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一、情系移情阁
  1914年，吴锦堂迎来了他的60大寿，这时离他初到日本正好是第30个年头。为了庆祝寿辰，吴锦堂在松海别庄旁动工建造三层洋楼，次年5月完工，取名“移情阁”呈八角形，俗称“八角堂”。
  吴锦堂在1905年之后，原，打算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逐步转移到国内发展他的事业。但他准备回国投资时期，正是清王朝走向崩溃，国家处于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的乱世，他的大量投资不仅没有效益可言，有的还血本无归；特别是他1910年回乡遭围攻，竟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因此到他60岁时，他的财产主要还是在日本，尽管他已在白洋湖边为自己修了坟墓，叶落归根却只能是百年之后的事了，晚年只能在日本度过。当年，神户市民看到的那个身着中式服装绅士模样的人，骑着马悠闲地在明石海边沙滩上散步，谁能了解他那翻滚着的内心呢。重乡意识极其浓重的吴锦堂，于是萌发了在自己60寿庆时建造“移情阁”的念头，作为不能叶落归根的一种补偿。
  “移情阁”是一座西洋塔楼式的建筑，但从外部环境到建筑外形，从布置陈设到室内装饰却处处透露出中华文化的内涵。正如孙中山纪念馆在介绍这座建筑时所说的，“建筑物的中心依然贯彻了中国的灵魂”。中国建筑艺术十分强调象征意义，“移情阁”所包含的丰富象征意义，实在不是一般日本人能深刻领悟的。
  “移情阁”濒临大海，面对劲松，对于出生在浙东海边的主人，定能引出无限的回忆和美好的遐想。特别是在舞子这样一个以樱花闻名的风景区，如此突出对中国人来说有特殊意味的松树，就很值得玩味。八角形是中国楼阁建筑的传统形式，在日本的明石海岸，矗立起这样一座八角楼，时时都会提醒人们，这里居住着一位来自中国的游子。那八面窗户中倾泻出来的灯光，像灯塔般吸引着过往的船舶。吴锦堂在航运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曾无数次地往返于中日间的海域。当他弃船登岸走进八角楼时，一定希望像是回到了祖国！事实上，移情阁的内部装饰，处处充满着中华文化浓郁的气息。各层大厅里，悬挂着数十幅中国名人和书法名家书写的匾额，处处散发着中华文化的气息；二楼大厅里，清一色的中式茶几扶手椅，四周对称地悬挂着一圈华丽的宫灯，透露着中国式的幽雅和沉稳；二三楼天花板上，是龙、凤和牡丹的浅浮雕，都是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难怪主人将这个八角楼取名为“移情阁”，他身居异国，但入室却可“移情”，其中蕴含着主人对祖国、对家乡刻骨铭心的怀恋。
  “移情阁”落成时，清末南湖居士廉泉撰移情阁赋相贺，由其妻桐城才女吴芝瑛书墨，恰到好处地表明了吴锦堂的心志，可谓知音。移情阁赋正文如下：
  松海主人，九皋奇士，三神寓公。富埒陶朱，义震阳翟。卜居武库，别抱幽襟。门植长松，疑入匡岭，楼观沧海，不忘浙山。辟一别庄，颜曰松海，纪实情也。别庄堂左，又营杰阁，颜曰移情。表季子之宗风，托成连之高致。落落穆穆，古调独弹；苍苍浪浪，吾师婉在，主人之涉遐想，又一境矣。奉题胜概，以写溯游。
  二、六十寿庆传薪火
  吴锦堂的60寿庆盛大活动是在中华会馆举行的，由杨寿彭担任庆祝会的总干事。会后出版了叶瀚编撰的名为《浙慈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的寿庆纪念册。
  在“功成名就”后正式宣告引退，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祝寿会上，他的亲朋好友及子侄后辈聚集一堂，畅叙他一生奋斗的经历，及在后辈中产生的影响，客观上成了对吴锦堂精神的一次总结和宣扬。
