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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前，土地约占总面积60％以上，集中在大小常主及小数地主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手里，而占人口绝大数的农民无地少地，靠租田为生。
  地租形式有定租制和钱租制。定租制：由业主确定租额，佃户按固定租额向业主交租。一般租额每百秧田（1.67亩）350～400斤价天平（合500～600市斤）为正产物65％。规定：大旱年，业主、佃户当面田头收割，如果稻田地面全白，稻谷尚青，收成之谷，双方平分，称为“上青下白重半掰”；若“上青下乌收全租”，则稍有旱情因而歉收，不得少租。钱租制：一般是常会田产，佃户向业主要先付租金，一般每亩金额为白洋5元，不论年景丰歉租金不变。
  民国16年（1927年），实行“二五”减租，定佃户之最高额为正产物50％，佃户依最高额减25％，实行租额为正产物的37.5％，故“二五”减租又称37.5％标准。由于业主多有撤田、变卖等情发生，业主、佃户纠纷发生甚多，其中有循叶娜阿秋，被地主告至国民党政府坐了监狱。民国18年（1929年），“二五”减租无法继续施行，佃户仍然原租额缴纳。农民生活困难，负担累重。民间有“放下镰刀即籴米”之谚。解放初（1949年）也曾向业主退租。“二五”减租，定佃户最高租额为正产物的50％，佃户依最高租额减25％缴租。
  解放后，农业生产关系经历了多次变更。
  ②土地改革。1950年2月，中央政务院颁布《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指示》。5月，进行土地、人口、租佃、阶级关系的调查。1951年春，土地改革全面展开，运动中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通过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划分阶级成份，分清敌我界线，没收地主的土地、房产、农具，分配土地、房产给农民，进行复查、颁发土地证等几个步骤，于6月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全村地主、富农不多，少数为中农、佃中农、贫下中农最多。分配土地时，分进户每人0.7亩，抽出户每人1.25亩。实行了“耕者有其田”。
  ③互助合作化。土改后农民要求组织起来，劳动致富。根据“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原则，以换工、调工形式，组织常年互助组和临时互助组。当时全村有互助组20多个，组成代耕组，为烈军属代耕。
  1954年，按土地，耕牛，大型农具折价入股，按土地、农具、劳动日分红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村里最早一个叫伟群社，社长周绍修、会计周德洪，有社员78户。
  1955年冬，批判“坚决收缩”方针，掀起办社高潮。
  合并建立桥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周绍修、副社长周岩锦、会计周德洪。入社农户，占全村99.9％，实行土地为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推行劳动定额，按件计酬。
  ④人民公社化。1958年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组成“一大二公”，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桥头周村属先锋（龙山）人民公社。下设管理区（桥下），实行组织军事化，按营连排编制；行动战斗化，生产劳动搞大兵团作战；生活集体化，吃饭不要钱，推行伙食供给制，大办食堂，大刮“共产风”。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直至1960年才开始纠正，1961年恢复区级党政，以乡为单位设公社，下辖大队、生产队。1962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保障生产队自主权，实行定额包工、评工记分，农业生产开始恢复。1966年，“四清”运动实行大队核算，并取消自留地，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增设政治队长，以评政治分取代按劳计酬，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70年代后期，试行“四定（定工、定产、定产值、定成本）一奖（增产奖）”的生产责任制，但仍不能根本上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
  ⑤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开始实行承包制的形式，以家庭为单位，按人落实责任田，联产承包。凡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上交集体公积金、公益金，剩下的己有，实行大包干。承包期三年，革除了“大锅饭”弊端，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1986年，当时村两委会负责干部，不顾第3生产队多数群众的反对和阻止，擅自批准第三生产队个别责任田承包户，将责任田调换给寮基（古山镇）村民建房，从此之后，将承包责任田擅自调换人建房之风渐长，不少人从中获了巨利，对此村民意见很大，非常不满。致使以后土地责任承包制的调整，造成了障碍和困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