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曾经11次到过神户。第一次革命以后，他又7次前往神户访问。武昌起义后不久，神户全体华侨便热诚公开支持共和革命。1911年11月26日，他们组织了“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①11月28日，他们给清朝内阁打电报，热情表示支持共和政体的见解。②
  当时，吴锦堂是神户著名的华侨实业家，他领导着神户华侨社会，在他的带动下，“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都参加了“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但是，武昌起义以前，吴锦堂、王敬祥（福建人）等人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亡命政客，他们当时居住于神户。而对于孙中山，大概当时吴锦堂、王敬祥秘密有机会与之见面。武昌起义以后，他们对孙中山的态度为公开性的了，拥护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主要在财政工作上帮助南京临时政府。
  因为什么使吴锦堂对孙中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本文想从“吴锦堂财阀”的形成和各种经济、政治活动及其对孙中山态度变化的原因，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结论是，吴锦堂跟上海“宁波帮”的领导者——虞洽卿、朱葆三有密切关系，而“吴锦堂财阀”与“三井财阀”有一些同盟关系。武昌起义后，为了掠取汉冶萍公司的经营权，“三井财阀”利用吴锦堂和上海“宁波帮”人，而参与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而且帮助建立中华革命党。
  一、“吴锦堂财阀”的形成
  日本企业经营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修改了过去认为吴锦堂是一个旧式华侨商人，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家，股本投机家等看法，认为他是“阪神财阀”的重要一员（“阪神”是大阪与神户的简称）。①在日本，三井、三菱等财阀是中央性的，而“阪神财阀”是地方性的（参阅附表1）。“阪神财阀”共有16个控股公司，“吴锦堂控股公司”（日本名字是“吴锦堂合资”）排列第13席。②“阪神财阀”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结构，在生产经营和贸易等方面是各自为主的。从华侨资本转为“财阀”，在日本“吴锦堂财阀”是唯一的例子。“财阀”在经济上握有控股公司，在这个公司控制下经营各种产业公司，同时赖于经济力量，它又有一些政治的影响力。虽然“吴锦堂控股公司”于1925年才办理法律登记手续，但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他的公司经营项目和规模就已确立，不但从事贸易，而且投资于生产方面。可以说，辛亥革命前后，吴锦堂就已经从华侨资本家转变为日本“财阀”了。1904年，吴锦堂加入日本国籍，他的实业中心在阪神地区，所以日本企业经营史专家认为吴锦堂无可置疑地是“阪神财阀”的一员。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又是“宁波帮”的重要一员，他的思想里充满着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1900年，他向清朝政府买官位“花翎道官二品”，还给他的儿子吴启藩买了“举人”的称号。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的水灾之际，吴锦堂赈恤银3万两，因此，驻日公使和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之奏请，被赐予光绪帝手书的匾额。1911年，为浙江省宁波府慈北地方的水利工程作出贡献赐四品京官候补官位。①
  1885年，吴锦堂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宁波帮”的小贩，跟两个朋友带着1000两的老本到长崎的行栈“泰锠号”，从这以后开始日中贸易。他的贸易和输运业，主要是从事棉纺织业的生货和制品的进出口以及火柴的出口。
