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一、序言
“华侨”这个词，因理解的角度不同有多种定义。本文按其字意解释为：移居国外谋生，并与中国继续保持一定联络的中国人（不论国籍）。他们属于原住国和移居国两个社会，在那里他们体验了什么样的文化摩擦？又如何应对？本文将对此进行考察。
纵观整个华侨的研究得知：一般研究模式是华侨资本仅停留在前期商业资本阶段，未能转化成产业资本；以往的一般研究方向是强调其社会集团形成原理的后进性和封闭性。结果实质上缺少了什么事情、如何变化的社会特征，缺少了从内涵上历史地、系统地研究同化非同化等社会问题的观点。因此，要从华侨输出国——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进行总体研究，就必须知道各个华侨的社会、文化背景。即追溯到他的祖国，分析和研究他的出生地的背景与移居地的相互关联性、适应性和非适应性，以及移居后的社会变迁、在移居地的领导地位等，以此勾画出更具体、更全面的华侨形象。根据以上观点，本文纵观侨居神户华侨吴锦堂的出身地社会经济背景及此以后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勾画出一个日本华侨的人生历史。
本文中的吴锦堂，清末民初在神户从事贸易活动，并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当时的日本华侨社会中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出生地——宁波，也是清末民初活跃在上海一带的浙江商人（宁波商人）的发源地。因此，吴锦堂的活动轨迹，也可以看成是宁波商人发展的一个类型。另外在侨居地神户，不用说在华侨社会中，即使在日本人社会中，经济上也处于领导地位。他的人生轨迹，从社会变迁方面看，至少也是一个上升的典范；从历史的角度看，他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和地位属于特例，不能仅此就马上构成一个普通华侨的形象。不过许多华侨都因他的领袖才能，才追随他的。而且正是由于其领导能力，才受到其他华侨及社会各方的推荐。
二、吴锦堂的经济活动与其背景
吴锦堂于清咸丰四年（1854）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东山头村，是在家务农的吴麟初的长子。本名叫作镆，锦堂是其号，后来也用作商号。
出生地宁波在上海港开放之前是长江下游的惟一对外港口，从古到今都是一个繁华之地，处于连接中国南北两地沿海贸易的中枢位置。从古代起就是对日、对朝的贸易港口。自宋代设立市舶司（译注：宋、元、明初设置的，监督对外贸易和征税的税务机关）之后，就成为南海的贸易基地。它的商业圈，北至华北的牛庄、胶州，甚至到达遥远的海参威；南经福建、广州，到达新加坡、苏门答腊乃至锡兰（译注：现在的斯里兰卡）。日本也通过勘合贸易（译注：“勘合”本为验证、核对之意。勘合贸易是指通过核对符牌来进行的贸易。明朝政府向当时日本政府——室町幕府发放这种勘合符，来遏制倭寇和私下贸易）、辨铜贸易等形式加入了这个商业圈。此外，宁波自古以来就出了很多科举及第者，文化上也处于较高的地位。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向商业地带移居的现象。吴氏移居日本也处在宁波商人移居国内外系列的延长线上。此后宁波也因南京条约的签订，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为五大开放港口之一，许多欧洲船只云集宁波，宁波的商业贸易因此而发达起来。那时，宁波商人仰仗着称之为“钱庄”的独立金融网络和称之为“信局”的电信制度，以及称之为“过账制”的、不挪动现金只凭账单进行借贷的商业技术，开始逐渐强大，继安徽商人、山西商人等地区性商人集团之后，活跃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不久就成为浙江财阀的中坚力量，主宰着中国的经济。有关活跃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的研究，首先有根岸佶先生对属于同乡集团的四明公所进行研究的《上海四明公所》，其后有苏珊·安·琼斯先生分析研究这个系列的《上海的宁波帮与财阀集团》。另外还有西里喜行先生的《清末宁波商人》等。据西里喜行先生说：宁波商人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移居到了惟一的安全地带——上海租界，并通过钱庄业和买卖贸易发了财，又以同乡团体会馆——四明公所为中心形成了宁波帮。随着对外贸易中心从宁波向上海的转移，宁波的所有工商业都开始往上海转移，富商们成为了工商业的领导人。西里喜行先生把这些活跃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分成了三种：第一种是港口开放前来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开放后趁着贸易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产的人；第二种是在开放前后孤身来到上海，从店员开始做起，独立积累资本的人；第三种是由清朝政府官僚摇身一变转为商人的人。吴锦堂属于第二种人。
这些富有的宁波商人，不单单控制着四明公所和宁波帮，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带来的现代化，集结上海的资产阶级于1901年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并形成该会所的领导层，左右着全上海的经济。这个商业会议公所后来改名为上海总商会，但是领导权仍旧掌握在宁波商人的手中。此后，宁波商人改组钱庄资本，建立了浙江籍诸银行资本。以此为背景形成了浙江财阀，控制了全中国的经济界。山上金男先生的《浙江财阀论》对这段历史作了明确的阐述。
在宁波商人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吴锦堂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
关于吴弃农从商的经过，有这样的传说：吴氏二十七八岁那年，慈溪发了大水，田地全被淹没。二弟对长兄吴说“你要是不干活，全家人就活不下去了。你外出找活干吧！”于是，经乡里前辈徐孟彬老人的介绍来到上海，在一家香烛店供职。吴没有忘记徐老的恩情，让自己的长女与徐老的儿子结婚，加以回报。在这次外出从商之际，吴父对他说“应该发扬大丈夫之志。在农和商之间选择其一。如今天下大局的一半与经商相关。他日你若能商权在握，上报效国家，下救助乡里，那就是我的期待了。”在这句话中，看不到中国人轻视商人的那种传统观念，而认为有能力从商，为他人服务，就是大丈夫之志，从而积极地肯定了商业。这种价值观和社会观是宁波资本家辈出的一个背景，吴锦堂在这个价值观的支配下，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
如前所述，在同乡的推荐下，他在上海的一家香烛店当伙计，在苏州与上海之间跑买卖，学会了基本的商业知识。他非常勤奋、热心好学，发挥了他的商业才能，所以很多商店想聘请他。吴锦堂在上海期间掌握了商业技术，结交了商界朋友，也构筑起资本积累的第一步。
在中法战争后的经济不景气中，吴锦堂意识到中国经济已走进死胡同，于光绪十一年（1885）会同辛和李两位朋友，共携1000两资金来到长崎。可以说他们是沿着宁波辨铜商人（指江户时代拥有中日贸易特权的商人）的长崎交易路线走进日本的。
吴等人在长崎贩卖土布赚钱，进而在长崎和神户之间跑采购兼运输，赚取十分之一的佣金。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资金增加了5倍，并进入大阪市场。在大阪经营杂货，收购海产品销往中国，再将大豆、豆饼运进日本。吴移居大阪的时间，几乎与大阪的浙江、江西、江苏同乡团体——三江公所的成立时间相同。
日明治二十三年（1890）左右，吴移居神户，募集资金30万成立了“怡生商号，”经营杂货。在他的神户时代初期，得到广东籍蓝卓峰、郑雪涛等银行买办和老一辈贸易商的金融（汇兑等）以及其它各方面的资助。这是一种新动向，它打破了华侨之间那种局限于同乡团体，不同籍贯之间严重对立的局面。明治十年（1877），清政府在神户设立了大清国理事署，想以一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来统一掌握华侨，试图通过阪神中华会馆的创建，来推动华侨的统一，上述新动向就是对大清国政府这种推动的一个响应。
明治二十三年（1890），三江帮、广东帮、福建帮协商决定创建阪神中华会馆。以驻日大清国大使的捐款为契机，阪神众商捐了款，横滨、长崎、函馆的中国人也捐了款。该会馆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建成。据“创修阪神中华会馆记”记载，吴当时的捐款为100日元，处于660名阪神华侨众商人中的第40名左右，绝对算不上什么核心人物。但在发起修建神户关帝庙（创建于明治二十五年）的议案中，成为核心捐款人。吴的存在从这时起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明治二十年代（译注：1887-1896）是日本轻工业的草创时期，在神户首先兴起的是火柴制造业。神户的火柴业开始于明治十年，依靠人员低薪的低成本以及依靠中国贸易商的出口，扩大了消费，迅速成长起来，其中成长为大型火柴公司的有泷川辨三经营的清燧社。
