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吴锦堂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故乡慈溪。是年吴51岁，刚过知天命之年。此时的吴锦堂，经过多年的商海历练，已经由当年一介农夫，一跃成为事业成功的华侨巨商。自此，吴锦堂把目光投向国内，开始在故乡修水利、办学堂，大兴公益，造福桑梓。除1887年因父亡匆匆回乡奔丧外，这是他第一次回国，但此前，吴锦堂并非没有机会，那么他为什么选择1905年呢？本文试图对此略作分析。
  清光绪八年（1882），吴锦堂离开家乡，得父老介绍到上海萃丰香烛店当店员，在苏州、上海间从事贸易，因其勤奋好学，初显经商才能。1885年吴锦堂与朋友辛君、李君集资千两，东渡日本长崎，从事进出口贸易。不久，转至大阪继续经营，不数年已累资十数万。光绪十六年（1890）迁往神户，以30万资本开设怡生商号，扩大贸易经营，并得到当地银行买办如蓝卓峰、郑雪涛等前辈的帮助，业务甚有进展。19世纪90年代，正值日本轻工业开始发展时期，在神户首先开展火柴制造业，当时廉价劳动力造成火柴成本很低，又由中国贸易商人大量输销中国，故颇发达。吴锦堂承销大量火柴，主要输往长江流域和上海方面，而广东帮的麦少彭则向广东和南洋方面推销。以后10多年间，吴锦堂、麦少彭与经营火柴业清隧社的日本人泷川辨三共同合作、协力经营，遂各成为神户经济界的重要人物。火柴对日本来说乃工业产品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则为日常必需品，故其贸易为相互所必需，而获利亦颇巨。另一方面，处于成长期的日本棉纺织业也甚为发达，棉花进口激增，棉纱出口亦多。于是，吴锦堂着手于中国棉花的对日出口事业。他在老家本来一直从事棉花的栽培，故对棉花具有相当的鉴别能力，这对棉花贩卖商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他既敏于商机，又辅之以行家里手，故生意蒸蒸日上，获利巨大。①
  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清国领事郑孝胥，于6月3日在中华会馆会见知名华商，晓以大义，约有半数华商归国。但怡和号、祥隆、广骏源、德新、义生荣（吴锦堂）、广同生等业主继续留在日本。”②据1893年和1894年的资料统计，在兵库和大阪的中国人数急剧递减，前者从1004人减至455人，后者从330人锐减至64人。③
  是年吴锦堂40岁，正当不惑之年。这是他面临的第一次回国机会，但是他选择了留下。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据户籍记载，吴锦堂的长子启藩出生于明治二十七年八月（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当年7月25日。而两国即将开战的消息在6月间已不胫而走，在日华商人心惶惶。此时，吴夫人已身怀六甲，行动极为不便。吴锦堂夫妇结婚多年，尚无子嗣，这对中国家庭来讲是一件人生大事。所以，这应该是吴不愿舟车劳顿、选择归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吴锦堂1890年迁往神户，那时他的事业正处于发展阶段，才开始在阪神地区崭露头角。1891年清驻日公使李经方、驻神户理事洪遐昌发起修建中华会馆的倡议，广大华侨纷纷响应募捐，短期内筹款2.6万日元，吴亦捐助300日元（表1），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如此，但与郑雪涛、麦少彭等实力华商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郑孝胥在担任驻神户理事期间（1893年4月3日-1894年7月30日），交往较多的是郑雪涛、蓝卓峰、朱季方等人，尚未注意到吴锦堂。郑孝胥在其“癸巳日记（1893年）”中曾提及吴锦堂，但主要是有关处理其与周庆钟的债务纠纷（吴锦堂控周欠款200元）。①郑雪涛、蓝卓峰和朱季方三人是中华会馆创建五董事之一，当时的吴锦堂在清政府驻日官员中的影响显然有限，对其是否撤离回国自然关注甚少。
  第三，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传统的禁海令和对华侨出入国境的诸多限制，准许华侨自由归国。规定：“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借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②这从法律上保证了归侨的利益，它以政令的形式明确肯定了归侨同国内人民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标志着清政府对华侨政策的重大转变。尽管如此，由于清政府机构尚不健全，管理海外侨商的机构尚付诸阙如，地方官吏往往视归国华侨为渔利的对象，视清政府的谕令为具文。因而，勒索之风并没得到根本扭转。在这种情况下，回国自然不是上佳选择。
  1894年8月1日，郑孝胥正式通知各国，因中日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居留清国人暂时委托美国副领事哈恩德保护。8月5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敕令第137号”的“居留清国臣民的管理条例”，要求居留清国人在20天内到府县知事处登记住址、职业、姓名。准许清国人留居日本，只要遵守日本法律，保证华商的商务契约继续有效。①这对于以经商为其事业的吴锦堂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在审时度势之后，吴锦堂最终选择留在日本，继续从事暂时清淡的中日贸易，反而获得巨利，据说财产多达数十万日元。
  甲午战争结束后，吴锦堂的贸易业随着日本棉纺织业的发达而变化。当时钟渊纺织兵库工厂于1896年投产，吴锦堂与该工厂经理武藤山治结成知己，承包该厂所需棉花的进口和其产品棉纱、棉布的出口。1901年钟纺脱离三井资本独立经营，吴应武藤之请，承购钟纺股票500股，成为第8位股票主。与此同时，吴继续从事火柴贸易，仅1902年输出火柴便近10万日元。此时他财雄一方，成为神户华侨中的佼佼者，而且热心华侨公益，深得侨胞信任，遂于该年获选为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理事长一职本系名誉职称，任期3年，例由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的代表轮流遴选，但他却连任两期，6年间为指导和援助阪神华侨而尽心尽力。②
