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吴锦堂回国投资活动其实早就开始，但大规模地进行则在1906年他彻底退出“钟纺”以后。吴锦堂设在上海的“义生号”洋行，原来是神户“怡生号”的分支机构，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此后又成立“裕生”洋行，派杜炳卿担任经理。“义生”和“裕生”商号实际上已是吴锦堂在国内的办事处，总理着吴氏在祖国的投资活动。1912年，盛宣怀约吴出席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并在会上演讲，吴因事无法到会，就派“裕生”洋行经理杜炳卿作为他的代表出席；同年吴锦堂捐给家乡三北的5000元赈灾款，则是由“义生号”将款汇到宁波升泰钱庄转交的。
  吴锦堂投资国内事业的总量，现尚难以准确统计。1908年盛宣怀邀他出任汉冶萍公司顾问董事，吴锦堂在12月16日致盛的信中说：“作镆系驻日华侨，土地财产半在东邦”可见其时，他资产的一半左右已调回国内。他当时的资产大约有500万，元之巨，因此投资数额应相当巨大。1915年盛宣怀动员吴锦堂投资筹建中的中日合办制钢厂，盛信中说：“阁下为大实业家，中外信仰，拟请附设若干股，将来此项股票必可涨高。一则股东列入大名，公司可以增重名誉；一则台驾侨居东瀛，借重列为董事，随时可以就近调查，公私两方均有裨益。”从中也可看出吴锦堂在当时中国实业家眼中的地位。吴锦堂在国内的投资范围广及采矿、冶炼、纺织、铁路建设、金融、农田水利和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一、投资浙江商办铁路
  在我国铁路发展史上，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疯狂掠夺和清政府媚外卖国的行径，曾掀起过轰轰烈烈的收回路权和商办铁路的两次爱国斗争。在商办铁路高潮中，浙江、江苏两省一直走在前头。其中围绕沪杭甬铁路的“废草约”、“拒借款”的斗争，更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和铁路职工的反帝爱国热情，在中国铁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1898年10月15日，英帝国主义以“怡和”洋行出面与大清铁路总公司签订了修建苏（苏州）杭甬铁路（后改为沪杭甬铁路）的一个草约，但此事遭到江、浙两省的反对。两省于1903年提议自己筹款建路，1905年得到清政府批准，即成立浙路公司，招募资金。谁知英国政府竟以一纸草约为据大加阻挠，终于掀起了一场“转正约”与“废草约”的斗争。媚洋卖国的清政府，见江、浙两省废约要求不可动摇，就与英政府商定，要两省以向英国“铁路借款”作为“废约”的交换条件，实质上仍是将路权交给英国人控制，江、浙两省遂针锋相对地掀起“拒借款”风潮坚决加以拒绝，斗争更趋激烈。
  江、浙两省自建铁路、保护路权的决心能如此坚定，与两省爱国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支持直接相关。当年两省民族资本家已具相当的经济实力，又经“保路运动”的锻炼，对帝国主义控制我路权的狼子野心有了切身的体会，当年在京浙江同乡为浙江铁路事发表的《公启》中指出：“彼（帝国主义）以铁路资本所在之地，即为政治权力所及之地。其继铁路而起者，必有开矿权、内河运输权、创立商埠权、派兵护路权，但使铁路一入其手，不转瞬而我之生计实业，皆被其吸髓剥肤，永无补救挽回之望。”可见，投资浙路公司的思想基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加上投资铁路事业的利好前景，因此热烈响应商办铁路公司的筹资、集资非常顺利。吴锦堂也就在这时认购浙江铁路优先正股200股。此事，对于了解他的爱国思想、经营理念和他与国内宁波帮人士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浙路公司以商股投资为主，民族资本家掌握全部经营大权，实行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实现了由个体私人资本向股份集团资本的转化，其建设速度和经济效益，为封建官办企业和官控企业所望尘莫及，有全国“商办之冠”的称誉。浙路公司的出现和成功，对浙江以至我国经济、社会的近代化，有重要的意义。而吴锦堂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具有相当的知识和经验，显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浙路公司的股东，包括浙江省内上、中、下社会各个阶层，投资5000元以上的大股东有133人，股金额约300万元，占全部股金的30％左右；其他股东约6～7万人。作为宁波府商人代表的上海宁波帮，是这次投资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当年浙江11府各行帮、家族巨头160人在上海集会讨论浙铁问题，会议发起人中就有上海宁波帮的主要人物严信厚、虞洽卿、李厚佑、周晋镳、朱葆三等。在实际认股时，严信厚、虞洽卿、李厚佑、叶又新、樊时勋、苏葆笙等都投资在1万元以上，朱葆三、陈子琴投资5000元，而吴锦堂则认购了6.6万元，几乎是几位巨头投资的总和，可以看出他在浙路公司中的重要地位，也可以想见他在当年宁波帮中的地位。后来，他又把他所拥有的全部浙路股票，划归锦堂学校作为办学基金。①