吴锦堂从明治二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接手泷川的火柴买卖，主要销往长江流域和上海地区。当时在上海设立了义生洋行，杜炳卿为经理。同样，负责广东、南洋方向销售的是广东帮的麦少彭。麦、吴、泷川三人在那之后的10余年间共同经营，成为神户经济界的重要人物。火柴工业是日本工业产品的起点，由于火柴在中国是日常必需品，所以必然带来相互贸易，利润巨大。但是当时的火柴容易受潮，如果长期滞留，会变得不耐用，所以把握进出口时间至关重要。吴的经营额并不算最高，但众多火柴商追随他从事该买卖，足以证明吴锦堂具有敏锐的商机洞察力和确切的信息来源。
日本经济成长期轻工业的另一个主力产业是棉纺织业。吴锦堂就致力于棉花的进口。他的家乡是棉花的产地，他对棉花颇有鉴别能力。这种鉴别能力，是棉花经营商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
到这为止，可以说是吴锦堂原始资本积累期。
明治二十七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刚爆发，日本政府就出台了在日华人劝返令，在神户居住的大部分华人返回国内。在这段时间里，吴仍继续进行为数不多的中日贸易，获得巨额利润，积累了数十万日元的财产。
以甲午战争为界，日本对华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谷物进口和食品出口，转为工业原料进口和工业产品出口。吴的贸易活动也随着棉制品工业的发达而变化。
明治二十九年（1896），钟渊纺织兵库工厂开始投产，吴锦堂结识了这家公司的经理武藤山治，并承担了这家工厂的原料棉花进口和成品棉线棉布的出口。
钟渊纺织原本以吴服店三井的资本为主建立的，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经济波动和不景气中，三井公司最后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直接插手经营。此时，吴在武藤山治的劝说下，购买了500股钟渊纺织股份，一举成为持股数高达第8位的大股东。这是吴锦堂投资股票的开始。
明治三十五年（1902），吴锦堂任阪神中华会馆的理事长，名副其实地成为阪神华侨的核心人物。这个阪神中华会馆的理事长是从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的代表中选出而被任命的一个名誉职位，实行3年任期轮番制度。他从这年开始，连任两届。在任职期间，他尽心尽力地指导和援助阪神华侨。
明治三十七年（1904）2月日俄战争爆发，战场在中国的北部，与中国北方的贸易因此不振。然而，对以中国中部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吴来说，是一次绝好的发财机会。
他首先和盟友麦少彭各捐献2000日元的军资，更呼吁华人社会结成报国恤兵会，共筹1.23万日元的军资呈交日本政府。另外，他还认购了1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并呼吁同仁总共认购了45万日元。进而联系中国本土的商人，继续出口棉线和火柴。火柴是军队的必需品，所以销售量较大，又附带运送军需物资，获得了巨额利润。吴买下1427吨的阿鲁号德国船，改名为“锦生号”运输军需物资。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后，吴锦，堂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11月25日，加入了日本国籍。这是为避免军事产业上的麻烦而采取的措施，难以将这一现象看成他自身已同化到日本社会中。在他之前，盟友麦少彭已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加入了日本国籍，与泷川辨三的义子仪作合作，经营清燧社的火柴工厂。这个时候，虽然清朝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入外国国籍的圣旨，但实际效果甚微。
日俄战争结束后，发生了使吴锦堂名声大振的独特的钟纺股票买卖事件，即所谓的“铃久事件”。受战后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每股跌至27日元的钟纺股票，因扑茨茅斯条约的签定带来的企业热而升至每股60多日元。为此，拥有8万股中6万股的三井公司决定首先出售4万股。当时，吴锦堂接受了武藤山治的建议，买下这部分股份。为此至少需要250万日元的资金，足以可见吴锦堂的实力。此后不久，钟纺股票的价格继续暴涨，吴在很短的时间里收购了大部分钟纺股份，成为“穿着中山装的重任者”的董事。可是，时价越出百日元大关时，突然出现琦玉县的铃木久五郎（浑名：铃久），迂回独占钟纺股票。铃木当时年仅29岁，依据安田银行的资本，企图独占钟纺股份。据说他的购买所获暴利达300万日元。与之抗衡的是支持武藤山治的吴锦堂、麦少彭及东京三品商务董事长片野重九。在吴锦堂和铃木之间展开了惨不忍睹的股票买卖战，最后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以吴等人的失败告终。据说铃木的资产达到了1000万日元。片野在该年末剖腹自杀，吴和武藤也失去了钟纺董事的宝座。吴在武藤的斡旋下，获得了三菱的救济金，解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铃木在同年经宫崎滔天的介绍，认识了孙文并赠10万日元。由于经营不善，钟纺股票最终大跌，铃木持有的股份，被债权人安田银行收回，铃木从钟纺引退，武藤再次回到钟纺。
吴在股票方面的投资，还有日本的神户瓦斯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大阪莫大小株式会社、中国的汉冶萍煤铁公司、汉阳铁厂、汉口水利公司等。另外，向道路股份和军事债务等的投资也已查证。特别是对汉冶萍煤铁公司的投资较多，并时任该公司的驻日顾问董事。该公司的总经理盛宣怀，在武昌起义后投靠吴流亡日本，吴把他藏在神户的东方旅馆内。
作为一代贸易商来说，吴没有仅停留在商业资本形态上，因股票投资具有金融资本性质，他继续向实业界投资，显示出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姿态。被认为适应了振兴近代工业的潮流，是商业资本阶段受到挫折的华侨资本发生本质转变的一种表现。
1906年秋，从“铃久事件”的股票动乱中腾出手来的吴回故乡祭祖，见到饱受水难之苦的乡亲，便决定向水利灌溉方面投资。鉴于水利工程需要大量水泥，于明治四十年（1907）1月，在尼崎市投资50万日元建立了东亚水泥株式会社。此后，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参与了大阪莫大小株式会社的创建，任监察官。他在继续向产业投资的同时，为了巩固现有的资本，开始向土地投资。
首先，在日本开发了神户垂水区（东亚水泥包装桶用木材采伐地）的腹地松林，营造了约150公顷的开拓村，让附近的农民迁入居住。吴将其命名为“神出小束野开拓村”，自己作为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该土地。该工程开工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建造了便于农民灌溉用的宫池、小束野池等灌溉用塘堰。这项工程采用了其故乡在慈北水利工程中使用的技术。在大正六年（1917）移民之初，免除地租，发放开拓赞助金，推动开发。大正十五年（1926）开发了约50万平方米，昭和六年（1931年）开发了约60万平方米。由此可以看到他对自幼目睹的地主经营方式很感兴趣。这些土地在昭和十年（1935）转入他人之手，未能成为吴家的永久财产。
此外，拥有尼崎东亚水泥厂用地约6.6万平方米，在尾张一宫也有土地。在祖国中国，故乡慈溪县北部当然有他的土地，在镇江也有广阔的农场，在浙江省温州市青田县拥有矿山，在宁波海面的舟山群岛拥有开采钨矿的岛屿等等。在中国的这些土地，由于吴本人已经加入日本国籍，所以他就以家人的名义（例如侄儿吴启鼎等）购买，由同一家族的人或同乡的后辈们来经营。
大正十四年（1925）成立了吴锦堂合资公司。这是力图使股票集中，运用金融资本的产物。此时吴的资产在产业资本、土地资本、金融资本等多方面展开。吴于大正十五年（1926）1月，因急性肺炎去世，享年71岁。其经济活动随之宣告结束。
在那段时间里，吴的贸易对象地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在金融方面以属于宁波帮系列银行的四明银行为主要交易对象。他拥有大量股份的钟纺系列的日中合作公司、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朱佩珍（朱葆三），就是宁波帮的领导人之一。在这些经济活动中，吴与上海的宁波商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吴的经济活动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发展而展开的。进一步说，在宁波帮形成浙江财阀之际，吴把众多的资本转向了银行资本。吴的侄儿吴启鼎也如出一辙，在上海设立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成为连接浙江财阀的一个商口。由此可得知：吴的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之动向的一致性。
