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一、创业于阪神地区1889年，吴锦堂在濑户内海边的著名商港神户设立了“怡生号”开始定居神户。在此后的10多年，间，他“榷算营谋，函电纷沓，时屡屡彻宵达旦，目不交睫，二十余年如一日”①，事业飞速发展，创造了“一夜暴富”的经济神话，成了大阪、神户地区著名的产业资本家。黑部亨曾撰文把他和神户纺织业奠基人武藤山治并称为“为神户照亮前途的人”。②同时，他也成了神户华侨的领军人物。1894年，吴锦堂被清廷驻日公使任命为“神户旅住大清商人公举商董”，是神户中华会馆、神户三江公所的总代。“他住进了笼池大道的宽敞别墅，坐上了由一对高头大马拉的马车。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他加入日本国籍时已经成为华侨领袖，一名实力雄厚的实业家了。”①
  吴锦堂选择到神户创业是有其道理的。神户于1889年建市，又是华侨的重要聚居地，那时已有华侨1400余人。吴锦堂在神户建市的第一年就选择定居神户，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宁波帮商人经商，非常重视乡帮提携，而这时宁波商人在神户已有很大的势力。现在保存在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的完成于1870年的《宁帮各号人数籍贯姓名调查》，已对宁帮商人作专项登记。1871年，兵库县政府实行华侨登记制度，将华侨人口分为宁波、广东、福建三组来进行，可见宁波人在当地的实力。一派繁荣景象的神户港对云集于此的华侨而言，特别是对来自宁波的华侨而言，确是一个赚钱的绝佳去处。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留居神户的大批华侨回国，吴锦堂就逐渐成为留在神户华侨的核心人物，成了神户华侨界的领袖。
  经过10多年的奋力开拓，吴锦堂在“怡生号”基础上多方面发展业务。他既搞贸易，又办航运，还办实业，所经营的公司逐渐发展成为跨行业的，兼办贸易、航运和制造业、投资业、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大企业，使他成了阪神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富豪。
  吴锦堂在那么短的时期内，由一个单帮式的小商人一跃成为腰缠数百万贯的大财阀，极富传奇色彩。吴锦堂的财富，首先来自他的贸易和实业投资。在《浙慈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一书中具名江义的《寿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以火柴为祖国日用品，创办红衣商标。以棉花为日本纺织品，购钟渊股份，开设行号，兼营实业，握贩运之权势，遂获资数百万。”这正是对吴锦堂那个时期经营活动的最好概括。
  这时的吴锦堂，在贸易方面已不再像在长崎那样，仅仅为其他进出口商搞运销从中赚取手续费，而是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成为大进出口商。吴锦堂把日本生产的火柴、阳伞、水泥出口到中国及东南亚，又从中国进口棉花、大米等供应日本市场。当年日本火柴业龙头企业之一的清燧社，是泷川父子的产业，其父泷川辨三也因生意上的来往，在大阪时期就与吴锦堂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后来还在吴锦堂的水泥厂任过职。据日本外交史料馆的资料，1900年前后，吴氏的“义生荣”号火柴出口经营额已列前位。1903年的火柴出口额，怡生号达到93372元，义生荣号达到50046元，合计143418元，位居当年华侨火柴出口商的第三位。在进口方面，日本于1896年在兵库建立钟渊纺织厂，这是一家设备先进的企业，创办时属三井吴服店，生产原料采用中国的棉花，后来（1901年）转给三井控股经营。吴锦堂是该厂原料的主要供应商及产品的出口商，因而与钟渊总经理武藤山治建立起亲密的友情。能为阪神地区最大最先进的纺织企业进口原料、出口产品，其经营额和利润自然十分可观。吴氏所经营的进出口货物，大都属于利润高、投机性强的商品。在经营中，吴锦堂又能充分利用他在上海、宁波的基础，亲自随船往返，在火柴销售地和粮棉产地实地考察，还在上海建立“义生洋行”，作为“怡生号”在祖国的办事机构，保证了商品的质量和合理的价格，这些措施使他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利润。
  二、涉足于实业领域
