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图书馆

（一） 1929年冬，我任永康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在中央巡视员卓兰芳的指导下，我们作出了关于全面发动群众进行年关暴动的决议，提出“不交租、不还债”、“要地主退押、退佃、退钱”、“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国民党动派”、“打倒贪官污吏”、“取消不平等条约”、“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平分土地”等口号。同年12月，我在上海中央政治训练班受训，得悉永康年关暴动声势非常大。卓兰芳亲自领导。乡联乡，村联村，全都发动起来了。在上丁、下丁、木坦、古竹畈、可投应等四十四坑一带，由应金献②等人带领，大队人马，手持刀枪、梭镖、棍杈，奔向地主豪绅家里，烧毁田契，没收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在武义、东干方面，由吕思堂带领，袭击了东干警察局，杀了局长，缴枪十余支。在金坑、下位、三十里坑等处，有金丁亥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暴动。在柏岩、寨口、四十五六都，有吕岩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战斗。在这些地方，地主都逃往县城、杭州、上海。国民党反动派驻永康城里的军队，狗急跳墙，倾巢出动，对手无寸铁的农民，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捕，抓到就杀，还急电杭州请省政府派重兵“围剿”。永康全县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路少行人，孤儿寡妇增多，四处哭声不断，革命家属不敢在家留宿，亲人死了也不敢公开领尸埋葬。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转入低潮。 次年1月，我从上海学习结束回来，鉴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迅速举办短期训练班，培训党员干部，成为当务之急。2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党支部选派基层干部集训。训练班由我主讲，内容根据自己在上海学习的一些课程，先后办了二期。训练班结束后，我即去岩后应、可投应、可投胡、石柱一带工作，恢复了八个党支部的活动；又去永康县城找到应爱莲，通过她的关系，又恢复了南山沿、水公山等村的五六个党支部。 1930年3月上旬，我在四十四坑找到王振康，在新楼附近的狮子峰山脚组成了一支八九个人，几支短枪的红军游击队，后很快发展到五六十人，其中大半数是共产党员，永康中心县委将这支部队编为第一中队，由王振康任中队长。不久，我们又在西施一带，合并了农民起义的程人谟部，编为第三中队，有60多人，20多支枪，由程人谟任中队长，楼其团为党代表。同年4月，我到温州参加浙南红军的筹建工作。回永康后，根据中央指示及永嘉中心县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的决定，将永康、缙云的游击队组编为红十三军第三团。我到四十四坑找到王振康，将部队集中在木坦附近的一个山岙里，宣布红军游击队第一中队改编为红十三军三团一营，王振康任营长，楼其团任党代表。在四十四坑，又将程人谟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第三中队，改编为红十三军三团三营，程人谟任营长，党代表楼其团兼任。整编后的第一营有二三百人，八九十支枪。第三营有一二百人，六七二支枪。其他武器有鸟枪、抬枪、梭标、铁尺、木棍等。5月，永康的红军以及缙云、仙居的农民武装队伍，集中永康方山口祠堂整编，到会1500多人。会上宣布红十三军第三团正式成立，楼其团任政委，程人谟任团长。全团有各式枪支900多支、土炮四门、手提机枪四挺，声势浩大。反动军队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 （二） 1930年6月，我接到中共中央指示，要我作为永康中心县委代表去温州参加中共浙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我立即交代了工作，启程去温州。路过丽水宿夜时，正遇城内戒严，我被警察抓去关了一夜，后经同乡保释。我到达永嘉（今温州）的第二天夜里，永嘉中心县委王金娒书记划小船来接我，我们半夜到达了目的地。次日，换了一条小船，我上船时，船里已坐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二三个女同志。当天下午，船靠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庄，上了岸，原打算会议放在村边山庙里开，有人提出此地离城太近，不安全，又乘船转移，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刚离村上船，敌人就进村搜捕了。这时，我们正在船上，大家伏在船底，上面盖着篾席，很憋气，整整一天没吃饭，直到半夜，船停靠在一个僻静的小村边，我们上岸住在一幢新建的有20多间房的瓦屋里，这就是召开中共浙南第一次党代会议的地方。 第二天天刚亮，宁波方面的陈同志也到了。大家准备开会。出席会议的共25人，自6月18日到22日开了5天。预备会上，推选王国桢、陈文杰和我为大会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议首先由王国桢传达中央关于组建浙南特委的指示，并作了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报告；永嘉中心县委王书记作了关于永嘉中心县委所属各县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我汇报了永康中心县委所属各县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情况。经过大会讨论，通过了若干决议案，记得有：整顿党的组织和加强党的领导决议：整顿和壮大红军队伍决议；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等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南特委委员，我被选为委员，负责农运工作。会后，各领导成员分头下去进行工作。会议决定我先回永康，改组永康中心县委，事毕后，即回特委领导各县农运工作。 我去温州参加浙南特委会议前夕，在下宅小学召开了永康中心县委会议，决定建立苏维埃政府，徐英湖任苏维埃主席，王振康为军委。不久，徐英湖在四十四坑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牺牲，苏维埃政权也无形消失了。我于6月底返回永康时，反动派正四出搜捕共产党员，县委领导成员均分散隐蔽，我仅找到李立卓、楼其团，县委会无法召开。我就向李、楼二人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同时，对永康中心县委进行改组，选李立卓、王振康、楼其团为常委，金丁亥、陈和平为执委，李立卓任书记。胡有林担任特委与永康中心县委的交通。此后，永康大部分党组织又恢复了活动。全县约有党支部100余个，党员三四百人。吸取以往经验教训，党组织比以前更加严密了。 1930年7月，我与交通胡有林从永康返回浙南特委工作。 （三） 浙南特委联络站设在永嘉县（今温州市）城，当时，城内驻有省防军两个团，城内经常戒严，抓人，杀人。我党设在城里的联络站大都遭到破坏，仅剩下在朔门的一个南货店。我与特委联系都通过朔门联络站，每星期总要去联络站一二次。后来，这个站又搬到另一条街，仍开南货店作掩护。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城里找到几位同志，成立了党支部，从此，有事就找大家商量，工作不再单枪匹马了。 当时，浙南特委领导的区域是比较大的，它包括温州、台州、处州旧府的十几个县，永康中心县委所属的6个县，共有二十几个县，约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我在特委工作5个月期间，特委开过4次会。我参加过2次会，第一次是在离城20多里的农村，由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归来的王书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平时，特委对所属各县委经常有指示，主要内容有：要求各县全面发动群众进行秋收斗争；扩大红军组织；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条件成熟的地区，迅速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做宣传工作，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在特委领导下，浙南地区的党组织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红军队伍经过整顿，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也不断提高。在缙云、永嘉、玉环等地的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红军威望大震，引起了反动派的惊惶和恐惧，不断派重兵对红十三军进行疯狂围剿。不久，特委军事主要领导人陈文杰殉难，特委委员兼秘书金缄三被捕杀害，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形势再度趋向恶化。永嘉县城风声鹤唳，敌人三天两头杀我党革命同志。我和特委书记王国桢失去联系，交通胡有林也因叛徒出卖回永康送信时遭杀害。我在永嘉城工作极度困难，经济来源，先是典当衣物度日，继而无物可当，生计难以维持。正值此时，我被警察抓去，因为我是外乡人，又无职业，被视为可疑，后因无证据释放。我出狱后，走投无路，只身去上海找党组织。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党组织，就辗转在京沪等地。直到1932年潜回永康家乡，找到党组织，想不到回家第三天就被捕了。在狱中，受尽折磨，又身患重病。1933年春，我趁因病保外求医之机，脱离虎口，逃往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