  1896年，“三井吴服店”（衣服、百货公司）经营的“钟渊纺织公司”在兵库工厂开始生产。总经理人武藤山治认为吴锦堂是个人格高尚的华侨实业家，他们后来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1901年，“三井吴服店”拍卖“钟渊纺织公司”大量股票的时候，武藤山治面托吴锦堂收买股票参加经营。吴买了500股，为第8位股东，担负董事业务。日俄战争之后，“钟渊纺织公司”发生股票投机事件，吴锦堂为了维护总经理人武藤山治的地位，再次收买了“三井公司”（“三井财阀”的控股公司）所保有的“钟渊纺织”股票4万张。吴锦堂因此而被叫做“股本投机家”，他们的主要实业目标是创建日中合办的纺织工厂。1906年，“钟渊纺织公司”在上海创办日中合营的“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名是“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这个公司生产绢丝、绢布以及棉丝、棉布。吴锦堂为开办这家日中合营公司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公司在中国的总经理是朱葆三，查帐员是王一亭。②
  火柴贸易是吴锦堂发财的第二渠道。1890年前后，吴锦堂从大阪市川口到神户，创办贸易公司“怡生号”，开始出口日本制火柴。当时，日本制造两种火柴，一是以黄磷为生料的火柴，制造时会发出有害的气体，低温下划火很危险；另一种是赤磷为生料的叫“安全火柴”。向中国市场出口黄磷火柴很便宜，一些日本人和一些华侨生产这样非人道的产品。而吴锦堂的“怡生号”与实业家泷川辨三和仪作父子携手并进，全力生产“安全火柴”。①
  20世纪之初，日本火柴的四分之三出口于神户埠。1907年在神户埠全部出口商品中，火柴占6.6％。②1902年，在神户埠出口的火柴总额6，760，907日元，华侨火柴贸易占40％左右（参阅附表2）。当时吴锦堂的“怡生号”仅占华侨火柴贸易总额的第7位，但第10位的“义生号”是泷川辨三和吴锦堂合办的。③第1位的“怡和号”总经理是广东人麦少彭，他是吴锦堂的盟友，他们都经办泷川父子制造的火柴出口业务。麦属于“广东帮”，向广东、东南亚出口，吴锦堂向长江地区出口。第14位的“复兴号”总经理王敬祥，属于“福建帮”，1911年被选为“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主席。神户华侨大部分从事贸易，他们在中国、东南亚占有专门市场。1911年，神户有很多华侨贸易公司，向日本政府上缴营业税30日元以上的公司有77个。④吴锦堂既入日本籍，因而不列入这个名单。1926年，神户市商工科编《神户外国商馆要览》一书中，总计有22个华侨贸易公司，而其中仅有3个公司是1911年的77个公司中继续生存下来的。⑤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策下日本贸易公司，例如“三井洋行”（日本名是三井物产）极力扩张商务力量；另一方面华侨贸易公司是个人性质的小企业，有的人发了财便返回故里。留在兵库县的中国人，1911年是1269人，1926年是5653人。从中可见，虽然华侨人数增长，而华侨贸易公司却减少了。这个情况变迁很重要。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势力，很多日本人加入贸易业，华侨贸易商人本来占据的主要地位被逐步代替。关于神户华侨社会的变化，有日本人说：“大正（民国）初年以来到近年，贸易商人退步了，而工人阶级壮大。①
  学术界一般认为华侨资本有商人性、个人性、浮动性，要转变成产业资本非常困难，而吴锦堂的经营规模比一般华侨贸易商大得多，终于转变为产业资本家。与吴锦堂志趣相投的日本朋友是武藤山治和泷川辨三，他们与吴锦堂实业思想虽不一样，可是他们同有振兴实业、救国救乡人、反对欧美实业专利的思想。他们欲振兴亚洲的实业，促进日中经济贸易联合，打破欧美垄断市场的局面。②这些共同的思想使他们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所以吴锦堂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收买1427吨德籍的轮船，改名“锦生号”，参与军需运输，并从中获得了巨利。他依据这个巨利，可以转变成产业资本家。
