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1881年，15岁的虞洽卿来到上海，进入瑞康颜料行学生意。5年之后，也就是1886年，瑞康颜料行又进来了一名学徒，此人就是贝润生。师出同门的两人在后来都成了重要角色。一个被称为中国船王、江浙财团的领军人物；一个是颜料大王和房地产大王。而且两人都是有名的慈善家，公益事业的热心人。虽然虞洽卿后来离开了瑞康，但两人的关系却一直保持了数十年之久。
贝润生是苏州人，生于1870年。他的祖先从北方迁徙到浙江的兰溪。到了明代中叶，有一个叫贝兰堂的人精通岐黄之术，来到苏州坐堂行医，同时兼营药材，后来成为苏州贝氏的始迁祖。到了贝润生这一代已经有十三世。贝润生的父亲贝嘉懋有兄弟二人，其弟贝嘉猷，原有一子，不幸早年夭亡，于是父亲就将贝润生过继给其弟，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这叫做两房独子。由此可见，幼年的贝润生在家中受到宠爱的程度。不过，贝氏家族当时并非苏州的名门望族，祖上虽然也曾做过官，但官职不大，地位不高。明清两代，贝氏一门共有几十位秀才、举人，这些中举的人士为贝氏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尊荣，但苏州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地，历史相当悠久，自明代以来的状元就出过十多位，况且有唐伯虎、文征明、仇英等大家辈出，“吴门画派”、“吴门医派”、“苏缎云绵”三足鼎立，所以，一个小小的秀才或举人在苏州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在这样的环境下，贝氏家族中出任一个品阶低下的官员，在苏州也就不足为奇了。自太平天国兴军以后，江南一带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贝氏家族到此时也只能以守祖业为生，生活并不富裕。到了贝嘉懋时，家境更加衰落，好在贝润生从小就聪明颖悟，天资颇高，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他刻苦用功，在族人眼中是位不可多得的未来之星。出于对下一代培养成才的心情，贝嘉懋每遇困境时，贝氏族人总会慷慨相助，这在贝润生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名之后，他常以先辈们的义举为榜样，救贫济困，赈灾捐银，从来都是出手大方。如上海光复以后，陈其美手头拮据，贝润生则通过李平书向上海市都督府一次性捐款10万元大洋，而且事后从未向人提及。直到1935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出面证明，行政院在核实后才颁发了金质奖章和证书。
早年在上海从事颜料经营的洋行和商店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上海的纺织工业十分发达，各类纱厂、布厂、染坊几乎占据了上海工业的半壁江山。虽然中国人的印染技术使用极早，颜料的种类也多，但因为颜料的提取和使用方法都较原始，而西方的颜料多为化学合成，成本低，质量好，使用方便，故洋行进口的颜料很受用户的欢迎。一些颜料经营商也乐意经销进口颜料，使得此类化学品成了当时市面上的主要商品之一。就以位于平望街的瑞康颜料行为例，在虞洽卿的精心打理下，几年工夫就从一家小型的商店而一跃成为颇具名气大型颜料行。
都说人与人之间相识相知是一种缘分，虞洽卿与贝润生的相交也应验了“缘分”二字。当贝润生由其姐夫赵雨亭介绍到瑞康学生意时，虞洽卿已因出色的业务能力而升任为跑街。虽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文化水平上贝润生要高于虞洽卿，但要在上海滩立足，仅凭原有的一点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虞洽卿刻苦认真的学习精神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给了贝润生极大启示，使他明白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都市求生存、求发展，学习、学习、再学习就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于是，这位小弟弟主动向老大哥请教，又自学英语和化学，这为他后来的大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相似的性格，相似的成长经历，也使两人从一般师兄弟关系，最后成了莫逆之交。
