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一侨居神户的华侨——吴锦堂
□[日本]山口政子
一、序言
“华侨”这个词，因理解的角度不同有多种定义。本文按其字意解释为：移居国外谋生，并与中国继续保持一定联络的中国人（不论国籍）。他们属于原住国和移居国两个社会，在那里他们体验了什么样的文化摩擦？又如何应对？本文将对此进行考察。
纵观整个华侨的研究得知：一般研究模式是华侨资本仅停留在前期商业资本阶段，未能转化成产业资本；以往的一般研究方向是强调其社会集团形成原理的后进性和封闭性。结果实质上缺少了什么事情、如何变化的社会特征，缺少了从内涵上历史地、系统地研究同化非同化等社会问题的观点。因此，要从华侨输出国——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进行总体研究，就必须知道各个华侨的社会、文化背景。即追溯到他的祖国，分析和研究他的出生地的背景与移居地的相互关联性、适应性和非适应性，以及移居后的社会变迁、在移居地的领导地位等，以此勾画出更具体、更全面的华侨形象。根据以上观点，本文纵观侨居神户华侨吴锦堂的出身地社会经济背景及此以后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勾画出一个日本华侨的人生历史。
本文中的吴锦堂，清末民初在神户从事贸易活动，并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当时的日本华侨社会中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出生地——宁波，也是清末民初活跃在上海一带的浙江商人（宁波商人）的发源地。因此，吴锦堂的活动轨迹，也可以看成是宁波商人发展的一个类型。另外在侨居地神户，不用说在华侨社会中，即使在日本人社会中，经济上也处于领导地位。他的人生轨迹，从社会变迁方面看，至少也是一个上升的典范；从历史的角度看，他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和地位属于特例，不能仅此就马上构成一个普通华侨的形象。不过许多华侨都因他的领袖才能，才追随他的。而且正是由于其领导能力，才受到其他华侨及社会各方的推荐。
二、吴锦堂的经济活动与其背景
吴锦堂于清咸丰四年（1854）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东山头村，是在家务农的吴麟初的长子。本名叫作镆，锦堂是其号，后来也用作商号。
出生地宁波在上海港开放之前是长江下游的惟一对外港口，从古到今都是一个繁华之地，处于连接中国南北两地沿海贸易的中枢位置。从古代起就是对日、对朝的贸易港口。自宋代设立市舶司（译注：宋、元、明初设置的，监督对外贸易和征税的税务机关）之后，就成为南海的贸易基地。它的商业圈，北至华北的牛庄、胶州，甚至到达遥远的海参威；南经福建、广州，到达新加坡、苏门答腊乃至锡兰（译注：现在的斯里兰卡）。日本也通过勘合贸易（译注：“勘合”本为验证、核对之意。勘合贸易是指通过核对符牌来进行的贸易。明朝政府向当时日本政府——室町幕府发放这种勘合符，来遏制倭寇和私下贸易）、辨铜贸易等形式加入了这个商业圈。此外，宁波自古以来就出了很多科举及第者，文化上也处于较高的地位。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向商业地带移居的现象。吴氏移居日本也处在宁波商人移居国内外系列的延长线上。此后宁波也因南京条约的签订，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为五大开放港口之一，许多欧洲船只云集宁波，宁波的商业贸易因此而发达起来。那时，宁波商人仰仗着称之为“钱庄”的独立金融网络和称之为“信局”的电信制度，以及称之为“过账制”的、不挪动现金只凭账单进行借贷的商业技术，开始逐渐强大，继安徽商人、山西商人等地区性商人集团之后，活跃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不久就成为浙江财阀的中坚力量，主宰着中国的经济。有关活跃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的研究，首先有根岸佶先生对属于同乡集团的四明公所进行研究的《上海四明公所》，其后有苏珊·安·琼斯先生分析研究这个系列的《上海的宁波帮与财阀集团》。另外还有西里喜行先生的《清末宁波商人》等。据西里喜行先生说：宁波商人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移居到了惟一的安全地带——上海租界，并通过钱庄业和买卖贸易发了财，又以同乡团体会馆——四明公所为中心形成了宁波帮。随着对外贸易中心从宁波向上海的转移，宁波的所有工商业都开始往上海转移，富商们成为了工商业的领导人。西里喜行先生把这些活跃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分成了三种：第一种是港口开放前来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开放后趁着贸易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产的人；第二种是在开放前后孤身来到上海，从店员开始做起，独立积累资本的人；第三种是由清朝政府官僚摇身一变转为商人的人。吴锦堂属于第二种人。
这些富有的宁波商人，不单单控制着四明公所和宁波帮，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带来的现代化，集结上海的资产阶级于1901年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并形成该会所的领导层，左右着全上海的经济。这个商业会议公所后来改名为上海总商会，但是领导权仍旧掌握在宁波商人的手中。此后，宁波商人改组钱庄资本，建立了浙江籍诸银行资本。以此为背景形成了浙江财阀，控制了全中国的经济界。山上金男先生的《浙江财阀论》对这段历史作了明确的阐述。
在宁波商人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吴锦堂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
关于吴弃农从商的经过，有这样的传说：吴氏二十七八岁那年，慈溪发了大水，田地全被淹没。二弟对长兄吴说“你要是不干活，全家人就活不下去了。你外出找活干吧！”于是，经乡里前辈徐孟彬老人的介绍来到上海，在一家香烛店供职。吴没有忘记徐老的恩情，让自己的长女与徐老的儿子结婚，加以回报。在这次外出从商之际，吴父对他说“应该发扬大丈夫之志。在农和商之间选择其一。如今天下大局的一半与经商相关。他日你若能商权在握，上报效国家，下救助乡里，那就是我的期待了。”在这句话中，看不到中国人轻视商人的那种传统观念，而认为有能力从商，为他人服务，就是大丈夫之志，从而积极地肯定了商业。这种价值观和社会观是宁波资本家辈出的一个背景，吴锦堂在这个价值观的支配下，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
如前所述，在同乡的推荐下，他在上海的一家香烛店当伙计，在苏州与上海之间跑买卖，学会了基本的商业知识。他非常勤奋、热心好学，发挥了他的商业才能，所以很多商店想聘请他。吴锦堂在上海期间掌握了商业技术，结交了商界朋友，也构筑起资本积累的第一步。
在中法战争后的经济不景气中，吴锦堂意识到中国经济已走进死胡同，于光绪十一年（1885）会同辛和李两位朋友，共携1000两资金来到长崎。可以说他们是沿着宁波辨铜商人（指江户时代拥有中日贸易特权的商人）的长崎交易路线走进日本的。
吴等人在长崎贩卖土布赚钱，进而在长崎和神户之间跑采购兼运输，赚取十分之一的佣金。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资金增加了5倍，并进入大阪市场。在大阪经营杂货，收购海产品销往中国，再将大豆、豆饼运进日本。吴移居大阪的时间，几乎与大阪的浙江、江西、江苏同乡团体——三江公所的成立时间相同。
日明治二十三年（1890）左右，吴移居神户，募集资金30万成立了“怡生商号，”经营杂货。在他的神户时代初期，得到广东籍蓝卓峰、郑雪涛等银行买办和老一辈贸易商的金融（汇兑等）以及其它各方面的资助。这是一种新动向，它打破了华侨之间那种局限于同乡团体，不同籍贯之间严重对立的局面。明治十年（1877），清政府在神户设立了大清国理事署，想以一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来统一掌握华侨，试图通过阪神中华会馆的创建，来推动华侨的统一，上述新动向就是对大清国政府这种推动的一个响应。
明治二十三年（1890），三江帮、广东帮、福建帮协商决定创建阪神中华会馆。以驻日大清国大使的捐款为契机，阪神众商捐了款，横滨、长崎、函馆的中国人也捐了款。该会馆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建成。据“创修阪神中华会馆记”记载，吴当时的捐款为100日元，处于660名阪神华侨众商人中的第40名左右，绝对算不上什么核心人物。但在发起修建神户关帝庙（创建于明治二十五年）的议案中，成为核心捐款人。吴的存在从这时起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明治二十年代（译注：1887-1896）是日本轻工业的草创时期，在神户首先兴起的是火柴制造业。神户的火柴业开始于明治十年，依靠人员低薪的低成本以及依靠中国贸易商的出口，扩大了消费，迅速成长起来，其中成长为大型火柴公司的有泷川辨三经营的清燧社。
吴锦堂从明治二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接手泷川的火柴买卖，主要销往长江流域和上海地区。当时在上海设立了义生洋行，杜炳卿为经理。同样，负责广东、南洋方向销售的是广东帮的麦少彭。麦、吴、泷川三人在那之后的10余年间共同经营，成为神户经济界的重要人物。火柴工业是日本工业产品的起点，由于火柴在中国是日常必需品，所以必然带来相互贸易，利润巨大。但是当时的火柴容易受潮，如果长期滞留，会变得不耐用，所以把握进出口时间至关重要。吴的经营额并不算最高，但众多火柴商追随他从事该买卖，足以证明吴锦堂具有敏锐的商机洞察力和确切的信息来源。
日本经济成长期轻工业的另一个主力产业是棉纺织业。吴锦堂就致力于棉花的进口。他的家乡是棉花的产地，他对棉花颇有鉴别能力。这种鉴别能力，是棉花经营商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
到这为止，可以说是吴锦堂原始资本积累期。
明治二十七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刚爆发，日本政府就出台了在日华人劝返令，在神户居住的大部分华人返回国内。在这段时间里，吴仍继续进行为数不多的中日贸易，获得巨额利润，积累了数十万日元的财产。
以甲午战争为界，日本对华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谷物进口和食品出口，转为工业原料进口和工业产品出口。吴的贸易活动也随着棉制品工业的发达而变化。
明治二十九年（1896），钟渊纺织兵库工厂开始投产，吴锦堂结识了这家公司的经理武藤山治，并承担了这家工厂的原料棉花进口和成品棉线棉布的出口。
钟渊纺织原本以吴服店三井的资本为主建立的，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经济波动和不景气中，三井公司最后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直接插手经营。此时，吴在武藤山治的劝说下，购买了500股钟渊纺织股份，一举成为持股数高达第8位的大股东。这是吴锦堂投资股票的开始。
明治三十五年（1902），吴锦堂任阪神中华会馆的理事长，名副其实地成为阪神华侨的核心人物。这个阪神中华会馆的理事长是从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的代表中选出而被任命的一个名誉职位，实行3年任期轮番制度。他从这年开始，连任两届。在任职期间，他尽心尽力地指导和援助阪神华侨。
明治三十七年（1904）2月日俄战争爆发，战场在中国的北部，与中国北方的贸易因此不振。然而，对以中国中部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吴来说，是一次绝好的发财机会。
他首先和盟友麦少彭各捐献2000日元的军资，更呼吁华人社会结成报国恤兵会，共筹1.23万日元的军资呈交日本政府。另外，他还认购了1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并呼吁同仁总共认购了45万日元。进而联系中国本土的商人，继续出口棉线和火柴。火柴是军队的必需品，所以销售量较大，又附带运送军需物资，获得了巨额利润。吴买下1427吨的阿鲁号德国船，改名为“锦生号”运输军需物资。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后，吴锦，堂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11月25日，加入了日本国籍。这是为避免军事产业上的麻烦而采取的措施，难以将这一现象看成他自身已同化到日本社会中。在他之前，盟友麦少彭已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加入了日本国籍，与泷川辨三的义子仪作合作，经营清燧社的火柴工厂。这个时候，虽然清朝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入外国国籍的圣旨，但实际效果甚微。
日俄战争结束后，发生了使吴锦堂名声大振的独特的钟纺股票买卖事件，即所谓的“铃久事件”。受战后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每股跌至27日元的钟纺股票，因扑茨茅斯条约的签定带来的企业热而升至每股60多日元。为此，拥有8万股中6万股的三井公司决定首先出售4万股。当时，吴锦堂接受了武藤山治的建议，买下这部分股份。为此至少需要250万日元的资金，足以可见吴锦堂的实力。此后不久，钟纺股票的价格继续暴涨，吴在很短的时间里收购了大部分钟纺股份，成为“穿着中山装的重任者”的董事。可是，时价越出百日元大关时，突然出现琦玉县的铃木久五郎（浑名：铃久），迂回独占钟纺股票。铃木当时年仅29岁，依据安田银行的资本，企图独占钟纺股份。据说他的购买所获暴利达300万日元。与之抗衡的是支持武藤山治的吴锦堂、麦少彭及东京三品商务董事长片野重九。在吴锦堂和铃木之间展开了惨不忍睹的股票买卖战，最后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以吴等人的失败告终。据说铃木的资产达到了1000万日元。片野在该年末剖腹自杀，吴和武藤也失去了钟纺董事的宝座。吴在武藤的斡旋下，获得了三菱的救济金，解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铃木在同年经宫崎滔天的介绍，认识了孙文并赠10万日元。由于经营不善，钟纺股票最终大跌，铃木持有的股份，被债权人安田银行收回，铃木从钟纺引退，武藤再次回到钟纺。
吴在股票方面的投资，还有日本的神户瓦斯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大阪莫大小株式会社、中国的汉冶萍煤铁公司、汉阳铁厂、汉口水利公司等。另外，向道路股份和军事债务等的投资也已查证。特别是对汉冶萍煤铁公司的投资较多，并时任该公司的驻日顾问董事。该公司的总经理盛宣怀，在武昌起义后投靠吴流亡日本，吴把他藏在神户的东方旅馆内。
作为一代贸易商来说，吴没有仅停留在商业资本形态上，因股票投资具有金融资本性质，他继续向实业界投资，显示出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姿态。被认为适应了振兴近代工业的潮流，是商业资本阶段受到挫折的华侨资本发生本质转变的一种表现。
1906年秋，从“铃久事件”的股票动乱中腾出手来的吴回故乡祭祖，见到饱受水难之苦的乡亲，便决定向水利灌溉方面投资。鉴于水利工程需要大量水泥，于明治四十年（1907）1月，在尼崎市投资50万日元建立了东亚水泥株式会社。此后，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参与了大阪莫大小株式会社的创建，任监察官。他在继续向产业投资的同时，为了巩固现有的资本，开始向土地投资。
首先，在日本开发了神户垂水区（东亚水泥包装桶用木材采伐地）的腹地松林，营造了约150公顷的开拓村，让附近的农民迁入居住。吴将其命名为“神出小束野开拓村”，自己作为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该土地。该工程开工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建造了便于农民灌溉用的宫池、小束野池等灌溉用塘堰。这项工程采用了其故乡在慈北水利工程中使用的技术。在大正六年（1917）移民之初，免除地租，发放开拓赞助金，推动开发。大正十五年（1926）开发了约50万平方米，昭和六年（1931年）开发了约60万平方米。由此可以看到他对自幼目睹的地主经营方式很感兴趣。这些土地在昭和十年（1935）转入他人之手，未能成为吴家的永久财产。
此外，拥有尼崎东亚水泥厂用地约6.6万平方米，在尾张一宫也有土地。在祖国中国，故乡慈溪县北部当然有他的土地，在镇江也有广阔的农场，在浙江省温州市青田县拥有矿山，在宁波海面的舟山群岛拥有开采钨矿的岛屿等等。在中国的这些土地，由于吴本人已经加入日本国籍，所以他就以家人的名义（例如侄儿吴启鼎等）购买，由同一家族的人或同乡的后辈们来经营。
大正十四年（1925）成立了吴锦堂合资公司。这是力图使股票集中，运用金融资本的产物。此时吴的资产在产业资本、土地资本、金融资本等多方面展开。吴于大正十五年（1926）1月，因急性肺炎去世，享年71岁。其经济活动随之宣告结束。
在那段时间里，吴的贸易对象地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在金融方面以属于宁波帮系列银行的四明银行为主要交易对象。他拥有大量股份的钟纺系列的日中合作公司、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朱佩珍（朱葆三），就是宁波帮的领导人之一。在这些经济活动中，吴与上海的宁波商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吴的经济活动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发展而展开的。进一步说，在宁波帮形成浙江财阀之际，吴把众多的资本转向了银行资本。吴的侄儿吴启鼎也如出一辙，在上海设立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成为连接浙江财阀的一个商口。由此可得知：吴的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之动向的一致性。
三、吴锦堂的社会活动
吴锦堂既然是商人，赚钱第一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和什么样的志向，在理解其经济活动、勾画一个华侨形象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吴没有留下能确认他思想意识和志向的文章，所以要直接进行确认是件难事。为了弄清他的思想意识和志向、以及一个具有两国生活基盘的华侨的归属感等，需从表露在外的社会活动中加以考察。
（一）立志当官的先锋
如前所述，他外出经商的原动力是父亲对他说的一句话“掌握商权、报效国家、救济乡亲”并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当他稍微有资金积累后，首先就向清政府捐钱买，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镇压义和团事变献银2万两，得到花翎道官二品，在这同时，当时才7岁的儿子启藩也得到了举人头衔。这是最后科举前几年的事，虽然实际的效果很不明显，但因拥有这个头衔，全家人仍然都荣升为绅士阶级。从这点可以认为他有着从商转士的志向。另外，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全国性大水灾，他捐献白银3万余两，受到驻日公使及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接见，清廷赐于“乐善好施”的匾额。次后，宣统三年（1911）因慈北水利工程的佳绩，得四品京候补之官职。在如此买官卖爵盛行的清朝社会中，吴乘机进入绅士阶层，即使清朝灭亡也丝毫没有动摇其地位。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的社会地位不仅仅只依附政治。中华民国成立后，又成为国民党一员，历任国民党神户支部长，成为新的政治体制的中间领导层。
另一方面，在日本华侨社会中，任三江公所理事长，成为同乡的核心人物。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任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华侨社会中的重要人物。在日本社会中，因多次为救灾捐款和购买军事公债而深受表彰。同时又不断地与日本社会中的有权有势人物交往，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豪华私宅等也可以看成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
（二）社会事业的投资对象和规模
其投资首先从自己所属的身边公司——阪神华侨会馆开始的。
首先参与了既是阪神华侨集会场所、又是宗教仪式场所的阪神中华会馆的创建，又牵头修建、改造了宗教中心——关帝庙。另外，还扩建、改建了位于神户山手宇治野的山庄（中华义庄，华侨遗骨的安置所和公共墓地），创建了医院。中华会馆的改建，他出资1.22万余元，作为三江帮代表向中华会馆的改建捐赠了2万日元。他向华侨社会投资的同时，对自己的故乡也不是视而不见的。
因为青年时代亲身体验过家乡慈溪的水灾之害，所以其中更多一层同情。明治三十九年（1906）秋天，回乡祭祖的吴亲眼看到了那些因正在放花的稻谷被淹没却束手无策的农民。原来慈北的地势低洼，南面靠山，与余姚县邻接处是高地，经常被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淹没。因此必须疏通杜湖、白洋湖，修筑海防，挖水塘筑堤坝以求水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水利设施失修、荒废，水利组织解散。见到此情此景的吴出资银7万余元，花4年的时间改修、增建水利设施，并建立了水利局和水利善后章程以便管理。因此，去海边、湖边种稻、植棉的人急剧增加。民国三年（1914）甬江周边大旱，慈北却大获丰收。乡亲们建铜像以歌颂他的慈善品德，在慈北崇寿宫立吴公福乡碑以弘扬他的丰功伟绩。
另外，宣统二年（1910）与虞洽卿等人组织三北赈灾会，次年秋天，宁波北部遭受水灾时，该赈灾会发挥了作用。这一年，因武昌起义后的社会动乱，不仅慈溪、诸暨等县数百万的民众挣扎在水火之中，各地形势也告急，赈济之事无法实施。各省的平价米停售，民众暴动迫在眉睫。得到这个消息的吴，立刻给上海的虞洽卿打电话，要求立即设法买米，并恳请众多绅士平抑售米，赈济民众，自己捐款3.8万多日元。由于他的努力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为表彰他的功绩，在浙江省都督朱瑞的推荐下，民国三年颁给中华民国五等嘉禾勋章。之外，在武昌起义后的抑制社会动乱时期，为浙江省各军政府和红十字会捐献大洋3.2万元。
除这一系列救灾活动外，还非常关注家乡子弟的教育。光绪三十二年（1907）他投入22万多日元的巨资，在家乡东山头村建立了锦堂学校。这是一，所以教授养蚕为主的实业学校。占地50余亩，开有河渠，拥有52幢洋房、19间平房、桑蚕缫丝房等设施40余处、桑园及学校资产田1260亩，规模极大。学校的运作资金由路股2万两、汉冶萍煤铁公司股5万两充当。学校实行全体住校制，学费低，优秀学生免交学费。除此之外还给吴姓学生发放奖学金，他们中的优秀学生还可派往日本留学，学习更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据说，这样的留学生多达50余人。他还几度为宁波效实中学、宁波教育会、上海旅游学会等捐款。从他对家乡子弟教育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他为孩子们开辟受教育的道路，一心一意想把他们培养成适应近代化（自己亲身经历的）需要的人才，有启蒙家的一面。
即使对日本社会，他也曾几度捐款赈灾，因而受到勋六等瑞宝章的表彰。他还给庆应大学、明石师范附属小学校和神户的各类学校捐献了大量的资金。这也预示着他的这种志向绝对不会单单留在中国人的心中。
（三）对民族教育的关心
作为一个身居国外的人，如何对他的子弟施教，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能敏锐地接受振兴祖国的民族主义影响的人，正是这些身处异国的人们。在日中国人的教育始于横滨大同学校（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创办的）。此后移居到神户的康有为在吴氏好友麦少彭的别墅里静养，游说民族教育的必要性。明治三十二年（1899），吴和麦一起积极地参与神户同文学校的创立，并捐赠一万零几百元，以此来响应康的号召。吴自明治三十八年（1905）就任同文学校副理事长以来，尽职一生；第二年又捐款设立了同文学校附属幼儿园。明治四十年（1907）对华强学校的建立也作出了贡献。吴虽是日本国籍，但却如此这般地对华侨子弟的民族教育加以关注，正是在文化上仍保持着中国人本性的吴的中国人觉悟的一种体现。但是，他对自家子女的教育却持有另外的观点，是在适应现实的过程中偏离了理念，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四）对中国、日本政治形势的关注
吴所活跃的时代，在中国正是清朝政府软弱无能、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成立和袁世凯的专权、政权分裂的时代；在日本正是明治中期至大正期的向外扩张政策时代，两国之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对中日两国来说，这一时期绝非是一个安定的时代。那么吴对各种事件都是怎样认识、处理的，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据考察，他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绝不是汉奸，甚至可以认为他的思想常常超越国界。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他仍继续进行贸易，抓住时机发财。这虽不能说明他完全不是一个冒险商人，但也没有确实证据证明，他的行为给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带来具体的损失。
吴锦堂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则更具特色。
虽然吴曾买过清朝的官职，但那只是为在社会实现升迁的道具，并不能据此说他忠实于清朝廷。另一方面，孙文从世界各地的华侨那里募集到了革命运动资金，自然也从日本华侨那里募集到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孙文和吴是否见过面，到现今为止也没有发现肯定或否定的史料。但是，上海的宁波帮决定作陈其美的后盾，对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作出很大贡献。吴同出一辙，也是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神户支部长。民国二年（1913）被袁世凯驱逐的孙文再次到日本侨居募集资金时，他的随行人员中有戴天仇、马君武以及宋嘉树等。宋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人，宋子文的父亲，浙江财阀的一员。那时在神户主持孙文欢迎仪式的人正是吴锦堂。孙文曾造访过吴的舞子府邸。那之后的大正十三年（1924）11月28日，再度来到神户的孙文曾携夫人宋庆龄留宿在吴的舞子府邸。在这段时间里，孙文在神户女子学校做过有名的“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这个演讲被视为孙文留给日本人民的遗言。此外，蒋介石多次来日时也寄宿在吴氏府邸，吴府也是蒋亡命日本时的藏身之处。
他对政治的关注，因身在异国他乡，可以说是极度灵活的。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追随上海的宁波帮。当时操纵上海宁波帮的商人是虞洽卿和张静江，吴和他们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
（五）人事交往
在日本的经济活动方面，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火柴制造业的泷川辨三和仪作父子；钟纺的武藤山治也被看作是得力的盟友，据说武藤府邸和吴氏府邸在舞子相邻；另外，吴与他所设立的东亚水泥的董事兼松房次郎、川西清兵卫、松方幸次郎等人也有联系；在华侨朋友中当然首推好友麦少彭。麦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2月，是广东籍驻日华侨麦梅生之子，在故乡长大，27岁时来日本，继承了父亲开创的怡和号，从事贸易活动。据说性格豪放，与好静的吴锦堂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和吴一起创业，在神户华侨社会中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后因投机股票买卖失败而破产。此后为图东山再起，奔波于南洋各地。后病倒在新加坡，于宣统二年（1910）1月在香港病逝。他遗留下来的公馆也很壮观，被称为“士及公馆”。
说到和中国人的交往，则不得不提及和上海宁波帮的往来。其中特别要提到曾追随于国民党政府的、浙江财阀中的大亨虞洽卿。
虞于同治六年（1867）出生在宁波镇海县龙山村，名和德。15岁时随同族的虞鹏九去上海，供职于奚润如所经营的化妆品店。因其卓越的商业才能而得到该店的两成股份，27岁时受雇于鱼鳞洋行作买办，之后分别以买办身份活跃于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储积资本。在上海的宁波帮内也渐渐地有了一些实力，一边想最终成为宁波帮的领导者，一边投资于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进入了产业界。支持响应武昌起义而在上海起兵的陈其美，成为陈的部下——蒋介石的保护者，资助北伐等，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买办的性格。吴和虞从何时开始相识？这一点虽不清楚，但也许因同是宁波北部出身，在对故乡的投资中相识。民国二年（1913）吴的长子启藩和镇海虞氏一族的姑娘彩莲结婚成了亲家，吴虞两家的友谊就变得越来越深厚。
（六）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锦堂作为移民，在移民国社会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
吴因“铃久事件”等而出名，此后还被当作小说题材使用过，可见他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在人们眼中，他的府邸是豪华壮丽的，其附近的汽车站也起名为“吴锦堂前”。另外，在钟纺公司，被称为“穿着中山装的董事”，他的财力令人刮目相看。这也绝对不是对他的阿謀奉承。从当时经济实力的差距来看，可以说日方是非常钦佩他的。大正八年（1918）11月12日，大正天皇驾临神户时，作为兵库县实业家代表以及对社会事业有贡献的29人之一，被召见并与天皇交谈，也足见他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
（七）家庭生活方式和对子女教育的看法
正如“家谱”所示，他有3位中国人的妻子。头房徐氏一直居住中国，并死于中国。二房、三房一起来日本共同生活。妻子们都缠足，日常生活也很中国化。生有一男两女，长女梅仙嫁给了吴氏刚刚经商时的恩人徐孟彬的儿子礼芷。徐孟彬的两个孩子礼芷、蕙生都来日在吴锦堂手下工作。梅仙生有3个孩子但早逝。次女瑶仙，与在家乡长大、短期来神户后与受到他父亲关照的留学生结婚，而后回国。长子启藩生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随父一起加入了日本国籍。他在日本学校毕业之后帮父亲工作，大正二年和虞彩莲结婚。虞氏早逝之后与丁氏再婚，两个妻子虽然都是中国人，但生活方式却已日本化，他的儿女会说中国话的很少。吴锦堂在家里几乎都说中国话，完全过着中国式的生活，直到辛亥革命为止一直留辫子、穿长袍。佣人有中国人和日本人，但厨师则是特意从上海请来的大厨，饭菜几乎都是中国风味，过新年也完全是中国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启藩这一代。
在子女的教育上，尽管已给儿子启藩买了一个举人的头衔，但还是让孩子去上日本人的学校。这一点又是同设立同文学校、积极推进民族教育的态度相互矛盾的。另一方面当然也请家庭教师，让孩子们学习中文和汉语，但还是把重点放在如何适应日本社会之现实上。
启藩的后妻丁氏住在上海，启藩在上海和神户各有一个家。但是，启藩仍然让女儿们在中国受教育，让儿子们在接受汉语教育的同时上日本的学校。
另外，就本宗族的子弟来说，从中国传统的大家族主义思想出发，弟弟们的子弟也全由锦堂关照。其中，二弟作培的儿子启祥常住神户的吴家，庆应大学毕业后成为吴家的领头人。三弟竹崖的儿子启鼎在锦堂的资助下，毕业于上海的圣乔治约翰内斯大学，后留学于俄亥俄州大学，回国后担任浙江财政厅上海税务署署长，往后转入实业界，创立了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成为浙江财阀之一。四弟的儿子启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也成为银行的总裁。以这些同族子弟为首，包括锦堂学校的毕业生在内，也都出现在其财产的管理、运作领域中。
由此可以认为，吴锦堂的人生基盘上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吸取自身所在的日本的近代化活力，并灵活地加以运用。吴锦堂于1916年在舞子修建了一座八角形的洋楼，命名为“移情阁”。由于这座楼的风格和精致程度与故乡慈北的风景和濑户内海相似，因而也可说是将思乡之情移于此楼而命名“移情阁”的。
吴锦堂于1926年去世。死后，他的遗体按照华侨的习惯安放在中华会馆，1931年用专船运回上海，葬于慈溪的大地中。这意味着他将终生不离开故乡。他以故乡为出发点，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缔结同乡人际关系。立足于异乡神户，在广义的三江帮的旗帜下集结，弘扬民族主义。从广义的中国人这个理念出发，在全体华侨中建立、并不断扩大互帮互助组织。也可以说，这象征着他那种自身的思想意识总离不开故乡的精神。
四、结言
以上，从经济、社会活动等方面回顾了旅日华侨吴锦堂的人生。通过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吴锦堂移居日本，不是像以往华侨通常所说的为活命逃难海外的，而属于传统的宁波商人伴随“开辟航路”这个新商业圈的扩大而移居、发展的系列。进而认为，必须将他的经济活动与上海的宁波商人联系起来，作为他们中的一个环节来考虑才为妥当。再者，通过他的各种活动分析，其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就更具体化了。既然华侨这个群体不能仅仅作为单纯经济的群体存在，那么要描述出他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编者注：本文转摘自日本严南堂书店1983年1月出版的《日本华侨和文化摩擦》一书，作者写作时系大阪大学文学硕士，录用时略有删节。）
注：
（1）其代表性的概念列举如下：
按国籍进行分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分为华侨和外籍华人。根据其国籍法，仍将保留中国国籍，侨居在外国的华人称作华侨；将取得了当地国籍的华人称作外籍华人。从法律角度上进行解释的有成田节男、丘汉平等人。
按血统进行分类：根据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制定的国籍法，以及继承其思路的中华民国（1919年）的国籍法进行分类。无视混血、混血第一代、混血第二代的变化。是单纯注重血统的思路。
以地域概念为中心分类：作为中华民族海外发展的思维方式。出现在小林新作、刘土木、徐元杰、太平洋协会、南洋协会等编着的各书中。
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分类：从本国移居他国领土，创建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中国人。须山卓等人的观点。
按功能进行分类：与本国有机地进行联系，从事经济活动的中国人。吴主惠等人的观点。
按存在主义进行分类：因侨生阶层和同化等问题仍继续保持中国人特性，构成第三中国。从这一认识出发，将事实上存在的这部分中国人叫做华侨。
（2）所谓华侨是指离开故乡在外旅行，或者指自己养活自己的人，古时候也有侨县等用法。华侨的原意是指那些离开中国在外营生但仍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人。
二“吴锦堂财阀”与孙中山
□[日本]中村哲夫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曾经11次到过神户。第一次革命以后，他又7次前往神户访问。武昌起义后不久，神户全体华侨便热诚公开支持共和革命。1911年11月26日，他们组织了“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①11月28日，他们给清朝内阁打电报，热情表示支持共和政体的见解。②
当时，吴锦堂是神户著名的华侨实业家，他领导着神户华侨社会，在他的带动下，“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都参加了“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但是，武昌起义以前，吴锦堂、王敬祥（福建人）等人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亡命政客，他们当时居住于神户。而对于孙中山，大概当时吴锦堂、王敬祥秘密有机会与之见面。武昌起义以后，他们对孙中山的态度为公开性的了，拥护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主要在财政工作上帮助南京临时政府。
因为什么使吴锦堂对孙中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本文想从“吴锦堂财阀”的形成和各种经济、政治活动及其对孙中山态度变化的原因，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结论是，吴锦堂跟上海“宁波帮”的领导者——虞洽卿、朱葆三有密切关系，而“吴锦堂财阀”与“三井财阀”有一些同盟关系。武昌起义后，为了掠取汉冶萍公司的经营权，“三井财阀”利用吴锦堂和上海“宁波帮”人，而参与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而且帮助建立中华革命党。
一、“吴锦堂财阀”的形成
日本企业经营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修改了过去认为吴锦堂是一个旧式华侨商人，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家，股本投机家等看法，认为他是“阪神财阀”的重要一员（“阪神”是大阪与神户的简称）。①在日本，三井、三菱等财阀是中央性的，而“阪神财阀”是地方性的（参阅附表1）。“阪神财阀”共有16个控股公司，“吴锦堂控股公司”（日本名字是“吴锦堂合资”）排列第13席。②“阪神财阀”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结构，在生产经营和贸易等方面是各自为主的。从华侨资本转为“财阀”，在日本“吴锦堂财阀”是唯一的例子。“财阀”在经济上握有控股公司，在这个公司控制下经营各种产业公司，同时赖于经济力量，它又有一些政治的影响力。虽然“吴锦堂控股公司”于1925年才办理法律登记手续，但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他的公司经营项目和规模就已确立，不但从事贸易，而且投资于生产方面。可以说，辛亥革命前后，吴锦堂就已经从华侨资本家转变为日本“财阀”了。1904年，吴锦堂加入日本国籍，他的实业中心在阪神地区，所以日本企业经营史专家认为吴锦堂无可置疑地是“阪神财阀”的一员。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又是“宁波帮”的重要一员，他的思想里充满着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1900年，他向清朝政府买官位“花翎道官二品”，还给他的儿子吴启藩买了“举人”的称号。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的水灾之际，吴锦堂赈恤银3万两，因此，驻日公使和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之奏请，被赐予光绪帝手书的匾额。1911年，为浙江省宁波府慈北地方的水利工程作出贡献赐四品京官候补官位。①