  吴锦堂在哪些产业部门投资？他投资的第一产业部门是水泥工业。1907年，吴锦堂于兵库县尼崎创办“东亚水泥股份公司”，股份金总额为50万日元，股票总数一万张。现在已难于找到创办时期的营业报告书，但是，1909年以后的营业报告书却被保存下来。据记载，总经理人是田冈典章，董事是泷川辨三，兼松房次郎、川西清兵卫，查帐员是松方幸次郎、麦少彭、吴锦堂。第1位股东是吴锦堂父子，他掌握着经营实权。③董事和查帐员都是神户实业界中有权势的人。松方幸次郎是著名政治家松方正义的第三子，参与“川崎财阀”的经营，同时他又是政治家。因为水泥工厂开办造成粉尘公害，所以附近的地主和佃户上书兵库县知事（县长），请求取缔这个工厂，可是兵库县知事仍准其开办。①据我看，因为神户实业界有力人士参加东亚水泥公司的经营，而且这个公司跟神户瓦斯公司有密切关系，所以兵库县知事准许其开办。生产瓦斯时有副产品焦炭，可以作为制造水泥之燃料。神户瓦斯公司，在1900年泷川辨三参加经营以后，发展很顺利。1911年，松方幸次郎为总经理，常务董事是久保正助，董事是泷川辨三和兼松房次郎。除久保以外，他们都有东亚水泥公司的股票。吴锦堂也收买了神户瓦斯公司的股票，他们互相援助，互相提携。②
  吴锦堂投资的第二产业部门是棉针织工业。1911年，创办“大阪棉针织股份公司”（日名是“大阪莫大小纺织株式会社”），吴锦堂和长子启藩占第2席股东并为查帐人。吴氏父子有1万张股票，约占总量的10％左右，比他们持有的3000张东亚水泥公司的股票多7000张。当时日本的1张股票价是50日元，他们有大阪棉针织公司股票50万日元，东亚水泥公司股票15万日元。这个棉针织工厂规模很大，有近代的机械设备，拥有1000个工人，经营成绩很好。1918年，股东股息年率为30％。③在棉纺织业中，吴锦堂还购有其它公司的股票。1912年，他买了“内外棉股份公司”股票90张，1921年再次购买750张（排该股份公司第67席股东）。股票投机事件以后，他还掌有钟渊纺织公司股票4460张（第8席股东）。④
  在火柴业，吴锦堂与泷川父子有极为密切的合作关系。1916年，泷川父子将他们分别经营的企业合并，创办“泷川磷寸股份公司”（“磷寸”在日语中是火柴的意思），1917年改名为“东洋磷寸股份公司”，有31家制造工厂，约有5000工人，当时，这是亚洲第一大火柴公司。因为现在没有“东洋火柴”公司的营业报告书，无法知道泷川父子及吴锦堂等股东所保有的股票数目，股东席序号。但我们知道这个公司股金总计是300万日元。①据各种情况分析，可以认为吴锦堂在火柴生产业中也有相当的投资。
  综上所述，吴锦堂在日俄战争中参与运输业，从中获得了巨利，并且主要在棉纺织业以及水泥生产、火柴生产部门投资，使其从一个小贩变成日本“阪神财阀”的一员。因为没有原始史料，我们不能详细了解其持有股票细目，但其控股公司的股本总计是494万日元，规模相当大，比之“川崎财阀”（川崎总本店）的650万日元相差不多。然而其实业中心不但在阪神，而且还在上海；他不但是日本资本家，而且主要是“宁波帮”一员。
  二、上海“宁波帮”和吴锦堂
  上海是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批被辟为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及金融中心。②“宁波帮”就是指宁波府辖治下的鄞、慈溪、定海、奉化、镇海、象山等县籍的同乡在上海的组织。1897年开埠以前于上海建立的宁波同乡会馆“四明公所”是他的前身。开埠以后，以从事钱庄业的方氏一族为主力，把乡里的青年接到上海，向他们传授商品知识，让他们参与商业活动，形成有力的经济同乡组织。
  1897年以前，即盛宣怀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未设立以前，“山西帮”几乎独占国库金融利益。①当时，“宁波帮”主要是依靠“山西帮”的贷款经营钱庄业。“山西帮”的贷款被称为“长期”。“宁波帮”的钱庄自己也发行“庄票”，这是一种期票，可代替现银流通。开埠以后，外国银行得以在中国进行金融活动，他们接受“宁波帮”钱庄发行的“庄票”，并向他们发放名为“折票”的短期流动资金。这样，“长期”和“折票”在客观上加强了“宁波帮”的金融力量。“宁波帮”又独自进行“过账”制度，并且使用新的电讯手段，参加洋式新产业的经营。这样，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金融业中“宁波帮”的金融知识水平逐步超过“山西帮”。“宁波帮”以富有人才著称，他们很重视这一点，不断地给有才干的同乡青年们提供贷款，使他们有充分的力量经办各种实业。吴锦堂、虞洽卿等就是赖于这种同乡的支持而获得成功的。“宁波帮”还向外国银行担保推荐有从事实业能力的人才，使他们成为“买办”，外国银行的势力越发展，“宁波帮”“买办”的力量也越得到加强。
  西里喜行先生将上海实业界中有经济实力的宁波商人，按他们的发迹历史分为三种类型②：
