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概述
清末民初著名爱国侨商吴锦堂，名作镆，锦堂是他的字。19世纪末赴日本创业，获得巨大成功，成为近代海外宁波帮的代表人物。他富而不忘桑梓，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热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积极投资祖国的建设，促进中日贸易的发展和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他富而不忘公益，以倡办华侨公益事业和家乡教育、水利、慈善、赈济事业而闻名。神户著名华侨领袖陈德仁，1978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华侨巨人吴锦堂》的文章，说“照耀着神户华侨史的大人物，经常为神户华侨们所提名赞扬的人，是浙江省慈溪出生的吴锦堂。他这样的大人物，自有日本华侨史以来，不能另外见到其他人，他不但在日本财界著名，作为慈善的实业家，对于日本社会，对于祖国社会，都有至大的贡献。……他在生前，尽力于各种社会事业，不可胜计。据我所知，他投于社会事业的金钱不少于当时日本货币百万元，就现在日本货币价值而论，约计数十亿元之巨。”
吴锦堂在中国和日本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但这项研究有相当大的难度，正如日本学者中村哲夫所说：“要理解吴锦堂在中国和日本近代史上的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难。即使对在中国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两个领域中以世界级水准完成基础研究的学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所关系到的问题实在太深，太广，涉及到的面实在太多，它包含了涉及世界近代经济社会的本质等诸多问题。”①
今年是吴锦堂诞辰150周年，作为他的家乡人，理应将吴锦堂的生平事略收集整理藉以纪念，并为研究者提供一份相对完整的背景资料。
第二节 在家乡的二十七年
一、沧桑历变的三北大地
吴锦堂的故乡在浙江宁波慈溪。慈溪位于宁波行政区域的西北部，东邻镇海，西邻余姚。历史上人们习惯性地将镇海的北部、余姚的北部和慈溪的北部统称为“三北”。
三北这片富饶、美丽的沃野，是千余年来由海退涂涨逐渐形成的新土地。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指出：它“是成陆围涂的结果。成陆靠天工而围涂靠人力。今慈溪市的繁荣昌盛的局面，就是北宋以后历代以来这种天工人力配合的结果。”②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全是外地迁来的移民。各地移民生活在一起，各地的文化就在这里碰撞融合，形成了有强大适应能力、宽阔包容精神的三北地域文化。在千百年中，人们又与狂涛翻滚的大海搏斗，寸土斗汗地筑起了一道道捍海大堤。毁了建，建了毁，前赴后继，锻炼出坚定强悍的性格和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在成陆后的经济开发中，这里又形成了大规模商品生产的传统。数千年里，这里的主要物产，都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全境700多平方公里滨海平原，先后都曾垦为盐田，盐产供应江、浙、赣、皖四省，被称为浙江盐仓；唐宋时陶瓷产业勃兴，产瓷区绵延十余公里，越窑青瓷产品誉满海内外；南宋后开拓棉花生产，逐渐成为浙江主要棉产区。长期的盐、瓷、棉专业化商品生产，使这里的人们沉积起浓厚的商品意识。这里又是面向大海的浙东门户，自古以来，发生过无数次的争战拼杀，明代倭寇七犯慈溪，就是从这里登陆入侵，有过惨烈的搏斗。至于三北抗倭对全局的影响，看一看冯乘仪在歌颂王慕松战功时说的话，就足资证明。他说：“三山（姚北浒山附近）、古窑（慈北掌起一带）之捷，东南赖以安堵。”①到近代，胜山头之役全俘英国侵略者，大宝山之战使洋枪队头目华尔重创而死，更是名闻全国的著名战役，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志气。因此，这里的孩子们，一降生就沉浸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中。在这里，世代流传着徐福东渡的故事，三国时又有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万人在邻近出海，寻求夷、亶二州的记载。因此，三北人的眼光从来就不闭塞，他们心中充满着了解海外情事的渴望，对于那汹涌澎湃的淼漫沧海，也从不视为畏途，望而却步。
三北大地的沧桑变迁和慈溪移民长期的创造性活动，形成了一部十分壮观的三北发展史，构成了三北的文化传统。这传统的世代传承、播扬，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优秀人物。到清末民初，我国经济社会近代化潮流蓬勃掀起，三北大地即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孕育出了一批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诸如辛亥革命烈士马宗汉、商界巨子虞洽卿、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等等，吴锦堂也作为近代海外宁波帮代表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其惊人的经营业绩和广泽祖国及华侨社会的公益事业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敬仰。
吴锦堂就出生于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文化的地方。从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能一再感受到三北文化底蕴对他的影响，三北文化就像是一部交响乐的主旋律，也像是一幅巨画的底色，无往而不在。
二、生于慈北东山头
吴锦堂于公历1855年11月14日①出生在慈溪北部的东山头，这是一个濒海的小村，但自古以来又是海防要地。南面紧贴着浙东海防重镇观海卫城，城里的居民，是福建籍驻军的后裔。蛟门浦②自观海卫北来，穿村而过流入杭州湾。村域内有小丘数座：村东瓜誓山即东山头，又称瓜蛎山，山的东北面有通海大浦祝家浦（现名徐家浦）缓缓流过。村北有营房山，因戚继光曾驻此抗倭而得名。村西北有向头山，与镇北地区的龙山遥遥相对，又称西龙尾，南宋时山麓建有水军寨和土军寨，观海卫建成初又设有向头巡检司。明代倭寇七次进犯三北，其中1554年10月和1556年4月两次，就是由此登岸。
东山头境内，明初才出现村居。据编成于明嘉靖的《观海卫志》记载，观海卫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建城时这里还是一片涂地，产权属①关于吴锦堂的生年，日本方面有生于1854年的说法，主要根据是吴锦堂于1914年举行了60岁寿庆。但是，中国人有虚龄做寿的习惯，1914年刚好虚龄60岁。到1915年，吴锦堂足龄60岁，中国人称60周岁。鸣鹤乡定水寺。到170余年以后的嘉靖年间，大海和卫城之间才有居民定居，其时观海卫距海约3公里（现在离海约9公里），海岸线在东山头瓜蛎山、向头山一线。说这时有居民定居，根据是《观海卫志》所记的牺牲于1555年的抗倭勇士吴德六、吴德四的事迹：“吴德六、德四兄弟二人，海滨农夫。寇上平石，经其庐，驱其豢豕。德四持锄自田归，遇寇于路，挥锄，中其寇之额，仆地而死。德六取贼刀，追杀一魁。遂以壮勇有声。”文中所说的“平石”，在东山头向头山附近“山之西有石，名平石，倭奴登岸为寇，率由此。”而倭寇登录后骚扰的“其庐”，应当在平石附近，这正是现在的东山头一带。①另据吴氏族人的介绍，说东山头吴氏，系明初从江西迁来。元末明初，江西、安徽一带战乱频仍，长江中游一带居民纷纷南迁，吴氏先人大约于此时迁来杭州湾南岸，开垦新涨涂地为生。传到清末吴锦堂的父亲吴麟初时，已是第12代。这份口传家谱，还保留着12代中10代祖先的名字，而吴麟初正是吴德四的第七代孙。据此口传史料，吴氏迁入慈北的时间大约就在明洪武以后，可与前述的文献记载相印证。
外地迁来海滨涂地的居民，大都是十分贫困的。因此，东山头吴氏在吴麟初以前12代的情况，除了以“壮勇”闻名的德四兄弟外，基本一无所知。到吴锦堂的祖父那一代，家境显然有所好转，他父亲辈幼时都受过些教育，吴锦堂的一位伯父名叫吴东耀，就曾当过私塾教师。可见到他祖父一代，已有了一点经济条件，试图通过对子女的教育，摆脱世代务农的现实。其父吴麟初，共生育五子三女，吴作镆是他的长子。上有一个姐姐名月秀，下有四个弟弟，依次为作培、作贤、作勳、作宰，两个妹妹，依次为月明、月静。吴麟初当年的住屋，现在还保留着（不是现在称为“吴锦堂故居”的那一幢），那祖居是一幢二层木结构楼房，坐落于东山头西房村，因吴麟初排行第二，称“昂二房”，有镂雕的门窗。吴作镆就出生在一楼靠西边的正房里。
清代采用都图制，乡下分都，都下设图，吴家所在的村，当时属鸣鹤乡三十都三图。属这图的，有沙浦翁、上泽山翁冯、下泽山方唐、东山头、吴林徐王、河东方5个村庄，吴家在东山头村。现在人口繁衍，东山头又分成数村。1929年，慈北分建为数乡，观城、东山头一带属永又乡。因此，吴锦堂在世时，一般都称他为东山头人，或慈溪北乡人，或永又乡人。
吴锦堂常说他是“慈北的一分子”，他一生的活动也始终与他的故乡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人生理想、人格和品性的形成，也与三北特殊的地理、历史、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三、世事多舛的岁月
吴家世代躬耕务农，在吴锦堂的祖父那一代，家境与同村农民相比，还算是比较好的。但到他父亲吴麟初时，连年遭遇天灾人祸，麟初夫妻又都体弱多病，家境就越来越差了。
那年月，慈北一带天灾连连。自他出生到离乡外出谋生的27年中，重大灾情就有10余次，如1860年3月、1877年5月和1881年2月的3次大台风袭击，“大风拔木，屋瓦皆飞”；1860年至1877年间的4次蝗灾，竟至“飞蝗蔽野，村民捕煮，日可数十石！”另外1864年的洪灾、1864年至1879年间的7次旱灾（其中1872年为大旱）、1870年的雹灾..灾情几乎隔年一遇，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灾后又疫病蔓延，饥荒遍野，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纷纷参加农民起义，民心动荡不安。著名的余姚十八局农民起义就发生在这期间。
当时不仅天灾频繁，且又战火连年。清咸丰十一年（1861）5月，待王李世贤统率太平军入浙，10月在慈溪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占领县城。但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已进入中后期，清军在英法侵略军的支持下大举反击，半年后迫使太平军退出慈溪县城。嗣后，双方又在慈溪境内开展半年多的拉锯战。自1862年8月至次年10月，太平军曾四进“三北”，一度再次占领慈溪县城，并在大宝山战役中重创长胜军头目美国人华尔，致其不治而亡。①战火纷飞的战场，使人们苦难深重，纷纷外出避难。吴麟初也被迫丢下农活，拖儿带女到山区躲避战火，其时，吴锦堂8岁，已在私塾读了两年书，学业也因此中断。
战事平息后，吴家经济日见拮据，而生母罗氏又体弱多病，长期延医治疗。吴锦堂作为长子，虽私塾已复学，也不得不辍学从农，帮父亲处理家事，成了主要帮手。不过，他父亲并未放弃对他的文化教养，仍安排他在耕稼之余跟从伯父吴东耀课读，使他能略通文字。他日后良好的利用闲暇时间加强自学的习惯，就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多年以后，当他的好友杨寿彭对他的勤奋好学表示钦佩时，他还常常回忆起这段生活，对他的父亲和伯父感恩戴德，说：“今我虽困难，学未敢辍，窃欲善承先志也。”②后来，他终于有了相当的学养，连饱学之士王人文也在他写的《吴公锦堂先生铜像记》中称赞他“精通中日文字，下笔能曲达事理。”
1871年吴锦堂16岁时，母亲病故，父亲又娶唐氏。他待继母如同生母一样，村民们都说吴家老大将来定会有出息。
吴麟初向来体质很差，见长子能干懂事，在农事上已是一把好手，耕地从无回头犁，且地角凹边都能耕到，远近闻名，就渐渐地将家事交给长子管理。清光绪四年（1878），吴锦堂与东山头二节村徐金邦的女儿徐幽芳成婚，夫妻俩由此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任。但是人口增加了，田地却还是那五六亩水田和10余亩旱地，尽管吴家养了条牛，常为村民们代耕，增加一些家庭收入，但困难仍接踵而来。兄弟数人守着儿亩祖传田产，确已难以维持生计，势必要有人离开土地另谋出路。当年二节村有个叫徐孟彬的，家境较好，在上海、宁波也有不少朋友，又是徐幽芳娘家的亲戚，吴锦堂和他父亲就经常找他商量办法，逐渐产生了离乡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想法。这个徐孟彬后来与吴锦堂成了儿女亲家，吴的大女儿成为徐的三儿媳。
吴锦堂赴上海谋生是在1882年，但此前的一二年却有一次到家乡城市宁波打工的经历。
当时对吴家来说，五兄弟中必须有人离家另觅生路，这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但让谁出去呢？吴麟初曾有过三次赴上海谋生的经历，由于他一向木讷，均以失败而告终。因此，从吴麟初看来，外出谋生不但非常艰苦，而且前途莫测、风险极大，理应让能吃苦耐劳、又能应付各种困难的长子来承担，让弟妹们在家继承祖业。但家里这一摊子实在也离不开吴锦堂。因此议论归议论，吴麟初还是迟迟下不了决心。大约在1880年（或1881年）兄弟间的一次争执，促使吴锦堂下定了离家的决心。按民俗习惯，父亲健在长子要当家是很困难的。吴锦堂夫妇对家政管理的量入为出和农事安排，难免招来弟妹们的怨言，二弟作培又生性戆直，兄弟间常起争端，特别是那长兄嫂揩众家油的流言，更让年轻的吴锦堂无法忍受。于是他乘机卸了当家的担子，决计自己单身外出，让弟妹们继承父业。他的决定解除了父亲的疑虑，也表现出长子敢于勇挑重担的气魄。但事出比较突然，上海的差事也不是那么好找的。正巧徐孟彬有位朋友在宁波开一间豆腐坊，要雇一个磨豆腐的小工，吴锦堂就毅然前往。这“打铁、撑船、磨豆腐”可是有名的苦营生，地位十分卑下。但对于年青的吴锦堂来说，这两年的起早摸黑、肩挑手推，受尽艰难人生的磨练，却为日后在上海滩打拼，乃至闯东瀛做了思想、心理、体力上的准备。这正应了孟夫子的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第三节 从上海到长崎
一、上海滩初试牛刀
吴锦堂到上海寻求发展不是偶然的，这与宁波和上海的地域近邻相关，也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相关。人们常把上海人与宁波人的关系比喻为“亲戚关系”。据史料载，1852年到上海谋生的宁波人已有6万人之多，到1907年更达到了40余万人，约占上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在太平天国运动的中后期，战事双方形成拉锯战局面，苦的就是战区内广大的老百姓，生活在动乱之中的人们，千方百计地往外迁徙，且趋势不可抑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宁波人移居上海呈现高峰，隶属于宁波的慈溪人自然也不例外。此时期移居上海的三北人，多是吴锦堂的父辈们，他们的成功既为吴锦堂等后续移民打下了基础，又给后继者们以强大的诱惑力。
1882年，豆腐作坊的一位邻居，见吴锦堂这样能吃苦，又有点文化，心气也高，不忍他一直干磨豆腐的苦工，就设法介绍他到上海红庙前的萃丰油烛店当帮佣。当年从业，要有介绍人还要有担保人，徐孟彬就出面充当他的担保人。
吴锦堂兴冲冲地从宁波回到老家东山头与家人告别。他的父亲毕竟曾到上海闯荡过，了解外部世界既精彩又险恶，因此对即将离家的儿子说：“男子汉应当志向远大，当农民还是当商人都一样。现在的天下，大局的发展一半靠商业。如果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也可上报国家，下济乡里，这是我对你的希望。”①时年28岁的吴锦堂，就这样带着父辈的期望，来到了他一直向往的上海，一年后成了正式店员。虽然还只是一名伙计，却可以学习经商的门道。
当年上海市中心在现在南市城隍庙一带，而在城外的外国租界附近，有一座红庙，坐北朝南，是妓女们求神拜佛之处。每逢初一、十五，庙里庙外，老鸨领着妓女，熙熙攘攘，挤也挤不开。萃丰油烛店就开在庙边，生意非常兴隆，赚了很多钱，还在苏州等地设有分号。吴锦堂在该店工作3年，习算学文，揣摩商贾经营之道，勤谨精明，深得店主的赏识，曾被派至苏州等地代庖业务。油烛虽是小商品，但购买者各色人等都有，吴锦堂借此认识了不少人，对他了解社会各界、积累经营经验、思索发展方向、结交商界朋友都很有帮助。特别是他在苏州分店的经历，更使他有独当一面开展商务活动的锻炼机会，并开始显露出他从事贸易活动的惊人才能，为日后蜚声商界奠定基础。
二、渡东瀛谋求发展
1885年，即中法战争后的第二年，31岁的吴锦堂，对我国工商业在列强欺凌下造成的不景气已深有感触，他感到努力向外求发展是改变目前状况的一种途径。于是在友人资助下携资银千两，毅然偕同李遂生等东渡日本到长崎经商。
1885年正是日本明治十八年。日本于1881年发生明治政变，成立国会，起草宪法。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正在日本蓬勃兴起，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吴锦堂最初到达的长崎，于1859年对外开放，到1871年中日缔结《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时，长崎成为8个对中国开放的日本港口之一，上海则是对日本开放的15个中国港口之一。根据《修好条规》，华侨有了在那里居住、贸易的合法权利。1878年，清政府在长崎设立了领事级外交机构—理事府。另外，长崎是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城市，距上海仅800公里，交通便利，1859年就辟有上海—长崎航线，1869年有了定期航班，1885年达到每星期一班的频繁程度。华侨在长崎的人口，据日本兵库县的《商业报告书》（从1874年起每年都有统计），1885年有647人。①这些情况，吴锦堂在赴日本前大约已有所了解。
吴锦堂、李遂生和还有一位姓辛的商人到达长崎之后，与人合伙把在长崎与大阪、神户间的物资运销作为主要的业务。这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决策，是吴锦堂在短期内就能在日本商界立住脚跟的关键。一方面，他自身经济实力有限，还没有条件独立开展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大阪、神户地区，既是日本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如火柴、阳伞、肥皂等的生产基地，又是日本进口中国物资如棉花、棉纱、生细白布、生铁、大米等的集散地，而且长崎与阪神间路途遥远，一般进出口商不便于包揽进出口商品的全部购销活动。吴锦堂的业务活动，就是代出口商在阪神地区采购物资并运送至长崎，又代进口商将进口货物运送至阪神地区交给坐商。这种营生投入少，资金流转快，但长年三地奔波相当辛苦。由于这种业务除收取运费外，还收取购、销手续费，因此利润十分可观，获利可达10％左右。这最初的营生，使吴锦堂在短短的一年间，将资本扩大了5倍，在两年中获利达数万元。与吴锦堂有业务关系的长崎商号中，有一家叫“泰锠号”的是福建商人的商号老板叫陈瑞椿，说明他曾充分利用了“从江户时代起在长崎的宁波帮和福建帮的合作关系，熟悉明治政府管理下的贸易业务”。①数年中，吴锦堂靠着“单帮”式的经营，积累了资本，还通过购销环节建立了业务网络，为日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1887年，吴锦堂由“天佑生号”担保，与人合伙在大阪设立“义生荣”商号，他终于有了自己开设的第一家商行。在这以后，他虽仍以代人购销运输为主业，但业务范围开始扩大延伸：由收购向制造业延伸，如“义生荣号”曾涉足火柴生产；由为出口商购运向自营出口延伸，如火柴、阳伞的运销中国；由代进口商运销，转向自己设行销售。在经营中，吴锦堂那谨慎灵活、恪守信用和极富开拓性、前瞻性的独特经营作风逐渐开始形成，并引起了商界同人刮目相看。黑部亨后来这样说：“他的先见之明、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随机应变的经商才能正是他的独到之处。”②
正当吴锦堂栉风沐雨在长崎奋斗的时候，吴麟初突然染上重病。等他闻讯抛下手头商务，长途跋涉赶回家乡时，父亲已撒手人寰，父子未能最后见上一面，吴麟初最终也没能看到儿子的成功。吴锦堂后来谈到这一情形，常为之黯然伤神。
第四节 商界巨人的崛起
一、创业于阪神地区1889年，吴锦堂在濑户内海边的著名商港神户设立了“怡生号”开始定居神户。在此后的10多年，间，他“榷算营谋，函电纷沓，时屡屡彻宵达旦，目不交睫，二十余年如一日”①，事业飞速发展，创造了“一夜暴富”的经济神话，成了大阪、神户地区著名的产业资本家。黑部亨曾撰文把他和神户纺织业奠基人武藤山治并称为“为神户照亮前途的人”。②同时，他也成了神户华侨的领军人物。1894年，吴锦堂被清廷驻日公使任命为“神户旅住大清商人公举商董”，是神户中华会馆、神户三江公所的总代。“他住进了笼池大道的宽敞别墅，坐上了由一对高头大马拉的马车。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他加入日本国籍时已经成为华侨领袖，一名实力雄厚的实业家了。”①
吴锦堂选择到神户创业是有其道理的。神户于1889年建市，又是华侨的重要聚居地，那时已有华侨1400余人。吴锦堂在神户建市的第一年就选择定居神户，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宁波帮商人经商，非常重视乡帮提携，而这时宁波商人在神户已有很大的势力。现在保存在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的完成于1870年的《宁帮各号人数籍贯姓名调查》，已对宁帮商人作专项登记。1871年，兵库县政府实行华侨登记制度，将华侨人口分为宁波、广东、福建三组来进行，可见宁波人在当地的实力。一派繁荣景象的神户港对云集于此的华侨而言，特别是对来自宁波的华侨而言，确是一个赚钱的绝佳去处。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留居神户的大批华侨回国，吴锦堂就逐渐成为留在神户华侨的核心人物，成了神户华侨界的领袖。
经过10多年的奋力开拓，吴锦堂在“怡生号”基础上多方面发展业务。他既搞贸易，又办航运，还办实业，所经营的公司逐渐发展成为跨行业的，兼办贸易、航运和制造业、投资业、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大企业，使他成了阪神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富豪。
吴锦堂在那么短的时期内，由一个单帮式的小商人一跃成为腰缠数百万贯的大财阀，极富传奇色彩。吴锦堂的财富，首先来自他的贸易和实业投资。在《浙慈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一书中具名江义的《寿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以火柴为祖国日用品，创办红衣商标。以棉花为日本纺织品，购钟渊股份，开设行号，兼营实业，握贩运之权势，遂获资数百万。”这正是对吴锦堂那个时期经营活动的最好概括。
这时的吴锦堂，在贸易方面已不再像在长崎那样，仅仅为其他进出口商搞运销从中赚取手续费，而是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成为大进出口商。吴锦堂把日本生产的火柴、阳伞、水泥出口到中国及东南亚，又从中国进口棉花、大米等供应日本市场。当年日本火柴业龙头企业之一的清燧社，是泷川父子的产业，其父泷川辨三也因生意上的来往，在大阪时期就与吴锦堂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后来还在吴锦堂的水泥厂任过职。据日本外交史料馆的资料，1900年前后，吴氏的“义生荣”号火柴出口经营额已列前位。1903年的火柴出口额，怡生号达到93372元，义生荣号达到50046元，合计143418元，位居当年华侨火柴出口商的第三位。在进口方面，日本于1896年在兵库建立钟渊纺织厂，这是一家设备先进的企业，创办时属三井吴服店，生产原料采用中国的棉花，后来（1901年）转给三井控股经营。吴锦堂是该厂原料的主要供应商及产品的出口商，因而与钟渊总经理武藤山治建立起亲密的友情。能为阪神地区最大最先进的纺织企业进口原料、出口产品，其经营额和利润自然十分可观。吴氏所经营的进出口货物，大都属于利润高、投机性强的商品。在经营中，吴锦堂又能充分利用他在上海、宁波的基础，亲自随船往返，在火柴销售地和粮棉产地实地考察，还在上海建立“义生洋行”，作为“怡生号”在祖国的办事机构，保证了商品的质量和合理的价格，这些措施使他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利润。
二、涉足于实业领域
对投资制造业，吴锦堂早就发生兴趣。在他积资数十万元以后，自觉在商务关系、经营经验和资本实力诸方面游刃有余，遂开始兴办实业并从事金融活动。当时日本政府对外国商人投资制造业是严加防范的，认为“生产本邦之输出商品或重要之物品，如严重危害到我国同业者时应该断然禁止”。①对寸于华商，则因清政府不允许日本商人在中国从事制造业，更一律严禁。但即便如此，吴锦堂当年还是采用变通办法涉足制造业，例如与泷川辨三合资办的“义生号”就生产过火柴。1901年，经武藤的介绍，购买了钟渊纺织股票500股，成了钟渊的大股东（居第8位）。这投资于制造业的活动，到吴氏于1904年（日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入日本国籍后，有了更大的发展。1905年，他又购入钟渊公司股票4万股，成为这家大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并以日籍华人的身份出任董事长，直接参与了企业的经营活动。1901年至1906年间，钟渊公司的经营相当不错，形势好时其利润远高于28％，吴锦堂也因此赚了很多钱。1907年他在尼崎市北初岛町建立东亚水泥株式会社，股东都是神户实业界的有力人物。据该公司1909年的营业报告书，吴锦堂父子是第一大股东，股金约15万元，掌握着公司的实际经营权。该公司生产的“花鼓”牌优质水泥，除畅销日本外，还远销祖国及东南亚。同时，他又是“大阪针织会社”的第二大股东，股金约50万元，另外还持有小野田会社、神户瓦斯、兵库电铁、内外棉股份公司、东亚燐寸股份公司等企业的股份，总资产达300万元之巨，成了关西财界的大人物。②当年日本报纸公布的日本全国富豪榜上，吴锦堂已排名第68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商界巨人。
三、军需运输获巨利
吴锦堂财富的急剧扩张，还由于他在日俄战争时期参与军需运输所得的丰厚利润和购买日本军债的高额利息，这是他巨额财富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吴锦堂在早期的商业活动中，已体会到运输对于贸易的重要。谁能及时地将廉价商品运到销售地，谁就能稳操竞争之胜券。因此，到神户后他出资租赁或购买运输船只，兼办运输业，使他的贸易活动不再受制于他人。吴锦堂办海运业，在业界已广为人知，在长崎的陈瑞椿早在1894年就曾写信给他，“期望他成为海运贸易界的领头羊。”①）1899年，吴氏已经拥有“怡生号”等自备船只，常把北九州的煤炭海运至中国，这为他后来参与日军的军需运输打下了基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这是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当年日军军备运输力量严重不足，就动员私人商船承运。这个利益巨大的商业机会，对在海洋运输上已崭露头角的吴锦堂来说，显然是发财的大好机会。
日俄战争爆发后，吴锦堂曾向日本政府捐款2000元，后来还因此获得日本天皇奖赐的银杯，同时还购买了巨额的战争军债。有资料表明，吴锦堂在1904至1905年间曾4次认购日俄战争军债45万元，在神户华侨中是认购数量最大的，著名广东籍侨商麦少彭还比他少认购5万元，这些都为他争取到军需运输业务提供了外部条件。
战争后期（1904年11月25日）吴锦堂加入了日本国籍，更利于他获取大笔生意。
这里有必要就吴锦堂加入日本国籍问题作一说明。吴锦堂原来并无意加入日本国籍，当时清政府也以祖国已建立商务部能保护华侨的利益为由，多次指令驻日外交机构提醒华侨慎重考虑。因此，尽管当时日方对华侨从事制造业有种种限制，吴锦堂还是坚持他的华侨身份，用各种变通办法参与制造业。但吴锦堂是个商人，中年以前还相当贫困，到日本经商数年之后，才成为中产阶级，事业的成功来之不易。到1904年，麦少彭、王敬祥、吴锦堂等神户华侨界的领袖，为了保护和进一步发展他们来之不易的事业，更好地维护在日华商的权益，打算将神户中华会馆注册成为财团法人。但根据当时日本政府的规定，财团法人必须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同时又规定外国人不能购买土地。因此，加入日本国籍就成了注册财团法人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麦少彭、吴锦堂和王敬祥先后都于这一年加入了日本籍，并分别购买了土地和房产，并各出资2万元作为中华会馆基金，使之成功地注册为财团法人。
吴锦堂参与日俄战争的军需运输的船舶，已知的有“怡生号”和于1906年11月触礁沉没、登记为1427吨的“锦生号”两艘船，至于运输规模有多大则不得而知。
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并于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这是一个背着中国和朝鲜政府签订的分赃条约，肆无忌惮地瓜分在中朝两国的势力范围。对这场战争吴锦堂曾“慨然”说：“暴俄豺虎也，日胜而俄败，则中日唇齿相依，犹有可为；反是，则祖国必殃及眉睫，不可救药。”①认识虽不正确，但立论处却仍是从国家考虑。吴锦堂写过一首与日俄战争有关的《输财助边》诗，也反映了他的这种认识，诗云：“回忆输金助日时，俄人悍胜赤眉儿，一朝若遂鲸吞志，立国同洲总失宜。”当年，在上海曾发生沙俄势力迫害宁波工人致死的事件，虞洽卿曾为此发动抗争。因此，也影响到吴锦堂对沙俄的认识。
战后，航运仍然是吴锦堂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06年11月17日“锦生号”在韩国木浦海域沉没，对吴锦堂并没有多大的打击，因为吴锦堂已是“日本银行和日本海上保险制度的顾客和利用人”①，能将海难风险大幅度降低。在神户孙中山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张“红叶丸”的游船照片，注明系1907年11月4日建成，船主吴锦堂。但这是小游船，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吴锦堂死后，运他遗体回国的，是他自家的船只，倒可以说明他从事航运事业的一点情况。
四、“铃久事件”的搏击
“铃久事件”是在铃木久五郎和吴锦堂之间展开的，是吴氏经商史中不可忽略的一件大事。尽管最终以吴锦堂的失败而告终，但他在这场大规模的商场恶斗中，表现出来的预见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和大开大合、指挥若定的魄力，充分显示了宁波帮代表人物的性格和特色。
关于“钟渊纺织”的股票大战，在日本股票史上闻名全国、家喻户晓。前面已经提到，吴氏于1901年和1905年两次分别购入500股和4万股钟渊股票，只是第一次场外交易。1901年，三井见钟渊经营不妙，决心将拥有的6万股股票售出4万股，由钟渊总经理武藤介绍吴氏购入。因此，吴锦堂当时并没有股票投机的打算，他只想实实在在地经营这家大企业，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实业。当时钟渊的实际情况并不差，“看一下当时报纸上登载的1906年钟渊纺织公司报表中的借贷对照表，贷方的资本金为580万日元，借方的资产勘定包括土地、房子和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基本上为同等金额，这是当然的事。问题是原料棉花的应付款为104万日元不到一些，借方的原料棉花库存为525万日元多，很多利益金就隐藏在了这库存的原料棉花中了。这是情况很好时的决算。实际上有400多万的原料棉花在库存中。即使这样，这期间的纯利润还有164万日元，利润率是资本金的28％。如果算上原料棉花，这期间的纯利润将大幅上升。”问题在于“纺织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受原料棉花的应付款、原料棉花库存间的平衡度和原料棉花市场行情所左右。”而“武藤山治作为擅长于工厂管理、引入新技术、广告等的优秀经营者即使紧盯棉花市场行情，也很难达到原料棉花的应付款和库存之间的平衡。而另一方面吴锦堂因为努力开拓海运业，比较容易掌握市场行情，从货物的动态可以读懂棉花市场中的要素——需求的变化。另外因为他本来就是从事棉花耕种的农民，比较容易知道生产方的气候和收成，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得到中国收成方面的信息。”①这就是说，吴锦堂的打算并不是盲目的，他在“钟纺”的经营的确赚了很多钱。
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在购入大宗股票的次年即1906年，年仅30岁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风云人物、证券投机商铃木久五郎，突然加入到争夺“钟纺”的行列中来。他在证券市场上趁势操作、大量买入，使已暴跌到27元的钟纺股票一下子突破60元大关，最后甚至到了100多元。铃久背后有安田财阀支持，而吴锦堂购入钟纺后已失去了三井财阀的支撑。见状，吴锦堂只好被迫与麦少彭、片野重久组成3人联合战线应战。财力的不足，背景的落差，决定吴锦堂的失败是必然的。钟渊最终被收入铃久囊中，武藤被迫离开。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却是戏剧性的。铃久不是一位实业家，本来就没有经营“钟纺”的打算，接盘后钟纺股票猛跌三分之一，作为胜利者的铃久最终却以破产告终。争斗的吴锦堂在钟纺双方，片野重久被逼自杀，麦少彭和铃木久五郎先后破产，小股东们纷纷落马，而拥有大量钟纺股票的吴锦堂，却选择时机不惜抛出了他的全部股票，彻底退出钟渊公司，居然化险为夷保存了实力！这与他审时度势，又能果断行事是分不开的。后来“钟纺”由安田银行接手，武藤又被请回管理，开始了另一个发展时期，这已与吴锦堂没有关系了。