  对投资制造业，吴锦堂早就发生兴趣。在他积资数十万元以后，自觉在商务关系、经营经验和资本实力诸方面游刃有余，遂开始兴办实业并从事金融活动。当时日本政府对外国商人投资制造业是严加防范的，认为“生产本邦之输出商品或重要之物品，如严重危害到我国同业者时应该断然禁止”。①对寸于华商，则因清政府不允许日本商人在中国从事制造业，更一律严禁。但即便如此，吴锦堂当年还是采用变通办法涉足制造业，例如与泷川辨三合资办的“义生号”就生产过火柴。1901年，经武藤的介绍，购买了钟渊纺织股票500股，成了钟渊的大股东（居第8位）。这投资于制造业的活动，到吴氏于1904年（日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入日本国籍后，有了更大的发展。1905年，他又购入钟渊公司股票4万股，成为这家大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并以日籍华人的身份出任董事长，直接参与了企业的经营活动。1901年至1906年间，钟渊公司的经营相当不错，形势好时其利润远高于28％，吴锦堂也因此赚了很多钱。1907年他在尼崎市北初岛町建立东亚水泥株式会社，股东都是神户实业界的有力人物。据该公司1909年的营业报告书，吴锦堂父子是第一大股东，股金约15万元，掌握着公司的实际经营权。该公司生产的“花鼓”牌优质水泥，除畅销日本外，还远销祖国及东南亚。同时，他又是“大阪针织会社”的第二大股东，股金约50万元，另外还持有小野田会社、神户瓦斯、兵库电铁、内外棉股份公司、东亚燐寸股份公司等企业的股份，总资产达300万元之巨，成了关西财界的大人物。②当年日本报纸公布的日本全国富豪榜上，吴锦堂已排名第68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商界巨人。
  三、军需运输获巨利
  吴锦堂财富的急剧扩张，还由于他在日俄战争时期参与军需运输所得的丰厚利润和购买日本军债的高额利息，这是他巨额财富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吴锦堂在早期的商业活动中，已体会到运输对于贸易的重要。谁能及时地将廉价商品运到销售地，谁就能稳操竞争之胜券。因此，到神户后他出资租赁或购买运输船只，兼办运输业，使他的贸易活动不再受制于他人。吴锦堂办海运业，在业界已广为人知，在长崎的陈瑞椿早在1894年就曾写信给他，“期望他成为海运贸易界的领头羊。”①）1899年，吴氏已经拥有“怡生号”等自备船只，常把北九州的煤炭海运至中国，这为他后来参与日军的军需运输打下了基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这是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当年日军军备运输力量严重不足，就动员私人商船承运。这个利益巨大的商业机会，对在海洋运输上已崭露头角的吴锦堂来说，显然是发财的大好机会。
  日俄战争爆发后，吴锦堂曾向日本政府捐款2000元，后来还因此获得日本天皇奖赐的银杯，同时还购买了巨额的战争军债。有资料表明，吴锦堂在1904至1905年间曾4次认购日俄战争军债45万元，在神户华侨中是认购数量最大的，著名广东籍侨商麦少彭还比他少认购5万元，这些都为他争取到军需运输业务提供了外部条件。
  战争后期（1904年11月25日）吴锦堂加入了日本国籍，更利于他获取大笔生意。
  这里有必要就吴锦堂加入日本国籍问题作一说明。吴锦堂原来并无意加入日本国籍，当时清政府也以祖国已建立商务部能保护华侨的利益为由，多次指令驻日外交机构提醒华侨慎重考虑。因此，尽管当时日方对华侨从事制造业有种种限制，吴锦堂还是坚持他的华侨身份，用各种变通办法参与制造业。但吴锦堂是个商人，中年以前还相当贫困，到日本经商数年之后，才成为中产阶级，事业的成功来之不易。到1904年，麦少彭、王敬祥、吴锦堂等神户华侨界的领袖，为了保护和进一步发展他们来之不易的事业，更好地维护在日华商的权益，打算将神户中华会馆注册成为财团法人。但根据当时日本政府的规定，财团法人必须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同时又规定外国人不能购买土地。因此，加入日本国籍就成了注册财团法人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麦少彭、吴锦堂和王敬祥先后都于这一年加入了日本籍，并分别购买了土地和房产，并各出资2万元作为中华会馆基金，使之成功地注册为财团法人。
  吴锦堂参与日俄战争的军需运输的船舶，已知的有“怡生号”和于1906年11月触礁沉没、登记为1427吨的“锦生号”两艘船，至于运输规模有多大则不得而知。
  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并于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这是一个背着中国和朝鲜政府签订的分赃条约，肆无忌惮地瓜分在中朝两国的势力范围。对这场战争吴锦堂曾“慨然”说：“暴俄豺虎也，日胜而俄败，则中日唇齿相依，犹有可为；反是，则祖国必殃及眉睫，不可救药。”①认识虽不正确，但立论处却仍是从国家考虑。吴锦堂写过一首与日俄战争有关的《输财助边》诗，也反映了他的这种认识，诗云：“回忆输金助日时，俄人悍胜赤眉儿，一朝若遂鲸吞志，立国同洲总失宜。”当年，在上海曾发生沙俄势力迫害宁波工人致死的事件，虞洽卿曾为此发动抗争。因此，也影响到吴锦堂对沙俄的认识。
  战后，航运仍然是吴锦堂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06年11月17日“锦生号”在韩国木浦海域沉没，对吴锦堂并没有多大的打击，因为吴锦堂已是“日本银行和日本海上保险制度的顾客和利用人”①，能将海难风险大幅度降低。在神户孙中山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张“红叶丸”的游船照片，注明系1907年11月4日建成，船主吴锦堂。但这是小游船，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吴锦堂死后，运他遗体回国的，是他自家的船只，倒可以说明他从事航运事业的一点情况。
  四、“铃久事件”的搏击