1885年，吴锦堂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宁波帮”的小贩，跟两个朋友带着1000两的老本到长崎的行栈“泰锠号”，从这以后开始日中贸易。他的贸易和输运业，主要是从事棉纺织业的生货和制品的进出口以及火柴的出口。
1896年，“三井吴服店”（衣服、百货公司）经营的“钟渊纺织公司”在兵库工厂开始生产。总经理人武藤山治认为吴锦堂是个人格高尚的华侨实业家，他们后来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1901年，“三井吴服店”拍卖“钟渊纺织公司”大量股票的时候，武藤山治面托吴锦堂收买股票参加经营。吴买了500股，为第8位股东，担负董事业务。日俄战争之后，“钟渊纺织公司”发生股票投机事件，吴锦堂为了维护总经理人武藤山治的地位，再次收买了“三井公司”（“三井财阀”的控股公司）所保有的“钟渊纺织”股票4万张。吴锦堂因此而被叫做“股本投机家”，他们的主要实业目标是创建日中合办的纺织工厂。1906年，“钟渊纺织公司”在上海创办日中合营的“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名是“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这个公司生产绢丝、绢布以及棉丝、棉布。吴锦堂为开办这家日中合营公司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公司在中国的总经理是朱葆三，查帐员是王一亭。②
火柴贸易是吴锦堂发财的第二渠道。1890年前后，吴锦堂从大阪市川口到神户，创办贸易公司“怡生号”，开始出口日本制火柴。当时，日本制造两种火柴，一是以黄磷为生料的火柴，制造时会发出有害的气体，低温下划火很危险；另一种是赤磷为生料的叫“安全火柴”。向中国市场出口黄磷火柴很便宜，一些日本人和一些华侨生产这样非人道的产品。而吴锦堂的“怡生号”与实业家泷川辨三和仪作父子携手并进，全力生产“安全火柴”。①
20世纪之初，日本火柴的四分之三出口于神户埠。1907年在神户埠全部出口商品中，火柴占6.6％。②1902年，在神户埠出口的火柴总额6，760，907日元，华侨火柴贸易占40％左右（参阅附表2）。当时吴锦堂的“怡生号”仅占华侨火柴贸易总额的第7位，但第10位的“义生号”是泷川辨三和吴锦堂合办的。③第1位的“怡和号”总经理是广东人麦少彭，他是吴锦堂的盟友，他们都经办泷川父子制造的火柴出口业务。麦属于“广东帮”，向广东、东南亚出口，吴锦堂向长江地区出口。第14位的“复兴号”总经理王敬祥，属于“福建帮”，1911年被选为“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主席。神户华侨大部分从事贸易，他们在中国、东南亚占有专门市场。1911年，神户有很多华侨贸易公司，向日本政府上缴营业税30日元以上的公司有77个。④吴锦堂既入日本籍，因而不列入这个名单。1926年，神户市商工科编《神户外国商馆要览》一书中，总计有22个华侨贸易公司，而其中仅有3个公司是1911年的77个公司中继续生存下来的。⑤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策下日本贸易公司，例如“三井洋行”（日本名是三井物产）极力扩张商务力量；另一方面华侨贸易公司是个人性质的小企业，有的人发了财便返回故里。留在兵库县的中国人，1911年是1269人，1926年是5653人。从中可见，虽然华侨人数增长，而华侨贸易公司却减少了。这个情况变迁很重要。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势力，很多日本人加入贸易业，华侨贸易商人本来占据的主要地位被逐步代替。关于神户华侨社会的变化，有日本人说：“大正（民国）初年以来到近年，贸易商人退步了，而工人阶级壮大。①
学术界一般认为华侨资本有商人性、个人性、浮动性，要转变成产业资本非常困难，而吴锦堂的经营规模比一般华侨贸易商大得多，终于转变为产业资本家。与吴锦堂志趣相投的日本朋友是武藤山治和泷川辨三，他们与吴锦堂实业思想虽不一样，可是他们同有振兴实业、救国救乡人、反对欧美实业专利的思想。他们欲振兴亚洲的实业，促进日中经济贸易联合，打破欧美垄断市场的局面。②这些共同的思想使他们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所以吴锦堂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收买1427吨德籍的轮船，改名“锦生号”，参与军需运输，并从中获得了巨利。他依据这个巨利，可以转变成产业资本家。
吴锦堂在哪些产业部门投资？他投资的第一产业部门是水泥工业。1907年，吴锦堂于兵库县尼崎创办“东亚水泥股份公司”，股份金总额为50万日元，股票总数一万张。现在已难于找到创办时期的营业报告书，但是，1909年以后的营业报告书却被保存下来。据记载，总经理人是田冈典章，董事是泷川辨三，兼松房次郎、川西清兵卫，查帐员是松方幸次郎、麦少彭、吴锦堂。第1位股东是吴锦堂父子，他掌握着经营实权。③董事和查帐员都是神户实业界中有权势的人。松方幸次郎是著名政治家松方正义的第三子，参与“川崎财阀”的经营，同时他又是政治家。因为水泥工厂开办造成粉尘公害，所以附近的地主和佃户上书兵库县知事（县长），请求取缔这个工厂，可是兵库县知事仍准其开办。①据我看，因为神户实业界有力人士参加东亚水泥公司的经营，而且这个公司跟神户瓦斯公司有密切关系，所以兵库县知事准许其开办。生产瓦斯时有副产品焦炭，可以作为制造水泥之燃料。神户瓦斯公司，在1900年泷川辨三参加经营以后，发展很顺利。1911年，松方幸次郎为总经理，常务董事是久保正助，董事是泷川辨三和兼松房次郎。除久保以外，他们都有东亚水泥公司的股票。吴锦堂也收买了神户瓦斯公司的股票，他们互相援助，互相提携。②
吴锦堂投资的第二产业部门是棉针织工业。1911年，创办“大阪棉针织股份公司”（日名是“大阪莫大小纺织株式会社”），吴锦堂和长子启藩占第2席股东并为查帐人。吴氏父子有1万张股票，约占总量的10％左右，比他们持有的3000张东亚水泥公司的股票多7000张。当时日本的1张股票价是50日元，他们有大阪棉针织公司股票50万日元，东亚水泥公司股票15万日元。这个棉针织工厂规模很大，有近代的机械设备，拥有1000个工人，经营成绩很好。1918年，股东股息年率为30％。③在棉纺织业中，吴锦堂还购有其它公司的股票。1912年，他买了“内外棉股份公司”股票90张，1921年再次购买750张（排该股份公司第67席股东）。股票投机事件以后，他还掌有钟渊纺织公司股票4460张（第8席股东）。④
在火柴业，吴锦堂与泷川父子有极为密切的合作关系。1916年，泷川父子将他们分别经营的企业合并，创办“泷川磷寸股份公司”（“磷寸”在日语中是火柴的意思），1917年改名为“东洋磷寸股份公司”，有31家制造工厂，约有5000工人，当时，这是亚洲第一大火柴公司。因为现在没有“东洋火柴”公司的营业报告书，无法知道泷川父子及吴锦堂等股东所保有的股票数目，股东席序号。但我们知道这个公司股金总计是300万日元。①据各种情况分析，可以认为吴锦堂在火柴生产业中也有相当的投资。
综上所述，吴锦堂在日俄战争中参与运输业，从中获得了巨利，并且主要在棉纺织业以及水泥生产、火柴生产部门投资，使其从一个小贩变成日本“阪神财阀”的一员。因为没有原始史料，我们不能详细了解其持有股票细目，但其控股公司的股本总计是494万日元，规模相当大，比之“川崎财阀”（川崎总本店）的650万日元相差不多。然而其实业中心不但在阪神，而且还在上海；他不但是日本资本家，而且主要是“宁波帮”一员。
二、上海“宁波帮”和吴锦堂
上海是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批被辟为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及金融中心。②“宁波帮”就是指宁波府辖治下的鄞、慈溪、定海、奉化、镇海、象山等县籍的同乡在上海的组织。1897年开埠以前于上海建立的宁波同乡会馆“四明公所”是他的前身。开埠以后，以从事钱庄业的方氏一族为主力，把乡里的青年接到上海，向他们传授商品知识，让他们参与商业活动，形成有力的经济同乡组织。
1897年以前，即盛宣怀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未设立以前，“山西帮”几乎独占国库金融利益。①当时，“宁波帮”主要是依靠“山西帮”的贷款经营钱庄业。“山西帮”的贷款被称为“长期”。“宁波帮”的钱庄自己也发行“庄票”，这是一种期票，可代替现银流通。开埠以后，外国银行得以在中国进行金融活动，他们接受“宁波帮”钱庄发行的“庄票”，并向他们发放名为“折票”的短期流动资金。这样，“长期”和“折票”在客观上加强了“宁波帮”的金融力量。“宁波帮”又独自进行“过账”制度，并且使用新的电讯手段，参加洋式新产业的经营。这样，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金融业中“宁波帮”的金融知识水平逐步超过“山西帮”。“宁波帮”以富有人才著称，他们很重视这一点，不断地给有才干的同乡青年们提供贷款，使他们有充分的力量经办各种实业。吴锦堂、虞洽卿等就是赖于这种同乡的支持而获得成功的。“宁波帮”还向外国银行担保推荐有从事实业能力的人才，使他们成为“买办”，外国银行的势力越发展，“宁波帮”“买办”的力量也越得到加强。
西里喜行先生将上海实业界中有经济实力的宁波商人，按他们的发迹历史分为三种类型②：
第一，上海开埠以前，就已从事商业，开埠以后，再扩大经营规模而致富的商人。例如，镇海县方氏一族，开祖是方介堂；慈溪县董氏一族，开祖董棣林。
第二，开埠前后去上海，开始只在同乡人商店中做徒工，白手起家，逐渐实业致富的商人。例如，镇海县李氏一族，开祖是李也亭；镇海县叶氏一族，开祖是叶澄衷；虞洽卿，来自镇海县龙山镇；宋炜臣，镇海县人；朱志尧，奉化县人；朱葆三，定海县人。第三，随洋务运动的风潮，辞官转办实业致富的。例如，周金箴，慈溪县人；沈敦和，鄞县人；盛炳记，镇海县人。
美国学者肃赞·曼·琼斯说：“1870年以前，在上海实业界任何人没能反抗方氏一族的权势”。①而1897年以后，第二类型的实业家的经济领导力量渐渐超过了第一类型的实业家。1897年，盛宣怀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宁波人）任总董事，“宁波帮”加强与鄂籍大官僚的关系，1905年改名“中国商业银行”是年该银行向上海各钱庄贷款1593万两，1906年，其贷款总额达2230万，两。清朝政府也曾于1905年3-5月，通过中国商业银行以上海道库的“库平银”450万两向上海各钱庄贷款。到这时为止，除外国银行的“折票”以外，上海钱庄资本家又可以运用清朝国库的流动性资本。1904年在改组1901年创立的“上海商业会议所”为“上海商务总会”时，宁波人朱葆三被选为总理，成为“宁波帮”的中心人物了。
1898年，发生了四明公所案，为反对法租界当局暴政，“宁波帮”的商人、工人举行罢市罢工。虞洽卿帮助罢市罢工的领导者沈洪赍，与法租界当局谈判，为这次罢市罢工的胜利做出了贡献。②虞洽卿还帮助沈洪赍改革方氏一族领导的四明公所，使其成为“民主的”四明公所。③朱葆三、虞洽卿等从事买办业，但不能因此就断定追随帝国主义的利益。一为买办就称其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是片面的。④他们持有自己的资本，据“契约”参加外国银行、洋行的业务。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与那一个外国银行、洋行发生或改变经济关系。①比如，虞洽卿曾将金融业务华俄道胜银行转向荷兰银行。虞洽卿虽是买办资本家，但他为了帮助同乡人而开办民间银行、民间企业。最初是在1908年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四明银行），1909年又开办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宁绍公司）。当时，中国的银行是官督商办，唯有四明银行一家是民间经营，主要是服务于同乡人的银行。四明银行的主要出股人除虞洽卿外，还有李元书、周金箴、陈子琴等。李元书属于第二类型的李氏一族，周金箴属于第三类型。
1906年，虞洽卿赴日，参观了日本的实业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丁日初、杜恂诚两位先生说：“以此为转机，他一生中新的发展时期便开始了”。此次访日，他面晤了吴锦堂。1906年8月15日，“钟渊纺织公司”和“宁波帮”设立日中合办的“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朱葆三为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人，总资本金为40万日元。②“钟渊纺织公司”属于“三井财阀”系的一个旁系公司，所以“三井财阀”与朱葆三还有不少关系。为了发展中国的养蚕技术，1905年吴锦堂在家乡创办了蚕技学校，而“锦堂学校”和“上海制造绢丝公司”一定有密切的关系。此外，他还办了两项重要事业，第一是于1909年帮助虞洽卿创办了“宁绍公司”，第二是于1910年与虞一起设立了“三北赈灾会”。“宁绍公司”是虞领导下的“宁波帮”共同经营轮船事业公司。关于“宁绍公司”创办时期的情况，虞说“慈北吴锦堂先生尤力赞其成”。③
可见，1906年以后，吴锦堂与“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如虞洽卿、朱葆三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13年，吴锦堂的长子吴启藩和虞洽卿的一族虞成恺的女儿彩莲结婚。在民国时代，还以侄子吴启鼎名义收买了矿山权，在上海开办“浙江商业储蓄银行”。①
如上所述，日侨财阀吴锦堂无论在思想上、经济上，还是在亲族关系上都与中国、宁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是“阪神财阀”的一员，而且也是“宁波帮”、“浙江财阀”的重要成员。
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
武昌起义以前，吴锦堂积极帮助立宪派，而1906年以后，帮助中国同盟会员杨寿彭的革命活动。日俄战争后不久，铃木久五郎想收买“钟渊纺织”公司的股票，篡夺经营权，吴锦堂为了防其篡权，投下巨资。1906年，铃木由宫崎滔天介绍面晤孙中山，敬赠10万日元，这一插曲很有名，所以吴一定会知道孙中山的名字。据吴锦堂与杨寿彭的关系，可以断定杨寿彭是代办孙中山的对日工作的，而且是孙中山的政治秘书。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募革命运动经费等活动，对武昌起义他没预闻。悉武昌起义发生的消息后，孙中山从纽约抵达伦敦，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与四国银行团和英国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他们都拒绝了。他自伦敦取道巴黎归国，在巴黎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举行会谈，要求能贷款给革命政府，又遭到了拒绝。②这个时期，孙中山给日本人写信要求帮助革命政府。③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到香港，与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会晤，跟他们一起去上海。在船上孙中山与山田商量向三井洋行借款。当时，山田纯三郎是满铁公司驻上海派员，在三井洋行上海支店。①
三井洋行在武昌起义之后，为了利用革命政府扩张权益，决定帮助孙中山建立政府。我想三井洋行对孙中山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宁波帮”人朱葆三、虞洽卿等向革命党人做工作；二是向日本政府和横滨正金银行建议贷款给孙中山的政权，达到使革命政府承认汉冶萍公司日中合办的阴谋。
“宁波帮”为了取代“山西帮”在金融界的实力，朱葆三及虞洽卿在财政、政治上帮助陈其美建立上海都督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做出了不少贡献。而虞洽卿对江苏都督程德全工作又很重要。②程德全致电各省都督，首倡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③
三井洋行社员森恪，于1911年11月武昌起义之后，以三井洋行的命令归国。在益田孝、山本太郎主持下，他参加对孙中山的工作。1911年12月29日，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及森恪由宫崎滔天和山田纯三郎介绍与孙中山会见于上海。④这以后，革命政府和三井洋行交涉了两桩借款协议。第一件是关于30万日元的军机借款交涉，这个交涉于1912年1月24日互交合同书，达成了协议。这个合同书是三井文库所藏的珍贵档案，译文如下：
证
此次，三井洋行上海支店由黄兴、朱葆三、陈其（原件误作“基”——译者）美、王一亭、宋教仁、张静江等联带责任，已订立向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放款三十万日元的合同，为履行合同，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代办人——内田良平和三井洋行之间，订立合同如下：
第一条三井洋行依据其上海支店已订立了合同，对内田良平要交给三十万日元。
第二条内田由三井洋行一定要收买在别的一张纸上所载军机类。以第一条所定三十万日元的放款要交付其价款（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一日元），收下其余四万九千五百七十九日元。但是关于给收款额更交给收据证。
第三条关于放款三十万日元，从合同成立之日到清偿之日，（中华民国政府）开支年率八分五厘的利息。
此合同有两份，各有一份。
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三井洋行总经理人
（三井洋行印）
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代办人
内田良平（印）
三井文库还有三十万日元之收据证及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一日元之收据证。①
第二件借款交涉，是《三井事业史》中被写“五百万日元借款”问题。武昌起义以前，已在三井洋行和汉冶萍公司之间有日中合办交涉，但未能缔结协定。盛宣怀因惶恐革命形势发展，希望去日本神户继续交涉。①1912年1月3日，他到神户市郊外盐屋街（在须磨和舞子之间）的东方饭店。②关于盛亡命日本，日本报纸记者说：“又闻在神户之中国人倚盛立身者颇不乏人。盛至神户后，恐须谋于此辈，营菟裘于须磨明石之间也。”③吴锦堂掩护了盛的留日生活。④吴锦堂和王敬祥与三井洋行、横滨正金银行的人员向盛说服，叫他赞同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五百万日元的借款。”1912年1月29日，横滨正金银行驻上海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去神户会见盛，拟定了汉冶萍公司日中合办暂定契约。之后，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由三井洋行拨款200万日元交给孙中山的代办人。现在没有这个200万日元收据证，但是，孙中山对参议院咨复文中写过收到200万日元的事。⑤2月2日，孙中山和黄兴与三井洋行起草合同（这个文件还是重要档案，现在没有原件，但是三井文库有复制件）。全文与日本外务省保管文书中该文件大体上一样，可是，三井文库所藏文件有孙中山和黄兴的亲笔签名、职务、年月日及印章。在《日本外交文书》上没有签名等之项。三井文库所藏文件用“三井物产（三井洋行）上海支店笺”，所以这个文件跟原件一样的。
关于革命政府和三并洋行的两桩借款协议，藤井升三，全汉升先生已略述。①这个汉冶萍公司日中合办暂定合同后被放弃、不成立了，但我们要注意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窘迫是孙中山让位之一个起因。②吴锦堂对上海都督府财政部曾捐钱，这与他和上海都督府财政部长朱葆三密切地联携有关。③
1912年，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成立，吴锦堂为支部长。次年2月10日孙中山经过神户，3月13日，再次到神户，3月15日访问吴锦堂的别墅“松海别庄”（在神户市舞子滨）。第二次革命之后的8月9日及1916年4月29日，1918年6月11日、6月23日，又多次访问神户。1924年11月24日，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访日，在神户逗留了7天。11月28日，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泷川仪作主持，于县立神户高等女子学校礼堂，召开孙中山和宋庆龄讲演会。孙中山讲演的题目就是著名的《大亚细亚问题》。这次讲演是孙中山与日本之关系的一大总结。泷川仪作是吴锦堂的老朋友，他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后年，他自行付印了《大亚细亚问题》讲话，宣传日中友好的精神。神户实业界欢迎孙中山是与“吴锦堂财阀”及王敬祥等在神户华侨紧密联系神户实业家的情况有关系。
四、结语
吴锦堂不仅是一个贸易商人、一个富豪、一个股本投机家，还是日本地方性“财阀”，经营各种产业公司，又有一些政治的影响力。而“三井财阀”与“吴锦堂财阀”也有不少关系。吴锦堂与“宁波帮”中有实力的买办资本家也有密切地联携。“三井财阀”为了对中国掠取权益，利用山田纯三郎、宫崎滔天等孙中山的老朋友，并联携“宁波帮”人的朱葆三、虞洽卿、吴锦堂，而对日本中央政界工作，在上海都督府及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中起了作用。“宁波帮”中有实力的资本家跟吴锦堂一起，为了加强它的金融实力，主要在财政方面给孙中山有一定的帮助。当然，这些帮助远远不能满足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财政确立。
“吴锦堂财阀”经营的企业大都是日中合办的，两国的经济关系越互助，它的企业经营环境越有利。它是地方性“财阀”，所以对日本中央政界没有政治工作的力量。1926年吴锦堂死去后，在日本它的企业经营环境逐渐恶化，20世纪30年代后，它的“财阀”活动被停止，1945年以后其“财阀”被消灭了。
三 清政府华侨政策与吴锦堂实业活动动（节选）
□许琼丰
吴锦堂在海外奋斗的国家是19世纪末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在国家政策下，财阀体制形成、帝国主义发展，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特殊时代。吴锦堂身处其中，以本身的努力加上经营长才，在日俄战争后被列为阪神财阀第13位，足见其过人之处。
本文以近代中国为焦点，以清政府制定华侨政策为背景，研究华侨对祖国的重要活动与贡献。在纪念神户华侨吴锦堂诞生150周年之时，特别具有意义。
一、清末华侨投资民族事业的背景与认识
无论从华侨的心理认同、血缘或国籍法来看，华侨与中国不可分割。华侨在身份上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其在海外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成为晚清政府必须重视的一部分，故身份上兼具开放性与传统性。在海外他是华侨、华商，回到中国即回归传统价值而成为近代绅商集团的一员。华侨在外努力工作，积蓄一定财产后，必定衣锦返乡，因此，华侨与清政府的联系亦从经济层面开始。清光绪三年（1877）开始政府公布奖励华侨条例，正式批准向海外华人寻求资本的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兴建实业，并保护华侨，避免受地方官吏与内地人民敲诈。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因时代剧变更加积极地制定一系列鼓励华侨投资法令，迄宣统三年（1911）计有10个法律令产生。值得注意的是从同治十一年（1872）到宣统三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其中两次是在晚清政府颁布奖励华侨投资章程之时出现，可见华侨投资建设活动隐然成为民族建设的一部分①，这是一般学者在这议题上所常忽略的。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以后，展开华侨回国投资的劝说活动，其中有多人提出应加强与海外华侨关系的建议。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謇提出设立商会来进一步提倡国家与商业之间的改革；光绪二十八年（1902）盛宣怀更认为应该设立商会以加强华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②八国联军之后，康有为写“变法图强说”鼓吹改革，以及清朝开始实施“新政”。华侨在清末政府的推动下，加强了回国投资与建设的意愿，于是清朝针对华侨制定了相关政策。光绪二十七年（1901）设立上海商业会议所，上海、天津、汉口设商务总会（民国改总商会），省及各州县设商务分会（民国改称商会）。光绪三十年（1904）发布《商会简明章程》，且依据第25款规定设立海外总商会组织，日本约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依设立顺序为长崎、神户、大阪、横滨，这些港口商业性质重并且与上海有密切的商业关系。③意即为联络华商商务，在海外设中华商务总会（民国改总商会），各帮的商业会所附属其下，海外侨商成为国家海外商业组织的一部分。
在发布《商会简明章程》的同时，也对海外发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垦荒条例”、“华商兴办实业条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等，奖励华侨回国投资实业与矿业，此标志着中国商业发展由传统地域行会逐渐走向融合。①这些法规的订定，一部分是由于清末受外力冲击，又加以欧美资本主义的引进，使商业进一步兴盛，连带使传统地域性的乡帮、公所进一步发展为商会的组织，是清末商人与华侨商人地位提高的象征。
二、吴锦堂参与民族事业的想法和行动
吴锦堂考察在中国的活动，实开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回慈溪扫墓之契机，斯时适为日俄战争结束。在日俄战争初起时，他曾说：“暴俄豺虎也，日胜而俄败则中日唇齿相依，犹有可为，反是则祖国必殃及眉睫，不可救药”②、“邻善邻、恤兵输捐，咸以助之”。③因而战争中，他以抗俄救中国之观念投身于中日贸易、认购军债④及军需品输送工作，由于投资正确，事业如日中天，因此开启他在中国的投资活动。
清政府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一连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经济主权不断丧失，其后中国在西方冲击下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自强新政虽然都失败，但民族意识却不断增强，于是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其发展阶段历经官办时期、官督商办时期、商办时期，由于商人及华商资本的加入，也强大了对抗外商公司的力量。此时吴锦堂统筹在商办民族的企业投资，是以认股方式分别投资宁绍轮船公司、浙江铁路股2万元、汉口水电公司股6万元、汉阳铁厂股10万元以及汉冶萍公司股5万元。①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清政府认识到路矿的军事与经济价值，努力向海外华人争取款项。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是清政府与海外华人经济关系另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那年初，清政府颁布了法令，允许并鼓励海外华人回国投资矿业，以便扩大中国企业投资③，于是有盛宣怀创设的“上海矿务勘察公司”，作为控制某些省份剩余矿产的第一步，并将这些矿藏作为组织一些中外矿务企业华人股份。光绪三十一年（1905）3月，取消部分英人的矿权，在浙江省开始采矿工作，同年开始派遣官员到海外说服海外华人回国投资。到光绪三十三年（1908）8月，批准农工商部的奏章，授与投资者官衔④，以便给予投资者在行政资源方面的方便。
也因此吴锦堂购买的土地，除故乡慈溪县的广大农园外并计划开采矿产，于是取得浙江省温州府青田县矿山与舟山列岛钨矿的开采权，只是因为他双重国籍的身份⑤，为了管理方便交由其侄吴启鼎登记管理。⑥
另外，清政府开始两次派员海外劝说华侨回国投资，浙江巡抚增韫在第2次以开发浙江实业为由，于宣统元年（1909）派员到各侨居地招抚华侨回国投资。吴锦堂于宣统二年（1910）4月初响应回国①，随即受到浙江省大小官员优礼相待、洗尘接风。14日有咨议局各府议员设宴西湖、15日杭嘉巨绅陈叔通、邵伯纲两太史，沈衡山主政在“怡园”宴会，吴锦堂受盛情款待甚为感动，表示将为国尽力。②从《华商联合会报》可知他在回国后力陈其实业思想。其中由他对浙江巡抚上禀“振兴实业事”可窥知一二。③
吴锦堂上禀浙江巡抚增韫“振兴实业事”立论精辟，从今日观来，其论仍有可取之处。他由浙江物产未尽地力及商业不兴两原因诊断，而论说主要以矿物、蚕业为基准，强调发展优先级。先取较易整顿及效果大的农蚕业发展，则铁路及航权自然展开，则商业必兴，其后便能顺势开展矿业。因此，为尽地力垦荒，条陈创办农业公司，浙江巡抚增韫出奏出资50万元，吴锦堂愿再出50万元计100万元，复再集股，以期成功开发。④
吴锦堂的主张，在于整顿地利根源及重商学，因此先开办水利设施与建设学校，此举因而获得宪台支持，敕令各厅、州、县一体遵照办理。⑤而吴锦堂回国后，因为在家乡建设具体有成，因而受清朝封典。
宣统二年（1910）吴锦堂捐助商舰协会银2万两，其办理商舰协会的想法来自在海外经商，30年的经验，稔知海外华侨每年进出口货物占世界贸易额1/15，但清政府既无军舰保护，又鲜有商船转运，受制于外人，因此奏呈浙江巡抚自愿组织商舰协会，并表示已先捐银2万两存款于大清银行，藉以号召响应筹款，其后再行绘图订制新式商舰，并表示在筹办期间的一切费用愿由一人承担，最终希望能在商舰协会推动下发展远洋航业，并冀将来可用于补助国家海军。①
至于吴锦堂船舰协会的推动状况，目前尚无资料可进一步说明，但可以知道这是吴锦堂在日本购买锦生号②的运输经验，以及对中国招商局失败后，由华侨进行提案的一例。
吴锦堂响应浙江巡抚投资中国实业，但成效似乎不彰，一方面吴锦堂投资的铁路、矿产，在清末由于士绅收回利权运动与抵抗外力，致使投资铁、矿的事业效益不大，对吴锦堂的投资来说是一种损失；另一方面，中国民智未开，尚无法接受大型企业经营，尤以浙江、宁波一带人民对他的开垦事业多持反对。③整体而言，他在实业建设上遭遇的困难很多，成效不大。
三、吴锦堂的主要实业活动由于史料所限，因此实业活动的推展，只能以宁绍轮船公司、汉冶萍公司及浙江铁路风潮做为本节的主要论述。
（一）宁绍轮船公司
宁绍轮船公司是由虞洽卿①为振兴民族实业，于宣统元年（1909）创办。其设立的目的在于：打破宁波到上海的海上交通，长期为英商太古洋行的北京轮、中法合办的东方公司立大轮，以及招商局的江天轮所垄断的局面。光绪三十四年（1908）7月由虞洽卿集股，额定资本总额100万元，每股银元5元，计20万股，获得吴锦堂、袁履登、严义彬、方舜年的赞助。②之后太古公司、东方公司联合招商局用降价竟争的手段，藉以达到压垮宁绍公司目的，于是宁绍轮船公司“立永洋五角”表示永不涨价，并设“航运维持会”募集资金补贴公司损失。此时吴锦堂为争取官府支持，奏陈清政府和浙江巡抚，陈述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和航运维持会的意义、目的，表示“鉴于列强环逼，渔我航利，于是有宁绍公司之设；继复以同业倾轧，公司颠危，于是有组织维持会之举”，以此敦促浙江巡抚设法保护，最后获得浙江巡抚回应，令劝业道拟订保护宁绍公司的六条办法。③吴锦堂致力参与宁绍轮船业务，宣统二年（1910）4月27日吴锦堂在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讨论发展商业问题，会议中选举吴锦堂兼任宁绍航业维持会会长；6月29日宁绍公司在四明银行举行会议，吴锦堂提增股本以发展航运。④宁绍轮船公司既为宁波帮为抵御外力而设，吴锦堂也因而与宁波帮有更紧密的联系。民国十三年（1924）“三北同乡会会员大会”虞洽卿连任会长，吴锦堂任名誉会长。⑤此为吴锦堂争取乡民福利的一个事例，同时也是宁波帮强烈的乡土意识、民族团结力量的发挥。而因为地缘、业缘与私人情谊的关系，吴锦堂长男吴启藩与镇海虞彩莲于民国二年（1913）结婚。①
（二）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
清末自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开始有商办之议。从吴锦堂的人际关系以及清末实业思想来看，其中张謇（1853-1926）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日本考察并与吴锦堂会面，②此后两人互为往来，③张謇的“棉铁主义论”，加上其受明治维新影响，恰为吴锦堂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返乡扫墓之际，开启了他在中国的实业投资之路。
吴锦堂的矿业股份投资以汉阳铁厂与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为主。他以在日本运输煤炭到中国的经验、矿厂与日本借款的关系，以及投资矿厂股份具有迅速获利的优点，成为他的主要投资事业。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山及萍乡煤矿组成的汉冶萍公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用新式机器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④开办铁厂，始于修建沪汉铁路之议，由于需铁量大加而当时中国铁矿尚未开采，当然亦无炼铁事业。因而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初时官办成绩不佳，光绪二十六年（1900）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商办，其后因萍乡煤矿添购设备之需，向日本借款，到汉冶萍公司成立之后，矿厂规模扩大且产质优良，但因资金不足屡屡向日本借款，因而由工厂改组成立到结束一直与日本有密切关系。
汉冶萍公司的经营历经由官办转为商办三个时期的转变：第一期自光绪十七年（1891）至二十二年（1896）为官办时期；第二期为光绪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08），虽为招商接办，但实由盛宣怀包办；第三期光绪三十四年以后，确定完全商办由盛宣怀向农工商部注册，定名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①
关于吴锦堂于何时入股，以何种形式加入股份，确实情况目前仍不可考。研究吴锦堂的中村哲夫提出，“吴锦堂·铃久事件”曾卖出大量钟渊纺织股票而转手买进汉冶萍公司股份。②但就资料来看，除了日本方面的原因外，当时中国商办风气也是吴锦堂于此时购买股份的原因。
首先，汉冶萍公司未合并经营前，吴锦堂已先投资汉阳铁厂。同样，汉阳铁厂的历史亦可分光绪十六（1890）年到二十二年（1896）的官办时期，与光绪二十二年到三十四年（1908）的官督商办时期两个阶段。吴锦堂投资时间应该就集中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四年之间。
其次，光绪三十四年（1908）汉冶萍公司转为商办之后，盛宣怀拟定招募2000万股本，并预计其中的1/4由旧股转变过来，同时旧股票转为新股票可立即多得40％的利息，此即为优先股。③而吴锦堂所认购的汉冶萍铁矿产股票为第二优先股1000股（股票1263-1272号）④，如此来看，吴锦堂的汉冶萍股份很可能就在这次将汉阳铁厂的股份直接转换过来，并应用在锦堂学校的基金上。
民国建立后，汉冶萍因战争遭受破坏而停工，吴锦堂因为汉冶萍公司的经营困难，相对影响锦堂学校经营，因此吴锦堂必须研究可行的解决方法以除燃眉之急，此时他任汉冶萍公司的驻日顾问，当盛宣怀在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投宿神户盐屋的东方旅馆，吴锦堂于这段时间便负起照顾盛宣怀的起居生活与安全的责任。①
此行，盛宣怀要对日筹款，不仅要保护私产也希望能继续经营，恰于此时南京临时政府亦有此意，盛宣怀欲促成中日合办，因此在《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盛氏意见书》中陈述筹款之急，特地引华侨吴锦堂之语“厂矿停办一日，公司需赔债利五千两，连股息每日须赔七千两，..，故股东之意必须一面徐筹长策，一面急求续办，未便徘徊瞻顾”。②由此可知，民国初年汉冶萍停办，对吴锦堂的损失而言不可谓不大，也因此当民国元年，汉冶萍欲与日本合办时，遭遇股东强烈反对，吴锦堂可说处于两难之立场。③即使吴锦堂有意促成中日合办之事，但民国元年中日合办草约无疑是失败的。
吴锦堂虽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开始转向中国投资实业，但除宁绍轮船公司在乡帮合力支持下，达到抵抗外资的目的外，他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可说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三）浙江铁路风潮
浙江铁路风潮这部分的说明，实际上并无吴锦堂的相关资料，然而他以浙江铁路股2万元做为锦堂学校基金，又浙江铁路收回利权代表民族意识抵抗外强的一例，也代表吴锦堂对抵抗列强的民族运动支持，因此笔者将其过程简述于下，以供读者对吴锦堂购买浙江铁路股的背景认识。
兴建浙江铁路最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订立苏杭甬铁路草合同四条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由浙江绅商筹资建设，其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又拟向英商借款建路，促使浙江绅商开始收回路权、拒款运动，希望撤废与英商旧约，由浙江自立商办。
浙江铁路的全段实为苏杭甬铁路问题，因此爆发三省人民反抗。在建设铁路问题上，初期虽不为地方乡民所接受，但民智渐开以后，被视为是攸关地方利权之建设。浙江铁路引发全省请愿运动，从浙江省、同乡会、学校至日本侨界②都纷纷致电表示反对，他们共同一致表明拒借外债，如“外债成，路权失，浙人亡”③、又言“借款阻侨民归国投资之热诚，坏预备立宪之本”④，于是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陆续发起自办铁路筹款之事宜，各地踊跃捐款，其中宁波人捐款最为踊跃，而吴锦堂创设的锦堂学校约于此时间筹办完成，因此，吴锦堂很可能在此时购买了浙江铁路股份。从浙江铁路风潮到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清朝灭亡的导火线。
四、《续刻杜白两湖全书》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到民国初年，是吴锦堂对故乡的重要建设时期，今日我们对他的了解可以透过他所主持编修的《续刻杜白两湖全书》及其公文书信的往返中，进一步了解其乡里建设的内容与全貌。
杜湖与白洋湖（简称杜、白两湖）的兴建始于汉代，但因易代之变及时间久远，乏人管理又欠缺记载使后人难以了解慈溪北乡地区（指永又、鸣鹤、师桥、护龙、东安、昌明等乡）的水利发展历史，致占田、抢水纠纷屡起，促使吴锦堂有编修《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之志。《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主要记载吴锦堂兴修故乡慈北地区杜、白两湖水利事业。但早在清嘉庆时已有王名扬刊《重刻杜白两湖全书》，因此吴锦堂将重刊本定为《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以示不敢掠美前人之意，并表仰绍先绪之初衷。①
吴锦堂编修本书的目的与想法，始于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从日本返乡省墓，遇故乡水患，禾棉尽失，内心尤觉不忍，因此在与乡绅讨论后，了解故乡的自然地形特征与水利简史，认为从汉代开始筑湖，但历朝以来由于从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管理方法，才屡有纠纷。若能将历朝兴修过程、特别是此次所有详细数据完整汇编为一册，将有助于后人了解，以备查询。
不过吴锦堂兴修水利的想法并非一时的决定，而是融合乡人意见与个人意愿，加上当时吴锦堂具备提供丰厚资金的条件等有利情势下产生。其在乡人提倡方面，乡邑先贤有多人论著水利重要性，如叶石南《杜白两湖永久议》、刘念庭《杜白两湖对》，皆吁重视探本之源与富国民生，而实际上又已先有王名扬捐资修理堤闸，订立专责，责成本乡绅矜分段管理之例，适时吴锦堂由日本带回实业兴利与地方自治的想法，因此可说是在众人期待下而责成本案。不过吴锦堂较他人进步想法之处，在于他还认为故乡在“教养”二字方面最为重要，因此他以兴水利与建学校的双轨作法同时进行。兴水利在定湖界与建设坚固的工程；建学校在发展农学、改良农业与培养利于增产的农业知识，进而发展优良品种与外国竞争，最终达到裕民生、开风气的目的。