这场股票之战影响很大，后来被村松梢风写入他的小说《近世名胜负物语》。
此后，吴锦堂调整了自己的事业，将抛售钟纺股票回收的大量资金调回祖国，投资于实业建设和公益事业。这个决策，与当时日本政府加剧对华侨企业的压迫和祖国在“一战”后新兴工业得到发展的机遇有关。吴锦堂在日本除继续他的实业投资和华侨及社会公益事业外，在贸易方面有所收缩。中华会馆编的反映神户华侨与阪神中华会馆百年史的《落地生根》一书中，录有一张“1910年神户居留华商商店及其贸易商品”表，在“三江商”部分，吴锦堂的“怡生号”仍被排在第一位，但在贸易栏中却赫然注明“停业”，就反映了此情况。①
第五节 热心公益事业
一、情系旅日侨胞
吴锦堂是一位深谙经营之道的企业家，他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宁波帮商人那种相互提携、协作共荣的传统，在创建和发展华商组织、资助华侨公益事业、维护华侨权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这些活动既推动了本人事业的发展壮大，也促进了在日华商的事业，维护了华侨的正当权益，自然也成了神户华侨的领袖。
19世纪后中国国力衰弱，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为谋生而侨居异国的同胞，处处受到歧视、排斥，许多侮辱性的限制强加在远离祖国的炎黄子孙头上。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连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都无法保护，华侨就更如没娘的孤儿，深陷在被侮辱和被迫害的深渊之中。吴锦堂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受了这种种屈辱。因此，在他成为商界巨人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华商组织，为华侨社会的利益服务。他在神户参与为华侨兴办的商务机构、教育机构和慈善事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华侨受益之丰厚，在神户华侨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到近百年后的今天，只要涉足神户华侨社会，还处处可以领受到他的遗泽，而且言传文载，有口皆碑，历久更显其功德。
神户中华会馆建立时，吴锦堂即捐日元300元；1904年，会馆申请注册为财团法人时，又捐款2万元作为基金。再如坐落于神户市长田区泷谷町的中华义庄，是占地8424坪的规模宏大的墓地，建立于1873年，当时只有600坪租地。后来吴锦堂将原租地买入并购地扩大，还在庄内造起祭堂、庑廊、病院，使之成为客死异邦的中华子孙寄榇之所，而且成了华侨憩息休养之地。他还出资修建楼房数间归义庄出租，以其收入用作义庄的经常性开销。
吴锦堂认为，华侨要在异邦社会立足，不仅要有自己的商业组织，以指导经营；要有自己的慈善机关，以赈济灾民；更重要的还要办起自己的学校，对华侨子弟进行文化、技术、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为此，他协助华侨界有识之士如麦少彭等，于1900年解囊投资创办了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后同文学校与阪神中华公学合并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以至于今。同文学校的建立，祖国各界十分关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方杂志》第3期就曾以《侨民兴学》为题报道说：“神户华侨麦少彭、吴锦堂二君，前曾设立同文学校，颇著成效，近已有6名学生毕业。全校所有学生，计幼稚园50名，寻常科100名，高等科40名，内女子30名，大抵皆粤人子弟。麦君犹以名额有限，未能普及，因自今年（1907年）起扩张校务，于小学外更设中学一级，招集本国学生60名，以施新教育。更买收邻房作为校舍，由麦吴二君各捐4000元，其他华人亦各随意认捐云。”在1909年吴锦堂又捐赠1万元。自清末至民国初期，祖国政府先后颁“设教劝学”、“乐育英才”、“华国舒文”、“道久化成”等6块匾额嘉奖。吴锦堂在1905至1914年及1916年至1925年间，连任同文学校副理事长20年。该校百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人才，廖承志、林丽韫等就是神户同文学校的毕业生；梁思成也曾就读于同文学校。同文学校对于旅日华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年前，《难忘锦堂》专题片摄制组采访林丽韫，她对该校还深怀感激，说同文学校还曾造福于当时已沦为殖民地的台湾同胞。她家在台湾，当时日本殖民统治者为进行奴化教育，禁止小学教中文，妄图从语言上割断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思念。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许多台湾同胞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到日本进华侨学校学习祖国语言，她就是这样进的神户华侨同文学校。
每当旅日同胞因天灾人祸发生困难时，吴锦堂总是寝食不安，终日不知辛劳地为同胞解难排忧。1924年，关东地区地震、海啸，众多华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正在舞子海滨养病的吴锦堂，即强行起身出面筹划，出资并电托杨寿彭组织救灾活动，接纳流入神户的华侨难民，并抱病前往探视，亲致慰问，侨胞们无不感激涕零。
此外，万国病院、孤儿养育院、盲哑院、红十字会、同仁会、掖济会等都曾得到过吴锦堂的巨额捐赠。
二、惠播日本社会
吴锦堂还爱屋及乌，关心侨居国的人民。1905年日本宫城县水灾，他出巨款赈济；1908年，他在小束野地方购买荒地100多公顷供失业日本人屯垦，还开浚蓄水池保证灌溉..为此，他曾应邀出席日本天皇召集的座谈会，是会上惟一的中国人，还得到了日本国的一次绀绶褒章和二次银杯的奖励。直至今天，在兵库县还有以吴锦堂命名的村庄和水池，并且还建立了吴锦堂显彰碑。1913年，日本北海道及其他6县大范围发生灾荒，吴锦堂捐款5万日元济灾民。1920年，吴锦堂又捐赠“恩赐财团济生会”5万日元。
这里要特别阐述他投资开垦小束野荒地的农田水利工程。1908年，吴锦堂通过兵库县政府得到了位于神户市西区神出町雌岗山麓小束野地方的一块荒地，总面积141.26公顷，计划开垦成良田，并建水库保证农田灌溉。他招聘了20余名中国工人砍伐荒地内的杂木，建木工场加工成水泥桶，供应他自己的水泥厂用；接着又组织开荒、挖池、筑渠、铺路；到1917年完成了农田基本建设，造水田60公顷，耗时20年，总投资14余万元。接着又在区内择地造21套住宅，招徕神出、山田等地贫苦农民免费入住，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到现在，该村已有水田68公顷，村民百余户，成为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落。所筑水库在三木市，坝高16米，蓄水量52万立方米。初名宫谷池，1957年小束野地区人民为感激他的恩泽，公决改名“吴锦堂池”，并立碑纪念。①
三、泽被父老乡亲
吴锦堂在世的年代，国内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灾荒不断、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满目疮痍，吴锦堂常常为之辗转反侧。因此，只要力能所及每每出巨款组织赈济。开始时是捐给祖国政府的，后来他就自己组织赈济机构，设法购米施赈或组织平粜及以工代赈，赈济所及北至东北、南至闽广，甘霖所至救助了无数的灾民，人们誉之为“万家生佛”，的确是出自内心的感激。
现依据可查文字记载的，将历次捐款赈灾情况摘录如下：
1902年，直隶、东三省、云南、淮徐、广东等连年荒歉，迭助赈银3万余两；
1911年秋，三北地区霪雨海啸，农作歉收，饥民载道，再加上武昌起义后，各地政局混乱，米价高涨，人心更为恐慌。吴锦堂邀虞洽卿、陈邦瑞组织“三北赈灾会”，托他们向无锡、扬州等地购运大米回乡，在故乡各地设乡局救济。各局按户口视贫困情况或，或平粜，受益群众达54339人，共平粜大米16516袋，计贴补购米差价银15282元，施赈893袋计银7500元，另外在裘市赈米23袋，洋175元。三项合计共银22968元；
同年，向中国红十字会捐银3.2万元；
1912年，又捐赠中国红十字会1000元；
1914年秋，响应屈映光的要求，捐助浙江严州地区赈灾银5000元，又资助宁绍义赈会洋520元；
1916年秋，慈北霪雨为灾，花稻歉收。群众又受花会之毒，民不堪命，社会不宁。乡绅们驰函神户向他报警求援，又急从上海调款5000元救济；
1920年，捐助慈北六乡银7000元；
1921年，捐平赈银1.3万元；
1922年，家乡遭受台风袭击，棉稻失收，酿成大灾荒，吴锦堂捐平粜银2万元，赈灾款2万元，以工代赈5000元。
以上各项，吴锦堂用于救灾的款项达纹银3万余两及银元13.1万多元，历年达数十万之巨，真如他自己所说的，到了“拼输性命与金钱”的地步。
对此，吴锦堂1911年写有二首诗，表达了他慷慨解囊、福国安民的心愿。
平粜济贫
饥荒叠次乱人心，每岁勉输汗血金。
但愿治安家国福，代他官吏降时霖。
散粟施赈
梓乡叠歉冠尘寰，五万余金输自艰。
杯水车薪何所济，遥求义粟众宏颁。
第六节 投资祖国建设
吴锦堂回国投资活动其实早就开始，但大规模地进行则在1906年他彻底退出“钟纺”以后。吴锦堂设在上海的“义生号”洋行，原来是神户“怡生号”的分支机构，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此后又成立“裕生”洋行，派杜炳卿担任经理。“义生”和“裕生”商号实际上已是吴锦堂在国内的办事处，总理着吴氏在祖国的投资活动。1912年，盛宣怀约吴出席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并在会上演讲，吴因事无法到会，就派“裕生”洋行经理杜炳卿作为他的代表出席；同年吴锦堂捐给家乡三北的5000元赈灾款，则是由“义生号”将款汇到宁波升泰钱庄转交的。
吴锦堂投资国内事业的总量，现尚难以准确统计。1908年盛宣怀邀他出任汉冶萍公司顾问董事，吴锦堂在12月16日致盛的信中说：“作镆系驻日华侨，土地财产半在东邦”可见其时，他资产的一半左右已调回国内。他当时的资产大约有500万，元之巨，因此投资数额应相当巨大。1915年盛宣怀动员吴锦堂投资筹建中的中日合办制钢厂，盛信中说：“阁下为大实业家，中外信仰，拟请附设若干股，将来此项股票必可涨高。一则股东列入大名，公司可以增重名誉；一则台驾侨居东瀛，借重列为董事，随时可以就近调查，公私两方均有裨益。”从中也可看出吴锦堂在当时中国实业家眼中的地位。吴锦堂在国内的投资范围广及采矿、冶炼、纺织、铁路建设、金融、农田水利和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一、投资浙江商办铁路
在我国铁路发展史上，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疯狂掠夺和清政府媚外卖国的行径，曾掀起过轰轰烈烈的收回路权和商办铁路的两次爱国斗争。在商办铁路高潮中，浙江、江苏两省一直走在前头。其中围绕沪杭甬铁路的“废草约”、“拒借款”的斗争，更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和铁路职工的反帝爱国热情，在中国铁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1898年10月15日，英帝国主义以“怡和”洋行出面与大清铁路总公司签订了修建苏（苏州）杭甬铁路（后改为沪杭甬铁路）的一个草约，但此事遭到江、浙两省的反对。两省于1903年提议自己筹款建路，1905年得到清政府批准，即成立浙路公司，招募资金。谁知英国政府竟以一纸草约为据大加阻挠，终于掀起了一场“转正约”与“废草约”的斗争。媚洋卖国的清政府，见江、浙两省废约要求不可动摇，就与英政府商定，要两省以向英国“铁路借款”作为“废约”的交换条件，实质上仍是将路权交给英国人控制，江、浙两省遂针锋相对地掀起“拒借款”风潮坚决加以拒绝，斗争更趋激烈。
江、浙两省自建铁路、保护路权的决心能如此坚定，与两省爱国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支持直接相关。当年两省民族资本家已具相当的经济实力，又经“保路运动”的锻炼，对帝国主义控制我路权的狼子野心有了切身的体会，当年在京浙江同乡为浙江铁路事发表的《公启》中指出：“彼（帝国主义）以铁路资本所在之地，即为政治权力所及之地。其继铁路而起者，必有开矿权、内河运输权、创立商埠权、派兵护路权，但使铁路一入其手，不转瞬而我之生计实业，皆被其吸髓剥肤，永无补救挽回之望。”可见，投资浙路公司的思想基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加上投资铁路事业的利好前景，因此热烈响应商办铁路公司的筹资、集资非常顺利。吴锦堂也就在这时认购浙江铁路优先正股200股。此事，对于了解他的爱国思想、经营理念和他与国内宁波帮人士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浙路公司以商股投资为主，民族资本家掌握全部经营大权，实行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实现了由个体私人资本向股份集团资本的转化，其建设速度和经济效益，为封建官办企业和官控企业所望尘莫及，有全国“商办之冠”的称誉。浙路公司的出现和成功，对浙江以至我国经济、社会的近代化，有重要的意义。而吴锦堂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具有相当的知识和经验，显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浙路公司的股东，包括浙江省内上、中、下社会各个阶层，投资5000元以上的大股东有133人，股金额约300万元，占全部股金的30％左右；其他股东约6～7万人。作为宁波府商人代表的上海宁波帮，是这次投资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当年浙江11府各行帮、家族巨头160人在上海集会讨论浙铁问题，会议发起人中就有上海宁波帮的主要人物严信厚、虞洽卿、李厚佑、周晋镳、朱葆三等。在实际认股时，严信厚、虞洽卿、李厚佑、叶又新、樊时勋、苏葆笙等都投资在1万元以上，朱葆三、陈子琴投资5000元，而吴锦堂则认购了6.6万元，几乎是几位巨头投资的总和，可以看出他在浙路公司中的重要地位，也可以想见他在当年宁波帮中的地位。后来，他又把他所拥有的全部浙路股票，划归锦堂学校作为办学基金。①
与此同时，吴锦堂对家乡的交通事业也十分关心。1913年，他曾与虞洽卿反复讨论过筹建“三北铁路”的事。是年他在给慈北绅耆的一封信中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乡民生之困苦，农事之不振，工商之难兴，皆由于交通之不便。际此列强竞争，非昔日闭关自守比。欲使交通利便，惟火车实为要图。不幸南山之隔，轮船火车只得通于姚城。优胜劣败，显而易见。但沿海一带，虽有海船出入，涂远浦浅，危险万分。且我乡例用民船，从上河装货趁客，至甬行驶，遇有风雨之阻，盗贼之虞，动则五六天方能达到。查我乡花田五十万亩，每亩扯花款拾元，合有五百万之数。自用约四十万，尚余四百六十万。又加一切杂项种作，统共约有五百余万。延迟四五天，其利息何止数万。惟食米一项，我乡所出无多，全赖外埠周济。输运艰难，川缴增重，水涨船高，受亏更甚。商农之人至甬进出，非惟川资不轻，又且耽搁日期，以致所食所用，无一不贵。我三北民力日缩，商业日衰，职是故也。大抵车通则商兴，商聚则地富。即如海产花布，易于分运，此尽人之所知也。然自姚邑轮车通后，我三北之暗损实剧，此则有知有不知也。倘若有盗贼之警，即可饬差发兵，舍船就车，风驰电掣，一二时可立至，其便利为何如乎？今欲图挽救之策，莫若利用火车。然须东接山南，西连余姚方为一气贯通，完全支路。此事镆于昔年早曾筹及，今既有议筑之机，还望吾乡诸公集议办法。
这样为家乡的发展深思远虑，其建设思路的科学合理，让人感慨不已。
在投资浙铁的活动中吴锦堂与虞洽卿联系密切。虞洽卿，生于1867年，小吴锦堂12岁，都属兔。他先后在德商鲁麟洋行、荷兰银行及华俄道胜银行当买办，渐成腰缠万贯的富翁，后又捐了官，成为著名绅商。虞氏暴发后先后创办或与人合办了多家金融、贸易、航运大公司，是我国民族航运业的创始人之一。虞洽卿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承办了规模巨大的南洋劝业会，先后出任全国工商团体、宁波同乡组织及政府咨询、监事机构要职，是我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虞洽卿是吴锦堂的三北同乡。早在1900年，清政府因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陷入困境，就曾由虞洽卿出面动员吴锦堂两次捐款，合计银3万两。1906年虞洽卿奉命赴日本考察，吴不仅尽地主之谊在松海别庄为他安顿生活，还安排参观考察，介绍日本工商企业的管理、经营情况，促成并协助虞举办了南洋劝业会。1908年虞洽卿联络同乡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又得到了吴在财力和关系协调上的大力支持，在此后的票价风波中，吴又出任“航运维持会”会长，并促请劝业道出面保护，并出资支持民族航运业，使斗争取得了胜利。1912年，三北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他们联合组建“三北筹赈会”，办理赈济及平粜。1913年，吴子启藩又娶虞堂妹彩莲为妻①，两家更成为近亲。1921年上海成立“三北同乡会，19”24年虞洽卿被选为会长，吴锦堂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从中可以看出吴在上海企业界的声望，还能看到宁波帮商人间的那种团结协作关系。
二、投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于1908年奏请清政府批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而成的股份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公司年产煤炭60万吨，铁矿石50万吨，铸钢7万吨，占当时全国钢产量的90％，有工人7000人，是我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是当时亚洲最大也是最先进的钢铁企业。这三厂合并前都是官办企业，但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一直靠向外商（主要是日本商人）借款维持。
在公司筹办过程中，盛宣怀按照清政府“招抚华侨兴办祖国实业”的政策，拥有巨资的吴锦堂自然成了主要的动员对象之一。而吴氏也正在努力将他的资产转回祖国，并且吴拥有自己的船队从事运输，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在1908年11月前后，接连三次在上海盛氏寓所会面协商，吴答应出资10万元认购汉冶萍公司二等优先股2000股，盛则提出请吴出任驻日董事顾问。后吴氏因董事与顾问两职按章程规定似有不协调之处，致函盛宣怀商议，并要求“据情实奏”，以便达到“职守较尊”的目的。盛则指出“中东实业时有交往，故必得长才伟望如阁下者，方足以资臂助而备顾问”并表示“当俟举定沪汉董事一并汇奏，以昭郑重。”1909年春，吴锦堂即于，董事会召开前注入股金10万元，成为汉冶萍公司的大股东。
汉冶萍公司成立后，吴锦堂曾积极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讨论，诸如对公司的招新股、收归国有等问题，都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曾两次以退股为筹码加以强调。特别是孙中山主持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向日借款所涉及的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一事，吴锦堂因与孙中山、与三井公司、与正金银行等有较多的交往，本身又是汉冶萍的大股东，应是最清楚事件内情的少数人之一。他在给盛宣怀信中说：
汉冶萍公司合办之事，赣、皖、湘、鄂大为反对，中外各报喧腾，果如宫保卓见预料及此，诚如尊论，非终止不可。而孙大总统先与三井所订之约能否无效，殊为怦怦。今接敝友江西刘芋珊，即江西临时议会议长刘景烈之老翁来函，附呈台阅便知其详。鄙见拟请将孙大总统所订，暨宫保所拟草约各稿一并登诸报纸，俾使天下后世咸知此事真相，稍轻谤毁，否则恐碍于孙大总统之命令，殊多不便，或将各约底稿抄寄，以明宫保心迹。是否之处，请裁夺是荷。
从中不难看出，吴锦堂是支持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因舆论反对作罢后，又提出了善后处理意见，主张既要照顾到孙中山的威望，又要坚持事实真相，考虑不可谓不周全。
至于吴氏投资汉冶萍公司的获利情况，从下列资料中可得到一点信息。1910年，吴锦堂将他的汉冶萍公司股票的一半，即1000股5万元捐给锦堂学校，作为学校的常年经费。据他本人提供的数据，学校每年可得股息4000元。但到1913年，因受民国初年政局动乱的影响，却分文未发。吴锦堂曾因学校维持困难，致函盛宣怀要求照顾，盛也以“事同一律”加以婉拒，说“先生洞明事理，尤谙商律，当必鉴此实在情形也”，让他碰了个软钉子。①因此，吴锦堂在汉冶萍的投资，大约没有实际的效益可言。
吴锦堂与盛宣怀的联系，大约始于1908年。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1844年生于官僚地主家庭，长吴锦堂11岁，官至邮传部尚书。盛曾任清政府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等职，创建了一批新兴工业及中国通商银行等现代金融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干将，我国最早出现的官僚实业家。盛还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首创天津中西学堂，筹建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为建立新型工科大学奠定了基础。1908年4月，盛赴日本就医，时间长达半年多。趁机考察了日本的厂矿、银行，参观了公、私图书馆，并与日本政界元老研讨宪政、币制等问题。其间曾至神户活动，当时吴锦堂已是神户华侨界的领袖人物，因而相互间有了了解。到年底，盛宣怀奏准筹建汉冶萍公司，就力邀吴锦堂投资。现在保存着的10来件吴、盛来往信函，内容涉及到吴氏认购汉冶萍公司股票、催讨股息金及讨论公司经营、中日合办、政府对日借款等事项，可以看出吴氏与汉冶萍这个“东方第一实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可看出他与盛宣怀之间在经济上的密切合作。吴、盛间的关系，使吴锦堂有机会参与了我国最早一批现代工业企业的建设。
三、投资现代纺织企业
对于吴锦堂曾在祖国纺织工业中的投资，因缺乏具体的资料，一直不清楚其规模和投资地区，只能根据零星资料作一点分析。
关于“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这是钟渊纺织公司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日中合营企业。吴锦堂于1905，年收购“钟纺”4万股之后就掌握了经营决策权。次年“钟纺”在上海成立“绢丝股份”，其筹备期间正在吴氏掌控期中，而所聘的总经理朱葆三、查帐员王一亭又都是吴的熟人。朱葆三是舟山人自不必说，王一亭虽是湖州人，但从移情阁中挂有他书写的“飞阁流丹”、“蓬莱第一”和“汉宵凌楼”三块匾额来看，和吴氏的关系也决非一般。由此分析，“钟纺”投资上海“绢丝股份”应是吴氏投资祖国建设的一部分。只是不久他因“铃久事件”而完全从“钟纺”退出，“绢丝股份”的实际所有者也变成了日本的安田财团，但相互间的关系仍是相当密切的，因为他的好友武藤山治这时已被请回担任“钟纺”的总经理。
我国著名教育家、实业家、恩科状元张謇，曾创办了庞大的大生系统企事业。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指的就是他创办大生系统的功绩。大生系统在湖北开办了纱、布、麻、丝，4个厂，取名大维公司，1911年建成投产。但当张謇于10月4日
赶到武昌主持开工典礼后6天，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在混乱中湖北军政府占用了大维公司的财产，后又在此基础上改办了楚兴公司，这就是后来纠讼不断的大维财产案。
现保留在《张謇全集》中的一封信函表明，吴锦堂也是这家大型轻纺企业的投资人，为了讨回在大维公司中的投资，他曾愤怒地“交商会公议”，并“呈控黎副总统”。从张謇1914年7月14日致吴锦堂的信中，可以了解到事件的处理情况：1913年冬，大维财产案经北洋政府国务院干预，湖北军政府同意赔偿银50万两，但后来他们又反悔，改成中央和湖北各付一半，再后来干脆不认账一直拖着。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吴锦堂曾在大维投资则是可以肯定的。①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894年考中恩科状元，不久就矢志投身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事业，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在工业、商贸、金融、交通、盐垦及农田水利、文化教育、慈善公益等领域，都有大量的投资。在实业方面，仅大生系统的企事业及建设项目就达177个；在文化教育方面，从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算起，涉及普教、高教、职教、特教等领域，相关的学校计300多所。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吴锦堂与张謇早有来往。1903年5月，张謇自费赴日考察，5月1日抵神户，中午由神户东源号店主李光泰设宴接风，吴锦堂应约出席相见，这大约是张、吴第一次会面。其后他们互相间交流学习，关系甚为密切。1910年吴锦堂在白洋湖畔为自己营造墓园，其墓碑就是张謇所题写。1915年吴锦堂修建移情阁，张謇又写了“世外桃源”、“问樵听渔”和“层台叠翠”三块匾额致贺。1918年5月，张謇的儿子张怡祖从纽约商科毕业，也特地经神户回国，张致函吴锦堂说：“令其（怡祖）诣教，乞赐照拂，并介绍参观著名大工厂一二，借广见闻。”吴锦堂还多次赴南通与张商谈。如1910年吴锦堂回乡处理杜白两湖水利局人事及锦堂学校校务时，曾于2月17日前往南通访张，张謇在日记中记道：“夜有恶感。退翁、敬铭、位思、锦堂谈，十二时乃去。竟夜未眠。”所谈内容虽不得而知，但使张謇抱病谈至深夜，并使他“竟夜未眠”，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同年5月9至11日，吴锦堂再次赴南通，连着3天由张謇陪同参观工厂、育婴堂、学校，可以分析，吴锦堂投资张謇创办的大维公司，即在此期间谈妥，并参加了筹备工作。吴氏回乡将锦堂学校改办为农业中学的打算，也是在此次晤谈中形成的。
四、倡建商舰协会
吴锦堂经营航运业有着丰富的经验，事业转向国内后，曾投资于上海东方航运公司，对虞洽卿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也在财力上、经营管理上给予过大力支持。同时，吴锦堂的考虑更加高瞻远瞩，这从他倡议建立商舰协会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出。1910年初，吴锦堂致函浙江巡抚增韫，认为我国旅外华侨多至“千数百万”，每年进出口货物，约占世界贸易额“十五分之一”，但是，“我国既无军舰保护，又鲜商轮转输，寄人篱下，动辄掣肘，困苦情形，莫可言喻。”他了解到列强有一种“义勇舰队”的办法，即由商人集资购买船只，平时载货运客，作为商船，战时编入海军，听侯调遣。如此，就能“不费造舰养舰之资，而得卫国卫商之益”。他建议国家建立商舰协会，负责筹集资金，组建商舰船队。他还表示，日后协会的活动经费，全由他独力承担。不久，军部批准了这项动议，他捐给商舰协会的2万两银子，也汇入了上海大清银行。不过此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不久即土崩瓦解，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那2万两银子也打了水漂。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吴锦堂对国势危弱的揪心之痛和对强国富民的渴望。①
从有关资料看，吴锦堂回国投资的范围相当广泛，而且大都投资于当时举足轻重的大企业，他的这些经济社会活动，对促进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当然，作为一个爱国实业家，他并不完全明白在国家没有建立清明的政治制度以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难以实现的，他在国内的事业难有大的发展。正如他自己慨叹的：“弟为祖国各公司股单所受损失甚巨，种种受人鱼肉，实可寒心，如大维公司、中华银行等类，莫不情同欺骗也。”
第七节 兴修杜白两湖水利
一、兴修两湖水利的缘起
“闯荡世界、造福桑梓”是宁波帮的重要特征。吴锦堂在将资金转向国内，大规模投资国家建设的同时，即开始捐资家乡水利事业和教育事业，以其投资数额之巨大，实施规划之周密，历史影响之深广，引起人们久盛不衰的赞扬。
慈北平原，南临山北濒海。在蜿蜒起伏的南山北坡上，曲曲折折地有数十条山涧，汇集着涓涓滴滴的溪水，流进广阔万亩的杜白两湖。
杜湖、白洋湖水利设施，东汉时已远近闻名，被列为宁绍地区九大水利工程之一，关系着慈北10万人民的生计，向有“二天”之称。1905年，吴锦堂回国考察返乡省墓时，眼见两湖年久失修，历年又有人占湖造田，终致塘坍湖溢，衰败不堪。富庶的慈北平原，竟“雨稍多，则田地淹没，晴未久，而湖河皆竭”①，水旱频仍，灾情不断。再加上土豪劣绅乘机敲诈勒索，地痞恶棍蓄意制造水利械斗，人民痛心疾首。吴锦堂倾听着乡里父老的血泪哭诉，心情沉重，决计出资修复杜白工程，为乡里造福。
吴锦堂决心修复两湖水利，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他曾多年在家乡务农，两湖的入海大浦就有2条在他家乡流过，东有祝家浦，西有洋浦，还有一条小浦蛟门浦则穿村而过。它们本来涝可排泄、旱能浇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脉。但在吴锦堂的幼年，由于两湖蓄水能力的锐减和河浦海口的淤塞，以致连年旱涝频仍。特别是当余姚山洪爆发时，失修的洋塘无法抵御，东山头就首当其冲成为一片汪洋。吴锦堂曾多次无奈地看着生长茂盛的棉花，因缺水而枯萎、因水浸而腐烂，一年的辛劳眼睁睁地毁于一旦。因此，吴锦堂对家乡棉农的焦虑痛苦，确有切身体会，他回乡办实事首选修水利，实是久藏于心的愿望。
另外，家乡先贤那解纷息讼、恤孤怜贫，见义勇为、不辞劳怨，慷慨解囊、捐资修堤的感人事迹，也给他极大的启迪。清同治初年，吴锦堂还是龆龄之年，就常听村里父老谈起沈书贤先生的事，说他怎样因人们占湖为田而痛心疾首，怎样“不惜其身家，不避其嫌怨”筹划赎田复湖，筹款购回被占湖田882亩，还说他的努力因官吏的昏聩而功败垂成，以致抱恨谢世！沈书贤的事迹在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1909年，他写《续修杜白两湖水利全书自志》时还把此事记入，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先辈的敬仰。
吴锦堂在决定花巨资修复杜白两湖水利前，还深入研究了杜白水利工程的历史资料，拜访了许多对当地水利建设有真知灼见的乡绅，使他洞悉杜白水利的要害，总结前人修水利的经验，并形成有针对性的修建和管理措施。
历史上，慈溪曾官修《鸣鹤杜白官湖记事》一册，明万历年间，沈海鹏据此增编成《重清杜白两湖全书》，到清嘉庆十年（1805），王相能（即王名扬）再次增补重刻，书名为《重刻慈溪县鸣鹤乡杜白两湖全书》，该书保存了有关两湖水利的大量资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当年仅刻印了500部，经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清咸丰、同治兵燹后，几乎已荡然无存。后来吴锦堂托人找到了两本，出资重梓500本分发大家参考。此书对吴了解杜白水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中了解了两湖的历史面积；了解了历史上因占湖为田，械斗害命，缠讼多年的情况和有关处理纠纷的方法及其利弊；了解了民众中“陷于刑辟者，实繁有徒；破家荡产者，更仆难数”的惨象；也了解了仁人志士如明代沈履祥等对于杜白水利要害的精辟论述。同时，他又拜访有识乡绅如叶鸿年、柴仰清、沈遐泉等，和他们一起调查讨论，了解他们经营水利的经验。其中叶鸿年、柴仰清两位对吴氏的影响最大，后来也都成了吴氏公益事业的热心赞助者。
叶鸿年，字蕉生，鸣鹤人，因先辈在杭州开药店致富，曾出资屡修两湖，还在杭举办多项慈善事业。他壮年回乡，仍热心地方公益，曾筹办沿海赈济，“救困济贫，施惠不望报”；曾筹办清乡捕盗，但对因生活所逼铤而走险者，却又常常“立请上官许其保释，宥其既往，勉为善良”；又曾出资创设两等小学校一所、女校一所、单级小学校两所及捐资修桥铺路、施柩育婴、施医送药等，前后捐款万余元。吴锦堂此次回乡扫墓时，特地上门拜访。叶在谈及水利时向吴提出了“故里叠遭荒歉，病由水利失修”的看法，劝吴氏“兴修水利以救里闬”。后来他还义务襄助多项工程的实施，甚至不辞劳瘁，亲率监工；两湖水利管理局出了问题后，他又不顾年迈出任水利局总理。1911年，慈溪、余姚海啸酿成大灾，也是他“力劝作镆赈平并办，以救灾民”。十多年中，他们函电交驰，来往密切，实在是吴锦堂志同道合的朋友，又是他兴修水利的得力助手。