  与此同时，吴锦堂对家乡的交通事业也十分关心。1913年，他曾与虞洽卿反复讨论过筹建“三北铁路”的事。是年他在给慈北绅耆的一封信中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乡民生之困苦，农事之不振，工商之难兴，皆由于交通之不便。际此列强竞争，非昔日闭关自守比。欲使交通利便，惟火车实为要图。不幸南山之隔，轮船火车只得通于姚城。优胜劣败，显而易见。但沿海一带，虽有海船出入，涂远浦浅，危险万分。且我乡例用民船，从上河装货趁客，至甬行驶，遇有风雨之阻，盗贼之虞，动则五六天方能达到。查我乡花田五十万亩，每亩扯花款拾元，合有五百万之数。自用约四十万，尚余四百六十万。又加一切杂项种作，统共约有五百余万。延迟四五天，其利息何止数万。惟食米一项，我乡所出无多，全赖外埠周济。输运艰难，川缴增重，水涨船高，受亏更甚。商农之人至甬进出，非惟川资不轻，又且耽搁日期，以致所食所用，无一不贵。我三北民力日缩，商业日衰，职是故也。大抵车通则商兴，商聚则地富。即如海产花布，易于分运，此尽人之所知也。然自姚邑轮车通后，我三北之暗损实剧，此则有知有不知也。倘若有盗贼之警，即可饬差发兵，舍船就车，风驰电掣，一二时可立至，其便利为何如乎？今欲图挽救之策，莫若利用火车。然须东接山南，西连余姚方为一气贯通，完全支路。此事镆于昔年早曾筹及，今既有议筑之机，还望吾乡诸公集议办法。
  这样为家乡的发展深思远虑，其建设思路的科学合理，让人感慨不已。
  在投资浙铁的活动中吴锦堂与虞洽卿联系密切。虞洽卿，生于1867年，小吴锦堂12岁，都属兔。他先后在德商鲁麟洋行、荷兰银行及华俄道胜银行当买办，渐成腰缠万贯的富翁，后又捐了官，成为著名绅商。虞氏暴发后先后创办或与人合办了多家金融、贸易、航运大公司，是我国民族航运业的创始人之一。虞洽卿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承办了规模巨大的南洋劝业会，先后出任全国工商团体、宁波同乡组织及政府咨询、监事机构要职，是我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虞洽卿是吴锦堂的三北同乡。早在1900年，清政府因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陷入困境，就曾由虞洽卿出面动员吴锦堂两次捐款，合计银3万两。1906年虞洽卿奉命赴日本考察，吴不仅尽地主之谊在松海别庄为他安顿生活，还安排参观考察，介绍日本工商企业的管理、经营情况，促成并协助虞举办了南洋劝业会。1908年虞洽卿联络同乡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又得到了吴在财力和关系协调上的大力支持，在此后的票价风波中，吴又出任“航运维持会”会长，并促请劝业道出面保护，并出资支持民族航运业，使斗争取得了胜利。1912年，三北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他们联合组建“三北筹赈会”，办理赈济及平粜。1913年，吴子启藩又娶虞堂妹彩莲为妻①，两家更成为近亲。1921年上海成立“三北同乡会，19”24年虞洽卿被选为会长，吴锦堂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从中可以看出吴在上海企业界的声望，还能看到宁波帮商人间的那种团结协作关系。
  二、投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于1908年奏请清政府批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而成的股份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公司年产煤炭60万吨，铁矿石50万吨，铸钢7万吨，占当时全国钢产量的90％，有工人7000人，是我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是当时亚洲最大也是最先进的钢铁企业。这三厂合并前都是官办企业，但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一直靠向外商（主要是日本商人）借款维持。
  在公司筹办过程中，盛宣怀按照清政府“招抚华侨兴办祖国实业”的政策，拥有巨资的吴锦堂自然成了主要的动员对象之一。而吴氏也正在努力将他的资产转回祖国，并且吴拥有自己的船队从事运输，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在1908年11月前后，接连三次在上海盛氏寓所会面协商，吴答应出资10万元认购汉冶萍公司二等优先股2000股，盛则提出请吴出任驻日董事顾问。后吴氏因董事与顾问两职按章程规定似有不协调之处，致函盛宣怀商议，并要求“据情实奏”，以便达到“职守较尊”的目的。盛则指出“中东实业时有交往，故必得长才伟望如阁下者，方足以资臂助而备顾问”并表示“当俟举定沪汉董事一并汇奏，以昭郑重。”1909年春，吴锦堂即于，董事会召开前注入股金10万元，成为汉冶萍公司的大股东。