三、吴锦堂的社会活动
吴锦堂既然是商人，赚钱第一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和什么样的志向，在理解其经济活动、勾画一个华侨形象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吴没有留下能确认他思想意识和志向的文章，所以要直接进行确认是件难事。为了弄清他的思想意识和志向、以及一个具有两国生活基盘的华侨的归属感等，需从表露在外的社会活动中加以考察。
（一）立志当官的先锋
如前所述，他外出经商的原动力是父亲对他说的一句话“掌握商权、报效国家、救济乡亲”并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当他稍微有资金积累后，首先就向清政府捐钱买，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镇压义和团事变献银2万两，得到花翎道官二品，在这同时，当时才7岁的儿子启藩也得到了举人头衔。这是最后科举前几年的事，虽然实际的效果很不明显，但因拥有这个头衔，全家人仍然都荣升为绅士阶级。从这点可以认为他有着从商转士的志向。另外，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全国性大水灾，他捐献白银3万余两，受到驻日公使及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接见，清廷赐于“乐善好施”的匾额。次后，宣统三年（1911）因慈北水利工程的佳绩，得四品京候补之官职。在如此买官卖爵盛行的清朝社会中，吴乘机进入绅士阶层，即使清朝灭亡也丝毫没有动摇其地位。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的社会地位不仅仅只依附政治。中华民国成立后，又成为国民党一员，历任国民党神户支部长，成为新的政治体制的中间领导层。
另一方面，在日本华侨社会中，任三江公所理事长，成为同乡的核心人物。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任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华侨社会中的重要人物。在日本社会中，因多次为救灾捐款和购买军事公债而深受表彰。同时又不断地与日本社会中的有权有势人物交往，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豪华私宅等也可以看成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
（二）社会事业的投资对象和规模
其投资首先从自己所属的身边公司——阪神华侨会馆开始的。
首先参与了既是阪神华侨集会场所、又是宗教仪式场所的阪神中华会馆的创建，又牵头修建、改造了宗教中心——关帝庙。另外，还扩建、改建了位于神户山手宇治野的山庄（中华义庄，华侨遗骨的安置所和公共墓地），创建了医院。中华会馆的改建，他出资1.22万余元，作为三江帮代表向中华会馆的改建捐赠了2万日元。他向华侨社会投资的同时，对自己的故乡也不是视而不见的。
因为青年时代亲身体验过家乡慈溪的水灾之害，所以其中更多一层同情。明治三十九年（1906）秋天，回乡祭祖的吴亲眼看到了那些因正在放花的稻谷被淹没却束手无策的农民。原来慈北的地势低洼，南面靠山，与余姚县邻接处是高地，经常被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淹没。因此必须疏通杜湖、白洋湖，修筑海防，挖水塘筑堤坝以求水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水利设施失修、荒废，水利组织解散。见到此情此景的吴出资银7万余元，花4年的时间改修、增建水利设施，并建立了水利局和水利善后章程以便管理。因此，去海边、湖边种稻、植棉的人急剧增加。民国三年（1914）甬江周边大旱，慈北却大获丰收。乡亲们建铜像以歌颂他的慈善品德，在慈北崇寿宫立吴公福乡碑以弘扬他的丰功伟绩。
另外，宣统二年（1910）与虞洽卿等人组织三北赈灾会，次年秋天，宁波北部遭受水灾时，该赈灾会发挥了作用。这一年，因武昌起义后的社会动乱，不仅慈溪、诸暨等县数百万的民众挣扎在水火之中，各地形势也告急，赈济之事无法实施。各省的平价米停售，民众暴动迫在眉睫。得到这个消息的吴，立刻给上海的虞洽卿打电话，要求立即设法买米，并恳请众多绅士平抑售米，赈济民众，自己捐款3.8万多日元。由于他的努力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为表彰他的功绩，在浙江省都督朱瑞的推荐下，民国三年颁给中华民国五等嘉禾勋章。之外，在武昌起义后的抑制社会动乱时期，为浙江省各军政府和红十字会捐献大洋3.2万元。
除这一系列救灾活动外，还非常关注家乡子弟的教育。光绪三十二年（1907）他投入22万多日元的巨资，在家乡东山头村建立了锦堂学校。这是一，所以教授养蚕为主的实业学校。占地50余亩，开有河渠，拥有52幢洋房、19间平房、桑蚕缫丝房等设施40余处、桑园及学校资产田1260亩，规模极大。学校的运作资金由路股2万两、汉冶萍煤铁公司股5万两充当。学校实行全体住校制，学费低，优秀学生免交学费。除此之外还给吴姓学生发放奖学金，他们中的优秀学生还可派往日本留学，学习更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据说，这样的留学生多达50余人。他还几度为宁波效实中学、宁波教育会、上海旅游学会等捐款。从他对家乡子弟教育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他为孩子们开辟受教育的道路，一心一意想把他们培养成适应近代化（自己亲身经历的）需要的人才，有启蒙家的一面。
即使对日本社会，他也曾几度捐款赈灾，因而受到勋六等瑞宝章的表彰。他还给庆应大学、明石师范附属小学校和神户的各类学校捐献了大量的资金。这也预示着他的这种志向绝对不会单单留在中国人的心中。
（三）对民族教育的关心
作为一个身居国外的人，如何对他的子弟施教，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能敏锐地接受振兴祖国的民族主义影响的人，正是这些身处异国的人们。在日中国人的教育始于横滨大同学校（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创办的）。此后移居到神户的康有为在吴氏好友麦少彭的别墅里静养，游说民族教育的必要性。明治三十二年（1899），吴和麦一起积极地参与神户同文学校的创立，并捐赠一万零几百元，以此来响应康的号召。吴自明治三十八年（1905）就任同文学校副理事长以来，尽职一生；第二年又捐款设立了同文学校附属幼儿园。明治四十年（1907）对华强学校的建立也作出了贡献。吴虽是日本国籍，但却如此这般地对华侨子弟的民族教育加以关注，正是在文化上仍保持着中国人本性的吴的中国人觉悟的一种体现。但是，他对自家子女的教育却持有另外的观点，是在适应现实的过程中偏离了理念，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四）对中国、日本政治形势的关注
吴所活跃的时代，在中国正是清朝政府软弱无能、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成立和袁世凯的专权、政权分裂的时代；在日本正是明治中期至大正期的向外扩张政策时代，两国之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对中日两国来说，这一时期绝非是一个安定的时代。那么吴对各种事件都是怎样认识、处理的，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据考察，他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绝不是汉奸，甚至可以认为他的思想常常超越国界。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他仍继续进行贸易，抓住时机发财。这虽不能说明他完全不是一个冒险商人，但也没有确实证据证明，他的行为给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带来具体的损失。
吴锦堂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则更具特色。
虽然吴曾买过清朝的官职，但那只是为在社会实现升迁的道具，并不能据此说他忠实于清朝廷。另一方面，孙文从世界各地的华侨那里募集到了革命运动资金，自然也从日本华侨那里募集到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孙文和吴是否见过面，到现今为止也没有发现肯定或否定的史料。但是，上海的宁波帮决定作陈其美的后盾，对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作出很大贡献。吴同出一辙，也是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神户支部长。民国二年（1913）被袁世凯驱逐的孙文再次到日本侨居募集资金时，他的随行人员中有戴天仇、马君武以及宋嘉树等。宋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人，宋子文的父亲，浙江财阀的一员。那时在神户主持孙文欢迎仪式的人正是吴锦堂。孙文曾造访过吴的舞子府邸。那之后的大正十三年（1924）11月28日，再度来到神户的孙文曾携夫人宋庆龄留宿在吴的舞子府邸。在这段时间里，孙文在神户女子学校做过有名的“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这个演讲被视为孙文留给日本人民的遗言。此外，蒋介石多次来日时也寄宿在吴氏府邸，吴府也是蒋亡命日本时的藏身之处。