柴仰清，字启标，也是一位疏财仗义、乐善不倦、救弱拯饥的慈善家。早在赴豫章、郑州、湖北、山西经商期间，沿途就常解囊救助落难同乡，还寄钱赈济家乡水荒灾民。家乡的保安桥、盛安桥、宝善桥、正阳桥和通港桥，都是他独资或与人合资修建的。1899年移驻上海经商后，又资助上海建义庄，出资修缮家乡崇寿宫、建雨宜亭、在淹浦购地营造义冢。1903年曾倡建水利局，修筑湖塘一段，颇享盛名。1905年秋，吴锦堂慕名往访，柴仰清向他历数倡修水利的甘苦、建水利局管理两湖的办法。后设水利管理局就肇始于柴仰清。更让人感动的是，1905年已71岁高龄的柴仰清，为支持吴锦堂修水利，竟答应董理建漾塘事务，不辞劳怨长达两年。所有这些，对吴锦堂都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二、修建杜白水利工程
杜白水利工程规模巨大，由四大核心项目构成：重建西界漾塘，遇汛期可藉以堵截姚北平原东注的洪水；加固两湖大堤，以增加蓄水量；增设减水坝，用以控制水位；疏浚通海大浦，增设大小桥闸，以完善排灌系统。全工程“竭五六年心血，费七万余金钱”才得以完成。对修复两湖水利，吴锦堂胸中自有打算，但工程建设却是按实际情况“查明缓急先后，循序而渐进”逐项展开的。
（一）修复漾塘阻挡姚水东溢
慈北水利，西部以洋浦、漾塘最为重要。因为此地地势姚高慈低，每当余姚暴雨，泛滥之水即流溢慈北，赖漾塘阻挡，又靠洋浦导入大海。漾塘始建于唐，但到明代已被姜岳斌等趁乱垦为农田，因此多年来慈北人民常受“鱼鳖之苦”。复筑漾塘，事关慈、姚两县，涉及多家农户，工程又大，十分困难。吴锦堂决计从这最急需又是最困难的项目入手。他从农户手中赎买回漾塘基田31亩，于1905年冬动工，计砌筑石塘1167米，拆修了白洋湖虹桥闸，并筑高塘南至洋浦庙止的道路，历时两年，至1907年完工。工程由柴仰清主持，沈遐泉任出纳，共耗资2.2万余元。漾塘修复工程完工后，购入的漾塘基田尚余19亩，吴将其划归水利局出租，以租息收获作为漾塘、坝堰及虹桥闸的管理费。从此客船过坝，都由水利局雇人车坝，不取分文；坝、闸的日常管理也有了经济来源；原来长期存在的管理人员敲诈勒索的现象也得以杜绝。
（二）修理杜湖里塘闸及修补外塘完成漾塘工程后，吴锦堂将目光转向慈北水利的主体——杜湖。杜湖面积大，风狂浪急，堤岸很容易损坏，因此古人在里外杜湖间筑塘建闸，以减弱风浪的势头，这就是杜湖里塘闸，又名白塔嘴闸。该闸清嘉庆、道光年间曾两次重修。当时则已完全坍塌，以至杜湖里湖实际上已经消失。1909年，吴锦堂出资拆造里塘闸，桥脚、石坝均用水泥胶黏坚固，并于山脚凿去活石三丈余，作为泄洪道，又填高莲池庵前后道路。在设计塘闸和泄洪道时，以西埠头村房屋不浸水为限。同时，外杜湖的十里长堤，自嘉庆初年修筑后，也已破败不堪，原来杜湖外塘塘基底阔六丈，因被塘外田主私行垦占，这时只剩不满二三丈，而且人们还“私挖塘洞，形如蜂巢”，严重威胁着湖塘的安全和杜湖的蓄水能力。于是，吴锦堂于1908年邀集绅董公议，将所有明洞暗洞尽行填塞；又禀请当道恢复塘基钉界，修理张郎闸及西碶闸，并于次年在塘外依旧塘基掘运河一条，以杜绝私挖塘洞事的再次发生。另外他还倡议建筑土附护塘，作为石塘的外护，以御波涛。
（三）修筑杜湖各减水坝
凡水利工程，既要考虑径流的容蓄，又必须注意汛期限制水位。吴锦堂深知此理，认为必须做到“所蓄湖水滴流不减，非我所蓄任其自去”的目标，于是他出资新建东门及西门减水坝，修复了石湫头减水坝。这西门减水坝位于西碶闸之南，是凿去山脚八丈活石而成，工程比较简单。而东门闸东首东门减水坝的施工，却十分艰险。该闸长34米，内外及中间筑有水泥泥龙，底椿用水泥胶黏，外塘基键以乱石，面上用阔厚石条以便行人。工程进行中遇到连日大雨，山水暴涨，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搏斗。当时吴锦堂正因水利测量事回乡，就到减水坝工地督查，亲历了这次险情。
那是1909年的5月中旬，暴雨已连续下了三天三夜，湖内外一片汪洋，被加固的湖塘困住的浪涛，集中向减水坝工地涌来，洪波叠起，吼声雷动，抢险斗争，惊心动魄。吴锦堂意识到形势的严重，万一大堤决口，塘外的村庄、农田就会被冲毁、淹没，重建的水利设施亦将毁于一旦。因此，他出高额赏金组织抢险队，还亲自赤脚撑伞，涉水督工，三昼夜没有离开工地。他憔悴的面容，亲履险境的行动，深深感动了民工，连在场的日本测绘师也惊叹“世所罕见”，为他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后来在此照片上题写了一篇“序”，希望慈北的贤人达士能永保湖浦水利，不要辜负吴锦堂的一番苦心。雨过天晴，经过民工奋不顾身的抢救，洪水被战胜了。东门减水坝经3个月的奋斗，终于完工。
（四）修筑淹浦祝家浦桥闸并查勘松浦古窑浦漾塘和杜湖堤、塘、闸、坝修筑完成后，吴锦堂把治水重心转到查勘淹、祝、松、古四大通海大浦上，淤者疏之、毁者复之、缺者添之，务使建立完整的排灌系统，使农田旱能灌、涝能排，旱涝无虞。
这项工作其实是早就开始的，1907年，慈北发生灾荒，民怨沸腾。吴锦堂即发动“以工代赈，亩捐浚浦”，他捐8000余元建设了第三闸一座，闸分五洞，每洞七尺五寸，用以阻止海船的出入。同年疏浚竺民浦（即东山头祝家浦，现称徐家浦），并移建三洞桥闸1座。其后于1909年修建的桥闸有锦堂西桥、韩家路闸（顺海桥）、大塘闸、蒋家路闸等，合计修建15闸、21桥，多数至今仍在使用。
（五）两湖水利工程的管理
两湖水利工程基本完成后，吴锦堂并未认为已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优了。他深知，私垦的湖田他可以出资买回，废弃的设施他可以投资修竣，但他明白日后还会有人一寸又一寸地复垦私田，设施也会随时间推延自然老化损坏，一定要有个办法使修复了的水利长久地惠泽后人，防止以前那些弊病的再次发生。于是，他根据六七年来的调查分析和历代先贤及当世仁人的真知灼见，提出并实施了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定界绘图，使两湖公产界址分明，不容侵占；湖产归公，用于水利，保证了水利管理维修经费；建立水利局，使之有专人管理；制订管理章程，确保有据可依；一切规章措施，公之于众，且申报政府立案，树立制度的权威..真是想前人之未所想，行前人之未所行，为杜白水利事业长期发挥效益，可谓是呕心沥血，令人肃然起敬！
1.测绘地图、厘清界址、根绝讼源。湖田是公产，其租息是两湖水利日常管理维修费用的主要来源。吴锦堂认为，为保证湖田公产不被侵占，必须丈田、钉界、勘绘精细地图向政府备案，以此作为日后勘核的依据。也只有如此，屡讼不休的争斗才能根本消除。清同治年间的那次湖田产权的纠纷，一直闹到群起械斗，酿出人命的地步，最后是靠官绅调解，赎回湖田才得以平息。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公收田租时又生讼案，原因也在于同治年间因公款不继，有206亩未能赎回，界址没法厘钉才留下祸根，最后还是由吴锦堂出钱赎回被占公田52亩后才得以了结。据此，他出面请县令会同乡绅当众钉定界址，又要求省政府批准对两湖进行科学测量，以绘制湖图订定湖界。吴锦堂的这一呼吁，直到1909年春才接到浙江巡抚的照会，请他立即回国会同踏勘。事关百年大计，他迅即出重资聘定日本测绘师准备起程。但就在这时，他的小女儿瑶仙得了急病，怎么办呢？改期回国吧，吴锦堂深知政府不以民生为重，拖下来就会不了了之；按计划成行吧，他又子嗣无多，视小女为掌上明珠，怎么放心得下？但是父老乡亲血泪哭诉，声声响于耳际；故乡连年歉收惨象，历历如在眼前，何况正在修建的杜湖减水坝工程也放心不下。于是，吴锦堂毅然不顾舐犊之情，在安排了女儿的医疗事务之后，偕同测绘师日夜兼程归国。回到家乡，吴锦堂一面督察施工，一面陪同踏勘，历时4个月绘制成比例为2000分之一的彩色地图，交政府备案永以为据。这是杜白两湖的第一次科学测量，精确厘定了杜湖面积为7606亩6分6厘，其中里湖面积1437亩3分2厘，白洋湖面积1285亩7分1厘。使“杜白两湖之面积真相朗若列眉，自汉迄今，相传湖亩之误，不烦言而自解。”
2.设水利局、制订水利管理章程。杜白水利工程的管理，事务繁多，牵涉面广，既要及时起闭湖浦各闸控制蓄排，又要管理湖产、湖田，处理鱼农生产相关事宜；既要及时检察维护蓄排灌设施，又要进一步增建，力求逐渐优化工程；另外还要协调湖水用户关系，处理违规事件..杜白两湖水利急需建立经常性的决策、办事机构。吴锦堂参照前人的经验，于1907年10月在淹浦崇寿宫设立慈北全乡水利局，并开始考虑制订水利
吴锦堂的小女儿吴瑶仙管理章程。
后来发生了水利局首任总理沈增辉贪污和横行不法事件，更使吴锦堂感到制订章程的重要。
沈增辉贪污水利公款案是1910年败露的。他担任水利局第一任总理的职务后便得志猖狂，一方面监守自盗贪污公款4000余元，一方面又向吴锦堂索取酬金4000多元，并借开掘护堤河、购买锦堂学校建材为名，向吴骗取钱财……短短几年间，沈增辉成了慈北不可一世的显赫人物：购置枪械组织私人卫队，出门坐轿鸣锣开道，欺诈百姓鱼肉乡里，人们背地里称他为“百步大王”，成了慈北的一大祸害。正在神户的吴锦堂深悔自己用人不当，急忙回乡调查处理。沈增辉得悉吴要回国的消息万分惊慌，自知罪责难逃顿起谋杀之心，阴谋败露后，又于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后，带领200多党羽，以索取酬金为名，手持器械包围学校，企图加害于吴锦堂。正在校内干活的泥工木匠和在校师生工友死守待援，保护吴锦堂。好在慈北群众早就对沈增辉恨之入骨，在他招摇过市之时，就有人奔县城报信搬兵解救。事后，吴锦堂即具状从县里一直告到省里，并将水利局事务移交慈北自治会叶鸿年接管。
沈案后使吴锦堂加快了制定水利章程的步伐，一方面函请政府批准他的建议，一方面多次与乡绅们书信沟通，详细说明订章立规的重要，还亲自拟定了一个草案提请乡绅们公议。对于总理人选的产生，因有前车之鉴，他发信征求选举办法说：水利局“如永归一人经理，则用人偶一不当，必致日久顽生，非特职员（吴氏自称）巨万金钱付诸流水，势必贻害全乡，后患无穷。”讨论中，六区自治会曾提议“将湖田租项下拨充自治公费”又提议“水利局总协理，不取薪水，以尽义务”。他于1912年9月致函指出：湖田租息系水利专款，自治会本来就有筹办水利的任务，即使没有现款也应筹款办理，岂能挪用水利专款于行政开支？又认为水利局总协理尽义务的办法也不可取，“枵腹从公，必无其人，间有热心桑梓者，难免人亡政息。”提出“不必徒慕义务虚名，反致事无责任。”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兼顾大局。
最后订定的《慈北全乡水利局善后章程》正文共设12条，对水利局的办公地点、人员配置及领导成员的选举办法，对专职人员的责任权限、工资待遇，对出纳、纳税工作的安排，对浦闸、湖闸的管理分工，对湖田的出租及湖产的处理，以及公禁事项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还提出要安排绘制湖田《图说鱼鳞册》，作为田产档案存水利局。这个章程公布实行后，又按吴锦堂的意见，由叶鸿年等13人出面，在1914年3月13日呈报中华民国农商部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备案。
3.向政府备案，力图将民约升为公规。吴锦堂在修水利及办学校的过程中，几乎每个关键阶段都通过各种关系向当时的政府发函，详细报告有关事项，一再要求“奏咨定案”，以便“垂永久而资利赖”。慈北乡绅的请奖函，慈溪县令的报告，浙江巡抚的奏章，驻神户领事的公文，清廷和北洋政府的批文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等到政府有了回应，吴锦堂受到了封赏或嘉奖，就等于默认了有关的各种规章和措施。吴锦堂所处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刚向清廷备了案，辛亥革命就爆发了，他又不得不重新报告，重新争取立案。看着这厚厚的公文案牍，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吴锦堂为寻求政府对他的公益事业的支持和保护所花的心血。
可能有人会说，吴锦堂是孙中山革命的热心支持者，怎么还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来往？这其实是一种求全责备，当时一个商人想为家乡办一些公益事业，他能不寻求实际执政的政府的支持保护吗？可能也会有人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请功邀赏。对此不能完全否定，但谁也否定不了其中有寻求支持与保护的主观愿望。对此，他在上报水利章程和两湖地图时曾一再声明：“所有捐办全乡水利告竣各情由，为再沥叙陈请，职商本志，冀以能力所逮，略尽桑梓义务，且藉以整顿水利，振起农业”，“既非沽名钓誉，亦非妄冀荣宠。”他的目的只在请政府定案，以“垂久远而杜后患”。驻日钦使胡维德给浙抚的公函中，提到锦堂学校校产备案问题时说：“此项学校基地房屋及所捐之地亩铁路股份，均系永远作为锦堂学校基本之资产，虽职商（吴锦堂）子孙，不得干预。若非奏明立案，恐后来或生交错。”1917年，吴锦堂出资刊印《续刻杜白两湖全书》，汇编了1907年至1917年间与重修慈北水利相关的资料和照片、地图，附记创办锦堂学校情况，也出于相同的目的，呈请当时正在考虑编修县志的慈溪县知事，要求将其采入邑志。
（六）捐资慈北水利明细账
至1909年底，杜白两湖水利工程基本完工，共耗资7万余银元。日本测绘师岛总彦对工程规模曾作过如下描述：
白洋湖与杜湖之里湖，四面皆高山环抱，全湖天然水源，利垂万世，故号二天。其杜湖，南山北塘，形势颇广，十里长堤，一望如海。两湖面积八千余亩，虽遇大雨，水不为病，以湖能受之也；湖高田丈余，高海五丈余，水多则浦泄归海，旱潦无虑。
1910年2月，吴锦堂在《禀浙江巡抚报告捐款清册图等文》中，详细地禀呈了修复杜白两湖的投资情况，实录于后：
·筑石驳漾塘一条（从虹桥至坝计604米）、赎买漾塘基田31亩、建凉亭一座、修筑道路计洋22200元；
·筑淹浦五洞闸石桥一座、民浦三洞闸石桥一座、淹浦闸凉亭一座计洋11134.4元；
·新开东山头河一条并筑浦路、造桥闸五座计洋6981.1元；
·筑灶浦闸石桥一座并浚河计洋2530元；
·筑韩家路闸石桥一座计洋850元；
·筑蒋家路闸石桥一座计洋850元；
·修杜湖里闸石桥一座、筑减水坝二座、张郎闸石桥一座计洋6049.47元；
·修减水坝二座、修杜湖石塘等计洋1910元；
·修白洋湖闸计洋100元；
·开凿里湖山脚3丈、西碶闸山脚6丈计洋395元；
·两次测量杜白全湖相关费用计洋2965元；
·测量淹浦闸等计洋850元；
·修杜湖莲池庵前路计洋100元；
·筹办水利局相关费用计洋1970.5元；
·赎买杜白两湖湖田52亩零计洋1126.23元；
·付沈增辉酬金（1907年至1910年）计洋4000元；
·付叶秋生夫马费计洋300元；
·付委员夫马费及督工15人辛劳费等计洋1250元；
·调处湖田讼事劝和请酒费等计洋275元；
·购买测量湖浦机具计洋1150元；
·各工匠用材料及杂费计洋2759.5元；
·湖田查勘杂费计洋31.97元；
·绘制两湖全图并刊印出版计洋1530元；
·移造漾塘凉亭、修补塘坝等计洋1200元；
·赎买湖田的过户费计洋17元。
总共计银71826.169元，后收回水利局贴修湖塘费1350元，吴锦堂共为两湖水利捐助银70476.169元。
第八节 创办锦堂学校
吴锦堂的爱国办学思想，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经济变化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吴于1885年到达日本，此时距日本幕府覆没、新政建立仅10余年。日本在“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下，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每年平均12.1％的速度增长，使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改变为被列宁称作“进步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吴锦堂亲眼目睹了日本的振兴，又亲身感受了日本发达后那不可一世的侵略中国的气焰，既受到很大的刺激，也得到极大的启发。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视野并不是注意日本如何推翻幕府统治中的血与火的政治、军事斗争，而是注目于明治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的政策上。他们那种高薪聘用大批外国教师，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出本国人才的做法，以及民间那种“虽贩夫走卒，无不勤学读书”的社会风气，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外，吴锦堂还受到了梁启超、张謇等近代著名教育家的影响。这一切，促使他确立起坚定的教育救国观念，并始终贯彻到他的办学实践之中。在旅居国，他积极支持华侨的教育事业；在国内，他曾捐款给宁波教育会及宁波旅沪同乡会3000元用于办学，还直接资助陈谦夫“合一郡之力，集一郡之才”发起创办效实中学。而最负盛名的，当然是在家乡创办锦堂学校。
一、创办七年制两等小学
吴锦堂对如何改变家乡面貌、造福桑梓有相当全面的规划。1905年，他在第一次水利建设会议中就曾说：“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事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他认为“日本富强，全靠教育”。他把教育看成是国家争生存、争富强的手段，把它放在与兴修水利同等的位置上来考虑，而且花在教育上的总投资高达20余万银元，远远超过了水利的总投资。因此，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把吴锦堂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为“办学三贤”。吴锦堂曾写过《立校兴学》诗，表明他的办学目的：
吾乡风土闭难开，
目击顽童忧自来。
最是出钱求买读，
学章和泪向优裁。
锦堂学校初办时为七年制两等小学堂，其营建规模在当时说来是很大的，浙江巡抚在给光绪皇帝的请赏奏折中就称它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整个校舍占地50余亩，有口字形2层楼房1座、104间，杂用平屋19间，并辟操场、花园。口字形主楼之北与小山之间是一个人工水池，山后一大片桑园，楼前也是桑园。整个校园一面靠山，三面绕着新开小河。学校于1909年农历元月正式开学。当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初八日，浴佛日），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吴锦堂亲临讲话，到会代表有1000多人，轰动了整个“三北”地区，“大学堂”从此远近闻名。当时学校学额定为360人，第一年招初等生40人，高等生80人。据《锦堂国民兼高等小学校改订章程》第三章第十二节关于学科及科目的规定：高等小学设12门学科，有修身、经学、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图书、手工、歌乐、体操；初等国民教育设8门学科，有修身、经学、国文、算术、图书、手工、歌乐、体操。体现了德智体美并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并重和体脑并重的教育思想。到第二年（1910）吴锦堂根据发展实业的急需，学校又增挂初等实业学校校名，栽桑30余，亩，以蚕业为本科，附设初等4年级简易科，首届收本科学生21名，简易科学生107名，还为附近农村办起了3个月为一期的短期蚕桑训练班。
在此期间，吴锦堂用在建设校舍、购置教学设备上，共计银6.527万元，为保证学校日后的经常教学经费，又捐资购买海地1200亩，捐浙江铁路优先股单200股，共计6.6万银元，两项合计捐13.127万银元。同时又多次奏明朝廷：学校的一切动产不动产永远归学校所有，吴氏子孙后代均不得借故干预。
二、改办锦堂农业中学
不久，吴锦堂又从社会实业需要出发，调整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规划。他认为蚕业不过是农家副产，农家的正业应是农科。他注意到，由于各国的人口增长，棉花价格正在暴涨，而我国所产的本棉，数量少品质又低劣，不但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就是国内纱厂的原料也需从国外进口，让美棉占据了市场。长此以往，“美棉之价倍涨于昔，而内地脂膏，且将为外人吸取。若不设法补救，则民生日促，国计愈穷。”因此，吴锦堂决计将初级农校升为中等农业学校，“而以初等农蚕各科附之”。于是，他亲自到南通等地调查各省办农校的经验，与张謇等商讨制定《中等农业学校章程》，于1911年将锦堂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学校规模达到顶点。在《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中开列的设备有：备堂10间、自修室11间、寝室33间、职教员室18间、食堂6间，还有其他用房67间。学校另有农事实验场、桑园约76亩。因学校升格的需要，吴锦堂把他在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二优先股的一半，即1000股，计本银5万元捐给学校，以增加学校的办学基金，另外又拨给开办费2万银元，使吴锦堂投在锦校办学上的资金，累计达到22万银元之巨，是投资水利建设的3倍。
锦堂农业中学堂学制为预科2年、本科3年，设农本科、蚕本科两个专业，学校招生规模定为320名。第一年招4班共129人。学校从全国各地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任职，阵容整齐，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农科专业人才。后因辛亥革命爆发，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军，学校招生困难，且时局也很不稳定，中等农校在招生一届后没有续招，学校在保证已入学学生继续学业的情况下，恢复两等小学的学制。
三、锦堂学校办学成果
吴锦堂对校长和教师的聘任一直十分重视。就校长来说，先后有江起鲲、楼艮（琴五）、诸天目、童春、叶谱人、翁湘、华鲁卿、叶斡臣、沈秉仁、黄筠、王一猷等出任，多系当时民望极高的人。如江起鲲是奉化名流，与张謇有交往，因重新校勘黄元吉《道德经精义》为《道德经讲义》闻名于世；楼琴五先生，德高望重，一直被誉为“奠定慈北小学教育之典范”；童春先生，“三北”知名教育家..通过校董和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锦堂学校树立起良好的校风，这在当时的校歌中足以反映：
勾余之北东山阳，
宏开讲肆遗泽溯锦堂，
田庐弥望，海桑苍苍，
吾侪学习当自强。
朝乾夕惕同生活，
勤劳朴素守我常，
手脑兼施齐努力，
祖鞭先着趁晨光。①
在旧社会里办教育，能够提出勤劳朴素、手脑兼施和学习自强，实在很不简单。在这样良好的教育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如我国著名花鸟画大师陈之佛，是农校预二科毕业生；著名农学家、曾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艺系教授的卢守耕博士，是农校农学科学生；中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卓兰芳和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是锦堂学校第二届高级班学生；著名农学家童玉民、包容等，也毕业于锦堂学校。
吴锦堂晚年仍十分关心学校。一是承担了学校所选拔的去日本留学生的一切费用，先后有童玉民、包容、胡感和等10余名学生的留学经费，均是吴锦堂全额资助的。童玉民后来回忆说：“1912年夏动身赴申，随先生之侄启鼎乘轮至神户舞子，先生聘日语教师每日授日语。第二年4月经冈山县立学校饭岛校长之介绍考入冈山县立农校..到1919年3月毕业，2人膳宿、旅杂费共日金二千数百圆，皆由先生供给。”二是仍尽力设法解决锦堂学校遇到的困难。民国三年（1914），一战爆发，日德两国在我胶州半岛火并，时局混乱，农业歉收，再加上汉冶萍公司在军阀混战中遭到破坏，数年未能付给股息，浙江铁路又收归国有，政府虽答应归还商股，但对大股东则因政府财政困难，须延时贷付，致使学校经费一度十分拮据。后吴锦堂设法筹资接济，才得以维持正常的教育开展。至此，吴锦堂投入锦堂学校的资金，已高达28万元之巨。①
四、百年遗泽更显辉煌
吴锦堂逝世后，其子吴启藩于1930年呈请浙江省政府接收。1931年8月改名浙江省立锦堂学校，1933年改为浙江省立慈溪锦堂乡村师范学校，在艰难的抗战年代，仍内迁办学未曾中辍。解放后学校曾几经改名，但在这方优美的校园中，始终弦歌不绝。到1984年4月，经批准恢复浙江省慈溪锦堂师范学校原名，日本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德仁，应聘担任了锦堂师范学校的名誉校长（后由神户三江会馆理事长、祖籍慈溪观海卫的姜成生继任）。1994年后，在原址建立慈溪市锦堂职业高级中学，继承了吴锦堂举办职业学校的传统，规模大为扩展，为国家建设培养中级专业人才。百年遗泽，今日更显其辉煌。
第九节 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寻求中华民族复兴而上下求索。生活在这个年代里的人们，只要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就必然关心时代先驱们的奋斗，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予支持。吴锦堂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积极创业的同时，也热心支持先驱们的革命活动。
一、武昌起义前与革命者的联系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的维新思想就在神户华侨界引起反响。变法失败后的1902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在神户登岸，吴锦堂曾隆重接待过他，并与之摄影留念。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就是响应梁启超的提议创办的，为华侨社会和祖国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有用人才。
辛亥革命爆发前，神户华侨界总的政治倾向是支持立宪派，而吴锦堂当时正是华侨界的领袖人物。1909年10月，阪神华侨派汤觉顿为代表赴北京请愿，要求早日召开国会；1911年6月，阪神总商会举行集会隆重欢迎康有为夫妇到访神户。但到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仅一个多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没有成立时，700多名阪神华侨就于1911年11月26日在中华会馆集会，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声援辛亥革命。
这迅速与急剧的转变，其实不是偶然的。因为神户华侨在公开地与立宪派保持着密切来往的同时，华侨中的领袖人物如王敬祥、杨寿彭和吴锦堂等却早就与孙中山有了秘密联系。前面曾说过吴锦堂有条用来搞煤炭运输的“怡生号”商船，这份资料不是保存在相关的商业档案中，而是保存在日本外务省标有“支那革命党杂撰”案卷中。为什么“怡生号”的活动会在外务省存档？“这必须用革命史的眼光来分析。这时孙文正同东亚同文会一部分过激会员一起为筹备惠州起义而秘密计划并实施武器运输工作，吴锦堂的船有可能作为孙文动用的货船被公安部门登记在册。……从这个记录看可以判定吴锦堂与北九州的煤矿拉上了关系，研究孙文的人谁都知道孙文初期的革命运动与北九州煤矿主平冈浩太郎在资金方面有着极深的关系。”①这就说明早在1899年，吴锦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就有着某种联系。东亚同文会是个很杂的组织，它作为日本外务省的外围团体，参加的有日本一些众议院议员和知名记者，同时吸纳中国的流亡政客和有势力的华侨，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其中就有不少是吴锦堂的朋友。而孙中山的一些革命同志，就是以这个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起义准备工作的。
此外，孙中山辛亥革命前曾11次到过神户，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革命党神户支部领导骨干的王敬祥、吴锦堂和杨寿彭等，应该早就与孙中山有一定的联系。
二、声援和支持辛亥革命
神户中华会馆建成于1893年1月，吴锦堂是捐助者之一，1904年吴锦堂、麦少彭、王敬祥各出2万元作为基金，申请成为财团法人，标志着华侨有了健全的自治组织。吴锦堂在1904年12月至1907年12月和1914年2月至1920年7月间，担任了长达9年的理事长。②他同时担任着“三江公所”的会长。中华会馆的活动，显然与吴锦堂有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爆发后，阪神华侨成立了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在其后的4个月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辛亥革命的活动。对此，中华会馆编的《落地生根》中有详尽的记载：
（侨商统一联合会）为支持新政府的财政开支，除认购中华银行的股票外，还通过侨商统一联合会转交的形式为支持革命提供各种经济上的援助。另外，12月8日在中华会馆举行盛会，欢送由38名青年组成的神户义勇军会同横滨敢死队（44名）出国。出席欢送会的华侨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共600名。次日，侨商统一联合会议董复和裕号主马聘三（三江），同总事务员黄卓山（庚柬）、同文学校教习伍雨生（福建）和义勇军同行前往上海。而当时与革命政府有关的重要往来文书则由王家继承保管。
侨商统一联合会於1912年2月15日举行第六次大会，向本国发出贺电，庆祝民国的统一、共和万岁，全场一致表决并通过了在24日举行大型提灯游行活动，在爆竹声中，举行新旧国旗转换仪式。至3月31日，华侨普遍认为民国政府的基础己经得以巩固，对日常商务活动已无大碍，初步达到了目的。神户华侨决议再次设立神户中华总商会，同时在中华会馆举行侨商统一联合会的解散仪式，并在侨商统一联合会的基础上出现了名为华侨联合会支部的新组织。①
马聘三和黄卓山到上海后，与14位各地华侨代表发起成立了华侨联合会。而神户华侨联合会支部是其相应的团体，是后来神户中华革命党支部和神户中国国民党支部的前身。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吴锦堂更以鲜明的态度支持新生的共和政府，曾捐赠上海、宁波军政府银2.65万元和银1.84万元，并出任浙江省军政府财政水利顾问。
1912年1月，孙中山与袁世凯开始“南北会谈”，新政府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压力，为此曾动议向日本方面借款，其中之一就是以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为条件。吴锦堂是同意这一动议的，并在其中起到牵线搭桥作用。因为，吴既是汉冶萍的大股东，又与日本方的三井洋行、正金银行有交往，同时与孙中山也保持着联系。此事终因舆论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但足以说明吴锦堂与临时政府的关系及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三、支持孙中山后期革命活动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之后，于1913年3月13日上午11时以全国铁路总督办的身份到达神户，神户华侨组织了多场盛大的欢迎集会，吴锦堂几乎全程陪伺左右，主持了整个欢迎活动。13日下午3时，神户华侨代表1500余人，在中华会馆举行欢迎集会，会议由马聘三主持，吴锦堂致欢迎词，孙中山作了讲演；稍后，孙中山一行参加了神户中国国民党交通部（支部）欢迎会，由副部长杨寿彭主持，任该部部长的吴锦堂致欢迎词，并请孙中山作了半小时的演讲；随后，又参加了神户基督教青年会欢迎会和在中华会馆的欢迎宴会，当晚孙中山应杨寿彭之请，书赠“天下为公”题词。第二天，孙中山一行先后参观了神户同文学校和川崎造船所，中午1时40分，孙中山和王守善、王敬祥、何天炯、马君武、戴季陶、马子衡、郑祝三、马聘三、宋嘉树、李文权等17人赶到舞子松海别庄，出席吴锦堂举办的午餐会。会上，吴锦堂又一次致词说：“作镆代表神户全体华侨特开欢迎大会于中华会馆，复蒙枉驾惠顾，谨就舞子敝庐，拥笔洗盏晋敬一觞，并贡数言为寿。伏承先生与诸志士千辛万苦，以铁血造成民国，去四千余年专制之锢弊，一旦创造共和，以天下为大公。功成退位，赠勲不居，其高风不翅古之尧舜，吾祖国四万万同胞，敢不钦感先生云天之盛德流芳万世……”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宴会后拍摄的合照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纪念。其时，吴锦堂已出任神户中国国民党交通部长，显然对孙中山全国铁路建设计划的形成，作出过他的贡献。
1914年，张勋复辟。7月8日，在神户中华会馆，华侨们召开了“复辟反对演说会”。同文学校男生、华强学校女生也参加了会议，到会华侨达400人。大会首先由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的吴锦堂登台致辞。他说：“为了维持共和政体，我们要反对帝政到底！”受到大会的一致拥护。是年，吴锦堂60岁。
第十节 花甲释怀志不移
一、情系移情阁
1914年，吴锦堂迎来了他的60大寿，这时离他初到日本正好是第30个年头。为了庆祝寿辰，吴锦堂在松海别庄旁动工建造三层洋楼，次年5月完工，取名“移情阁”呈八角形，俗称“八角堂”。
吴锦堂在1905年之后，原，打算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逐步转移到国内发展他的事业。但他准备回国投资时期，正是清王朝走向崩溃，国家处于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的乱世，他的大量投资不仅没有效益可言，有的还血本无归；特别是他1910年回乡遭围攻，竟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因此到他60岁时，他的财产主要还是在日本，尽管他已在白洋湖边为自己修了坟墓，叶落归根却只能是百年之后的事了，晚年只能在日本度过。当年，神户市民看到的那个身着中式服装绅士模样的人，骑着马悠闲地在明石海边沙滩上散步，谁能了解他那翻滚着的内心呢。重乡意识极其浓重的吴锦堂，于是萌发了在自己60寿庆时建造“移情阁”的念头，作为不能叶落归根的一种补偿。
