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铃久事件”是在铃木久五郎和吴锦堂之间展开的，是吴氏经商史中不可忽略的一件大事。尽管最终以吴锦堂的失败而告终，但他在这场大规模的商场恶斗中，表现出来的预见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和大开大合、指挥若定的魄力，充分显示了宁波帮代表人物的性格和特色。
  关于“钟渊纺织”的股票大战，在日本股票史上闻名全国、家喻户晓。前面已经提到，吴氏于1901年和1905年两次分别购入500股和4万股钟渊股票，只是第一次场外交易。1901年，三井见钟渊经营不妙，决心将拥有的6万股股票售出4万股，由钟渊总经理武藤介绍吴氏购入。因此，吴锦堂当时并没有股票投机的打算，他只想实实在在地经营这家大企业，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实业。当时钟渊的实际情况并不差，“看一下当时报纸上登载的1906年钟渊纺织公司报表中的借贷对照表，贷方的资本金为580万日元，借方的资产勘定包括土地、房子和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基本上为同等金额，这是当然的事。问题是原料棉花的应付款为104万日元不到一些，借方的原料棉花库存为525万日元多，很多利益金就隐藏在了这库存的原料棉花中了。这是情况很好时的决算。实际上有400多万的原料棉花在库存中。即使这样，这期间的纯利润还有164万日元，利润率是资本金的28％。如果算上原料棉花，这期间的纯利润将大幅上升。”问题在于“纺织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受原料棉花的应付款、原料棉花库存间的平衡度和原料棉花市场行情所左右。”而“武藤山治作为擅长于工厂管理、引入新技术、广告等的优秀经营者即使紧盯棉花市场行情，也很难达到原料棉花的应付款和库存之间的平衡。而另一方面吴锦堂因为努力开拓海运业，比较容易掌握市场行情，从货物的动态可以读懂棉花市场中的要素——需求的变化。另外因为他本来就是从事棉花耕种的农民，比较容易知道生产方的气候和收成，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得到中国收成方面的信息。”①这就是说，吴锦堂的打算并不是盲目的，他在“钟纺”的经营的确赚了很多钱。
  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在购入大宗股票的次年即1906年，年仅30岁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风云人物、证券投机商铃木久五郎，突然加入到争夺“钟纺”的行列中来。他在证券市场上趁势操作、大量买入，使已暴跌到27元的钟纺股票一下子突破60元大关，最后甚至到了100多元。铃久背后有安田财阀支持，而吴锦堂购入钟纺后已失去了三井财阀的支撑。见状，吴锦堂只好被迫与麦少彭、片野重久组成3人联合战线应战。财力的不足，背景的落差，决定吴锦堂的失败是必然的。钟渊最终被收入铃久囊中，武藤被迫离开。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却是戏剧性的。铃久不是一位实业家，本来就没有经营“钟纺”的打算，接盘后钟纺股票猛跌三分之一，作为胜利者的铃久最终却以破产告终。争斗的吴锦堂在钟纺双方，片野重久被逼自杀，麦少彭和铃木久五郎先后破产，小股东们纷纷落马，而拥有大量钟纺股票的吴锦堂，却选择时机不惜抛出了他的全部股票，彻底退出钟渊公司，居然化险为夷保存了实力！这与他审时度势，又能果断行事是分不开的。后来“钟纺”由安田银行接手，武藤又被请回管理，开始了另一个发展时期，这已与吴锦堂没有关系了。
  这场股票之战影响很大，后来被村松梢风写入他的小说《近世名胜负物语》。
  此后，吴锦堂调整了自己的事业，将抛售钟纺股票回收的大量资金调回祖国，投资于实业建设和公益事业。这个决策，与当时日本政府加剧对华侨企业的压迫和祖国在“一战”后新兴工业得到发展的机遇有关。吴锦堂在日本除继续他的实业投资和华侨及社会公益事业外，在贸易方面有所收缩。中华会馆编的反映神户华侨与阪神中华会馆百年史的《落地生根》一书中，录有一张“1910年神户居留华商商店及其贸易商品”表，在“三江商”部分，吴锦堂的“怡生号”仍被排在第一位，但在贸易栏中却赫然注明“停业”，就反映了此情况。①

①（日）中村哲夫：《移情阁遗闻》，阿吽社1990年版，第47页。 ①忽海燕译：《落地生根》，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