  第一，上海开埠以前，就已从事商业，开埠以后，再扩大经营规模而致富的商人。例如，镇海县方氏一族，开祖是方介堂；慈溪县董氏一族，开祖董棣林。
  第二，开埠前后去上海，开始只在同乡人商店中做徒工，白手起家，逐渐实业致富的商人。例如，镇海县李氏一族，开祖是李也亭；镇海县叶氏一族，开祖是叶澄衷；虞洽卿，来自镇海县龙山镇；宋炜臣，镇海县人；朱志尧，奉化县人；朱葆三，定海县人。第三，随洋务运动的风潮，辞官转办实业致富的。例如，周金箴，慈溪县人；沈敦和，鄞县人；盛炳记，镇海县人。
  美国学者肃赞·曼·琼斯说：“1870年以前，在上海实业界任何人没能反抗方氏一族的权势”。①而1897年以后，第二类型的实业家的经济领导力量渐渐超过了第一类型的实业家。1897年，盛宣怀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宁波人）任总董事，“宁波帮”加强与鄂籍大官僚的关系，1905年改名“中国商业银行”是年该银行向上海各钱庄贷款1593万两，1906年，其贷款总额达2230万，两。清朝政府也曾于1905年3-5月，通过中国商业银行以上海道库的“库平银”450万两向上海各钱庄贷款。到这时为止，除外国银行的“折票”以外，上海钱庄资本家又可以运用清朝国库的流动性资本。1904年在改组1901年创立的“上海商业会议所”为“上海商务总会”时，宁波人朱葆三被选为总理，成为“宁波帮”的中心人物了。
  1898年，发生了四明公所案，为反对法租界当局暴政，“宁波帮”的商人、工人举行罢市罢工。虞洽卿帮助罢市罢工的领导者沈洪赍，与法租界当局谈判，为这次罢市罢工的胜利做出了贡献。②虞洽卿还帮助沈洪赍改革方氏一族领导的四明公所，使其成为“民主的”四明公所。③朱葆三、虞洽卿等从事买办业，但不能因此就断定追随帝国主义的利益。一为买办就称其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是片面的。④他们持有自己的资本，据“契约”参加外国银行、洋行的业务。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与那一个外国银行、洋行发生或改变经济关系。①比如，虞洽卿曾将金融业务华俄道胜银行转向荷兰银行。虞洽卿虽是买办资本家，但他为了帮助同乡人而开办民间银行、民间企业。最初是在1908年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四明银行），1909年又开办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宁绍公司）。当时，中国的银行是官督商办，唯有四明银行一家是民间经营，主要是服务于同乡人的银行。四明银行的主要出股人除虞洽卿外，还有李元书、周金箴、陈子琴等。李元书属于第二类型的李氏一族，周金箴属于第三类型。
  1906年，虞洽卿赴日，参观了日本的实业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丁日初、杜恂诚两位先生说：“以此为转机，他一生中新的发展时期便开始了”。此次访日，他面晤了吴锦堂。1906年8月15日，“钟渊纺织公司”和“宁波帮”设立日中合办的“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朱葆三为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人，总资本金为40万日元。②“钟渊纺织公司”属于“三井财阀”系的一个旁系公司，所以“三井财阀”与朱葆三还有不少关系。为了发展中国的养蚕技术，1905年吴锦堂在家乡创办了蚕技学校，而“锦堂学校”和“上海制造绢丝公司”一定有密切的关系。此外，他还办了两项重要事业，第一是于1909年帮助虞洽卿创办了“宁绍公司”，第二是于1910年与虞一起设立了“三北赈灾会”。“宁绍公司”是虞领导下的“宁波帮”共同经营轮船事业公司。关于“宁绍公司”创办时期的情况，虞说“慈北吴锦堂先生尤力赞其成”。③
  可见，1906年以后，吴锦堂与“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如虞洽卿、朱葆三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13年，吴锦堂的长子吴启藩和虞洽卿的一族虞成恺的女儿彩莲结婚。在民国时代，还以侄子吴启鼎名义收买了矿山权，在上海开办“浙江商业储蓄银行”。①
  如上所述，日侨财阀吴锦堂无论在思想上、经济上，还是在亲族关系上都与中国、宁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是“阪神财阀”的一员，而且也是“宁波帮”、“浙江财阀”的重要成员。