“移情阁”是一座西洋塔楼式的建筑，但从外部环境到建筑外形，从布置陈设到室内装饰却处处透露出中华文化的内涵。正如孙中山纪念馆在介绍这座建筑时所说的，“建筑物的中心依然贯彻了中国的灵魂”。中国建筑艺术十分强调象征意义，“移情阁”所包含的丰富象征意义，实在不是一般日本人能深刻领悟的。
“移情阁”濒临大海，面对劲松，对于出生在浙东海边的主人，定能引出无限的回忆和美好的遐想。特别是在舞子这样一个以樱花闻名的风景区，如此突出对中国人来说有特殊意味的松树，就很值得玩味。八角形是中国楼阁建筑的传统形式，在日本的明石海岸，矗立起这样一座八角楼，时时都会提醒人们，这里居住着一位来自中国的游子。那八面窗户中倾泻出来的灯光，像灯塔般吸引着过往的船舶。吴锦堂在航运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曾无数次地往返于中日间的海域。当他弃船登岸走进八角楼时，一定希望像是回到了祖国！事实上，移情阁的内部装饰，处处充满着中华文化浓郁的气息。各层大厅里，悬挂着数十幅中国名人和书法名家书写的匾额，处处散发着中华文化的气息；二楼大厅里，清一色的中式茶几扶手椅，四周对称地悬挂着一圈华丽的宫灯，透露着中国式的幽雅和沉稳；二三楼天花板上，是龙、凤和牡丹的浅浮雕，都是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难怪主人将这个八角楼取名为“移情阁”，他身居异国，但入室却可“移情”，其中蕴含着主人对祖国、对家乡刻骨铭心的怀恋。
“移情阁”落成时，清末南湖居士廉泉撰移情阁赋相贺，由其妻桐城才女吴芝瑛书墨，恰到好处地表明了吴锦堂的心志，可谓知音。移情阁赋正文如下：
松海主人，九皋奇士，三神寓公。富埒陶朱，义震阳翟。卜居武库，别抱幽襟。门植长松，疑入匡岭，楼观沧海，不忘浙山。辟一别庄，颜曰松海，纪实情也。别庄堂左，又营杰阁，颜曰移情。表季子之宗风，托成连之高致。落落穆穆，古调独弹；苍苍浪浪，吾师婉在，主人之涉遐想，又一境矣。奉题胜概，以写溯游。
二、六十寿庆传薪火
吴锦堂的60寿庆盛大活动是在中华会馆举行的，由杨寿彭担任庆祝会的总干事。会后出版了叶瀚编撰的名为《浙慈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的寿庆纪念册。
在“功成名就”后正式宣告引退，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祝寿会上，他的亲朋好友及子侄后辈聚集一堂，畅叙他一生奋斗的经历，及在后辈中产生的影响，客观上成了对吴锦堂精神的一次总结和宣扬。
吴锦堂决定寿庆后从商场引退，打算除参与重大的决策外，不再过问具体的日常经营。此后，他的精力多放在公益事业上。在他后来写的《瀛岛市隐》一诗中，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情：
漫说长生药在壶，桑榆晚景我无娱。
白头犹作乡公仆，何日身闲泛五湖。
极强的家族观念是宁波帮的重要特征之一。家族中，往往一人致富就能带动全族发达，人们把这看成为“荣宗耀祖”的重要目标。而且，这同族的概念可大可小，到了国外就扩大到了大同乡。这种观念，其实是宁波帮借以立足的思想基础，是爱国主义的一种原始形态。
在吴锦堂60大寿的庆祝活动中，活跃着一大批因吴锦堂而大富大贵的吴氏族人。吴锦堂通过30余年的努力，确立起自己事业的丰碑，与此同时又帮助家族成员发展事业。如二弟吴作贤投资湖北水电业的5万元资金，就是他垫付的。又培养子侄们出国深造，侄子吴启鼎留学美国、启祥进东京庆应大学、启泰留学法国等，其他子侄辈也多分给资产、帮助安排工作，冀其发达。对于堂房后辈及外甥辈也一视同仁，甚至安排到自己的企业中管事。于是，当初东山头偏僻小村的一户贫苦农家，成了炙手可热的名门望族，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物。吴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要算二弟吴作贤和二房侄儿吴启鼎。吴作贤不仅负责锦堂学校的基建，曾任慈北水利局总协理，还在国内办有不少实业。辛亥革命名人蒋尊簋是他的女婿，因此在政界也很有影响。蒋尊簋（1883-1928），字百器，留学日本学军事，同盟会早期会员。辛亥革命时，曾任浙江都督、大总统军事顾问等职，后在江西响应蔡锷起兵讨袁，民国时期任军事将领、总司令部高级顾问。至于吴启鼎，则是民国时期有名的银行家，曾在四明银行任职，后任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在上海纱布交易所是孔祥熙、宋蔼龄的代办人，还出任过国民政府统税署长，是财政部要员。
三、以“利”济世展风雅
一个商人如能做到“以义取利”和“以利济世”，那么，他的人品是高尚的，人格是完美的。吴锦堂的从商历程和行为风格充分反映他的儒商风范。
吴锦堂事业发达后，当他有能力为社会做些贡献的时候，中华民族惠泽故里、帮困济危、亲邻相助、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就在他身上充分释放出来。如果将他造福侨胞、惠播日人、投资公益、赈济灾民、支援革命等方面的捐赠一一综合，其“以利济世”即可一目了然。神户著名侨领陈德仁认为，吴锦堂多年捐赠总额在百万元以上。而据日本报纸富豪榜公布的数字，这时吴锦堂的总资产约300万。也就是说，他对社会的捐赠几乎占他财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强！如此慷慨解囊，足见他是如何以“利”济世、济人的。
吴锦堂的儒雅之风也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他没有读过几年书，但通过长期的努力，中日文水平均有相当造诣，他身上所具有的中华文化修养，只要看一看“移情阁”，就不难看出他的涵养程度和对民族文化刻骨铭心的爱。
商人致富后附庸风雅是很常见的事，而吴锦堂引文化人为知己，则是以自己的从商品德为文化人所接纳的，并与他成为莫逆之交。譬如王人文，是光绪十三年进士，曾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护理总督，因在“保路运动”中支持保路同志会，被誉为辛亥革命八大功臣之一。定居天津后，北洋政府任他为农商总长，他力辞不就。就是这样一位很有骨气的人，与吴锦堂却私交甚密，在他写的《吴公锦堂铜像记》中记述了他们的交往，有不少情真意切的话：“壬子夏，予游日本，公为东道主，适馆授餐，情深意挚，遂与完交。”“公善饮，予客松海别庄时与对酌，酒酣耳热，意气激昂，劝余出山筹奠邦国。予因感公之言而对曰‘当道忌材，排斥异己，虽欲为国效劳，为民造福，有志莫遂，徒抱空怀，岂吾之初愿哉！’”可见他们推心置腹的友谊。又如曾为吴锦堂写移情阁匾的廉泉和芝瑛，与吴私交也甚笃。这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妇，都是清末出名的学者。吴芝瑛女士则更与秋瑾、徐自华齐名，是学者兼书法大家。秋瑾遇害后，正是她和徐自华风雪渡江，将秋瑾移葬西湖，有很高的声誉。秋瑾女侠的墓志铭，是由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写，金石名家胡菊龄篆刻的，三佳合璧时称“三绝”。廉泉夫妇对中华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曾于1915年在神户建立“南湖扇面博物馆”，展出扇面千幅，轰动一时。其他如梁启超、张謇等，都是吴氏的好友。
四、白头犹作乡公仆
吴锦堂晚年，“虽身居日本，然与人谈故乡事，精神矍铄，娓娓无倦容。”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故乡的公益事业，继续为家乡人民造福。
对两湖水利中“四浦”的管理，吴锦堂晚年曾发生两件令人扼腕的事。一件是淹浦六洞闸“漏水案”。通海大浦的作用，平时用来蓄水灌溉，涝时藉以排涝入海。但在1925年10月，吴锦堂却收到群众举报，说六洞闸漏水，管理人员非但不堵漏反而设棚捕鱼。吴锦堂派人查验，竟发现闸底漏洞原是监工沈高先在修建时所预设，目的就为了放水捕鱼。对此贪图私利、置全乡水利命脉于不顾的事件，吴锦堂十分震怒，除发函责令赔修外，还公布其劣迹，“为肥私害公者戒”。二是古窑浦闸“私自放排案”。多年来，古窑浦闸常发生蓄水期闸夫私自开闸，造成蓄水流失的事：如1924年8月私放石灰船，1925年闰四月偷放货船等。由于处理不力，此风愈演愈烈。至1925年8月，在滴水如金的时候，竟有奸商买通水利局协理，以造坝为掩护公然私开闸门，放入大批运木竹排在闸口卸货，数量多达2000余条。吴锦堂得到报告，深感“彼辈只顾一己私利，不惜全乡之民命，若不速禁，受害无穷。”于是，一面电告水利局及当地政府从速处理；一面在宁波新闻媒体上发表《吴锦堂为古窑浦闸之宣言》①，陈述两湖工程情况，痛陈私开浦闸的危害，恳请乡人“念作镆苦衷，务请谆嘱子弟世代守护，以垂永久。”辞真意切，感人至深，而此时他已是70高龄的人了。
吴锦堂晚年，处理此类事例很多。1914年后，慈北水利局对“筑护塘、种杞柳、蓄鱼苗各议”拖着不办，却提议将湖田租息划作自治会经费。吴锦堂在致函中逐一加以分析后，说：“天下公益之事，约有两端。有实在公益，有表面公益。筑护塘，是实在公益也；贴自治，是表面公益也。”努力说服大家办实实在在的公益事。1915年，吴锦堂因杜湖东门闸西塘被人挖洞偷水一事，致函县政府发布《慈溪县示禁挖塘文》，勒石于湖边，以防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吴锦堂晚年还十分关心故乡的社会风气。当他了解到害人的“花会”赌博活动正在家乡蔓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而当局却置若罔闻，十分焦急。慈北的花会头子叫沈阿宏，人称“饭淘箩”阿宏。他上勾结官府，下网罗地痞，形成一股地下黑势力，其骨干之一的沈端竹，就是支持沈增辉围攻锦堂学校，企图暗害吴锦堂的主要打手。他们飞扬跋扈、横行乡里；贿赂县卫队队长陈云程；甚至县知事也从中渔利，使犯罪活动更有恃无恐，到了“视上官如聋哑，欺下民如刀俎”的地步。为了禁绝赌博活动，从1915年初到1916年底，吴锦堂出面反复地致函县、省两级政府，陈述花会的祸害，禁绝的必要；告发县卫队队长营私舞弊；揭发县知事坐视拖拉，甚至在省政府明文下达后仍查禁不力；还提供资金1.5万元交县悬赏，缉拿赌头。两年中，历经三任县知事和省当局的一任巡抚、一任督军、一任省长，终于搬走了1个县知事，搬倒了1个卫队长，赌棍们失了保护伞，祸国殃民的花会赌局才得到了禁绝。
第十一节 永恒的纪念
1924年，吴锦堂将他所办的实业整合为一家控股公司，以“吴锦堂控股公司”的名称正式注册。按日本企业经营史学界研究，1910年前后，吴锦堂的资产已在300万元以上，这在当时已有相当规模。实际上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吴锦堂已经成为“阪神财阀”的重要一员。所谓财阀，是指“经济上握有控股公司，在这个公司控制下经营各种产业公司，同时赖于经济力量，它又有一些政治的影响力。”①“阪神财阀”共有16个控股公司，“吴锦堂控股公司”排在第13位②，注册时间是1925年，资本金494万元。由于吴锦堂的经济实力和他广泛的社会活动，在政治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日本，1905年因为给日俄战争捐款获天皇赐予的银杯；1906年春被授予勋六等瑞宝章；1909年因给宫城县灾民捐款天皇又赐予银杯；1914年又获天皇所赐银杯；1919年日本天皇在神户召开座谈会，召见13位著名人士，吴锦堂是其中之一，另12人均是日本人；1921年又被授予绶褒章。同时，他还担任了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华侨同文学校副理事长、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三江公所理事长、神户华侨商业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要职。在祖国，他因捐资公益等，清政府先后赐予花翎道员二品封典职候选道和四品京堂候补及光绪赐“清史寒林”御匾、1914年被授予中华民国勋五等嘉禾章、1919年被授予中华民国勋二等嘉禾章、1924年又被授予中华民国勋二等嘉禾章，还荣获孙中山赠予的“热心公益”匾、大总统黎元洪授予的“惠敷桑梓”匾及浙江巡抚赠予的匾额多块，如“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又出任浙江省政府财政顾问、宁波旅沪同乡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对这样一位成就卓著、造福社会的人物，人们对他的纪念是永恒的。
一、立铜质生像
1914年初，由陈鼎年等慈北六乡绅耆105人，投书慈溪县知事、会稽道道尹及浙江省省长、军务督办等，要求为吴锦堂立铜质生像，以示慈北人民对吴锦堂多年来为造福桑梓所做功绩的肯定和民众对他所施恩泽的回报。他们的申请被批准后，即成立事务所募集资金，聘请日本雕塑家，辟建铜像园，开始施工。铜像是在日本设计加工的，当年年底完成小样设计，次年初浇铸完成。1925年4月17日，由日本运抵慈北东山头。旋即成立铜像揭幕式筹备会，公推沈遐泉、吴子云为主任，于当年闰四月十日（公元1925年像5月31日），举行盛大的铜像揭幕仪式。
吴锦堂铜像园建在慈北中心地带的淹浦崇寿宫前，四周以水泥栏杆围之，园内立所铸铜像外，还竖有“吴公锦堂福乡碑”，碑记为乡绅陈锡昌所撰。铜像系等人大小立像，下有很高的基座，基座正面是当时国民政府总理孙宝琦题写的“吴锦堂先生像”六个大字，背面镌刻着王人文撰写的《吴公锦堂铜像记》。《吴公锦堂铜像记》和《吴公锦堂福乡碑记》详细记载着吴锦堂造福乡里的事迹，是对吴锦堂一生事迹的总结和颂扬，碑文“据实事而质言之”，“无取于浮丽之辞”。①
二、归葬故里
1926年1月14日，吴锦堂因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户养和山庄与世长辞，享年72岁。弥留之际，他曾一再嘱咐把遗体运归祖国，葬在家乡的土地上。还嘱咐后代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有损于祖国的事情。他的灵柩由吴家自备海船经上海运抵慈北，1929年5月18日，其子启藩等在金仙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营葬仪式。
吴公墓庄位于慈溪市（当时为县）鸣鹤镇，此地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有杜湖白洋湖，既是游览胜处，又是慈北蓄水宝库。墓园石栏围绕，松柏葱翠，建筑宏伟肃穆，系吴锦堂生前自建。陵墓面向白洋湖，墓碑由清代光绪年间状元张謇题写。碑旁一副醒目的对联，为吴锦堂生前自拟，上联“为爱湖山堪埋骨”，下联“不论风水只凭心”，寄托了他对祖国乡土的深情眷恋。墓碑的上方，镶嵌着章太炎先生撰写的墓表，篆体直书，约700余字，记载着吴锦堂的生平事迹。
出席追悼会的国内外各界代表达数千人。慈北广大群众也自发地扶老携幼前来致哀，人数多达万余。这一天，白洋湖堤上人流不歇，从慈济祠到锦堂墓地，万头攒动，水泄不通，连金仙寺后小山上，也形成了层层人梯。金仙寺内，挂着一幅幅挽联，灵堂前放着一排排花圈。家乡人们敬献的挽联上，写着“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高度概括了他的丰功伟绩。
参加追悼会的人们，读着墓表，回顾他“不欲以多金为子孙计”的热心公益的爱国业迹，仰慕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农友们想着他修复两湖的功德，学子们记起他兴办学校的恩惠，乡亲们感谢他查禁花会的遗泽，革命者追忆他与孙中山的友情..古人说：“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吴锦堂也正是这样的香草和忠士吧！直到今天，慈北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以纪念富而不忘桑梓，身居异邦仍心系祖国的吴锦堂，歌曰：
“中国生，中国长，
中国流落到东洋，
东洋回来到白洋，
白洋渡口一座坟，
道士宫前竖铜像。”
三、“难忘锦堂”
吴锦堂虽逝世多年，但他的影响至今长存不息。他生前遗留下来的活动痕迹和人们珍藏的有关文集及许多纪念性建筑，处处都让人们感到他的精神不死。日本学者斋藤晋说，这一切正是“连接神户和浙江，日本和中国的‘桥梁’”，将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永不磨灭的纪念。
《难忘锦堂》是浙江电视台拍摄的一个专题片，在《钱江潮》栏目中播出，美国中文电视台和美国斯科拉电视台同时播映，不久日本电视台也作了转播，反响强烈。
“难忘锦堂”片名，恰到好处地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对吴锦堂的怀念，让人们想起这位爱国侨胞所做的一切：在日本，小束野村民于1957年建“吴锦堂显彰碑”1997年建“小束野开拓地纪念碑”；1982年，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在吴锦堂别墅“移情阁”成立孙中山纪念馆，李鹏、朱镕基等我国领导人曾到馆参观；1991年，神户华侨领袖陈德仁出资在慈溪修建了泽乡亭、泽乡碑；1998年至2000年，兵库县政府拨出14亿余日元，用于“移情阁”的复原工程。在中国，1984年慈溪县政府出资修复吴公陵园；恢复锦堂师范校名，学校还为吴锦堂新铸半身塑像，建立校史陈列室，被列为慈溪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又将锦堂学校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吴锦堂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兴趣。
吴锦堂史迹的遗存，今天多已成为神户和慈溪两地的旅游景点，常年有人前往参观凭吊，有的还是今天的重要文化、水利设施，继续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
在日本神户的遗迹，主要反映了吴锦堂艰苦创业的历程、事业奋斗的成就、惠敷侨胞及日本人民的公益事业和他与中国革命先驱者的深情厚谊，如怡生商号、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东亚水泥株式会社、小野田会社、大阪针织会社以及锦生号货轮等可寻的遗址或资料等。还有他主办或参与过的华侨商务组织、慈善机构、华侨学校，如神户华侨总会、神户中华总商会、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中华义庄、万国病院、孤儿养育院、盲哑院、红十字会、同仁会、掖济会等相关的遗存或后续机构等。最重要的是吴氏在神户的私宅和别墅，曾是孙中山等革命先辈的重要活动场所。另外还有吴锦堂显彰碑之类的纪念性建筑……在上述设施中，最为人称道、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是原为吴锦堂别墅，现改为神户“孙中山纪念馆”的移情阁。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很久前就被列为兵库县的“重要文化财产”，相当于我国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外国侨民的私宅，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地位之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在慈溪的吴锦堂遗迹，主要有他造福桑梓的成果和故居、墓园等：修复杜白两湖是吴锦堂造福桑梓的第一座丰碑，在巡视杜湖、白洋湖及四浦水利工程时，仍能处处感受到他当年活动的身影；锦堂学校是吴锦堂造福桑梓的第二座丰碑，主体建筑仍保存完好，现在是慈溪市锦堂职业高中；吴公墓园在白洋湖北岸，墓后有墓庄，供奉着吴锦堂的塑像，悬挂着他生前所获的政府表彰匾额；墓园东侧有著名旅日侨胞陈德仁出资竖立的泽乡亭、泽乡碑；在老家东山头还有他的故居，与墓庄一样均保存完好，被列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遗存，时刻都在向人们述说着百年前发生的感人故事。
吴锦堂逝世后，吴氏产业由其子启藩继承管理。到吴锦堂的孙子辈，则均已退出企业界，从事教育、医疗等职业。对于吴氏企业的衰落传闻较多，据有关资料，吴启藩还是有相当能力的。吴锦堂60岁后将具体事务交吴启藩管理，此后10年间事业有相当的发展。吴锦堂过世后，启藩于1927至1936年继其父担任三江会馆理事，出任神阪华侨教育统一协会建筑委员会委员。1926年他捐款500元支援北伐革命，当年的捐款除1人为1000元外，其他14人均在500元及以下。1931年，他又将锦堂学校捐赠给浙江省教育厅接管。
吴氏产业的衰败，主要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和排挤。就吴氏的东亚水泥厂来说，因受日本垄断企业如浅野、小野田等操纵的水泥贩卖联合会排挤，产品销路逐渐由远销海内外而缩小到日本的就近地区，最后不得不转手卖给了日本人。到日本侵华期间，华侨抗日情绪高涨，日本政府更借口大肆迫害华侨，著名的华侨领袖杨寿彭等13人被捕就是突出的事例。那时吴启藩的私宅移情阁，竟也被占作军部用房。当年华侨的处境，正如《落地生根》一书序言中所说：“日本对华侨的疯狂镇压以及把华侨编入日本战时体制，这一切都紧逼而来。由于战争和管制，战争后期华侨的贸易绝大部分濒临绝境。”吴氏家族连住房都保不住，其企业之命运，当然可想而知了。
第十二节 吴锦堂年表
吴锦堂出身贫寒，生长慈北，从事耕种，后由上海东渡日本长崎、大阪，定居神户，经营工商，终成巨富，平素念念不忘祖国，热心于故乡教育和水利事业，并尽力于神户华侨之慈善和教育事业，洵不愧为著名爱国华侨。特编辑生平年表，以供稽考。
清咸丰五年（1855）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五日），诞生于慈溪北乡东山头西房村昂二房（今留有旧宅），父麟初，母罗氏。锦堂名作镆，兄弟五人中居长。
清咸丰十年（1861），6岁。进私塾读书。①
清同治二年（1863），8岁。随父进山区避战祸，辍学。
清同治十年（1871），16岁。母罗氏病故。
清光绪四年（1878），24岁。娶同村徐金邦之女徐幽芳为妻，其时已代父主持家务。后徐氏曾去长崎、神户，尽内助之责。生一女，名梅仙，嫁徐孟彬子礼芷。有资料说徐氏于1899年病卒于神户，待考。后继娶丁氏秀调，又因嗣续关系娶魏氏金菱，魏氏生一女，名瑶仙，适曹氏。
清光绪六年（1880），26岁。由东山头邻村友好徐孟彬介绍至宁波一水作坊做工（磨豆腐）。
清光绪八年（1882），28岁。在水作坊邻居和徐孟彬帮助下抵上海，在虹庙萃丰油烛店佣工3年。工作余暇，勤习文字珠算，后升为店员，一度被派至苏州主办分店业务。
清光绪十一年（1885），31岁（日本明治十八年）。与友人李遂生等合作，筹资银1000两，东渡日本长崎，经营大阪神户至长崎间的货物贩销。
清光绪十三年（1887），33岁（明治二十年）。由天佑生号担保，与人合伙在大阪设立义生荣商号，开始从事进出口贸易。父亡，回乡奔丧。
清光绪十五年（1889），35岁（明治二十二年）。从大阪迁往神户，开设怡生号，资本30万元。经营杂货、棉制品、粮食、火柴。
清光绪十八年（1892），38岁（明治二十五年）。继续经营中日间贸易，向日本东洋磷寸株式会社定制双妹牌火柴，运往上海及苏州一带。
清光绪十九年（1893），39岁（明治二十六年）。建成阪神中华会馆，吴锦堂捐资300元。
清光绪二十年（1894），40岁（明治二十七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批华侨回国，吴仍留神户，经营泷川辨三清燧社产品火柴的代理出口等业务。8月得子，取名启藩，生母丁秀调。①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46岁（明治三十三年）。八国联军入侵，他向清廷捐银2万两；又捐助东南互保银1万两，清廷颁赐“乐善好施”匾，并赐启藩举人、赐吴锦堂花翎二品封典候选道。创办同文学校捐款1万余元。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47岁（明治三十四年）。接受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社长武藤山治之邀，入股并入会社任监事。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48岁（明治三十五年）。直隶、东三省、云南、淮徐、广东等地连年荒歉，迭助赈银3万余两，救济灾民。在神户接待梁启超并留影。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49岁（明治三十六年）。5月，张謇考察日本至神户，李光泰设宴接风，席上与吴锦堂相晤。
清光绪三十年（1904），50岁（明治三十七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吴锦堂认购日本政府发行的军事公债45万元。是年，吴锦堂加入日本籍，声明仍保留中国国籍（入籍时间为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吴锦堂与麦少彭、王敬祥各捐2万元给中华会馆作为基金，中华会馆注册成为财团法人，任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51岁（明治三十八年）。购入钟渊纺织股票4万股，吴锦堂出任钟纺董事长。6月，因日俄战争捐款2000元，日本天皇赐吴锦堂银杯。出任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副理事长。是年回国扫墓，着手修杜白两湖水利、创建锦堂学校。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52岁（明治三十九年）。春，日本政府授与勋六等瑞宝章。继续修治慈北杜白两湖水利、续建锦堂学校。与叶鸿年联名上禀慈溪县要求省抚院批准对两湖进行丈量清界，文后附丈量条款及111人签名。与铃木久五郎展开钟纺公司股票收购战，败北，放弃钟纺公司股票。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53岁（明治四十年）。设东亚水泥株式会社于兵库县尼崎市，吴锦堂持股15万元占50％以上；水泥商标为花鼓牌，销售日本及南洋和中国，吴锦堂任监事，聘任日人田罔典章为副社长。1910年起吴任董事长。1938年，子启藩无意续办此社，乃转让给浅野水泥株式会社。捐助宁波府教育会及效实中学等和宁波旅沪同乡会共银3000元。光绪皇帝赐予“清史寒林”匾额。锦堂学校校舍落成，占地50余亩，计耗资13万余。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54岁（明治四十一年）。购入垂水区神田町小束野（村）荒地140余公顷，着手明石郡神出村（现为神户西区）小束野地区开垦，面积60公顷，移入农户21户（现增至70余户），总投资14余万元。9月，在崇寿宫举行第三次慈北水利会议，慈北五都办理水利事务代表吴锦堂在会上报告办理情况。应浙江巡抚增韫招回国商讨投资。其间三次赴上海盛宣怀寓所，洽谈认购汉冶萍公司股票事。锦堂学校配齐教学设备，于年底开始招生。
清宣统元年（1909），55岁（明治四十二年）。年初，向汉冶萍公司注入二等优先股2000股，银10万元，并派杜炳卿出席首届董事会。是年春，锦堂两等小学堂开校授课，5月16日，吴锦堂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初任校长江起鲲（至1930年底），该校毕业生约计800余人。再次回国，监视慈北水利工程，并聘请日本铁道工程测量技师岛总彦前来测量杜湖、白洋湖面积，历时4个月告竣。向县政府呈报水利捐款清册等。神户中华商务总会成设立，吴担任商会总理。是年为日本宫城县灾民捐款，4月1日，明治天皇再赐银杯。
清宣统二年（1910），56岁（明治四十三年）。在上海开设义生洋行，上海《神州日报》5月16日刊登广告“新开的义生洋行专售水门汀及各种红黑头火柴”，后又设裕生洋行，聘杜炳卿为经理。水利工程完工，共费时6年，捐款计7万余元，受益农田达20余万亩。2月，至南通，偕友人夜访张謇，长谈至12时。同月，具文向省巡抚增韫呈报水利捐款清册等。5月9日至11日，在张謇陪同下参观南通工厂、学校、育婴堂等。7月，浙江巡抚增韫向农工商部发出关于吴锦堂办理两湖水利的咨文，并转报吴锦堂上呈的水利捐款清册等。8月，浙江巡抚增韫向度支部、学部发出关于吴锦堂创办锦堂学校的咨文，并转报清册及印结。锦堂学校高小改办初等实业学堂，附设短期蚕业讲习所。回国处理慈北水利局总理沈增辉贪污水利款项事件，11月22日被暴徒围困于学校，幸经解救脱险。营造寿穴于慈北鸣鹤场白洋湖畔。
清宣统三年（1911），57岁（明治四十四年）。具文呈浙江巡抚，要求将慈北水利改归自治会经营。4月，浙江省抚院致函慈溪县，转达吏部革撤沈增辉江苏试用知县官职的决定，并令对沈加以管束。5月，陶霦（核查委员）与吴仲凤（慈溪知县）受命核实吴锦堂捐资办水利、学校事，报浙江省抚院并劝业道请奖。呈文附学堂捐款清册、水利捐款清册、印结、湖图等。秋，三北地区霪雨海啸，吴锦堂邀虞洽卿、陈邦瑞组织“三北赈灾会”，向无锡、扬州等地购运大米回乡，设乡局救济，共捐银22968元。同年向中国红十字会捐银32000元。七月初十，宣统帝朱批：“吴作镆著以四品京堂后补”。把神户市下山手通三丁目邸屋借给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办公。武昌起义爆发，参与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声援辛亥革命活动。是年创设锦堂农业中学堂，附设两等小学，嗣因辛亥革命兴起，学生罢课要求参军而停办，复为两等小学。
民国元年（1912），58岁（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慈、姚海啸为灾，禾棉无收，捐赈济款2.3万元给慈北，给姚北平粜款银7500元。夏，王人文赴日，吴锦堂“适馆授餐，情深意挚”。6月，吴锦堂以浙江财政顾问身份，呈文慈溪县，要求县照会北乡自治会“清款定章”，呈文浙江省都督，要求都督府派员督办。7月，派原锦堂农业中学堂学生包容（伯度）、童瑺（玉民）等赴日本学习农科。9月，发表“致慈北全乡父老请订水利章程书”，并致函永又乡诸公，申明“不得将湖田公租移作别用。”捐助上海、宁波军政府银2.12万两，银元5000元，捐赠红十字会银元1000元。出任浙江省财政工商顾问，省咨议局参议员。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日借款及汉冶萍相关事，多次与盛宣怀函商。将武汉大维公司股金案交商会公议，并呈控黎副总统。购入大阪莫大小股票。出任日本神户中华会馆理事长。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长。
民国二年（1913），59岁（大正二年）。捐助日本北海道灾民日币五万元。3月13日，神户华侨集会欢迎孙中山抵神户，吴锦堂任欢迎大会主席，并在会上讲话。次日中午，在松海别庄举行聚餐会招待孙中山等，餐后在庄前摄影留念。子启藩娶虞洽卿堂妹虞彩莲为妻。12月冬，派锦堂学校学生、子侄等多人赴日本留学，以资深造。
民国三年（1914），60岁（大正三年）。呈请慈溪县何知事将《续刻杜白两湖全书》采入邑志。5月16日，因上年捐助北海道灾民事，日本大正天皇赐颁银杯。7月，启藩长子出生，取名伯琪，1924年12月夭亡，生母彩莲。11月22日，神户华侨在中华会馆为吴锦堂祝60大寿，印发《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同月，捐资1万余日元给神户同文学校。出任神户华侨研究会会长。应浙江巡按使屈映光的要求，捐助浙江严州地区赈灾银5000元，又资助宁绍义赈会银520元。向慈邑及省政府多次呼吁，要求取缔“花会”赌博。自著《六十年事略》一册。
民国四年（1915），61岁（大正四年）。捐助慈北赈款银5000元。中华民国大总统颁赠匾额“惠敷桑梓”和五等嘉禾章。5月，在松海别庄东侧，建成“移情阁”，供华侨集会招待来宾之用，1984年改成中山纪念馆。7、8月，联合18位乡绅向县知事呈文，分别为热心公益的绅士叶鸿年、柴仰清请奖。9月，致函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要求严禁“花会”，严缉赌匪首犯，至1916年，得以基本禁绝。
民国五年（1916），62岁（大正五年）。慈北霪雨为灾，花稻歉收，群众又受花会之毒，民不堪命，乡绅们驰函求援，吴从上海调款5000元救济。2月，启藩次子出生，取名伯瑛，1980年11月逝世，生母彩莲。
民国六年（1917），63岁（大正六年）。慈北水利委员会把修杜、白两湖及四浦的所有事迹编辑成《续修杜白两湖全书》出版。①吴锦堂本人亦把他兴修水利的动机和经过写入《自志》一文。11月，启藩第三子出生，取名伯瑞，生母彩莲。
民国七年（1918），64岁（大正七年）。5月，受张謇函托接待由美回国经日本的其子怡祖，介绍参观工厂等。
民国八年（1919），65岁（大正八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颁赐二等嘉禾章。11月12日，大正天皇在神户市郊须唐离官召见神户、大阪财界名人，吴锦堂即其中惟一的华人。10月，启藩第四子出生，取名伯玉，生母彩莲。
民国九年（1920）66岁（大正九年）。9月，捐助日本财团济生会5万日元。捐助慈北六乡赈款，银7000元。是年锦堂学校学生达500余人。10月，启藩女儿出生，取名良子，生母为和田朝子。
民国十年（1921），67岁（大正十年）。与虞洽卿等在上海组织三北赈灾会。5月，捐平赈银1.3万元。日本政府授予绀绶褒章。
民国十一年（1922），68岁（大正十一年）。春，重病，幸治疗后得以康复，体力已大不如前。春，捐平粜银2万元，赈灾款2万元，以工代赈款5000元。5月，启藩第五子出生，取名伯球，生母彩莲。
民国十二年（1923），69岁（大正十二年）。12月，启藩又生一子，取名伯琮，生母彩莲。另又生有一子一女，取名伯瑄、文琴，生母丁唯瑛。至此，吴锦堂共得孙子女9人，7男2女，其中5子为彩莲所生。
民国十三年（1924），70岁（大正十三年）。日本关东地震，华侨流离失所，吴锦堂抱病组织救灾。6月，乡绅陈鼎年等105人呈文慈溪县知事、会稽道道尹及浙江省省长、军务督办等，要求为吴锦堂立铜质生像。中华民国政府授予二等嘉禾章。11月，欢迎孙中山抵神户，并安顿孙氏夫妇入住松海别庄。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神户，在神户发表著名的“大亚细亚问题”的演讲。
民国十四年（1925），71岁（大正十四年）。4月10日，在慈北淹浦乡崇寿宫举行铜象揭幕式，由国民政府总理孙宝琦书像名，王人文撰《吴公锦堂铜象记》，陈锡昌撰《吴公福乡碑记》。是年，整合所办企业，注册为“吴锦堂控股公司”。
民国十五年（1926），72岁（大正十五年）。1月14日（阴历乙丑年十二月初一日）因患急性肺炎，在神户养和山庄私邸逝世，遗嘱归葬故乡白洋湖畔，当时在舞子松梅别庄入殓，暂殡于义庄。2月7日，神户华侨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杨寿彭编写《吴锦堂先生哀思录》。
