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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
  1936年冬，张学良、杨虎诚被迫对蒋介石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杨把蒋介石抓了起来，史称“西安事变”。在事变发展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鉴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很多人缺乏思想准备，因而很需要引导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认识当时的形势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变化，从全局出发理解并自觉执行党的方针。所以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
  当时，有人担心地问道：“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诚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用，放了他，他会抗日吗？”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分析，说道：“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学良、杨虎诚两将军的抗日主张的。”
  接着，毛泽东打了个生动的比喻说：“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常言道：3岁黄牛18汉，你就堪称一条好汉了！哈……”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组织上为了照顾毛泽东的身体，特意挑选中央警卫大队的战士李长培去他身边做内务警卫。
  一天下午，毛泽东的内务班长王能坤带着李长培来见毛泽东。李长培第一次见毛泽东，心里怦怦直跳，他拘谨地站在门口儿，盯着毛泽东那宽阔的背影，不知如何是好。
  “主席，保卫局给你派来的警卫员同志现在来了！”
  “嗯，好！”听到班长的介绍，毛泽东忙放下手中的笔，合拢文件，转过身来，点头微笑，拍着椅子说：“坐吧，李长培同志！”
  李长培大吃一惊，我还没见过主席，可主席连我的名字都叫得出来了。他连忙并拢双脚，右手齐额向主席行了个军礼，并问候一声：“主席，您好哇！”
  “好、好、好。连队的同志都好吗？”
  “都很好！都想去前方杀鬼子！”
  毛泽东转过身子，含笑点头：“嗯，随便一点儿嘛，你们四川人爱说‘摆龙门阵’，我们不也是在‘摆龙门阵’吗？何须讲形式，快坐下吗！”毛泽东又将椅子向前靠拢，和李长培坐了个对面。
  “这么说，你跟朱老总是小老乡喽，你这位小老乡多大年纪啦？”
  “刚满18岁了。”
  “常言道：3岁黄牛18汉，你就堪称一条好汉了！哈……”两位警卫员也跟着一齐笑了起来。毛泽东又问李长培家中有几口人，是否有田地房屋，上过几年学……
  李长培告诉毛泽东，他全家6口人，一亩薄地，两间草房。6岁时娘就死了，靠父亲打长工为生。祖宗三代都没有上过学堂，只有他参加红军后才认识五六百字。
  “嗬，你成了你家的大秀才了！可秀才就不止认五六百字哟。恐怕至少要认五六千字才行啊！”
  在延安时，毛泽东常找林伯渠、吴玉章等几位老同志商谈工作。但是，这几位老同志与他又不住在一起，所以每次要商谈什么事，他都是亲自登门拜访。
  1938年冬的一个夜晚，刚吃过晚饭，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喊道：“王能坤，李长培，走，我们去看看林老的新居吧！”
  “主席，天色已晚，又在刮风，是骑马驱车还是改日……”没等警卫员说完，毛泽东打趣地说：“鼻孔换眼睛，何须骑马乘车咧！父母给了我们两只脚，不能让它失业呀！”
  于是，几名警卫员只好跟着主席上路。
  当时，林伯渠同志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刚搬进延安城南西山上新挖的一排窑洞。地点很偏僻，窑洞前山脚下尽是乱坟堆，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路可以通山上的窑洞。当天夜里，寒风剌骨，漆黑一团，几个人只带了一只光亮微弱的手电筒。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刚到西山脚下，突然听到“哇……哇”的几声怪叫，一个什么东西“噗”地从李长培身边窜边，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惊慌地朝前跑了几步。这时，毛泽东回过头来，“呵呵”地笑出了声：“你们怕鬼啦。”毛泽东一步退到大家后边，接过手电筒说：“有人传说这里出鬼，今晚我倒想看看鬼像什么样子！”大家顺着他的手电筒望去，只见一只野兔子惊断了魂似的，一溜烟地朝坟堆草丛里钻。毛泽东跟踩过去，差点儿一脚踩到了。毛泽东转身走近大家，又风趣地说：“太可惜了，今晚我们差点儿吃到鬼肉咧！”大家这才松了口气。一路上说说笑笑，穿过坟堆，又走过一条荒无人烟的山沟，东拐西拐，沿着那条小路，到了边区政府。
  1939年4月，中央党校招收新学员，李长培和翟作军将要离开毛泽东去党校学习。一天晚上，毛泽东叫炊事员多搞几个菜，叫李、翟二个一起到他屋里吃饭。
  席上，毛泽东请他们喝了汾酒，并一再勉励他们说：“你们二位在我这里很久了，也很辛苦，帮我做了很多事情。到学校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有了文化知识，将来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星期天没事，就到我这里来玩儿。”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满脸笑容地说：“三杯通大道！祝你们在革命大道上奋勇前进！”
  “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
  1939年初秋。延安马列学院。今天毛泽东要来作报告。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招来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要他们4人去杨家岭接毛泽东。
  马列学院离杨家岭10来里路。延水河上的一座桥处于这段路程的中点上。
  延水河桥头4个人愣住了：对面匆匆而来的不正是毛主席吗？是的，他的布鞋面上已蒙上了一层黄土。
  “你们4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毛泽东倒抢先搭话了。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邓力群回答。
  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
  毛泽东扬起手摇了摇：“这样做有点儿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毛泽东似乎很认真地说：“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个，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谁也没接话茬儿。
  毛泽东摇摇手：“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10里8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党的主席亲自去讲课，解决思想中存在的问题。不搞接接送送，这是延安作风。延安作风是一整套生活方式，它包括各个方面。客观存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是通过示范而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