他对政治的关注，因身在异国他乡，可以说是极度灵活的。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追随上海的宁波帮。当时操纵上海宁波帮的商人是虞洽卿和张静江，吴和他们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
（五）人事交往
在日本的经济活动方面，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火柴制造业的泷川辨三和仪作父子；钟纺的武藤山治也被看作是得力的盟友，据说武藤府邸和吴氏府邸在舞子相邻；另外，吴与他所设立的东亚水泥的董事兼松房次郎、川西清兵卫、松方幸次郎等人也有联系；在华侨朋友中当然首推好友麦少彭。麦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2月，是广东籍驻日华侨麦梅生之子，在故乡长大，27岁时来日本，继承了父亲开创的怡和号，从事贸易活动。据说性格豪放，与好静的吴锦堂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和吴一起创业，在神户华侨社会中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后因投机股票买卖失败而破产。此后为图东山再起，奔波于南洋各地。后病倒在新加坡，于宣统二年（1910）1月在香港病逝。他遗留下来的公馆也很壮观，被称为“士及公馆”。
说到和中国人的交往，则不得不提及和上海宁波帮的往来。其中特别要提到曾追随于国民党政府的、浙江财阀中的大亨虞洽卿。
虞于同治六年（1867）出生在宁波镇海县龙山村，名和德。15岁时随同族的虞鹏九去上海，供职于奚润如所经营的化妆品店。因其卓越的商业才能而得到该店的两成股份，27岁时受雇于鱼鳞洋行作买办，之后分别以买办身份活跃于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储积资本。在上海的宁波帮内也渐渐地有了一些实力，一边想最终成为宁波帮的领导者，一边投资于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进入了产业界。支持响应武昌起义而在上海起兵的陈其美，成为陈的部下——蒋介石的保护者，资助北伐等，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买办的性格。吴和虞从何时开始相识？这一点虽不清楚，但也许因同是宁波北部出身，在对故乡的投资中相识。民国二年（1913）吴的长子启藩和镇海虞氏一族的姑娘彩莲结婚成了亲家，吴虞两家的友谊就变得越来越深厚。
（六）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锦堂作为移民，在移民国社会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
吴因“铃久事件”等而出名，此后还被当作小说题材使用过，可见他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在人们眼中，他的府邸是豪华壮丽的，其附近的汽车站也起名为“吴锦堂前”。另外，在钟纺公司，被称为“穿着中山装的董事”，他的财力令人刮目相看。这也绝对不是对他的阿謀奉承。从当时经济实力的差距来看，可以说日方是非常钦佩他的。大正八年（1918）11月12日，大正天皇驾临神户时，作为兵库县实业家代表以及对社会事业有贡献的29人之一，被召见并与天皇交谈，也足见他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
（七）家庭生活方式和对子女教育的看法
正如“家谱”所示，他有3位中国人的妻子。头房徐氏一直居住中国，并死于中国。二房、三房一起来日本共同生活。妻子们都缠足，日常生活也很中国化。生有一男两女，长女梅仙嫁给了吴氏刚刚经商时的恩人徐孟彬的儿子礼芷。徐孟彬的两个孩子礼芷、蕙生都来日在吴锦堂手下工作。梅仙生有3个孩子但早逝。次女瑶仙，与在家乡长大、短期来神户后与受到他父亲关照的留学生结婚，而后回国。长子启藩生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随父一起加入了日本国籍。他在日本学校毕业之后帮父亲工作，大正二年和虞彩莲结婚。虞氏早逝之后与丁氏再婚，两个妻子虽然都是中国人，但生活方式却已日本化，他的儿女会说中国话的很少。吴锦堂在家里几乎都说中国话，完全过着中国式的生活，直到辛亥革命为止一直留辫子、穿长袍。佣人有中国人和日本人，但厨师则是特意从上海请来的大厨，饭菜几乎都是中国风味，过新年也完全是中国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启藩这一代。
在子女的教育上，尽管已给儿子启藩买了一个举人的头衔，但还是让孩子去上日本人的学校。这一点又是同设立同文学校、积极推进民族教育的态度相互矛盾的。另一方面当然也请家庭教师，让孩子们学习中文和汉语，但还是把重点放在如何适应日本社会之现实上。
启藩的后妻丁氏住在上海，启藩在上海和神户各有一个家。但是，启藩仍然让女儿们在中国受教育，让儿子们在接受汉语教育的同时上日本的学校。
另外，就本宗族的子弟来说，从中国传统的大家族主义思想出发，弟弟们的子弟也全由锦堂关照。其中，二弟作培的儿子启祥常住神户的吴家，庆应大学毕业后成为吴家的领头人。三弟竹崖的儿子启鼎在锦堂的资助下，毕业于上海的圣乔治约翰内斯大学，后留学于俄亥俄州大学，回国后担任浙江财政厅上海税务署署长，往后转入实业界，创立了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成为浙江财阀之一。四弟的儿子启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也成为银行的总裁。以这些同族子弟为首，包括锦堂学校的毕业生在内，也都出现在其财产的管理、运作领域中。
由此可以认为，吴锦堂的人生基盘上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吸取自身所在的日本的近代化活力，并灵活地加以运用。吴锦堂于1916年在舞子修建了一座八角形的洋楼，命名为“移情阁”。由于这座楼的风格和精致程度与故乡慈北的风景和濑户内海相似，因而也可说是将思乡之情移于此楼而命名“移情阁”的。
吴锦堂于1926年去世。死后，他的遗体按照华侨的习惯安放在中华会馆，1931年用专船运回上海，葬于慈溪的大地中。这意味着他将终生不离开故乡。他以故乡为出发点，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缔结同乡人际关系。立足于异乡神户，在广义的三江帮的旗帜下集结，弘扬民族主义。从广义的中国人这个理念出发，在全体华侨中建立、并不断扩大互帮互助组织。也可以说，这象征着他那种自身的思想意识总离不开故乡的精神。
四、结言
以上，从经济、社会活动等方面回顾了旅日华侨吴锦堂的人生。通过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吴锦堂移居日本，不是像以往华侨通常所说的为活命逃难海外的，而属于传统的宁波商人伴随“开辟航路”这个新商业圈的扩大而移居、发展的系列。进而认为，必须将他的经济活动与上海的宁波商人联系起来，作为他们中的一个环节来考虑才为妥当。再者，通过他的各种活动分析，其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就更具体化了。既然华侨这个群体不能仅仅作为单纯经济的群体存在，那么要描述出他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注：
（1）其代表性的概念列举如下：
按国籍进行分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分为华侨和外籍华人。根据其国籍法，仍将保留中国国籍，侨居在外国的华人称作华侨；将取得了当地国籍的华人称作外籍华人。从法律角度上进行解释的有成田节男、丘汉平等人。
按血统进行分类：根据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制定的国籍法，以及继承其思路的中华民国（1919年）的国籍法进行分类。无视混血、混血第一代、混血第二代的变化。是单纯注重血统的思路。
以地域概念为中心分类：作为中华民族海外发展的思维方式。出现在小林新作、刘土木、徐元杰、太平洋协会、南洋协会等编着的各书中。
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分类：从本国移居他国领土，创建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中国人。须山卓等人的观点。
按功能进行分类：与本国有机地进行联系，从事经济活动的中国人。吴主惠等人的观点。
按存在主义进行分类：因侨生阶层和同化等问题仍继续保持中国人特性，构成第三中国。从这一认识出发，将事实上存在的这部分中国人叫做华侨。
（2）所谓华侨是指离开故乡在外旅行，或者指自己养活自己的人，古时候也有侨县等用法。华侨的原意是指那些离开中国在外营生但仍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人。
