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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虞洽卿这样的人物，是团结争取还是紧密依靠，是疏远批评还是坚决打倒，是共产党内部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1926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分析了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于1919年3月成立于莫斯科的一个国际性组织。这个组织的全部成员是全世界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已有57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加入共产国际。在这次联席会议上，由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主持，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作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罗亦农认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尤其是另外两股力量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两股力量是上海地区以钮永建为首的国民党武装力量和以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钮永建是上海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当时是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次长兼兵工厂厂长。他对于上海的武装起义抱着积极的支持态度，可当时中共上海的负责人只是对他联络，在武装起义时并没有邀请他一起参加，片面地认为工人的力量已经足够，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根本没有放在心里。鉴于失败的教训，罗亦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在第二次的武装起义时，有必要让以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他还特别提出，虞洽卿在上海的地位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必须保持联系，紧紧依靠。
维经斯基却对这一主张坚决反对。他认为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更不能允许参加武装起义斗争，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
罗亦农与维经斯基在武装起义的依靠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双方都不肯让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资产阶级是可以团结的。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动，应当有充分的估计，那就是作为资产阶级本身就有退缩和不肯积极参加的弱点。他明确指出，如果把武装起义获取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以虞洽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身上，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革命的成功必须是各个方面力量的高度集中才有可能。会议最后决定，在下一次的武装起义时，所依靠的力量有三种，一是工人阶级；二是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三是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只是依靠对象，不能作为先锋队，他们只是在取得胜利后从事各项事业建设的一个因素，所以，要团结要争取，但绝对不能委以重托。但罗亦农认为这样的方针不妥，既然依靠了工人阶级，就不能再去依靠钮永建和虞洽卿，他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党内的决议已经形成，罗亦农一时难以改变。从这次会议上明白无误地向我们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对于以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还是采取了团结与依靠的方针，从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也是深得人心的。二是在建党的初期，党内民主气氛是浓厚的，罗亦农公开反对陈独秀的主张，事后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报复。不过，维经斯基在会上所发表的言论，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实际操纵者斯大林的严厉批评，斯大林批评他只知道阶级不懂得政治，这对于后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划分有一定的影响。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到上海，其身份是中央特派员，并兼管上海的文艺工作。
冯雪峰于1903年6月2日出生于浙江义乌赤岸镇神坛村，1921年加入文学团体晨光社，1922年与汪静之、潘漠华发起成立湖畔诗社，1924年曾到浙江慈溪县立女子中学代课，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他成了左翼文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在上海创办《萌芽月刊》《前哨文学导报》等进步刊物。冯雪峰与鲁迅有交往，并向鲁迅介绍了毛泽东及其主张的路线和方针。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鲁迅与茅盾曾写信给毛泽东，对长征的胜利表示祝贺。鲁迅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任和评价，其主要原因就是冯雪峰做了大量的宣传。1936年，冯雪峰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但由于他频繁活动，身份暴露，中央决定让他暂时撤离上海，于是，他来到了江西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他随同中央红军主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冯雪峰到上海的主要任务有三条。一是对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进行调查，如有可能，尽快恢复建立。对于这一点，冯雪峰一到上海就指示王尧山搜查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材料。二是用隐蔽的身份，领导上海的文艺工作。文艺阵地在当时是共产党宣传自己主张的重要途径。于是冯雪峰一到上海便与鲁迅接上关系，并与当时上海的一些进步文人广泛接触。三是在上海做好统战工作，特别是要求他能钻入国民党的心脏，了解国民党上层的动态和他们对时局的看法。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是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之后，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看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与冯雪峰进行了长谈。毛泽东明确指示，冯雪峰到上海后的一切工作直接向他汇报。为安全起见，冯雪峰化名李允生。毛泽东和彭德怀还写信给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希望他给冯雪峰提供方便并得到保护。信中说：“宁方代表张子华偕敝方代表李允生，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请见保护到西安，以便转回南京，特此奉达。”