由于兴水利为公益之事业，故在此期间有许多公文往返，吴锦堂重视“法”的程序与信用，故此书编辑时间从清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1907-1908）开始至民国六年（1917）止，其内容除有《续修杜白两湖水利自志》外，鉴于时值易代之变，浙江省公署各档案颇多阙失，但这却是有关杜白两湖兴修过程的重要记录，因此为完整保留故收入此间的往返公文，使其皆有年月日时间可查，以咨后人稽考。此外，本书的公文不仅包括水利事业，凡吴锦堂此时间在乡里活动的公文文书，包括地方兴利除害事迹也都编入，是了解吴锦堂在乡里活动非常重要的数据。①
关于《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为长36公分、宽25公分计147页的大册书本，该书虽没有版权页、发行人、时间、地点的注记②，但记录了编纂者为杭县浩吾叶瀚、四明枕溪杨振骥二人，记载时间最早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最晚为民国六年（1917）7月8日。关于本书，昔虽有《重刻杜白两湖全书》，但《续刻杜白两湖全书》的编纂更为详尽，可从文字内容、格式与分类来看。文字内容分序文、跋、书后、自志、及公文。由叶尔康、楼琴五、陈伯刚、吴启鼎4位乡绅作序以昭公信，并附录吴锦堂为慈北地方兴利革弊案由；跋与书后则再叙作本书的缘由与贡献；自志则是吴锦堂自述其想法与坚持；公文则有会议内容、呈报官府立案之间的往返公文。格式方面除前述之文外，另有人物照片、杜白两湖照片、土地测量面积与地契等。两湖水利虽然几由吴锦堂全力出资，不过其中也有全力参与经营的支持者，如叶蕉生、柴启标、宓莲君、沈醉渔、沈遐泉，因此将他们的照片与吴锦堂并列在序文后，以表尊重。其次是拍摄两湖照片共计54张，所谓“节节绘图、思备考查、处处摄影、思便观览”。①又详列出“捐资筹办慈北水利事宜各款”及公开两湖契据田亩以示公信。另刊“杜湖及白湖面积计算”，聘请日本技师测量湖面积，分杜湖、内里湖、白洋湖三部分测量，区分地种（水面荒池地及湖底地田在内、荒田及荒地、湖田、湖地、岛屿、堤塘址），分别以清朝尺度、日本尺度表示；此外也有绘制杜湖、白洋湖两湖母图各一幅存于锦堂学校，另彩色印刷两湖图各1000幅分送各乡水利自治会。
分类方面则大致以两湖水利事业、锦堂学校、慈善事业、六乡水利自治会、处置沈衍周及严禁花会的顺序排列。其中许多时候的奏呈多为同时上奏，由此可见斯时的乡里问题。
《续刻杜白两湖全书》大体上由上述内容构成，不过吴锦堂还尽力弥补过去历史缺陷，先是访求过去王名扬所编的《重刻杜白两湖全书》，此书距当时约110年，但咸丰、同治时遭兵燹几已荡然无存，故由亲友处觅得两本书后，一本呈农工商部存案俾知历朝案情，另随即重印500部，分送全乡提供需要者参考。如今又续刻杜白两湖及各浦闸桥等水利全案编成《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仿西式大册，印刷950部并各附彩色图一幅，分送全乡各宗祠。②
吴锦堂兴修水利虽非第一人，但他更秉持精益求精精神，他自述“编此书非敢以成绩夸示乡人，惟为国家谋教养，实当以修水利立学校为亟。二者不可偏废”①。今天我们可以从《续刻杜白两湖全书》知其全貌的大概，也能从中窥知吴锦堂对故乡的个人信仰与作法。
五、其他公益活动
原来华侨在海外经营有成，只要能回故乡，必定返回家乡，并以金钱帮助家族、修建祖坟以光宗耀祖，进一步参与故乡建设改善生活环境。对于家庭生计及本身地位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吴锦堂在日本，对于神户华侨社会与日本的慈善活动一向乐于参与，不过晚清政府重视华侨，制定华侨救灾捐款的相关奖励法律，使华侨在公益活动外亦能取得官职，晋身为中国绅士集团的一员。
清同治八年（1869）开始因为战争与自然灾害的普遍发生，朝廷急需用款，因此清朝开始以捐官鼓励华侨参与建设使彼此互利（第一位是新加坡华侨章芳琳），大体在光绪十五年（1889）以前是以捐献救济金方式进行，以后捐官格式化②，华侨普遍响应，捐官在清末动乱中成为朝廷凝聚海外华侨效忠的方式。③吴锦堂以华侨身份，参与晚清赈捐救灾、防务经费、海军军费等方面，并多次获得朝廷封赏。如：（1）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事件，捐银2万两，清廷恩赏其子吴启藩为举人。又江南江防告急，再捐银1万两，封吴锦堂花翎道衔以二品封典道衔，荣膺三代龙章宠锡。④（2）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1902、1903）中国歉荒（直隶、东三省、云南、淮、徐、广东），赈捐3万余两，由驻日公使及两江总督上呈，清传旨嘉奖并赐“乐善好施”字样。①（3）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元年创办锦堂学校，以中等学校为主兼办小学，定名额360名，设施完备；修建杜湖、白洋湖水利，保障三邑，自经修筑，旱涝有资，时阅三载，成绩昭著，故于宣统三年7月受封四品京堂候补。②（4）宣统二年捐助商舰协会银2万两，清廷封道员归部双月选用。③
此外，每当有官员到神户访问，也需担负接待之责。如：清朝溥伦贝勒于1904年3月17日到神户，18日中华会馆举行欢迎会，其中有中、日双方的官商人士以及由吴锦堂代表计有150名华侨列席。④1905年12月22日，端方、戴鸿慈等以“出洋大臣”名义，为考察君主立宪到神户，由吴锦堂、麦少彭接待于中华会馆。⑤
民国元年（1912）到四年慈溪北部多海啸，全乡稻棉多为洪水摧毁，又各省禁米出口，姚慈北乡粮食断绝，米贵乏卖，弱者苜蓿充饥，命在旦夕；强者则垄断米粮，村落之间盗贼日闻，治安日益恶化，吴锦堂忧心发生更大灾害，于是捐赈洋1.5万元，慈溪、余姚各半。又与虞洽卿、陈邦瑞在上海办三北筹赈会，分发赈米；另再垫银6万两，委托虞洽卿赴无锡、扬州等处办米，已籴去平米五六千石，其后在安徽一带续采办米2万石，之后由当地诸绅会同查办，分极贫施赈、次贫平籴，请各乡父老设局调查人口，共计54，339人。⑥从民国元年春天到10月底止，吴锦堂共计赈款银2.3万元，因而使灾民免于饥饿。此后吴锦堂仍不时增加捐款补助地方各项慈善事业，如民国四年政府虽已拨款5000元及米150石，但仍杯水车薪，吴锦堂于是再捐助浙江灾赈款5000元、宁绍义赈会银520元，而当时又有花会的地方治安问题，为鼓励官府缉盗，因而表明若使地方花会根除，愿再捐银5000元赈饥。①可见尽管当时辛亥革命已经成功，然而对滨海的乡村而言却没有差别，灾害与贫穷仍然如故，加上政府经费拮据，其赈灾的最大力量仍来自地方乡绅的合作。
另外，在吴锦堂与辛亥革命关系方面。辛亥革命以后，上海、浙江等各省陆续独立，各地军政府亦向华侨募集军债。②为协助安定地方政局，吴锦堂在民国元年（1912）捐上海军政府银1.06万两和2500元；宁波军政分府银1.06万两；红十字会银1000元，前后捐款共达3万多元。③此外，民国成立后华侨可以参与政治，浙江省聘吴锦堂为咨议局参议员，及浙江省财经工商顾问。由于对南京临时政府及地方多有贡献，民国五年（1916）获国民政府颁五等嘉禾章，民国八年（1919）9月获颁二等嘉禾章。
六、华侨取得绅商地位与意义
晚清绅商的兴起，张仲礼指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④，清朝从顺治开始的捐官制度，使商人以捐官提升社会地位①，因而成为商人的必经途径。但华侨转为绅商的时间较晚②，一般而言华侨可以捐官是伴随清末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及华侨经济力的成长而起，因此在海外经营有成的富商可说是促使清朝转移注意力的主因，但就华侨自身而言，晋身为绅士阶级，另有光宗耀祖的意义。③
再者，由于清末捐官人数多，因此在清末欲成为新式商人就必须加入绅商行列，于是在上海、宁波、东南沿海等地商人纷纷有花翎道衔、四品知府衔、三品候补等官衔，进行由商而绅的转换。④因此清末的民族企业可说皆由具绅商身份的人物来投资建设，整个商人社会可说就是由具绅商身份而构成；就目的而言，除使政府增加税收，及商人提升社会地位的象征意义外，更易于在官、商之间寻求更圆滑的交际空间。⑤
因此，在晚清开放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下，绅商体制也延伸到海外，如神户在宣统元年（1909）设立中华商务总会，“三帮”推选广东帮郑祝三、福建帮王大川、三江帮马聘三代表选举协理，他们3人即都具有清朝官衔。⑥可见华侨捐官似乎也成为必要的形式。
由于华侨多为白手起家，加上清政府对华侨的经济支持需求愈益重要，前期希望华侨能尽力捐助灾害救助金、海防、海军军费到国家基金①，到后期因为希望能进一步借助其力量推动乡里建设，因此华侨除获得朝廷官衔外，还可以化为实际行动回馈乡里②、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华侨的地位获得提升，在中国的职权可以与地方官职权相等，华侨回国可受地方官保护，而在侨居地亦得到领袖地位，当有朝廷人物访问时，必须负接待职责，由此可见华侨在清朝有意的开放下，华侨的社会声望与地位都大大提升。③因此，吴锦堂在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是以绅商地位为中心，辅以中华商务总会的设立与参与民族事业而获得。可见，吴锦堂虽是勇于接受西方知识洗礼的新式商人，但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以及本身对绅商地位的需求，吴锦堂实际上仍保留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这正是清末华侨与清朝关系的实例。
四 吴锦堂与日支实业协会
□虞和平
关于吴锦堂的研究，中国的学术界基本没有涉及，但日本的学术界却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主要是论述吴锦堂的生平和经商、办学、造福桑梓等事迹；对于吴锦堂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则只限于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关系上，至于吴锦堂等华侨商人所发起成立的神户日华实业协会虽有个别学者的论文有所提及，但并没有对这一组织的状况及其商人外交的意义进行具体研究。①本文试图对日华实业协会的成立经过、组织状况、组织性质进行比较，并全面系统的加以考察，进而分析其商人外交的意义。
一、吴锦堂与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
吴锦堂是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日本神户的华侨商人领袖。他从中法战争后的1885年到神户经商，至20世纪初，通过从事中日间的贸易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并热心于华侨的公益事业，在神户华商中树立起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在清末民初先后担任的职务有：三江公所理事长、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1902年）、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协理（1905年）、神户中华商务总会总理（1909年）、国民党神户支部长（1912年）。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时，吴锦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成为神户华侨商人的领袖。
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以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为目的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遭到取缔，中国国民党神户交通部（即支部）亦被迫解散，但吴锦堂仍然处于华侨商人领袖的地位。国民党神户交通部解散后，吴锦堂随即于1914年1月14日改设神户华侨商业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其主要成员有：副会长王敬祥、郑祝三；总务干事杨寿彭、评议员王敬斗、何尧初、黄寿铭、梁焕涛、黄楚珩、郑金桂、潘植我、黄卓山、黄颂德、苏洪章，①他们都是原国民党神户支部的骨干人物；其会员主要也由原国民党神户交通部所属的党员组成。章程第五条规定：“本会系由国民党神户交通部解散后组织而成，所有从前神户交通部党员于国民党解散前未经脱党者，或未受除名之处分者”，均可成为当然会员，并“得免入会金”，“如有不愿入会者，须函告会长，取消名籍。”从神户华侨商业研究会成立开始，吴锦堂的主要社会活动转向如何推进神户华侨经济发展方面，该研究会的章程规定：“本会以研究商业，增进知识为宗旨”。②
与此同时，吴锦堂还通过做中日间的火柴（即燐寸）、棉花等进出口贸易，以及购入钟渊纺织公司股票，与神户的日本火柴业商人、棉纺织业商人、运输业商人，乃至进出口业商人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这种在华侨商人中的领袖声望和地位，及其与神户日本商人的密切关系，使吴锦堂在神户的中日商人中具有较深的社会基础和较大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华侨商人，吴锦堂非常爱乡爱国。为了家乡建设，他曾出巨资改造水利、建造学校；为了祖国前途，他曾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仅出资出力帮助孙中山在神户从事革命活动，而且在1912年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神户支部长，直接成为孙中山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共同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中国和日本同时带来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大好机会，双方的工商界乃至部分政府官员，都希望改善中日关系，“日中亲善”的舆论在两国同时兴起，也成为两国外交话语的主调。作为具有较强爱国心的华侨领袖，吴锦堂也就很快投入到了这一以改善中日关系为目的的“日中亲善”外交活动之中。
1916—1917年间，吴锦堂与神户华商的其他领袖马聘三、郑祝三、王敬祥、杨寿彭等，首先发出谋求“两国实业家的亲善”，为两国的“经济提携”树立基础的倡议，随即与神户市的长老、律师草鹿甲子太郎，实业家、日本燐寸株式会社常务取缔役本多一太郎等相商，并达成一致的认同，共同发起成立“中日亲善会”。
1917年2月18日，“中日亲善会”在神户中华会馆举行。这次“亲善会”由以吴锦堂为首的68名神户华侨商人发起，其中的领袖人物有：广东帮郑祝三、杨寿彭，三江帮马聘三、福建帮王敬祥等。出席会议的正宾是大阪和神户的知名日籍商人、日本的外交和地方政府官员、当地新闻机构的代表；副宾是中国驻当地的外交官员，“主客共计三百余名”。①神户和大阪的日中双方主要绅商和官员，几乎全部与会。这次“亲善会”，不仅谈论了“日中亲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提出了成立“日华实业协会”的倡议。据有关会议资料记载，主办会议的吴锦堂等神户华商，在会上提出“希望把当日的聚会当作日华实业协会的发起仪式，满场皆表赞同”。同时，出席会议的日本兵库县知事清野长太郎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在会议致词中说：“恳切希望此次聚会能成为日华实业协会的发起仪式，为使其成为永久之结合，在适当之时机，选出协会发起人，让其起草一切协会规约。”还对“受到主办者及日本人请托关照的”草鹿甲子太郎等日方绅商说：“筹备日华实业协会之创立如何？”①正如后来创办的日支实业协会机关刊物《日华实业》的发刊词所言：“日华亲善会发起仪式，这实际上是我协会创立的第一步”。②
在吴锦堂等华商举办“亲善会”之后第10天，2月28日，以草鹿甲子太郎为代表的神户日方商人在神港俱乐部举行了第二次“日中亲善会”。在这次会议上，举办第一次亲善会的神户华商和中国的外交官员成了正宾，日本的神户有关官民和新闻机构代表作为副宾。这次亲善会继续了第一次亲善会的议题，草鹿甲子太郎在代表主办方的致辞中，除了继续议论“日中亲善”问题之外，特别强调了组织日支实业协会的问题，在会上“陈述此时组织日华实业协会之宗旨，博得满场赞同”。吴锦堂致答谢词时，又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给以回应说：“物有始却鲜有终，应努力使此日华实业协会永久持续、会员数日益增加。”③当晚与会的日华实业家，都表示愿意加入为会员。
经过两次“亲善会”的倡议和筹备，1917年3月29日，在神户中华会馆召开日支实业协会总会成立大会，通过日支实业协会会则，选举产生了协会各种职员。《日支实业协会会则》规定：会员分为名誉会员和普通会员两种；职员设有评议员若干名、干事8名（随即增至10名，1922年又增为22名）、常任干事2名（后增至4名）、书记若干名。由于不设会长，评议员便是最高一级的职员。各种职员的任期均为2年。除评议员的构成以日商会员为多外，其他职员均由华商和日商会员均等推选组成，如“干事由日华会员中各选7名”（后各选11名）；“常任干事从两国干事中各互选2名”。①在日支实业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吴锦堂被推选为华商首席评议员。
从上述的日支实业协会筹建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吴锦堂是日中实业协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不仅是最早的倡议者，而且是最积极的推进者和最高一层的领导者。
二、日支实业协会的组织性质
日支实业协会经过中日双方商人的努力得以成立，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考察日支实业协会的组织性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它的群体属性，即它是哪一界社会群体的组织；二是考察它的机构和功能属性，即它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组织？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等的组织？在此先考察它的群体属性，这主要取决于它的发起者和会员构成。
从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者和发起过程来说，应该是一种民间性的组织。上一节已经说明，日支实业协会是经过两次“日中亲善会”而发起组成的。第一次“亲善会”由以吴锦堂为首的68名神户的华侨商人与绅士发起和主办，具体人员是：贸易商吴锦堂、同孚泰商号主郑祝三和潘霖生、复和裕商号主马聘三、广兴昌商号主廖道明、裕贞祥商号主招爱珊、王敬祥、ビ-才-汽船会社主杨寿彭、渣打（チヤ-夕-◎）银行职员曾舀臣、德和商号主何世锠、得人和商号主潘植我、东南公司的陈澍彬、合昌商号主陈源来、贸易商蔡景堂、广业公所书记简荫南、复兴商号主鲍翼君，商人曾星舫、黄礼初、梁惠之，以及永兴发、怡和洋行、鸿昌号、广昌隆、复和裕、郑道亨、怡生号、复兴号、广兴昌、得人和、广福源、永源泰、万安和、昭记号、仁和号、祥隆号、广同生、和泰号、益泰号、永生号、东南公司、东盛泰、均泰号、文发号、生发祥、华裕盛、东德泰、合昌号、仁记号、建和号、同益号、和安荣、益生商会、浩生号、泰丰和、吉祥公司、隆记号、利兴成、德和号、新瑞兴、隆顺号、福昌联记、新永发、泰益号、东源号等商号的主人或代表；另有4名各团体的代表：戴金树、陈介眉、汪撷莼、梁朗卿（中华会馆书记）。①
与会的宾客分正宾和副宾，共计188名。其中正宾173名，其人员构成有日本的各类地方官员27人，这是会议的名誉宾客。他们是：神户市长鹿岛房次郎、大阪市长池上四郎、兵库县知事清野长太郎、大阪府知事大久保利武、神户地方裁判所长今村恭太郎、神户市助役乾长次郎、前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兵库县会议长西村隆次、神户市助役土岐益之进、神户税务署外事科长冈岛克照、兵库县内务部长渡部忠寿、前众议院议员田村新吉、神户市会议长坪田十郎、兵库警察署长中林忠太郎、西部管理局长野村弥三、神户税关长野中清、前众议院议员野添宗三、神户税务署长久喜丰彦、相生桥警察署署长松崎喜十郎、松嶋重太郎、神户警察署署长船越冈次郎、前众议院议员小寺谦吉、兵库县警察部长县忍、宪兵曹长北政吉、神户水上警察署署长白木与、大阪市助役关一、神户地方裁判所检事正末永晃库。
正宾的主体是日方的120名工商界人士。他们是：神荣株式会社长伊藤长次郎、住友银行神户支店长今村幸男、中越汽船会社社长筏井寿夫、大阪商业会议所书记长井上济美、制茶会社岩川与助、贸易商井泽清兵卫、阪神电气铁道会社社长今西林三郎、燐寸业秦银兵卫、燐寸业播磨喜三良、贸易商春元重助、贸易商半田棉行、贸易商西田富三郎、大阪商船会社社长堀启次郎、大阪商船会社神户支店船客系长堀骏次郎、加岛银行理事星野行则、日本燐寸会社本多一太郎、贸易商法桥信治、贸易商本田亲清、大阪商业会议所会头土居通夫、海运业冈崎藤吉、贸易商小野三郎右卫门、贸易商和田吉兵卫、川崎造船所副社长川崎芳太郎、日本毛织会社社长川西清兵卫、铃木商店支配人金子直吉、三井物产会社神户支店长加地利夫、三井银行神户支店长龟嶋广吉、三井物产会社船舶部长川村贞次郎、大日本制糖会社大阪支店长金泽冬三郎、贸易商加藤福松、神户川崎银行支配人金仓荣吉、大阪北清输出同业会副会长米田彦三郎、贸易商吉村腾次郎、贸易商吉野喜七郎、贸易商吉野源造、东洋燐寸会社社长泷川辨三、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泷川仪作、东京仓库会社神户支店长谷本伊太郎、三十四银行泷川泷藏、久原矿业会社竹内维彦、大阪电灯会社立花训光、贸易商田村市郎、兵库县农工银行头取鸣泷幸恭、宇治川水力电气会社社长中桥德五郎、日本燐寸会社社长直木政之介、神户米谷肥料市场理事长直木久兵卫、日本邮船会社神户支店长中岛滋太郎、神户商业会议所役员中井政吉、大阪久原矿业会社中山说太郎、贸易商中西平兵卫、三合洋行绳田芳太郎、贸易商中井利兵卫、贸易商中村清治、村野山人、钟渊纺织会社专务取缔役武藤山治、神户电气会社专务取缔役内村直俊、米井商店技师长上田力、三十八银行宇川雄太郎、住友仓库本店草鹿丁卯次郎、大阪铁工所长山冈顺太郎、大阪日华社矢内光雅、神户商业会议所役员安福嘉一郎、贸易商山田庄助、川崎造船所社长松方幸次郎、大阪输出同盟会副会长古川定次郎、燐寸业船井长治、贸易商二川豊次郎、砂糖商藤田助七、三十四银行头取小山健三、台湾银行大阪支店长小森缔四郎、住友总本店支配人小仓正恒、尼崎纺织会社营业课长小寺源吾、大阪商业会议所支那课主任小森新六、川北电气营业课长国分友喜、燐寸制造业小森吉右卫门、贸易商小寺洋行支店、三井物产会社米谷肥料参事长远藤大三郎、日本商业银行秋山忠直、神户商业会议所书记长阿部三四、海陆物产贸易同业组合组长阿波野松太郎、芦森制钢所长芦森武兵卫、藤田组理事坂仲辅、浪速银行咲花一二三、久原矿业会社庶务课长坂本威郎、大阪北清输出同业会会长贞国元四郎、大阪电灯会社坂野铁次郎、贸易商佐佐木种三郎、贸易商坂根武兵卫、贸易商佐渡岛伊兵卫、摄津尼崎纺织会社社长菊池恭三、日本棉花会社副社长喜多又藏、大阪商船会社文事课长木村清、贸易商北村安太郎、贸易商北村弥助、汤浅商店店主汤浅竹之助、日本邮船会社大阪支店长宫永万吉、朝鲜银行神户支店长宫崎仪平、三上合资会社三上豊夷、台湾银行南新吾、台湾银行神户支店长重永壮辅、大阪商船会社神户支店长新庄清一、东洋汽船会社神户支店长岛田义治、海陆产物贸易同业组合组长柴田友藏、神湊米谷组合组长柴田庆治、海陆产物贸易同业组合副组长涩谷弥一郎、大阪输出同盟会会长樋口勇吉、横滨正金银行神户支店长森广藏、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森田金藏、大阪电球制造所支那课长守屋礼三、贸易商森六郎商店支店、神户川崎银行头取关口高次、三菱银行神户支店长濑下清、大阪阿部会社关口源土助、住友本店总理事铃木马左也、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头营音次郎、铃木商店主铃木岩次郎、第一银行神户支店长杉田富、三菱造船所杉谷安一、神户商业会议所役员酢屋久平、古河合名会社大阪支店营礼之助。
正宾中还有新闻界人士17人。他们是：大阪日日新闻社神户支局长市桥时三、大阪时事新报社神户支局长滨中正一、神户新闻通信部本乡直彦、大阪朝日新闻社编辑部长鸟居赫雄、大阪每日新闻社支那科长丰岛捨松、大阪府顾问日华新闻社长小河滋次朗、神户又新日报社长渡边尚、大阪每日新闻社神户支局长竹中清、大阪朝日新闻社长村山龙平、大阪朝日新闻社社长上野理一、大阪新闻社神户支局长町田升、大阪朝日新闻神户支局长远藤麟太郎、大阪每日新闻泽村幸夫、神户新闻主干进藤信义、日华新报社品川仁三郎、社会新闻社芝本清次、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本山彦一。
另有法学和教育及其他文化界人士9名。他们是：法学博士今井嘉幸、法学博士吉野造作、辩护士草鹿甲子太郎、神户市辩护士会会长山本周辅、特许辩护士小谷铁次郎、神户商业学校长冈田祯三、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校长水岛铁也、文学博士内藤虎次郎、神户市医师会会长山本次郎平。
作为会议副宾的中国外交官员和华侨共有15人，另有随员12人。他们是：驻日本中华民国公使章仲和（章宗祥）、前公使陆润生（陆宗舆）、陆前公使随员张朴斋、公使馆员王鸿年、郭东泉、驻横滨中华民国总领事王稚虹、驻横滨中华民国随习领事江子因、驻长崎中华民国领事胡伯平、驻神户中华民国领事嵇涤生、驻神户中华民国随习领事王季亮、驻神户中华民国领事馆职员李铁五、驻神户中华民国领事馆职员盛绶臣。有华侨界人士3人，即：东京中国实业杂志社社长李道衡、大阪中华商会会长张友琛、大阪中华商会副会长王大华。①
如果对上述参加第一次“日中亲善会”的人员作一个统计分析，工商界显然是这次会议的主体。有名可查的中日共计256名，其中工商界人士187名，占73.05％；地方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员39名，占15.23％；新闻界人士17人，占6.64％；法学和教育及其他文化界人士13名，占5.08％。
第二次“日中亲善会”除改由日本工商界人士主办，以示日方的态度之外，会议参加者的构成情况与第一次会议基本相同。
就日支实业协会的成员构成而言，基本上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首先来看日华实业协会的会员构成情况。名誉会员（由干事会推荐）：兵库县知事、铁道管理局长、神户市长、神户税关长、神户地方裁判所长、神户地方裁判所检事正、神户中华民国领事、其他特别关系者。普通会员中的非工商界人士有：新闻界的社长或代表10人，分别是日本织物新闻社、新闻通信社、大阪每日新闻支局、大阪朝日新闻通信局、大阪新闻支局、大阪时事新报支局、神户又新日报社、关西日报神户支局、神户新闻社、神户新闻业；律师（辩护士）4人，他们是谷信一郎、堤良明、草鹿甲子太郎、山本周辅；官员和议员5人，他们是神户市助役土岐益之进、兵库县产业部长三泽宽一、贵族院议员胜田银次郎、代议士坪田十郎、前代议士小寺谦吉；其他人士2人，即中华会馆书记梁朗卿、神户市医师会长山本次郎平。除名誉会员均聘请神户地方关系交密切的行政、司法、经济官员和中国外交官员挂名外，普通会员中的非工商界人士共计21人，只占会员总数130名的16.15％。
其次，再来看协会工作机构的职员构成。评议员（由干事会推荐）：石川茂兵卫（米谷肥料商）、潘霖生（同孚泰）、西川庄三（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头）、陈源来（合昌号）、张友深（同益号）、李景玙（建和号）、川西清兵卫（日本毛织株式会社社长）、泷川辨三（神户实业协会会长）、泷川仪作（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田村新吉（贸易商）、直木政之介（日本燐寸制造株式会社社长）、武藤山治（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社长）、松方幸次郎（株式会社川崎造船所社长）、吴锦堂（贸易商）、郑祝三（同孚泰）、郑金桂（仁记号）、阿波野松太郎（制茶海产物商）、招爱珊（裕贞祥）、森田金藏（株式会社大泽商会常务取缔役）、铃木彦（岩）次郎（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取缔役社长）。常任干事（由总会选举）：本多一太郎（日本燐寸株式会社常务取缔役）、陈衮裳（广益号）、林长祥（兴祥号）、草鹿甲子太郎（法学士辩护士）。干事（由总会选举）：马聘三（复和裕号）、新原次太郎（支那、朝鲜贸易商）、鲍翼君（正金银行为替经理处）、杜贯之（怡和洋行）、陈廷笺（永兴发）、廖道明（广兴昌）、王文达（输出入商）、冈崎忠雄（冈崎汽船会社社长）、川村贞次郎（三井物产会社船舶部长）、何世锠（德和号）、杨寿彭（ビ-才-汽船会社）、曾舀臣（チヤ-夕-ド银行）、黑川新次郎（日本邮船会社神户支店长）、福原芳次（日神海运商会社长）、福本义亮（神户商业会议所书记长）、佐佐木种三郎（日华工业原料会社专务取缔役）、三泽宽一（兵库县产业部长）。①其中只有最后一名干事是兵库县产业部长，其余职员均为中日两方的工商界人士。
由上可见，工商界人士既是两次“日中亲善会”和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者和主办者，也是参加者的主体；日中双方的官员，是应邀出席或挂名的，只是会议和协会的赞助者和支持者；新闻、法律、教育和文化等界人士与会，除直接参与发起的极少数人之外，主要是出于工作职业上的关系。因此，无论是作为日支实业协会筹建活动的两次“日中亲善会”，还是日支实业协会自身，从其人员构成来看，都可以说日支实业协会是一种由华侨商人和日本商人联合组成的工商界团体。
就日支实业协会的机构和功能属性来说，它应该是一种民间的经济组织。除了上述关于日支实业协会的工商界组织性质的论证外，还有以下三点可以证明它的民间经济组织性质：
首先是发起者对日支实业协会性质的自我界定。在第一次“日中亲善会”上，代表发起人的吴锦堂、郑祝三、马聘三的致辞，明确指出了将要成立的日支实业协会的民间性和经济性。其辞曰：“本日我等滞留日本者招待各位，出于两个初衷。一是拜听各位的高见，一是欲利用好时机，实现日华两国人士曾倡导的亲善关系。当然，吾人期望之亲善非政治意义上的，也非政府与政府之关系，单纯为国民间经济实业上的提携与合作。恳请各位来宾谅察吾人之微志，为实现两国国民之永久亲善赐予援助。”①
第二次“日中亲善会”发起人代表草鹿甲子太郎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在致辞中说：“诸君知悉，以相互排挤相互残害为目的之战争，与以互通有无相互便利为目的之贸易，绝不可同日而语。吾人于此见地，期望日华两国交通贸易之发展，同时相信谋求两国之亲善为今日之急务。不基于亲善的贸易为掠夺，不贸易的亲善为虚伪。……今见本会之创立，证明了两国国民亲善关系之愈加浓厚。”①
其次是政府代表对日支实业协会性质的认定。如日本兵库县知事清野长太郎，在第一次“日中亲善会”上的致辞中，明确强调了这次聚会的民间性和经济性。他说：“看今日之统计，五年前神户有华侨1800余人，五年后的今天，一跃升至3000余人。近日神户对华贸易额达1亿3千余万元，与十年前相比多2倍有余。由此数字可知日华两国经济关系如何密切，此数字简直就是两国民间坚实握手根底之显示。本日聚会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是纯粹民间的经济方面的握手，想及此，更觉其意义之深远。”②
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也在第一次“亲善会”的祝辞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中日两国，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上有种种关系，故两国人民在昔交际往来，其精神上之结合，早已成为事实，惟无一定之联合机关，精神无所附丽，即事实亦晦而不彰。此次中日两国国民有志，有鉴于此，于本日特设立中日亲善恳亲会，联络感情疏通意思，以精神而见诸事实，本事实而愈见精神。”③
再次是日支实业协会的会则和会刊对自己性质的规定。会则第一条规定“本会以日华两国国民之亲和提携为目的”；第二条规定：“本会由日华两国从事实业或与之有关之国民组成”。这就是说，日支实业协会是由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组织，且由两国的实业界国民组成。1922年创刊的日支实业协会机关刊物《日华实业》，在其发刊词中也向海内外宣布了日支实业协会的民间性和经济性。其词曰：“不言而喻，本会是实业家团体，以谋求国民的真正亲善、期实业上的联络发展为目的。努力于联合两国的实业家，使其携手在东亚的商业舞台上增进共通之利益。”①
三、日支实业协会的商人外交意义
日支实业协会作为以日中两国商人组建的民间的经济团体，它的主要动机和作用在于开展和推进日中两国工商界的外交活动，即商人外交，从而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改善，为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创造条件。
第一，其动因是对这一时期“日中亲善”外交的一种响应和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给日中两国带来了共同发展经济的机会，但不久发生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中日关系从前一阶段的相对缓和转向恶化。到1917年前后，随着“二十一条”风波的过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1922年初华盛顿会议对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中国问题的初步解决，使日中两国的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中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呼声高涨起来。加之日本当局和大财阀企图乘机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势力，竭力鼓吹日中“经济同盟”和“事业合办”之说，并加紧对中国的外交活动，使两国民间有关“日中亲善”的舆论和活动盛极一时。
在日华侨实业界人士，虽然对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真实意图并非十分了解，但他们出于关心祖国经济发展的愿望和谋求自身经济事业发展，也趁此机会努力促进日中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改善，增加中日经济的交流和合作，以吴锦堂为首的日本神户华侨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而发起成立日支实业协会的。他们在“日中亲善会”的发起书中阐明其宗旨说：“欧洲战云世界大势为之一变，中日之宜亲善，固已尽人皆知矣。同根必赖共维，同舟必当共济。昔时东京曾有日华协会之组织，北京复有中日俱乐部之施设，虽谋亲善之宗旨而卒无裨于实事者，则第循形式之酬酢、务社会之虚文，而不知人则至明至勇，故虽自见自举，其有待共济也明矣，此即中日亲善必要之宗旨。吾人求于欧战之潮流，揽于东亚之形势，亟应从根本上解决，实践此中日亲善之进行。际大地之春回，欣神山之日丽，一堂团聚畅叙雅怀，策亚洲大计之维持，为世界和平之关系。”①这则发起书说明，吴锦堂为首的日本神户华侨发起日支实业协会，不是对“日中亲善”之说附和，而是力图把“日中亲善”落到实处，真正实行“日中亲善”。
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者、干事、神户华商总会副会长马聘三，于协会成立后不久即发表《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一文，认为谋求“日中亲善”已是战后日中两国政治家和实业家的共同目标。他就中日两国在战前和战后外交取向的变化说：“中日为政者，过去之二十余年，俱取一种远交近攻之政策，其结果为白人之利用，受白人之中伤，造成种种之恶感，忘却东亚人之东亚，为政家恐俱不能卸其责，亦东亚人之大不幸也。迩来欧洲人种族上之战争，两国国民自觉知人种上之团结力不可缺，乘千载一遇之好时机，谋亲交之一致，是以中日两国都集合政治家与实业家，组织中日协会，大阪实业家同时组织日华社杂志，为两国言论界之机关，询其内容，俱谋中日亲善唯一目的。”②
日方的工商界人士也有类似于华商的用意。如草鹿甲子太郎在第二次“日中亲善会”致辞中所说：“我神户之地，有日法协会、日俄协会，欧战前也设立了日德协会，况且日华两国人民间在地理、历史、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种种密切关系，应该说设此机构非常自然。今见本会之创立，证明了两国国民亲善关系之愈加浓厚。……本会实际上在努力达此目的，可以断言，这将有大贡献于东洋和平及人道。”①
第二，其宗旨在于促进日中两国工商界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日支实业协会的组建者们认为，“日中亲善”的真意所在是开展和推进日中两国工商界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
在第二次“日中亲善会”上，草鹿甲子太郎代表主办者致辞中，明确表示此次聚会的用意在于推进日中工商界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共同抵御西方经济势力的扩张。他说：“欧战正酣之日，（西方）因无暇东顾只好暂收其爪。在恢复和平之今日，他们又以卷土重来之冲天气势，向我东洋扑来。此时牵制并监视其行动之任，落在我日本之双肩。东洋虽天地广阔、东亚地域广袤，但除中国民族与我大和民族之外，无可信赖之国民。果真如此的话，日华两国国民应相互消除芥蒂，彼此扶助，谋求保全东亚之策。由是观之，日华两国之亲善，经济上同盟之结成，实在是刻下之急务，不应有一日之犹豫。此时，由在我神户之华侨口中提倡亲善，应该说真是适合时宜之福音。必须彼此信任推诚相见，首先去除疑心，肝胆相照，共图融合联合之道，不忘掉共助共存之大义，如此，才可避免唇亡齿寒、同类相食之祸。”②
为了促进日中经济合作，日支实业协会还在1922年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日华实业》，以宣传自己的宗旨和主张。其发刊词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共处东亚，唇齿相依，一衣带水，因此，应该相依相助，努力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如今，西力东渐之势滔滔不止，日华两国处此密不可分关系，却生种种猜疑误解，而毁坏善邻敦睦之谊，忘掉共助共存之大义，实在是遗憾之至。而且其间竟有放任自己的欲望野心、玩弄阴险陋劣之手段者，尤应引起两国国民注意。不能坐视成为他们的傀儡，让他们搅乱东洋永久之和平。中国四百万方里之天地，不仅是我宝贵之贸易市场，而且是丰富之原料供应地，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之宝库，日华两国国民亲善应是我国策之根本方针自不待言。因此，我国民理解中国国民的同时，也应让中国国民理解我国。基于以上考虑，在神户之两国有志之士，为图两国国民的真正亲善，一扫误解猜疑之念，认为从根本上需要两国国民的相互接触、理解、提携。”①这则发刊词表述了日支实业协会的三点用意，一是面对战后汹涌而来的西方经济势力，日中两国人民应该放弃前嫌，消弥现隙，友好合作；二是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是日本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贸易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三是要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既指出了日中人民友好相处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日本经济发展需要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并将所出版的《日华实业》杂志，发送给中国及日本各省之商业会议所、其他各种实业团体，谋求与外地实业家之联系，同时以介绍日本的产品。该刊物还表明自己的主张说：“以谋求两国国民的真正亲善，期两国实业上的联络发展为目的，进而努力联络两国的实业家，使其共同携手在东亚的商业舞台上增进共通的利益。”②
第三，为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呼吁。这除了在两次“日中亲善会”和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宗旨中有所表示外，特别表现在马聘三的《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一文中。他说：日中亲善之说，不外乎三种方式。“第一，为形式的亲善，如宴会及欢迎之演说祝贺与酬酢之文章，乃外交上之词令，对于实际上毫不生效力，自不能促进两国之亲善明矣。”“第二，为经济联络之亲善，如借款，如合办事业。”但是，借款要付给利权，指定抵押品；合办事业由双方对半投资，而中国资本家，在胆力上和学术上都不能适合，因此“其不能贯彻亲善之目的，又概可想见”，与第一种的“亲善”的结果没有什么区别。第三，“为谋真诚之亲善”，必先研究和解决对面者之生活和生存问题，此乃“解释亲善上之第一关键”。他指出：当前之中国政府，为谋国家之生存，东借西挪，朝不保夕。因此，对于面临被欧洲列强侵吞之险的中国，“日本国目下对中国之方针，为政治实业家者，此时此刻，不可不一下决心”，即救中国于不亡。“然则救中国之捷径，惟赞助其政府生活上堪以自给而已。依据1902年中英条约，解决实行加税免厘，并援助对于输入品及列国租界，列国租借地以内，得以施行奢侈品之消费税”。对此，如果日本能先于提倡，并请求列强同意，使中国得以生存，那么“中国之四万万之民众，感日本邻国之义举，当永世不忘，过去二十余年之恶感，从此冰解”，才能真正建立起“日中亲善”。最后，他大声疾呼：“所谓对于关税条约之实行及援助，其施行奢侈品之消费税，正在今日之好时机，假令错过此好时机，欲再想与中国亲善，恐已不可复得。”①马聘三在这里所指出的“日中亲善”关键之处，也是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和华盛顿会议中所争取的国家权利，也是以吴锦堂为首的神户华侨商人成立日支实业协会，开展“日中亲善”外交的真正用意所在。