“华侨”这个词，因理解的角度不同有多种定义。本文按其字意解释为：移居国外谋生，并与中国继续保持一定联络的中国人（不论国籍）。他们属于原住国和移居国两个社会，在那里他们体验了什么样的文化摩擦？又如何应对？本文将对此进行考察。
纵观整个华侨的研究得知：一般研究模式是华侨资本仅停留在前期商业资本阶段，未能转化成产业资本；以往的一般研究方向是强调其社会集团形成原理的后进性和封闭性。结果实质上缺少了什么事情、如何变化的社会特征，缺少了从内涵上历史地、系统地研究同化非同化等社会问题的观点。因此，要从华侨输出国——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进行总体研究，就必须知道各个华侨的社会、文化背景。即追溯到他的祖国，分析和研究他的出生地的背景与移居地的相互关联性、适应性和非适应性，以及移居后的社会变迁、在移居地的领导地位等，以此勾画出更具体、更全面的华侨形象。根据以上观点，本文纵观侨居神户华侨吴锦堂的出身地社会经济背景及此以后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勾画出一个日本华侨的人生历史。
本文中的吴锦堂，清末民初在神户从事贸易活动，并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当时的日本华侨社会中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出生地——宁波，也是清末民初活跃在上海一带的浙江商人（宁波商人）的发源地。因此，吴锦堂的活动轨迹，也可以看成是宁波商人发展的一个类型。另外在侨居地神户，不用说在华侨社会中，即使在日本人社会中，经济上也处于领导地位。他的人生轨迹，从社会变迁方面看，至少也是一个上升的典范；从历史的角度看，他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和地位属于特例，不能仅此就马上构成一个普通华侨的形象。不过许多华侨都因他的领袖才能，才追随他的。而且正是由于其领导能力，才受到其他华侨及社会各方的推荐。
二、吴锦堂的经济活动与其背景
吴锦堂于清咸丰四年（1854）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东山头村，是在家务农的吴麟初的长子。本名叫作镆，锦堂是其号，后来也用作商号。
出生地宁波在上海港开放之前是长江下游的惟一对外港口，从古到今都是一个繁华之地，处于连接中国南北两地沿海贸易的中枢位置。从古代起就是对日、对朝的贸易港口。自宋代设立市舶司（译注：宋、元、明初设置的，监督对外贸易和征税的税务机关）之后，就成为南海的贸易基地。它的商业圈，北至华北的牛庄、胶州，甚至到达遥远的海参威；南经福建、广州，到达新加坡、苏门答腊乃至锡兰（译注：现在的斯里兰卡）。日本也通过勘合贸易（译注：“勘合”本为验证、核对之意。勘合贸易是指通过核对符牌来进行的贸易。明朝政府向当时日本政府——室町幕府发放这种勘合符，来遏制倭寇和私下贸易）、辨铜贸易等形式加入了这个商业圈。此外，宁波自古以来就出了很多科举及第者，文化上也处于较高的地位。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向商业地带移居的现象。吴氏移居日本也处在宁波商人移居国内外系列的延长线上。此后宁波也因南京条约的签订，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为五大开放港口之一，许多欧洲船只云集宁波，宁波的商业贸易因此而发达起来。那时，宁波商人仰仗着称之为“钱庄”的独立金融网络和称之为“信局”的电信制度，以及称之为“过账制”的、不挪动现金只凭账单进行借贷的商业技术，开始逐渐强大，继安徽商人、山西商人等地区性商人集团之后，活跃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不久就成为浙江财阀的中坚力量，主宰着中国的经济。有关活跃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的研究，首先有根岸佶先生对属于同乡集团的四明公所进行研究的《上海四明公所》，其后有苏珊·安·琼斯先生分析研究这个系列的《上海的宁波帮与财阀集团》。另外还有西里喜行先生的《清末宁波商人》等。据西里喜行先生说：宁波商人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移居到了惟一的安全地带——上海租界，并通过钱庄业和买卖贸易发了财，又以同乡团体会馆——四明公所为中心形成了宁波帮。随着对外贸易中心从宁波向上海的转移，宁波的所有工商业都开始往上海转移，富商们成为了工商业的领导人。西里喜行先生把这些活跃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分成了三种：第一种是港口开放前来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开放后趁着贸易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产的人；第二种是在开放前后孤身来到上海，从店员开始做起，独立积累资本的人；第三种是由清朝政府官僚摇身一变转为商人的人。吴锦堂属于第二种人。
这些富有的宁波商人，不单单控制着四明公所和宁波帮，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带来的现代化，集结上海的资产阶级于1901年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并形成该会所的领导层，左右着全上海的经济。这个商业会议公所后来改名为上海总商会，但是领导权仍旧掌握在宁波商人的手中。此后，宁波商人改组钱庄资本，建立了浙江籍诸银行资本。以此为背景形成了浙江财阀，控制了全中国的经济界。山上金男先生的《浙江财阀论》对这段历史作了明确的阐述。
在宁波商人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吴锦堂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
关于吴弃农从商的经过，有这样的传说：吴氏二十七八岁那年，慈溪发了大水，田地全被淹没。二弟对长兄吴说“你要是不干活，全家人就活不下去了。你外出找活干吧！”于是，经乡里前辈徐孟彬老人的介绍来到上海，在一家香烛店供职。吴没有忘记徐老的恩情，让自己的长女与徐老的儿子结婚，加以回报。在这次外出从商之际，吴父对他说“应该发扬大丈夫之志。在农和商之间选择其一。如今天下大局的一半与经商相关。他日你若能商权在握，上报效国家，下救助乡里，那就是我的期待了。”在这句话中，看不到中国人轻视商人的那种传统观念，而认为有能力从商，为他人服务，就是大丈夫之志，从而积极地肯定了商业。这种价值观和社会观是宁波资本家辈出的一个背景，吴锦堂在这个价值观的支配下，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
如前所述，在同乡的推荐下，他在上海的一家香烛店当伙计，在苏州与上海之间跑买卖，学会了基本的商业知识。他非常勤奋、热心好学，发挥了他的商业才能，所以很多商店想聘请他。吴锦堂在上海期间掌握了商业技术，结交了商界朋友，也构筑起资本积累的第一步。
在中法战争后的经济不景气中，吴锦堂意识到中国经济已走进死胡同，于光绪十一年（1885）会同辛和李两位朋友，共携1000两资金来到长崎。可以说他们是沿着宁波辨铜商人（指江户时代拥有中日贸易特权的商人）的长崎交易路线走进日本的。
吴等人在长崎贩卖土布赚钱，进而在长崎和神户之间跑采购兼运输，赚取十分之一的佣金。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资金增加了5倍，并进入大阪市场。在大阪经营杂货，收购海产品销往中国，再将大豆、豆饼运进日本。吴移居大阪的时间，几乎与大阪的浙江、江西、江苏同乡团体——三江公所的成立时间相同。
日明治二十三年（1890）左右，吴移居神户，募集资金30万成立了“怡生商号，”经营杂货。在他的神户时代初期，得到广东籍蓝卓峰、郑雪涛等银行买办和老一辈贸易商的金融（汇兑等）以及其它各方面的资助。这是一种新动向，它打破了华侨之间那种局限于同乡团体，不同籍贯之间严重对立的局面。明治十年（1877），清政府在神户设立了大清国理事署，想以一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来统一掌握华侨，试图通过阪神中华会馆的创建，来推动华侨的统一，上述新动向就是对大清国政府这种推动的一个响应。
明治二十三年（1890），三江帮、广东帮、福建帮协商决定创建阪神中华会馆。以驻日大清国大使的捐款为契机，阪神众商捐了款，横滨、长崎、函馆的中国人也捐了款。该会馆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建成。据“创修阪神中华会馆记”记载，吴当时的捐款为100日元，处于660名阪神华侨众商人中的第40名左右，绝对算不上什么核心人物。但在发起修建神户关帝庙（创建于明治二十五年）的议案中，成为核心捐款人。吴的存在从这时起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明治二十年代（译注：1887-1896）是日本轻工业的草创时期，在神户首先兴起的是火柴制造业。神户的火柴业开始于明治十年，依靠人员低薪的低成本以及依靠中国贸易商的出口，扩大了消费，迅速成长起来，其中成长为大型火柴公司的有泷川辨三经营的清燧社。
