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885年，即中法战争后的第二年，31岁的吴锦堂，对我国工商业在列强欺凌下造成的不景气已深有感触，他感到努力向外求发展是改变目前状况的一种途径。于是在友人资助下携资银千两，毅然偕同李遂生等东渡日本到长崎经商。
  1885年正是日本明治十八年。日本于1881年发生明治政变，成立国会，起草宪法。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正在日本蓬勃兴起，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吴锦堂最初到达的长崎，于1859年对外开放，到1871年中日缔结《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时，长崎成为8个对中国开放的日本港口之一，上海则是对日本开放的15个中国港口之一。根据《修好条规》，华侨有了在那里居住、贸易的合法权利。1878年，清政府在长崎设立了领事级外交机构—理事府。另外，长崎是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城市，距上海仅800公里，交通便利，1859年就辟有上海—长崎航线，1869年有了定期航班，1885年达到每星期一班的频繁程度。华侨在长崎的人口，据日本兵库县的《商业报告书》（从1874年起每年都有统计），1885年有647人。①这些情况，吴锦堂在赴日本前大约已有所了解。
  吴锦堂、李遂生和还有一位姓辛的商人到达长崎之后，与人合伙把在长崎与大阪、神户间的物资运销作为主要的业务。这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决策，是吴锦堂在短期内就能在日本商界立住脚跟的关键。一方面，他自身经济实力有限，还没有条件独立开展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大阪、神户地区，既是日本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如火柴、阳伞、肥皂等的生产基地，又是日本进口中国物资如棉花、棉纱、生细白布、生铁、大米等的集散地，而且长崎与阪神间路途遥远，一般进出口商不便于包揽进出口商品的全部购销活动。吴锦堂的业务活动，就是代出口商在阪神地区采购物资并运送至长崎，又代进口商将进口货物运送至阪神地区交给坐商。这种营生投入少，资金流转快，但长年三地奔波相当辛苦。由于这种业务除收取运费外，还收取购、销手续费，因此利润十分可观，获利可达10％左右。这最初的营生，使吴锦堂在短短的一年间，将资本扩大了5倍，在两年中获利达数万元。与吴锦堂有业务关系的长崎商号中，有一家叫“泰锠号”的是福建商人的商号老板叫陈瑞椿，说明他曾充分利用了“从江户时代起在长崎的宁波帮和福建帮的合作关系，熟悉明治政府管理下的贸易业务”。①数年中，吴锦堂靠着“单帮”式的经营，积累了资本，还通过购销环节建立了业务网络，为日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1887年，吴锦堂由“天佑生号”担保，与人合伙在大阪设立“义生荣”商号，他终于有了自己开设的第一家商行。在这以后，他虽仍以代人购销运输为主业，但业务范围开始扩大延伸：由收购向制造业延伸，如“义生荣号”曾涉足火柴生产；由为出口商购运向自营出口延伸，如火柴、阳伞的运销中国；由代进口商运销，转向自己设行销售。在经营中，吴锦堂那谨慎灵活、恪守信用和极富开拓性、前瞻性的独特经营作风逐渐开始形成，并引起了商界同人刮目相看。黑部亨后来这样说：“他的先见之明、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随机应变的经商才能正是他的独到之处。”②
  正当吴锦堂栉风沐雨在长崎奋斗的时候，吴麟初突然染上重病。等他闻讯抛下手头商务，长途跋涉赶回家乡时，父亲已撒手人寰，父子未能最后见上一面，吴麟初最终也没能看到儿子的成功。吴锦堂后来谈到这一情形，常为之黯然伤神。

①忽海燕译：《落地生根》，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一章。 ①（日）中村哲夫：《吴锦堂——宁波帮主导的实业爱国革命》，神户华侨华人研究会编《神户的华侨》，第14页。 ②（日）黑部亨：《兵库人国记》，神户新闻综合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