  汉冶萍公司成立后，吴锦堂曾积极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讨论，诸如对公司的招新股、收归国有等问题，都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曾两次以退股为筹码加以强调。特别是孙中山主持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向日借款所涉及的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一事，吴锦堂因与孙中山、与三井公司、与正金银行等有较多的交往，本身又是汉冶萍的大股东，应是最清楚事件内情的少数人之一。他在给盛宣怀信中说：
  汉冶萍公司合办之事，赣、皖、湘、鄂大为反对，中外各报喧腾，果如宫保卓见预料及此，诚如尊论，非终止不可。而孙大总统先与三井所订之约能否无效，殊为怦怦。今接敝友江西刘芋珊，即江西临时议会议长刘景烈之老翁来函，附呈台阅便知其详。鄙见拟请将孙大总统所订，暨宫保所拟草约各稿一并登诸报纸，俾使天下后世咸知此事真相，稍轻谤毁，否则恐碍于孙大总统之命令，殊多不便，或将各约底稿抄寄，以明宫保心迹。是否之处，请裁夺是荷。
  从中不难看出，吴锦堂是支持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因舆论反对作罢后，又提出了善后处理意见，主张既要照顾到孙中山的威望，又要坚持事实真相，考虑不可谓不周全。
  至于吴氏投资汉冶萍公司的获利情况，从下列资料中可得到一点信息。1910年，吴锦堂将他的汉冶萍公司股票的一半，即1000股5万元捐给锦堂学校，作为学校的常年经费。据他本人提供的数据，学校每年可得股息4000元。但到1913年，因受民国初年政局动乱的影响，却分文未发。吴锦堂曾因学校维持困难，致函盛宣怀要求照顾，盛也以“事同一律”加以婉拒，说“先生洞明事理，尤谙商律，当必鉴此实在情形也”，让他碰了个软钉子。①因此，吴锦堂在汉冶萍的投资，大约没有实际的效益可言。
  吴锦堂与盛宣怀的联系，大约始于1908年。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1844年生于官僚地主家庭，长吴锦堂11岁，官至邮传部尚书。盛曾任清政府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等职，创建了一批新兴工业及中国通商银行等现代金融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干将，我国最早出现的官僚实业家。盛还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首创天津中西学堂，筹建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为建立新型工科大学奠定了基础。1908年4月，盛赴日本就医，时间长达半年多。趁机考察了日本的厂矿、银行，参观了公、私图书馆，并与日本政界元老研讨宪政、币制等问题。其间曾至神户活动，当时吴锦堂已是神户华侨界的领袖人物，因而相互间有了了解。到年底，盛宣怀奏准筹建汉冶萍公司，就力邀吴锦堂投资。现在保存着的10来件吴、盛来往信函，内容涉及到吴氏认购汉冶萍公司股票、催讨股息金及讨论公司经营、中日合办、政府对日借款等事项，可以看出吴氏与汉冶萍这个“东方第一实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可看出他与盛宣怀之间在经济上的密切合作。吴、盛间的关系，使吴锦堂有机会参与了我国最早一批现代工业企业的建设。
  三、投资现代纺织企业
  对于吴锦堂曾在祖国纺织工业中的投资，因缺乏具体的资料，一直不清楚其规模和投资地区，只能根据零星资料作一点分析。
  关于“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这是钟渊纺织公司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日中合营企业。吴锦堂于1905，年收购“钟纺”4万股之后就掌握了经营决策权。次年“钟纺”在上海成立“绢丝股份”，其筹备期间正在吴氏掌控期中，而所聘的总经理朱葆三、查帐员王一亭又都是吴的熟人。朱葆三是舟山人自不必说，王一亭虽是湖州人，但从移情阁中挂有他书写的“飞阁流丹”、“蓬莱第一”和“汉宵凌楼”三块匾额来看，和吴氏的关系也决非一般。由此分析，“钟纺”投资上海“绢丝股份”应是吴氏投资祖国建设的一部分。只是不久他因“铃久事件”而完全从“钟纺”退出，“绢丝股份”的实际所有者也变成了日本的安田财团，但相互间的关系仍是相当密切的，因为他的好友武藤山治这时已被请回担任“钟纺”的总经理。
  我国著名教育家、实业家、恩科状元张謇，曾创办了庞大的大生系统企事业。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指的就是他创办大生系统的功绩。大生系统在湖北开办了纱、布、麻、丝，4个厂，取名大维公司，1911年建成投产。但当张謇于10月4日赶到武昌主持开工典礼后6天，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在混乱中湖北军政府占用了大维公司的财产，后又在此基础上改办了楚兴公司，这就是后来纠讼不断的大维财产案。