王以哲是黑龙江人，字鼎芳，1920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此时正奉蒋介石之命，对延安执行封锁计划。由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张颇为反感，于1936年3月亲临延安，在六十七军军部与中共代表李克农进行过会谈。4月9日，又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延安庙儿沟天主教堂内会面，对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表示赞同。在此次会面时，王以哲与中共的刘鼎、李克农均在场。经过了这两次的会谈，王以哲认为中共的主张是符合国情民心的，与张学良一样，此时的王以哲对围剿红军的主张已经发生了改变。虽然六十七军在洛川和延安地区负有封锁的重任，但此时已是形同虚设，所以，毛泽东经再三考虑，为冯雪峰的安全起见，亲笔写信给王以哲，为冯雪峰安全抵达上海创造了条件。
冯雪峰到上海后，立即开展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在文艺战线，他经过与鲁迅的多次商议，提出了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希望各位作家努力向前进，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目光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对那些汉奸行为作无情的揭露。他在鲁迅处得到了瞿秋白和方志敏的遗稿，并想方设法把这些文稿转到延安。与上述这两项工作形成明显差异的是，对于国民党上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进展缓慢。冯雪峰原来打算通过鲁迅与虞洽卿联系，因为虞洽卿曾推荐过鲁迅，且两人在南洋劝业会时有过一面之缘，虞洽卿对于鲁迅的才华也非常钦佩。但此时的鲁迅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旧病复发，身体极度虚弱，所以冯雪峰也不好意思提出。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得知冯雪峰的统战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后，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他在上海的工作再次作出指示。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中的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讯方法务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并与我处直接联络，不要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个报告来。刘子青关系要搞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旅费我处供给。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系希望否？”
从上述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为急于了解各派人士的心态和动向，专门派冯雪峰去上海的真正目的所在。信中所说的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胡瑛并称为“桃源三杰”。经宋教仁介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是孙中山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经常与蒋介石发生争论，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立法院代理院长，多次设法掩护地下党员，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董牧师叫董健吾，上海青浦县人，出身于基督教世家，与宋子文同学。他曾在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后到冯玉祥处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1930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专收养烈士遗孤。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在上海时均由他收养照顾。1936年还专门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正因为有牧师的身份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所以毛泽东要他专事联系孔祥熙、宋子文等欧美派。至于信中提到的刘子青，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安徽合肥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在安徽太和县旧县镇开有同和祥锅坊，到1936年时，锅坊已有9个炉子300多名工人，产品销往苏、浙、赣、皖各地。刘子青办事干练，赏罚分明，博施济众，赈救贫困，是一位富有爱心的开明绅士，所以毛泽东要冯雪峰无论如何与他搞好关系，让他为统一战线奔走出力。
对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除虞洽卿外，还有一个人，叫穆藕初，是一个从事农业和棉花业的代表性人物。穆藕初，字湘玥，1876年出生于上海浦东，曾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农业、纺织和管理，获硕士学位。1914年回国后，与其兄穆湘瑶创建德大纱厂，任经理。1916年，他翻译出版了美国“管理学之父”泰罗的著作《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是最早把国外管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后又创办了厚生纱厂、郑州豫平纱厂、植棉试验场、中国职业教育社等，集学者与资本家于一身。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农商部名誉顾问，1928年起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还创办了昆剧传习所，为保护和传承昆剧艺术培养人才。对于这样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毛泽东希望冯雪峰能直接与之沟通接洽，当在情理之中。