  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
  武昌起义以前，吴锦堂积极帮助立宪派，而1906年以后，帮助中国同盟会员杨寿彭的革命活动。日俄战争后不久，铃木久五郎想收买“钟渊纺织”公司的股票，篡夺经营权，吴锦堂为了防其篡权，投下巨资。1906年，铃木由宫崎滔天介绍面晤孙中山，敬赠10万日元，这一插曲很有名，所以吴一定会知道孙中山的名字。据吴锦堂与杨寿彭的关系，可以断定杨寿彭是代办孙中山的对日工作的，而且是孙中山的政治秘书。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募革命运动经费等活动，对武昌起义他没预闻。悉武昌起义发生的消息后，孙中山从纽约抵达伦敦，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与四国银行团和英国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他们都拒绝了。他自伦敦取道巴黎归国，在巴黎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举行会谈，要求能贷款给革命政府，又遭到了拒绝。②这个时期，孙中山给日本人写信要求帮助革命政府。③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到香港，与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会晤，跟他们一起去上海。在船上孙中山与山田商量向三井洋行借款。当时，山田纯三郎是满铁公司驻上海派员，在三井洋行上海支店。①
  三井洋行在武昌起义之后，为了利用革命政府扩张权益，决定帮助孙中山建立政府。我想三井洋行对孙中山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宁波帮”人朱葆三、虞洽卿等向革命党人做工作；二是向日本政府和横滨正金银行建议贷款给孙中山的政权，达到使革命政府承认汉冶萍公司日中合办的阴谋。
  “宁波帮”为了取代“山西帮”在金融界的实力，朱葆三及虞洽卿在财政、政治上帮助陈其美建立上海都督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做出了不少贡献。而虞洽卿对江苏都督程德全工作又很重要。②程德全致电各省都督，首倡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③
  三井洋行社员森恪，于1911年11月武昌起义之后，以三井洋行的命令归国。在益田孝、山本太郎主持下，他参加对孙中山的工作。1911年12月29日，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及森恪由宫崎滔天和山田纯三郎介绍与孙中山会见于上海。④这以后，革命政府和三井洋行交涉了两桩借款协议。第一件是关于30万日元的军机借款交涉，这个交涉于1912年1月24日互交合同书，达成了协议。这个合同书是三井文库所藏的珍贵档案，译文如下：
  证
  此次，三井洋行上海支店由黄兴、朱葆三、陈其（原件误作“基”——译者）美、王一亭、宋教仁、张静江等联带责任，已订立向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放款三十万日元的合同，为履行合同，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代办人——内田良平和三井洋行之间，订立合同如下：
  第一条三井洋行依据其上海支店已订立了合同，对内田良平要交给三十万日元。
  第二条内田由三井洋行一定要收买在别的一张纸上所载军机类。以第一条所定三十万日元的放款要交付其价款（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一日元），收下其余四万九千五百七十九日元。但是关于给收款额更交给收据证。
  第三条关于放款三十万日元，从合同成立之日到清偿之日，（中华民国政府）开支年率八分五厘的利息。
  此合同有两份，各有一份。
  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三井洋行总经理人
  （三井洋行印）
  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代办人
  内田良平（印）
  三井文库还有三十万日元之收据证及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一日元之收据证。①