在以吴锦堂为首的神户华侨商人开展“日中亲善”外交的同时，日本当局也在大力鼓吹“日中亲善”，并得到了中国一些亲日外交官员，如陆宗舆、章宗祥之流的竭力附和，其用意在于迷惑中国人民的警惕心，在“亲善”的伪装下实行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扩张。但是，以吴锦堂为代表的神户华侨商人开展“日中亲善”外交，则是真正地为了谋求中日关系的改善，他们不仅自己为此而努力，而且力图影响日本政府采用友好的对华政策。纵然其结果并没能达到目的，其良苦用心和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使此后以谋求“亲善”为目的的日中商人外交活动明显增加，一直延续到1926年上海总商会代表团访日。
（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博导）
五 吴锦堂慈北治水谋略与实践
□沈之良
吴锦堂生平所从事的事业是多样化的，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水利建设和慈善事业等等。本文从他为家乡治水的谋略与实践出发，看吴锦堂热爱祖国、情系故土的一片赤子之心。
一、治水问题的提出
当时，慈北地区有农耕地16余万亩，其灌溉与平原地带河网用水全靠两湖（杜湖、白洋湖）来蓄泄。汛期雨水多时为避免内涝，就必须利用人工开挖的4条退水渠，即松浦、淹浦、古窑浦和竺民浦，古称“四浦”来排水入海；由于地形西高东低，为防止雨季雨水多时，由西部余姚县境内来水流入慈北地区，就必须筑堤来阻止，古称漾塘。因此，整修好两湖的湖容和堤防，以及调节湖水水量的建筑物，包括节制闸和减水坝；整治好“四浦”的排水渠道及其挡潮闸以及漾塘的堤防等，则水利设施始能发挥除害兴利的功能，使全乡的60余万亩耕地旱涝保收，数十万居民生计有望，社会始能和谐安定。鉴于此，吴锦堂先生决定出资整治两湖，以造福桑梓。
二、治水方案的拟定
杜、白两湖面积分别为3700亩和1700亩，湖水与山相连，湖内没有供耕作的寸土。但由于两湖上游山岑绵亘，汛期水土流失，极易淤积湖内。于是豪猾之民，占湖成田，置为私有，使湖容缩减，引起群众纷争，致使讼狱不断，案积如山；甚至倾家荡产，难以胜数，使社会不得安宁。要整治两湖首要的是扩大湖容，而要扩容前提必须解决私占湖田问题。吴锦堂断然采取措施，独出巨款赎回所占田地934亩，其余无契约的田亩也一律归公，防止湖容的人为侵占和破坏。他的这一义举，曾受到当时清政府的嘉奖，也深受民众的拥护。此其一。其二，为妥然处理湖内茭草的蔓延，吴锦堂采用生物措施确保湖容，即利用养鱼清除茭草。茭草不仅侵占湖内地亩，而且此草非水不长。如湖中留一寸之草，即少一寸之水，每延炎暑，茭草吸水更多，日减一寸，10天减一尺。如天旱三月，减少可达三尺。所以，他提倡养鱼吃草，实为利用自然界生物相制约之原理，可节省大量人工除草之辛劳，实为一种创新之举。此外，他还提倡在湖堤遍植杞柳，亦称红皮柳，该树耐湿、耐碱，利用它的根系保土，可减少堤岸的塌陷，因而有效地保护了湖容不至缩小。其三，实测两湖面积，为避免日后再人为的被侵占创造条件。吴锦堂先生于1909年前后，两次重金聘请日本工程师，依照官、绅公定的杜、白两湖湖界，实地用当代最科学的三角导线网法，按1/2000之比尺，测量杜、白两湖的面积，最后得：杜湖面积7006亩6分6厘，内含杜湖里湖面积1437亩3分2厘；白洋湖面积1285亩7分1厘。有了湖的面积后，即可推求两湖的容积。如两湖平均水深按1.50米计，则：杜湖容积当为700.66万立方米；其中里湖容积为143.73万立方米；白洋湖容积当为128.57万立方米。两湖总容积为829.23万立方米。由此，可知杜、白两湖的湖容，相应于一座小（Ⅰ）型的水库。
在官、绅共同勘察确定湖界的10余天时日里，吴锦堂先生每天都亲自陪同参加。从这件小事上，也可充分反映出他对工作脚踏实地、极端负责的精神。
三、杜湖整治的实施
杜湖的整治包括大修湖堤、整治全部节制闸和减水坝三部分。
（一）整治杜湖外堤。杜湖面积最大，汛期风狂湍急，外堤堤岸易塌，故先人增筑杜湖里堤一道，缩减吹程而使风浪减小，易利外堤安全。1908年，将长达5公里的外堤重行整修。外堤堤底原设计底宽20米，堤顶宽13.30米，而现在堤底宽度不足7-10米，其原因是由于堤外田主私行垦占所致，还有的田主为偷湖水开挖了不少明洞和暗洞。施工历时数月，使外堤恢复原貌，私挖洞穴也都尽行堵塞。同时，沿杜湖外堤开挖运河一条，使堤外水田永远可以供水，以断绝私挖堤身洞穴之弊端。
（二）重修杜湖节制闸。为了调节湖水，杜湖外堤有节制闸三座：东门闸、张郎闸（即中门闸）和西碶闸，其中张郎闸和西碶闸年久失修，塌漏不堪。1908年冬按原有式样加高加宽，用桩基和条石重新修建加固。该闸施工时，时值冬令，吴锦堂先生不畏严寒，亲自督工，数月始竣，备尝辛劳。杜湖里堤有座里塘闸，也于1909年修筑加固。
（三）修建杜湖减水坝。杜湖外堤有减水坝三座用来漫溢湖水，使堤身不致因遭漫溢而溃决。这三座减水坝包括东门闸东侧的减水坝（该坝坝顶溢流段长33.3米）、西碶闸东面的减水坝（溢流顶总长26.6米）和石湫头减水坝（该坝用水泥砂浆砌石修建，坚固耐久）。这三座减水坝均于1909年农历五月修建。尤其在修建东门闸东侧的减水坝时，适逢大雨连朝，吴锦堂先生冒雨亲自监工抢筑，几遭灭顶之灾，历尽艰险，经3个月方始建成。
四、修建四浦和漾塘
浦为排水渠道，“四浦”是指杜、白两湖下游通海的四条退水渠道，均为排泄潦水的要道。古代命名为松、淹、古、竺四浦。其中竺民浦，位于东山头村附近，浦阔达38.40米，具有相当规模的泄流能力。该浦上、下游各建一闸，上游为湖堤上的节制闸，用来调节湖水的漏泄；下游为挡潮闸（古称五洞闸），用来防止涨潮时因浊潮倒灌，引起泥沙大量淤积，该闸于1907年进行改建。淹浦上的下闸，亦称第三“五洞闸”，共有五孔，每孔净宽2.50米，总净宽12.50米，于1907年修建，历时8个月竣工。该闸的工程监理沈醉渔先生，为作者的祖父，他是吴锦堂先生的挚友，吴锦堂先生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沈醉渔先生建筑淹浦第三五洞闸，听夕督工，辛苦年余，未受丝毫酬报，公为地方公益，尽心竭力，爱我同胞，其高谊真不可及。”
漾塘是指防洪堤，位于慈溪与余姚的交界处。由于地势余姚高而慈溪低，所以汛期在某些方面余姚境内的山区来水，均汇流到慈溪境内，形成内涝，危害无穷。古代修筑防洪堤，来阻挡东行之西水。明季之乱，有人毁堤为田，辗转售卖，尽属姚人。想要恢复此堤，阻力甚大，实非易事。吴锦堂先生不惜巨资，托人多方筹划，购得堤基田31亩余。1905年冬至1907年大堤施工，在堤基容处用条石砌筑，计长386.28米；堤宽处用大块石砌筑，计长779.23米，以上两段总长达1165.51米。此外，又北起虹桥闸、南至洋浦闸重修石路，又将漾塘石坝至洋浦庙东官塘的道路一律筑高，以防水淹。
采用以上措施后，使余姚之水不能东泄，遂得一劳永逸。本项工程共投资2.2万余元，先后历时两年余。
五、两湖水利的管理
吴锦堂先生认为慈北水利事业兴废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两湖缺少实测详图，致使界址不清易被奸民占垦；二是缺少水利专管机构和人员，致使维修等管理工作无人过问；三是缺乏管理资金，致使日常维修无法开展；四是缺乏管理条例，致使行政管理工作无章可循。
在吴锦堂先生的关注下，首先，重金聘请日本国铁道工程局的测量工程师，于1909年实测了两湖面积。其次，成立了慈北全乡水利局，负责管理全部水利事项。局中设总理一名；每乡设协理一名，共6人；文牍、会计一名；巡湖人员若干名。所有员工均须经考核录用，不能滥竽充数。第三，管理资金利用1051.33亩湖田的租金来运作。最后，制订了慈北全乡水利善后章程一份，详列水利管理条例和细则。
这样，慈北的水利事业做到：出息有款（有本金可生利息），浚理有资（湖、渠、建筑物等维修有资金），考核有图（有两湖实测图和其他建筑物的设计图纸可供考核），管理有员（有管理水利机构和专职人员），修脯有项（管理人员的工资有专项可供开支），使整个慈北的水利事业协调地运行起来。吴锦堂先生对慈北水利事业管理的设想，与现代项目管理的原理基本相同，在近100年前就能考虑到科学管理，说明他确实具有超凡的智慧。
六、慈北水利事业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慈北的水利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新建里杜湖、上林湖和梅湖三座中型水库，总库容达6009万立方米，灌溉面积23.6万亩，还兼有防洪、发电、养鱼、城乡给水等功能。其中，里杜湖水库的土坝是在旧坝的基础上，修建了坝高17.5米、坝顶长440米的软基土坝。土坝建成后，使里杜湖的湖容由原来的144万立方米，扩充到目前的1668万立方米，增加11.6倍。这种软基筑坝，如果不具备近代的科技知识，是不可能成功建造的。
外杜湖湖堤，也在4250米长的全线进行加固，补砌一道松木椿做基础的砌石挡土墙，使原有堤身加高了2.0米，总湖容达到800万立方米。所有建筑物，包括闸、坝等，都进行了改建、加固和维修。
吴锦堂先生在日本创业近30年，他在事业取得成功后，虽然身在异乡，却依旧寄情祖国，在他的自述中多次提到“乡晚亦慈北一分子……爱国爱乡之心，始终不渝..，对于父母之乡，未尝不尽我寸心。”“为慈北全乡水利，不惜独捐巨金，逐一修浚；并于东山头创办学校，无非教我乡子弟，裕我乡生计，两共实捐28万有奇，略尽绵薄……”。由此可见他的爱国、爱乡之心。
吴锦堂先生为家乡的水利和教育事业，不仅捐献了巨额金钱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几经险境，如在东门闸旁减水坝的抢工遇险，在锦堂学校的险遭暗杀等，更可体现出他的崇高品德。
在《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中，有一幅由日本铁道工程局测量工程师岛总彦拍摄的照片。此照摄于1909年农历五月十五日，留下了在杜湖东门闸旁减水坝施工时，恰逢大雨连朝，吴锦堂赤着脚手持雨伞，神情憔悴地监督抢筑减少坝施工时的身影。在照片下方岛总彦有如下题跋：
明治四十二年，予受贵国吴君锦堂之聘，为其故里浙江慈溪北乡测量杜、白两湖事，该两湖依山傍野，绵亘数十里。越四阅月，测始告竣。予正拟整装归国，适大雨滂沱，不克成行。而吴君兴修杜湖塘闸，又创筑杜湖东门闸旁之减水坝。工程初兴，而大雨连朝，山水暴涨，湖内、湖外尽成汪洋，风劲浪高，几至冲决。吴君亦足冒雨，亲自监工，日夜赶筑，始获保全，吴君之功伟矣。窃吴君以中外望重之豪商，而为故乡图公益，乃不惜身家，躬履险地，罔顾劳瘁。求之晚近，诚世所罕。俦时，予适亦在塘次，见吴君形容憔悴，肃然有威，特摄此照，以作纪念，而誌钦仰……
惟愿贵乡贤人达士，永保湖浦水利，毋负吴君之苦心，此则邻邦下士，实所厚望也，是为序。
大清宣统纪元（公元1909）五月
大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六月
日本铁道工程局测量师工学士岛总彦
从上述这段文字中，可以充分看出一位普通的日本技术人员，对吴锦堂先生的这种亲临工地、不畏风险，甚至不计身家性命的忘我精神所给予的高度评价。
（编者注：本文录用时标题和内容略作修改）
（作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六 论侨商吴锦堂的捐资办学思想及实践
□陈梅龙 吴小平
鸦片战争以后，宁波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纷纷在甬开办教会学校，进行文化的侵略。面对这种局面，宁波一批有识之士为谋求育才图强、抵御外来侵略，纷纷捐资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他们为近代宁波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在国内最著名的有陈谦夫①、叶澄衷、“海上闻人”虞洽卿、金融巨子秦润卿等人，而在海外，最为积极的应首推旅日华商吴锦堂。本文就吴锦堂对中国近代教育作出的贡献，试分析其办学特色及原因。
一、吴锦堂捐资办学的历程
中国国门被迫开放后，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入商品、资本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吴锦堂并没有象其他“重利轻义”的商人一样明哲保身，而是积极的投入到兴办近代教育中去。他对近代教育的贡献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年至1905年，立足于海外，主要投身于海外华侨学校的创办。
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国内的社会政治等原因，大批的宁波人涌往日本。旅日华人受到日本国的歧视，许多华侨子弟不能正常上学。而此时的吴锦堂已经发家致富，有一定的资产。为此，吴锦堂热心公益事业，在日本为华侨兴办了大量的慈善机构、商务机构和教育机构，而且规模之大在华侨史上也是空前的。1900年，吴锦堂与其他侨界有识之士慷慨解囊，创办了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后又出资兴办了阪神中华公学。①1905年，吴锦堂亲自就任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的副理事长。他对华侨学校给予了莫大的关心，先后尽力18年，捐款给神户同文学校、中华公学等华侨学校达万元之巨。1914年11月，他就一次性捐资给同文学校一万余元。在吴锦堂的努力下，同文学校成为日本著名的华侨学校，廖承志、林丽韫②等曾在该校就读，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桥梁。
第二阶段：1905年至1909年，是其办学重心的转移时期。吴锦堂开始关注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捐资创办近代新式学校。
1905年，吴锦堂回国扫墓，“慨故里之学校不足”，为启迪民智、发展科学文化，毅然担当起办学大任。至此，吴锦堂开始逐步把办学的重心从海外转移到了国内。1905年在家乡东山头，出资辟地百余亩，开始兴建锦堂学校。学校的主建筑是一幢二层的口字形洋式楼房，朱窗红墙，白灰嵌缝。还在学校外东、西、南三面开凿小河，以引导清流。学校经两年后建成，当时学校教室、操场、食堂、宿舍和浴室等莫不俱全。1908年冬，吴锦堂还专门聘请了楼艮为学校校长，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并购买了许多图书设备。1909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八日），举行成立大会，学校正式招生。学校学生总数当时定为360人，第一年招初等生40人，高等生80人。经过几年的发展，锦堂学校已初具规模。
吴锦堂在创办锦堂学校的同时，不忘资助家乡其他教育事业的发展。1907年，吴锦堂捐款给宁波教育会及宁波旅沪同乡会办学3000余元。吴锦堂除捐助各级政府、社团办学外，还直接资助其他宁波商人的办学活动。资助效实中学的创办就是其中之一。效实中学由陈谦夫发起创办，提出“合一郡之力，集一郡之才”的方针。吴锦堂得知后，马上解囊捐助，兴建效实校舍。
第三阶段：1910年直至逝世，是吴锦堂办学目标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及时调整所办学校的人才培养规划。
此时中国社会兴起了实业救国的思潮，且吴锦堂也认识到普通办学，不足以快速地发展当地经济。于是，他及时转变锦堂学校的办学目标。1910年，吴锦堂把锦堂学校改为初等实业学校，添设四年简易科；1911年，锦堂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聘请奉化前清廪贡生江起鲲为监督。设置农本科、蚕本科两个专业，学制为预科两年、本科三年，招收的规模为320名，第一年招四个班共129名。中等农校开办了一年，时值辛亥革命，吴锦堂遂停办农校，从此专办两等小学。在吴锦堂造福桑梓、慷慨捐资、热心办学事迹的影响下，全校师生树立了献身教育事业的信念，坚定了勤奋好学的意志，培养出包容、沙孟海①等一批又一批人才。
二、吴锦堂捐资办学的特点
吴锦堂一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其捐资办学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一）人才培养与思想道德教育并重。吴锦堂在捐资办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求出人才，还重视对学生民族主义的教育、思想道德的培养。吴锦堂在创办同文学校之初，就认为：华侨在日本社会立足，除了要有自己的商业组织，以指导经营；要有自己的慈善机关，以赈济灾民；更重要的，还要办起自己的学校，对华侨子弟进行文化、技术、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的教育。①民族主义一直是我国华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但当时华人创办的许多职业学校重技术性人才的培养，轻民族精神的教育。吴锦堂把民族主义教育同人才培养相结合，这在海外华侨学校中是开先河的。
思想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不仅体现在办学目的上，在其所办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也有鲜明体现。《锦堂国民兼高等小学校改订章程》第三章第十二节学科及科目中明确规定：一，高等之学科目凡十二：一修身、二经学、三国文、四英文、五算术、六历史、七地理、八理科、九图书、十手工、十一歌乐、十二体操。二，国民之学科目凡八：一修身、二经学、三国文、四算术、五图书、六手工、七歌乐、八体操。故不论在高等之学，还是国民之学中，都把修身放在第一的位置。在章程的第十三节的科目程度及教授时间中规定：修身期限为每年必学，内容为道德之要旨。从中可见，吴锦堂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之重视。
（二）创“浙江私立学校之冠”。当时吴锦堂创办的锦堂学校无论是在规模、设备，还是在师资力量上都为浙江私立学校所罕见，一时名满浙东。浙江巡抚增韫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就把它称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锦堂学校在建校时，就建房71间，教室、操场、蓄水池一一俱全。到农业中学时，学校规模到达顶点。在宣统三年（1911）9月其《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第九条设备中可见：课堂10间、自修室11间、寝室33间、职教员室18间、食堂6间，还有其他房间67间。学校另有农事实验场、桑园约76亩。
在学校的办学资金方面也是十分充足的。在呈请的第七条中纪录：学校经费所出：海地租息、浙江铁路股息、汉冶萍煤铁厂股息；经常费数目：地租岁约银三千元、铁路股息银一千四百元、厂矿股息银四千元；临时费数目：随时应用由校主捐助无定数。至1911年，吴锦堂为锦堂学校耗银二十万零五千六百余元。规模之大、资金之充足在当时确为罕见。
在师资力量上锦堂学校也是省内最优秀的。吴锦堂延聘校长、教员，广求贤才，颇重品德学问。所聘人士均不慕荣利，治学严谨，于教学不惜呕心沥血。其间，于慈、姚两邑享有盛名者，不乏其人。
（三）着眼实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如果早期改良派的实业教育思想是近代实业教育思潮的第一阶段，那么从1894年到1904年可算是第二阶段，1904-1917年是第三阶段。①吴锦堂投资近代教育正好赶上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大批有识之士提出并亲自创办实业学校，如张謇、陶行知、杨贤江等。但这一时期办学的重点在培养人民的农工商业的知识能力，很少有学校能够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服务于地方经济。
吴锦堂在办学之初就立志于为“三北”人民服务，为繁荣当地经济出力。在《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的第一条规定学校的设学宗旨：本学堂因地利之便，设中等农学。分农蚕两科，……其次，亦足谋生活以自立为宗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各国人口的增长，棉花的价格不断增长，但是由于我国的棉花数量少、质量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以至美国的棉花占领了我国市场。①这对于盛产棉花的慈北地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吴锦堂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从社会实际出发，调整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规划。1910年，锦堂学校改为初等实业学校，添设四年简易科，增收蚕桑科学生128名，并为附近农村办起了短期蚕桑训练班。
（四）吸收外国文化，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在锦堂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吴锦堂特别开设了外国文，包括英语、日文。教授用书也选用日文日语教程和英文勃耳温司，教师是日本关西英语专门学校毕业的优秀人才。
除要求学生学习外国语言外，吴锦堂还每年选派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以此来达到吸收外国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1912年，吴锦堂从日本致电锦堂学校校长，选派优秀学生两名去日本学习。这样，包容、童玉民成为第一批锦堂学校的留日学生。以后，吴锦堂又派胡感和等人去日。在童玉民的回忆中说：“1912年夏动身赴申，随先生之侄启鼎乘轮至神户舞子，见先生，聘日语教师每日授日语。第二年四月经冈山县立学校饭岛校长之介绍考入冈山县立农校……到1919年3月毕业，二人膳宿、旅杂费共日金二千数百圆，皆由先生供给。”②可见，吴锦堂对留学生的关怀和重视。
（五）不以多金为子孙。至1911年，吴锦堂在家乡捐资办学达到二十万余银元。在捐献办学的资产处理问题上，吴锦堂表现出了一个爱国华侨的高贵品质。早在锦堂学校建成之时，他就已经作好杜绝后世子孙干预的打算，他规定一切学校的动产不动产永归学校所有，吴氏子孙后世均不得借故干预。清朝驻日神户领事张鸣祥、驻日钦使胡维德的一个文件之中记载：“神户华商吴作镆禀称：职商又因实业学堂，尤为强国富民之根本，现又设立蚕桑一科，招生开办，以便逐渐推广。惟此项学校基地房屋及所捐之地亩铁路股份，均系永远作为锦堂学校基本之资产，虽职商子孙，不得干预。若非奏明立案，恐后来或生交错”。①吴锦堂的这种大公无私，执着教育，爱国、爱民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家乡人民。
三、吴锦堂捐资办学的原因
吴锦堂捐资办学、热心近代教育，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也有吴锦堂本人的主观因素。通过对其办学动因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吴锦堂的办学思想。
（一）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的炮火使得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开始丧失了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外国侵略者接踵而至，侵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落后的中国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连续战败，使得民族危机不断的加深。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这种现实，国人由惊叹技艺不如人，进而认识学问研究不如人。②中国有识之士的救国之路也开始从“言技”到“言教”。19世纪末，中国社会掀起了教育救国的社会思潮，这使得大批的商人也积极地参与到捐资兴学的行列。
吴锦堂长期旅居日本，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海外同胞在异国他乡处处受到歧视、排斥，而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连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都无法保护，华侨就更如离娘的孤儿，深陷在被侮辱和被迫害的深渊之中。①因而，他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吴锦堂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也从日本明治维新中领悟到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理。他认为“日本富强，全靠教育”。他把教育看成是国家争生存、争富强的手段，把它放在与兴修水利同等的位置上来考虑。②1905年，他在第一次水利建设会议上就说：“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事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因此，吴锦堂积极的投入到兴办教育事业中去，希望以此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
（二）外部条件的成熟。19世纪末，在日华商已经成为日本商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当时，大阪华侨经营日本杂货贸易已占一席之地，且由于大阪华侨贸易商都集中居住在川口一带，所以又有“川口贸易”之称。③但是，此时的华人贸易主要以经营杂货贸易为主，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薄弱，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濒临破产。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实际上被取消。因而，领事对当地华侨社会的监督管理权开始大幅度受到限制，华侨公产的维持和运营只得靠华侨自己的努力。④特别是1899年，日本高扬国家主义，中国在日本国内的全部居留地被撤废，许多华侨工商业停产歇业。此次变故，反映出原始华侨工商业的一个严重缺陷，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水平，人才缺乏。吴锦堂深深地感到“中国商贾，积习识陋”，缺乏商业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吴锦堂等华商决定创办自己的学校。
清末教育体制的改革为吴锦堂在国内办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日甲午战争后，教育问题受到空前重视，大力兴办新式学校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被提到议事日程。①政府开始放宽对办学的限制，开始鼓励近代商人投资于教育。1898年光绪发布上谕：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省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在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等条例中明确规定，私立学校学生待遇等同于公立学校学生。政府的这些举措为吴锦堂独资兴办学校创立了条件。
（三）造福桑梓的情结。“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②这是孙中山期望于宁波的语录。从中可见宁波商人在外的实力。宁波商人凭“三把刀子闯天下”，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腕，创造了不凡的业绩，演绎了一部部白手创大业的致富神话。③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的延续，安土重迁思想根深蒂固，叶落归根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宁波商人有报效桑梓、造福故土的传统思想。因而，当他们功成名就时，不忘回报故里。
吴锦堂在日本发家致富后，也同样不忘家乡人民的苦难和家乡的落后。“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他以拳拳赤子之心，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慨故里之学校不足，水利不治，毅然引为己任”。吴锦堂在锦堂学校的校规中，明确规定学校所设是为培养桑梓子弟。在其为学校做的《立校兴学》诗云：“吾乡风土闭难开，目击顽童忧自来。最是出钱求买读，学章和泪向优裁。”此诗鲜明地体现了吴锦堂捐资兴学的目的所在。
（四）个人经历使然。吴锦堂出身于农民家庭，由于人口多（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田亩少（全家只有七、八亩田），生活困苦，所以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虽然酷爱学习，但不得已在读了两年私塾后就回家从事农业生产。辍学后的他仍渴望学习，不时的跟当过塾师的伯父读书。吴锦堂早年饱尝失学之苦，在以后的创业中也深切地感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这为他致富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邻邦友谊，踊跃争先；和平亲睦，脉脉相沿；眷恋国土，胸恼烦焦；同胞贫困，每动怜悯；浚修湖闸，兼治河川；薄失赈济，巨款抛捐；东山当舍，教育不偏。”这是宁波慈溪人民对吴锦堂热心公益、捐资办学的高度评价，他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编者注：本文录用时略作删节修改）
（作者：陈梅龙 宁波大学教授 吴小平 宁波大学2004届毕业生）
七 吴锦堂回国时机的选择
□纪立新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吴锦堂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故乡慈溪。是年吴51岁，刚过知天命之年。此时的吴锦堂，经过多年的商海历练，已经由当年一介农夫，一跃成为事业成功的华侨巨商。自此，吴锦堂把目光投向国内，开始在故乡修水利、办学堂，大兴公益，造福桑梓。除1887年因父亡匆匆回乡奔丧外，这是他第一次回国，但此前，吴锦堂并非没有机会，那么他为什么选择1905年呢？本文试图对此略作分析。
清光绪八年（1882），吴锦堂离开家乡，得父老介绍到上海萃丰香烛店当店员，在苏州、上海间从事贸易，因其勤奋好学，初显经商才能。1885年吴锦堂与朋友辛君、李君集资千两，东渡日本长崎，从事进出口贸易。不久，转至大阪继续经营，不数年已累资十数万。光绪十六年（1890）迁往神户，以30万资本开设怡生商号，扩大贸易经营，并得到当地银行买办如蓝卓峰、郑雪涛等前辈的帮助，业务甚有进展。19世纪90年代，正值日本轻工业开始发展时期，在神户首先开展火柴制造业，当时廉价劳动力造成火柴成本很低，又由中国贸易商人大量输销中国，故颇发达。吴锦堂承销大量火柴，主要输往长江流域和上海方面，而广东帮的麦少彭则向广东和南洋方面推销。以后10多年间，吴锦堂、麦少彭与经营火柴业清隧社的日本人泷川辨三共同合作、协力经营，遂各成为神户经济界的重要人物。火柴对日本来说乃工业产品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则为日常必需品，故其贸易为相互所必需，而获利亦颇巨。另一方面，处于成长期的日本棉纺织业也甚为发达，棉花进口激增，棉纱出口亦多。于是，吴锦堂着手于中国棉花的对日出口事业。他在老家本来一直从事棉花的栽培，故对棉花具有相当的鉴别能力，这对棉花贩卖商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他既敏于商机，又辅之以行家里手，故生意蒸蒸日上，获利巨大。①
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清国领事郑孝胥，于6月3日在中华会馆会见知名华商，晓以大义，约有半数华商归国。但怡和号、祥隆、广骏源、德新、义生荣（吴锦堂）、广同生等业主继续留在日本。”②据1893年和1894年的资料统计，在兵库和大阪的中国人数急剧递减，前者从1004人减至455人，后者从330人锐减至64人。③
是年吴锦堂40岁，正当不惑之年。这是他面临的第一次回国机会，但是他选择了留下。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据户籍记载，吴锦堂的长子启藩出生于明治二十七年八月（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当年7月25日。而两国即将开战的消息在6月间已不胫而走，在日华商人心惶惶。此时，吴夫人已身怀六甲，行动极为不便。吴锦堂夫妇结婚多年，尚无子嗣，这对中国家庭来讲是一件人生大事。所以，这应该是吴不愿舟车劳顿、选择归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吴锦堂1890年迁往神户，那时他的事业正处于发展阶段，才开始在阪神地区崭露头角。1891年清驻日公使李经方、驻神户理事洪遐昌发起修建中华会馆的倡议，广大华侨纷纷响应募捐，短期内筹款2.6万日元，吴亦捐助300日元（表1），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如此，但与郑雪涛、麦少彭等实力华商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郑孝胥在担任驻神户理事期间（1893年4月3日-1894年7月30日），交往较多的是郑雪涛、蓝卓峰、朱季方等人，尚未注意到吴锦堂。郑孝胥在其“癸巳日记（1893年）”中曾提及吴锦堂，但主要是有关处理其与周庆钟的债务纠纷（吴锦堂控周欠款200元）。①郑雪涛、蓝卓峰和朱季方三人是中华会馆创建五董事之一，当时的吴锦堂在清政府驻日官员中的影响显然有限，对其是否撤离回国自然关注甚少。
第三，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传统的禁海令和对华侨出入国境的诸多限制，准许华侨自由归国。规定：“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借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②这从法律上保证了归侨的利益，它以政令的形式明确肯定了归侨同国内人民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标志着清政府对华侨政策的重大转变。尽管如此，由于清政府机构尚不健全，管理海外侨商的机构尚付诸阙如，地方官吏往往视归国华侨为渔利的对象，视清政府的谕令为具文。因而，勒索之风并没得到根本扭转。在这种情况下，回国自然不是上佳选择。
1894年8月1日，郑孝胥正式通知各国，因中日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居留清国人暂时委托美国副领事哈恩德保护。8月5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敕令第137号”的“居留清国臣民的管理条例”，要求居留清国人在20天内到府县知事处登记住址、职业、姓名。准许清国人留居日本，只要遵守日本法律，保证华商的商务契约继续有效。①这对于以经商为其事业的吴锦堂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在审时度势之后，吴锦堂最终选择留在日本，继续从事暂时清淡的中日贸易，反而获得巨利，据说财产多达数十万日元。
甲午战争结束后，吴锦堂的贸易业随着日本棉纺织业的发达而变化。当时钟渊纺织兵库工厂于1896年投产，吴锦堂与该工厂经理武藤山治结成知己，承包该厂所需棉花的进口和其产品棉纱、棉布的出口。1901年钟纺脱离三井资本独立经营，吴应武藤之请，承购钟纺股票500股，成为第8位股票主。与此同时，吴继续从事火柴贸易，仅1902年输出火柴便近10万日元。此时他财雄一方，成为神户华侨中的佼佼者，而且热心华侨公益，深得侨胞信任，遂于该年获选为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理事长一职本系名誉职称，任期3年，例由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的代表轮流遴选，但他却连任两期，6年间为指导和援助阪神华侨而尽心尽力。②
神户中华会馆是在清政府驻日外交官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建立后逐步成为迎接中国要人的场所。通过会馆，阪神华侨与本国官僚之间的密切交流得以加强，这对吴锦堂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光绪三十年（1904）2月，日俄战争爆发，吴锦堂继续输销棉纱和火柴。当时因战争火柴为军用必需品，得以大量销售，同时参加运输军需物资，亦获巨利。他甚至不惜巨资，购入1427吨的德国货船阿鲁号，改名锦生号，用以运输军需品。考虑到日本长期以来对外国侨民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近代以降，更针对中国侨民颁布了一连串的禁制规例。为了便于商务的开展，吴锦堂于光绪三十年（1904）加入日本国籍，但仍保留中国籍，成为双重国籍者，这对于吴锦堂的事业发展非常有利。
由于日俄战争而得到巨大财富的吴锦堂，已经到了被称为财阀也不为过的地步。
吴锦堂自1902年出任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以来，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华侨社会的领袖。即使在日本社会内，吴锦堂也以其不惜巨资救济灾害等举动而享有崇高声誉。此时的吴锦堂，可谓功成名就。
与10年前相比，清政府的侨务政策逐步改善。由于国库支绌，清政府转向华侨寻求财源，其方法有募捐、鬻官、鼓励华侨对国内投资等，以争取华侨的支持。1898年，清政府严令沿海各省在海外华人贸易回籍时，应设法予以保护，不准关津胥吏及地方莠民藉端苛扰。1899年，清政府在厦门首设保商局，作为保护回籍侨民的专门机构。以后，沿海省份相继设立保商局。此后，商部和清政府一再颁令，要求各地方官员切实保护归国华侨，以吸引他们回国投资，并对渎职的官员进行惩治，这对于遏制敲诈和歧视华侨的风气是非常有益的。同年，清政府颁发嘉许华侨海外发展的敕谕。
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推行其10年新政。1903年，成立商部，并大力在海外建立华侨商会；实行奖励“商勋”和“惠商”政策，提高侨商的政治地位。1903年底，商部奏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根据商人集股的多少，分别授予不同品级的顶戴或任命为顾问官、顾问议员等荣誉称号。商部设立之初，为打消华侨回国投资的疑虑，清政府曾谕令：“各埠华商人等，凡有因事回华者，其身家财产均责成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切实保护，即行妥订章程，奏明办理。倘有关津丁役、地方胥吏及乡里莠民藉端讹索，即予按律严惩，决不宽贷。”①华侨归国的国内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舆论一改防日、仇日情绪，迅速升华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学习日本的思想，进入了“通过日本学西洋文化”的新时期。1903年，张之洞拟订10条章程，用于奖励赴日留学，于是赴日人数急剧上升，出现了东游热。日俄之战，沙俄不敌日本，更激发了中国人学习日本、革新图强的决心。据实藤惠秀统计，1896年留日人数仅为12人；1902年增至500人；1903年达1000人；1904年为1300人；1905年猛增至8000人。②中国人日本观的变化和国内的社会舆论，使得已加入日本籍的吴锦堂可以放心地踏上故乡之行路。