  “铃久事件”是在铃木久五郎和吴锦堂之间展开的，是吴氏经商史中不可忽略的一件大事。尽管最终以吴锦堂的失败而告终，但他在这场大规模的商场恶斗中，表现出来的预见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和大开大合、指挥若定的魄力，充分显示了宁波帮代表人物的性格和特色。
  关于“钟渊纺织”的股票大战，在日本股票史上闻名全国、家喻户晓。前面已经提到，吴氏于1901年和1905年两次分别购入500股和4万股钟渊股票，只是第一次场外交易。1901年，三井见钟渊经营不妙，决心将拥有的6万股股票售出4万股，由钟渊总经理武藤介绍吴氏购入。因此，吴锦堂当时并没有股票投机的打算，他只想实实在在地经营这家大企业，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实业。当时钟渊的实际情况并不差，“看一下当时报纸上登载的1906年钟渊纺织公司报表中的借贷对照表，贷方的资本金为580万日元，借方的资产勘定包括土地、房子和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基本上为同等金额，这是当然的事。问题是原料棉花的应付款为104万日元不到一些，借方的原料棉花库存为525万日元多，很多利益金就隐藏在了这库存的原料棉花中了。这是情况很好时的决算。实际上有400多万的原料棉花在库存中。即使这样，这期间的纯利润还有164万日元，利润率是资本金的28％。如果算上原料棉花，这期间的纯利润将大幅上升。”问题在于“纺织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受原料棉花的应付款、原料棉花库存间的平衡度和原料棉花市场行情所左右。”而“武藤山治作为擅长于工厂管理、引入新技术、广告等的优秀经营者即使紧盯棉花市场行情，也很难达到原料棉花的应付款和库存之间的平衡。而另一方面吴锦堂因为努力开拓海运业，比较容易掌握市场行情，从货物的动态可以读懂棉花市场中的要素——需求的变化。另外因为他本来就是从事棉花耕种的农民，比较容易知道生产方的气候和收成，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得到中国收成方面的信息。”①这就是说，吴锦堂的打算并不是盲目的，他在“钟纺”的经营的确赚了很多钱。
  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在购入大宗股票的次年即1906年，年仅30岁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风云人物、证券投机商铃木久五郎，突然加入到争夺“钟纺”的行列中来。他在证券市场上趁势操作、大量买入，使已暴跌到27元的钟纺股票一下子突破60元大关，最后甚至到了100多元。铃久背后有安田财阀支持，而吴锦堂购入钟纺后已失去了三井财阀的支撑。见状，吴锦堂只好被迫与麦少彭、片野重久组成3人联合战线应战。财力的不足，背景的落差，决定吴锦堂的失败是必然的。钟渊最终被收入铃久囊中，武藤被迫离开。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却是戏剧性的。铃久不是一位实业家，本来就没有经营“钟纺”的打算，接盘后钟纺股票猛跌三分之一，作为胜利者的铃久最终却以破产告终。争斗的吴锦堂在钟纺双方，片野重久被逼自杀，麦少彭和铃木久五郎先后破产，小股东们纷纷落马，而拥有大量钟纺股票的吴锦堂，却选择时机不惜抛出了他的全部股票，彻底退出钟渊公司，居然化险为夷保存了实力！这与他审时度势，又能果断行事是分不开的。后来“钟纺”由安田银行接手，武藤又被请回管理，开始了另一个发展时期，这已与吴锦堂没有关系了。
  这场股票之战影响很大，后来被村松梢风写入他的小说《近世名胜负物语》。
  此后，吴锦堂调整了自己的事业，将抛售钟纺股票回收的大量资金调回祖国，投资于实业建设和公益事业。这个决策，与当时日本政府加剧对华侨企业的压迫和祖国在“一战”后新兴工业得到发展的机遇有关。吴锦堂在日本除继续他的实业投资和华侨及社会公益事业外，在贸易方面有所收缩。中华会馆编的反映神户华侨与阪神中华会馆百年史的《落地生根》一书中，录有一张“1910年神户居留华商商店及其贸易商品”表，在“三江商”部分，吴锦堂的“怡生号”仍被排在第一位，但在贸易栏中却赫然注明“停业”，就反映了此情况。①

①杨寿彭：《吴锦堂先生哀思录》，第2页。 ②（日）黑部亨：《兵库人国记》，神户新闻综合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36页。 ①（日）黑部亨：《兵库人国记》，神户新闻综合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32-336页。 ①忽海燕译：《落地生根》，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62页。 ②19世纪80年代，神户米价为每百公斤4元零4分。由此可见当年日元的大致币值。 ①（日）中村哲夫：《吴锦堂-宁波帮主导的实业爱国革命》，神户华侨华人研究会编：《神户的华侨》，第22页。 ①杨寿彭：《吴锦堂先生哀思录》，第2页。 ①（日）中村哲夫：《吴锦堂-宁波帮主导的实业爱国革命》，神户华侨华人研究会编：《神户的华侨》，第22页。 ①（日）中村哲夫：《移情阁遗闻》，阿吽社1990年版，第47页。 ①忽海燕译：《落地生根》，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