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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土地主要为私人和公常占有。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无地少地，靠租田为生。
  地租有定租制、分租制、钱租制3种。
  定租制，由业主确定租额，佃户按固定租额向业主交纳，一般租额为正产物的65％。
  分租制，只有在佃户认为受灾歉收，不能照租额依纳之年，要求业主落田对分，其租额或三七、四六、对半，或倒四六分不等。
  钱租制，佃户向业主承种之前先付租金。每亩为4元、6元，最高为7元。不论年景丰歉，租金不变。租期多为一年。收钱租之田多为公田、学田、祀田之类。
  一般佃户，每年要送一只鸡给田主，叫做“田婆鸡”。
  地租还有田骨田皮之分。子孙需要钱用，把田卖给常主，并把田仍租给卖户耕种。常主称为田骨方，卖者称为田皮方。这种定租制要比正常的定租制低50％。
  民国16年（1927）实行“二五”减租，定佃户之最高租额为正产物的50％。佃户依最高租额减25％缴租，实行租额为正产物的37.5％，故“二五”减租又称37.5％标准。由于业主多有撤田、变卖等情发生，纠纷甚多。民国18年（1929）二五减租无法继续施行，佃户仍照原租额缴纳。农民生活困苦，负担累重。民间有“放下镰刀即籴米”之谚。业、佃纠纷经常发生。
  解放后，农业生产关系经历了多次变革。
  土地改革 1950年2月，中央政务院发布《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指示》。5月，全县开展土地、人口、租佃、阶级关系的调查；运动中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
  1951年1月中旬，河头村开展土改工作，在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下，通过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征收土地、房产、农具；分配果实，总结布置生产；复查、颁发土地证等几个步骤，于6月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例如雇农施章台、李方山、吴银溪、周岩森4户，每人分得土地0.7亩，房屋1间，还有家具、农具。
  互助合作 土地改革后，农民组织起来，劳动致富。村里涌现出“调工”、“变工％等多种形式的常年、临时互助组，土地仍归私人所有。有吕镜湖、陈云贵、吕炳炎、吕庆南、吕振金、刘海和等互助组。其中吕振金互助组被评为省优秀互助组，吕振金被评为劳动模范，曾出席省劳模会议；陈云贵互助组曾合资购置水车一部，并在出工时，大旗迎前面，组员跟后边；干活时，大旗插在田头上，犹如出征作战似的。
  1952年春，贯彻“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稳步发展”的方针和“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三大原则，开展农村两条道路，前途方向教育。
  1953年，由互助组转为初级社，土地入社参加分红。
  1955年冬，批判“坚决收缩”方针，掀起办社高潮。1956年5月，二分会、三分会合并成立农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为集体所有制，大型农具折价入社，实行记工评分，按劳分配。由徐献昌为党支部书记，吕炳炎为社长，吕庆南为副社长，吕镜湖为会计。全社户数421户，人口1076人，耕地面积836亩（其中包括自留地104亩），粮食总产量3836担。1957年冬，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执行劳动定额，按件计酬。
  人民公社化 1958年，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实行工农商
  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9月初，兴办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环城）人民公社。河头为城关管理区农丰生产大队，下设5个生产队。在生产上劳力统一调配，搞“大兵团作战”、“田头扎营”；在生活上推行伙食供给制，大办集体食堂和基本工资奖励。农丰集体食堂在棋五公祠内，食堂主任叶玉球。按劳力和非劳力发给定量饭票，每月每人发给3～5元工资。严重影响了农、副业生产。
  1959年3月，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
  1960年11月，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平调风”、“共产风”错误。并进行算帐退赔。
  1961年4月，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后，保障生产队自主权，实行定额包工，评工记分，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1966年“四清”运动中，再次出现急于过渡到大队核算的错误。并取消自留地，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增设政治队长，以评政治分取代按劳计酬，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70年代后期，试行“四定（定工、定产、定产值、定成本）一奖（增产奖）”生产责任制，但仍不能根本上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
  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1年冬，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家庭为单位，按人落实责任田，联产承包。凡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上交了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剩下为自己所有。农田可以自种，也允许转让他人耕种，但任务不变。承包期第一次合同为三年、五年，后来延期为十五年，革除了“大锅饭”的弊病，村民生产积极性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