总之，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吴锦堂，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与1894年已不可同日而语。通过多年的奋斗，吴锦堂已是旅日华侨巨商、阪神财阀，拥有日本天皇所赐银杯、中日双重国籍，身兼三江公所理事长、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协理；头上有清政府所赐官衔，无论在日本华侨界，还是在日本社会，都享有令人尊重的地位。这一年，吴锦堂51岁，长子也有11岁。离家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一来告慰祖先在天之灵，二来为家乡造福。父亲当年的嘱托言犹在耳：“丈夫当志在显扬，耕作与商贾何择，方今天下大局关系半在通商，日后能发展商业，藉以上报君国，下济乡族，是吾志也。”①在东渡日本20年之际，吴锦堂终于踏上漫漫归途……
□[日本]山口政子
一、序言
“华侨”这个词，因理解的角度不同有多种定义。本文按其字意解释为：移居国外谋生，并与中国继续保持一定联络的中国人（不论国籍）。他们属于原住国和移居国两个社会，在那里他们体验了什么样的文化摩擦？又如何应对？本文将对此进行考察。
纵观整个华侨的研究得知：一般研究模式是华侨资本仅停留在前期商业资本阶段，未能转化成产业资本；以往的一般研究方向是强调其社会集团形成原理的后进性和封闭性。结果实质上缺少了什么事情、如何变化的社会特征，缺少了从内涵上历史地、系统地研究同化非同化等社会问题的观点。因此，要从华侨输出国——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进行总体研究，就必须知道各个华侨的社会、文化背景。即追溯到他的祖国，分析和研究他的出生地的背景与移居地的相互关联性、适应性和非适应性，以及移居后的社会变迁、在移居地的领导地位等，以此勾画出更具体、更全面的华侨形象。根据以上观点，本文纵观侨居神户华侨吴锦堂的出身地社会经济背景及此以后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勾画出一个日本华侨的人生历史。
本文中的吴锦堂，清末民初在神户从事贸易活动，并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当时的日本华侨社会中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出生地——宁波，也是清末民初活跃在上海一带的浙江商人（宁波商人）的发源地。因此，吴锦堂的活动轨迹，也可以看成是宁波商人发展的一个类型。另外在侨居地神户，不用说在华侨社会中，即使在日本人社会中，经济上也处于领导地位。他的人生轨迹，从社会变迁方面看，至少也是一个上升的典范；从历史的角度看，他所积累的巨大财富和地位属于特例，不能仅此就马上构成一个普通华侨的形象。不过许多华侨都因他的领袖才能，才追随他的。而且正是由于其领导能力，才受到其他华侨及社会各方的推荐。
二、吴锦堂的经济活动与其背景
吴锦堂于清咸丰四年（1854）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东山头村，是在家务农的吴麟初的长子。本名叫作镆，锦堂是其号，后来也用作商号。
出生地宁波在上海港开放之前是长江下游的惟一对外港口，从古到今都是一个繁华之地，处于连接中国南北两地沿海贸易的中枢位置。从古代起就是对日、对朝的贸易港口。自宋代设立市舶司（译注：宋、元、明初设置的，监督对外贸易和征税的税务机关）之后，就成为南海的贸易基地。它的商业圈，北至华北的牛庄、胶州，甚至到达遥远的海参威；南经福建、广州，到达新加坡、苏门答腊乃至锡兰（译注：现在的斯里兰卡）。日本也通过勘合贸易（译注：“勘合”本为验证、核对之意。勘合贸易是指通过核对符牌来进行的贸易。明朝政府向当时日本政府——室町幕府发放这种勘合符，来遏制倭寇和私下贸易）、辨铜贸易等形式加入了这个商业圈。此外，宁波自古以来就出了很多科举及第者，文化上也处于较高的地位。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向商业地带移居的现象。吴氏移居日本也处在宁波商人移居国内外系列的延长线上。此后宁波也因南京条约的签订，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为五大开放港口之一，许多欧洲船只云集宁波，宁波的商业贸易因此而发达起来。那时，宁波商人仰仗着称之为“钱庄”的独立金融网络和称之为“信局”的电信制度，以及称之为“过账制”的、不挪动现金只凭账单进行借贷的商业技术，开始逐渐强大，继安徽商人、山西商人等地区性商人集团之后，活跃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不久就成为浙江财阀的中坚力量，主宰着中国的经济。有关活跃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的研究，首先有根岸佶先生对属于同乡集团的四明公所进行研究的《上海四明公所》，其后有苏珊·安·琼斯先生分析研究这个系列的《上海的宁波帮与财阀集团》。另外还有西里喜行先生的《清末宁波商人》等。据西里喜行先生说：宁波商人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移居到了惟一的安全地带——上海租界，并通过钱庄业和买卖贸易发了财，又以同乡团体会馆——四明公所为中心形成了宁波帮。随着对外贸易中心从宁波向上海的转移，宁波的所有工商业都开始往上海转移，富商们成为了工商业的领导人。西里喜行先生把这些活跃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分成了三种：第一种是港口开放前来到上海从事商业活动，开放后趁着贸易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产的人；第二种是在开放前后孤身来到上海，从店员开始做起，独立积累资本的人；第三种是由清朝政府官僚摇身一变转为商人的人。吴锦堂属于第二种人。
这些富有的宁波商人，不单单控制着四明公所和宁波帮，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带来的现代化，集结上海的资产阶级于1901年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并形成该会所的领导层，左右着全上海的经济。这个商业会议公所后来改名为上海总商会，但是领导权仍旧掌握在宁波商人的手中。此后，宁波商人改组钱庄资本，建立了浙江籍诸银行资本。以此为背景形成了浙江财阀，控制了全中国的经济界。山上金男先生的《浙江财阀论》对这段历史作了明确的阐述。
在宁波商人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吴锦堂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
关于吴弃农从商的经过，有这样的传说：吴氏二十七八岁那年，慈溪发了大水，田地全被淹没。二弟对长兄吴说“你要是不干活，全家人就活不下去了。你外出找活干吧！”于是，经乡里前辈徐孟彬老人的介绍来到上海，在一家香烛店供职。吴没有忘记徐老的恩情，让自己的长女与徐老的儿子结婚，加以回报。在这次外出从商之际，吴父对他说“应该发扬大丈夫之志。在农和商之间选择其一。如今天下大局的一半与经商相关。他日你若能商权在握，上报效国家，下救助乡里，那就是我的期待了。”在这句话中，看不到中国人轻视商人的那种传统观念，而认为有能力从商，为他人服务，就是大丈夫之志，从而积极地肯定了商业。这种价值观和社会观是宁波资本家辈出的一个背景，吴锦堂在这个价值观的支配下，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
如前所述，在同乡的推荐下，他在上海的一家香烛店当伙计，在苏州与上海之间跑买卖，学会了基本的商业知识。他非常勤奋、热心好学，发挥了他的商业才能，所以很多商店想聘请他。吴锦堂在上海期间掌握了商业技术，结交了商界朋友，也构筑起资本积累的第一步。
在中法战争后的经济不景气中，吴锦堂意识到中国经济已走进死胡同，于光绪十一年（1885）会同辛和李两位朋友，共携1000两资金来到长崎。可以说他们是沿着宁波辨铜商人（指江户时代拥有中日贸易特权的商人）的长崎交易路线走进日本的。
吴等人在长崎贩卖土布赚钱，进而在长崎和神户之间跑采购兼运输，赚取十分之一的佣金。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资金增加了5倍，并进入大阪市场。在大阪经营杂货，收购海产品销往中国，再将大豆、豆饼运进日本。吴移居大阪的时间，几乎与大阪的浙江、江西、江苏同乡团体——三江公所的成立时间相同。
日明治二十三年（1890）左右，吴移居神户，募集资金30万成立了“怡生商号，”经营杂货。在他的神户时代初期，得到广东籍蓝卓峰、郑雪涛等银行买办和老一辈贸易商的金融（汇兑等）以及其它各方面的资助。这是一种新动向，它打破了华侨之间那种局限于同乡团体，不同籍贯之间严重对立的局面。明治十年（1877），清政府在神户设立了大清国理事署，想以一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来统一掌握华侨，试图通过阪神中华会馆的创建，来推动华侨的统一，上述新动向就是对大清国政府这种推动的一个响应。
明治二十三年（1890），三江帮、广东帮、福建帮协商决定创建阪神中华会馆。以驻日大清国大使的捐款为契机，阪神众商捐了款，横滨、长崎、函馆的中国人也捐了款。该会馆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建成。据“创修阪神中华会馆记”记载，吴当时的捐款为100日元，处于660名阪神华侨众商人中的第40名左右，绝对算不上什么核心人物。但在发起修建神户关帝庙（创建于明治二十五年）的议案中，成为核心捐款人。吴的存在从这时起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明治二十年代（译注：1887-1896）是日本轻工业的草创时期，在神户首先兴起的是火柴制造业。神户的火柴业开始于明治十年，依靠人员低薪的低成本以及依靠中国贸易商的出口，扩大了消费，迅速成长起来，其中成长为大型火柴公司的有泷川辨三经营的清燧社。
吴锦堂从明治二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接手泷川的火柴买卖，主要销往长江流域和上海地区。当时在上海设立了义生洋行，杜炳卿为经理。同样，负责广东、南洋方向销售的是广东帮的麦少彭。麦、吴、泷川三人在那之后的10余年间共同经营，成为神户经济界的重要人物。火柴工业是日本工业产品的起点，由于火柴在中国是日常必需品，所以必然带来相互贸易，利润巨大。但是当时的火柴容易受潮，如果长期滞留，会变得不耐用，所以把握进出口时间至关重要。吴的经营额并不算最高，但众多火柴商追随他从事该买卖，足以证明吴锦堂具有敏锐的商机洞察力和确切的信息来源。
日本经济成长期轻工业的另一个主力产业是棉纺织业。吴锦堂就致力于棉花的进口。他的家乡是棉花的产地，他对棉花颇有鉴别能力。这种鉴别能力，是棉花经营商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
到这为止，可以说是吴锦堂原始资本积累期。
明治二十七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刚爆发，日本政府就出台了在日华人劝返令，在神户居住的大部分华人返回国内。在这段时间里，吴仍继续进行为数不多的中日贸易，获得巨额利润，积累了数十万日元的财产。
以甲午战争为界，日本对华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谷物进口和食品出口，转为工业原料进口和工业产品出口。吴的贸易活动也随着棉制品工业的发达而变化。
明治二十九年（1896），钟渊纺织兵库工厂开始投产，吴锦堂结识了这家公司的经理武藤山治，并承担了这家工厂的原料棉花进口和成品棉线棉布的出口。
钟渊纺织原本以吴服店三井的资本为主建立的，但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经济波动和不景气中，三井公司最后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直接插手经营。此时，吴在武藤山治的劝说下，购买了500股钟渊纺织股份，一举成为持股数高达第8位的大股东。这是吴锦堂投资股票的开始。
明治三十五年（1902），吴锦堂任阪神中华会馆的理事长，名副其实地成为阪神华侨的核心人物。这个阪神中华会馆的理事长是从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的代表中选出而被任命的一个名誉职位，实行3年任期轮番制度。他从这年开始，连任两届。在任职期间，他尽心尽力地指导和援助阪神华侨。
明治三十七年（1904）2月日俄战争爆发，战场在中国的北部，与中国北方的贸易因此不振。然而，对以中国中部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吴来说，是一次绝好的发财机会。
他首先和盟友麦少彭各捐献2000日元的军资，更呼吁华人社会结成报国恤兵会，共筹1.23万日元的军资呈交日本政府。另外，他还认购了10万日元的军事公债，并呼吁同仁总共认购了45万日元。进而联系中国本土的商人，继续出口棉线和火柴。火柴是军队的必需品，所以销售量较大，又附带运送军需物资，获得了巨额利润。吴买下1427吨的阿鲁号德国船，改名为“锦生号”运输军需物资。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后，吴锦，堂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11月25日，加入了日本国籍。这是为避免军事产业上的麻烦而采取的措施，难以将这一现象看成他自身已同化到日本社会中。在他之前，盟友麦少彭已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加入了日本国籍，与泷川辨三的义子仪作合作，经营清燧社的火柴工厂。这个时候，虽然清朝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入外国国籍的圣旨，但实际效果甚微。
日俄战争结束后，发生了使吴锦堂名声大振的独特的钟纺股票买卖事件，即所谓的“铃久事件”。受战后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每股跌至27日元的钟纺股票，因扑茨茅斯条约的签定带来的企业热而升至每股60多日元。为此，拥有8万股中6万股的三井公司决定首先出售4万股。当时，吴锦堂接受了武藤山治的建议，买下这部分股份。为此至少需要250万日元的资金，足以可见吴锦堂的实力。此后不久，钟纺股票的价格继续暴涨，吴在很短的时间里收购了大部分钟纺股份，成为“穿着中山装的重任者”的董事。可是，时价越出百日元大关时，突然出现琦玉县的铃木久五郎（浑名：铃久），迂回独占钟纺股票。铃木当时年仅29岁，依据安田银行的资本，企图独占钟纺股份。据说他的购买所获暴利达300万日元。与之抗衡的是支持武藤山治的吴锦堂、麦少彭及东京三品商务董事长片野重九。在吴锦堂和铃木之间展开了惨不忍睹的股票买卖战，最后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以吴等人的失败告终。据说铃木的资产达到了1000万日元。片野在该年末剖腹自杀，吴和武藤也失去了钟纺董事的宝座。吴在武藤的斡旋下，获得了三菱的救济金，解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铃木在同年经宫崎滔天的介绍，认识了孙文并赠10万日元。由于经营不善，钟纺股票最终大跌，铃木持有的股份，被债权人安田银行收回，铃木从钟纺引退，武藤再次回到钟纺。
吴在股票方面的投资，还有日本的神户瓦斯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大阪莫大小株式会社、中国的汉冶萍煤铁公司、汉阳铁厂、汉口水利公司等。另外，向道路股份和军事债务等的投资也已查证。特别是对汉冶萍煤铁公司的投资较多，并时任该公司的驻日顾问董事。该公司的总经理盛宣怀，在武昌起义后投靠吴流亡日本，吴把他藏在神户的东方旅馆内。
作为一代贸易商来说，吴没有仅停留在商业资本形态上，因股票投资具有金融资本性质，他继续向实业界投资，显示出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姿态。被认为适应了振兴近代工业的潮流，是商业资本阶段受到挫折的华侨资本发生本质转变的一种表现。
1906年秋，从“铃久事件”的股票动乱中腾出手来的吴回故乡祭祖，见到饱受水难之苦的乡亲，便决定向水利灌溉方面投资。鉴于水利工程需要大量水泥，于明治四十年（1907）1月，在尼崎市投资50万日元建立了东亚水泥株式会社。此后，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参与了大阪莫大小株式会社的创建，任监察官。他在继续向产业投资的同时，为了巩固现有的资本，开始向土地投资。
首先，在日本开发了神户垂水区（东亚水泥包装桶用木材采伐地）的腹地松林，营造了约150公顷的开拓村，让附近的农民迁入居住。吴将其命名为“神出小束野开拓村”，自己作为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该土地。该工程开工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建造了便于农民灌溉用的宫池、小束野池等灌溉用塘堰。这项工程采用了其故乡在慈北水利工程中使用的技术。在大正六年（1917）移民之初，免除地租，发放开拓赞助金，推动开发。大正十五年（1926）开发了约50万平方米，昭和六年（1931年）开发了约60万平方米。由此可以看到他对自幼目睹的地主经营方式很感兴趣。这些土地在昭和十年（1935）转入他人之手，未能成为吴家的永久财产。
此外，拥有尼崎东亚水泥厂用地约6.6万平方米，在尾张一宫也有土地。在祖国中国，故乡慈溪县北部当然有他的土地，在镇江也有广阔的农场，在浙江省温州市青田县拥有矿山，在宁波海面的舟山群岛拥有开采钨矿的岛屿等等。在中国的这些土地，由于吴本人已经加入日本国籍，所以他就以家人的名义（例如侄儿吴启鼎等）购买，由同一家族的人或同乡的后辈们来经营。
大正十四年（1925）成立了吴锦堂合资公司。这是力图使股票集中，运用金融资本的产物。此时吴的资产在产业资本、土地资本、金融资本等多方面展开。吴于大正十五年（1926）1月，因急性肺炎去世，享年71岁。其经济活动随之宣告结束。
在那段时间里，吴的贸易对象地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在金融方面以属于宁波帮系列银行的四明银行为主要交易对象。他拥有大量股份的钟纺系列的日中合作公司、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朱佩珍（朱葆三），就是宁波帮的领导人之一。在这些经济活动中，吴与上海的宁波商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吴的经济活动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发展而展开的。进一步说，在宁波帮形成浙江财阀之际，吴把众多的资本转向了银行资本。吴的侄儿吴启鼎也如出一辙，在上海设立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成为连接浙江财阀的一个商口。由此可得知：吴的资本与宁波商人资本之动向的一致性。
三、吴锦堂的社会活动
吴锦堂既然是商人，赚钱第一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和什么样的志向，在理解其经济活动、勾画一个华侨形象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吴没有留下能确认他思想意识和志向的文章，所以要直接进行确认是件难事。为了弄清他的思想意识和志向、以及一个具有两国生活基盘的华侨的归属感等，需从表露在外的社会活动中加以考察。
（一）立志当官的先锋
如前所述，他外出经商的原动力是父亲对他说的一句话“掌握商权、报效国家、救济乡亲”并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当他稍微有资金积累后，首先就向清政府捐钱买，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镇压义和团事变献银2万两，得到花翎道官二品，在这同时，当时才7岁的儿子启藩也得到了举人头衔。这是最后科举前几年的事，虽然实际的效果很不明显，但因拥有这个头衔，全家人仍然都荣升为绅士阶级。从这点可以认为他有着从商转士的志向。另外，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全国性大水灾，他捐献白银3万余两，受到驻日公使及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接见，清廷赐于“乐善好施”的匾额。次后，宣统三年（1911）因慈北水利工程的佳绩，得四品京候补之官职。在如此买官卖爵盛行的清朝社会中，吴乘机进入绅士阶层，即使清朝灭亡也丝毫没有动摇其地位。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的社会地位不仅仅只依附政治。中华民国成立后，又成为国民党一员，历任国民党神户支部长，成为新的政治体制的中间领导层。
另一方面，在日本华侨社会中，任三江公所理事长，成为同乡的核心人物。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任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华侨社会中的重要人物。在日本社会中，因多次为救灾捐款和购买军事公债而深受表彰。同时又不断地与日本社会中的有权有势人物交往，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豪华私宅等也可以看成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
（二）社会事业的投资对象和规模
其投资首先从自己所属的身边公司——阪神华侨会馆开始的。
首先参与了既是阪神华侨集会场所、又是宗教仪式场所的阪神中华会馆的创建，又牵头修建、改造了宗教中心——关帝庙。另外，还扩建、改建了位于神户山手宇治野的山庄（中华义庄，华侨遗骨的安置所和公共墓地），创建了医院。中华会馆的改建，他出资1.22万余元，作为三江帮代表向中华会馆的改建捐赠了2万日元。他向华侨社会投资的同时，对自己的故乡也不是视而不见的。
因为青年时代亲身体验过家乡慈溪的水灾之害，所以其中更多一层同情。明治三十九年（1906）秋天，回乡祭祖的吴亲眼看到了那些因正在放花的稻谷被淹没却束手无策的农民。原来慈北的地势低洼，南面靠山，与余姚县邻接处是高地，经常被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淹没。因此必须疏通杜湖、白洋湖，修筑海防，挖水塘筑堤坝以求水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水利设施失修、荒废，水利组织解散。见到此情此景的吴出资银7万余元，花4年的时间改修、增建水利设施，并建立了水利局和水利善后章程以便管理。因此，去海边、湖边种稻、植棉的人急剧增加。民国三年（1914）甬江周边大旱，慈北却大获丰收。乡亲们建铜像以歌颂他的慈善品德，在慈北崇寿宫立吴公福乡碑以弘扬他的丰功伟绩。
另外，宣统二年（1910）与虞洽卿等人组织三北赈灾会，次年秋天，宁波北部遭受水灾时，该赈灾会发挥了作用。这一年，因武昌起义后的社会动乱，不仅慈溪、诸暨等县数百万的民众挣扎在水火之中，各地形势也告急，赈济之事无法实施。各省的平价米停售，民众暴动迫在眉睫。得到这个消息的吴，立刻给上海的虞洽卿打电话，要求立即设法买米，并恳请众多绅士平抑售米，赈济民众，自己捐款3.8万多日元。由于他的努力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为表彰他的功绩，在浙江省都督朱瑞的推荐下，民国三年颁给中华民国五等嘉禾勋章。之外，在武昌起义后的抑制社会动乱时期，为浙江省各军政府和红十字会捐献大洋3.2万元。
除这一系列救灾活动外，还非常关注家乡子弟的教育。光绪三十二年（1907）他投入22万多日元的巨资，在家乡东山头村建立了锦堂学校。这是一，所以教授养蚕为主的实业学校。占地50余亩，开有河渠，拥有52幢洋房、19间平房、桑蚕缫丝房等设施40余处、桑园及学校资产田1260亩，规模极大。学校的运作资金由路股2万两、汉冶萍煤铁公司股5万两充当。学校实行全体住校制，学费低，优秀学生免交学费。除此之外还给吴姓学生发放奖学金，他们中的优秀学生还可派往日本留学，学习更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据说，这样的留学生多达50余人。他还几度为宁波效实中学、宁波教育会、上海旅游学会等捐款。从他对家乡子弟教育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他为孩子们开辟受教育的道路，一心一意想把他们培养成适应近代化（自己亲身经历的）需要的人才，有启蒙家的一面。
即使对日本社会，他也曾几度捐款赈灾，因而受到勋六等瑞宝章的表彰。他还给庆应大学、明石师范附属小学校和神户的各类学校捐献了大量的资金。这也预示着他的这种志向绝对不会单单留在中国人的心中。
（三）对民族教育的关心
作为一个身居国外的人，如何对他的子弟施教，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能敏锐地接受振兴祖国的民族主义影响的人，正是这些身处异国的人们。在日中国人的教育始于横滨大同学校（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创办的）。此后移居到神户的康有为在吴氏好友麦少彭的别墅里静养，游说民族教育的必要性。明治三十二年（1899），吴和麦一起积极地参与神户同文学校的创立，并捐赠一万零几百元，以此来响应康的号召。吴自明治三十八年（1905）就任同文学校副理事长以来，尽职一生；第二年又捐款设立了同文学校附属幼儿园。明治四十年（1907）对华强学校的建立也作出了贡献。吴虽是日本国籍，但却如此这般地对华侨子弟的民族教育加以关注，正是在文化上仍保持着中国人本性的吴的中国人觉悟的一种体现。但是，他对自家子女的教育却持有另外的观点，是在适应现实的过程中偏离了理念，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四）对中国、日本政治形势的关注
吴所活跃的时代，在中国正是清朝政府软弱无能、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成立和袁世凯的专权、政权分裂的时代；在日本正是明治中期至大正期的向外扩张政策时代，两国之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对中日两国来说，这一时期绝非是一个安定的时代。那么吴对各种事件都是怎样认识、处理的，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据考察，他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绝不是汉奸，甚至可以认为他的思想常常超越国界。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他仍继续进行贸易，抓住时机发财。这虽不能说明他完全不是一个冒险商人，但也没有确实证据证明，他的行为给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带来具体的损失。
吴锦堂对待辛亥革命的态度则更具特色。
虽然吴曾买过清朝的官职，但那只是为在社会实现升迁的道具，并不能据此说他忠实于清朝廷。另一方面，孙文从世界各地的华侨那里募集到了革命运动资金，自然也从日本华侨那里募集到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孙文和吴是否见过面，到现今为止也没有发现肯定或否定的史料。但是，上海的宁波帮决定作陈其美的后盾，对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作出很大贡献。吴同出一辙，也是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神户支部长。民国二年（1913）被袁世凯驱逐的孙文再次到日本侨居募集资金时，他的随行人员中有戴天仇、马君武以及宋嘉树等。宋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人，宋子文的父亲，浙江财阀的一员。那时在神户主持孙文欢迎仪式的人正是吴锦堂。孙文曾造访过吴的舞子府邸。那之后的大正十三年（1924）11月28日，再度来到神户的孙文曾携夫人宋庆龄留宿在吴的舞子府邸。在这段时间里，孙文在神户女子学校做过有名的“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这个演讲被视为孙文留给日本人民的遗言。此外，蒋介石多次来日时也寄宿在吴氏府邸，吴府也是蒋亡命日本时的藏身之处。
他对政治的关注，因身在异国他乡，可以说是极度灵活的。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追随上海的宁波帮。当时操纵上海宁波帮的商人是虞洽卿和张静江，吴和他们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
（五）人事交往
在日本的经济活动方面，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火柴制造业的泷川辨三和仪作父子；钟纺的武藤山治也被看作是得力的盟友，据说武藤府邸和吴氏府邸在舞子相邻；另外，吴与他所设立的东亚水泥的董事兼松房次郎、川西清兵卫、松方幸次郎等人也有联系；在华侨朋友中当然首推好友麦少彭。麦出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2月，是广东籍驻日华侨麦梅生之子，在故乡长大，27岁时来日本，继承了父亲开创的怡和号，从事贸易活动。据说性格豪放，与好静的吴锦堂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和吴一起创业，在神户华侨社会中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后因投机股票买卖失败而破产。此后为图东山再起，奔波于南洋各地。后病倒在新加坡，于宣统二年（1910）1月在香港病逝。他遗留下来的公馆也很壮观，被称为“士及公馆”。
说到和中国人的交往，则不得不提及和上海宁波帮的往来。其中特别要提到曾追随于国民党政府的、浙江财阀中的大亨虞洽卿。
虞于同治六年（1867）出生在宁波镇海县龙山村，名和德。15岁时随同族的虞鹏九去上海，供职于奚润如所经营的化妆品店。因其卓越的商业才能而得到该店的两成股份，27岁时受雇于鱼鳞洋行作买办，之后分别以买办身份活跃于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储积资本。在上海的宁波帮内也渐渐地有了一些实力，一边想最终成为宁波帮的领导者，一边投资于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进入了产业界。支持响应武昌起义而在上海起兵的陈其美，成为陈的部下——蒋介石的保护者，资助北伐等，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买办的性格。吴和虞从何时开始相识？这一点虽不清楚，但也许因同是宁波北部出身，在对故乡的投资中相识。民国二年（1913）吴的长子启藩和镇海虞氏一族的姑娘彩莲结婚成了亲家，吴虞两家的友谊就变得越来越深厚。
（六）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锦堂作为移民，在移民国社会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
吴因“铃久事件”等而出名，此后还被当作小说题材使用过，可见他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在人们眼中，他的府邸是豪华壮丽的，其附近的汽车站也起名为“吴锦堂前”。另外，在钟纺公司，被称为“穿着中山装的董事”，他的财力令人刮目相看。这也绝对不是对他的阿謀奉承。从当时经济实力的差距来看，可以说日方是非常钦佩他的。大正八年（1918）11月12日，大正天皇驾临神户时，作为兵库县实业家代表以及对社会事业有贡献的29人之一，被召见并与天皇交谈，也足见他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
（七）家庭生活方式和对子女教育的看法
正如“家谱”所示，他有3位中国人的妻子。头房徐氏一直居住中国，并死于中国。二房、三房一起来日本共同生活。妻子们都缠足，日常生活也很中国化。生有一男两女，长女梅仙嫁给了吴氏刚刚经商时的恩人徐孟彬的儿子礼芷。徐孟彬的两个孩子礼芷、蕙生都来日在吴锦堂手下工作。梅仙生有3个孩子但早逝。次女瑶仙，与在家乡长大、短期来神户后与受到他父亲关照的留学生结婚，而后回国。长子启藩生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随父一起加入了日本国籍。他在日本学校毕业之后帮父亲工作，大正二年和虞彩莲结婚。虞氏早逝之后与丁氏再婚，两个妻子虽然都是中国人，但生活方式却已日本化，他的儿女会说中国话的很少。吴锦堂在家里几乎都说中国话，完全过着中国式的生活，直到辛亥革命为止一直留辫子、穿长袍。佣人有中国人和日本人，但厨师则是特意从上海请来的大厨，饭菜几乎都是中国风味，过新年也完全是中国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启藩这一代。
在子女的教育上，尽管已给儿子启藩买了一个举人的头衔，但还是让孩子去上日本人的学校。这一点又是同设立同文学校、积极推进民族教育的态度相互矛盾的。另一方面当然也请家庭教师，让孩子们学习中文和汉语，但还是把重点放在如何适应日本社会之现实上。
启藩的后妻丁氏住在上海，启藩在上海和神户各有一个家。但是，启藩仍然让女儿们在中国受教育，让儿子们在接受汉语教育的同时上日本的学校。
另外，就本宗族的子弟来说，从中国传统的大家族主义思想出发，弟弟们的子弟也全由锦堂关照。其中，二弟作培的儿子启祥常住神户的吴家，庆应大学毕业后成为吴家的领头人。三弟竹崖的儿子启鼎在锦堂的资助下，毕业于上海的圣乔治约翰内斯大学，后留学于俄亥俄州大学，回国后担任浙江财政厅上海税务署署长，往后转入实业界，创立了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成为浙江财阀之一。四弟的儿子启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也成为银行的总裁。以这些同族子弟为首，包括锦堂学校的毕业生在内，也都出现在其财产的管理、运作领域中。
由此可以认为，吴锦堂的人生基盘上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吸取自身所在的日本的近代化活力，并灵活地加以运用。吴锦堂于1916年在舞子修建了一座八角形的洋楼，命名为“移情阁”。由于这座楼的风格和精致程度与故乡慈北的风景和濑户内海相似，因而也可说是将思乡之情移于此楼而命名“移情阁”的。
吴锦堂于1926年去世。死后，他的遗体按照华侨的习惯安放在中华会馆，1931年用专船运回上海，葬于慈溪的大地中。这意味着他将终生不离开故乡。他以故乡为出发点，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缔结同乡人际关系。立足于异乡神户，在广义的三江帮的旗帜下集结，弘扬民族主义。从广义的中国人这个理念出发，在全体华侨中建立、并不断扩大互帮互助组织。也可以说，这象征着他那种自身的思想意识总离不开故乡的精神。
四、结言
以上，从经济、社会活动等方面回顾了旅日华侨吴锦堂的人生。通过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吴锦堂移居日本，不是像以往华侨通常所说的为活命逃难海外的，而属于传统的宁波商人伴随“开辟航路”这个新商业圈的扩大而移居、发展的系列。进而认为，必须将他的经济活动与上海的宁波商人联系起来，作为他们中的一个环节来考虑才为妥当。再者，通过他的各种活动分析，其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就更具体化了。既然华侨这个群体不能仅仅作为单纯经济的群体存在，那么要描述出他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编者注：本文转摘自日本严南堂书店1983年1月出版的《日本华侨和文化摩擦》一书，作者写作时系大阪大学文学硕士，录用时略有删节。）
注：
（1）其代表性的概念列举如下：
按国籍进行分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中，分为华侨和外籍华人。根据其国籍法，仍将保留中国国籍，侨居在外国的华人称作华侨；将取得了当地国籍的华人称作外籍华人。从法律角度上进行解释的有成田节男、丘汉平等人。
按血统进行分类：根据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制定的国籍法，以及继承其思路的中华民国（1919年）的国籍法进行分类。无视混血、混血第一代、混血第二代的变化。是单纯注重血统的思路。
以地域概念为中心分类：作为中华民族海外发展的思维方式。出现在小林新作、刘土木、徐元杰、太平洋协会、南洋协会等编着的各书中。
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分类：从本国移居他国领土，创建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中国人。须山卓等人的观点。
按功能进行分类：与本国有机地进行联系，从事经济活动的中国人。吴主惠等人的观点。
按存在主义进行分类：因侨生阶层和同化等问题仍继续保持中国人特性，构成第三中国。从这一认识出发，将事实上存在的这部分中国人叫做华侨。
（2）所谓华侨是指离开故乡在外旅行，或者指自己养活自己的人，古时候也有侨县等用法。华侨的原意是指那些离开中国在外营生但仍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人。
二“吴锦堂财阀”与孙中山
□[日本]中村哲夫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曾经11次到过神户。第一次革命以后，他又7次前往神户访问。武昌起义后不久，神户全体华侨便热诚公开支持共和革命。1911年11月26日，他们组织了“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①11月28日，他们给清朝内阁打电报，热情表示支持共和政体的见解。②
当时，吴锦堂是神户著名的华侨实业家，他领导着神户华侨社会，在他的带动下，“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都参加了“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但是，武昌起义以前，吴锦堂、王敬祥（福建人）等人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亡命政客，他们当时居住于神户。而对于孙中山，大概当时吴锦堂、王敬祥秘密有机会与之见面。武昌起义以后，他们对孙中山的态度为公开性的了，拥护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主要在财政工作上帮助南京临时政府。
因为什么使吴锦堂对孙中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本文想从“吴锦堂财阀”的形成和各种经济、政治活动及其对孙中山态度变化的原因，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结论是，吴锦堂跟上海“宁波帮”的领导者——虞洽卿、朱葆三有密切关系，而“吴锦堂财阀”与“三井财阀”有一些同盟关系。武昌起义后，为了掠取汉冶萍公司的经营权，“三井财阀”利用吴锦堂和上海“宁波帮”人，而参与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而且帮助建立中华革命党。
一、“吴锦堂财阀”的形成
日本企业经营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修改了过去认为吴锦堂是一个旧式华侨商人，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家，股本投机家等看法，认为他是“阪神财阀”的重要一员（“阪神”是大阪与神户的简称）。①在日本，三井、三菱等财阀是中央性的，而“阪神财阀”是地方性的（参阅附表1）。“阪神财阀”共有16个控股公司，“吴锦堂控股公司”（日本名字是“吴锦堂合资”）排列第13席。②“阪神财阀”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结构，在生产经营和贸易等方面是各自为主的。从华侨资本转为“财阀”，在日本“吴锦堂财阀”是唯一的例子。“财阀”在经济上握有控股公司，在这个公司控制下经营各种产业公司，同时赖于经济力量，它又有一些政治的影响力。虽然“吴锦堂控股公司”于1925年才办理法律登记手续，但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他的公司经营项目和规模就已确立，不但从事贸易，而且投资于生产方面。可以说，辛亥革命前后，吴锦堂就已经从华侨资本家转变为日本“财阀”了。1904年，吴锦堂加入日本国籍，他的实业中心在阪神地区，所以日本企业经营史专家认为吴锦堂无可置疑地是“阪神财阀”的一员。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又是“宁波帮”的重要一员，他的思想里充满着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1900年，他向清朝政府买官位“花翎道官二品”，还给他的儿子吴启藩买了“举人”的称号。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的水灾之际，吴锦堂赈恤银3万两，因此，驻日公使和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之奏请，被赐予光绪帝手书的匾额。1911年，为浙江省宁波府慈北地方的水利工程作出贡献赐四品京官候补官位。①