吴锦堂从明治二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接手泷川的火柴买卖，主要销往长江流域和上海地区。当时在上海设立了义生洋行，杜炳卿为经理。同样，负责广东、南洋方向销售的是广东帮的麦少彭。麦、吴、泷川三人在那之后的10余年间共同经营，成为神户经济界的重要人物。火柴工业是日本工业产品的起点，由于火柴在中国是日常必需品，所以必然带来相互贸易，利润巨大。但是当时的火柴容易受潮，如果长期滞留，会变得不耐用，所以把握进出口时间至关重要。吴的经营额并不算最高，但众多火柴商追随他从事该买卖，足以证明吴锦堂具有敏锐的商机洞察力和确切的信息来源。
日本经济成长期轻工业的另一个主力产业是棉纺织业。吴锦堂就致力于棉花的进口。他的家乡是棉花的产地，他对棉花颇有鉴别能力。这种鉴别能力，是棉花经营商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
到这为止，可以说是吴锦堂原始资本积累期。
明治二十七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刚爆发，日本政府就出台了在日华人劝返令，在神户居住的大部分华人返回国内。在这段时间里，吴仍继续进行为数不多的中日贸易，获得巨额利润，积累了数十万日元的财产。
以甲午战争为界，日本对华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谷物进口和食品出口，转为工业原料进口和工业产品出口。吴的贸易活动也随着棉制品工业的发达而变化。
明治二十九年（1896），钟渊纺织兵库工厂开始投产，吴锦堂结识了这家公司的经理武藤山治，并承担了这家工厂的原料棉花进口和成品棉线棉布的出口。
钟渊纺织原本以吴服店三井的资本为主建立的，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经济波动和不景气中，三井公司最后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直接插手经营。此时，吴在武藤山治的劝说下，购买了500股钟渊纺织股份，一举成为持股数高达第8位的大股东。这是吴锦堂投资股票的开始。
明治三十五年（1902），吴锦堂任阪神中华会馆的理事长，名副其实地成为阪神华侨的核心人物。这个阪神中华会馆的理事长是从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的代表中选出而被任命的一个名誉职位，实行3年任期轮番制度。他从这年开始，连任两届。在任职期间，他尽心尽力地指导和援助阪神华侨。
明治三十七年（1904）2月日俄战争爆发，战场在中国的北部，与中国北方的贸易因此不振。然而，对以中国中部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吴来说，是一次绝好的发财机会。
他首先和盟友麦少彭各捐献2000日元的军资，更呼吁华人社会结成报国恤兵会，共筹1.23万日元的军资呈交日本政府。另外，他还认购了1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并呼吁同仁总共认购了45万日元。进而联系中国本土的商人，继续出口棉线和火柴。火柴是军队的必需品，所以销售量较大，又附带运送军需物资，获得了巨额利润。吴买下1427吨的阿鲁号德国船，改名为“锦生号”运输军需物资。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后，吴锦，堂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11月25日，加入了日本国籍。这是为避免军事产业上的麻烦而采取的措施，难以将这一现象看成他自身已同化到日本社会中。在他之前，盟友麦少彭已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加入了日本国籍，与泷川辨三的义子仪作合作，经营清燧社的火柴工厂。这个时候，虽然清朝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入外国国籍的圣旨，但实际效果甚微。
日俄战争结束后，发生了使吴锦堂名声大振的独特的钟纺股票买卖事件，即所谓的“铃久事件”。受战后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每股跌至27日元的钟纺股票，因扑茨茅斯条约的签定带来的企业热而升至每股60多日元。为此，拥有8万股中6万股的三井公司决定首先出售4万股。当时，吴锦堂接受了武藤山治的建议，买下这部分股份。为此至少需要250万日元的资金，足以可见吴锦堂的实力。此后不久，钟纺股票的价格继续暴涨，吴在很短的时间里收购了大部分钟纺股份，成为“穿着中山装的重任者”的董事。可是，时价越出百日元大关时，突然出现琦玉县的铃木久五郎（浑名：铃久），迂回独占钟纺股票。铃木当时年仅29岁，依据安田银行的资本，企图独占钟纺股份。据说他的购买所获暴利达300万日元。与之抗衡的是支持武藤山治的吴锦堂、麦少彭及东京三品商务董事长片野重九。在吴锦堂和铃木之间展开了惨不忍睹的股票买卖战，最后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以吴等人的失败告终。据说铃木的资产达到了1000万日元。片野在该年末剖腹自杀，吴和武藤也失去了钟纺董事的宝座。吴在武藤的斡旋下，获得了三菱的救济金，解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铃木在同年经宫崎滔天的介绍，认识了孙文并赠10万日元。由于经营不善，钟纺股票最终大跌，铃木持有的股份，被债权人安田银行收回，铃木从钟纺引退，武藤再次回到钟纺。
吴在股票方面的投资，还有日本的神户瓦斯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大阪莫大小株式会社、中国的汉冶萍煤铁公司、汉阳铁厂、汉口水利公司等。另外，向道路股份和军事债务等的投资也已查证。特别是对汉冶萍煤铁公司的投资较多，并时任该公司的驻日顾问董事。该公司的总经理盛宣怀，在武昌起义后投靠吴流亡日本，吴把他藏在神户的东方旅馆内。
作为一代贸易商来说，吴没有仅停留在商业资本形态上，因股票投资具有金融资本性质，他继续向实业界投资，显示出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姿态。被认为适应了振兴近代工业的潮流，是商业资本阶段受到挫折的华侨资本发生本质转变的一种表现。
1906年秋，从“铃久事件”的股票动乱中腾出手来的吴回故乡祭祖，见到饱受水难之苦的乡亲，便决定向水利灌溉方面投资。鉴于水利工程需要大量水泥，于明治四十年（1907）1月，在尼崎市投资50万日元建立了东亚水泥株式会社。此后，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参与了大阪莫大小株式会社的创建，任监察官。他在继续向产业投资的同时，为了巩固现有的资本，开始向土地投资。
首先，在日本开发了神户垂水区（东亚水泥包装桶用木材采伐地）的腹地松林，营造了约150公顷的开拓村，让附近的农民迁入居住。吴将其命名为“神出小束野开拓村”，自己作为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该土地。该工程开工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建造了便于农民灌溉用的宫池、小束野池等灌溉用塘堰。这项工程采用了其故乡在慈北水利工程中使用的技术。在大正六年（1917）移民之初，免除地租，发放开拓赞助金，推动开发。大正十五年（1926）开发了约50万平方米，昭和六年（1931年）开发了约60万平方米。由此可以看到他对自幼目睹的地主经营方式很感兴趣。这些土地在昭和十年（1935）转入他人之手，未能成为吴家的永久财产。
此外，拥有尼崎东亚水泥厂用地约6.6万平方米，在尾张一宫也有土地。在祖国中国，故乡慈溪县北部当然有他的土地，在镇江也有广阔的农场，在浙江省温州市青田县拥有矿山，在宁波海面的舟山群岛拥有开采钨矿的岛屿等等。在中国的这些土地，由于吴本人已经加入日本国籍，所以他就以家人的名义（例如侄儿吴启鼎等）购买，由同一家族的人或同乡的后辈们来经营。
大正十四年（1925）成立了吴锦堂合资公司。这是力图使股票集中，运用金融资本的产物。此时吴的资产在产业资本、土地资本、金融资本等多方面展开。吴于大正十五年（1926）1月，因急性肺炎去世，享年71岁。其经济活动随之宣告结束。
在那段时间里，吴的贸易对象地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在金融方面以属于宁波帮系列银行的四明银行为主要交易对象。他拥有大量股份的钟纺系列的日中合作公司、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朱佩珍（朱葆三），就是宁波帮的领导人之一。在这些经济活动中，吴与上海的宁波商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吴的经济活动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发展而展开的。进一步说，在宁波帮形成浙江财阀之际，吴把众多的资本转向了银行资本。吴的侄儿吴启鼎也如出一辙，在上海设立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成为连接浙江财阀的一个商口。由此可得知：吴的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之动向的一致性。
三、吴锦堂的社会活动
