子中因引用了尚未公开的档案，也被陈伯达作为田家英的罪行之一。我的卡片、打印稿都被抄走。
我借调到中央政研室的几年，三次随田家英下浙江农村作调查，特别是61年春在富阳调查一个五风俱全的公社和在绍兴柯桥所作的商业调查，对田家英参与修改“60条”是有价值的。然而就是这两件调查报告，在“文革”中被指为跟着田家英攻击“三面红旗”，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陈伯达垮台后得到平反）。
1964年春，中央决定将政治研究室扩大为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任院长，田家英在研究院没有职务。他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想在他领导的档案馆成立研究室，把我们编写组的一部分人调过去。他征求我和一位老同志的意见，我们都反对，表示还是在研究院好，业务上仍可归他管。
八月中旬，我调入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史组。全院研究人员凡一百三十余人，办了一个称为“学坛”的内部刊物。秘书长柴沫指派我和丁伟志、王忍之等为编委。后来批判吴晗时增加几个人成立大批判组，柴沫自己任组长。1966年春，大批判组遵照中央“二月提纲”的精神，写出两篇文章，分别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柴沫和我合作写的“论海瑞”于四月底交《红旗》编辑部。五月初，我们觉得批判的调子显然跟不上当时的形势，从编辑部索回原稿。五月九日，陈伯达到院召集“写文章的人”谈话，指责柴沫听中宣部的话写文章，“走田家英的门子”，不听他的话，搞“秘书长专政”，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事实上，重大工作柴沫都向他请示过，出了问题他完全推在别人身上，是他臭恶的伎俩。这以后，大会、小会批斗柴沫，我们也陪着被斗。柴沫被迫于九月初自尽后，王忍之、丁伟志等被戴上“柴沫一小撮”的帽子，我则进一步受冲击，着重审查我与钱穆先生及田家英的关系。1969年7月，我们到河北省汉沽农场的干校之前，我在受处分后被“解放”。陈伯达被揪后，马列主义研究院全体人员在北京举办批陈伯达的学习班。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终于全部推翻。
批陈学习班于1973年夏结束，研究院撤销。我被调到河北农业大学党史教研室，并未任教。
1974年1月，我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中国通史修改和出版物编审。这是我一生最后一次工作调动，在馆供职整整25年之久。1999年1月底结束返聘；办离休手续则在九年之前。现在是“司局级待遇”离休干部、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研究员。
我曾经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历代军事”分册顾问、多卷本《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北京市历史学规划小组成员和《北朝研究》顾问。
1976年11月，我作为中国考古博物馆代表团成员，访问罗马尼亚。1982年5月，为帮助长崎唐人馆筹建中国历代博物馆，我率历博代表团访问日本。1985年4月，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室主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威尼斯市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为历博编著的《中华五千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应邀代表历博去香港，向公众演讲，题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
25年之内，我在报刊上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凡二十篇，绝大部分是讨论两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我想出一本《两汉魏晋南北朝史管窥》的小册子，自已感觉实在太单薄，迄今犹豫未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