1885年，吴锦堂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宁波帮”的小贩，跟两个朋友带着1000两的老本到长崎的行栈“泰锠号”，从这以后开始日中贸易。他的贸易和输运业，主要是从事棉纺织业的生货和制品的进出口以及火柴的出口。
1896年，“三井吴服店”（衣服、百货公司）经营的“钟渊纺织公司”在兵库工厂开始生产。总经理人武藤山治认为吴锦堂是个人格高尚的华侨实业家，他们后来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1901年，“三井吴服店”拍卖“钟渊纺织公司”大量股票的时候，武藤山治面托吴锦堂收买股票参加经营。吴买了500股，为第8位股东，担负董事业务。日俄战争之后，“钟渊纺织公司”发生股票投机事件，吴锦堂为了维护总经理人武藤山治的地位，再次收买了“三井公司”（“三井财阀”的控股公司）所保有的“钟渊纺织”股票4万张。吴锦堂因此而被叫做“股本投机家”，他们的主要实业目标是创建日中合办的纺织工厂。1906年，“钟渊纺织公司”在上海创办日中合营的“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名是“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这个公司生产绢丝、绢布以及棉丝、棉布。吴锦堂为开办这家日中合营公司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公司在中国的总经理是朱葆三，查帐员是王一亭。②
火柴贸易是吴锦堂发财的第二渠道。1890年前后，吴锦堂从大阪市川口到神户，创办贸易公司“怡生号”，开始出口日本制火柴。当时，日本制造两种火柴，一是以黄磷为生料的火柴，制造时会发出有害的气体，低温下划火很危险；另一种是赤磷为生料的叫“安全火柴”。向中国市场出口黄磷火柴很便宜，一些日本人和一些华侨生产这样非人道的产品。而吴锦堂的“怡生号”与实业家泷川辨三和仪作父子携手并进，全力生产“安全火柴”。①
20世纪之初，日本火柴的四分之三出口于神户埠。1907年在神户埠全部出口商品中，火柴占6.6％。②1902年，在神户埠出口的火柴总额6，760，907日元，华侨火柴贸易占40％左右（参阅附表2）。当时吴锦堂的“怡生号”仅占华侨火柴贸易总额的第7位，但第10位的“义生号”是泷川辨三和吴锦堂合办的。③第1位的“怡和号”总经理是广东人麦少彭，他是吴锦堂的盟友，他们都经办泷川父子制造的火柴出口业务。麦属于“广东帮”，向广东、东南亚出口，吴锦堂向长江地区出口。第14位的“复兴号”总经理王敬祥，属于“福建帮”，1911年被选为“中华民国统一侨商联合会”主席。神户华侨大部分从事贸易，他们在中国、东南亚占有专门市场。1911年，神户有很多华侨贸易公司，向日本政府上缴营业税30日元以上的公司有77个。④吴锦堂既入日本籍，因而不列入这个名单。1926年，神户市商工科编《神户外国商馆要览》一书中，总计有22个华侨贸易公司，而其中仅有3个公司是1911年的77个公司中继续生存下来的。⑤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策下日本贸易公司，例如“三井洋行”（日本名是三井物产）极力扩张商务力量；另一方面华侨贸易公司是个人性质的小企业，有的人发了财便返回故里。留在兵库县的中国人，1911年是1269人，1926年是5653人。从中可见，虽然华侨人数增长，而华侨贸易公司却减少了。这个情况变迁很重要。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势力，很多日本人加入贸易业，华侨贸易商人本来占据的主要地位被逐步代替。关于神户华侨社会的变化，有日本人说：“大正（民国）初年以来到近年，贸易商人退步了，而工人阶级壮大。①
学术界一般认为华侨资本有商人性、个人性、浮动性，要转变成产业资本非常困难，而吴锦堂的经营规模比一般华侨贸易商大得多，终于转变为产业资本家。与吴锦堂志趣相投的日本朋友是武藤山治和泷川辨三，他们与吴锦堂实业思想虽不一样，可是他们同有振兴实业、救国救乡人、反对欧美实业专利的思想。他们欲振兴亚洲的实业，促进日中经济贸易联合，打破欧美垄断市场的局面。②这些共同的思想使他们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所以吴锦堂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收买1427吨德籍的轮船，改名“锦生号”，参与军需运输，并从中获得了巨利。他依据这个巨利，可以转变成产业资本家。
吴锦堂在哪些产业部门投资？他投资的第一产业部门是水泥工业。1907年，吴锦堂于兵库县尼崎创办“东亚水泥股份公司”，股份金总额为50万日元，股票总数一万张。现在已难于找到创办时期的营业报告书，但是，1909年以后的营业报告书却被保存下来。据记载，总经理人是田冈典章，董事是泷川辨三，兼松房次郎、川西清兵卫，查帐员是松方幸次郎、麦少彭、吴锦堂。第1位股东是吴锦堂父子，他掌握着经营实权。③董事和查帐员都是神户实业界中有权势的人。松方幸次郎是著名政治家松方正义的第三子，参与“川崎财阀”的经营，同时他又是政治家。因为水泥工厂开办造成粉尘公害，所以附近的地主和佃户上书兵库县知事（县长），请求取缔这个工厂，可是兵库县知事仍准其开办。①据我看，因为神户实业界有力人士参加东亚水泥公司的经营，而且这个公司跟神户瓦斯公司有密切关系，所以兵库县知事准许其开办。生产瓦斯时有副产品焦炭，可以作为制造水泥之燃料。神户瓦斯公司，在1900年泷川辨三参加经营以后，发展很顺利。1911年，松方幸次郎为总经理，常务董事是久保正助，董事是泷川辨三和兼松房次郎。除久保以外，他们都有东亚水泥公司的股票。吴锦堂也收买了神户瓦斯公司的股票，他们互相援助，互相提携。②
吴锦堂投资的第二产业部门是棉针织工业。1911年，创办“大阪棉针织股份公司”（日名是“大阪莫大小纺织株式会社”），吴锦堂和长子启藩占第2席股东并为查帐人。吴氏父子有1万张股票，约占总量的10％左右，比他们持有的3000张东亚水泥公司的股票多7000张。当时日本的1张股票价是50日元，他们有大阪棉针织公司股票50万日元，东亚水泥公司股票15万日元。这个棉针织工厂规模很大，有近代的机械设备，拥有1000个工人，经营成绩很好。1918年，股东股息年率为30％。③在棉纺织业中，吴锦堂还购有其它公司的股票。1912年，他买了“内外棉股份公司”股票90张，1921年再次购买750张（排该股份公司第67席股东）。股票投机事件以后，他还掌有钟渊纺织公司股票4460张（第8席股东）。④
在火柴业，吴锦堂与泷川父子有极为密切的合作关系。1916年，泷川父子将他们分别经营的企业合并，创办“泷川磷寸股份公司”（“磷寸”在日语中是火柴的意思），1917年改名为“东洋磷寸股份公司”，有31家制造工厂，约有5000工人，当时，这是亚洲第一大火柴公司。因为现在没有“东洋火柴”公司的营业报告书，无法知道泷川父子及吴锦堂等股东所保有的股票数目，股东席序号。但我们知道这个公司股金总计是300万日元。①据各种情况分析，可以认为吴锦堂在火柴生产业中也有相当的投资。
综上所述，吴锦堂在日俄战争中参与运输业，从中获得了巨利，并且主要在棉纺织业以及水泥生产、火柴生产部门投资，使其从一个小贩变成日本“阪神财阀”的一员。因为没有原始史料，我们不能详细了解其持有股票细目，但其控股公司的股本总计是494万日元，规模相当大，比之“川崎财阀”（川崎总本店）的650万日元相差不多。然而其实业中心不但在阪神，而且还在上海；他不但是日本资本家，而且主要是“宁波帮”一员。
二、上海“宁波帮”和吴锦堂
上海是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批被辟为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取代了广州的地位，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及金融中心。②“宁波帮”就是指宁波府辖治下的鄞、慈溪、定海、奉化、镇海、象山等县籍的同乡在上海的组织。1897年开埠以前于上海建立的宁波同乡会馆“四明公所”是他的前身。开埠以后，以从事钱庄业的方氏一族为主力，把乡里的青年接到上海，向他们传授商品知识，让他们参与商业活动，形成有力的经济同乡组织。
1897年以前，即盛宣怀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未设立以前，“山西帮”几乎独占国库金融利益。①当时，“宁波帮”主要是依靠“山西帮”的贷款经营钱庄业。“山西帮”的贷款被称为“长期”。“宁波帮”的钱庄自己也发行“庄票”，这是一种期票，可代替现银流通。开埠以后，外国银行得以在中国进行金融活动，他们接受“宁波帮”钱庄发行的“庄票”，并向他们发放名为“折票”的短期流动资金。这样，“长期”和“折票”在客观上加强了“宁波帮”的金融力量。“宁波帮”又独自进行“过账”制度，并且使用新的电讯手段，参加洋式新产业的经营。这样，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金融业中“宁波帮”的金融知识水平逐步超过“山西帮”。“宁波帮”以富有人才著称，他们很重视这一点，不断地给有才干的同乡青年们提供贷款，使他们有充分的力量经办各种实业。吴锦堂、虞洽卿等就是赖于这种同乡的支持而获得成功的。“宁波帮”还向外国银行担保推荐有从事实业能力的人才，使他们成为“买办”，外国银行的势力越发展，“宁波帮”“买办”的力量也越得到加强。
西里喜行先生将上海实业界中有经济实力的宁波商人，按他们的发迹历史分为三种类型②：
第一，上海开埠以前，就已从事商业，开埠以后，再扩大经营规模而致富的商人。例如，镇海县方氏一族，开祖是方介堂；慈溪县董氏一族，开祖董棣林。
第二，开埠前后去上海，开始只在同乡人商店中做徒工，白手起家，逐渐实业致富的商人。例如，镇海县李氏一族，开祖是李也亭；镇海县叶氏一族，开祖是叶澄衷；虞洽卿，来自镇海县龙山镇；宋炜臣，镇海县人；朱志尧，奉化县人；朱葆三，定海县人。第三，随洋务运动的风潮，辞官转办实业致富的。例如，周金箴，慈溪县人；沈敦和，鄞县人；盛炳记，镇海县人。
美国学者肃赞·曼·琼斯说：“1870年以前，在上海实业界任何人没能反抗方氏一族的权势”。①而1897年以后，第二类型的实业家的经济领导力量渐渐超过了第一类型的实业家。1897年，盛宣怀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宁波人）任总董事，“宁波帮”加强与鄂籍大官僚的关系，1905年改名“中国商业银行”是年该银行向上海各钱庄贷款1593万两，1906年，其贷款总额达2230万，两。清朝政府也曾于1905年3-5月，通过中国商业银行以上海道库的“库平银”450万两向上海各钱庄贷款。到这时为止，除外国银行的“折票”以外，上海钱庄资本家又可以运用清朝国库的流动性资本。1904年在改组1901年创立的“上海商业会议所”为“上海商务总会”时，宁波人朱葆三被选为总理，成为“宁波帮”的中心人物了。
1898年，发生了四明公所案，为反对法租界当局暴政，“宁波帮”的商人、工人举行罢市罢工。虞洽卿帮助罢市罢工的领导者沈洪赍，与法租界当局谈判，为这次罢市罢工的胜利做出了贡献。②虞洽卿还帮助沈洪赍改革方氏一族领导的四明公所，使其成为“民主的”四明公所。③朱葆三、虞洽卿等从事买办业，但不能因此就断定追随帝国主义的利益。一为买办就称其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是片面的。④他们持有自己的资本，据“契约”参加外国银行、洋行的业务。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与那一个外国银行、洋行发生或改变经济关系。①比如，虞洽卿曾将金融业务华俄道胜银行转向荷兰银行。虞洽卿虽是买办资本家，但他为了帮助同乡人而开办民间银行、民间企业。最初是在1908年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四明银行），1909年又开办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宁绍公司）。当时，中国的银行是官督商办，唯有四明银行一家是民间经营，主要是服务于同乡人的银行。四明银行的主要出股人除虞洽卿外，还有李元书、周金箴、陈子琴等。李元书属于第二类型的李氏一族，周金箴属于第三类型。
1906年，虞洽卿赴日，参观了日本的实业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丁日初、杜恂诚两位先生说：“以此为转机，他一生中新的发展时期便开始了”。此次访日，他面晤了吴锦堂。1906年8月15日，“钟渊纺织公司”和“宁波帮”设立日中合办的“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朱葆三为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人，总资本金为40万日元。②“钟渊纺织公司”属于“三井财阀”系的一个旁系公司，所以“三井财阀”与朱葆三还有不少关系。为了发展中国的养蚕技术，1905年吴锦堂在家乡创办了蚕技学校，而“锦堂学校”和“上海制造绢丝公司”一定有密切的关系。此外，他还办了两项重要事业，第一是于1909年帮助虞洽卿创办了“宁绍公司”，第二是于1910年与虞一起设立了“三北赈灾会”。“宁绍公司”是虞领导下的“宁波帮”共同经营轮船事业公司。关于“宁绍公司”创办时期的情况，虞说“慈北吴锦堂先生尤力赞其成”。③
可见，1906年以后，吴锦堂与“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如虞洽卿、朱葆三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13年，吴锦堂的长子吴启藩和虞洽卿的一族虞成恺的女儿彩莲结婚。在民国时代，还以侄子吴启鼎名义收买了矿山权，在上海开办“浙江商业储蓄银行”。①
如上所述，日侨财阀吴锦堂无论在思想上、经济上，还是在亲族关系上都与中国、宁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是“阪神财阀”的一员，而且也是“宁波帮”、“浙江财阀”的重要成员。
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
武昌起义以前，吴锦堂积极帮助立宪派，而1906年以后，帮助中国同盟会员杨寿彭的革命活动。日俄战争后不久，铃木久五郎想收买“钟渊纺织”公司的股票，篡夺经营权，吴锦堂为了防其篡权，投下巨资。1906年，铃木由宫崎滔天介绍面晤孙中山，敬赠10万日元，这一插曲很有名，所以吴一定会知道孙中山的名字。据吴锦堂与杨寿彭的关系，可以断定杨寿彭是代办孙中山的对日工作的，而且是孙中山的政治秘书。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募革命运动经费等活动，对武昌起义他没预闻。悉武昌起义发生的消息后，孙中山从纽约抵达伦敦，以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与四国银行团和英国汇丰银行代表商洽贷款，他们都拒绝了。他自伦敦取道巴黎归国，在巴黎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举行会谈，要求能贷款给革命政府，又遭到了拒绝。②这个时期，孙中山给日本人写信要求帮助革命政府。③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到香港，与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会晤，跟他们一起去上海。在船上孙中山与山田商量向三井洋行借款。当时，山田纯三郎是满铁公司驻上海派员，在三井洋行上海支店。①
三井洋行在武昌起义之后，为了利用革命政府扩张权益，决定帮助孙中山建立政府。我想三井洋行对孙中山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宁波帮”人朱葆三、虞洽卿等向革命党人做工作；二是向日本政府和横滨正金银行建议贷款给孙中山的政权，达到使革命政府承认汉冶萍公司日中合办的阴谋。
“宁波帮”为了取代“山西帮”在金融界的实力，朱葆三及虞洽卿在财政、政治上帮助陈其美建立上海都督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做出了不少贡献。而虞洽卿对江苏都督程德全工作又很重要。②程德全致电各省都督，首倡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③
三井洋行社员森恪，于1911年11月武昌起义之后，以三井洋行的命令归国。在益田孝、山本太郎主持下，他参加对孙中山的工作。1911年12月29日，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及森恪由宫崎滔天和山田纯三郎介绍与孙中山会见于上海。④这以后，革命政府和三井洋行交涉了两桩借款协议。第一件是关于30万日元的军机借款交涉，这个交涉于1912年1月24日互交合同书，达成了协议。这个合同书是三井文库所藏的珍贵档案，译文如下：
证
此次，三井洋行上海支店由黄兴、朱葆三、陈其（原件误作“基”——译者）美、王一亭、宋教仁、张静江等联带责任，已订立向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放款三十万日元的合同，为履行合同，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代办人——内田良平和三井洋行之间，订立合同如下：
第一条三井洋行依据其上海支店已订立了合同，对内田良平要交给三十万日元。
第二条内田由三井洋行一定要收买在别的一张纸上所载军机类。以第一条所定三十万日元的放款要交付其价款（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一日元），收下其余四万九千五百七十九日元。但是关于给收款额更交给收据证。
第三条关于放款三十万日元，从合同成立之日到清偿之日，（中华民国政府）开支年率八分五厘的利息。
此合同有两份，各有一份。
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三井洋行总经理人
（三井洋行印）
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代办人
内田良平（印）
三井文库还有三十万日元之收据证及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一日元之收据证。①
第二件借款交涉，是《三井事业史》中被写“五百万日元借款”问题。武昌起义以前，已在三井洋行和汉冶萍公司之间有日中合办交涉，但未能缔结协定。盛宣怀因惶恐革命形势发展，希望去日本神户继续交涉。①1912年1月3日，他到神户市郊外盐屋街（在须磨和舞子之间）的东方饭店。②关于盛亡命日本，日本报纸记者说：“又闻在神户之中国人倚盛立身者颇不乏人。盛至神户后，恐须谋于此辈，营菟裘于须磨明石之间也。”③吴锦堂掩护了盛的留日生活。④吴锦堂和王敬祥与三井洋行、横滨正金银行的人员向盛说服，叫他赞同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五百万日元的借款。”1912年1月29日，横滨正金银行驻上海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去神户会见盛，拟定了汉冶萍公司日中合办暂定契约。之后，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由三井洋行拨款200万日元交给孙中山的代办人。现在没有这个200万日元收据证，但是，孙中山对参议院咨复文中写过收到200万日元的事。⑤2月2日，孙中山和黄兴与三井洋行起草合同（这个文件还是重要档案，现在没有原件，但是三井文库有复制件）。全文与日本外务省保管文书中该文件大体上一样，可是，三井文库所藏文件有孙中山和黄兴的亲笔签名、职务、年月日及印章。在《日本外交文书》上没有签名等之项。三井文库所藏文件用“三井物产（三井洋行）上海支店笺”，所以这个文件跟原件一样的。
关于革命政府和三并洋行的两桩借款协议，藤井升三，全汉升先生已略述。①这个汉冶萍公司日中合办暂定合同后被放弃、不成立了，但我们要注意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窘迫是孙中山让位之一个起因。②吴锦堂对上海都督府财政部曾捐钱，这与他和上海都督府财政部长朱葆三密切地联携有关。③
1912年，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成立，吴锦堂为支部长。次年2月10日孙中山经过神户，3月13日，再次到神户，3月15日访问吴锦堂的别墅“松海别庄”（在神户市舞子滨）。第二次革命之后的8月9日及1916年4月29日，1918年6月11日、6月23日，又多次访问神户。1924年11月24日，是孙中山最后一次访日，在神户逗留了7天。11月28日，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泷川仪作主持，于县立神户高等女子学校礼堂，召开孙中山和宋庆龄讲演会。孙中山讲演的题目就是著名的《大亚细亚问题》。这次讲演是孙中山与日本之关系的一大总结。泷川仪作是吴锦堂的老朋友，他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后年，他自行付印了《大亚细亚问题》讲话，宣传日中友好的精神。神户实业界欢迎孙中山是与“吴锦堂财阀”及王敬祥等在神户华侨紧密联系神户实业家的情况有关系。
四、结语
吴锦堂不仅是一个贸易商人、一个富豪、一个股本投机家，还是日本地方性“财阀”，经营各种产业公司，又有一些政治的影响力。而“三井财阀”与“吴锦堂财阀”也有不少关系。吴锦堂与“宁波帮”中有实力的买办资本家也有密切地联携。“三井财阀”为了对中国掠取权益，利用山田纯三郎、宫崎滔天等孙中山的老朋友，并联携“宁波帮”人的朱葆三、虞洽卿、吴锦堂，而对日本中央政界工作，在上海都督府及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中起了作用。“宁波帮”中有实力的资本家跟吴锦堂一起，为了加强它的金融实力，主要在财政方面给孙中山有一定的帮助。当然，这些帮助远远不能满足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财政确立。
“吴锦堂财阀”经营的企业大都是日中合办的，两国的经济关系越互助，它的企业经营环境越有利。它是地方性“财阀”，所以对日本中央政界没有政治工作的力量。1926年吴锦堂死去后，在日本它的企业经营环境逐渐恶化，20世纪30年代后，它的“财阀”活动被停止，1945年以后其“财阀”被消灭了。
三 清政府华侨政策与吴锦堂实业活动动（节选）
□许琼丰
吴锦堂在海外奋斗的国家是19世纪末明治维新成功的日本，在国家政策下，财阀体制形成、帝国主义发展，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特殊时代。吴锦堂身处其中，以本身的努力加上经营长才，在日俄战争后被列为阪神财阀第13位，足见其过人之处。
本文以近代中国为焦点，以清政府制定华侨政策为背景，研究华侨对祖国的重要活动与贡献。在纪念神户华侨吴锦堂诞生150周年之时，特别具有意义。
一、清末华侨投资民族事业的背景与认识
无论从华侨的心理认同、血缘或国籍法来看，华侨与中国不可分割。华侨在身份上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其在海外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成为晚清政府必须重视的一部分，故身份上兼具开放性与传统性。在海外他是华侨、华商，回到中国即回归传统价值而成为近代绅商集团的一员。华侨在外努力工作，积蓄一定财产后，必定衣锦返乡，因此，华侨与清政府的联系亦从经济层面开始。清光绪三年（1877）开始政府公布奖励华侨条例，正式批准向海外华人寻求资本的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兴建实业，并保护华侨，避免受地方官吏与内地人民敲诈。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因时代剧变更加积极地制定一系列鼓励华侨投资法令，迄宣统三年（1911）计有10个法律令产生。值得注意的是从同治十一年（1872）到宣统三年，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其中两次是在晚清政府颁布奖励华侨投资章程之时出现，可见华侨投资建设活动隐然成为民族建设的一部分①，这是一般学者在这议题上所常忽略的。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以后，展开华侨回国投资的劝说活动，其中有多人提出应加强与海外华侨关系的建议。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謇提出设立商会来进一步提倡国家与商业之间的改革；光绪二十八年（1902）盛宣怀更认为应该设立商会以加强华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②八国联军之后，康有为写“变法图强说”鼓吹改革，以及清朝开始实施“新政”。华侨在清末政府的推动下，加强了回国投资与建设的意愿，于是清朝针对华侨制定了相关政策。光绪二十七年（1901）设立上海商业会议所，上海、天津、汉口设商务总会（民国改总商会），省及各州县设商务分会（民国改称商会）。光绪三十年（1904）发布《商会简明章程》，且依据第25款规定设立海外总商会组织，日本约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依设立顺序为长崎、神户、大阪、横滨，这些港口商业性质重并且与上海有密切的商业关系。③意即为联络华商商务，在海外设中华商务总会（民国改总商会），各帮的商业会所附属其下，海外侨商成为国家海外商业组织的一部分。
在发布《商会简明章程》的同时，也对海外发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垦荒条例”、“华商兴办实业条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等，奖励华侨回国投资实业与矿业，此标志着中国商业发展由传统地域行会逐渐走向融合。①这些法规的订定，一部分是由于清末受外力冲击，又加以欧美资本主义的引进，使商业进一步兴盛，连带使传统地域性的乡帮、公所进一步发展为商会的组织，是清末商人与华侨商人地位提高的象征。
二、吴锦堂参与民族事业的想法和行动
吴锦堂考察在中国的活动，实开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回慈溪扫墓之契机，斯时适为日俄战争结束。在日俄战争初起时，他曾说：“暴俄豺虎也，日胜而俄败则中日唇齿相依，犹有可为，反是则祖国必殃及眉睫，不可救药”②、“邻善邻、恤兵输捐，咸以助之”。③因而战争中，他以抗俄救中国之观念投身于中日贸易、认购军债④及军需品输送工作，由于投资正确，事业如日中天，因此开启他在中国的投资活动。
清政府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一连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经济主权不断丧失，其后中国在西方冲击下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自强新政虽然都失败，但民族意识却不断增强，于是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其发展阶段历经官办时期、官督商办时期、商办时期，由于商人及华商资本的加入，也强大了对抗外商公司的力量。此时吴锦堂统筹在商办民族的企业投资，是以认股方式分别投资宁绍轮船公司、浙江铁路股2万元、汉口水电公司股6万元、汉阳铁厂股10万元以及汉冶萍公司股5万元。①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清政府认识到路矿的军事与经济价值，努力向海外华人争取款项。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是清政府与海外华人经济关系另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那年初，清政府颁布了法令，允许并鼓励海外华人回国投资矿业，以便扩大中国企业投资③，于是有盛宣怀创设的“上海矿务勘察公司”，作为控制某些省份剩余矿产的第一步，并将这些矿藏作为组织一些中外矿务企业华人股份。光绪三十一年（1905）3月，取消部分英人的矿权，在浙江省开始采矿工作，同年开始派遣官员到海外说服海外华人回国投资。到光绪三十三年（1908）8月，批准农工商部的奏章，授与投资者官衔④，以便给予投资者在行政资源方面的方便。
也因此吴锦堂购买的土地，除故乡慈溪县的广大农园外并计划开采矿产，于是取得浙江省温州府青田县矿山与舟山列岛钨矿的开采权，只是因为他双重国籍的身份⑤，为了管理方便交由其侄吴启鼎登记管理。⑥
另外，清政府开始两次派员海外劝说华侨回国投资，浙江巡抚增韫在第2次以开发浙江实业为由，于宣统元年（1909）派员到各侨居地招抚华侨回国投资。吴锦堂于宣统二年（1910）4月初响应回国①，随即受到浙江省大小官员优礼相待、洗尘接风。14日有咨议局各府议员设宴西湖、15日杭嘉巨绅陈叔通、邵伯纲两太史，沈衡山主政在“怡园”宴会，吴锦堂受盛情款待甚为感动，表示将为国尽力。②从《华商联合会报》可知他在回国后力陈其实业思想。其中由他对浙江巡抚上禀“振兴实业事”可窥知一二。③
吴锦堂上禀浙江巡抚增韫“振兴实业事”立论精辟，从今日观来，其论仍有可取之处。他由浙江物产未尽地力及商业不兴两原因诊断，而论说主要以矿物、蚕业为基准，强调发展优先级。先取较易整顿及效果大的农蚕业发展，则铁路及航权自然展开，则商业必兴，其后便能顺势开展矿业。因此，为尽地力垦荒，条陈创办农业公司，浙江巡抚增韫出奏出资50万元，吴锦堂愿再出50万元计100万元，复再集股，以期成功开发。④
吴锦堂的主张，在于整顿地利根源及重商学，因此先开办水利设施与建设学校，此举因而获得宪台支持，敕令各厅、州、县一体遵照办理。⑤而吴锦堂回国后，因为在家乡建设具体有成，因而受清朝封典。
宣统二年（1910）吴锦堂捐助商舰协会银2万两，其办理商舰协会的想法来自在海外经商，30年的经验，稔知海外华侨每年进出口货物占世界贸易额1/15，但清政府既无军舰保护，又鲜有商船转运，受制于外人，因此奏呈浙江巡抚自愿组织商舰协会，并表示已先捐银2万两存款于大清银行，藉以号召响应筹款，其后再行绘图订制新式商舰，并表示在筹办期间的一切费用愿由一人承担，最终希望能在商舰协会推动下发展远洋航业，并冀将来可用于补助国家海军。①
至于吴锦堂船舰协会的推动状况，目前尚无资料可进一步说明，但可以知道这是吴锦堂在日本购买锦生号②的运输经验，以及对中国招商局失败后，由华侨进行提案的一例。
吴锦堂响应浙江巡抚投资中国实业，但成效似乎不彰，一方面吴锦堂投资的铁路、矿产，在清末由于士绅收回利权运动与抵抗外力，致使投资铁、矿的事业效益不大，对吴锦堂的投资来说是一种损失；另一方面，中国民智未开，尚无法接受大型企业经营，尤以浙江、宁波一带人民对他的开垦事业多持反对。③整体而言，他在实业建设上遭遇的困难很多，成效不大。
三、吴锦堂的主要实业活动由于史料所限，因此实业活动的推展，只能以宁绍轮船公司、汉冶萍公司及浙江铁路风潮做为本节的主要论述。
（一）宁绍轮船公司
宁绍轮船公司是由虞洽卿①为振兴民族实业，于宣统元年（1909）创办。其设立的目的在于：打破宁波到上海的海上交通，长期为英商太古洋行的北京轮、中法合办的东方公司立大轮，以及招商局的江天轮所垄断的局面。光绪三十四年（1908）7月由虞洽卿集股，额定资本总额100万元，每股银元5元，计20万股，获得吴锦堂、袁履登、严义彬、方舜年的赞助。②之后太古公司、东方公司联合招商局用降价竟争的手段，藉以达到压垮宁绍公司目的，于是宁绍轮船公司“立永洋五角”表示永不涨价，并设“航运维持会”募集资金补贴公司损失。此时吴锦堂为争取官府支持，奏陈清政府和浙江巡抚，陈述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和航运维持会的意义、目的，表示“鉴于列强环逼，渔我航利，于是有宁绍公司之设；继复以同业倾轧，公司颠危，于是有组织维持会之举”，以此敦促浙江巡抚设法保护，最后获得浙江巡抚回应，令劝业道拟订保护宁绍公司的六条办法。③吴锦堂致力参与宁绍轮船业务，宣统二年（1910）4月27日吴锦堂在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讨论发展商业问题，会议中选举吴锦堂兼任宁绍航业维持会会长；6月29日宁绍公司在四明银行举行会议，吴锦堂提增股本以发展航运。④宁绍轮船公司既为宁波帮为抵御外力而设，吴锦堂也因而与宁波帮有更紧密的联系。民国十三年（1924）“三北同乡会会员大会”虞洽卿连任会长，吴锦堂任名誉会长。⑤此为吴锦堂争取乡民福利的一个事例，同时也是宁波帮强烈的乡土意识、民族团结力量的发挥。而因为地缘、业缘与私人情谊的关系，吴锦堂长男吴启藩与镇海虞彩莲于民国二年（1913）结婚。①
（二）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
清末自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开始有商办之议。从吴锦堂的人际关系以及清末实业思想来看，其中张謇（1853-1926）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日本考察并与吴锦堂会面，②此后两人互为往来，③张謇的“棉铁主义论”，加上其受明治维新影响，恰为吴锦堂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返乡扫墓之际，开启了他在中国的实业投资之路。
吴锦堂的矿业股份投资以汉阳铁厂与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为主。他以在日本运输煤炭到中国的经验、矿厂与日本借款的关系，以及投资矿厂股份具有迅速获利的优点，成为他的主要投资事业。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山及萍乡煤矿组成的汉冶萍公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用新式机器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④开办铁厂，始于修建沪汉铁路之议，由于需铁量大加而当时中国铁矿尚未开采，当然亦无炼铁事业。因而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初时官办成绩不佳，光绪二十六年（1900）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商办，其后因萍乡煤矿添购设备之需，向日本借款，到汉冶萍公司成立之后，矿厂规模扩大且产质优良，但因资金不足屡屡向日本借款，因而由工厂改组成立到结束一直与日本有密切关系。
汉冶萍公司的经营历经由官办转为商办三个时期的转变：第一期自光绪十七年（1891）至二十二年（1896）为官办时期；第二期为光绪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08），虽为招商接办，但实由盛宣怀包办；第三期光绪三十四年以后，确定完全商办由盛宣怀向农工商部注册，定名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①
关于吴锦堂于何时入股，以何种形式加入股份，确实情况目前仍不可考。研究吴锦堂的中村哲夫提出，“吴锦堂·铃久事件”曾卖出大量钟渊纺织股票而转手买进汉冶萍公司股份。②但就资料来看，除了日本方面的原因外，当时中国商办风气也是吴锦堂于此时购买股份的原因。
首先，汉冶萍公司未合并经营前，吴锦堂已先投资汉阳铁厂。同样，汉阳铁厂的历史亦可分光绪十六（1890）年到二十二年（1896）的官办时期，与光绪二十二年到三十四年（1908）的官督商办时期两个阶段。吴锦堂投资时间应该就集中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四年之间。
其次，光绪三十四年（1908）汉冶萍公司转为商办之后，盛宣怀拟定招募2000万股本，并预计其中的1/4由旧股转变过来，同时旧股票转为新股票可立即多得40％的利息，此即为优先股。③而吴锦堂所认购的汉冶萍铁矿产股票为第二优先股1000股（股票1263-1272号）④，如此来看，吴锦堂的汉冶萍股份很可能就在这次将汉阳铁厂的股份直接转换过来，并应用在锦堂学校的基金上。
民国建立后，汉冶萍因战争遭受破坏而停工，吴锦堂因为汉冶萍公司的经营困难，相对影响锦堂学校经营，因此吴锦堂必须研究可行的解决方法以除燃眉之急，此时他任汉冶萍公司的驻日顾问，当盛宣怀在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投宿神户盐屋的东方旅馆，吴锦堂于这段时间便负起照顾盛宣怀的起居生活与安全的责任。①
此行，盛宣怀要对日筹款，不仅要保护私产也希望能继续经营，恰于此时南京临时政府亦有此意，盛宣怀欲促成中日合办，因此在《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盛氏意见书》中陈述筹款之急，特地引华侨吴锦堂之语“厂矿停办一日，公司需赔债利五千两，连股息每日须赔七千两，..，故股东之意必须一面徐筹长策，一面急求续办，未便徘徊瞻顾”。②由此可知，民国初年汉冶萍停办，对吴锦堂的损失而言不可谓不大，也因此当民国元年，汉冶萍欲与日本合办时，遭遇股东强烈反对，吴锦堂可说处于两难之立场。③即使吴锦堂有意促成中日合办之事，但民国元年中日合办草约无疑是失败的。
吴锦堂虽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开始转向中国投资实业，但除宁绍轮船公司在乡帮合力支持下，达到抵抗外资的目的外，他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可说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三）浙江铁路风潮
浙江铁路风潮这部分的说明，实际上并无吴锦堂的相关资料，然而他以浙江铁路股2万元做为锦堂学校基金，又浙江铁路收回利权代表民族意识抵抗外强的一例，也代表吴锦堂对抵抗列强的民族运动支持，因此笔者将其过程简述于下，以供读者对吴锦堂购买浙江铁路股的背景认识。
兴建浙江铁路最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订立苏杭甬铁路草合同四条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由浙江绅商筹资建设，其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又拟向英商借款建路，促使浙江绅商开始收回路权、拒款运动，希望撤废与英商旧约，由浙江自立商办。
浙江铁路的全段实为苏杭甬铁路问题，因此爆发三省人民反抗。在建设铁路问题上，初期虽不为地方乡民所接受，但民智渐开以后，被视为是攸关地方利权之建设。浙江铁路引发全省请愿运动，从浙江省、同乡会、学校至日本侨界②都纷纷致电表示反对，他们共同一致表明拒借外债，如“外债成，路权失，浙人亡”③、又言“借款阻侨民归国投资之热诚，坏预备立宪之本”④，于是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陆续发起自办铁路筹款之事宜，各地踊跃捐款，其中宁波人捐款最为踊跃，而吴锦堂创设的锦堂学校约于此时间筹办完成，因此，吴锦堂很可能在此时购买了浙江铁路股份。从浙江铁路风潮到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清朝灭亡的导火线。
四、《续刻杜白两湖全书》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到民国初年，是吴锦堂对故乡的重要建设时期，今日我们对他的了解可以透过他所主持编修的《续刻杜白两湖全书》及其公文书信的往返中，进一步了解其乡里建设的内容与全貌。
杜湖与白洋湖（简称杜、白两湖）的兴建始于汉代，但因易代之变及时间久远，乏人管理又欠缺记载使后人难以了解慈溪北乡地区（指永又、鸣鹤、师桥、护龙、东安、昌明等乡）的水利发展历史，致占田、抢水纠纷屡起，促使吴锦堂有编修《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之志。《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主要记载吴锦堂兴修故乡慈北地区杜、白两湖水利事业。但早在清嘉庆时已有王名扬刊《重刻杜白两湖全书》，因此吴锦堂将重刊本定为《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以示不敢掠美前人之意，并表仰绍先绪之初衷。①
吴锦堂编修本书的目的与想法，始于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从日本返乡省墓，遇故乡水患，禾棉尽失，内心尤觉不忍，因此在与乡绅讨论后，了解故乡的自然地形特征与水利简史，认为从汉代开始筑湖，但历朝以来由于从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管理方法，才屡有纠纷。若能将历朝兴修过程、特别是此次所有详细数据完整汇编为一册，将有助于后人了解，以备查询。
不过吴锦堂兴修水利的想法并非一时的决定，而是融合乡人意见与个人意愿，加上当时吴锦堂具备提供丰厚资金的条件等有利情势下产生。其在乡人提倡方面，乡邑先贤有多人论著水利重要性，如叶石南《杜白两湖永久议》、刘念庭《杜白两湖对》，皆吁重视探本之源与富国民生，而实际上又已先有王名扬捐资修理堤闸，订立专责，责成本乡绅矜分段管理之例，适时吴锦堂由日本带回实业兴利与地方自治的想法，因此可说是在众人期待下而责成本案。不过吴锦堂较他人进步想法之处，在于他还认为故乡在“教养”二字方面最为重要，因此他以兴水利与建学校的双轨作法同时进行。兴水利在定湖界与建设坚固的工程；建学校在发展农学、改良农业与培养利于增产的农业知识，进而发展优良品种与外国竞争，最终达到裕民生、开风气的目的。
由于兴水利为公益之事业，故在此期间有许多公文往返，吴锦堂重视“法”的程序与信用，故此书编辑时间从清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1907-1908）开始至民国六年（1917）止，其内容除有《续修杜白两湖水利自志》外，鉴于时值易代之变，浙江省公署各档案颇多阙失，但这却是有关杜白两湖兴修过程的重要记录，因此为完整保留故收入此间的往返公文，使其皆有年月日时间可查，以咨后人稽考。此外，本书的公文不仅包括水利事业，凡吴锦堂此时间在乡里活动的公文文书，包括地方兴利除害事迹也都编入，是了解吴锦堂在乡里活动非常重要的数据。①