吴锦堂既然是商人，赚钱第一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和什么样的志向，在理解其经济活动、勾画一个华侨形象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吴没有留下能确认他思想意识和志向的文章，所以要直接进行确认是件难事。为了弄清他的思想意识和志向、以及一个具有两国生活基盘的华侨的归属感等，需从表露在外的社会活动中加以考察。
（一）立志当官的先锋
如前所述，他外出经商的原动力是父亲对他说的一句话“掌握商权、报效国家、救济乡亲”并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当他稍微有资金积累后，首先就向清政府捐钱买，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镇压义和团事变献银2万两，得到花翎道官二品，在这同时，当时才7岁的儿子启藩也得到了举人头衔。这是最后科举前几年的事，虽然实际的效果很不明显，但因拥有这个头衔，全家人仍然都荣升为绅士阶级。从这点可以认为他有着从商转士的志向。另外，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全国性大水灾，他捐献白银3万余两，受到驻日公使及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接见，清廷赐于“乐善好施”的匾额。次后，宣统三年（1911）因慈北水利工程的佳绩，得四品京候补之官职。在如此买官卖爵盛行的清朝社会中，吴乘机进入绅士阶层，即使清朝灭亡也丝毫没有动摇其地位。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的社会地位不仅仅只依附政治。中华民国成立后，又成为国民党一员，历任国民党神户支部长，成为新的政治体制的中间领导层。
另一方面，在日本华侨社会中，任三江公所理事长，成为同乡的核心人物。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任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华侨社会中的重要人物。在日本社会中，因多次为救灾捐款和购买军事公债而深受表彰。同时又不断地与日本社会中的有权有势人物交往，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豪华私宅等也可以看成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
（二）社会事业的投资对象和规模
其投资首先从自己所属的身边公司——阪神华侨会馆开始的。
首先参与了既是阪神华侨集会场所、又是宗教仪式场所的阪神中华会馆的创建，又牵头修建、改造了宗教中心——关帝庙。另外，还扩建、改建了位于神户山手宇治野的山庄（中华义庄，华侨遗骨的安置所和公共墓地），创建了医院。中华会馆的改建，他出资1.22万余元，作为三江帮代表向中华会馆的改建捐赠了2万日元。他向华侨社会投资的同时，对自己的故乡也不是视而不见的。
因为青年时代亲身体验过家乡慈溪的水灾之害，所以其中更多一层同情。明治三十九年（1906）秋天，回乡祭祖的吴亲眼看到了那些因正在放花的稻谷被淹没却束手无策的农民。原来慈北的地势低洼，南面靠山，与余姚县邻接处是高地，经常被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淹没。因此必须疏通杜湖、白洋湖，修筑海防，挖水塘筑堤坝以求水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水利设施失修、荒废，水利组织解散。见到此情此景的吴出资银7万余元，花4年的时间改修、增建水利设施，并建立了水利局和水利善后章程以便管理。因此，去海边、湖边种稻、植棉的人急剧增加。民国三年（1914）甬江周边大旱，慈北却大获丰收。乡亲们建铜像以歌颂他的慈善品德，在慈北崇寿宫立吴公福乡碑以弘扬他的丰功伟绩。
另外，宣统二年（1910）与虞洽卿等人组织三北赈灾会，次年秋天，宁波北部遭受水灾时，该赈灾会发挥了作用。这一年，因武昌起义后的社会动乱，不仅慈溪、诸暨等县数百万的民众挣扎在水火之中，各地形势也告急，赈济之事无法实施。各省的平价米停售，民众暴动迫在眉睫。得到这个消息的吴，立刻给上海的虞洽卿打电话，要求立即设法买米，并恳请众多绅士平抑售米，赈济民众，自己捐款3.8万多日元。由于他的努力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为表彰他的功绩，在浙江省都督朱瑞的推荐下，民国三年颁给中华民国五等嘉禾勋章。之外，在武昌起义后的抑制社会动乱时期，为浙江省各军政府和红十字会捐献大洋3.2万元。
除这一系列救灾活动外，还非常关注家乡子弟的教育。光绪三十二年（1907）他投入22万多日元的巨资，在家乡东山头村建立了锦堂学校。这是一，所以教授养蚕为主的实业学校。占地50余亩，开有河渠，拥有52幢洋房、19间平房、桑蚕缫丝房等设施40余处、桑园及学校资产田1260亩，规模极大。学校的运作资金由路股2万两、汉冶萍煤铁公司股5万两充当。学校实行全体住校制，学费低，优秀学生免交学费。除此之外还给吴姓学生发放奖学金，他们中的优秀学生还可派往日本留学，学习更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据说，这样的留学生多达50余人。他还几度为宁波效实中学、宁波教育会、上海旅游学会等捐款。从他对家乡子弟教育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他为孩子们开辟受教育的道路，一心一意想把他们培养成适应近代化（自己亲身经历的）需要的人才，有启蒙家的一面。
即使对日本社会，他也曾几度捐款赈灾，因而受到勋六等瑞宝章的表彰。他还给庆应大学、明石师范附属小学校和神户的各类学校捐献了大量的资金。这也预示着他的这种志向绝对不会单单留在中国人的心中。
（三）对民族教育的关心
作为一个身居国外的人，如何对他的子弟施教，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能敏锐地接受振兴祖国的民族主义影响的人，正是这些身处异国的人们。在日中国人的教育始于横滨大同学校（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创办的）。此后移居到神户的康有为在吴氏好友麦少彭的别墅里静养，游说民族教育的必要性。明治三十二年（1899），吴和麦一起积极地参与神户同文学校的创立，并捐赠一万零几百元，以此来响应康的号召。吴自明治三十八年（1905）就任同文学校副理事长以来，尽职一生；第二年又捐款设立了同文学校附属幼儿园。明治四十年（1907）对华强学校的建立也作出了贡献。吴虽是日本国籍，但却如此这般地对华侨子弟的民族教育加以关注，正是在文化上仍保持着中国人本性的吴的中国人觉悟的一种体现。但是，他对自家子女的教育却持有另外的观点，是在适应现实的过程中偏离了理念，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四）对中国、日本政治形势的关注
吴所活跃的时代，在中国正是清朝政府软弱无能、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成立和袁世凯的专权、政权分裂的时代；在日本正是明治中期至大正期的向外扩张政策时代，两国之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对中日两国来说，这一时期绝非是一个安定的时代。那么吴对各种事件都是怎样认识、处理的，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据考察，他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绝不是汉奸，甚至可以认为他的思想常常超越国界。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他仍继续进行贸易，抓住时机发财。这虽不能说明他完全不是一个冒险商人，但也没有确实证据证明，他的行为给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带来具体的损失。
吴锦堂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则更具特色。
虽然吴曾买过清朝的官职，但那只是为在社会实现升迁的道具，并不能据此说他忠实于清朝廷。另一方面，孙文从世界各地的华侨那里募集到了革命运动资金，自然也从日本华侨那里募集到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孙文和吴是否见过面，到现今为止也没有发现肯定或否定的史料。但是，上海的宁波帮决定作陈其美的后盾，对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作出很大贡献。吴同出一辙，也是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神户支部长。民国二年（1913）被袁世凯驱逐的孙文再次到日本侨居募集资金时，他的随行人员中有戴天仇、马君武以及宋嘉树等。宋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人，宋子文的父亲，浙江财阀的一员。那时在神户主持孙文欢迎仪式的人正是吴锦堂。孙文曾造访过吴的舞子府邸。那之后的大正十三年（1924）11月28日，再度来到神户的孙文曾携夫人宋庆龄留宿在吴的舞子府邸。在这段时间里，孙文在神户女子学校做过有名的“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这个演讲被视为孙文留给日本人民的遗言。此外，蒋介石多次来日时也寄宿在吴氏府邸，吴府也是蒋亡命日本时的藏身之处。