就在冯雪峰赴上海之前，毛泽东就如何形成统一战线以及吸收什么样的人来共同加入曾向共产国际征求意见。按照毛泽东原来设想，像虞洽卿这样支持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又担任银行买办的人，应当列为打倒的对象。当时在毛泽东看来，矛盾只有两种，那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敌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必须用斗争的形式，要么归到敌营，要么归到我方，这就是他的阶级论观点和思维方法。但斯大林并不这么认为。在斯大林看来，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只要不公开反对革命，就应当争取和团结，这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支队伍的能量不是可以用人数来衡量的。他们的手中不但有大量的资产，而且还有很大的号召力，在政权建立之后的国家建设时，完全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所以，在给毛泽东的回电时，斯大林坚决反对把虞洽卿这样的人物作为敌对力量看待，这才使毛泽东改变初衷，要冯雪峰到上海后尽快与虞洽卿接触（苏共中央政治局曾要求中共团结虞洽卿，这一文件原件已解密，但毛泽东仍保留自己的想法。这个文件目前已有了影印件）。冯雪峰与虞洽卿联系过几次，虞洽卿对于统一战线的态度如何，目前还缺乏资料。
1937年底，冯雪峰为撰写关于红军长征的小说，向潘汉年请假，回到了义乌老家，1941年被金华的国民党宪兵队逮捕，关在上饶集中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42年11月保释出狱，1945年到重庆。在他的相关著作及生平事迹介绍中，也没有与虞洽卿联系的记载。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冯雪峰向中央汇报在上海这段时间的工作时，肯定会对虞洽卿有所涉及，只是我们目前尚未发现而已。
毛泽东关于虞洽卿等人的第二次指示是在1940年9月作出的。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即1939年10月说起。在这一年10月创刊的《共产党人》杂志上，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发刊词，其中对资产阶级的一段论述，说明毛泽东对他们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没有在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确，但在他的心里已经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了区分。1940年9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稿，发给国统区的南方局和东南局，要求他们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要以人为单位，每个省要将每一类人调查10～100人。这份电稿的题目是“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全文如下：
恩来、剑英、克农、漱石：
甲.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乙.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外国资本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是。
丙.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治，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日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是。
丁.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亦以人为单位每类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戊.分省调查，请恩来负责调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克农负责调查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及香港；小姚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克农、小姚材料限于十二月一日前托人交恩来带来延安，给七大用。
己.每人为立一小传，要有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庚.关于军官调查，总司令，军长，师长，团长四项，每人立一小传，传内亦有履历、派别、资产活动、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事项。
辛.以上调查统称名人录，先从经济、军事两方着手，将来发展到政治、文化方面。
毛.九月六日[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叶剑英是八路军参谋长兼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李克农当时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饶漱石当时是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电文中提到的“小姚”既饶漱石。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已经将虞洽卿划归到大资产阶级行列，也就是说既有钱也有权，既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又有自己的庞大资产。在毛泽东看来，这类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是不会主张团结抗日的。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虞洽卿最早提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要与日本经济绝交，这些主张不但在报上公开发表，并且向国民党政府不止一次提出过。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率先组织了反日援侨委员会，并自任主席。在汉奸、特务的多次威逼利诱下，他恪守正义，坚决拒绝与日伪合作。抗战爆发后，他发动救济难民，多次向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捐款，为在抗战中受伤的官兵安排战地抢救和治疗。为了抗战，他甚至将自己公司的3万余吨轮船炸沉于长江水道。大概是由于毛泽东的这封电报，使虞洽卿一直处在共产党的对立面。1992年4月18日，在慈溪市龙山镇召开了一次虞洽卿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浙江大学、宁波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专家、原三北轮船公司的职工、虞洽卿的亲属和当地的相关人士共50余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日初先生在发言中曾说，他的一篇《虞洽卿简论》的文章，发表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原有4万余字，发表之前编辑部的同志多次与他联系，希望他能将文章中那些为虞洽卿“歌功颂德”的文字删去。为了发表，他附尊屈就，删去了近三分之一。为此，他的内心深感不安，有一种事实屈从于权力的味道，可在当时是无可奈何的。如果放在今天，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对历史的研究，已经恢复到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状态中。