  吴锦堂决定寿庆后从商场引退，打算除参与重大的决策外，不再过问具体的日常经营。此后，他的精力多放在公益事业上。在他后来写的《瀛岛市隐》一诗中，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情：
  漫说长生药在壶，桑榆晚景我无娱。
  白头犹作乡公仆，何日身闲泛五湖。
  极强的家族观念是宁波帮的重要特征之一。家族中，往往一人致富就能带动全族发达，人们把这看成为“荣宗耀祖”的重要目标。而且，这同族的概念可大可小，到了国外就扩大到了大同乡。这种观念，其实是宁波帮借以立足的思想基础，是爱国主义的一种原始形态。
  在吴锦堂60大寿的庆祝活动中，活跃着一大批因吴锦堂而大富大贵的吴氏族人。吴锦堂通过30余年的努力，确立起自己事业的丰碑，与此同时又帮助家族成员发展事业。如二弟吴作贤投资湖北水电业的5万元资金，就是他垫付的。又培养子侄们出国深造，侄子吴启鼎留学美国、启祥进东京庆应大学、启泰留学法国等，其他子侄辈也多分给资产、帮助安排工作，冀其发达。对于堂房后辈及外甥辈也一视同仁，甚至安排到自己的企业中管事。于是，当初东山头偏僻小村的一户贫苦农家，成了炙手可热的名门望族，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物。吴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要算二弟吴作贤和二房侄儿吴启鼎。吴作贤不仅负责锦堂学校的基建，曾任慈北水利局总协理，还在国内办有不少实业。辛亥革命名人蒋尊簋是他的女婿，因此在政界也很有影响。蒋尊簋（1883-1928），字百器，留学日本学军事，同盟会早期会员。辛亥革命时，曾任浙江都督、大总统军事顾问等职，后在江西响应蔡锷起兵讨袁，民国时期任军事将领、总司令部高级顾问。至于吴启鼎，则是民国时期有名的银行家，曾在四明银行任职，后任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在上海纱布交易所是孔祥熙、宋蔼龄的代办人，还出任过国民政府统税署长，是财政部要员。
  三、以“利”济世展风雅
  一个商人如能做到“以义取利”和“以利济世”，那么，他的人品是高尚的，人格是完美的。吴锦堂的从商历程和行为风格充分反映他的儒商风范。
  吴锦堂事业发达后，当他有能力为社会做些贡献的时候，中华民族惠泽故里、帮困济危、亲邻相助、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就在他身上充分释放出来。如果将他造福侨胞、惠播日人、投资公益、赈济灾民、支援革命等方面的捐赠一一综合，其“以利济世”即可一目了然。神户著名侨领陈德仁认为，吴锦堂多年捐赠总额在百万元以上。而据日本报纸富豪榜公布的数字，这时吴锦堂的总资产约300万。也就是说，他对社会的捐赠几乎占他财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强！如此慷慨解囊，足见他是如何以“利”济世、济人的。
  吴锦堂的儒雅之风也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他没有读过几年书，但通过长期的努力，中日文水平均有相当造诣，他身上所具有的中华文化修养，只要看一看“移情阁”，就不难看出他的涵养程度和对民族文化刻骨铭心的爱。
  商人致富后附庸风雅是很常见的事，而吴锦堂引文化人为知己，则是以自己的从商品德为文化人所接纳的，并与他成为莫逆之交。譬如王人文，是光绪十三年进士，曾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护理总督，因在“保路运动”中支持保路同志会，被誉为辛亥革命八大功臣之一。定居天津后，北洋政府任他为农商总长，他力辞不就。就是这样一位很有骨气的人，与吴锦堂却私交甚密，在他写的《吴公锦堂铜像记》中记述了他们的交往，有不少情真意切的话：“壬子夏，予游日本，公为东道主，适馆授餐，情深意挚，遂与完交。”“公善饮，予客松海别庄时与对酌，酒酣耳热，意气激昂，劝余出山筹奠邦国。予因感公之言而对曰‘当道忌材，排斥异己，虽欲为国效劳，为民造福，有志莫遂，徒抱空怀，岂吾之初愿哉！’”