他对政治的关注，因身在异国他乡，可以说是极度灵活的。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追随上海的宁波帮。当时操纵上海宁波帮的商人是虞洽卿和张静江，吴和他们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
（五）人事交往
在日本的经济活动方面，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火柴制造业的泷川辨三和仪作父子；钟纺的武藤山治也被看作是得力的盟友，据说武藤府邸和吴氏府邸在舞子相邻；另外，吴与他所设立的东亚水泥的董事兼松房次郎、川西清兵卫、松方幸次郎等人也有联系；在华侨朋友中当然首推好友麦少彭。麦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2月，是广东籍驻日华侨麦梅生之子，在故乡长大，27岁时来日本，继承了父亲开创的怡和号，从事贸易活动。据说性格豪放，与好静的吴锦堂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和吴一起创业，在神户华侨社会中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后因投机股票买卖失败而破产。此后为图东山再起，奔波于南洋各地。后病倒在新加坡，于宣统二年（1910）1月在香港病逝。他遗留下来的公馆也很壮观，被称为“士及公馆”。
说到和中国人的交往，则不得不提及和上海宁波帮的往来。其中特别要提到曾追随于国民党政府的、浙江财阀中的大亨虞洽卿。
虞于同治六年（1867）出生在宁波镇海县龙山村，名和德。15岁时随同族的虞鹏九去上海，供职于奚润如所经营的化妆品店。因其卓越的商业才能而得到该店的两成股份，27岁时受雇于鱼鳞洋行作买办，之后分别以买办身份活跃于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储积资本。在上海的宁波帮内也渐渐地有了一些实力，一边想最终成为宁波帮的领导者，一边投资于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进入了产业界。支持响应武昌起义而在上海起兵的陈其美，成为陈的部下——蒋介石的保护者，资助北伐等，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买办的性格。吴和虞从何时开始相识？这一点虽不清楚，但也许因同是宁波北部出身，在对故乡的投资中相识。民国二年（1913）吴的长子启藩和镇海虞氏一族的姑娘彩莲结婚成了亲家，吴虞两家的友谊就变得越来越深厚。
（六）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锦堂作为移民，在移民国社会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
吴因“铃久事件”等而出名，此后还被当作小说题材使用过，可见他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在人们眼中，他的府邸是豪华壮丽的，其附近的汽车站也起名为“吴锦堂前”。另外，在钟纺公司，被称为“穿着中山装的董事”，他的财力令人刮目相看。这也绝对不是对他的阿謀奉承。从当时经济实力的差距来看，可以说日方是非常钦佩他的。大正八年（1918）11月12日，大正天皇驾临神户时，作为兵库县实业家代表以及对社会事业有贡献的29人之一，被召见并与天皇交谈，也足见他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
（七）家庭生活方式和对子女教育的看法
正如“家谱”所示，他有3位中国人的妻子。头房徐氏一直居住中国，并死于中国。二房、三房一起来日本共同生活。妻子们都缠足，日常生活也很中国化。生有一男两女，长女梅仙嫁给了吴氏刚刚经商时的恩人徐孟彬的儿子礼芷。徐孟彬的两个孩子礼芷、蕙生都来日在吴锦堂手下工作。梅仙生有3个孩子但早逝。次女瑶仙，与在家乡长大、短期来神户后与受到他父亲关照的留学生结婚，而后回国。长子启藩生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随父一起加入了日本国籍。他在日本学校毕业之后帮父亲工作，大正二年和虞彩莲结婚。虞氏早逝之后与丁氏再婚，两个妻子虽然都是中国人，但生活方式却已日本化，他的儿女会说中国话的很少。吴锦堂在家里几乎都说中国话，完全过着中国式的生活，直到辛亥革命为止一直留辫子、穿长袍。佣人有中国人和日本人，但厨师则是特意从上海请来的大厨，饭菜几乎都是中国风味，过新年也完全是中国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启藩这一代。
在子女的教育上，尽管已给儿子启藩买了一个举人的头衔，但还是让孩子去上日本人的学校。这一点又是同设立同文学校、积极推进民族教育的态度相互矛盾的。另一方面当然也请家庭教师，让孩子们学习中文和汉语，但还是把重点放在如何适应日本社会之现实上。
启藩的后妻丁氏住在上海，启藩在上海和神户各有一个家。但是，启藩仍然让女儿们在中国受教育，让儿子们在接受汉语教育的同时上日本的学校。
另外，就本宗族的子弟来说，从中国传统的大家族主义思想出发，弟弟们的子弟也全由锦堂关照。其中，二弟作培的儿子启祥常住神户的吴家，庆应大学毕业后成为吴家的领头人。三弟竹崖的儿子启鼎在锦堂的资助下，毕业于上海的圣乔治约翰内斯大学，后留学于俄亥俄州大学，回国后担任浙江财政厅上海税务署署长，往后转入实业界，创立了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成为浙江财阀之一。四弟的儿子启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也成为银行的总裁。以这些同族子弟为首，包括锦堂学校的毕业生在内，也都出现在其财产的管理、运作领域中。
由此可以认为，吴锦堂的人生基盘上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吸取自身所在的日本的近代化活力，并灵活地加以运用。吴锦堂于1916年在舞子修建了一座八角形的洋楼，命名为“移情阁”。由于这座楼的风格和精致程度与故乡慈北的风景和濑户内海相似，因而也可说是将思乡之情移于此楼而命名“移情阁”的。
吴锦堂于1926年去世。死后，他的遗体按照华侨的习惯安放在中华会馆，1931年用专船运回上海，葬于慈溪的大地中。这意味着他将终生不离开故乡。他以故乡为出发点，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缔结同乡人际关系。立足于异乡神户，在广义的三江帮的旗帜下集结，弘扬民族主义。从广义的中国人这个理念出发，在全体华侨中建立、并不断扩大互帮互助组织。也可以说，这象征着他那种自身的思想意识总离不开故乡的精神。
四、结言
以上，从经济、社会活动等方面回顾了旅日华侨吴锦堂的人生。通过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吴锦堂移居日本，不是像以往华侨通常所说的为活命逃难海外的，而属于传统的宁波商人伴随“开辟航路”这个新商业圈的扩大而移居、发展的系列。进而认为，必须将他的经济活动与上海的宁波商人联系起来，作为他们中的一个环节来考虑才为妥当。再者，通过他的各种活动分析，其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就更具体化了。既然华侨这个群体不能仅仅作为单纯经济的群体存在，那么要描述出他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注：
（1）其代表性的概念列举如下：
按国籍进行分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分为华侨和外籍华人。根据其国籍法，仍将保留中国国籍，侨居在外国的华人称作华侨；将取得了当地国籍的华人称作外籍华人。从法律角度上进行解释的有成田节男、丘汉平等人。
按血统进行分类：根据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制定的国籍法，以及继承其思路的中华民国（1919年）的国籍法进行分类。无视混血、混血第一代、混血第二代的变化。是单纯注重血统的思路。
以地域概念为中心分类：作为中华民族海外发展的思维方式。出现在小林新作、刘土木、徐元杰、太平洋协会、南洋协会等编着的各书中。
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分类：从本国移居他国领土，创建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中国人。须山卓等人的观点。
按功能进行分类：与本国有机地进行联系，从事经济活动的中国人。吴主惠等人的观点。
按存在主义进行分类：因侨生阶层和同化等问题仍继续保持中国人特性，构成第三中国。从这一认识出发，将事实上存在的这部分中国人叫做华侨。
（2）所谓华侨是指离开故乡在外旅行，或者指自己养活自己的人，古时候也有侨县等用法。华侨的原意是指那些离开中国在外营生但仍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人。
相关地名
慈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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