1941年6月2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和立场再次明确表示，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打的目的是拉，这种策略已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阶级划分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稿。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于1919年3月成立于莫斯科的一个国际性组织。这个组织的全部成员是全世界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已有57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7月加入共产国际。在这次联席会议上，由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主持，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作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罗亦农认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尤其是另外两股力量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两股力量是上海地区以钮永建为首的国民党武装力量和以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钮永建是上海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当时是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次长兼兵工厂厂长。他对于上海的武装起义抱着积极的支持态度，可当时中共上海的负责人只是对他联络，在武装起义时并没有邀请他一起参加，片面地认为工人的力量已经足够，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根本没有放在心里。鉴于失败的教训，罗亦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在第二次的武装起义时，有必要让以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他还特别提出，虞洽卿在上海的地位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必须保持联系，紧紧依靠。
维经斯基却对这一主张坚决反对。他认为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更不能允许参加武装起义斗争，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
罗亦农与维经斯基在武装起义的依靠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双方都不肯让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资产阶级是可以团结的。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动，应当有充分的估计，那就是作为资产阶级本身就有退缩和不肯积极参加的弱点。他明确指出，如果把武装起义获取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以虞洽卿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身上，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革命的成功必须是各个方面力量的高度集中才有可能。会议最后决定，在下一次的武装起义时，所依靠的力量有三种，一是工人阶级；二是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三是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只是依靠对象，不能作为先锋队，他们只是在取得胜利后从事各项事业建设的一个因素，所以，要团结要争取，但绝对不能委以重托。但罗亦农认为这样的方针不妥，既然依靠了工人阶级，就不能再去依靠钮永建和虞洽卿，他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党内的决议已经形成，罗亦农一时难以改变。从这次会议上明白无误地向我们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对于以虞洽卿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还是采取了团结与依靠的方针，从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也是深得人心的。二是在建党的初期，党内民主气氛是浓厚的，罗亦农公开反对陈独秀的主张，事后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报复。不过，维经斯基在会上所发表的言论，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实际操纵者斯大林的严厉批评，斯大林批评他只知道阶级不懂得政治，这对于后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划分有一定的影响。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到上海，其身份是中央特派员，并兼管上海的文艺工作。
冯雪峰于1903年6月2日出生于浙江义乌赤岸镇神坛村，1921年加入文学团体晨光社，1922年与汪静之、潘漠华发起成立湖畔诗社，1924年曾到浙江慈溪县立女子中学代课，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他成了左翼文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在上海创办《萌芽月刊》《前哨文学导报》等进步刊物。冯雪峰与鲁迅有交往，并向鲁迅介绍了毛泽东及其主张的路线和方针。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鲁迅与茅盾曾写信给毛泽东，对长征的胜利表示祝贺。鲁迅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任和评价，其主要原因就是冯雪峰做了大量的宣传。1936年，冯雪峰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但由于他频繁活动，身份暴露，中央决定让他暂时撤离上海，于是，他来到了江西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他随同中央红军主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冯雪峰到上海的主要任务有三条。一是对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进行调查，如有可能，尽快恢复建立。对于这一点，冯雪峰一到上海就指示王尧山搜查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材料。二是用隐蔽的身份，领导上海的文艺工作。文艺阵地在当时是共产党宣传自己主张的重要途径。于是冯雪峰一到上海便与鲁迅接上关系，并与当时上海的一些进步文人广泛接触。三是在上海做好统战工作，特别是要求他能钻入国民党的心脏，了解国民党上层的动态和他们对时局的看法。虽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是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之后，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看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与冯雪峰进行了长谈。毛泽东明确指示，冯雪峰到上海后的一切工作直接向他汇报。为安全起见，冯雪峰化名李允生。毛泽东和彭德怀还写信给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希望他给冯雪峰提供方便并得到保护。信中说：“宁方代表张子华偕敝方代表李允生，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请见保护到西安，以便转回南京，特此奉达。”