可见他们推心置腹的友谊。又如曾为吴锦堂写移情阁匾的廉泉和芝瑛，与吴私交也甚笃。这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妇，都是清末出名的学者。吴芝瑛女士则更与秋瑾、徐自华齐名，是学者兼书法大家。秋瑾遇害后，正是她和徐自华风雪渡江，将秋瑾移葬西湖，有很高的声誉。秋瑾女侠的墓志铭，是由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写，金石名家胡菊龄篆刻的，三佳合璧时称“三绝”。廉泉夫妇对中华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曾于1915年在神户建立“南湖扇面博物馆”，展出扇面千幅，轰动一时。其他如梁启超、张謇等，都是吴氏的好友。
  四、白头犹作乡公仆
  吴锦堂晚年，“虽身居日本，然与人谈故乡事，精神矍铄，娓娓无倦容。”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故乡的公益事业，继续为家乡人民造福。
  对两湖水利中“四浦”的管理，吴锦堂晚年曾发生两件令人扼腕的事。一件是淹浦六洞闸“漏水案”。通海大浦的作用，平时用来蓄水灌溉，涝时藉以排涝入海。但在1925年10月，吴锦堂却收到群众举报，说六洞闸漏水，管理人员非但不堵漏反而设棚捕鱼。吴锦堂派人查验，竟发现闸底漏洞原是监工沈高先在修建时所预设，目的就为了放水捕鱼。对此贪图私利、置全乡水利命脉于不顾的事件，吴锦堂十分震怒，除发函责令赔修外，还公布其劣迹，“为肥私害公者戒”。二是古窑浦闸“私自放排案”。多年来，古窑浦闸常发生蓄水期闸夫私自开闸，造成蓄水流失的事：如1924年8月私放石灰船，1925年闰四月偷放货船等。由于处理不力，此风愈演愈烈。至1925年8月，在滴水如金的时候，竟有奸商买通水利局协理，以造坝为掩护公然私开闸门，放入大批运木竹排在闸口卸货，数量多达2000余条。吴锦堂得到报告，深感“彼辈只顾一己私利，不惜全乡之民命，若不速禁，受害无穷。”于是，一面电告水利局及当地政府从速处理；一面在宁波新闻媒体上发表《吴锦堂为古窑浦闸之宣言》①，陈述两湖工程情况，痛陈私开浦闸的危害，恳请乡人“念作镆苦衷，务请谆嘱子弟世代守护，以垂永久。”辞真意切，感人至深，而此时他已是70高龄的人了。
  吴锦堂晚年，处理此类事例很多。1914年后，慈北水利局对“筑护塘、种杞柳、蓄鱼苗各议”拖着不办，却提议将湖田租息划作自治会经费。吴锦堂在致函中逐一加以分析后，说：“天下公益之事，约有两端。有实在公益，有表面公益。筑护塘，是实在公益也；贴自治，是表面公益也。”努力说服大家办实实在在的公益事。1915年，吴锦堂因杜湖东门闸西塘被人挖洞偷水一事，致函县政府发布《慈溪县示禁挖塘文》，勒石于湖边，以防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吴锦堂晚年还十分关心故乡的社会风气。当他了解到害人的“花会”赌博活动正在家乡蔓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而当局却置若罔闻，十分焦急。慈北的花会头子叫沈阿宏，人称“饭淘箩”阿宏。他上勾结官府，下网罗地痞，形成一股地下黑势力，其骨干之一的沈端竹，就是支持沈增辉围攻锦堂学校，企图暗害吴锦堂的主要打手。他们飞扬跋扈、横行乡里；贿赂县卫队队长陈云程；甚至县知事也从中渔利，使犯罪活动更有恃无恐，到了“视上官如聋哑，欺下民如刀俎”的地步。为了禁绝赌博活动，从1915年初到1916年底，吴锦堂出面反复地致函县、省两级政府，陈述花会的祸害，禁绝的必要；告发县卫队队长营私舞弊；揭发县知事坐视拖拉，甚至在省政府明文下达后仍查禁不力；还提供资金1.5万元交县悬赏，缉拿赌头。两年中，历经三任县知事和省当局的一任巡抚、一任督军、一任省长，终于搬走了1个县知事，搬倒了1个卫队长，赌棍们失了保护伞，祸国殃民的花会赌局才得到了禁绝。

①载1925年7月26日《时事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