民国十九年（1930），昭和五年5月（旧历四月初十日），子启藩，侄启夏、启鼎等护送吴锦堂灵柩回故乡，在金仙寺举行追悼营葬仪式，安葬在慈北鸣鹤场白洋湖畔。①
民国二十年（1931），春，由子启藩把全部校产献赠给浙江省教育厅接管，时为浙江省锦堂乡村师范学校。后历经易名，1984年10月，复名浙江省慈溪锦堂师范学校。
清末民初著名爱国侨商吴锦堂，名作镆，锦堂是他的字。19世纪末赴日本创业，获得巨大成功，成为近代海外宁波帮的代表人物。他富而不忘桑梓，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热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积极投资祖国的建设，促进中日贸易的发展和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他富而不忘公益，以倡办华侨公益事业和家乡教育、水利、慈善、赈济事业而闻名。神户著名华侨领袖陈德仁，1978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华侨巨人吴锦堂》的文章，说“照耀着神户华侨史的大人物，经常为神户华侨们所提名赞扬的人，是浙江省慈溪出生的吴锦堂。他这样的大人物，自有日本华侨史以来，不能另外见到其他人，他不但在日本财界著名，作为慈善的实业家，对于日本社会，对于祖国社会，都有至大的贡献。……他在生前，尽力于各种社会事业，不可胜计。据我所知，他投于社会事业的金钱不少于当时日本货币百万元，就现在日本货币价值而论，约计数十亿元之巨。”
吴锦堂在中国和日本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但这项研究有相当大的难度，正如日本学者中村哲夫所说：“要理解吴锦堂在中国和日本近代史上的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难。即使对在中国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两个领域中以世界级水准完成基础研究的学者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所关系到的问题实在太深，太广，涉及到的面实在太多，它包含了涉及世界近代经济社会的本质等诸多问题。”①
今年是吴锦堂诞辰150周年，作为他的家乡人，理应将吴锦堂的生平事略收集整理藉以纪念，并为研究者提供一份相对完整的背景资料。
第二节 在家乡的二十七年
一、沧桑历变的三北大地
吴锦堂的故乡在浙江宁波慈溪。慈溪位于宁波行政区域的西北部，东邻镇海，西邻余姚。历史上人们习惯性地将镇海的北部、余姚的北部和慈溪的北部统称为“三北”。
三北这片富饶、美丽的沃野，是千余年来由海退涂涨逐渐形成的新土地。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指出：它“是成陆围涂的结果。成陆靠天工而围涂靠人力。今慈溪市的繁荣昌盛的局面，就是北宋以后历代以来这种天工人力配合的结果。”②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全是外地迁来的移民。各地移民生活在一起，各地的文化就在这里碰撞融合，形成了有强大适应能力、宽阔包容精神的三北地域文化。在千百年中，人们又与狂涛翻滚的大海搏斗，寸土斗汗地筑起了一道道捍海大堤。毁了建，建了毁，前赴后继，锻炼出坚定强悍的性格和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在成陆后的经济开发中，这里又形成了大规模商品生产的传统。数千年里，这里的主要物产，都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全境700多平方公里滨海平原，先后都曾垦为盐田，盐产供应江、浙、赣、皖四省，被称为浙江盐仓；唐宋时陶瓷产业勃兴，产瓷区绵延十余公里，越窑青瓷产品誉满海内外；南宋后开拓棉花生产，逐渐成为浙江主要棉产区。长期的盐、瓷、棉专业化商品生产，使这里的人们沉积起浓厚的商品意识。这里又是面向大海的浙东门户，自古以来，发生过无数次的争战拼杀，明代倭寇七犯慈溪，就是从这里登陆入侵，有过惨烈的搏斗。至于三北抗倭对全局的影响，看一看冯乘仪在歌颂王慕松战功时说的话，就足资证明。他说：“三山（姚北浒山附近）、古窑（慈北掌起一带）之捷，东南赖以安堵。”①到近代，胜山头之役全俘英国侵略者，大宝山之战使洋枪队头目华尔重创而死，更是名闻全国的著名战役，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志气。因此，这里的孩子们，一降生就沉浸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中。在这里，世代流传着徐福东渡的故事，三国时又有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万人在邻近出海，寻求夷、亶二州的记载。因此，三北人的眼光从来就不闭塞，他们心中充满着了解海外情事的渴望，对于那汹涌澎湃的淼漫沧海，也从不视为畏途，望而却步。
三北大地的沧桑变迁和慈溪移民长期的创造性活动，形成了一部十分壮观的三北发展史，构成了三北的文化传统。这传统的世代传承、播扬，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优秀人物。到清末民初，我国经济社会近代化潮流蓬勃掀起，三北大地即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孕育出了一批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诸如辛亥革命烈士马宗汉、商界巨子虞洽卿、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等等，吴锦堂也作为近代海外宁波帮代表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其惊人的经营业绩和广泽祖国及华侨社会的公益事业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敬仰。
吴锦堂就出生于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特色文化的地方。从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能一再感受到三北文化底蕴对他的影响，三北文化就像是一部交响乐的主旋律，也像是一幅巨画的底色，无往而不在。
二、生于慈北东山头
吴锦堂于公历1855年11月14日①出生在慈溪北部的东山头，这是一个濒海的小村，但自古以来又是海防要地。南面紧贴着浙东海防重镇观海卫城，城里的居民，是福建籍驻军的后裔。蛟门浦②自观海卫北来，穿村而过流入杭州湾。村域内有小丘数座：村东瓜誓山即东山头，又称瓜蛎山，山的东北面有通海大浦祝家浦（现名徐家浦）缓缓流过。村北有营房山，因戚继光曾驻此抗倭而得名。村西北有向头山，与镇北地区的龙山遥遥相对，又称西龙尾，南宋时山麓建有水军寨和土军寨，观海卫建成初又设有向头巡检司。明代倭寇七次进犯三北，其中1554年10月和1556年4月两次，就是由此登岸。
东山头境内，明初才出现村居。据编成于明嘉靖的《观海卫志》记载，观海卫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建城时这里还是一片涂地，产权属①关于吴锦堂的生年，日本方面有生于1854年的说法，主要根据是吴锦堂于1914年举行了60岁寿庆。但是，中国人有虚龄做寿的习惯，1914年刚好虚龄60岁。到1915年，吴锦堂足龄60岁，中国人称60周岁。鸣鹤乡定水寺。到170余年以后的嘉靖年间，大海和卫城之间才有居民定居，其时观海卫距海约3公里（现在离海约9公里），海岸线在东山头瓜蛎山、向头山一线。说这时有居民定居，根据是《观海卫志》所记的牺牲于1555年的抗倭勇士吴德六、吴德四的事迹：“吴德六、德四兄弟二人，海滨农夫。寇上平石，经其庐，驱其豢豕。德四持锄自田归，遇寇于路，挥锄，中其寇之额，仆地而死。德六取贼刀，追杀一魁。遂以壮勇有声。”文中所说的“平石”，在东山头向头山附近“山之西有石，名平石，倭奴登岸为寇，率由此。”而倭寇登录后骚扰的“其庐”，应当在平石附近，这正是现在的东山头一带。①另据吴氏族人的介绍，说东山头吴氏，系明初从江西迁来。元末明初，江西、安徽一带战乱频仍，长江中游一带居民纷纷南迁，吴氏先人大约于此时迁来杭州湾南岸，开垦新涨涂地为生。传到清末吴锦堂的父亲吴麟初时，已是第12代。这份口传家谱，还保留着12代中10代祖先的名字，而吴麟初正是吴德四的第七代孙。据此口传史料，吴氏迁入慈北的时间大约就在明洪武以后，可与前述的文献记载相印证。
外地迁来海滨涂地的居民，大都是十分贫困的。因此，东山头吴氏在吴麟初以前12代的情况，除了以“壮勇”闻名的德四兄弟外，基本一无所知。到吴锦堂的祖父那一代，家境显然有所好转，他父亲辈幼时都受过些教育，吴锦堂的一位伯父名叫吴东耀，就曾当过私塾教师。可见到他祖父一代，已有了一点经济条件，试图通过对子女的教育，摆脱世代务农的现实。其父吴麟初，共生育五子三女，吴作镆是他的长子。上有一个姐姐名月秀，下有四个弟弟，依次为作培、作贤、作勳、作宰，两个妹妹，依次为月明、月静。吴麟初当年的住屋，现在还保留着（不是现在称为“吴锦堂故居”的那一幢），那祖居是一幢二层木结构楼房，坐落于东山头西房村，因吴麟初排行第二，称“昂二房”，有镂雕的门窗。吴作镆就出生在一楼靠西边的正房里。
清代采用都图制，乡下分都，都下设图，吴家所在的村，当时属鸣鹤乡三十都三图。属这图的，有沙浦翁、上泽山翁冯、下泽山方唐、东山头、吴林徐王、河东方5个村庄，吴家在东山头村。现在人口繁衍，东山头又分成数村。1929年，慈北分建为数乡，观城、东山头一带属永又乡。因此，吴锦堂在世时，一般都称他为东山头人，或慈溪北乡人，或永又乡人。
吴锦堂常说他是“慈北的一分子”，他一生的活动也始终与他的故乡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人生理想、人格和品性的形成，也与三北特殊的地理、历史、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三、世事多舛的岁月
吴家世代躬耕务农，在吴锦堂的祖父那一代，家境与同村农民相比，还算是比较好的。但到他父亲吴麟初时，连年遭遇天灾人祸，麟初夫妻又都体弱多病，家境就越来越差了。
那年月，慈北一带天灾连连。自他出生到离乡外出谋生的27年中，重大灾情就有10余次，如1860年3月、1877年5月和1881年2月的3次大台风袭击，“大风拔木，屋瓦皆飞”；1860年至1877年间的4次蝗灾，竟至“飞蝗蔽野，村民捕煮，日可数十石！”另外1864年的洪灾、1864年至1879年间的7次旱灾（其中1872年为大旱）、1870年的雹灾..灾情几乎隔年一遇，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灾后又疫病蔓延，饥荒遍野，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纷纷参加农民起义，民心动荡不安。著名的余姚十八局农民起义就发生在这期间。
当时不仅天灾频繁，且又战火连年。清咸丰十一年（1861）5月，待王李世贤统率太平军入浙，10月在慈溪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占领县城。但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已进入中后期，清军在英法侵略军的支持下大举反击，半年后迫使太平军退出慈溪县城。嗣后，双方又在慈溪境内开展半年多的拉锯战。自1862年8月至次年10月，太平军曾四进“三北”，一度再次占领慈溪县城，并在大宝山战役中重创长胜军头目美国人华尔，致其不治而亡。①战火纷飞的战场，使人们苦难深重，纷纷外出避难。吴麟初也被迫丢下农活，拖儿带女到山区躲避战火，其时，吴锦堂8岁，已在私塾读了两年书，学业也因此中断。
战事平息后，吴家经济日见拮据，而生母罗氏又体弱多病，长期延医治疗。吴锦堂作为长子，虽私塾已复学，也不得不辍学从农，帮父亲处理家事，成了主要帮手。不过，他父亲并未放弃对他的文化教养，仍安排他在耕稼之余跟从伯父吴东耀课读，使他能略通文字。他日后良好的利用闲暇时间加强自学的习惯，就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多年以后，当他的好友杨寿彭对他的勤奋好学表示钦佩时，他还常常回忆起这段生活，对他的父亲和伯父感恩戴德，说：“今我虽困难，学未敢辍，窃欲善承先志也。”②后来，他终于有了相当的学养，连饱学之士王人文也在他写的《吴公锦堂先生铜像记》中称赞他“精通中日文字，下笔能曲达事理。”
1871年吴锦堂16岁时，母亲病故，父亲又娶唐氏。他待继母如同生母一样，村民们都说吴家老大将来定会有出息。
吴麟初向来体质很差，见长子能干懂事，在农事上已是一把好手，耕地从无回头犁，且地角凹边都能耕到，远近闻名，就渐渐地将家事交给长子管理。清光绪四年（1878），吴锦堂与东山头二节村徐金邦的女儿徐幽芳成婚，夫妻俩由此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任。但是人口增加了，田地却还是那五六亩水田和10余亩旱地，尽管吴家养了条牛，常为村民们代耕，增加一些家庭收入，但困难仍接踵而来。兄弟数人守着儿亩祖传田产，确已难以维持生计，势必要有人离开土地另谋出路。当年二节村有个叫徐孟彬的，家境较好，在上海、宁波也有不少朋友，又是徐幽芳娘家的亲戚，吴锦堂和他父亲就经常找他商量办法，逐渐产生了离乡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想法。这个徐孟彬后来与吴锦堂成了儿女亲家，吴的大女儿成为徐的三儿媳。
吴锦堂赴上海谋生是在1882年，但此前的一二年却有一次到家乡城市宁波打工的经历。
当时对吴家来说，五兄弟中必须有人离家另觅生路，这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但让谁出去呢？吴麟初曾有过三次赴上海谋生的经历，由于他一向木讷，均以失败而告终。因此，从吴麟初看来，外出谋生不但非常艰苦，而且前途莫测、风险极大，理应让能吃苦耐劳、又能应付各种困难的长子来承担，让弟妹们在家继承祖业。但家里这一摊子实在也离不开吴锦堂。因此议论归议论，吴麟初还是迟迟下不了决心。大约在1880年（或1881年）兄弟间的一次争执，促使吴锦堂下定了离家的决心。按民俗习惯，父亲健在长子要当家是很困难的。吴锦堂夫妇对家政管理的量入为出和农事安排，难免招来弟妹们的怨言，二弟作培又生性戆直，兄弟间常起争端，特别是那长兄嫂揩众家油的流言，更让年轻的吴锦堂无法忍受。于是他乘机卸了当家的担子，决计自己单身外出，让弟妹们继承父业。他的决定解除了父亲的疑虑，也表现出长子敢于勇挑重担的气魄。但事出比较突然，上海的差事也不是那么好找的。正巧徐孟彬有位朋友在宁波开一间豆腐坊，要雇一个磨豆腐的小工，吴锦堂就毅然前往。这“打铁、撑船、磨豆腐”可是有名的苦营生，地位十分卑下。但对于年青的吴锦堂来说，这两年的起早摸黑、肩挑手推，受尽艰难人生的磨练，却为日后在上海滩打拼，乃至闯东瀛做了思想、心理、体力上的准备。这正应了孟夫子的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第三节 从上海到长崎
一、上海滩初试牛刀
吴锦堂到上海寻求发展不是偶然的，这与宁波和上海的地域近邻相关，也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相关。人们常把上海人与宁波人的关系比喻为“亲戚关系”。据史料载，1852年到上海谋生的宁波人已有6万人之多，到1907年更达到了40余万人，约占上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在太平天国运动的中后期，战事双方形成拉锯战局面，苦的就是战区内广大的老百姓，生活在动乱之中的人们，千方百计地往外迁徙，且趋势不可抑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宁波人移居上海呈现高峰，隶属于宁波的慈溪人自然也不例外。此时期移居上海的三北人，多是吴锦堂的父辈们，他们的成功既为吴锦堂等后续移民打下了基础，又给后继者们以强大的诱惑力。
1882年，豆腐作坊的一位邻居，见吴锦堂这样能吃苦，又有点文化，心气也高，不忍他一直干磨豆腐的苦工，就设法介绍他到上海红庙前的萃丰油烛店当帮佣。当年从业，要有介绍人还要有担保人，徐孟彬就出面充当他的担保人。
吴锦堂兴冲冲地从宁波回到老家东山头与家人告别。他的父亲毕竟曾到上海闯荡过，了解外部世界既精彩又险恶，因此对即将离家的儿子说：“男子汉应当志向远大，当农民还是当商人都一样。现在的天下，大局的发展一半靠商业。如果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也可上报国家，下济乡里，这是我对你的希望。”①时年28岁的吴锦堂，就这样带着父辈的期望，来到了他一直向往的上海，一年后成了正式店员。虽然还只是一名伙计，却可以学习经商的门道。
当年上海市中心在现在南市城隍庙一带，而在城外的外国租界附近，有一座红庙，坐北朝南，是妓女们求神拜佛之处。每逢初一、十五，庙里庙外，老鸨领着妓女，熙熙攘攘，挤也挤不开。萃丰油烛店就开在庙边，生意非常兴隆，赚了很多钱，还在苏州等地设有分号。吴锦堂在该店工作3年，习算学文，揣摩商贾经营之道，勤谨精明，深得店主的赏识，曾被派至苏州等地代庖业务。油烛虽是小商品，但购买者各色人等都有，吴锦堂借此认识了不少人，对他了解社会各界、积累经营经验、思索发展方向、结交商界朋友都很有帮助。特别是他在苏州分店的经历，更使他有独当一面开展商务活动的锻炼机会，并开始显露出他从事贸易活动的惊人才能，为日后蜚声商界奠定基础。
二、渡东瀛谋求发展
1885年，即中法战争后的第二年，31岁的吴锦堂，对我国工商业在列强欺凌下造成的不景气已深有感触，他感到努力向外求发展是改变目前状况的一种途径。于是在友人资助下携资银千两，毅然偕同李遂生等东渡日本到长崎经商。
1885年正是日本明治十八年。日本于1881年发生明治政变，成立国会，起草宪法。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正在日本蓬勃兴起，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吴锦堂最初到达的长崎，于1859年对外开放，到1871年中日缔结《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时，长崎成为8个对中国开放的日本港口之一，上海则是对日本开放的15个中国港口之一。根据《修好条规》，华侨有了在那里居住、贸易的合法权利。1878年，清政府在长崎设立了领事级外交机构—理事府。另外，长崎是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城市，距上海仅800公里，交通便利，1859年就辟有上海—长崎航线，1869年有了定期航班，1885年达到每星期一班的频繁程度。华侨在长崎的人口，据日本兵库县的《商业报告书》（从1874年起每年都有统计），1885年有647人。①这些情况，吴锦堂在赴日本前大约已有所了解。
吴锦堂、李遂生和还有一位姓辛的商人到达长崎之后，与人合伙把在长崎与大阪、神户间的物资运销作为主要的业务。这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决策，是吴锦堂在短期内就能在日本商界立住脚跟的关键。一方面，他自身经济实力有限，还没有条件独立开展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大阪、神户地区，既是日本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如火柴、阳伞、肥皂等的生产基地，又是日本进口中国物资如棉花、棉纱、生细白布、生铁、大米等的集散地，而且长崎与阪神间路途遥远，一般进出口商不便于包揽进出口商品的全部购销活动。吴锦堂的业务活动，就是代出口商在阪神地区采购物资并运送至长崎，又代进口商将进口货物运送至阪神地区交给坐商。这种营生投入少，资金流转快，但长年三地奔波相当辛苦。由于这种业务除收取运费外，还收取购、销手续费，因此利润十分可观，获利可达10％左右。这最初的营生，使吴锦堂在短短的一年间，将资本扩大了5倍，在两年中获利达数万元。与吴锦堂有业务关系的长崎商号中，有一家叫“泰锠号”的是福建商人的商号老板叫陈瑞椿，说明他曾充分利用了“从江户时代起在长崎的宁波帮和福建帮的合作关系，熟悉明治政府管理下的贸易业务”。①数年中，吴锦堂靠着“单帮”式的经营，积累了资本，还通过购销环节建立了业务网络，为日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1887年，吴锦堂由“天佑生号”担保，与人合伙在大阪设立“义生荣”商号，他终于有了自己开设的第一家商行。在这以后，他虽仍以代人购销运输为主业，但业务范围开始扩大延伸：由收购向制造业延伸，如“义生荣号”曾涉足火柴生产；由为出口商购运向自营出口延伸，如火柴、阳伞的运销中国；由代进口商运销，转向自己设行销售。在经营中，吴锦堂那谨慎灵活、恪守信用和极富开拓性、前瞻性的独特经营作风逐渐开始形成，并引起了商界同人刮目相看。黑部亨后来这样说：“他的先见之明、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随机应变的经商才能正是他的独到之处。”②
正当吴锦堂栉风沐雨在长崎奋斗的时候，吴麟初突然染上重病。等他闻讯抛下手头商务，长途跋涉赶回家乡时，父亲已撒手人寰，父子未能最后见上一面，吴麟初最终也没能看到儿子的成功。吴锦堂后来谈到这一情形，常为之黯然伤神。
第四节 商界巨人的崛起
一、创业于阪神地区1889年，吴锦堂在濑户内海边的著名商港神户设立了“怡生号”开始定居神户。在此后的10多年，间，他“榷算营谋，函电纷沓，时屡屡彻宵达旦，目不交睫，二十余年如一日”①，事业飞速发展，创造了“一夜暴富”的经济神话，成了大阪、神户地区著名的产业资本家。黑部亨曾撰文把他和神户纺织业奠基人武藤山治并称为“为神户照亮前途的人”。②同时，他也成了神户华侨的领军人物。1894年，吴锦堂被清廷驻日公使任命为“神户旅住大清商人公举商董”，是神户中华会馆、神户三江公所的总代。“他住进了笼池大道的宽敞别墅，坐上了由一对高头大马拉的马车。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他加入日本国籍时已经成为华侨领袖，一名实力雄厚的实业家了。”①
吴锦堂选择到神户创业是有其道理的。神户于1889年建市，又是华侨的重要聚居地，那时已有华侨1400余人。吴锦堂在神户建市的第一年就选择定居神户，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宁波帮商人经商，非常重视乡帮提携，而这时宁波商人在神户已有很大的势力。现在保存在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的完成于1870年的《宁帮各号人数籍贯姓名调查》，已对宁帮商人作专项登记。1871年，兵库县政府实行华侨登记制度，将华侨人口分为宁波、广东、福建三组来进行，可见宁波人在当地的实力。一派繁荣景象的神户港对云集于此的华侨而言，特别是对来自宁波的华侨而言，确是一个赚钱的绝佳去处。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留居神户的大批华侨回国，吴锦堂就逐渐成为留在神户华侨的核心人物，成了神户华侨界的领袖。
经过10多年的奋力开拓，吴锦堂在“怡生号”基础上多方面发展业务。他既搞贸易，又办航运，还办实业，所经营的公司逐渐发展成为跨行业的，兼办贸易、航运和制造业、投资业、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大企业，使他成了阪神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富豪。
吴锦堂在那么短的时期内，由一个单帮式的小商人一跃成为腰缠数百万贯的大财阀，极富传奇色彩。吴锦堂的财富，首先来自他的贸易和实业投资。在《浙慈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一书中具名江义的《寿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以火柴为祖国日用品，创办红衣商标。以棉花为日本纺织品，购钟渊股份，开设行号，兼营实业，握贩运之权势，遂获资数百万。”这正是对吴锦堂那个时期经营活动的最好概括。
这时的吴锦堂，在贸易方面已不再像在长崎那样，仅仅为其他进出口商搞运销从中赚取手续费，而是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成为大进出口商。吴锦堂把日本生产的火柴、阳伞、水泥出口到中国及东南亚，又从中国进口棉花、大米等供应日本市场。当年日本火柴业龙头企业之一的清燧社，是泷川父子的产业，其父泷川辨三也因生意上的来往，在大阪时期就与吴锦堂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后来还在吴锦堂的水泥厂任过职。据日本外交史料馆的资料，1900年前后，吴氏的“义生荣”号火柴出口经营额已列前位。1903年的火柴出口额，怡生号达到93372元，义生荣号达到50046元，合计143418元，位居当年华侨火柴出口商的第三位。在进口方面，日本于1896年在兵库建立钟渊纺织厂，这是一家设备先进的企业，创办时属三井吴服店，生产原料采用中国的棉花，后来（1901年）转给三井控股经营。吴锦堂是该厂原料的主要供应商及产品的出口商，因而与钟渊总经理武藤山治建立起亲密的友情。能为阪神地区最大最先进的纺织企业进口原料、出口产品，其经营额和利润自然十分可观。吴氏所经营的进出口货物，大都属于利润高、投机性强的商品。在经营中，吴锦堂又能充分利用他在上海、宁波的基础，亲自随船往返，在火柴销售地和粮棉产地实地考察，还在上海建立“义生洋行”，作为“怡生号”在祖国的办事机构，保证了商品的质量和合理的价格，这些措施使他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利润。
二、涉足于实业领域
对投资制造业，吴锦堂早就发生兴趣。在他积资数十万元以后，自觉在商务关系、经营经验和资本实力诸方面游刃有余，遂开始兴办实业并从事金融活动。当时日本政府对外国商人投资制造业是严加防范的，认为“生产本邦之输出商品或重要之物品，如严重危害到我国同业者时应该断然禁止”。①对寸于华商，则因清政府不允许日本商人在中国从事制造业，更一律严禁。但即便如此，吴锦堂当年还是采用变通办法涉足制造业，例如与泷川辨三合资办的“义生号”就生产过火柴。1901年，经武藤的介绍，购买了钟渊纺织股票500股，成了钟渊的大股东（居第8位）。这投资于制造业的活动，到吴氏于1904年（日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入日本国籍后，有了更大的发展。1905年，他又购入钟渊公司股票4万股，成为这家大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并以日籍华人的身份出任董事长，直接参与了企业的经营活动。1901年至1906年间，钟渊公司的经营相当不错，形势好时其利润远高于28％，吴锦堂也因此赚了很多钱。1907年他在尼崎市北初岛町建立东亚水泥株式会社，股东都是神户实业界的有力人物。据该公司1909年的营业报告书，吴锦堂父子是第一大股东，股金约15万元，掌握着公司的实际经营权。该公司生产的“花鼓”牌优质水泥，除畅销日本外，还远销祖国及东南亚。同时，他又是“大阪针织会社”的第二大股东，股金约50万元，另外还持有小野田会社、神户瓦斯、兵库电铁、内外棉股份公司、东亚燐寸股份公司等企业的股份，总资产达300万元之巨，成了关西财界的大人物。②当年日本报纸公布的日本全国富豪榜上，吴锦堂已排名第68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商界巨人。
三、军需运输获巨利
吴锦堂财富的急剧扩张，还由于他在日俄战争时期参与军需运输所得的丰厚利润和购买日本军债的高额利息，这是他巨额财富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吴锦堂在早期的商业活动中，已体会到运输对于贸易的重要。谁能及时地将廉价商品运到销售地，谁就能稳操竞争之胜券。因此，到神户后他出资租赁或购买运输船只，兼办运输业，使他的贸易活动不再受制于他人。吴锦堂办海运业，在业界已广为人知，在长崎的陈瑞椿早在1894年就曾写信给他，“期望他成为海运贸易界的领头羊。”①）1899年，吴氏已经拥有“怡生号”等自备船只，常把北九州的煤炭海运至中国，这为他后来参与日军的军需运输打下了基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这是日俄帝国主义为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当年日军军备运输力量严重不足，就动员私人商船承运。这个利益巨大的商业机会，对在海洋运输上已崭露头角的吴锦堂来说，显然是发财的大好机会。
日俄战争爆发后，吴锦堂曾向日本政府捐款2000元，后来还因此获得日本天皇奖赐的银杯，同时还购买了巨额的战争军债。有资料表明，吴锦堂在1904至1905年间曾4次认购日俄战争军债45万元，在神户华侨中是认购数量最大的，著名广东籍侨商麦少彭还比他少认购5万元，这些都为他争取到军需运输业务提供了外部条件。
战争后期（1904年11月25日）吴锦堂加入了日本国籍，更利于他获取大笔生意。
这里有必要就吴锦堂加入日本国籍问题作一说明。吴锦堂原来并无意加入日本国籍，当时清政府也以祖国已建立商务部能保护华侨的利益为由，多次指令驻日外交机构提醒华侨慎重考虑。因此，尽管当时日方对华侨从事制造业有种种限制，吴锦堂还是坚持他的华侨身份，用各种变通办法参与制造业。但吴锦堂是个商人，中年以前还相当贫困，到日本经商数年之后，才成为中产阶级，事业的成功来之不易。到1904年，麦少彭、王敬祥、吴锦堂等神户华侨界的领袖，为了保护和进一步发展他们来之不易的事业，更好地维护在日华商的权益，打算将神户中华会馆注册成为财团法人。但根据当时日本政府的规定，财团法人必须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同时又规定外国人不能购买土地。因此，加入日本国籍就成了注册财团法人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麦少彭、吴锦堂和王敬祥先后都于这一年加入了日本籍，并分别购买了土地和房产，并各出资2万元作为中华会馆基金，使之成功地注册为财团法人。
吴锦堂参与日俄战争的军需运输的船舶，已知的有“怡生号”和于1906年11月触礁沉没、登记为1427吨的“锦生号”两艘船，至于运输规模有多大则不得而知。
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并于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这是一个背着中国和朝鲜政府签订的分赃条约，肆无忌惮地瓜分在中朝两国的势力范围。对这场战争吴锦堂曾“慨然”说：“暴俄豺虎也，日胜而俄败，则中日唇齿相依，犹有可为；反是，则祖国必殃及眉睫，不可救药。”①认识虽不正确，但立论处却仍是从国家考虑。吴锦堂写过一首与日俄战争有关的《输财助边》诗，也反映了他的这种认识，诗云：“回忆输金助日时，俄人悍胜赤眉儿，一朝若遂鲸吞志，立国同洲总失宜。”当年，在上海曾发生沙俄势力迫害宁波工人致死的事件，虞洽卿曾为此发动抗争。因此，也影响到吴锦堂对沙俄的认识。
战后，航运仍然是吴锦堂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06年11月17日“锦生号”在韩国木浦海域沉没，对吴锦堂并没有多大的打击，因为吴锦堂已是“日本银行和日本海上保险制度的顾客和利用人”①，能将海难风险大幅度降低。在神户孙中山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张“红叶丸”的游船照片，注明系1907年11月4日建成，船主吴锦堂。但这是小游船，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吴锦堂死后，运他遗体回国的，是他自家的船只，倒可以说明他从事航运事业的一点情况。
四、“铃久事件”的搏击
“铃久事件”是在铃木久五郎和吴锦堂之间展开的，是吴氏经商史中不可忽略的一件大事。尽管最终以吴锦堂的失败而告终，但他在这场大规模的商场恶斗中，表现出来的预见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和大开大合、指挥若定的魄力，充分显示了宁波帮代表人物的性格和特色。
关于“钟渊纺织”的股票大战，在日本股票史上闻名全国、家喻户晓。前面已经提到，吴氏于1901年和1905年两次分别购入500股和4万股钟渊股票，只是第一次场外交易。1901年，三井见钟渊经营不妙，决心将拥有的6万股股票售出4万股，由钟渊总经理武藤介绍吴氏购入。因此，吴锦堂当时并没有股票投机的打算，他只想实实在在地经营这家大企业，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实业。当时钟渊的实际情况并不差，“看一下当时报纸上登载的1906年钟渊纺织公司报表中的借贷对照表，贷方的资本金为580万日元，借方的资产勘定包括土地、房子和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基本上为同等金额，这是当然的事。问题是原料棉花的应付款为104万日元不到一些，借方的原料棉花库存为525万日元多，很多利益金就隐藏在了这库存的原料棉花中了。这是情况很好时的决算。实际上有400多万的原料棉花在库存中。即使这样，这期间的纯利润还有164万日元，利润率是资本金的28％。如果算上原料棉花，这期间的纯利润将大幅上升。”问题在于“纺织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受原料棉花的应付款、原料棉花库存间的平衡度和原料棉花市场行情所左右。”而“武藤山治作为擅长于工厂管理、引入新技术、广告等的优秀经营者即使紧盯棉花市场行情，也很难达到原料棉花的应付款和库存之间的平衡。而另一方面吴锦堂因为努力开拓海运业，比较容易掌握市场行情，从货物的动态可以读懂棉花市场中的要素——需求的变化。另外因为他本来就是从事棉花耕种的农民，比较容易知道生产方的气候和收成，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得到中国收成方面的信息。”①这就是说，吴锦堂的打算并不是盲目的，他在“钟纺”的经营的确赚了很多钱。
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在购入大宗股票的次年即1906年，年仅30岁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的风云人物、证券投机商铃木久五郎，突然加入到争夺“钟纺”的行列中来。他在证券市场上趁势操作、大量买入，使已暴跌到27元的钟纺股票一下子突破60元大关，最后甚至到了100多元。铃久背后有安田财阀支持，而吴锦堂购入钟纺后已失去了三井财阀的支撑。见状，吴锦堂只好被迫与麦少彭、片野重久组成3人联合战线应战。财力的不足，背景的落差，决定吴锦堂的失败是必然的。钟渊最终被收入铃久囊中，武藤被迫离开。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却是戏剧性的。铃久不是一位实业家，本来就没有经营“钟纺”的打算，接盘后钟纺股票猛跌三分之一，作为胜利者的铃久最终却以破产告终。争斗的吴锦堂在钟纺双方，片野重久被逼自杀，麦少彭和铃木久五郎先后破产，小股东们纷纷落马，而拥有大量钟纺股票的吴锦堂，却选择时机不惜抛出了他的全部股票，彻底退出钟渊公司，居然化险为夷保存了实力！这与他审时度势，又能果断行事是分不开的。后来“钟纺”由安田银行接手，武藤又被请回管理，开始了另一个发展时期，这已与吴锦堂没有关系了。