王以哲是黑龙江人，字鼎芳，1920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此时正奉蒋介石之命，对延安执行封锁计划。由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张颇为反感，于1936年3月亲临延安，在六十七军军部与中共代表李克农进行过会谈。4月9日，又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延安庙儿沟天主教堂内会面，对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表示赞同。在此次会面时，王以哲与中共的刘鼎、李克农均在场。经过了这两次的会谈，王以哲认为中共的主张是符合国情民心的，与张学良一样，此时的王以哲对围剿红军的主张已经发生了改变。虽然六十七军在洛川和延安地区负有封锁的重任，但此时已是形同虚设，所以，毛泽东经再三考虑，为冯雪峰的安全起见，亲笔写信给王以哲，为冯雪峰安全抵达上海创造了条件。
冯雪峰到上海后，立即开展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在文艺战线，他经过与鲁迅的多次商议，提出了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希望各位作家努力向前进，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目光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对那些汉奸行为作无情的揭露。他在鲁迅处得到了瞿秋白和方志敏的遗稿，并想方设法把这些文稿转到延安。与上述这两项工作形成明显差异的是，对于国民党上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进展缓慢。冯雪峰原来打算通过鲁迅与虞洽卿联系，因为虞洽卿曾推荐过鲁迅，且两人在南洋劝业会时有过一面之缘，虞洽卿对于鲁迅的才华也非常钦佩。但此时的鲁迅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旧病复发，身体极度虚弱，所以冯雪峰也不好意思提出。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得知冯雪峰的统战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后，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他在上海的工作再次作出指示。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中的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讯方法务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并与我处直接联络，不要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个报告来。刘子青关系要搞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旅费我处供给。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系希望否？”
从上述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为急于了解各派人士的心态和动向，专门派冯雪峰去上海的真正目的所在。信中所说的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胡瑛并称为“桃源三杰”。经宋教仁介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是孙中山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经常与蒋介石发生争论，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立法院代理院长，多次设法掩护地下党员，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董牧师叫董健吾，上海青浦县人，出身于基督教世家，与宋子文同学。他曾在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后到冯玉祥处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1930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园，专收养烈士遗孤。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在上海时均由他收养照顾。1936年还专门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正因为有牧师的身份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所以毛泽东要他专事联系孔祥熙、宋子文等欧美派。至于信中提到的刘子青，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安徽合肥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在安徽太和县旧县镇开有同和祥锅坊，到1936年时，锅坊已有9个炉子300多名工人，产品销往苏、浙、赣、皖各地。刘子青办事干练，赏罚分明，博施济众，赈救贫困，是一位富有爱心的开明绅士，所以毛泽东要冯雪峰无论如何与他搞好关系，让他为统一战线奔走出力。
对于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除虞洽卿外，还有一个人，叫穆藕初，是一个从事农业和棉花业的代表性人物。穆藕初，字湘玥，1876年出生于上海浦东，曾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农业、纺织和管理，获硕士学位。1914年回国后，与其兄穆湘瑶创建德大纱厂，任经理。1916年，他翻译出版了美国“管理学之父”泰罗的著作《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是最早把国外管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后又创办了厚生纱厂、郑州豫平纱厂、植棉试验场、中国职业教育社等，集学者与资本家于一身。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农商部名誉顾问，1928年起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还创办了昆剧传习所，为保护和传承昆剧艺术培养人才。对于这样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毛泽东希望冯雪峰能直接与之沟通接洽，当在情理之中。