  神户中华会馆是在清政府驻日外交官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建立后逐步成为迎接中国要人的场所。通过会馆，阪神华侨与本国官僚之间的密切交流得以加强，这对吴锦堂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光绪三十年（1904）2月，日俄战争爆发，吴锦堂继续输销棉纱和火柴。当时因战争火柴为军用必需品，得以大量销售，同时参加运输军需物资，亦获巨利。他甚至不惜巨资，购入1427吨的德国货船阿鲁号，改名锦生号，用以运输军需品。考虑到日本长期以来对外国侨民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近代以降，更针对中国侨民颁布了一连串的禁制规例。为了便于商务的开展，吴锦堂于光绪三十年（1904）加入日本国籍，但仍保留中国籍，成为双重国籍者，这对于吴锦堂的事业发展非常有利。
  由于日俄战争而得到巨大财富的吴锦堂，已经到了被称为财阀也不为过的地步。
  吴锦堂自1902年出任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以来，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华侨社会的领袖。即使在日本社会内，吴锦堂也以其不惜巨资救济灾害等举动而享有崇高声誉。此时的吴锦堂，可谓功成名就。
  与10年前相比，清政府的侨务政策逐步改善。由于国库支绌，清政府转向华侨寻求财源，其方法有募捐、鬻官、鼓励华侨对国内投资等，以争取华侨的支持。1898年，清政府严令沿海各省在海外华人贸易回籍时，应设法予以保护，不准关津胥吏及地方莠民藉端苛扰。1899年，清政府在厦门首设保商局，作为保护回籍侨民的专门机构。以后，沿海省份相继设立保商局。此后，商部和清政府一再颁令，要求各地方官员切实保护归国华侨，以吸引他们回国投资，并对渎职的官员进行惩治，这对于遏制敲诈和歧视华侨的风气是非常有益的。同年，清政府颁发嘉许华侨海外发展的敕谕。
  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推行其10年新政。1903年，成立商部，并大力在海外建立华侨商会；实行奖励“商勋”和“惠商”政策，提高侨商的政治地位。1903年底，商部奏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根据商人集股的多少，分别授予不同品级的顶戴或任命为顾问官、顾问议员等荣誉称号。商部设立之初，为打消华侨回国投资的疑虑，清政府曾谕令：“各埠华商人等，凡有因事回华者，其身家财产均责成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切实保护，即行妥订章程，奏明办理。倘有关津丁役、地方胥吏及乡里莠民藉端讹索，即予按律严惩，决不宽贷。”①华侨归国的国内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舆论一改防日、仇日情绪，迅速升华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学习日本的思想，进入了“通过日本学西洋文化”的新时期。1903年，张之洞拟订10条章程，用于奖励赴日留学，于是赴日人数急剧上升，出现了东游热。日俄之战，沙俄不敌日本，更激发了中国人学习日本、革新图强的决心。据实藤惠秀统计，1896年留日人数仅为12人；1902年增至500人；1903年达1000人；1904年为1300人；1905年猛增至8000人。②中国人日本观的变化和国内的社会舆论，使得已加入日本籍的吴锦堂可以放心地踏上故乡之行路。
  总之，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吴锦堂，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与1894年已不可同日而语。通过多年的奋斗，吴锦堂已是旅日华侨巨商、阪神财阀，拥有日本天皇所赐银杯、中日双重国籍，身兼三江公所理事长、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协理；头上有清政府所赐官衔，无论在日本华侨界，还是在日本社会，都享有令人尊重的地位。这一年，吴锦堂51岁，长子也有11岁。离家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一来告慰祖先在天之灵，二来为家乡造福。父亲当年的嘱托言犹在耳：“丈夫当志在显扬，耕作与商贾何择，方今天下大局关系半在通商，日后能发展商业，藉以上报君国，下济乡族，是吾志也。”①在东渡日本20年之际，吴锦堂终于踏上漫漫归途……

①山口政子：《在神华侨吴锦堂》，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严南堂书店1983年版；译文参照迟步洲：《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②陈德仁：《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八十周年纪念刊》附录第三部，《神户华侨编年史杂录》，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理事会1984年。 ③中华会馆编：《落地生根-神户华侨与阪神中华会馆百年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①劳祖德：《郑孝胥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3、374页。 ②丁凤鳞、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7页。 ①中村哲夫：《移情阁遗闻》，阿吽社1990年版，第49页。 ②慈溪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慈溪县志·人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3页。 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002页。 ②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51页。 ①山口政子：《在神华侨吴锦堂》，第263页；山田信夫编：《日本华侨与文化摩擦》，严南堂书店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