关于《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为长36公分、宽25公分计147页的大册书本，该书虽没有版权页、发行人、时间、地点的注记②，但记录了编纂者为杭县浩吾叶瀚、四明枕溪杨振骥二人，记载时间最早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最晚为民国六年（1917）7月8日。关于本书，昔虽有《重刻杜白两湖全书》，但《续刻杜白两湖全书》的编纂更为详尽，可从文字内容、格式与分类来看。文字内容分序文、跋、书后、自志、及公文。由叶尔康、楼琴五、陈伯刚、吴启鼎4位乡绅作序以昭公信，并附录吴锦堂为慈北地方兴利革弊案由；跋与书后则再叙作本书的缘由与贡献；自志则是吴锦堂自述其想法与坚持；公文则有会议内容、呈报官府立案之间的往返公文。格式方面除前述之文外，另有人物照片、杜白两湖照片、土地测量面积与地契等。两湖水利虽然几由吴锦堂全力出资，不过其中也有全力参与经营的支持者，如叶蕉生、柴启标、宓莲君、沈醉渔、沈遐泉，因此将他们的照片与吴锦堂并列在序文后，以表尊重。其次是拍摄两湖照片共计54张，所谓“节节绘图、思备考查、处处摄影、思便观览”。①又详列出“捐资筹办慈北水利事宜各款”及公开两湖契据田亩以示公信。另刊“杜湖及白湖面积计算”，聘请日本技师测量湖面积，分杜湖、内里湖、白洋湖三部分测量，区分地种（水面荒池地及湖底地田在内、荒田及荒地、湖田、湖地、岛屿、堤塘址），分别以清朝尺度、日本尺度表示；此外也有绘制杜湖、白洋湖两湖母图各一幅存于锦堂学校，另彩色印刷两湖图各1000幅分送各乡水利自治会。
分类方面则大致以两湖水利事业、锦堂学校、慈善事业、六乡水利自治会、处置沈衍周及严禁花会的顺序排列。其中许多时候的奏呈多为同时上奏，由此可见斯时的乡里问题。
《续刻杜白两湖全书》大体上由上述内容构成，不过吴锦堂还尽力弥补过去历史缺陷，先是访求过去王名扬所编的《重刻杜白两湖全书》，此书距当时约110年，但咸丰、同治时遭兵燹几已荡然无存，故由亲友处觅得两本书后，一本呈农工商部存案俾知历朝案情，另随即重印500部，分送全乡提供需要者参考。如今又续刻杜白两湖及各浦闸桥等水利全案编成《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仿西式大册，印刷950部并各附彩色图一幅，分送全乡各宗祠。②
吴锦堂兴修水利虽非第一人，但他更秉持精益求精精神，他自述“编此书非敢以成绩夸示乡人，惟为国家谋教养，实当以修水利立学校为亟。二者不可偏废”①。今天我们可以从《续刻杜白两湖全书》知其全貌的大概，也能从中窥知吴锦堂对故乡的个人信仰与作法。
五、其他公益活动
原来华侨在海外经营有成，只要能回故乡，必定返回家乡，并以金钱帮助家族、修建祖坟以光宗耀祖，进一步参与故乡建设改善生活环境。对于家庭生计及本身地位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吴锦堂在日本，对于神户华侨社会与日本的慈善活动一向乐于参与，不过晚清政府重视华侨，制定华侨救灾捐款的相关奖励法律，使华侨在公益活动外亦能取得官职，晋身为中国绅士集团的一员。
清同治八年（1869）开始因为战争与自然灾害的普遍发生，朝廷急需用款，因此清朝开始以捐官鼓励华侨参与建设使彼此互利（第一位是新加坡华侨章芳琳），大体在光绪十五年（1889）以前是以捐献救济金方式进行，以后捐官格式化②，华侨普遍响应，捐官在清末动乱中成为朝廷凝聚海外华侨效忠的方式。③吴锦堂以华侨身份，参与晚清赈捐救灾、防务经费、海军军费等方面，并多次获得朝廷封赏。如：（1）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事件，捐银2万两，清廷恩赏其子吴启藩为举人。又江南江防告急，再捐银1万两，封吴锦堂花翎道衔以二品封典道衔，荣膺三代龙章宠锡。④（2）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1902、1903）中国歉荒（直隶、东三省、云南、淮、徐、广东），赈捐3万余两，由驻日公使及两江总督上呈，清传旨嘉奖并赐“乐善好施”字样。①（3）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元年创办锦堂学校，以中等学校为主兼办小学，定名额360名，设施完备；修建杜湖、白洋湖水利，保障三邑，自经修筑，旱涝有资，时阅三载，成绩昭著，故于宣统三年7月受封四品京堂候补。②（4）宣统二年捐助商舰协会银2万两，清廷封道员归部双月选用。③
此外，每当有官员到神户访问，也需担负接待之责。如：清朝溥伦贝勒于1904年3月17日到神户，18日中华会馆举行欢迎会，其中有中、日双方的官商人士以及由吴锦堂代表计有150名华侨列席。④1905年12月22日，端方、戴鸿慈等以“出洋大臣”名义，为考察君主立宪到神户，由吴锦堂、麦少彭接待于中华会馆。⑤
民国元年（1912）到四年慈溪北部多海啸，全乡稻棉多为洪水摧毁，又各省禁米出口，姚慈北乡粮食断绝，米贵乏卖，弱者苜蓿充饥，命在旦夕；强者则垄断米粮，村落之间盗贼日闻，治安日益恶化，吴锦堂忧心发生更大灾害，于是捐赈洋1.5万元，慈溪、余姚各半。又与虞洽卿、陈邦瑞在上海办三北筹赈会，分发赈米；另再垫银6万两，委托虞洽卿赴无锡、扬州等处办米，已籴去平米五六千石，其后在安徽一带续采办米2万石，之后由当地诸绅会同查办，分极贫施赈、次贫平籴，请各乡父老设局调查人口，共计54，339人。⑥从民国元年春天到10月底止，吴锦堂共计赈款银2.3万元，因而使灾民免于饥饿。此后吴锦堂仍不时增加捐款补助地方各项慈善事业，如民国四年政府虽已拨款5000元及米150石，但仍杯水车薪，吴锦堂于是再捐助浙江灾赈款5000元、宁绍义赈会银520元，而当时又有花会的地方治安问题，为鼓励官府缉盗，因而表明若使地方花会根除，愿再捐银5000元赈饥。①可见尽管当时辛亥革命已经成功，然而对滨海的乡村而言却没有差别，灾害与贫穷仍然如故，加上政府经费拮据，其赈灾的最大力量仍来自地方乡绅的合作。
另外，在吴锦堂与辛亥革命关系方面。辛亥革命以后，上海、浙江等各省陆续独立，各地军政府亦向华侨募集军债。②为协助安定地方政局，吴锦堂在民国元年（1912）捐上海军政府银1.06万两和2500元；宁波军政分府银1.06万两；红十字会银1000元，前后捐款共达3万多元。③此外，民国成立后华侨可以参与政治，浙江省聘吴锦堂为咨议局参议员，及浙江省财经工商顾问。由于对南京临时政府及地方多有贡献，民国五年（1916）获国民政府颁五等嘉禾章，民国八年（1919）9月获颁二等嘉禾章。
六、华侨取得绅商地位与意义
晚清绅商的兴起，张仲礼指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④，清朝从顺治开始的捐官制度，使商人以捐官提升社会地位①，因而成为商人的必经途径。但华侨转为绅商的时间较晚②，一般而言华侨可以捐官是伴随清末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及华侨经济力的成长而起，因此在海外经营有成的富商可说是促使清朝转移注意力的主因，但就华侨自身而言，晋身为绅士阶级，另有光宗耀祖的意义。③
再者，由于清末捐官人数多，因此在清末欲成为新式商人就必须加入绅商行列，于是在上海、宁波、东南沿海等地商人纷纷有花翎道衔、四品知府衔、三品候补等官衔，进行由商而绅的转换。④因此清末的民族企业可说皆由具绅商身份的人物来投资建设，整个商人社会可说就是由具绅商身份而构成；就目的而言，除使政府增加税收，及商人提升社会地位的象征意义外，更易于在官、商之间寻求更圆滑的交际空间。⑤
因此，在晚清开放华侨回国投资的政策下，绅商体制也延伸到海外，如神户在宣统元年（1909）设立中华商务总会，“三帮”推选广东帮郑祝三、福建帮王大川、三江帮马聘三代表选举协理，他们3人即都具有清朝官衔。⑥可见华侨捐官似乎也成为必要的形式。
由于华侨多为白手起家，加上清政府对华侨的经济支持需求愈益重要，前期希望华侨能尽力捐助灾害救助金、海防、海军军费到国家基金①，到后期因为希望能进一步借助其力量推动乡里建设，因此华侨除获得朝廷官衔外，还可以化为实际行动回馈乡里②、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华侨的地位获得提升，在中国的职权可以与地方官职权相等，华侨回国可受地方官保护，而在侨居地亦得到领袖地位，当有朝廷人物访问时，必须负接待职责，由此可见华侨在清朝有意的开放下，华侨的社会声望与地位都大大提升。③因此，吴锦堂在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是以绅商地位为中心，辅以中华商务总会的设立与参与民族事业而获得。可见，吴锦堂虽是勇于接受西方知识洗礼的新式商人，但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以及本身对绅商地位的需求，吴锦堂实际上仍保留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这正是清末华侨与清朝关系的实例。
四 吴锦堂与日支实业协会
□虞和平
关于吴锦堂的研究，中国的学术界基本没有涉及，但日本的学术界却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主要是论述吴锦堂的生平和经商、办学、造福桑梓等事迹；对于吴锦堂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则只限于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关系上，至于吴锦堂等华侨商人所发起成立的神户日华实业协会虽有个别学者的论文有所提及，但并没有对这一组织的状况及其商人外交的意义进行具体研究。①本文试图对日华实业协会的成立经过、组织状况、组织性质进行比较，并全面系统的加以考察，进而分析其商人外交的意义。
一、吴锦堂与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
吴锦堂是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日本神户的华侨商人领袖。他从中法战争后的1885年到神户经商，至20世纪初，通过从事中日间的贸易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并热心于华侨的公益事业，在神户华商中树立起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在清末民初先后担任的职务有：三江公所理事长、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1902年）、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协理（1905年）、神户中华商务总会总理（1909年）、国民党神户支部长（1912年）。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时，吴锦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成为神户华侨商人的领袖。
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以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为目的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遭到取缔，中国国民党神户交通部（即支部）亦被迫解散，但吴锦堂仍然处于华侨商人领袖的地位。国民党神户交通部解散后，吴锦堂随即于1914年1月14日改设神户华侨商业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其主要成员有：副会长王敬祥、郑祝三；总务干事杨寿彭、评议员王敬斗、何尧初、黄寿铭、梁焕涛、黄楚珩、郑金桂、潘植我、黄卓山、黄颂德、苏洪章，①他们都是原国民党神户支部的骨干人物；其会员主要也由原国民党神户交通部所属的党员组成。章程第五条规定：“本会系由国民党神户交通部解散后组织而成，所有从前神户交通部党员于国民党解散前未经脱党者，或未受除名之处分者”，均可成为当然会员，并“得免入会金”，“如有不愿入会者，须函告会长，取消名籍。”从神户华侨商业研究会成立开始，吴锦堂的主要社会活动转向如何推进神户华侨经济发展方面，该研究会的章程规定：“本会以研究商业，增进知识为宗旨”。②
与此同时，吴锦堂还通过做中日间的火柴（即燐寸）、棉花等进出口贸易，以及购入钟渊纺织公司股票，与神户的日本火柴业商人、棉纺织业商人、运输业商人，乃至进出口业商人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这种在华侨商人中的领袖声望和地位，及其与神户日本商人的密切关系，使吴锦堂在神户的中日商人中具有较深的社会基础和较大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华侨商人，吴锦堂非常爱乡爱国。为了家乡建设，他曾出巨资改造水利、建造学校；为了祖国前途，他曾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仅出资出力帮助孙中山在神户从事革命活动，而且在1912年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神户支部长，直接成为孙中山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共同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中国和日本同时带来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大好机会，双方的工商界乃至部分政府官员，都希望改善中日关系，“日中亲善”的舆论在两国同时兴起，也成为两国外交话语的主调。作为具有较强爱国心的华侨领袖，吴锦堂也就很快投入到了这一以改善中日关系为目的的“日中亲善”外交活动之中。
1916—1917年间，吴锦堂与神户华商的其他领袖马聘三、郑祝三、王敬祥、杨寿彭等，首先发出谋求“两国实业家的亲善”，为两国的“经济提携”树立基础的倡议，随即与神户市的长老、律师草鹿甲子太郎，实业家、日本燐寸株式会社常务取缔役本多一太郎等相商，并达成一致的认同，共同发起成立“中日亲善会”。
1917年2月18日，“中日亲善会”在神户中华会馆举行。这次“亲善会”由以吴锦堂为首的68名神户华侨商人发起，其中的领袖人物有：广东帮郑祝三、杨寿彭，三江帮马聘三、福建帮王敬祥等。出席会议的正宾是大阪和神户的知名日籍商人、日本的外交和地方政府官员、当地新闻机构的代表；副宾是中国驻当地的外交官员，“主客共计三百余名”。①神户和大阪的日中双方主要绅商和官员，几乎全部与会。这次“亲善会”，不仅谈论了“日中亲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提出了成立“日华实业协会”的倡议。据有关会议资料记载，主办会议的吴锦堂等神户华商，在会上提出“希望把当日的聚会当作日华实业协会的发起仪式，满场皆表赞同”。同时，出席会议的日本兵库县知事清野长太郎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在会议致词中说：“恳切希望此次聚会能成为日华实业协会的发起仪式，为使其成为永久之结合，在适当之时机，选出协会发起人，让其起草一切协会规约。”还对“受到主办者及日本人请托关照的”草鹿甲子太郎等日方绅商说：“筹备日华实业协会之创立如何？”①正如后来创办的日支实业协会机关刊物《日华实业》的发刊词所言：“日华亲善会发起仪式，这实际上是我协会创立的第一步”。②
在吴锦堂等华商举办“亲善会”之后第10天，2月28日，以草鹿甲子太郎为代表的神户日方商人在神港俱乐部举行了第二次“日中亲善会”。在这次会议上，举办第一次亲善会的神户华商和中国的外交官员成了正宾，日本的神户有关官民和新闻机构代表作为副宾。这次亲善会继续了第一次亲善会的议题，草鹿甲子太郎在代表主办方的致辞中，除了继续议论“日中亲善”问题之外，特别强调了组织日支实业协会的问题，在会上“陈述此时组织日华实业协会之宗旨，博得满场赞同”。吴锦堂致答谢词时，又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给以回应说：“物有始却鲜有终，应努力使此日华实业协会永久持续、会员数日益增加。”③当晚与会的日华实业家，都表示愿意加入为会员。
经过两次“亲善会”的倡议和筹备，1917年3月29日，在神户中华会馆召开日支实业协会总会成立大会，通过日支实业协会会则，选举产生了协会各种职员。《日支实业协会会则》规定：会员分为名誉会员和普通会员两种；职员设有评议员若干名、干事8名（随即增至10名，1922年又增为22名）、常任干事2名（后增至4名）、书记若干名。由于不设会长，评议员便是最高一级的职员。各种职员的任期均为2年。除评议员的构成以日商会员为多外，其他职员均由华商和日商会员均等推选组成，如“干事由日华会员中各选7名”（后各选11名）；“常任干事从两国干事中各互选2名”。①在日支实业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吴锦堂被推选为华商首席评议员。
从上述的日支实业协会筹建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吴锦堂是日中实业协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不仅是最早的倡议者，而且是最积极的推进者和最高一层的领导者。
二、日支实业协会的组织性质
日支实业协会经过中日双方商人的努力得以成立，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考察日支实业协会的组织性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它的群体属性，即它是哪一界社会群体的组织；二是考察它的机构和功能属性，即它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组织？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等的组织？在此先考察它的群体属性，这主要取决于它的发起者和会员构成。
从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者和发起过程来说，应该是一种民间性的组织。上一节已经说明，日支实业协会是经过两次“日中亲善会”而发起组成的。第一次“亲善会”由以吴锦堂为首的68名神户的华侨商人与绅士发起和主办，具体人员是：贸易商吴锦堂、同孚泰商号主郑祝三和潘霖生、复和裕商号主马聘三、广兴昌商号主廖道明、裕贞祥商号主招爱珊、王敬祥、ビ-才-汽船会社主杨寿彭、渣打（チヤ-夕-◎）银行职员曾舀臣、德和商号主何世锠、得人和商号主潘植我、东南公司的陈澍彬、合昌商号主陈源来、贸易商蔡景堂、广业公所书记简荫南、复兴商号主鲍翼君，商人曾星舫、黄礼初、梁惠之，以及永兴发、怡和洋行、鸿昌号、广昌隆、复和裕、郑道亨、怡生号、复兴号、广兴昌、得人和、广福源、永源泰、万安和、昭记号、仁和号、祥隆号、广同生、和泰号、益泰号、永生号、东南公司、东盛泰、均泰号、文发号、生发祥、华裕盛、东德泰、合昌号、仁记号、建和号、同益号、和安荣、益生商会、浩生号、泰丰和、吉祥公司、隆记号、利兴成、德和号、新瑞兴、隆顺号、福昌联记、新永发、泰益号、东源号等商号的主人或代表；另有4名各团体的代表：戴金树、陈介眉、汪撷莼、梁朗卿（中华会馆书记）。①
与会的宾客分正宾和副宾，共计188名。其中正宾173名，其人员构成有日本的各类地方官员27人，这是会议的名誉宾客。他们是：神户市长鹿岛房次郎、大阪市长池上四郎、兵库县知事清野长太郎、大阪府知事大久保利武、神户地方裁判所长今村恭太郎、神户市助役乾长次郎、前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兵库县会议长西村隆次、神户市助役土岐益之进、神户税务署外事科长冈岛克照、兵库县内务部长渡部忠寿、前众议院议员田村新吉、神户市会议长坪田十郎、兵库警察署长中林忠太郎、西部管理局长野村弥三、神户税关长野中清、前众议院议员野添宗三、神户税务署长久喜丰彦、相生桥警察署署长松崎喜十郎、松嶋重太郎、神户警察署署长船越冈次郎、前众议院议员小寺谦吉、兵库县警察部长县忍、宪兵曹长北政吉、神户水上警察署署长白木与、大阪市助役关一、神户地方裁判所检事正末永晃库。
正宾的主体是日方的120名工商界人士。他们是：神荣株式会社长伊藤长次郎、住友银行神户支店长今村幸男、中越汽船会社社长筏井寿夫、大阪商业会议所书记长井上济美、制茶会社岩川与助、贸易商井泽清兵卫、阪神电气铁道会社社长今西林三郎、燐寸业秦银兵卫、燐寸业播磨喜三良、贸易商春元重助、贸易商半田棉行、贸易商西田富三郎、大阪商船会社社长堀启次郎、大阪商船会社神户支店船客系长堀骏次郎、加岛银行理事星野行则、日本燐寸会社本多一太郎、贸易商法桥信治、贸易商本田亲清、大阪商业会议所会头土居通夫、海运业冈崎藤吉、贸易商小野三郎右卫门、贸易商和田吉兵卫、川崎造船所副社长川崎芳太郎、日本毛织会社社长川西清兵卫、铃木商店支配人金子直吉、三井物产会社神户支店长加地利夫、三井银行神户支店长龟嶋广吉、三井物产会社船舶部长川村贞次郎、大日本制糖会社大阪支店长金泽冬三郎、贸易商加藤福松、神户川崎银行支配人金仓荣吉、大阪北清输出同业会副会长米田彦三郎、贸易商吉村腾次郎、贸易商吉野喜七郎、贸易商吉野源造、东洋燐寸会社社长泷川辨三、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泷川仪作、东京仓库会社神户支店长谷本伊太郎、三十四银行泷川泷藏、久原矿业会社竹内维彦、大阪电灯会社立花训光、贸易商田村市郎、兵库县农工银行头取鸣泷幸恭、宇治川水力电气会社社长中桥德五郎、日本燐寸会社社长直木政之介、神户米谷肥料市场理事长直木久兵卫、日本邮船会社神户支店长中岛滋太郎、神户商业会议所役员中井政吉、大阪久原矿业会社中山说太郎、贸易商中西平兵卫、三合洋行绳田芳太郎、贸易商中井利兵卫、贸易商中村清治、村野山人、钟渊纺织会社专务取缔役武藤山治、神户电气会社专务取缔役内村直俊、米井商店技师长上田力、三十八银行宇川雄太郎、住友仓库本店草鹿丁卯次郎、大阪铁工所长山冈顺太郎、大阪日华社矢内光雅、神户商业会议所役员安福嘉一郎、贸易商山田庄助、川崎造船所社长松方幸次郎、大阪输出同盟会副会长古川定次郎、燐寸业船井长治、贸易商二川豊次郎、砂糖商藤田助七、三十四银行头取小山健三、台湾银行大阪支店长小森缔四郎、住友总本店支配人小仓正恒、尼崎纺织会社营业课长小寺源吾、大阪商业会议所支那课主任小森新六、川北电气营业课长国分友喜、燐寸制造业小森吉右卫门、贸易商小寺洋行支店、三井物产会社米谷肥料参事长远藤大三郎、日本商业银行秋山忠直、神户商业会议所书记长阿部三四、海陆物产贸易同业组合组长阿波野松太郎、芦森制钢所长芦森武兵卫、藤田组理事坂仲辅、浪速银行咲花一二三、久原矿业会社庶务课长坂本威郎、大阪北清输出同业会会长贞国元四郎、大阪电灯会社坂野铁次郎、贸易商佐佐木种三郎、贸易商坂根武兵卫、贸易商佐渡岛伊兵卫、摄津尼崎纺织会社社长菊池恭三、日本棉花会社副社长喜多又藏、大阪商船会社文事课长木村清、贸易商北村安太郎、贸易商北村弥助、汤浅商店店主汤浅竹之助、日本邮船会社大阪支店长宫永万吉、朝鲜银行神户支店长宫崎仪平、三上合资会社三上豊夷、台湾银行南新吾、台湾银行神户支店长重永壮辅、大阪商船会社神户支店长新庄清一、东洋汽船会社神户支店长岛田义治、海陆产物贸易同业组合组长柴田友藏、神湊米谷组合组长柴田庆治、海陆产物贸易同业组合副组长涩谷弥一郎、大阪输出同盟会会长樋口勇吉、横滨正金银行神户支店长森广藏、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森田金藏、大阪电球制造所支那课长守屋礼三、贸易商森六郎商店支店、神户川崎银行头取关口高次、三菱银行神户支店长濑下清、大阪阿部会社关口源土助、住友本店总理事铃木马左也、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头营音次郎、铃木商店主铃木岩次郎、第一银行神户支店长杉田富、三菱造船所杉谷安一、神户商业会议所役员酢屋久平、古河合名会社大阪支店营礼之助。
正宾中还有新闻界人士17人。他们是：大阪日日新闻社神户支局长市桥时三、大阪时事新报社神户支局长滨中正一、神户新闻通信部本乡直彦、大阪朝日新闻社编辑部长鸟居赫雄、大阪每日新闻社支那科长丰岛捨松、大阪府顾问日华新闻社长小河滋次朗、神户又新日报社长渡边尚、大阪每日新闻社神户支局长竹中清、大阪朝日新闻社长村山龙平、大阪朝日新闻社社长上野理一、大阪新闻社神户支局长町田升、大阪朝日新闻神户支局长远藤麟太郎、大阪每日新闻泽村幸夫、神户新闻主干进藤信义、日华新报社品川仁三郎、社会新闻社芝本清次、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本山彦一。
另有法学和教育及其他文化界人士9名。他们是：法学博士今井嘉幸、法学博士吉野造作、辩护士草鹿甲子太郎、神户市辩护士会会长山本周辅、特许辩护士小谷铁次郎、神户商业学校长冈田祯三、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校长水岛铁也、文学博士内藤虎次郎、神户市医师会会长山本次郎平。
作为会议副宾的中国外交官员和华侨共有15人，另有随员12人。他们是：驻日本中华民国公使章仲和（章宗祥）、前公使陆润生（陆宗舆）、陆前公使随员张朴斋、公使馆员王鸿年、郭东泉、驻横滨中华民国总领事王稚虹、驻横滨中华民国随习领事江子因、驻长崎中华民国领事胡伯平、驻神户中华民国领事嵇涤生、驻神户中华民国随习领事王季亮、驻神户中华民国领事馆职员李铁五、驻神户中华民国领事馆职员盛绶臣。有华侨界人士3人，即：东京中国实业杂志社社长李道衡、大阪中华商会会长张友琛、大阪中华商会副会长王大华。①
如果对上述参加第一次“日中亲善会”的人员作一个统计分析，工商界显然是这次会议的主体。有名可查的中日共计256名，其中工商界人士187名，占73.05％；地方政府官员和外交官员39名，占15.23％；新闻界人士17人，占6.64％；法学和教育及其他文化界人士13名，占5.08％。
第二次“日中亲善会”除改由日本工商界人士主办，以示日方的态度之外，会议参加者的构成情况与第一次会议基本相同。
就日支实业协会的成员构成而言，基本上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首先来看日华实业协会的会员构成情况。名誉会员（由干事会推荐）：兵库县知事、铁道管理局长、神户市长、神户税关长、神户地方裁判所长、神户地方裁判所检事正、神户中华民国领事、其他特别关系者。普通会员中的非工商界人士有：新闻界的社长或代表10人，分别是日本织物新闻社、新闻通信社、大阪每日新闻支局、大阪朝日新闻通信局、大阪新闻支局、大阪时事新报支局、神户又新日报社、关西日报神户支局、神户新闻社、神户新闻业；律师（辩护士）4人，他们是谷信一郎、堤良明、草鹿甲子太郎、山本周辅；官员和议员5人，他们是神户市助役土岐益之进、兵库县产业部长三泽宽一、贵族院议员胜田银次郎、代议士坪田十郎、前代议士小寺谦吉；其他人士2人，即中华会馆书记梁朗卿、神户市医师会长山本次郎平。除名誉会员均聘请神户地方关系交密切的行政、司法、经济官员和中国外交官员挂名外，普通会员中的非工商界人士共计21人，只占会员总数130名的16.15％。
其次，再来看协会工作机构的职员构成。评议员（由干事会推荐）：石川茂兵卫（米谷肥料商）、潘霖生（同孚泰）、西川庄三（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头）、陈源来（合昌号）、张友深（同益号）、李景玙（建和号）、川西清兵卫（日本毛织株式会社社长）、泷川辨三（神户实业协会会长）、泷川仪作（神户商业会议所会头）、田村新吉（贸易商）、直木政之介（日本燐寸制造株式会社社长）、武藤山治（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社长）、松方幸次郎（株式会社川崎造船所社长）、吴锦堂（贸易商）、郑祝三（同孚泰）、郑金桂（仁记号）、阿波野松太郎（制茶海产物商）、招爱珊（裕贞祥）、森田金藏（株式会社大泽商会常务取缔役）、铃木彦（岩）次郎（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取缔役社长）。常任干事（由总会选举）：本多一太郎（日本燐寸株式会社常务取缔役）、陈衮裳（广益号）、林长祥（兴祥号）、草鹿甲子太郎（法学士辩护士）。干事（由总会选举）：马聘三（复和裕号）、新原次太郎（支那、朝鲜贸易商）、鲍翼君（正金银行为替经理处）、杜贯之（怡和洋行）、陈廷笺（永兴发）、廖道明（广兴昌）、王文达（输出入商）、冈崎忠雄（冈崎汽船会社社长）、川村贞次郎（三井物产会社船舶部长）、何世锠（德和号）、杨寿彭（ビ-才-汽船会社）、曾舀臣（チヤ-夕-ド银行）、黑川新次郎（日本邮船会社神户支店长）、福原芳次（日神海运商会社长）、福本义亮（神户商业会议所书记长）、佐佐木种三郎（日华工业原料会社专务取缔役）、三泽宽一（兵库县产业部长）。①其中只有最后一名干事是兵库县产业部长，其余职员均为中日两方的工商界人士。
由上可见，工商界人士既是两次“日中亲善会”和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者和主办者，也是参加者的主体；日中双方的官员，是应邀出席或挂名的，只是会议和协会的赞助者和支持者；新闻、法律、教育和文化等界人士与会，除直接参与发起的极少数人之外，主要是出于工作职业上的关系。因此，无论是作为日支实业协会筹建活动的两次“日中亲善会”，还是日支实业协会自身，从其人员构成来看，都可以说日支实业协会是一种由华侨商人和日本商人联合组成的工商界团体。
就日支实业协会的机构和功能属性来说，它应该是一种民间的经济组织。除了上述关于日支实业协会的工商界组织性质的论证外，还有以下三点可以证明它的民间经济组织性质：
首先是发起者对日支实业协会性质的自我界定。在第一次“日中亲善会”上，代表发起人的吴锦堂、郑祝三、马聘三的致辞，明确指出了将要成立的日支实业协会的民间性和经济性。其辞曰：“本日我等滞留日本者招待各位，出于两个初衷。一是拜听各位的高见，一是欲利用好时机，实现日华两国人士曾倡导的亲善关系。当然，吾人期望之亲善非政治意义上的，也非政府与政府之关系，单纯为国民间经济实业上的提携与合作。恳请各位来宾谅察吾人之微志，为实现两国国民之永久亲善赐予援助。”①
第二次“日中亲善会”发起人代表草鹿甲子太郎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在致辞中说：“诸君知悉，以相互排挤相互残害为目的之战争，与以互通有无相互便利为目的之贸易，绝不可同日而语。吾人于此见地，期望日华两国交通贸易之发展，同时相信谋求两国之亲善为今日之急务。不基于亲善的贸易为掠夺，不贸易的亲善为虚伪。……今见本会之创立，证明了两国国民亲善关系之愈加浓厚。”①
其次是政府代表对日支实业协会性质的认定。如日本兵库县知事清野长太郎，在第一次“日中亲善会”上的致辞中，明确强调了这次聚会的民间性和经济性。他说：“看今日之统计，五年前神户有华侨1800余人，五年后的今天，一跃升至3000余人。近日神户对华贸易额达1亿3千余万元，与十年前相比多2倍有余。由此数字可知日华两国经济关系如何密切，此数字简直就是两国民间坚实握手根底之显示。本日聚会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是纯粹民间的经济方面的握手，想及此，更觉其意义之深远。”②
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也在第一次“亲善会”的祝辞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中日两国，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上有种种关系，故两国人民在昔交际往来，其精神上之结合，早已成为事实，惟无一定之联合机关，精神无所附丽，即事实亦晦而不彰。此次中日两国国民有志，有鉴于此，于本日特设立中日亲善恳亲会，联络感情疏通意思，以精神而见诸事实，本事实而愈见精神。”③
再次是日支实业协会的会则和会刊对自己性质的规定。会则第一条规定“本会以日华两国国民之亲和提携为目的”；第二条规定：“本会由日华两国从事实业或与之有关之国民组成”。这就是说，日支实业协会是由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组织，且由两国的实业界国民组成。1922年创刊的日支实业协会机关刊物《日华实业》，在其发刊词中也向海内外宣布了日支实业协会的民间性和经济性。其词曰：“不言而喻，本会是实业家团体，以谋求国民的真正亲善、期实业上的联络发展为目的。努力于联合两国的实业家，使其携手在东亚的商业舞台上增进共通之利益。”①
三、日支实业协会的商人外交意义
日支实业协会作为以日中两国商人组建的民间的经济团体，它的主要动机和作用在于开展和推进日中两国工商界的外交活动，即商人外交，从而促进日中两国关系的改善，为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创造条件。
第一，其动因是对这一时期“日中亲善”外交的一种响应和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给日中两国带来了共同发展经济的机会，但不久发生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中日关系从前一阶段的相对缓和转向恶化。到1917年前后，随着“二十一条”风波的过去，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1922年初华盛顿会议对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中国问题的初步解决，使日中两国的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中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呼声高涨起来。加之日本当局和大财阀企图乘机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势力，竭力鼓吹日中“经济同盟”和“事业合办”之说，并加紧对中国的外交活动，使两国民间有关“日中亲善”的舆论和活动盛极一时。
在日华侨实业界人士，虽然对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真实意图并非十分了解，但他们出于关心祖国经济发展的愿望和谋求自身经济事业发展，也趁此机会努力促进日中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改善，增加中日经济的交流和合作，以吴锦堂为首的日本神户华侨就是从这一点出发而发起成立日支实业协会的。他们在“日中亲善会”的发起书中阐明其宗旨说：“欧洲战云世界大势为之一变，中日之宜亲善，固已尽人皆知矣。同根必赖共维，同舟必当共济。昔时东京曾有日华协会之组织，北京复有中日俱乐部之施设，虽谋亲善之宗旨而卒无裨于实事者，则第循形式之酬酢、务社会之虚文，而不知人则至明至勇，故虽自见自举，其有待共济也明矣，此即中日亲善必要之宗旨。吾人求于欧战之潮流，揽于东亚之形势，亟应从根本上解决，实践此中日亲善之进行。际大地之春回，欣神山之日丽，一堂团聚畅叙雅怀，策亚洲大计之维持，为世界和平之关系。”①这则发起书说明，吴锦堂为首的日本神户华侨发起日支实业协会，不是对“日中亲善”之说附和，而是力图把“日中亲善”落到实处，真正实行“日中亲善”。
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者、干事、神户华商总会副会长马聘三，于协会成立后不久即发表《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一文，认为谋求“日中亲善”已是战后日中两国政治家和实业家的共同目标。他就中日两国在战前和战后外交取向的变化说：“中日为政者，过去之二十余年，俱取一种远交近攻之政策，其结果为白人之利用，受白人之中伤，造成种种之恶感，忘却东亚人之东亚，为政家恐俱不能卸其责，亦东亚人之大不幸也。迩来欧洲人种族上之战争，两国国民自觉知人种上之团结力不可缺，乘千载一遇之好时机，谋亲交之一致，是以中日两国都集合政治家与实业家，组织中日协会，大阪实业家同时组织日华社杂志，为两国言论界之机关，询其内容，俱谋中日亲善唯一目的。”②
日方的工商界人士也有类似于华商的用意。如草鹿甲子太郎在第二次“日中亲善会”致辞中所说：“我神户之地，有日法协会、日俄协会，欧战前也设立了日德协会，况且日华两国人民间在地理、历史、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种种密切关系，应该说设此机构非常自然。今见本会之创立，证明了两国国民亲善关系之愈加浓厚。……本会实际上在努力达此目的，可以断言，这将有大贡献于东洋和平及人道。”①
第二，其宗旨在于促进日中两国工商界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日支实业协会的组建者们认为，“日中亲善”的真意所在是开展和推进日中两国工商界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
在第二次“日中亲善会”上，草鹿甲子太郎代表主办者致辞中，明确表示此次聚会的用意在于推进日中工商界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共同抵御西方经济势力的扩张。他说：“欧战正酣之日，（西方）因无暇东顾只好暂收其爪。在恢复和平之今日，他们又以卷土重来之冲天气势，向我东洋扑来。此时牵制并监视其行动之任，落在我日本之双肩。东洋虽天地广阔、东亚地域广袤，但除中国民族与我大和民族之外，无可信赖之国民。果真如此的话，日华两国国民应相互消除芥蒂，彼此扶助，谋求保全东亚之策。由是观之，日华两国之亲善，经济上同盟之结成，实在是刻下之急务，不应有一日之犹豫。此时，由在我神户之华侨口中提倡亲善，应该说真是适合时宜之福音。必须彼此信任推诚相见，首先去除疑心，肝胆相照，共图融合联合之道，不忘掉共助共存之大义，如此，才可避免唇亡齿寒、同类相食之祸。”②
为了促进日中经济合作，日支实业协会还在1922年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日华实业》，以宣传自己的宗旨和主张。其发刊词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共处东亚，唇齿相依，一衣带水，因此，应该相依相助，努力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如今，西力东渐之势滔滔不止，日华两国处此密不可分关系，却生种种猜疑误解，而毁坏善邻敦睦之谊，忘掉共助共存之大义，实在是遗憾之至。而且其间竟有放任自己的欲望野心、玩弄阴险陋劣之手段者，尤应引起两国国民注意。不能坐视成为他们的傀儡，让他们搅乱东洋永久之和平。中国四百万方里之天地，不仅是我宝贵之贸易市场，而且是丰富之原料供应地，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之宝库，日华两国国民亲善应是我国策之根本方针自不待言。因此，我国民理解中国国民的同时，也应让中国国民理解我国。基于以上考虑，在神户之两国有志之士，为图两国国民的真正亲善，一扫误解猜疑之念，认为从根本上需要两国国民的相互接触、理解、提携。”①这则发刊词表述了日支实业协会的三点用意，一是面对战后汹涌而来的西方经济势力，日中两国人民应该放弃前嫌，消弥现隙，友好合作；二是中国土地广大，物产丰富，是日本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贸易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三是要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既指出了日中人民友好相处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日本经济发展需要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并将所出版的《日华实业》杂志，发送给中国及日本各省之商业会议所、其他各种实业团体，谋求与外地实业家之联系，同时以介绍日本的产品。该刊物还表明自己的主张说：“以谋求两国国民的真正亲善，期两国实业上的联络发展为目的，进而努力联络两国的实业家，使其共同携手在东亚的商业舞台上增进共通的利益。”②
第三，为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呼吁。这除了在两次“日中亲善会”和日支实业协会的发起宗旨中有所表示外，特别表现在马聘三的《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一文中。他说：日中亲善之说，不外乎三种方式。“第一，为形式的亲善，如宴会及欢迎之演说祝贺与酬酢之文章，乃外交上之词令，对于实际上毫不生效力，自不能促进两国之亲善明矣。”“第二，为经济联络之亲善，如借款，如合办事业。”但是，借款要付给利权，指定抵押品；合办事业由双方对半投资，而中国资本家，在胆力上和学术上都不能适合，因此“其不能贯彻亲善之目的，又概可想见”，与第一种的“亲善”的结果没有什么区别。第三，“为谋真诚之亲善”，必先研究和解决对面者之生活和生存问题，此乃“解释亲善上之第一关键”。他指出：当前之中国政府，为谋国家之生存，东借西挪，朝不保夕。因此，对于面临被欧洲列强侵吞之险的中国，“日本国目下对中国之方针，为政治实业家者，此时此刻，不可不一下决心”，即救中国于不亡。“然则救中国之捷径，惟赞助其政府生活上堪以自给而已。依据1902年中英条约，解决实行加税免厘，并援助对于输入品及列国租界，列国租借地以内，得以施行奢侈品之消费税”。对此，如果日本能先于提倡，并请求列强同意，使中国得以生存，那么“中国之四万万之民众，感日本邻国之义举，当永世不忘，过去二十余年之恶感，从此冰解”，才能真正建立起“日中亲善”。最后，他大声疾呼：“所谓对于关税条约之实行及援助，其施行奢侈品之消费税，正在今日之好时机，假令错过此好时机，欲再想与中国亲善，恐已不可复得。”①马聘三在这里所指出的“日中亲善”关键之处，也是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和华盛顿会议中所争取的国家权利，也是以吴锦堂为首的神户华侨商人成立日支实业协会，开展“日中亲善”外交的真正用意所在。