  第二件借款交涉，是《三井事业史》中被写“五百万日元借款”问题。武昌起义以前，已在三井洋行和汉冶萍公司之间有日中合办交涉，但未能缔结协定。盛宣怀因惶恐革命形势发展，希望去日本神户继续交涉。①1912年1月3日，他到神户市郊外盐屋街（在须磨和舞子之间）的东方饭店。②关于盛亡命日本，日本报纸记者说：“又闻在神户之中国人倚盛立身者颇不乏人。盛至神户后，恐须谋于此辈，营菟裘于须磨明石之间也。”③吴锦堂掩护了盛的留日生活。④吴锦堂和王敬祥与三井洋行、横滨正金银行的人员向盛说服，叫他赞同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五百万日元的借款。”1912年1月29日，横滨正金银行驻上海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去神户会见盛，拟定了汉冶萍公司日中合办暂定契约。之后，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由三井洋行拨款200万日元交给孙中山的代办人。现在没有这个200万日元收据证，但是，孙中山对参议院咨复文中写过收到200万日元的事。⑤2月2日，孙中山和黄兴与三井洋行起草合同（这个文件还是重要档案，现在没有原件，但是三井文库有复制件）。全文与日本外务省保管文书中该文件大体上一样，可是，三井文库所藏文件有孙中山和黄兴的亲笔签名、职务、年月日及印章。在《日本外交文书》上没有签名等之项。三井文库所藏文件用“三井物产（三井洋行）上海支店笺”，所以这个文件跟原件一样的。
  关于革命政府和三并洋行的两桩借款协议，藤井升三，全汉升先生已略述。①这个汉冶萍公司日中合办暂定合同后被放弃、不成立了，但我们要注意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窘迫是孙中山让位之一个起因。②吴锦堂对上海都督府财政部曾捐钱，这与他和上海都督府财政部长朱葆三密切地联携有关。③
  1912年，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成立，吴锦堂为支部长。次年2月10日孙中山经过神户，3月13日，再次到神户，3月15日访问吴锦堂的别墅“松海别庄”（在神户市舞子滨）。第二次革命之后的8月9日及1916年4月29日，1918年6月11日、6月23日，又多次访问神户。1924年11月24日，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访日，在神户逗留了7天。11月28日，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泷川仪作主持，于县立神户高等女子学校礼堂，召开孙中山和宋庆龄讲演会。孙中山讲演的题目就是著名的《大亚细亚问题》。这次讲演是孙中山与日本之关系的一大总结。泷川仪作是吴锦堂的老朋友，他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后年，他自行付印了《大亚细亚问题》讲话，宣传日中友好的精神。神户实业界欢迎孙中山是与“吴锦堂财阀”及王敬祥等在神户华侨紧密联系神户实业家的情况有关系。
  四、结语
  吴锦堂不仅是一个贸易商人、一个富豪、一个股本投机家，还是日本地方性“财阀”，经营各种产业公司，又有一些政治的影响力。而“三井财阀”与“吴锦堂财阀”也有不少关系。吴锦堂与“宁波帮”中有实力的买办资本家也有密切地联携。“三井财阀”为了对中国掠取权益，利用山田纯三郎、宫崎滔天等孙中山的老朋友，并联携“宁波帮”人的朱葆三、虞洽卿、吴锦堂，而对日本中央政界工作，在上海都督府及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中起了作用。“宁波帮”中有实力的资本家跟吴锦堂一起，为了加强它的金融实力，主要在财政方面给孙中山有一定的帮助。当然，这些帮助远远不能满足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财政确立。
  “吴锦堂财阀”经营的企业大都是日中合办的，两国的经济关系越互助，它的企业经营环境越有利。它是地方性“财阀”，所以对日本中央政界没有政治工作的力量。1926年吴锦堂死去后，在日本它的企业经营环境逐渐恶化，20世纪30年代后，它的“财阀”活动被停止，1945年以后其“财阀”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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