这场股票之战影响很大，后来被村松梢风写入他的小说《近世名胜负物语》。
此后，吴锦堂调整了自己的事业，将抛售钟纺股票回收的大量资金调回祖国，投资于实业建设和公益事业。这个决策，与当时日本政府加剧对华侨企业的压迫和祖国在“一战”后新兴工业得到发展的机遇有关。吴锦堂在日本除继续他的实业投资和华侨及社会公益事业外，在贸易方面有所收缩。中华会馆编的反映神户华侨与阪神中华会馆百年史的《落地生根》一书中，录有一张“1910年神户居留华商商店及其贸易商品”表，在“三江商”部分，吴锦堂的“怡生号”仍被排在第一位，但在贸易栏中却赫然注明“停业”，就反映了此情况。①
第五节 热心公益事业
一、情系旅日侨胞
吴锦堂是一位深谙经营之道的企业家，他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宁波帮商人那种相互提携、协作共荣的传统，在创建和发展华商组织、资助华侨公益事业、维护华侨权益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这些活动既推动了本人事业的发展壮大，也促进了在日华商的事业，维护了华侨的正当权益，自然也成了神户华侨的领袖。
19世纪后中国国力衰弱，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为谋生而侨居异国的同胞，处处受到歧视、排斥，许多侮辱性的限制强加在远离祖国的炎黄子孙头上。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连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都无法保护，华侨就更如没娘的孤儿，深陷在被侮辱和被迫害的深渊之中。吴锦堂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受了这种种屈辱。因此，在他成为商界巨人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华商组织，为华侨社会的利益服务。他在神户参与为华侨兴办的商务机构、教育机构和慈善事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华侨受益之丰厚，在神户华侨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到近百年后的今天，只要涉足神户华侨社会，还处处可以领受到他的遗泽，而且言传文载，有口皆碑，历久更显其功德。
神户中华会馆建立时，吴锦堂即捐日元300元；1904年，会馆申请注册为财团法人时，又捐款2万元作为基金。再如坐落于神户市长田区泷谷町的中华义庄，是占地8424坪的规模宏大的墓地，建立于1873年，当时只有600坪租地。后来吴锦堂将原租地买入并购地扩大，还在庄内造起祭堂、庑廊、病院，使之成为客死异邦的中华子孙寄榇之所，而且成了华侨憩息休养之地。他还出资修建楼房数间归义庄出租，以其收入用作义庄的经常性开销。
吴锦堂认为，华侨要在异邦社会立足，不仅要有自己的商业组织，以指导经营；要有自己的慈善机关，以赈济灾民；更重要的还要办起自己的学校，对华侨子弟进行文化、技术、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为此，他协助华侨界有识之士如麦少彭等，于1900年解囊投资创办了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后同文学校与阪神中华公学合并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以至于今。同文学校的建立，祖国各界十分关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方杂志》第3期就曾以《侨民兴学》为题报道说：“神户华侨麦少彭、吴锦堂二君，前曾设立同文学校，颇著成效，近已有6名学生毕业。全校所有学生，计幼稚园50名，寻常科100名，高等科40名，内女子30名，大抵皆粤人子弟。麦君犹以名额有限，未能普及，因自今年（1907年）起扩张校务，于小学外更设中学一级，招集本国学生60名，以施新教育。更买收邻房作为校舍，由麦吴二君各捐4000元，其他华人亦各随意认捐云。”在1909年吴锦堂又捐赠1万元。自清末至民国初期，祖国政府先后颁“设教劝学”、“乐育英才”、“华国舒文”、“道久化成”等6块匾额嘉奖。吴锦堂在1905至1914年及1916年至1925年间，连任同文学校副理事长20年。该校百多年来培养了不少人才，廖承志、林丽韫等就是神户同文学校的毕业生；梁思成也曾就读于同文学校。同文学校对于旅日华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年前，《难忘锦堂》专题片摄制组采访林丽韫，她对该校还深怀感激，说同文学校还曾造福于当时已沦为殖民地的台湾同胞。她家在台湾，当时日本殖民统治者为进行奴化教育，禁止小学教中文，妄图从语言上割断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思念。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许多台湾同胞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到日本进华侨学校学习祖国语言，她就是这样进的神户华侨同文学校。
每当旅日同胞因天灾人祸发生困难时，吴锦堂总是寝食不安，终日不知辛劳地为同胞解难排忧。1924年，关东地区地震、海啸，众多华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正在舞子海滨养病的吴锦堂，即强行起身出面筹划，出资并电托杨寿彭组织救灾活动，接纳流入神户的华侨难民，并抱病前往探视，亲致慰问，侨胞们无不感激涕零。
此外，万国病院、孤儿养育院、盲哑院、红十字会、同仁会、掖济会等都曾得到过吴锦堂的巨额捐赠。
二、惠播日本社会
吴锦堂还爱屋及乌，关心侨居国的人民。1905年日本宫城县水灾，他出巨款赈济；1908年，他在小束野地方购买荒地100多公顷供失业日本人屯垦，还开浚蓄水池保证灌溉..为此，他曾应邀出席日本天皇召集的座谈会，是会上惟一的中国人，还得到了日本国的一次绀绶褒章和二次银杯的奖励。直至今天，在兵库县还有以吴锦堂命名的村庄和水池，并且还建立了吴锦堂显彰碑。1913年，日本北海道及其他6县大范围发生灾荒，吴锦堂捐款5万日元济灾民。1920年，吴锦堂又捐赠“恩赐财团济生会”5万日元。
这里要特别阐述他投资开垦小束野荒地的农田水利工程。1908年，吴锦堂通过兵库县政府得到了位于神户市西区神出町雌岗山麓小束野地方的一块荒地，总面积141.26公顷，计划开垦成良田，并建水库保证农田灌溉。他招聘了20余名中国工人砍伐荒地内的杂木，建木工场加工成水泥桶，供应他自己的水泥厂用；接着又组织开荒、挖池、筑渠、铺路；到1917年完成了农田基本建设，造水田60公顷，耗时20年，总投资14余万元。接着又在区内择地造21套住宅，招徕神出、山田等地贫苦农民免费入住，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到现在，该村已有水田68公顷，村民百余户，成为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落。所筑水库在三木市，坝高16米，蓄水量52万立方米。初名宫谷池，1957年小束野地区人民为感激他的恩泽，公决改名“吴锦堂池”，并立碑纪念。①
三、泽被父老乡亲
吴锦堂在世的年代，国内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灾荒不断、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满目疮痍，吴锦堂常常为之辗转反侧。因此，只要力能所及每每出巨款组织赈济。开始时是捐给祖国政府的，后来他就自己组织赈济机构，设法购米施赈或组织平粜及以工代赈，赈济所及北至东北、南至闽广，甘霖所至救助了无数的灾民，人们誉之为“万家生佛”，的确是出自内心的感激。
现依据可查文字记载的，将历次捐款赈灾情况摘录如下：
1902年，直隶、东三省、云南、淮徐、广东等连年荒歉，迭助赈银3万余两；
1911年秋，三北地区霪雨海啸，农作歉收，饥民载道，再加上武昌起义后，各地政局混乱，米价高涨，人心更为恐慌。吴锦堂邀虞洽卿、陈邦瑞组织“三北赈灾会”，托他们向无锡、扬州等地购运大米回乡，在故乡各地设乡局救济。各局按户口视贫困情况或，或平粜，受益群众达54339人，共平粜大米16516袋，计贴补购米差价银15282元，施赈893袋计银7500元，另外在裘市赈米23袋，洋175元。三项合计共银22968元；
同年，向中国红十字会捐银3.2万元；
1912年，又捐赠中国红十字会1000元；
1914年秋，响应屈映光的要求，捐助浙江严州地区赈灾银5000元，又资助宁绍义赈会洋520元；
1916年秋，慈北霪雨为灾，花稻歉收。群众又受花会之毒，民不堪命，社会不宁。乡绅们驰函神户向他报警求援，又急从上海调款5000元救济；
1920年，捐助慈北六乡银7000元；
1921年，捐平赈银1.3万元；
1922年，家乡遭受台风袭击，棉稻失收，酿成大灾荒，吴锦堂捐平粜银2万元，赈灾款2万元，以工代赈5000元。
以上各项，吴锦堂用于救灾的款项达纹银3万余两及银元13.1万多元，历年达数十万之巨，真如他自己所说的，到了“拼输性命与金钱”的地步。
对此，吴锦堂1911年写有二首诗，表达了他慷慨解囊、福国安民的心愿。
平粜济贫
饥荒叠次乱人心，每岁勉输汗血金。
但愿治安家国福，代他官吏降时霖。
散粟施赈
梓乡叠歉冠尘寰，五万余金输自艰。
杯水车薪何所济，遥求义粟众宏颁。
第六节 投资祖国建设
吴锦堂回国投资活动其实早就开始，但大规模地进行则在1906年他彻底退出“钟纺”以后。吴锦堂设在上海的“义生号”洋行，原来是神户“怡生号”的分支机构，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此后又成立“裕生”洋行，派杜炳卿担任经理。“义生”和“裕生”商号实际上已是吴锦堂在国内的办事处，总理着吴氏在祖国的投资活动。1912年，盛宣怀约吴出席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并在会上演讲，吴因事无法到会，就派“裕生”洋行经理杜炳卿作为他的代表出席；同年吴锦堂捐给家乡三北的5000元赈灾款，则是由“义生号”将款汇到宁波升泰钱庄转交的。
吴锦堂投资国内事业的总量，现尚难以准确统计。1908年盛宣怀邀他出任汉冶萍公司顾问董事，吴锦堂在12月16日致盛的信中说：“作镆系驻日华侨，土地财产半在东邦”可见其时，他资产的一半左右已调回国内。他当时的资产大约有500万，元之巨，因此投资数额应相当巨大。1915年盛宣怀动员吴锦堂投资筹建中的中日合办制钢厂，盛信中说：“阁下为大实业家，中外信仰，拟请附设若干股，将来此项股票必可涨高。一则股东列入大名，公司可以增重名誉；一则台驾侨居东瀛，借重列为董事，随时可以就近调查，公私两方均有裨益。”从中也可看出吴锦堂在当时中国实业家眼中的地位。吴锦堂在国内的投资范围广及采矿、冶炼、纺织、铁路建设、金融、农田水利和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一、投资浙江商办铁路
在我国铁路发展史上，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路权的疯狂掠夺和清政府媚外卖国的行径，曾掀起过轰轰烈烈的收回路权和商办铁路的两次爱国斗争。在商办铁路高潮中，浙江、江苏两省一直走在前头。其中围绕沪杭甬铁路的“废草约”、“拒借款”的斗争，更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和铁路职工的反帝爱国热情，在中国铁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1898年10月15日，英帝国主义以“怡和”洋行出面与大清铁路总公司签订了修建苏（苏州）杭甬铁路（后改为沪杭甬铁路）的一个草约，但此事遭到江、浙两省的反对。两省于1903年提议自己筹款建路，1905年得到清政府批准，即成立浙路公司，招募资金。谁知英国政府竟以一纸草约为据大加阻挠，终于掀起了一场“转正约”与“废草约”的斗争。媚洋卖国的清政府，见江、浙两省废约要求不可动摇，就与英政府商定，要两省以向英国“铁路借款”作为“废约”的交换条件，实质上仍是将路权交给英国人控制，江、浙两省遂针锋相对地掀起“拒借款”风潮坚决加以拒绝，斗争更趋激烈。
江、浙两省自建铁路、保护路权的决心能如此坚定，与两省爱国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支持直接相关。当年两省民族资本家已具相当的经济实力，又经“保路运动”的锻炼，对帝国主义控制我路权的狼子野心有了切身的体会，当年在京浙江同乡为浙江铁路事发表的《公启》中指出：“彼（帝国主义）以铁路资本所在之地，即为政治权力所及之地。其继铁路而起者，必有开矿权、内河运输权、创立商埠权、派兵护路权，但使铁路一入其手，不转瞬而我之生计实业，皆被其吸髓剥肤，永无补救挽回之望。”可见，投资浙路公司的思想基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加上投资铁路事业的利好前景，因此热烈响应商办铁路公司的筹资、集资非常顺利。吴锦堂也就在这时认购浙江铁路优先正股200股。此事，对于了解他的爱国思想、经营理念和他与国内宁波帮人士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浙路公司以商股投资为主，民族资本家掌握全部经营大权，实行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实现了由个体私人资本向股份集团资本的转化，其建设速度和经济效益，为封建官办企业和官控企业所望尘莫及，有全国“商办之冠”的称誉。浙路公司的出现和成功，对浙江以至我国经济、社会的近代化，有重要的意义。而吴锦堂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具有相当的知识和经验，显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浙路公司的股东，包括浙江省内上、中、下社会各个阶层，投资5000元以上的大股东有133人，股金额约300万元，占全部股金的30％左右；其他股东约6～7万人。作为宁波府商人代表的上海宁波帮，是这次投资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当年浙江11府各行帮、家族巨头160人在上海集会讨论浙铁问题，会议发起人中就有上海宁波帮的主要人物严信厚、虞洽卿、李厚佑、周晋镳、朱葆三等。在实际认股时，严信厚、虞洽卿、李厚佑、叶又新、樊时勋、苏葆笙等都投资在1万元以上，朱葆三、陈子琴投资5000元，而吴锦堂则认购了6.6万元，几乎是几位巨头投资的总和，可以看出他在浙路公司中的重要地位，也可以想见他在当年宁波帮中的地位。后来，他又把他所拥有的全部浙路股票，划归锦堂学校作为办学基金。①
与此同时，吴锦堂对家乡的交通事业也十分关心。1913年，他曾与虞洽卿反复讨论过筹建“三北铁路”的事。是年他在给慈北绅耆的一封信中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乡民生之困苦，农事之不振，工商之难兴，皆由于交通之不便。际此列强竞争，非昔日闭关自守比。欲使交通利便，惟火车实为要图。不幸南山之隔，轮船火车只得通于姚城。优胜劣败，显而易见。但沿海一带，虽有海船出入，涂远浦浅，危险万分。且我乡例用民船，从上河装货趁客，至甬行驶，遇有风雨之阻，盗贼之虞，动则五六天方能达到。查我乡花田五十万亩，每亩扯花款拾元，合有五百万之数。自用约四十万，尚余四百六十万。又加一切杂项种作，统共约有五百余万。延迟四五天，其利息何止数万。惟食米一项，我乡所出无多，全赖外埠周济。输运艰难，川缴增重，水涨船高，受亏更甚。商农之人至甬进出，非惟川资不轻，又且耽搁日期，以致所食所用，无一不贵。我三北民力日缩，商业日衰，职是故也。大抵车通则商兴，商聚则地富。即如海产花布，易于分运，此尽人之所知也。然自姚邑轮车通后，我三北之暗损实剧，此则有知有不知也。倘若有盗贼之警，即可饬差发兵，舍船就车，风驰电掣，一二时可立至，其便利为何如乎？今欲图挽救之策，莫若利用火车。然须东接山南，西连余姚方为一气贯通，完全支路。此事镆于昔年早曾筹及，今既有议筑之机，还望吾乡诸公集议办法。
这样为家乡的发展深思远虑，其建设思路的科学合理，让人感慨不已。
在投资浙铁的活动中吴锦堂与虞洽卿联系密切。虞洽卿，生于1867年，小吴锦堂12岁，都属兔。他先后在德商鲁麟洋行、荷兰银行及华俄道胜银行当买办，渐成腰缠万贯的富翁，后又捐了官，成为著名绅商。虞氏暴发后先后创办或与人合办了多家金融、贸易、航运大公司，是我国民族航运业的创始人之一。虞洽卿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承办了规模巨大的南洋劝业会，先后出任全国工商团体、宁波同乡组织及政府咨询、监事机构要职，是我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虞洽卿是吴锦堂的三北同乡。早在1900年，清政府因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陷入困境，就曾由虞洽卿出面动员吴锦堂两次捐款，合计银3万两。1906年虞洽卿奉命赴日本考察，吴不仅尽地主之谊在松海别庄为他安顿生活，还安排参观考察，介绍日本工商企业的管理、经营情况，促成并协助虞举办了南洋劝业会。1908年虞洽卿联络同乡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又得到了吴在财力和关系协调上的大力支持，在此后的票价风波中，吴又出任“航运维持会”会长，并促请劝业道出面保护，并出资支持民族航运业，使斗争取得了胜利。1912年，三北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他们联合组建“三北筹赈会”，办理赈济及平粜。1913年，吴子启藩又娶虞堂妹彩莲为妻①，两家更成为近亲。1921年上海成立“三北同乡会，19”24年虞洽卿被选为会长，吴锦堂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从中可以看出吴在上海企业界的声望，还能看到宁波帮商人间的那种团结协作关系。
二、投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是盛宣怀于1908年奏请清政府批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而成的股份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公司年产煤炭60万吨，铁矿石50万吨，铸钢7万吨，占当时全国钢产量的90％，有工人7000人，是我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是当时亚洲最大也是最先进的钢铁企业。这三厂合并前都是官办企业，但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一直靠向外商（主要是日本商人）借款维持。
在公司筹办过程中，盛宣怀按照清政府“招抚华侨兴办祖国实业”的政策，拥有巨资的吴锦堂自然成了主要的动员对象之一。而吴氏也正在努力将他的资产转回祖国，并且吴拥有自己的船队从事运输，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在1908年11月前后，接连三次在上海盛氏寓所会面协商，吴答应出资10万元认购汉冶萍公司二等优先股2000股，盛则提出请吴出任驻日董事顾问。后吴氏因董事与顾问两职按章程规定似有不协调之处，致函盛宣怀商议，并要求“据情实奏”，以便达到“职守较尊”的目的。盛则指出“中东实业时有交往，故必得长才伟望如阁下者，方足以资臂助而备顾问”并表示“当俟举定沪汉董事一并汇奏，以昭郑重。”1909年春，吴锦堂即于，董事会召开前注入股金10万元，成为汉冶萍公司的大股东。
汉冶萍公司成立后，吴锦堂曾积极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讨论，诸如对公司的招新股、收归国有等问题，都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曾两次以退股为筹码加以强调。特别是孙中山主持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向日借款所涉及的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一事，吴锦堂因与孙中山、与三井公司、与正金银行等有较多的交往，本身又是汉冶萍的大股东，应是最清楚事件内情的少数人之一。他在给盛宣怀信中说：
汉冶萍公司合办之事，赣、皖、湘、鄂大为反对，中外各报喧腾，果如宫保卓见预料及此，诚如尊论，非终止不可。而孙大总统先与三井所订之约能否无效，殊为怦怦。今接敝友江西刘芋珊，即江西临时议会议长刘景烈之老翁来函，附呈台阅便知其详。鄙见拟请将孙大总统所订，暨宫保所拟草约各稿一并登诸报纸，俾使天下后世咸知此事真相，稍轻谤毁，否则恐碍于孙大总统之命令，殊多不便，或将各约底稿抄寄，以明宫保心迹。是否之处，请裁夺是荷。
从中不难看出，吴锦堂是支持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因舆论反对作罢后，又提出了善后处理意见，主张既要照顾到孙中山的威望，又要坚持事实真相，考虑不可谓不周全。
至于吴氏投资汉冶萍公司的获利情况，从下列资料中可得到一点信息。1910年，吴锦堂将他的汉冶萍公司股票的一半，即1000股5万元捐给锦堂学校，作为学校的常年经费。据他本人提供的数据，学校每年可得股息4000元。但到1913年，因受民国初年政局动乱的影响，却分文未发。吴锦堂曾因学校维持困难，致函盛宣怀要求照顾，盛也以“事同一律”加以婉拒，说“先生洞明事理，尤谙商律，当必鉴此实在情形也”，让他碰了个软钉子。①因此，吴锦堂在汉冶萍的投资，大约没有实际的效益可言。
吴锦堂与盛宣怀的联系，大约始于1908年。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1844年生于官僚地主家庭，长吴锦堂11岁，官至邮传部尚书。盛曾任清政府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等职，创建了一批新兴工业及中国通商银行等现代金融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干将，我国最早出现的官僚实业家。盛还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首创天津中西学堂，筹建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为建立新型工科大学奠定了基础。1908年4月，盛赴日本就医，时间长达半年多。趁机考察了日本的厂矿、银行，参观了公、私图书馆，并与日本政界元老研讨宪政、币制等问题。其间曾至神户活动，当时吴锦堂已是神户华侨界的领袖人物，因而相互间有了了解。到年底，盛宣怀奏准筹建汉冶萍公司，就力邀吴锦堂投资。现在保存着的10来件吴、盛来往信函，内容涉及到吴氏认购汉冶萍公司股票、催讨股息金及讨论公司经营、中日合办、政府对日借款等事项，可以看出吴氏与汉冶萍这个“东方第一实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可看出他与盛宣怀之间在经济上的密切合作。吴、盛间的关系，使吴锦堂有机会参与了我国最早一批现代工业企业的建设。
三、投资现代纺织企业
对于吴锦堂曾在祖国纺织工业中的投资，因缺乏具体的资料，一直不清楚其规模和投资地区，只能根据零星资料作一点分析。
关于“上海制造绢丝股份有限公司”这是钟渊纺织公司1906年在上海创办的日中合营企业。吴锦堂于1905，年收购“钟纺”4万股之后就掌握了经营决策权。次年“钟纺”在上海成立“绢丝股份”，其筹备期间正在吴氏掌控期中，而所聘的总经理朱葆三、查帐员王一亭又都是吴的熟人。朱葆三是舟山人自不必说，王一亭虽是湖州人，但从移情阁中挂有他书写的“飞阁流丹”、“蓬莱第一”和“汉宵凌楼”三块匾额来看，和吴氏的关系也决非一般。由此分析，“钟纺”投资上海“绢丝股份”应是吴氏投资祖国建设的一部分。只是不久他因“铃久事件”而完全从“钟纺”退出，“绢丝股份”的实际所有者也变成了日本的安田财团，但相互间的关系仍是相当密切的，因为他的好友武藤山治这时已被请回担任“钟纺”的总经理。
我国著名教育家、实业家、恩科状元张謇，曾创办了庞大的大生系统企事业。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指的就是他创办大生系统的功绩。大生系统在湖北开办了纱、布、麻、丝，4个厂，取名大维公司，1911年建成投产。但当张謇于10月4日
赶到武昌主持开工典礼后6天，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在混乱中湖北军政府占用了大维公司的财产，后又在此基础上改办了楚兴公司，这就是后来纠讼不断的大维财产案。
现保留在《张謇全集》中的一封信函表明，吴锦堂也是这家大型轻纺企业的投资人，为了讨回在大维公司中的投资，他曾愤怒地“交商会公议”，并“呈控黎副总统”。从张謇1914年7月14日致吴锦堂的信中，可以了解到事件的处理情况：1913年冬，大维财产案经北洋政府国务院干预，湖北军政府同意赔偿银50万两，但后来他们又反悔，改成中央和湖北各付一半，再后来干脆不认账一直拖着。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吴锦堂曾在大维投资则是可以肯定的。①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894年考中恩科状元，不久就矢志投身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事业，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在工业、商贸、金融、交通、盐垦及农田水利、文化教育、慈善公益等领域，都有大量的投资。在实业方面，仅大生系统的企事业及建设项目就达177个；在文化教育方面，从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算起，涉及普教、高教、职教、特教等领域，相关的学校计300多所。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吴锦堂与张謇早有来往。1903年5月，张謇自费赴日考察，5月1日抵神户，中午由神户东源号店主李光泰设宴接风，吴锦堂应约出席相见，这大约是张、吴第一次会面。其后他们互相间交流学习，关系甚为密切。1910年吴锦堂在白洋湖畔为自己营造墓园，其墓碑就是张謇所题写。1915年吴锦堂修建移情阁，张謇又写了“世外桃源”、“问樵听渔”和“层台叠翠”三块匾额致贺。1918年5月，张謇的儿子张怡祖从纽约商科毕业，也特地经神户回国，张致函吴锦堂说：“令其（怡祖）诣教，乞赐照拂，并介绍参观著名大工厂一二，借广见闻。”吴锦堂还多次赴南通与张商谈。如1910年吴锦堂回乡处理杜白两湖水利局人事及锦堂学校校务时，曾于2月17日前往南通访张，张謇在日记中记道：“夜有恶感。退翁、敬铭、位思、锦堂谈，十二时乃去。竟夜未眠。”所谈内容虽不得而知，但使张謇抱病谈至深夜，并使他“竟夜未眠”，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同年5月9至11日，吴锦堂再次赴南通，连着3天由张謇陪同参观工厂、育婴堂、学校，可以分析，吴锦堂投资张謇创办的大维公司，即在此期间谈妥，并参加了筹备工作。吴氏回乡将锦堂学校改办为农业中学的打算，也是在此次晤谈中形成的。
四、倡建商舰协会
吴锦堂经营航运业有着丰富的经验，事业转向国内后，曾投资于上海东方航运公司，对虞洽卿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也在财力上、经营管理上给予过大力支持。同时，吴锦堂的考虑更加高瞻远瞩，这从他倡议建立商舰协会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出。1910年初，吴锦堂致函浙江巡抚增韫，认为我国旅外华侨多至“千数百万”，每年进出口货物，约占世界贸易额“十五分之一”，但是，“我国既无军舰保护，又鲜商轮转输，寄人篱下，动辄掣肘，困苦情形，莫可言喻。”他了解到列强有一种“义勇舰队”的办法，即由商人集资购买船只，平时载货运客，作为商船，战时编入海军，听侯调遣。如此，就能“不费造舰养舰之资，而得卫国卫商之益”。他建议国家建立商舰协会，负责筹集资金，组建商舰船队。他还表示，日后协会的活动经费，全由他独力承担。不久，军部批准了这项动议，他捐给商舰协会的2万两银子，也汇入了上海大清银行。不过此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不久即土崩瓦解，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那2万两银子也打了水漂。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吴锦堂对国势危弱的揪心之痛和对强国富民的渴望。①
从有关资料看，吴锦堂回国投资的范围相当广泛，而且大都投资于当时举足轻重的大企业，他的这些经济社会活动，对促进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当然，作为一个爱国实业家，他并不完全明白在国家没有建立清明的政治制度以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难以实现的，他在国内的事业难有大的发展。正如他自己慨叹的：“弟为祖国各公司股单所受损失甚巨，种种受人鱼肉，实可寒心，如大维公司、中华银行等类，莫不情同欺骗也。”
第七节 兴修杜白两湖水利
一、兴修两湖水利的缘起
“闯荡世界、造福桑梓”是宁波帮的重要特征。吴锦堂在将资金转向国内，大规模投资国家建设的同时，即开始捐资家乡水利事业和教育事业，以其投资数额之巨大，实施规划之周密，历史影响之深广，引起人们久盛不衰的赞扬。
慈北平原，南临山北濒海。在蜿蜒起伏的南山北坡上，曲曲折折地有数十条山涧，汇集着涓涓滴滴的溪水，流进广阔万亩的杜白两湖。
杜湖、白洋湖水利设施，东汉时已远近闻名，被列为宁绍地区九大水利工程之一，关系着慈北10万人民的生计，向有“二天”之称。1905年，吴锦堂回国考察返乡省墓时，眼见两湖年久失修，历年又有人占湖造田，终致塘坍湖溢，衰败不堪。富庶的慈北平原，竟“雨稍多，则田地淹没，晴未久，而湖河皆竭”①，水旱频仍，灾情不断。再加上土豪劣绅乘机敲诈勒索，地痞恶棍蓄意制造水利械斗，人民痛心疾首。吴锦堂倾听着乡里父老的血泪哭诉，心情沉重，决计出资修复杜白工程，为乡里造福。
吴锦堂决心修复两湖水利，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他曾多年在家乡务农，两湖的入海大浦就有2条在他家乡流过，东有祝家浦，西有洋浦，还有一条小浦蛟门浦则穿村而过。它们本来涝可排泄、旱能浇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脉。但在吴锦堂的幼年，由于两湖蓄水能力的锐减和河浦海口的淤塞，以致连年旱涝频仍。特别是当余姚山洪爆发时，失修的洋塘无法抵御，东山头就首当其冲成为一片汪洋。吴锦堂曾多次无奈地看着生长茂盛的棉花，因缺水而枯萎、因水浸而腐烂，一年的辛劳眼睁睁地毁于一旦。因此，吴锦堂对家乡棉农的焦虑痛苦，确有切身体会，他回乡办实事首选修水利，实是久藏于心的愿望。
另外，家乡先贤那解纷息讼、恤孤怜贫，见义勇为、不辞劳怨，慷慨解囊、捐资修堤的感人事迹，也给他极大的启迪。清同治初年，吴锦堂还是龆龄之年，就常听村里父老谈起沈书贤先生的事，说他怎样因人们占湖为田而痛心疾首，怎样“不惜其身家，不避其嫌怨”筹划赎田复湖，筹款购回被占湖田882亩，还说他的努力因官吏的昏聩而功败垂成，以致抱恨谢世！沈书贤的事迹在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1909年，他写《续修杜白两湖水利全书自志》时还把此事记入，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先辈的敬仰。
吴锦堂在决定花巨资修复杜白两湖水利前，还深入研究了杜白水利工程的历史资料，拜访了许多对当地水利建设有真知灼见的乡绅，使他洞悉杜白水利的要害，总结前人修水利的经验，并形成有针对性的修建和管理措施。
历史上，慈溪曾官修《鸣鹤杜白官湖记事》一册，明万历年间，沈海鹏据此增编成《重清杜白两湖全书》，到清嘉庆十年（1805），王相能（即王名扬）再次增补重刻，书名为《重刻慈溪县鸣鹤乡杜白两湖全书》，该书保存了有关两湖水利的大量资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当年仅刻印了500部，经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清咸丰、同治兵燹后，几乎已荡然无存。后来吴锦堂托人找到了两本，出资重梓500本分发大家参考。此书对吴了解杜白水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中了解了两湖的历史面积；了解了历史上因占湖为田，械斗害命，缠讼多年的情况和有关处理纠纷的方法及其利弊；了解了民众中“陷于刑辟者，实繁有徒；破家荡产者，更仆难数”的惨象；也了解了仁人志士如明代沈履祥等对于杜白水利要害的精辟论述。同时，他又拜访有识乡绅如叶鸿年、柴仰清、沈遐泉等，和他们一起调查讨论，了解他们经营水利的经验。其中叶鸿年、柴仰清两位对吴氏的影响最大，后来也都成了吴氏公益事业的热心赞助者。
叶鸿年，字蕉生，鸣鹤人，因先辈在杭州开药店致富，曾出资屡修两湖，还在杭举办多项慈善事业。他壮年回乡，仍热心地方公益，曾筹办沿海赈济，“救困济贫，施惠不望报”；曾筹办清乡捕盗，但对因生活所逼铤而走险者，却又常常“立请上官许其保释，宥其既往，勉为善良”；又曾出资创设两等小学校一所、女校一所、单级小学校两所及捐资修桥铺路、施柩育婴、施医送药等，前后捐款万余元。吴锦堂此次回乡扫墓时，特地上门拜访。叶在谈及水利时向吴提出了“故里叠遭荒歉，病由水利失修”的看法，劝吴氏“兴修水利以救里闬”。后来他还义务襄助多项工程的实施，甚至不辞劳瘁，亲率监工；两湖水利管理局出了问题后，他又不顾年迈出任水利局总理。1911年，慈溪、余姚海啸酿成大灾，也是他“力劝作镆赈平并办，以救灾民”。十多年中，他们函电交驰，来往密切，实在是吴锦堂志同道合的朋友，又是他兴修水利的得力助手。