就在冯雪峰赴上海之前，毛泽东就如何形成统一战线以及吸收什么样的人来共同加入曾向共产国际征求意见。按照毛泽东原来设想，像虞洽卿这样支持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又担任银行买办的人，应当列为打倒的对象。当时在毛泽东看来，矛盾只有两种，那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敌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必须用斗争的形式，要么归到敌营，要么归到我方，这就是他的阶级论观点和思维方法。但斯大林并不这么认为。在斯大林看来，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只要不公开反对革命，就应当争取和团结，这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支队伍的能量不是可以用人数来衡量的。他们的手中不但有大量的资产，而且还有很大的号召力，在政权建立之后的国家建设时，完全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所以，在给毛泽东的回电时，斯大林坚决反对把虞洽卿这样的人物作为敌对力量看待，这才使毛泽东改变初衷，要冯雪峰到上海后尽快与虞洽卿接触（苏共中央政治局曾要求中共团结虞洽卿，这一文件原件已解密，但毛泽东仍保留自己的想法。这个文件目前已有了影印件）。冯雪峰与虞洽卿联系过几次，虞洽卿对于统一战线的态度如何，目前还缺乏资料。
1937年底，冯雪峰为撰写关于红军长征的小说，向潘汉年请假，回到了义乌老家，1941年被金华的国民党宪兵队逮捕，关在上饶集中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42年11月保释出狱，1945年到重庆。在他的相关著作及生平事迹介绍中，也没有与虞洽卿联系的记载。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冯雪峰向中央汇报在上海这段时间的工作时，肯定会对虞洽卿有所涉及，只是我们目前尚未发现而已。
毛泽东关于虞洽卿等人的第二次指示是在1940年9月作出的。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即1939年10月说起。在这一年10月创刊的《共产党人》杂志上，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发刊词，其中对资产阶级的一段论述，说明毛泽东对他们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没有在文章中表现得十分明确，但在他的心里已经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了区分。1940年9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稿，发给国统区的南方局和东南局，要求他们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要以人为单位，每个省要将每一类人调查10～100人。这份电稿的题目是“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全文如下：
恩来、剑英、克农、漱石：
甲.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乙.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外国资本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是。
丙.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治，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日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是。
丁.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亦以人为单位每类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戊.分省调查，请恩来负责调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克农负责调查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及香港；小姚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克农、小姚材料限于十二月一日前托人交恩来带来延安，给七大用。
己.每人为立一小传，要有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庚.关于军官调查，总司令，军长，师长，团长四项，每人立一小传，传内亦有履历、派别、资产活动、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事项。
辛.以上调查统称名人录，先从经济、军事两方着手，将来发展到政治、文化方面。
毛.九月六日[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叶剑英是八路军参谋长兼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李克农当时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饶漱石当时是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电文中提到的“小姚”既饶漱石。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已经将虞洽卿划归到大资产阶级行列，也就是说既有钱也有权，既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又有自己的庞大资产。在毛泽东看来，这类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是不会主张团结抗日的。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虞洽卿最早提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要与日本经济绝交，这些主张不但在报上公开发表，并且向国民党政府不止一次提出过。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率先组织了反日援侨委员会，并自任主席。在汉奸、特务的多次威逼利诱下，他恪守正义，坚决拒绝与日伪合作。抗战爆发后，他发动救济难民，多次向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捐款，为在抗战中受伤的官兵安排战地抢救和治疗。为了抗战，他甚至将自己公司的3万余吨轮船炸沉于长江水道。大概是由于毛泽东的这封电报，使虞洽卿一直处在共产党的对立面。1992年4月18日，在慈溪市龙山镇召开了一次虞洽卿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浙江大学、宁波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专家、原三北轮船公司的职工、虞洽卿的亲属和当地的相关人士共50余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日初先生在发言中曾说，他的一篇《虞洽卿简论》的文章，发表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原有4万余字，发表之前编辑部的同志多次与他联系，希望他能将文章中那些为虞洽卿“歌功颂德”的文字删去。为了发表，他附尊屈就，删去了近三分之一。为此，他的内心深感不安，有一种事实屈从于权力的味道，可在当时是无可奈何的。如果放在今天，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对历史的研究，已经恢复到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状态中。
1941年6月2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和立场再次明确表示，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打的目的是拉，这种策略已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阶级划分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