在以吴锦堂为首的神户华侨商人开展“日中亲善”外交的同时，日本当局也在大力鼓吹“日中亲善”，并得到了中国一些亲日外交官员，如陆宗舆、章宗祥之流的竭力附和，其用意在于迷惑中国人民的警惕心，在“亲善”的伪装下实行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扩张。但是，以吴锦堂为代表的神户华侨商人开展“日中亲善”外交，则是真正地为了谋求中日关系的改善，他们不仅自己为此而努力，而且力图影响日本政府采用友好的对华政策。纵然其结果并没能达到目的，其良苦用心和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使此后以谋求“亲善”为目的的日中商人外交活动明显增加，一直延续到1926年上海总商会代表团访日。
（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博导）
五 吴锦堂慈北治水谋略与实践
□沈之良
吴锦堂生平所从事的事业是多样化的，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水利建设和慈善事业等等。本文从他为家乡治水的谋略与实践出发，看吴锦堂热爱祖国、情系故土的一片赤子之心。
一、治水问题的提出
当时，慈北地区有农耕地16余万亩，其灌溉与平原地带河网用水全靠两湖（杜湖、白洋湖）来蓄泄。汛期雨水多时为避免内涝，就必须利用人工开挖的4条退水渠，即松浦、淹浦、古窑浦和竺民浦，古称“四浦”来排水入海；由于地形西高东低，为防止雨季雨水多时，由西部余姚县境内来水流入慈北地区，就必须筑堤来阻止，古称漾塘。因此，整修好两湖的湖容和堤防，以及调节湖水水量的建筑物，包括节制闸和减水坝；整治好“四浦”的排水渠道及其挡潮闸以及漾塘的堤防等，则水利设施始能发挥除害兴利的功能，使全乡的60余万亩耕地旱涝保收，数十万居民生计有望，社会始能和谐安定。鉴于此，吴锦堂先生决定出资整治两湖，以造福桑梓。
二、治水方案的拟定
杜、白两湖面积分别为3700亩和1700亩，湖水与山相连，湖内没有供耕作的寸土。但由于两湖上游山岑绵亘，汛期水土流失，极易淤积湖内。于是豪猾之民，占湖成田，置为私有，使湖容缩减，引起群众纷争，致使讼狱不断，案积如山；甚至倾家荡产，难以胜数，使社会不得安宁。要整治两湖首要的是扩大湖容，而要扩容前提必须解决私占湖田问题。吴锦堂断然采取措施，独出巨款赎回所占田地934亩，其余无契约的田亩也一律归公，防止湖容的人为侵占和破坏。他的这一义举，曾受到当时清政府的嘉奖，也深受民众的拥护。此其一。其二，为妥然处理湖内茭草的蔓延，吴锦堂采用生物措施确保湖容，即利用养鱼清除茭草。茭草不仅侵占湖内地亩，而且此草非水不长。如湖中留一寸之草，即少一寸之水，每延炎暑，茭草吸水更多，日减一寸，10天减一尺。如天旱三月，减少可达三尺。所以，他提倡养鱼吃草，实为利用自然界生物相制约之原理，可节省大量人工除草之辛劳，实为一种创新之举。此外，他还提倡在湖堤遍植杞柳，亦称红皮柳，该树耐湿、耐碱，利用它的根系保土，可减少堤岸的塌陷，因而有效地保护了湖容不至缩小。其三，实测两湖面积，为避免日后再人为的被侵占创造条件。吴锦堂先生于1909年前后，两次重金聘请日本工程师，依照官、绅公定的杜、白两湖湖界，实地用当代最科学的三角导线网法，按1/2000之比尺，测量杜、白两湖的面积，最后得：杜湖面积7006亩6分6厘，内含杜湖里湖面积1437亩3分2厘；白洋湖面积1285亩7分1厘。有了湖的面积后，即可推求两湖的容积。如两湖平均水深按1.50米计，则：杜湖容积当为700.66万立方米；其中里湖容积为143.73万立方米；白洋湖容积当为128.57万立方米。两湖总容积为829.23万立方米。由此，可知杜、白两湖的湖容，相应于一座小（Ⅰ）型的水库。
在官、绅共同勘察确定湖界的10余天时日里，吴锦堂先生每天都亲自陪同参加。从这件小事上，也可充分反映出他对工作脚踏实地、极端负责的精神。
三、杜湖整治的实施
杜湖的整治包括大修湖堤、整治全部节制闸和减水坝三部分。
（一）整治杜湖外堤。杜湖面积最大，汛期风狂湍急，外堤堤岸易塌，故先人增筑杜湖里堤一道，缩减吹程而使风浪减小，易利外堤安全。1908年，将长达5公里的外堤重行整修。外堤堤底原设计底宽20米，堤顶宽13.30米，而现在堤底宽度不足7-10米，其原因是由于堤外田主私行垦占所致，还有的田主为偷湖水开挖了不少明洞和暗洞。施工历时数月，使外堤恢复原貌，私挖洞穴也都尽行堵塞。同时，沿杜湖外堤开挖运河一条，使堤外水田永远可以供水，以断绝私挖堤身洞穴之弊端。
（二）重修杜湖节制闸。为了调节湖水，杜湖外堤有节制闸三座：东门闸、张郎闸（即中门闸）和西碶闸，其中张郎闸和西碶闸年久失修，塌漏不堪。1908年冬按原有式样加高加宽，用桩基和条石重新修建加固。该闸施工时，时值冬令，吴锦堂先生不畏严寒，亲自督工，数月始竣，备尝辛劳。杜湖里堤有座里塘闸，也于1909年修筑加固。
（三）修建杜湖减水坝。杜湖外堤有减水坝三座用来漫溢湖水，使堤身不致因遭漫溢而溃决。这三座减水坝包括东门闸东侧的减水坝（该坝坝顶溢流段长33.3米）、西碶闸东面的减水坝（溢流顶总长26.6米）和石湫头减水坝（该坝用水泥砂浆砌石修建，坚固耐久）。这三座减水坝均于1909年农历五月修建。尤其在修建东门闸东侧的减水坝时，适逢大雨连朝，吴锦堂先生冒雨亲自监工抢筑，几遭灭顶之灾，历尽艰险，经3个月方始建成。
四、修建四浦和漾塘
浦为排水渠道，“四浦”是指杜、白两湖下游通海的四条退水渠道，均为排泄潦水的要道。古代命名为松、淹、古、竺四浦。其中竺民浦，位于东山头村附近，浦阔达38.40米，具有相当规模的泄流能力。该浦上、下游各建一闸，上游为湖堤上的节制闸，用来调节湖水的漏泄；下游为挡潮闸（古称五洞闸），用来防止涨潮时因浊潮倒灌，引起泥沙大量淤积，该闸于1907年进行改建。淹浦上的下闸，亦称第三“五洞闸”，共有五孔，每孔净宽2.50米，总净宽12.50米，于1907年修建，历时8个月竣工。该闸的工程监理沈醉渔先生，为作者的祖父，他是吴锦堂先生的挚友，吴锦堂先生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沈醉渔先生建筑淹浦第三五洞闸，听夕督工，辛苦年余，未受丝毫酬报，公为地方公益，尽心竭力，爱我同胞，其高谊真不可及。”
漾塘是指防洪堤，位于慈溪与余姚的交界处。由于地势余姚高而慈溪低，所以汛期在某些方面余姚境内的山区来水，均汇流到慈溪境内，形成内涝，危害无穷。古代修筑防洪堤，来阻挡东行之西水。明季之乱，有人毁堤为田，辗转售卖，尽属姚人。想要恢复此堤，阻力甚大，实非易事。吴锦堂先生不惜巨资，托人多方筹划，购得堤基田31亩余。1905年冬至1907年大堤施工，在堤基容处用条石砌筑，计长386.28米；堤宽处用大块石砌筑，计长779.23米，以上两段总长达1165.51米。此外，又北起虹桥闸、南至洋浦闸重修石路，又将漾塘石坝至洋浦庙东官塘的道路一律筑高，以防水淹。
采用以上措施后，使余姚之水不能东泄，遂得一劳永逸。本项工程共投资2.2万余元，先后历时两年余。
五、两湖水利的管理
吴锦堂先生认为慈北水利事业兴废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两湖缺少实测详图，致使界址不清易被奸民占垦；二是缺少水利专管机构和人员，致使维修等管理工作无人过问；三是缺乏管理资金，致使日常维修无法开展；四是缺乏管理条例，致使行政管理工作无章可循。
在吴锦堂先生的关注下，首先，重金聘请日本国铁道工程局的测量工程师，于1909年实测了两湖面积。其次，成立了慈北全乡水利局，负责管理全部水利事项。局中设总理一名；每乡设协理一名，共6人；文牍、会计一名；巡湖人员若干名。所有员工均须经考核录用，不能滥竽充数。第三，管理资金利用1051.33亩湖田的租金来运作。最后，制订了慈北全乡水利善后章程一份，详列水利管理条例和细则。
这样，慈北的水利事业做到：出息有款（有本金可生利息），浚理有资（湖、渠、建筑物等维修有资金），考核有图（有两湖实测图和其他建筑物的设计图纸可供考核），管理有员（有管理水利机构和专职人员），修脯有项（管理人员的工资有专项可供开支），使整个慈北的水利事业协调地运行起来。吴锦堂先生对慈北水利事业管理的设想，与现代项目管理的原理基本相同，在近100年前就能考虑到科学管理，说明他确实具有超凡的智慧。
六、慈北水利事业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慈北的水利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新建里杜湖、上林湖和梅湖三座中型水库，总库容达6009万立方米，灌溉面积23.6万亩，还兼有防洪、发电、养鱼、城乡给水等功能。其中，里杜湖水库的土坝是在旧坝的基础上，修建了坝高17.5米、坝顶长440米的软基土坝。土坝建成后，使里杜湖的湖容由原来的144万立方米，扩充到目前的1668万立方米，增加11.6倍。这种软基筑坝，如果不具备近代的科技知识，是不可能成功建造的。
外杜湖湖堤，也在4250米长的全线进行加固，补砌一道松木椿做基础的砌石挡土墙，使原有堤身加高了2.0米，总湖容达到800万立方米。所有建筑物，包括闸、坝等，都进行了改建、加固和维修。
吴锦堂先生在日本创业近30年，他在事业取得成功后，虽然身在异乡，却依旧寄情祖国，在他的自述中多次提到“乡晚亦慈北一分子……爱国爱乡之心，始终不渝..，对于父母之乡，未尝不尽我寸心。”“为慈北全乡水利，不惜独捐巨金，逐一修浚；并于东山头创办学校，无非教我乡子弟，裕我乡生计，两共实捐28万有奇，略尽绵薄……”。由此可见他的爱国、爱乡之心。
吴锦堂先生为家乡的水利和教育事业，不仅捐献了巨额金钱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几经险境，如在东门闸旁减水坝的抢工遇险，在锦堂学校的险遭暗杀等，更可体现出他的崇高品德。
在《续刻杜白两湖全书》中，有一幅由日本铁道工程局测量工程师岛总彦拍摄的照片。此照摄于1909年农历五月十五日，留下了在杜湖东门闸旁减水坝施工时，恰逢大雨连朝，吴锦堂赤着脚手持雨伞，神情憔悴地监督抢筑减少坝施工时的身影。在照片下方岛总彦有如下题跋：
明治四十二年，予受贵国吴君锦堂之聘，为其故里浙江慈溪北乡测量杜、白两湖事，该两湖依山傍野，绵亘数十里。越四阅月，测始告竣。予正拟整装归国，适大雨滂沱，不克成行。而吴君兴修杜湖塘闸，又创筑杜湖东门闸旁之减水坝。工程初兴，而大雨连朝，山水暴涨，湖内、湖外尽成汪洋，风劲浪高，几至冲决。吴君亦足冒雨，亲自监工，日夜赶筑，始获保全，吴君之功伟矣。窃吴君以中外望重之豪商，而为故乡图公益，乃不惜身家，躬履险地，罔顾劳瘁。求之晚近，诚世所罕。俦时，予适亦在塘次，见吴君形容憔悴，肃然有威，特摄此照，以作纪念，而誌钦仰……
惟愿贵乡贤人达士，永保湖浦水利，毋负吴君之苦心，此则邻邦下士，实所厚望也，是为序。
大清宣统纪元（公元1909）五月
大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六月
日本铁道工程局测量师工学士岛总彦
从上述这段文字中，可以充分看出一位普通的日本技术人员，对吴锦堂先生的这种亲临工地、不畏风险，甚至不计身家性命的忘我精神所给予的高度评价。
（编者注：本文录用时标题和内容略作修改）
（作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六 论侨商吴锦堂的捐资办学思想及实践
□陈梅龙 吴小平
鸦片战争以后，宁波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纷纷在甬开办教会学校，进行文化的侵略。面对这种局面，宁波一批有识之士为谋求育才图强、抵御外来侵略，纷纷捐资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他们为近代宁波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在国内最著名的有陈谦夫①、叶澄衷、“海上闻人”虞洽卿、金融巨子秦润卿等人，而在海外，最为积极的应首推旅日华商吴锦堂。本文就吴锦堂对中国近代教育作出的贡献，试分析其办学特色及原因。
一、吴锦堂捐资办学的历程
中国国门被迫开放后，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入商品、资本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吴锦堂并没有象其他“重利轻义”的商人一样明哲保身，而是积极的投入到兴办近代教育中去。他对近代教育的贡献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年至1905年，立足于海外，主要投身于海外华侨学校的创办。
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国内的社会政治等原因，大批的宁波人涌往日本。旅日华人受到日本国的歧视，许多华侨子弟不能正常上学。而此时的吴锦堂已经发家致富，有一定的资产。为此，吴锦堂热心公益事业，在日本为华侨兴办了大量的慈善机构、商务机构和教育机构，而且规模之大在华侨史上也是空前的。1900年，吴锦堂与其他侨界有识之士慷慨解囊，创办了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后又出资兴办了阪神中华公学。①1905年，吴锦堂亲自就任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的副理事长。他对华侨学校给予了莫大的关心，先后尽力18年，捐款给神户同文学校、中华公学等华侨学校达万元之巨。1914年11月，他就一次性捐资给同文学校一万余元。在吴锦堂的努力下，同文学校成为日本著名的华侨学校，廖承志、林丽韫②等曾在该校就读，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桥梁。
第二阶段：1905年至1909年，是其办学重心的转移时期。吴锦堂开始关注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捐资创办近代新式学校。
1905年，吴锦堂回国扫墓，“慨故里之学校不足”，为启迪民智、发展科学文化，毅然担当起办学大任。至此，吴锦堂开始逐步把办学的重心从海外转移到了国内。1905年在家乡东山头，出资辟地百余亩，开始兴建锦堂学校。学校的主建筑是一幢二层的口字形洋式楼房，朱窗红墙，白灰嵌缝。还在学校外东、西、南三面开凿小河，以引导清流。学校经两年后建成，当时学校教室、操场、食堂、宿舍和浴室等莫不俱全。1908年冬，吴锦堂还专门聘请了楼艮为学校校长，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并购买了许多图书设备。1909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八日），举行成立大会，学校正式招生。学校学生总数当时定为360人，第一年招初等生40人，高等生80人。经过几年的发展，锦堂学校已初具规模。
吴锦堂在创办锦堂学校的同时，不忘资助家乡其他教育事业的发展。1907年，吴锦堂捐款给宁波教育会及宁波旅沪同乡会办学3000余元。吴锦堂除捐助各级政府、社团办学外，还直接资助其他宁波商人的办学活动。资助效实中学的创办就是其中之一。效实中学由陈谦夫发起创办，提出“合一郡之力，集一郡之才”的方针。吴锦堂得知后，马上解囊捐助，兴建效实校舍。
第三阶段：1910年直至逝世，是吴锦堂办学目标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及时调整所办学校的人才培养规划。
此时中国社会兴起了实业救国的思潮，且吴锦堂也认识到普通办学，不足以快速地发展当地经济。于是，他及时转变锦堂学校的办学目标。1910年，吴锦堂把锦堂学校改为初等实业学校，添设四年简易科；1911年，锦堂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聘请奉化前清廪贡生江起鲲为监督。设置农本科、蚕本科两个专业，学制为预科两年、本科三年，招收的规模为320名，第一年招四个班共129名。中等农校开办了一年，时值辛亥革命，吴锦堂遂停办农校，从此专办两等小学。在吴锦堂造福桑梓、慷慨捐资、热心办学事迹的影响下，全校师生树立了献身教育事业的信念，坚定了勤奋好学的意志，培养出包容、沙孟海①等一批又一批人才。
二、吴锦堂捐资办学的特点
吴锦堂一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其捐资办学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一）人才培养与思想道德教育并重。吴锦堂在捐资办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求出人才，还重视对学生民族主义的教育、思想道德的培养。吴锦堂在创办同文学校之初，就认为：华侨在日本社会立足，除了要有自己的商业组织，以指导经营；要有自己的慈善机关，以赈济灾民；更重要的，还要办起自己的学校，对华侨子弟进行文化、技术、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的教育。①民族主义一直是我国华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但当时华人创办的许多职业学校重技术性人才的培养，轻民族精神的教育。吴锦堂把民族主义教育同人才培养相结合，这在海外华侨学校中是开先河的。
思想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不仅体现在办学目的上，在其所办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也有鲜明体现。《锦堂国民兼高等小学校改订章程》第三章第十二节学科及科目中明确规定：一，高等之学科目凡十二：一修身、二经学、三国文、四英文、五算术、六历史、七地理、八理科、九图书、十手工、十一歌乐、十二体操。二，国民之学科目凡八：一修身、二经学、三国文、四算术、五图书、六手工、七歌乐、八体操。故不论在高等之学，还是国民之学中，都把修身放在第一的位置。在章程的第十三节的科目程度及教授时间中规定：修身期限为每年必学，内容为道德之要旨。从中可见，吴锦堂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之重视。
（二）创“浙江私立学校之冠”。当时吴锦堂创办的锦堂学校无论是在规模、设备，还是在师资力量上都为浙江私立学校所罕见，一时名满浙东。浙江巡抚增韫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就把它称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锦堂学校在建校时，就建房71间，教室、操场、蓄水池一一俱全。到农业中学时，学校规模到达顶点。在宣统三年（1911）9月其《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第九条设备中可见：课堂10间、自修室11间、寝室33间、职教员室18间、食堂6间，还有其他房间67间。学校另有农事实验场、桑园约76亩。
在学校的办学资金方面也是十分充足的。在呈请的第七条中纪录：学校经费所出：海地租息、浙江铁路股息、汉冶萍煤铁厂股息；经常费数目：地租岁约银三千元、铁路股息银一千四百元、厂矿股息银四千元；临时费数目：随时应用由校主捐助无定数。至1911年，吴锦堂为锦堂学校耗银二十万零五千六百余元。规模之大、资金之充足在当时确为罕见。
在师资力量上锦堂学校也是省内最优秀的。吴锦堂延聘校长、教员，广求贤才，颇重品德学问。所聘人士均不慕荣利，治学严谨，于教学不惜呕心沥血。其间，于慈、姚两邑享有盛名者，不乏其人。
（三）着眼实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如果早期改良派的实业教育思想是近代实业教育思潮的第一阶段，那么从1894年到1904年可算是第二阶段，1904-1917年是第三阶段。①吴锦堂投资近代教育正好赶上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大批有识之士提出并亲自创办实业学校，如张謇、陶行知、杨贤江等。但这一时期办学的重点在培养人民的农工商业的知识能力，很少有学校能够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服务于地方经济。
吴锦堂在办学之初就立志于为“三北”人民服务，为繁荣当地经济出力。在《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的第一条规定学校的设学宗旨：本学堂因地利之便，设中等农学。分农蚕两科，……其次，亦足谋生活以自立为宗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各国人口的增长，棉花的价格不断增长，但是由于我国的棉花数量少、质量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以至美国的棉花占领了我国市场。①这对于盛产棉花的慈北地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吴锦堂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从社会实际出发，调整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规划。1910年，锦堂学校改为初等实业学校，添设四年简易科，增收蚕桑科学生128名，并为附近农村办起了短期蚕桑训练班。
（四）吸收外国文化，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在锦堂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吴锦堂特别开设了外国文，包括英语、日文。教授用书也选用日文日语教程和英文勃耳温司，教师是日本关西英语专门学校毕业的优秀人才。
除要求学生学习外国语言外，吴锦堂还每年选派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以此来达到吸收外国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1912年，吴锦堂从日本致电锦堂学校校长，选派优秀学生两名去日本学习。这样，包容、童玉民成为第一批锦堂学校的留日学生。以后，吴锦堂又派胡感和等人去日。在童玉民的回忆中说：“1912年夏动身赴申，随先生之侄启鼎乘轮至神户舞子，见先生，聘日语教师每日授日语。第二年四月经冈山县立学校饭岛校长之介绍考入冈山县立农校……到1919年3月毕业，二人膳宿、旅杂费共日金二千数百圆，皆由先生供给。”②可见，吴锦堂对留学生的关怀和重视。
（五）不以多金为子孙。至1911年，吴锦堂在家乡捐资办学达到二十万余银元。在捐献办学的资产处理问题上，吴锦堂表现出了一个爱国华侨的高贵品质。早在锦堂学校建成之时，他就已经作好杜绝后世子孙干预的打算，他规定一切学校的动产不动产永归学校所有，吴氏子孙后世均不得借故干预。清朝驻日神户领事张鸣祥、驻日钦使胡维德的一个文件之中记载：“神户华商吴作镆禀称：职商又因实业学堂，尤为强国富民之根本，现又设立蚕桑一科，招生开办，以便逐渐推广。惟此项学校基地房屋及所捐之地亩铁路股份，均系永远作为锦堂学校基本之资产，虽职商子孙，不得干预。若非奏明立案，恐后来或生交错”。①吴锦堂的这种大公无私，执着教育，爱国、爱民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家乡人民。
三、吴锦堂捐资办学的原因
吴锦堂捐资办学、热心近代教育，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也有吴锦堂本人的主观因素。通过对其办学动因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吴锦堂的办学思想。
（一）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的炮火使得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开始丧失了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外国侵略者接踵而至，侵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落后的中国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连续战败，使得民族危机不断的加深。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这种现实，国人由惊叹技艺不如人，进而认识学问研究不如人。②中国有识之士的救国之路也开始从“言技”到“言教”。19世纪末，中国社会掀起了教育救国的社会思潮，这使得大批的商人也积极地参与到捐资兴学的行列。
吴锦堂长期旅居日本，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海外同胞在异国他乡处处受到歧视、排斥，而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连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都无法保护，华侨就更如离娘的孤儿，深陷在被侮辱和被迫害的深渊之中。①因而，他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吴锦堂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也从日本明治维新中领悟到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理。他认为“日本富强，全靠教育”。他把教育看成是国家争生存、争富强的手段，把它放在与兴修水利同等的位置上来考虑。②1905年，他在第一次水利建设会议上就说：“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事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因此，吴锦堂积极的投入到兴办教育事业中去，希望以此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
（二）外部条件的成熟。19世纪末，在日华商已经成为日本商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当时，大阪华侨经营日本杂货贸易已占一席之地，且由于大阪华侨贸易商都集中居住在川口一带，所以又有“川口贸易”之称。③但是，此时的华人贸易主要以经营杂货贸易为主，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薄弱，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濒临破产。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实际上被取消。因而，领事对当地华侨社会的监督管理权开始大幅度受到限制，华侨公产的维持和运营只得靠华侨自己的努力。④特别是1899年，日本高扬国家主义，中国在日本国内的全部居留地被撤废，许多华侨工商业停产歇业。此次变故，反映出原始华侨工商业的一个严重缺陷，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水平，人才缺乏。吴锦堂深深地感到“中国商贾，积习识陋”，缺乏商业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吴锦堂等华商决定创办自己的学校。
清末教育体制的改革为吴锦堂在国内办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日甲午战争后，教育问题受到空前重视，大力兴办新式学校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被提到议事日程。①政府开始放宽对办学的限制，开始鼓励近代商人投资于教育。1898年光绪发布上谕：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省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在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等条例中明确规定，私立学校学生待遇等同于公立学校学生。政府的这些举措为吴锦堂独资兴办学校创立了条件。
（三）造福桑梓的情结。“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②这是孙中山期望于宁波的语录。从中可见宁波商人在外的实力。宁波商人凭“三把刀子闯天下”，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腕，创造了不凡的业绩，演绎了一部部白手创大业的致富神话。③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的延续，安土重迁思想根深蒂固，叶落归根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宁波商人有报效桑梓、造福故土的传统思想。因而，当他们功成名就时，不忘回报故里。
吴锦堂在日本发家致富后，也同样不忘家乡人民的苦难和家乡的落后。“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他以拳拳赤子之心，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慨故里之学校不足，水利不治，毅然引为己任”。吴锦堂在锦堂学校的校规中，明确规定学校所设是为培养桑梓子弟。在其为学校做的《立校兴学》诗云：“吾乡风土闭难开，目击顽童忧自来。最是出钱求买读，学章和泪向优裁。”此诗鲜明地体现了吴锦堂捐资兴学的目的所在。
（四）个人经历使然。吴锦堂出身于农民家庭，由于人口多（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田亩少（全家只有七、八亩田），生活困苦，所以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虽然酷爱学习，但不得已在读了两年私塾后就回家从事农业生产。辍学后的他仍渴望学习，不时的跟当过塾师的伯父读书。吴锦堂早年饱尝失学之苦，在以后的创业中也深切地感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这为他致富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邻邦友谊，踊跃争先；和平亲睦，脉脉相沿；眷恋国土，胸恼烦焦；同胞贫困，每动怜悯；浚修湖闸，兼治河川；薄失赈济，巨款抛捐；东山当舍，教育不偏。”这是宁波慈溪人民对吴锦堂热心公益、捐资办学的高度评价，他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编者注：本文录用时略作删节修改）
（作者：陈梅龙 宁波大学教授 吴小平 宁波大学2004届毕业生）
七 吴锦堂回国时机的选择
□纪立新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吴锦堂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故乡慈溪。是年吴51岁，刚过知天命之年。此时的吴锦堂，经过多年的商海历练，已经由当年一介农夫，一跃成为事业成功的华侨巨商。自此，吴锦堂把目光投向国内，开始在故乡修水利、办学堂，大兴公益，造福桑梓。除1887年因父亡匆匆回乡奔丧外，这是他第一次回国，但此前，吴锦堂并非没有机会，那么他为什么选择1905年呢？本文试图对此略作分析。
清光绪八年（1882），吴锦堂离开家乡，得父老介绍到上海萃丰香烛店当店员，在苏州、上海间从事贸易，因其勤奋好学，初显经商才能。1885年吴锦堂与朋友辛君、李君集资千两，东渡日本长崎，从事进出口贸易。不久，转至大阪继续经营，不数年已累资十数万。光绪十六年（1890）迁往神户，以30万资本开设怡生商号，扩大贸易经营，并得到当地银行买办如蓝卓峰、郑雪涛等前辈的帮助，业务甚有进展。19世纪90年代，正值日本轻工业开始发展时期，在神户首先开展火柴制造业，当时廉价劳动力造成火柴成本很低，又由中国贸易商人大量输销中国，故颇发达。吴锦堂承销大量火柴，主要输往长江流域和上海方面，而广东帮的麦少彭则向广东和南洋方面推销。以后10多年间，吴锦堂、麦少彭与经营火柴业清隧社的日本人泷川辨三共同合作、协力经营，遂各成为神户经济界的重要人物。火柴对日本来说乃工业产品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则为日常必需品，故其贸易为相互所必需，而获利亦颇巨。另一方面，处于成长期的日本棉纺织业也甚为发达，棉花进口激增，棉纱出口亦多。于是，吴锦堂着手于中国棉花的对日出口事业。他在老家本来一直从事棉花的栽培，故对棉花具有相当的鉴别能力，这对棉花贩卖商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他既敏于商机，又辅之以行家里手，故生意蒸蒸日上，获利巨大。①
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清国领事郑孝胥，于6月3日在中华会馆会见知名华商，晓以大义，约有半数华商归国。但怡和号、祥隆、广骏源、德新、义生荣（吴锦堂）、广同生等业主继续留在日本。”②据1893年和1894年的资料统计，在兵库和大阪的中国人数急剧递减，前者从1004人减至455人，后者从330人锐减至64人。③
是年吴锦堂40岁，正当不惑之年。这是他面临的第一次回国机会，但是他选择了留下。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据户籍记载，吴锦堂的长子启藩出生于明治二十七年八月（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当年7月25日。而两国即将开战的消息在6月间已不胫而走，在日华商人心惶惶。此时，吴夫人已身怀六甲，行动极为不便。吴锦堂夫妇结婚多年，尚无子嗣，这对中国家庭来讲是一件人生大事。所以，这应该是吴不愿舟车劳顿、选择归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吴锦堂1890年迁往神户，那时他的事业正处于发展阶段，才开始在阪神地区崭露头角。1891年清驻日公使李经方、驻神户理事洪遐昌发起修建中华会馆的倡议，广大华侨纷纷响应募捐，短期内筹款2.6万日元，吴亦捐助300日元（表1），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如此，但与郑雪涛、麦少彭等实力华商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郑孝胥在担任驻神户理事期间（1893年4月3日-1894年7月30日），交往较多的是郑雪涛、蓝卓峰、朱季方等人，尚未注意到吴锦堂。郑孝胥在其“癸巳日记（1893年）”中曾提及吴锦堂，但主要是有关处理其与周庆钟的债务纠纷（吴锦堂控周欠款200元）。①郑雪涛、蓝卓峰和朱季方三人是中华会馆创建五董事之一，当时的吴锦堂在清政府驻日官员中的影响显然有限，对其是否撤离回国自然关注甚少。
第三，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传统的禁海令和对华侨出入国境的诸多限制，准许华侨自由归国。规定：“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借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②这从法律上保证了归侨的利益，它以政令的形式明确肯定了归侨同国内人民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标志着清政府对华侨政策的重大转变。尽管如此，由于清政府机构尚不健全，管理海外侨商的机构尚付诸阙如，地方官吏往往视归国华侨为渔利的对象，视清政府的谕令为具文。因而，勒索之风并没得到根本扭转。在这种情况下，回国自然不是上佳选择。
1894年8月1日，郑孝胥正式通知各国，因中日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居留清国人暂时委托美国副领事哈恩德保护。8月5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敕令第137号”的“居留清国臣民的管理条例”，要求居留清国人在20天内到府县知事处登记住址、职业、姓名。准许清国人留居日本，只要遵守日本法律，保证华商的商务契约继续有效。①这对于以经商为其事业的吴锦堂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在审时度势之后，吴锦堂最终选择留在日本，继续从事暂时清淡的中日贸易，反而获得巨利，据说财产多达数十万日元。
甲午战争结束后，吴锦堂的贸易业随着日本棉纺织业的发达而变化。当时钟渊纺织兵库工厂于1896年投产，吴锦堂与该工厂经理武藤山治结成知己，承包该厂所需棉花的进口和其产品棉纱、棉布的出口。1901年钟纺脱离三井资本独立经营，吴应武藤之请，承购钟纺股票500股，成为第8位股票主。与此同时，吴继续从事火柴贸易，仅1902年输出火柴便近10万日元。此时他财雄一方，成为神户华侨中的佼佼者，而且热心华侨公益，深得侨胞信任，遂于该年获选为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理事长一职本系名誉职称，任期3年，例由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的代表轮流遴选，但他却连任两期，6年间为指导和援助阪神华侨而尽心尽力。②
神户中华会馆是在清政府驻日外交官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建立后逐步成为迎接中国要人的场所。通过会馆，阪神华侨与本国官僚之间的密切交流得以加强，这对吴锦堂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光绪三十年（1904）2月，日俄战争爆发，吴锦堂继续输销棉纱和火柴。当时因战争火柴为军用必需品，得以大量销售，同时参加运输军需物资，亦获巨利。他甚至不惜巨资，购入1427吨的德国货船阿鲁号，改名锦生号，用以运输军需品。考虑到日本长期以来对外国侨民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近代以降，更针对中国侨民颁布了一连串的禁制规例。为了便于商务的开展，吴锦堂于光绪三十年（1904）加入日本国籍，但仍保留中国籍，成为双重国籍者，这对于吴锦堂的事业发展非常有利。
由于日俄战争而得到巨大财富的吴锦堂，已经到了被称为财阀也不为过的地步。
吴锦堂自1902年出任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以来，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华侨社会的领袖。即使在日本社会内，吴锦堂也以其不惜巨资救济灾害等举动而享有崇高声誉。此时的吴锦堂，可谓功成名就。
与10年前相比，清政府的侨务政策逐步改善。由于国库支绌，清政府转向华侨寻求财源，其方法有募捐、鬻官、鼓励华侨对国内投资等，以争取华侨的支持。1898年，清政府严令沿海各省在海外华人贸易回籍时，应设法予以保护，不准关津胥吏及地方莠民藉端苛扰。1899年，清政府在厦门首设保商局，作为保护回籍侨民的专门机构。以后，沿海省份相继设立保商局。此后，商部和清政府一再颁令，要求各地方官员切实保护归国华侨，以吸引他们回国投资，并对渎职的官员进行惩治，这对于遏制敲诈和歧视华侨的风气是非常有益的。同年，清政府颁发嘉许华侨海外发展的敕谕。
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推行其10年新政。1903年，成立商部，并大力在海外建立华侨商会；实行奖励“商勋”和“惠商”政策，提高侨商的政治地位。1903年底，商部奏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根据商人集股的多少，分别授予不同品级的顶戴或任命为顾问官、顾问议员等荣誉称号。商部设立之初，为打消华侨回国投资的疑虑，清政府曾谕令：“各埠华商人等，凡有因事回华者，其身家财产均责成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切实保护，即行妥订章程，奏明办理。倘有关津丁役、地方胥吏及乡里莠民藉端讹索，即予按律严惩，决不宽贷。”①华侨归国的国内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舆论一改防日、仇日情绪，迅速升华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学习日本的思想，进入了“通过日本学西洋文化”的新时期。1903年，张之洞拟订10条章程，用于奖励赴日留学，于是赴日人数急剧上升，出现了东游热。日俄之战，沙俄不敌日本，更激发了中国人学习日本、革新图强的决心。据实藤惠秀统计，1896年留日人数仅为12人；1902年增至500人；1903年达1000人；1904年为1300人；1905年猛增至8000人。②中国人日本观的变化和国内的社会舆论，使得已加入日本籍的吴锦堂可以放心地踏上故乡之行路。
总之，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吴锦堂，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与1894年已不可同日而语。通过多年的奋斗，吴锦堂已是旅日华侨巨商、阪神财阀，拥有日本天皇所赐银杯、中日双重国籍，身兼三江公所理事长、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协理；头上有清政府所赐官衔，无论在日本华侨界，还是在日本社会，都享有令人尊重的地位。这一年，吴锦堂51岁，长子也有11岁。离家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一来告慰祖先在天之灵，二来为家乡造福。父亲当年的嘱托言犹在耳：“丈夫当志在显扬，耕作与商贾何择，方今天下大局关系半在通商，日后能发展商业，藉以上报君国，下济乡族，是吾志也。”①在东渡日本20年之际，吴锦堂终于踏上漫漫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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