柴仰清，字启标，也是一位疏财仗义、乐善不倦、救弱拯饥的慈善家。早在赴豫章、郑州、湖北、山西经商期间，沿途就常解囊救助落难同乡，还寄钱赈济家乡水荒灾民。家乡的保安桥、盛安桥、宝善桥、正阳桥和通港桥，都是他独资或与人合资修建的。1899年移驻上海经商后，又资助上海建义庄，出资修缮家乡崇寿宫、建雨宜亭、在淹浦购地营造义冢。1903年曾倡建水利局，修筑湖塘一段，颇享盛名。1905年秋，吴锦堂慕名往访，柴仰清向他历数倡修水利的甘苦、建水利局管理两湖的办法。后设水利管理局就肇始于柴仰清。更让人感动的是，1905年已71岁高龄的柴仰清，为支持吴锦堂修水利，竟答应董理建漾塘事务，不辞劳怨长达两年。所有这些，对吴锦堂都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二、修建杜白水利工程
杜白水利工程规模巨大，由四大核心项目构成：重建西界漾塘，遇汛期可藉以堵截姚北平原东注的洪水；加固两湖大堤，以增加蓄水量；增设减水坝，用以控制水位；疏浚通海大浦，增设大小桥闸，以完善排灌系统。全工程“竭五六年心血，费七万余金钱”才得以完成。对修复两湖水利，吴锦堂胸中自有打算，但工程建设却是按实际情况“查明缓急先后，循序而渐进”逐项展开的。
（一）修复漾塘阻挡姚水东溢
慈北水利，西部以洋浦、漾塘最为重要。因为此地地势姚高慈低，每当余姚暴雨，泛滥之水即流溢慈北，赖漾塘阻挡，又靠洋浦导入大海。漾塘始建于唐，但到明代已被姜岳斌等趁乱垦为农田，因此多年来慈北人民常受“鱼鳖之苦”。复筑漾塘，事关慈、姚两县，涉及多家农户，工程又大，十分困难。吴锦堂决计从这最急需又是最困难的项目入手。他从农户手中赎买回漾塘基田31亩，于1905年冬动工，计砌筑石塘1167米，拆修了白洋湖虹桥闸，并筑高塘南至洋浦庙止的道路，历时两年，至1907年完工。工程由柴仰清主持，沈遐泉任出纳，共耗资2.2万余元。漾塘修复工程完工后，购入的漾塘基田尚余19亩，吴将其划归水利局出租，以租息收获作为漾塘、坝堰及虹桥闸的管理费。从此客船过坝，都由水利局雇人车坝，不取分文；坝、闸的日常管理也有了经济来源；原来长期存在的管理人员敲诈勒索的现象也得以杜绝。
（二）修理杜湖里塘闸及修补外塘完成漾塘工程后，吴锦堂将目光转向慈北水利的主体——杜湖。杜湖面积大，风狂浪急，堤岸很容易损坏，因此古人在里外杜湖间筑塘建闸，以减弱风浪的势头，这就是杜湖里塘闸，又名白塔嘴闸。该闸清嘉庆、道光年间曾两次重修。当时则已完全坍塌，以至杜湖里湖实际上已经消失。1909年，吴锦堂出资拆造里塘闸，桥脚、石坝均用水泥胶黏坚固，并于山脚凿去活石三丈余，作为泄洪道，又填高莲池庵前后道路。在设计塘闸和泄洪道时，以西埠头村房屋不浸水为限。同时，外杜湖的十里长堤，自嘉庆初年修筑后，也已破败不堪，原来杜湖外塘塘基底阔六丈，因被塘外田主私行垦占，这时只剩不满二三丈，而且人们还“私挖塘洞，形如蜂巢”，严重威胁着湖塘的安全和杜湖的蓄水能力。于是，吴锦堂于1908年邀集绅董公议，将所有明洞暗洞尽行填塞；又禀请当道恢复塘基钉界，修理张郎闸及西碶闸，并于次年在塘外依旧塘基掘运河一条，以杜绝私挖塘洞事的再次发生。另外他还倡议建筑土附护塘，作为石塘的外护，以御波涛。
（三）修筑杜湖各减水坝
凡水利工程，既要考虑径流的容蓄，又必须注意汛期限制水位。吴锦堂深知此理，认为必须做到“所蓄湖水滴流不减，非我所蓄任其自去”的目标，于是他出资新建东门及西门减水坝，修复了石湫头减水坝。这西门减水坝位于西碶闸之南，是凿去山脚八丈活石而成，工程比较简单。而东门闸东首东门减水坝的施工，却十分艰险。该闸长34米，内外及中间筑有水泥泥龙，底椿用水泥胶黏，外塘基键以乱石，面上用阔厚石条以便行人。工程进行中遇到连日大雨，山水暴涨，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搏斗。当时吴锦堂正因水利测量事回乡，就到减水坝工地督查，亲历了这次险情。
那是1909年的5月中旬，暴雨已连续下了三天三夜，湖内外一片汪洋，被加固的湖塘困住的浪涛，集中向减水坝工地涌来，洪波叠起，吼声雷动，抢险斗争，惊心动魄。吴锦堂意识到形势的严重，万一大堤决口，塘外的村庄、农田就会被冲毁、淹没，重建的水利设施亦将毁于一旦。因此，他出高额赏金组织抢险队，还亲自赤脚撑伞，涉水督工，三昼夜没有离开工地。他憔悴的面容，亲履险境的行动，深深感动了民工，连在场的日本测绘师也惊叹“世所罕见”，为他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后来在此照片上题写了一篇“序”，希望慈北的贤人达士能永保湖浦水利，不要辜负吴锦堂的一番苦心。雨过天晴，经过民工奋不顾身的抢救，洪水被战胜了。东门减水坝经3个月的奋斗，终于完工。
（四）修筑淹浦祝家浦桥闸并查勘松浦古窑浦漾塘和杜湖堤、塘、闸、坝修筑完成后，吴锦堂把治水重心转到查勘淹、祝、松、古四大通海大浦上，淤者疏之、毁者复之、缺者添之，务使建立完整的排灌系统，使农田旱能灌、涝能排，旱涝无虞。
这项工作其实是早就开始的，1907年，慈北发生灾荒，民怨沸腾。吴锦堂即发动“以工代赈，亩捐浚浦”，他捐8000余元建设了第三闸一座，闸分五洞，每洞七尺五寸，用以阻止海船的出入。同年疏浚竺民浦（即东山头祝家浦，现称徐家浦），并移建三洞桥闸1座。其后于1909年修建的桥闸有锦堂西桥、韩家路闸（顺海桥）、大塘闸、蒋家路闸等，合计修建15闸、21桥，多数至今仍在使用。
（五）两湖水利工程的管理
两湖水利工程基本完成后，吴锦堂并未认为已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优了。他深知，私垦的湖田他可以出资买回，废弃的设施他可以投资修竣，但他明白日后还会有人一寸又一寸地复垦私田，设施也会随时间推延自然老化损坏，一定要有个办法使修复了的水利长久地惠泽后人，防止以前那些弊病的再次发生。于是，他根据六七年来的调查分析和历代先贤及当世仁人的真知灼见，提出并实施了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定界绘图，使两湖公产界址分明，不容侵占；湖产归公，用于水利，保证了水利管理维修经费；建立水利局，使之有专人管理；制订管理章程，确保有据可依；一切规章措施，公之于众，且申报政府立案，树立制度的权威..真是想前人之未所想，行前人之未所行，为杜白水利事业长期发挥效益，可谓是呕心沥血，令人肃然起敬！
1.测绘地图、厘清界址、根绝讼源。湖田是公产，其租息是两湖水利日常管理维修费用的主要来源。吴锦堂认为，为保证湖田公产不被侵占，必须丈田、钉界、勘绘精细地图向政府备案，以此作为日后勘核的依据。也只有如此，屡讼不休的争斗才能根本消除。清同治年间的那次湖田产权的纠纷，一直闹到群起械斗，酿出人命的地步，最后是靠官绅调解，赎回湖田才得以平息。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公收田租时又生讼案，原因也在于同治年间因公款不继，有206亩未能赎回，界址没法厘钉才留下祸根，最后还是由吴锦堂出钱赎回被占公田52亩后才得以了结。据此，他出面请县令会同乡绅当众钉定界址，又要求省政府批准对两湖进行科学测量，以绘制湖图订定湖界。吴锦堂的这一呼吁，直到1909年春才接到浙江巡抚的照会，请他立即回国会同踏勘。事关百年大计，他迅即出重资聘定日本测绘师准备起程。但就在这时，他的小女儿瑶仙得了急病，怎么办呢？改期回国吧，吴锦堂深知政府不以民生为重，拖下来就会不了了之；按计划成行吧，他又子嗣无多，视小女为掌上明珠，怎么放心得下？但是父老乡亲血泪哭诉，声声响于耳际；故乡连年歉收惨象，历历如在眼前，何况正在修建的杜湖减水坝工程也放心不下。于是，吴锦堂毅然不顾舐犊之情，在安排了女儿的医疗事务之后，偕同测绘师日夜兼程归国。回到家乡，吴锦堂一面督察施工，一面陪同踏勘，历时4个月绘制成比例为2000分之一的彩色地图，交政府备案永以为据。这是杜白两湖的第一次科学测量，精确厘定了杜湖面积为7606亩6分6厘，其中里湖面积1437亩3分2厘，白洋湖面积1285亩7分1厘。使“杜白两湖之面积真相朗若列眉，自汉迄今，相传湖亩之误，不烦言而自解。”
2.设水利局、制订水利管理章程。杜白水利工程的管理，事务繁多，牵涉面广，既要及时起闭湖浦各闸控制蓄排，又要管理湖产、湖田，处理鱼农生产相关事宜；既要及时检察维护蓄排灌设施，又要进一步增建，力求逐渐优化工程；另外还要协调湖水用户关系，处理违规事件..杜白两湖水利急需建立经常性的决策、办事机构。吴锦堂参照前人的经验，于1907年10月在淹浦崇寿宫设立慈北全乡水利局，并开始考虑制订水利
吴锦堂的小女儿吴瑶仙管理章程。
后来发生了水利局首任总理沈增辉贪污和横行不法事件，更使吴锦堂感到制订章程的重要。
沈增辉贪污水利公款案是1910年败露的。他担任水利局第一任总理的职务后便得志猖狂，一方面监守自盗贪污公款4000余元，一方面又向吴锦堂索取酬金4000多元，并借开掘护堤河、购买锦堂学校建材为名，向吴骗取钱财……短短几年间，沈增辉成了慈北不可一世的显赫人物：购置枪械组织私人卫队，出门坐轿鸣锣开道，欺诈百姓鱼肉乡里，人们背地里称他为“百步大王”，成了慈北的一大祸害。正在神户的吴锦堂深悔自己用人不当，急忙回乡调查处理。沈增辉得悉吴要回国的消息万分惊慌，自知罪责难逃顿起谋杀之心，阴谋败露后，又于当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后，带领200多党羽，以索取酬金为名，手持器械包围学校，企图加害于吴锦堂。正在校内干活的泥工木匠和在校师生工友死守待援，保护吴锦堂。好在慈北群众早就对沈增辉恨之入骨，在他招摇过市之时，就有人奔县城报信搬兵解救。事后，吴锦堂即具状从县里一直告到省里，并将水利局事务移交慈北自治会叶鸿年接管。
沈案后使吴锦堂加快了制定水利章程的步伐，一方面函请政府批准他的建议，一方面多次与乡绅们书信沟通，详细说明订章立规的重要，还亲自拟定了一个草案提请乡绅们公议。对于总理人选的产生，因有前车之鉴，他发信征求选举办法说：水利局“如永归一人经理，则用人偶一不当，必致日久顽生，非特职员（吴氏自称）巨万金钱付诸流水，势必贻害全乡，后患无穷。”讨论中，六区自治会曾提议“将湖田租项下拨充自治公费”又提议“水利局总协理，不取薪水，以尽义务”。他于1912年9月致函指出：湖田租息系水利专款，自治会本来就有筹办水利的任务，即使没有现款也应筹款办理，岂能挪用水利专款于行政开支？又认为水利局总协理尽义务的办法也不可取，“枵腹从公，必无其人，间有热心桑梓者，难免人亡政息。”提出“不必徒慕义务虚名，反致事无责任。”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兼顾大局。
最后订定的《慈北全乡水利局善后章程》正文共设12条，对水利局的办公地点、人员配置及领导成员的选举办法，对专职人员的责任权限、工资待遇，对出纳、纳税工作的安排，对浦闸、湖闸的管理分工，对湖田的出租及湖产的处理，以及公禁事项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还提出要安排绘制湖田《图说鱼鳞册》，作为田产档案存水利局。这个章程公布实行后，又按吴锦堂的意见，由叶鸿年等13人出面，在1914年3月13日呈报中华民国农商部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备案。
3.向政府备案，力图将民约升为公规。吴锦堂在修水利及办学校的过程中，几乎每个关键阶段都通过各种关系向当时的政府发函，详细报告有关事项，一再要求“奏咨定案”，以便“垂永久而资利赖”。慈北乡绅的请奖函，慈溪县令的报告，浙江巡抚的奏章，驻神户领事的公文，清廷和北洋政府的批文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等到政府有了回应，吴锦堂受到了封赏或嘉奖，就等于默认了有关的各种规章和措施。吴锦堂所处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刚向清廷备了案，辛亥革命就爆发了，他又不得不重新报告，重新争取立案。看着这厚厚的公文案牍，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吴锦堂为寻求政府对他的公益事业的支持和保护所花的心血。
可能有人会说，吴锦堂是孙中山革命的热心支持者，怎么还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来往？这其实是一种求全责备，当时一个商人想为家乡办一些公益事业，他能不寻求实际执政的政府的支持保护吗？可能也会有人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请功邀赏。对此不能完全否定，但谁也否定不了其中有寻求支持与保护的主观愿望。对此，他在上报水利章程和两湖地图时曾一再声明：“所有捐办全乡水利告竣各情由，为再沥叙陈请，职商本志，冀以能力所逮，略尽桑梓义务，且藉以整顿水利，振起农业”，“既非沽名钓誉，亦非妄冀荣宠。”他的目的只在请政府定案，以“垂久远而杜后患”。驻日钦使胡维德给浙抚的公函中，提到锦堂学校校产备案问题时说：“此项学校基地房屋及所捐之地亩铁路股份，均系永远作为锦堂学校基本之资产，虽职商（吴锦堂）子孙，不得干预。若非奏明立案，恐后来或生交错。”1917年，吴锦堂出资刊印《续刻杜白两湖全书》，汇编了1907年至1917年间与重修慈北水利相关的资料和照片、地图，附记创办锦堂学校情况，也出于相同的目的，呈请当时正在考虑编修县志的慈溪县知事，要求将其采入邑志。
（六）捐资慈北水利明细账
至1909年底，杜白两湖水利工程基本完工，共耗资7万余银元。日本测绘师岛总彦对工程规模曾作过如下描述：
白洋湖与杜湖之里湖，四面皆高山环抱，全湖天然水源，利垂万世，故号二天。其杜湖，南山北塘，形势颇广，十里长堤，一望如海。两湖面积八千余亩，虽遇大雨，水不为病，以湖能受之也；湖高田丈余，高海五丈余，水多则浦泄归海，旱潦无虑。
1910年2月，吴锦堂在《禀浙江巡抚报告捐款清册图等文》中，详细地禀呈了修复杜白两湖的投资情况，实录于后：
·筑石驳漾塘一条（从虹桥至坝计604米）、赎买漾塘基田31亩、建凉亭一座、修筑道路计洋22200元；
·筑淹浦五洞闸石桥一座、民浦三洞闸石桥一座、淹浦闸凉亭一座计洋11134.4元；
·新开东山头河一条并筑浦路、造桥闸五座计洋6981.1元；
·筑灶浦闸石桥一座并浚河计洋2530元；
·筑韩家路闸石桥一座计洋850元；
·筑蒋家路闸石桥一座计洋850元；
·修杜湖里闸石桥一座、筑减水坝二座、张郎闸石桥一座计洋6049.47元；
·修减水坝二座、修杜湖石塘等计洋1910元；
·修白洋湖闸计洋100元；
·开凿里湖山脚3丈、西碶闸山脚6丈计洋395元；
·两次测量杜白全湖相关费用计洋2965元；
·测量淹浦闸等计洋850元；
·修杜湖莲池庵前路计洋100元；
·筹办水利局相关费用计洋1970.5元；
·赎买杜白两湖湖田52亩零计洋1126.23元；
·付沈增辉酬金（1907年至1910年）计洋4000元；
·付叶秋生夫马费计洋300元；
·付委员夫马费及督工15人辛劳费等计洋1250元；
·调处湖田讼事劝和请酒费等计洋275元；
·购买测量湖浦机具计洋1150元；
·各工匠用材料及杂费计洋2759.5元；
·湖田查勘杂费计洋31.97元；
·绘制两湖全图并刊印出版计洋1530元；
·移造漾塘凉亭、修补塘坝等计洋1200元；
·赎买湖田的过户费计洋17元。
总共计银71826.169元，后收回水利局贴修湖塘费1350元，吴锦堂共为两湖水利捐助银70476.169元。
第八节 创办锦堂学校
吴锦堂的爱国办学思想，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经济变化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吴于1885年到达日本，此时距日本幕府覆没、新政建立仅10余年。日本在“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下，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每年平均12.1％的速度增长，使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改变为被列宁称作“进步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吴锦堂亲眼目睹了日本的振兴，又亲身感受了日本发达后那不可一世的侵略中国的气焰，既受到很大的刺激，也得到极大的启发。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视野并不是注意日本如何推翻幕府统治中的血与火的政治、军事斗争，而是注目于明治政府高度重视教育的政策上。他们那种高薪聘用大批外国教师，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出本国人才的做法，以及民间那种“虽贩夫走卒，无不勤学读书”的社会风气，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外，吴锦堂还受到了梁启超、张謇等近代著名教育家的影响。这一切，促使他确立起坚定的教育救国观念，并始终贯彻到他的办学实践之中。在旅居国，他积极支持华侨的教育事业；在国内，他曾捐款给宁波教育会及宁波旅沪同乡会3000元用于办学，还直接资助陈谦夫“合一郡之力，集一郡之才”发起创办效实中学。而最负盛名的，当然是在家乡创办锦堂学校。
一、创办七年制两等小学
吴锦堂对如何改变家乡面貌、造福桑梓有相当全面的规划。1905年，他在第一次水利建设会议中就曾说：“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事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他认为“日本富强，全靠教育”。他把教育看成是国家争生存、争富强的手段，把它放在与兴修水利同等的位置上来考虑，而且花在教育上的总投资高达20余万银元，远远超过了水利的总投资。因此，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把吴锦堂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为“办学三贤”。吴锦堂曾写过《立校兴学》诗，表明他的办学目的：
吾乡风土闭难开，
目击顽童忧自来。
最是出钱求买读，
学章和泪向优裁。
锦堂学校初办时为七年制两等小学堂，其营建规模在当时说来是很大的，浙江巡抚在给光绪皇帝的请赏奏折中就称它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整个校舍占地50余亩，有口字形2层楼房1座、104间，杂用平屋19间，并辟操场、花园。口字形主楼之北与小山之间是一个人工水池，山后一大片桑园，楼前也是桑园。整个校园一面靠山，三面绕着新开小河。学校于1909年农历元月正式开学。当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初八日，浴佛日），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吴锦堂亲临讲话，到会代表有1000多人，轰动了整个“三北”地区，“大学堂”从此远近闻名。当时学校学额定为360人，第一年招初等生40人，高等生80人。据《锦堂国民兼高等小学校改订章程》第三章第十二节关于学科及科目的规定：高等小学设12门学科，有修身、经学、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图书、手工、歌乐、体操；初等国民教育设8门学科，有修身、经学、国文、算术、图书、手工、歌乐、体操。体现了德智体美并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并重和体脑并重的教育思想。到第二年（1910）吴锦堂根据发展实业的急需，学校又增挂初等实业学校校名，栽桑30余，亩，以蚕业为本科，附设初等4年级简易科，首届收本科学生21名，简易科学生107名，还为附近农村办起了3个月为一期的短期蚕桑训练班。
在此期间，吴锦堂用在建设校舍、购置教学设备上，共计银6.527万元，为保证学校日后的经常教学经费，又捐资购买海地1200亩，捐浙江铁路优先股单200股，共计6.6万银元，两项合计捐13.127万银元。同时又多次奏明朝廷：学校的一切动产不动产永远归学校所有，吴氏子孙后代均不得借故干预。
二、改办锦堂农业中学
不久，吴锦堂又从社会实业需要出发，调整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规划。他认为蚕业不过是农家副产，农家的正业应是农科。他注意到，由于各国的人口增长，棉花价格正在暴涨，而我国所产的本棉，数量少品质又低劣，不但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就是国内纱厂的原料也需从国外进口，让美棉占据了市场。长此以往，“美棉之价倍涨于昔，而内地脂膏，且将为外人吸取。若不设法补救，则民生日促，国计愈穷。”因此，吴锦堂决计将初级农校升为中等农业学校，“而以初等农蚕各科附之”。于是，他亲自到南通等地调查各省办农校的经验，与张謇等商讨制定《中等农业学校章程》，于1911年将锦堂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学校规模达到顶点。在《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中开列的设备有：备堂10间、自修室11间、寝室33间、职教员室18间、食堂6间，还有其他用房67间。学校另有农事实验场、桑园约76亩。因学校升格的需要，吴锦堂把他在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二优先股的一半，即1000股，计本银5万元捐给学校，以增加学校的办学基金，另外又拨给开办费2万银元，使吴锦堂投在锦校办学上的资金，累计达到22万银元之巨，是投资水利建设的3倍。
锦堂农业中学堂学制为预科2年、本科3年，设农本科、蚕本科两个专业，学校招生规模定为320名。第一年招4班共129人。学校从全国各地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任职，阵容整齐，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农科专业人才。后因辛亥革命爆发，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军，学校招生困难，且时局也很不稳定，中等农校在招生一届后没有续招，学校在保证已入学学生继续学业的情况下，恢复两等小学的学制。
三、锦堂学校办学成果
吴锦堂对校长和教师的聘任一直十分重视。就校长来说，先后有江起鲲、楼艮（琴五）、诸天目、童春、叶谱人、翁湘、华鲁卿、叶斡臣、沈秉仁、黄筠、王一猷等出任，多系当时民望极高的人。如江起鲲是奉化名流，与张謇有交往，因重新校勘黄元吉《道德经精义》为《道德经讲义》闻名于世；楼琴五先生，德高望重，一直被誉为“奠定慈北小学教育之典范”；童春先生，“三北”知名教育家..通过校董和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锦堂学校树立起良好的校风，这在当时的校歌中足以反映：
勾余之北东山阳，
宏开讲肆遗泽溯锦堂，
田庐弥望，海桑苍苍，
吾侪学习当自强。
朝乾夕惕同生活，
勤劳朴素守我常，
手脑兼施齐努力，
祖鞭先着趁晨光。①
在旧社会里办教育，能够提出勤劳朴素、手脑兼施和学习自强，实在很不简单。在这样良好的教育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如我国著名花鸟画大师陈之佛，是农校预二科毕业生；著名农学家、曾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艺系教授的卢守耕博士，是农校农学科学生；中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卓兰芳和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是锦堂学校第二届高级班学生；著名农学家童玉民、包容等，也毕业于锦堂学校。
吴锦堂晚年仍十分关心学校。一是承担了学校所选拔的去日本留学生的一切费用，先后有童玉民、包容、胡感和等10余名学生的留学经费，均是吴锦堂全额资助的。童玉民后来回忆说：“1912年夏动身赴申，随先生之侄启鼎乘轮至神户舞子，先生聘日语教师每日授日语。第二年4月经冈山县立学校饭岛校长之介绍考入冈山县立农校..到1919年3月毕业，2人膳宿、旅杂费共日金二千数百圆，皆由先生供给。”二是仍尽力设法解决锦堂学校遇到的困难。民国三年（1914），一战爆发，日德两国在我胶州半岛火并，时局混乱，农业歉收，再加上汉冶萍公司在军阀混战中遭到破坏，数年未能付给股息，浙江铁路又收归国有，政府虽答应归还商股，但对大股东则因政府财政困难，须延时贷付，致使学校经费一度十分拮据。后吴锦堂设法筹资接济，才得以维持正常的教育开展。至此，吴锦堂投入锦堂学校的资金，已高达28万元之巨。①
四、百年遗泽更显辉煌
吴锦堂逝世后，其子吴启藩于1930年呈请浙江省政府接收。1931年8月改名浙江省立锦堂学校，1933年改为浙江省立慈溪锦堂乡村师范学校，在艰难的抗战年代，仍内迁办学未曾中辍。解放后学校曾几经改名，但在这方优美的校园中，始终弦歌不绝。到1984年4月，经批准恢复浙江省慈溪锦堂师范学校原名，日本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德仁，应聘担任了锦堂师范学校的名誉校长（后由神户三江会馆理事长、祖籍慈溪观海卫的姜成生继任）。1994年后，在原址建立慈溪市锦堂职业高级中学，继承了吴锦堂举办职业学校的传统，规模大为扩展，为国家建设培养中级专业人才。百年遗泽，今日更显其辉煌。
第九节 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寻求中华民族复兴而上下求索。生活在这个年代里的人们，只要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就必然关心时代先驱们的奋斗，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予支持。吴锦堂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积极创业的同时，也热心支持先驱们的革命活动。
一、武昌起义前与革命者的联系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的维新思想就在神户华侨界引起反响。变法失败后的1902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在神户登岸，吴锦堂曾隆重接待过他，并与之摄影留念。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就是响应梁启超的提议创办的，为华侨社会和祖国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有用人才。
辛亥革命爆发前，神户华侨界总的政治倾向是支持立宪派，而吴锦堂当时正是华侨界的领袖人物。1909年10月，阪神华侨派汤觉顿为代表赴北京请愿，要求早日召开国会；1911年6月，阪神总商会举行集会隆重欢迎康有为夫妇到访神户。但到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仅一个多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没有成立时，700多名阪神华侨就于1911年11月26日在中华会馆集会，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声援辛亥革命。
这迅速与急剧的转变，其实不是偶然的。因为神户华侨在公开地与立宪派保持着密切来往的同时，华侨中的领袖人物如王敬祥、杨寿彭和吴锦堂等却早就与孙中山有了秘密联系。前面曾说过吴锦堂有条用来搞煤炭运输的“怡生号”商船，这份资料不是保存在相关的商业档案中，而是保存在日本外务省标有“支那革命党杂撰”案卷中。为什么“怡生号”的活动会在外务省存档？“这必须用革命史的眼光来分析。这时孙文正同东亚同文会一部分过激会员一起为筹备惠州起义而秘密计划并实施武器运输工作，吴锦堂的船有可能作为孙文动用的货船被公安部门登记在册。……从这个记录看可以判定吴锦堂与北九州的煤矿拉上了关系，研究孙文的人谁都知道孙文初期的革命运动与北九州煤矿主平冈浩太郎在资金方面有着极深的关系。”①这就说明早在1899年，吴锦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就有着某种联系。东亚同文会是个很杂的组织，它作为日本外务省的外围团体，参加的有日本一些众议院议员和知名记者，同时吸纳中国的流亡政客和有势力的华侨，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其中就有不少是吴锦堂的朋友。而孙中山的一些革命同志，就是以这个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起义准备工作的。
此外，孙中山辛亥革命前曾11次到过神户，辛亥革命后成为中华革命党神户支部领导骨干的王敬祥、吴锦堂和杨寿彭等，应该早就与孙中山有一定的联系。
二、声援和支持辛亥革命
神户中华会馆建成于1893年1月，吴锦堂是捐助者之一，1904年吴锦堂、麦少彭、王敬祥各出2万元作为基金，申请成为财团法人，标志着华侨有了健全的自治组织。吴锦堂在1904年12月至1907年12月和1914年2月至1920年7月间，担任了长达9年的理事长。②他同时担任着“三江公所”的会长。中华会馆的活动，显然与吴锦堂有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爆发后，阪神华侨成立了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在其后的4个月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辛亥革命的活动。对此，中华会馆编的《落地生根》中有详尽的记载：
（侨商统一联合会）为支持新政府的财政开支，除认购中华银行的股票外，还通过侨商统一联合会转交的形式为支持革命提供各种经济上的援助。另外，12月8日在中华会馆举行盛会，欢送由38名青年组成的神户义勇军会同横滨敢死队（44名）出国。出席欢送会的华侨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共600名。次日，侨商统一联合会议董复和裕号主马聘三（三江），同总事务员黄卓山（庚柬）、同文学校教习伍雨生（福建）和义勇军同行前往上海。而当时与革命政府有关的重要往来文书则由王家继承保管。
侨商统一联合会於1912年2月15日举行第六次大会，向本国发出贺电，庆祝民国的统一、共和万岁，全场一致表决并通过了在24日举行大型提灯游行活动，在爆竹声中，举行新旧国旗转换仪式。至3月31日，华侨普遍认为民国政府的基础己经得以巩固，对日常商务活动已无大碍，初步达到了目的。神户华侨决议再次设立神户中华总商会，同时在中华会馆举行侨商统一联合会的解散仪式，并在侨商统一联合会的基础上出现了名为华侨联合会支部的新组织。①
马聘三和黄卓山到上海后，与14位各地华侨代表发起成立了华侨联合会。而神户华侨联合会支部是其相应的团体，是后来神户中华革命党支部和神户中国国民党支部的前身。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吴锦堂更以鲜明的态度支持新生的共和政府，曾捐赠上海、宁波军政府银2.65万元和银1.84万元，并出任浙江省军政府财政水利顾问。
1912年1月，孙中山与袁世凯开始“南北会谈”，新政府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压力，为此曾动议向日本方面借款，其中之一就是以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为条件。吴锦堂是同意这一动议的，并在其中起到牵线搭桥作用。因为，吴既是汉冶萍的大股东，又与日本方的三井洋行、正金银行有交往，同时与孙中山也保持着联系。此事终因舆论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但足以说明吴锦堂与临时政府的关系及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三、支持孙中山后期革命活动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之后，于1913年3月13日上午11时以全国铁路总督办的身份到达神户，神户华侨组织了多场盛大的欢迎集会，吴锦堂几乎全程陪伺左右，主持了整个欢迎活动。13日下午3时，神户华侨代表1500余人，在中华会馆举行欢迎集会，会议由马聘三主持，吴锦堂致欢迎词，孙中山作了讲演；稍后，孙中山一行参加了神户中国国民党交通部（支部）欢迎会，由副部长杨寿彭主持，任该部部长的吴锦堂致欢迎词，并请孙中山作了半小时的演讲；随后，又参加了神户基督教青年会欢迎会和在中华会馆的欢迎宴会，当晚孙中山应杨寿彭之请，书赠“天下为公”题词。第二天，孙中山一行先后参观了神户同文学校和川崎造船所，中午1时40分，孙中山和王守善、王敬祥、何天炯、马君武、戴季陶、马子衡、郑祝三、马聘三、宋嘉树、李文权等17人赶到舞子松海别庄，出席吴锦堂举办的午餐会。会上，吴锦堂又一次致词说：“作镆代表神户全体华侨特开欢迎大会于中华会馆，复蒙枉驾惠顾，谨就舞子敝庐，拥笔洗盏晋敬一觞，并贡数言为寿。伏承先生与诸志士千辛万苦，以铁血造成民国，去四千余年专制之锢弊，一旦创造共和，以天下为大公。功成退位，赠勲不居，其高风不翅古之尧舜，吾祖国四万万同胞，敢不钦感先生云天之盛德流芳万世……”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宴会后拍摄的合照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纪念。其时，吴锦堂已出任神户中国国民党交通部长，显然对孙中山全国铁路建设计划的形成，作出过他的贡献。
1914年，张勋复辟。7月8日，在神户中华会馆，华侨们召开了“复辟反对演说会”。同文学校男生、华强学校女生也参加了会议，到会华侨达400人。大会首先由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的吴锦堂登台致辞。他说：“为了维持共和政体，我们要反对帝政到底！”受到大会的一致拥护。是年，吴锦堂60岁。
第十节 花甲释怀志不移
一、情系移情阁
1914年，吴锦堂迎来了他的60大寿，这时离他初到日本正好是第30个年头。为了庆祝寿辰，吴锦堂在松海别庄旁动工建造三层洋楼，次年5月完工，取名“移情阁”呈八角形，俗称“八角堂”。
吴锦堂在1905年之后，原，打算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逐步转移到国内发展他的事业。但他准备回国投资时期，正是清王朝走向崩溃，国家处于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的乱世，他的大量投资不仅没有效益可言，有的还血本无归；特别是他1910年回乡遭围攻，竟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因此到他60岁时，他的财产主要还是在日本，尽管他已在白洋湖边为自己修了坟墓，叶落归根却只能是百年之后的事了，晚年只能在日本度过。当年，神户市民看到的那个身着中式服装绅士模样的人，骑着马悠闲地在明石海边沙滩上散步，谁能了解他那翻滚着的内心呢。重乡意识极其浓重的吴锦堂，于是萌发了在自己60寿庆时建造“移情阁”的念头，作为不能叶落归根的一种补偿。
“移情阁”是一座西洋塔楼式的建筑，但从外部环境到建筑外形，从布置陈设到室内装饰却处处透露出中华文化的内涵。正如孙中山纪念馆在介绍这座建筑时所说的，“建筑物的中心依然贯彻了中国的灵魂”。中国建筑艺术十分强调象征意义，“移情阁”所包含的丰富象征意义，实在不是一般日本人能深刻领悟的。