  现保留在《张謇全集》中的一封信函表明，吴锦堂也是这家大型轻纺企业的投资人，为了讨回在大维公司中的投资，他曾愤怒地“交商会公议”，并“呈控黎副总统”。从张謇1914年7月14日致吴锦堂的信中，可以了解到事件的处理情况：1913年冬，大维财产案经北洋政府国务院干预，湖北军政府同意赔偿银50万两，但后来他们又反悔，改成中央和湖北各付一半，再后来干脆不认账一直拖着。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吴锦堂曾在大维投资则是可以肯定的。①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894年考中恩科状元，不久就矢志投身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事业，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在工业、商贸、金融、交通、盐垦及农田水利、文化教育、慈善公益等领域，都有大量的投资。在实业方面，仅大生系统的企事业及建设项目就达177个；在文化教育方面，从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算起，涉及普教、高教、职教、特教等领域，相关的学校计300多所。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吴锦堂与张謇早有来往。1903年5月，张謇自费赴日考察，5月1日抵神户，中午由神户东源号店主李光泰设宴接风，吴锦堂应约出席相见，这大约是张、吴第一次会面。其后他们互相间交流学习，关系甚为密切。1910年吴锦堂在白洋湖畔为自己营造墓园，其墓碑就是张謇所题写。1915年吴锦堂修建移情阁，张謇又写了“世外桃源”、“问樵听渔”和“层台叠翠”三块匾额致贺。1918年5月，张謇的儿子张怡祖从纽约商科毕业，也特地经神户回国，张致函吴锦堂说：“令其（怡祖）诣教，乞赐照拂，并介绍参观著名大工厂一二，借广见闻。”吴锦堂还多次赴南通与张商谈。如1910年吴锦堂回乡处理杜白两湖水利局人事及锦堂学校校务时，曾于2月17日前往南通访张，张謇在日记中记道：“夜有恶感。退翁、敬铭、位思、锦堂谈，十二时乃去。竟夜未眠。”所谈内容虽不得而知，但使张謇抱病谈至深夜，并使他“竟夜未眠”，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同年5月9至11日，吴锦堂再次赴南通，连着3天由张謇陪同参观工厂、育婴堂、学校，可以分析，吴锦堂投资张謇创办的大维公司，即在此期间谈妥，并参加了筹备工作。吴氏回乡将锦堂学校改办为农业中学的打算，也是在此次晤谈中形成的。
  四、倡建商舰协会
  吴锦堂经营航运业有着丰富的经验，事业转向国内后，曾投资于上海东方航运公司，对虞洽卿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也在财力上、经营管理上给予过大力支持。同时，吴锦堂的考虑更加高瞻远瞩，这从他倡议建立商舰协会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出。1910年初，吴锦堂致函浙江巡抚增韫，认为我国旅外华侨多至“千数百万”，每年进出口货物，约占世界贸易额“十五分之一”，但是，“我国既无军舰保护，又鲜商轮转输，寄人篱下，动辄掣肘，困苦情形，莫可言喻。”他了解到列强有一种“义勇舰队”的办法，即由商人集资购买船只，平时载货运客，作为商船，战时编入海军，听侯调遣。如此，就能“不费造舰养舰之资，而得卫国卫商之益”。他建议国家建立商舰协会，负责筹集资金，组建商舰船队。他还表示，日后协会的活动经费，全由他独力承担。不久，军部批准了这项动议，他捐给商舰协会的2万两银子，也汇入了上海大清银行。不过此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不久即土崩瓦解，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那2万两银子也打了水漂。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吴锦堂对国势危弱的揪心之痛和对强国富民的渴望。①
  从有关资料看，吴锦堂回国投资的范围相当广泛，而且大都投资于当时举足轻重的大企业，他的这些经济社会活动，对促进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当然，作为一个爱国实业家，他并不完全明白在国家没有建立清明的政治制度以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难以实现的，他在国内的事业难有大的发展。正如他自己慨叹的：“弟为祖国各公司股单所受损失甚巨，种种受人鱼肉，实可寒心，如大维公司、中华银行等类，莫不情同欺骗也。”

①宓如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中华书局1963年版。 闵杰：《浙路公司的集资与经营》，《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三期。 ①彩莲父为虞成恺，吴锦堂逝世时虞成恺率子和聪等拜赠挽联。虞洽卿名和德，与和聪同辈。 ①《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2004年8月版。 ①《张謇全集》第二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