“移情阁”濒临大海，面对劲松，对于出生在浙东海边的主人，定能引出无限的回忆和美好的遐想。特别是在舞子这样一个以樱花闻名的风景区，如此突出对中国人来说有特殊意味的松树，就很值得玩味。八角形是中国楼阁建筑的传统形式，在日本的明石海岸，矗立起这样一座八角楼，时时都会提醒人们，这里居住着一位来自中国的游子。那八面窗户中倾泻出来的灯光，像灯塔般吸引着过往的船舶。吴锦堂在航运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曾无数次地往返于中日间的海域。当他弃船登岸走进八角楼时，一定希望像是回到了祖国！事实上，移情阁的内部装饰，处处充满着中华文化浓郁的气息。各层大厅里，悬挂着数十幅中国名人和书法名家书写的匾额，处处散发着中华文化的气息；二楼大厅里，清一色的中式茶几扶手椅，四周对称地悬挂着一圈华丽的宫灯，透露着中国式的幽雅和沉稳；二三楼天花板上，是龙、凤和牡丹的浅浮雕，都是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难怪主人将这个八角楼取名为“移情阁”，他身居异国，但入室却可“移情”，其中蕴含着主人对祖国、对家乡刻骨铭心的怀恋。
“移情阁”落成时，清末南湖居士廉泉撰移情阁赋相贺，由其妻桐城才女吴芝瑛书墨，恰到好处地表明了吴锦堂的心志，可谓知音。移情阁赋正文如下：
松海主人，九皋奇士，三神寓公。富埒陶朱，义震阳翟。卜居武库，别抱幽襟。门植长松，疑入匡岭，楼观沧海，不忘浙山。辟一别庄，颜曰松海，纪实情也。别庄堂左，又营杰阁，颜曰移情。表季子之宗风，托成连之高致。落落穆穆，古调独弹；苍苍浪浪，吾师婉在，主人之涉遐想，又一境矣。奉题胜概，以写溯游。
二、六十寿庆传薪火
吴锦堂的60寿庆盛大活动是在中华会馆举行的，由杨寿彭担任庆祝会的总干事。会后出版了叶瀚编撰的名为《浙慈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的寿庆纪念册。
在“功成名就”后正式宣告引退，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祝寿会上，他的亲朋好友及子侄后辈聚集一堂，畅叙他一生奋斗的经历，及在后辈中产生的影响，客观上成了对吴锦堂精神的一次总结和宣扬。
吴锦堂决定寿庆后从商场引退，打算除参与重大的决策外，不再过问具体的日常经营。此后，他的精力多放在公益事业上。在他后来写的《瀛岛市隐》一诗中，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情：
漫说长生药在壶，桑榆晚景我无娱。
白头犹作乡公仆，何日身闲泛五湖。
极强的家族观念是宁波帮的重要特征之一。家族中，往往一人致富就能带动全族发达，人们把这看成为“荣宗耀祖”的重要目标。而且，这同族的概念可大可小，到了国外就扩大到了大同乡。这种观念，其实是宁波帮借以立足的思想基础，是爱国主义的一种原始形态。
在吴锦堂60大寿的庆祝活动中，活跃着一大批因吴锦堂而大富大贵的吴氏族人。吴锦堂通过30余年的努力，确立起自己事业的丰碑，与此同时又帮助家族成员发展事业。如二弟吴作贤投资湖北水电业的5万元资金，就是他垫付的。又培养子侄们出国深造，侄子吴启鼎留学美国、启祥进东京庆应大学、启泰留学法国等，其他子侄辈也多分给资产、帮助安排工作，冀其发达。对于堂房后辈及外甥辈也一视同仁，甚至安排到自己的企业中管事。于是，当初东山头偏僻小村的一户贫苦农家，成了炙手可热的名门望族，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物。吴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要算二弟吴作贤和二房侄儿吴启鼎。吴作贤不仅负责锦堂学校的基建，曾任慈北水利局总协理，还在国内办有不少实业。辛亥革命名人蒋尊簋是他的女婿，因此在政界也很有影响。蒋尊簋（1883-1928），字百器，留学日本学军事，同盟会早期会员。辛亥革命时，曾任浙江都督、大总统军事顾问等职，后在江西响应蔡锷起兵讨袁，民国时期任军事将领、总司令部高级顾问。至于吴启鼎，则是民国时期有名的银行家，曾在四明银行任职，后任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在上海纱布交易所是孔祥熙、宋蔼龄的代办人，还出任过国民政府统税署长，是财政部要员。
三、以“利”济世展风雅
一个商人如能做到“以义取利”和“以利济世”，那么，他的人品是高尚的，人格是完美的。吴锦堂的从商历程和行为风格充分反映他的儒商风范。
吴锦堂事业发达后，当他有能力为社会做些贡献的时候，中华民族惠泽故里、帮困济危、亲邻相助、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就在他身上充分释放出来。如果将他造福侨胞、惠播日人、投资公益、赈济灾民、支援革命等方面的捐赠一一综合，其“以利济世”即可一目了然。神户著名侨领陈德仁认为，吴锦堂多年捐赠总额在百万元以上。而据日本报纸富豪榜公布的数字，这时吴锦堂的总资产约300万。也就是说，他对社会的捐赠几乎占他财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强！如此慷慨解囊，足见他是如何以“利”济世、济人的。
吴锦堂的儒雅之风也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他没有读过几年书，但通过长期的努力，中日文水平均有相当造诣，他身上所具有的中华文化修养，只要看一看“移情阁”，就不难看出他的涵养程度和对民族文化刻骨铭心的爱。
商人致富后附庸风雅是很常见的事，而吴锦堂引文化人为知己，则是以自己的从商品德为文化人所接纳的，并与他成为莫逆之交。譬如王人文，是光绪十三年进士，曾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护理总督，因在“保路运动”中支持保路同志会，被誉为辛亥革命八大功臣之一。定居天津后，北洋政府任他为农商总长，他力辞不就。就是这样一位很有骨气的人，与吴锦堂却私交甚密，在他写的《吴公锦堂铜像记》中记述了他们的交往，有不少情真意切的话：“壬子夏，予游日本，公为东道主，适馆授餐，情深意挚，遂与完交。”“公善饮，予客松海别庄时与对酌，酒酣耳热，意气激昂，劝余出山筹奠邦国。予因感公之言而对曰‘当道忌材，排斥异己，虽欲为国效劳，为民造福，有志莫遂，徒抱空怀，岂吾之初愿哉！’”可见他们推心置腹的友谊。又如曾为吴锦堂写移情阁匾的廉泉和芝瑛，与吴私交也甚笃。这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妇，都是清末出名的学者。吴芝瑛女士则更与秋瑾、徐自华齐名，是学者兼书法大家。秋瑾遇害后，正是她和徐自华风雪渡江，将秋瑾移葬西湖，有很高的声誉。秋瑾女侠的墓志铭，是由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写，金石名家胡菊龄篆刻的，三佳合璧时称“三绝”。廉泉夫妇对中华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曾于1915年在神户建立“南湖扇面博物馆”，展出扇面千幅，轰动一时。其他如梁启超、张謇等，都是吴氏的好友。
四、白头犹作乡公仆
吴锦堂晚年，“虽身居日本，然与人谈故乡事，精神矍铄，娓娓无倦容。”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故乡的公益事业，继续为家乡人民造福。
对两湖水利中“四浦”的管理，吴锦堂晚年曾发生两件令人扼腕的事。一件是淹浦六洞闸“漏水案”。通海大浦的作用，平时用来蓄水灌溉，涝时藉以排涝入海。但在1925年10月，吴锦堂却收到群众举报，说六洞闸漏水，管理人员非但不堵漏反而设棚捕鱼。吴锦堂派人查验，竟发现闸底漏洞原是监工沈高先在修建时所预设，目的就为了放水捕鱼。对此贪图私利、置全乡水利命脉于不顾的事件，吴锦堂十分震怒，除发函责令赔修外，还公布其劣迹，“为肥私害公者戒”。二是古窑浦闸“私自放排案”。多年来，古窑浦闸常发生蓄水期闸夫私自开闸，造成蓄水流失的事：如1924年8月私放石灰船，1925年闰四月偷放货船等。由于处理不力，此风愈演愈烈。至1925年8月，在滴水如金的时候，竟有奸商买通水利局协理，以造坝为掩护公然私开闸门，放入大批运木竹排在闸口卸货，数量多达2000余条。吴锦堂得到报告，深感“彼辈只顾一己私利，不惜全乡之民命，若不速禁，受害无穷。”于是，一面电告水利局及当地政府从速处理；一面在宁波新闻媒体上发表《吴锦堂为古窑浦闸之宣言》①，陈述两湖工程情况，痛陈私开浦闸的危害，恳请乡人“念作镆苦衷，务请谆嘱子弟世代守护，以垂永久。”辞真意切，感人至深，而此时他已是70高龄的人了。
吴锦堂晚年，处理此类事例很多。1914年后，慈北水利局对“筑护塘、种杞柳、蓄鱼苗各议”拖着不办，却提议将湖田租息划作自治会经费。吴锦堂在致函中逐一加以分析后，说：“天下公益之事，约有两端。有实在公益，有表面公益。筑护塘，是实在公益也；贴自治，是表面公益也。”努力说服大家办实实在在的公益事。1915年，吴锦堂因杜湖东门闸西塘被人挖洞偷水一事，致函县政府发布《慈溪县示禁挖塘文》，勒石于湖边，以防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吴锦堂晚年还十分关心故乡的社会风气。当他了解到害人的“花会”赌博活动正在家乡蔓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而当局却置若罔闻，十分焦急。慈北的花会头子叫沈阿宏，人称“饭淘箩”阿宏。他上勾结官府，下网罗地痞，形成一股地下黑势力，其骨干之一的沈端竹，就是支持沈增辉围攻锦堂学校，企图暗害吴锦堂的主要打手。他们飞扬跋扈、横行乡里；贿赂县卫队队长陈云程；甚至县知事也从中渔利，使犯罪活动更有恃无恐，到了“视上官如聋哑，欺下民如刀俎”的地步。为了禁绝赌博活动，从1915年初到1916年底，吴锦堂出面反复地致函县、省两级政府，陈述花会的祸害，禁绝的必要；告发县卫队队长营私舞弊；揭发县知事坐视拖拉，甚至在省政府明文下达后仍查禁不力；还提供资金1.5万元交县悬赏，缉拿赌头。两年中，历经三任县知事和省当局的一任巡抚、一任督军、一任省长，终于搬走了1个县知事，搬倒了1个卫队长，赌棍们失了保护伞，祸国殃民的花会赌局才得到了禁绝。
第十一节 永恒的纪念
1924年，吴锦堂将他所办的实业整合为一家控股公司，以“吴锦堂控股公司”的名称正式注册。按日本企业经营史学界研究，1910年前后，吴锦堂的资产已在300万元以上，这在当时已有相当规模。实际上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吴锦堂已经成为“阪神财阀”的重要一员。所谓财阀，是指“经济上握有控股公司，在这个公司控制下经营各种产业公司，同时赖于经济力量，它又有一些政治的影响力。”①“阪神财阀”共有16个控股公司，“吴锦堂控股公司”排在第13位②，注册时间是1925年，资本金494万元。由于吴锦堂的经济实力和他广泛的社会活动，在政治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日本，1905年因为给日俄战争捐款获天皇赐予的银杯；1906年春被授予勋六等瑞宝章；1909年因给宫城县灾民捐款天皇又赐予银杯；1914年又获天皇所赐银杯；1919年日本天皇在神户召开座谈会，召见13位著名人士，吴锦堂是其中之一，另12人均是日本人；1921年又被授予绶褒章。同时，他还担任了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华侨同文学校副理事长、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三江公所理事长、神户华侨商业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要职。在祖国，他因捐资公益等，清政府先后赐予花翎道员二品封典职候选道和四品京堂候补及光绪赐“清史寒林”御匾、1914年被授予中华民国勋五等嘉禾章、1919年被授予中华民国勋二等嘉禾章、1924年又被授予中华民国勋二等嘉禾章，还荣获孙中山赠予的“热心公益”匾、大总统黎元洪授予的“惠敷桑梓”匾及浙江巡抚赠予的匾额多块，如“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又出任浙江省政府财政顾问、宁波旅沪同乡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对这样一位成就卓著、造福社会的人物，人们对他的纪念是永恒的。
一、立铜质生像
1914年初，由陈鼎年等慈北六乡绅耆105人，投书慈溪县知事、会稽道道尹及浙江省省长、军务督办等，要求为吴锦堂立铜质生像，以示慈北人民对吴锦堂多年来为造福桑梓所做功绩的肯定和民众对他所施恩泽的回报。他们的申请被批准后，即成立事务所募集资金，聘请日本雕塑家，辟建铜像园，开始施工。铜像是在日本设计加工的，当年年底完成小样设计，次年初浇铸完成。1925年4月17日，由日本运抵慈北东山头。旋即成立铜像揭幕式筹备会，公推沈遐泉、吴子云为主任，于当年闰四月十日（公元1925年像5月31日），举行盛大的铜像揭幕仪式。
吴锦堂铜像园建在慈北中心地带的淹浦崇寿宫前，四周以水泥栏杆围之，园内立所铸铜像外，还竖有“吴公锦堂福乡碑”，碑记为乡绅陈锡昌所撰。铜像系等人大小立像，下有很高的基座，基座正面是当时国民政府总理孙宝琦题写的“吴锦堂先生像”六个大字，背面镌刻着王人文撰写的《吴公锦堂铜像记》。《吴公锦堂铜像记》和《吴公锦堂福乡碑记》详细记载着吴锦堂造福乡里的事迹，是对吴锦堂一生事迹的总结和颂扬，碑文“据实事而质言之”，“无取于浮丽之辞”。①
二、归葬故里
1926年1月14日，吴锦堂因患急性肺炎，在日本神户养和山庄与世长辞，享年72岁。弥留之际，他曾一再嘱咐把遗体运归祖国，葬在家乡的土地上。还嘱咐后代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有损于祖国的事情。他的灵柩由吴家自备海船经上海运抵慈北，1929年5月18日，其子启藩等在金仙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营葬仪式。
吴公墓庄位于慈溪市（当时为县）鸣鹤镇，此地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有杜湖白洋湖，既是游览胜处，又是慈北蓄水宝库。墓园石栏围绕，松柏葱翠，建筑宏伟肃穆，系吴锦堂生前自建。陵墓面向白洋湖，墓碑由清代光绪年间状元张謇题写。碑旁一副醒目的对联，为吴锦堂生前自拟，上联“为爱湖山堪埋骨”，下联“不论风水只凭心”，寄托了他对祖国乡土的深情眷恋。墓碑的上方，镶嵌着章太炎先生撰写的墓表，篆体直书，约700余字，记载着吴锦堂的生平事迹。
出席追悼会的国内外各界代表达数千人。慈北广大群众也自发地扶老携幼前来致哀，人数多达万余。这一天，白洋湖堤上人流不歇，从慈济祠到锦堂墓地，万头攒动，水泄不通，连金仙寺后小山上，也形成了层层人梯。金仙寺内，挂着一幅幅挽联，灵堂前放着一排排花圈。家乡人们敬献的挽联上，写着“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高度概括了他的丰功伟绩。
参加追悼会的人们，读着墓表，回顾他“不欲以多金为子孙计”的热心公益的爱国业迹，仰慕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农友们想着他修复两湖的功德，学子们记起他兴办学校的恩惠，乡亲们感谢他查禁花会的遗泽，革命者追忆他与孙中山的友情..古人说：“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吴锦堂也正是这样的香草和忠士吧！直到今天，慈北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以纪念富而不忘桑梓，身居异邦仍心系祖国的吴锦堂，歌曰：
“中国生，中国长，
中国流落到东洋，
东洋回来到白洋，
白洋渡口一座坟，
道士宫前竖铜像。”
三、“难忘锦堂”
吴锦堂虽逝世多年，但他的影响至今长存不息。他生前遗留下来的活动痕迹和人们珍藏的有关文集及许多纪念性建筑，处处都让人们感到他的精神不死。日本学者斋藤晋说，这一切正是“连接神户和浙江，日本和中国的‘桥梁’”，将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永不磨灭的纪念。
《难忘锦堂》是浙江电视台拍摄的一个专题片，在《钱江潮》栏目中播出，美国中文电视台和美国斯科拉电视台同时播映，不久日本电视台也作了转播，反响强烈。
“难忘锦堂”片名，恰到好处地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对吴锦堂的怀念，让人们想起这位爱国侨胞所做的一切：在日本，小束野村民于1957年建“吴锦堂显彰碑”1997年建“小束野开拓地纪念碑”；1982年，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在吴锦堂别墅“移情阁”成立孙中山纪念馆，李鹏、朱镕基等我国领导人曾到馆参观；1991年，神户华侨领袖陈德仁出资在慈溪修建了泽乡亭、泽乡碑；1998年至2000年，兵库县政府拨出14亿余日元，用于“移情阁”的复原工程。在中国，1984年慈溪县政府出资修复吴公陵园；恢复锦堂师范校名，学校还为吴锦堂新铸半身塑像，建立校史陈列室，被列为慈溪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又将锦堂学校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吴锦堂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兴趣。
吴锦堂史迹的遗存，今天多已成为神户和慈溪两地的旅游景点，常年有人前往参观凭吊，有的还是今天的重要文化、水利设施，继续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
在日本神户的遗迹，主要反映了吴锦堂艰苦创业的历程、事业奋斗的成就、惠敷侨胞及日本人民的公益事业和他与中国革命先驱者的深情厚谊，如怡生商号、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东亚水泥株式会社、小野田会社、大阪针织会社以及锦生号货轮等可寻的遗址或资料等。还有他主办或参与过的华侨商务组织、慈善机构、华侨学校，如神户华侨总会、神户中华总商会、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中华义庄、万国病院、孤儿养育院、盲哑院、红十字会、同仁会、掖济会等相关的遗存或后续机构等。最重要的是吴氏在神户的私宅和别墅，曾是孙中山等革命先辈的重要活动场所。另外还有吴锦堂显彰碑之类的纪念性建筑……在上述设施中，最为人称道、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是原为吴锦堂别墅，现改为神户“孙中山纪念馆”的移情阁。这座精美绝伦的建筑，很久前就被列为兵库县的“重要文化财产”，相当于我国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座外国侨民的私宅，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地位之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在慈溪的吴锦堂遗迹，主要有他造福桑梓的成果和故居、墓园等：修复杜白两湖是吴锦堂造福桑梓的第一座丰碑，在巡视杜湖、白洋湖及四浦水利工程时，仍能处处感受到他当年活动的身影；锦堂学校是吴锦堂造福桑梓的第二座丰碑，主体建筑仍保存完好，现在是慈溪市锦堂职业高中；吴公墓园在白洋湖北岸，墓后有墓庄，供奉着吴锦堂的塑像，悬挂着他生前所获的政府表彰匾额；墓园东侧有著名旅日侨胞陈德仁出资竖立的泽乡亭、泽乡碑；在老家东山头还有他的故居，与墓庄一样均保存完好，被列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遗存，时刻都在向人们述说着百年前发生的感人故事。
吴锦堂逝世后，吴氏产业由其子启藩继承管理。到吴锦堂的孙子辈，则均已退出企业界，从事教育、医疗等职业。对于吴氏企业的衰落传闻较多，据有关资料，吴启藩还是有相当能力的。吴锦堂60岁后将具体事务交吴启藩管理，此后10年间事业有相当的发展。吴锦堂过世后，启藩于1927至1936年继其父担任三江会馆理事，出任神阪华侨教育统一协会建筑委员会委员。1926年他捐款500元支援北伐革命，当年的捐款除1人为1000元外，其他14人均在500元及以下。1931年，他又将锦堂学校捐赠给浙江省教育厅接管。
吴氏产业的衰败，主要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和排挤。就吴氏的东亚水泥厂来说，因受日本垄断企业如浅野、小野田等操纵的水泥贩卖联合会排挤，产品销路逐渐由远销海内外而缩小到日本的就近地区，最后不得不转手卖给了日本人。到日本侵华期间，华侨抗日情绪高涨，日本政府更借口大肆迫害华侨，著名的华侨领袖杨寿彭等13人被捕就是突出的事例。那时吴启藩的私宅移情阁，竟也被占作军部用房。当年华侨的处境，正如《落地生根》一书序言中所说：“日本对华侨的疯狂镇压以及把华侨编入日本战时体制，这一切都紧逼而来。由于战争和管制，战争后期华侨的贸易绝大部分濒临绝境。”吴氏家族连住房都保不住，其企业之命运，当然可想而知了。
第十二节 吴锦堂年表
吴锦堂出身贫寒，生长慈北，从事耕种，后由上海东渡日本长崎、大阪，定居神户，经营工商，终成巨富，平素念念不忘祖国，热心于故乡教育和水利事业，并尽力于神户华侨之慈善和教育事业，洵不愧为著名爱国华侨。特编辑生平年表，以供稽考。
清咸丰五年（1855）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五日），诞生于慈溪北乡东山头西房村昂二房（今留有旧宅），父麟初，母罗氏。锦堂名作镆，兄弟五人中居长。
清咸丰十年（1861），6岁。进私塾读书。①
清同治二年（1863），8岁。随父进山区避战祸，辍学。
清同治十年（1871），16岁。母罗氏病故。
清光绪四年（1878），24岁。娶同村徐金邦之女徐幽芳为妻，其时已代父主持家务。后徐氏曾去长崎、神户，尽内助之责。生一女，名梅仙，嫁徐孟彬子礼芷。有资料说徐氏于1899年病卒于神户，待考。后继娶丁氏秀调，又因嗣续关系娶魏氏金菱，魏氏生一女，名瑶仙，适曹氏。
清光绪六年（1880），26岁。由东山头邻村友好徐孟彬介绍至宁波一水作坊做工（磨豆腐）。
清光绪八年（1882），28岁。在水作坊邻居和徐孟彬帮助下抵上海，在虹庙萃丰油烛店佣工3年。工作余暇，勤习文字珠算，后升为店员，一度被派至苏州主办分店业务。
清光绪十一年（1885），31岁（日本明治十八年）。与友人李遂生等合作，筹资银1000两，东渡日本长崎，经营大阪神户至长崎间的货物贩销。
清光绪十三年（1887），33岁（明治二十年）。由天佑生号担保，与人合伙在大阪设立义生荣商号，开始从事进出口贸易。父亡，回乡奔丧。
清光绪十五年（1889），35岁（明治二十二年）。从大阪迁往神户，开设怡生号，资本30万元。经营杂货、棉制品、粮食、火柴。
清光绪十八年（1892），38岁（明治二十五年）。继续经营中日间贸易，向日本东洋磷寸株式会社定制双妹牌火柴，运往上海及苏州一带。
清光绪十九年（1893），39岁（明治二十六年）。建成阪神中华会馆，吴锦堂捐资300元。
清光绪二十年（1894），40岁（明治二十七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批华侨回国，吴仍留神户，经营泷川辨三清燧社产品火柴的代理出口等业务。8月得子，取名启藩，生母丁秀调。①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46岁（明治三十三年）。八国联军入侵，他向清廷捐银2万两；又捐助东南互保银1万两，清廷颁赐“乐善好施”匾，并赐启藩举人、赐吴锦堂花翎二品封典候选道。创办同文学校捐款1万余元。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47岁（明治三十四年）。接受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社长武藤山治之邀，入股并入会社任监事。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48岁（明治三十五年）。直隶、东三省、云南、淮徐、广东等地连年荒歉，迭助赈银3万余两，救济灾民。在神户接待梁启超并留影。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49岁（明治三十六年）。5月，张謇考察日本至神户，李光泰设宴接风，席上与吴锦堂相晤。
清光绪三十年（1904），50岁（明治三十七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吴锦堂认购日本政府发行的军事公债45万元。是年，吴锦堂加入日本籍，声明仍保留中国国籍（入籍时间为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吴锦堂与麦少彭、王敬祥各捐2万元给中华会馆作为基金，中华会馆注册成为财团法人，任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51岁（明治三十八年）。购入钟渊纺织股票4万股，吴锦堂出任钟纺董事长。6月，因日俄战争捐款2000元，日本天皇赐吴锦堂银杯。出任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副理事长。是年回国扫墓，着手修杜白两湖水利、创建锦堂学校。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52岁（明治三十九年）。春，日本政府授与勋六等瑞宝章。继续修治慈北杜白两湖水利、续建锦堂学校。与叶鸿年联名上禀慈溪县要求省抚院批准对两湖进行丈量清界，文后附丈量条款及111人签名。与铃木久五郎展开钟纺公司股票收购战，败北，放弃钟纺公司股票。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53岁（明治四十年）。设东亚水泥株式会社于兵库县尼崎市，吴锦堂持股15万元占50％以上；水泥商标为花鼓牌，销售日本及南洋和中国，吴锦堂任监事，聘任日人田罔典章为副社长。1910年起吴任董事长。1938年，子启藩无意续办此社，乃转让给浅野水泥株式会社。捐助宁波府教育会及效实中学等和宁波旅沪同乡会共银3000元。光绪皇帝赐予“清史寒林”匾额。锦堂学校校舍落成，占地50余亩，计耗资13万余。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54岁（明治四十一年）。购入垂水区神田町小束野（村）荒地140余公顷，着手明石郡神出村（现为神户西区）小束野地区开垦，面积60公顷，移入农户21户（现增至70余户），总投资14余万元。9月，在崇寿宫举行第三次慈北水利会议，慈北五都办理水利事务代表吴锦堂在会上报告办理情况。应浙江巡抚增韫招回国商讨投资。其间三次赴上海盛宣怀寓所，洽谈认购汉冶萍公司股票事。锦堂学校配齐教学设备，于年底开始招生。
清宣统元年（1909），55岁（明治四十二年）。年初，向汉冶萍公司注入二等优先股2000股，银10万元，并派杜炳卿出席首届董事会。是年春，锦堂两等小学堂开校授课，5月16日，吴锦堂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初任校长江起鲲（至1930年底），该校毕业生约计800余人。再次回国，监视慈北水利工程，并聘请日本铁道工程测量技师岛总彦前来测量杜湖、白洋湖面积，历时4个月告竣。向县政府呈报水利捐款清册等。神户中华商务总会成设立，吴担任商会总理。是年为日本宫城县灾民捐款，4月1日，明治天皇再赐银杯。
清宣统二年（1910），56岁（明治四十三年）。在上海开设义生洋行，上海《神州日报》5月16日刊登广告“新开的义生洋行专售水门汀及各种红黑头火柴”，后又设裕生洋行，聘杜炳卿为经理。水利工程完工，共费时6年，捐款计7万余元，受益农田达20余万亩。2月，至南通，偕友人夜访张謇，长谈至12时。同月，具文向省巡抚增韫呈报水利捐款清册等。5月9日至11日，在张謇陪同下参观南通工厂、学校、育婴堂等。7月，浙江巡抚增韫向农工商部发出关于吴锦堂办理两湖水利的咨文，并转报吴锦堂上呈的水利捐款清册等。8月，浙江巡抚增韫向度支部、学部发出关于吴锦堂创办锦堂学校的咨文，并转报清册及印结。锦堂学校高小改办初等实业学堂，附设短期蚕业讲习所。回国处理慈北水利局总理沈增辉贪污水利款项事件，11月22日被暴徒围困于学校，幸经解救脱险。营造寿穴于慈北鸣鹤场白洋湖畔。
清宣统三年（1911），57岁（明治四十四年）。具文呈浙江巡抚，要求将慈北水利改归自治会经营。4月，浙江省抚院致函慈溪县，转达吏部革撤沈增辉江苏试用知县官职的决定，并令对沈加以管束。5月，陶霦（核查委员）与吴仲凤（慈溪知县）受命核实吴锦堂捐资办水利、学校事，报浙江省抚院并劝业道请奖。呈文附学堂捐款清册、水利捐款清册、印结、湖图等。秋，三北地区霪雨海啸，吴锦堂邀虞洽卿、陈邦瑞组织“三北赈灾会”，向无锡、扬州等地购运大米回乡，设乡局救济，共捐银22968元。同年向中国红十字会捐银32000元。七月初十，宣统帝朱批：“吴作镆著以四品京堂后补”。把神户市下山手通三丁目邸屋借给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办公。武昌起义爆发，参与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声援辛亥革命活动。是年创设锦堂农业中学堂，附设两等小学，嗣因辛亥革命兴起，学生罢课要求参军而停办，复为两等小学。
民国元年（1912），58岁（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慈、姚海啸为灾，禾棉无收，捐赈济款2.3万元给慈北，给姚北平粜款银7500元。夏，王人文赴日，吴锦堂“适馆授餐，情深意挚”。6月，吴锦堂以浙江财政顾问身份，呈文慈溪县，要求县照会北乡自治会“清款定章”，呈文浙江省都督，要求都督府派员督办。7月，派原锦堂农业中学堂学生包容（伯度）、童瑺（玉民）等赴日本学习农科。9月，发表“致慈北全乡父老请订水利章程书”，并致函永又乡诸公，申明“不得将湖田公租移作别用。”捐助上海、宁波军政府银2.12万两，银元5000元，捐赠红十字会银元1000元。出任浙江省财政工商顾问，省咨议局参议员。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日借款及汉冶萍相关事，多次与盛宣怀函商。将武汉大维公司股金案交商会公议，并呈控黎副总统。购入大阪莫大小股票。出任日本神户中华会馆理事长。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中国国民党神户支部长。
民国二年（1913），59岁（大正二年）。捐助日本北海道灾民日币五万元。3月13日，神户华侨集会欢迎孙中山抵神户，吴锦堂任欢迎大会主席，并在会上讲话。次日中午，在松海别庄举行聚餐会招待孙中山等，餐后在庄前摄影留念。子启藩娶虞洽卿堂妹虞彩莲为妻。12月冬，派锦堂学校学生、子侄等多人赴日本留学，以资深造。
民国三年（1914），60岁（大正三年）。呈请慈溪县何知事将《续刻杜白两湖全书》采入邑志。5月16日，因上年捐助北海道灾民事，日本大正天皇赐颁银杯。7月，启藩长子出生，取名伯琪，1924年12月夭亡，生母彩莲。11月22日，神户华侨在中华会馆为吴锦堂祝60大寿，印发《吴锦堂先生六旬荣寿录》。同月，捐资1万余日元给神户同文学校。出任神户华侨研究会会长。应浙江巡按使屈映光的要求，捐助浙江严州地区赈灾银5000元，又资助宁绍义赈会银520元。向慈邑及省政府多次呼吁，要求取缔“花会”赌博。自著《六十年事略》一册。
民国四年（1915），61岁（大正四年）。捐助慈北赈款银5000元。中华民国大总统颁赠匾额“惠敷桑梓”和五等嘉禾章。5月，在松海别庄东侧，建成“移情阁”，供华侨集会招待来宾之用，1984年改成中山纪念馆。7、8月，联合18位乡绅向县知事呈文，分别为热心公益的绅士叶鸿年、柴仰清请奖。9月，致函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要求严禁“花会”，严缉赌匪首犯，至1916年，得以基本禁绝。
民国五年（1916），62岁（大正五年）。慈北霪雨为灾，花稻歉收，群众又受花会之毒，民不堪命，乡绅们驰函求援，吴从上海调款5000元救济。2月，启藩次子出生，取名伯瑛，1980年11月逝世，生母彩莲。
民国六年（1917），63岁（大正六年）。慈北水利委员会把修杜、白两湖及四浦的所有事迹编辑成《续修杜白两湖全书》出版。①吴锦堂本人亦把他兴修水利的动机和经过写入《自志》一文。11月，启藩第三子出生，取名伯瑞，生母彩莲。
民国七年（1918），64岁（大正七年）。5月，受张謇函托接待由美回国经日本的其子怡祖，介绍参观工厂等。
民国八年（1919），65岁（大正八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颁赐二等嘉禾章。11月12日，大正天皇在神户市郊须唐离官召见神户、大阪财界名人，吴锦堂即其中惟一的华人。10月，启藩第四子出生，取名伯玉，生母彩莲。
民国九年（1920）66岁（大正九年）。9月，捐助日本财团济生会5万日元。捐助慈北六乡赈款，银7000元。是年锦堂学校学生达500余人。10月，启藩女儿出生，取名良子，生母为和田朝子。
民国十年（1921），67岁（大正十年）。与虞洽卿等在上海组织三北赈灾会。5月，捐平赈银1.3万元。日本政府授予绀绶褒章。
民国十一年（1922），68岁（大正十一年）。春，重病，幸治疗后得以康复，体力已大不如前。春，捐平粜银2万元，赈灾款2万元，以工代赈款5000元。5月，启藩第五子出生，取名伯球，生母彩莲。
民国十二年（1923），69岁（大正十二年）。12月，启藩又生一子，取名伯琮，生母彩莲。另又生有一子一女，取名伯瑄、文琴，生母丁唯瑛。至此，吴锦堂共得孙子女9人，7男2女，其中5子为彩莲所生。
民国十三年（1924），70岁（大正十三年）。日本关东地震，华侨流离失所，吴锦堂抱病组织救灾。6月，乡绅陈鼎年等105人呈文慈溪县知事、会稽道道尹及浙江省省长、军务督办等，要求为吴锦堂立铜质生像。中华民国政府授予二等嘉禾章。11月，欢迎孙中山抵神户，并安顿孙氏夫妇入住松海别庄。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神户，在神户发表著名的“大亚细亚问题”的演讲。
民国十四年（1925），71岁（大正十四年）。4月10日，在慈北淹浦乡崇寿宫举行铜象揭幕式，由国民政府总理孙宝琦书像名，王人文撰《吴公锦堂铜象记》，陈锡昌撰《吴公福乡碑记》。是年，整合所办企业，注册为“吴锦堂控股公司”。
民国十五年（1926），72岁（大正十五年）。1月14日（阴历乙丑年十二月初一日）因患急性肺炎，在神户养和山庄私邸逝世，遗嘱归葬故乡白洋湖畔，当时在舞子松梅别庄入殓，暂殡于义庄。2月7日，神户华侨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杨寿彭编写《吴锦堂先生哀思录》。
民国十九年（1930），昭和五年5月（旧历四月初十日），子启藩，侄启夏、启鼎等护送吴锦堂灵柩回故乡，在金仙寺举行追悼营葬仪式，安葬在慈北鸣鹤场白洋湖畔。①
民国二十年（1931），春，由子启藩把全部校产献赠给浙江省教育厅接管，时为浙江省锦堂乡村师范学校。后历经易名，1984年10月，复名浙江省慈溪锦堂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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