1892年底，虞洽卿离开了瑞康进入德商的鲁麟洋行任买办。也正是这一年，贝润生的父亲在家去世。素存孝心的贝润生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按当地的民风习俗将父亲安葬，但在心中却留下了深深的愧疚。直到事业发展之后，他效仿虞洽卿向朝廷捐了个四品道员，目的是为让祖辈、父辈得到朝廷诰封，这也算是从小离家生前没有很好侍奉父母的一点补偿。1898年，瑞康颜料行老板奚润如因年事已高，主动退位，把颜料行交给了贝润生经营，使这位28岁的小伙子坐上了经理的位置，开始了他颇具传奇色彩的新生涯。
1863年，有一个叫拜耳的德国人创办了一家颜料厂，总厂设于柏林，在五口通商以后，拜耳颜料厂就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来营销。虽然这家工厂的颜料品种很多，但在中国并没有很大的销路，主要原因是清代对民间服饰的颜色使用有严格限制，比如黄色和红色在服装上是不能随便使用的。清代官员的服饰一般都用青色，而这种颜料主要是从矿物或植物中提取的，成本非常高昂，所以只有官方才有条件使用，民间使用很少。拜耳颜料厂经过市场调查后，发现常青（也叫靛青）非常受人欢迎，于是决定开发这种新颜料。经过数年的研究，于1880年成功合成了靛青，1883年在确定了此类颜料的稳定性后，决定投入批量生产。当靛青颜料进入中国市场以后，由于使用方便，价格也较国内生产的便宜，因此很快打开了销路。虞洽卿当年在瑞康颜料行时，就曾对这款颜料的销售专门做过调查。这种颜料的英文名字叫indanthrene，翻译成中文是“标准还原蓝”。虞洽卿在鲁麟洋行任买办时，就对此类颜料非常熟悉。1902年，虞洽卿离开鲁麟洋行，转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后，对于德国洋行及相关供应商的情况仍时刻关心。到了1903年底，虞洽卿了解到拜耳颜料厂为拓展市场，要想在中国寻找代理商的信息后，便将此消息告知了师弟贝润生。通过虞洽卿的牵线搭桥和全力协助，瑞康颜料行终于取得了拜耳颜料在上海的代理权。
取得了代理权之后，贝润生并不满足，接着又做了两件事。一是不惜花费重金，买断了这种颜料在中国的总代理，使瑞康颜料行成为拜耳颜料在中国的唯一代理商；二是找高手策划，开始大张旗鼓地做广告。贝润生知道中国人对读书赶考、开科取士有着强烈的追求和悠久的历史，为了打开销路，迎合这一心理，他别出心裁为这种颜料取了一个既好听又容易记诵的名字——阴丹士林。这里的“阴丹”表示颜色，也就是介于黑色与红色之间的常青色。“士林”寓意“学士之林”，因清代规定，只有读书人才能穿蓝色长衫，简称“蓝衫”。直到今天，在上海话中，还把表扬人或好的东西称之为“来三”这是当年由“蓝衫”一词转音而来。同时，贝润生还不惜血本大做广告，，在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阴丹士林”的宣传画。实践证明，贝润生的这些措施取得了极佳的效益。随着全国各地纺织业的兴起，贝润生还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分号，把大包装分散成小包装后甚至直接进入了各地农村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上运输因为船舶的征用而停止。贝润生在中国对德宣战之前就已有预见，在他的仓库屯足了货源，所以中德开战以后，瑞康颜料行不但没有因为缺货而断销，反而随着货源奇缺，价格上涨而迅速暴富。[1]
成为沪上巨富后的贝润生当然不会忘记虞洽卿给予的支持，他曾与虞洽卿多次商量，要为中国的贫民教育事业作出贡献。1906年虞洽卿在家乡龙山镇山下村创办了一家学校，学生全部免费入学。这一举措让贝润生深受启发。他联系了上海的一些富商，向上海道提出创办“勤生院”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两年之后，在南市一带创办了一家贫民习艺所。虽然土地和房子建设的费用全部由当时的上海县解决，但内部教育器材和教师聘请后的工资等开支均由贝润生承担。第一期收容贫民子弟共150人，开设了音乐、照相、制陶、泥塑、修理、竹木器制作等十余门课程，目的是通过教育让这些人长大后能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职业学校。时隔数年，二次革命爆发，这所学校毁于战火。1914年4月，贝润生会同虞洽卿等人商量，决定创办“益普工艺传习所”。会议上一致选举虞洽卿为干事，负责落实传习所的选址及与各方面的协调，贝润生为副干事，负责经费的筹集和教师的延聘。因为是民间办学，所需经费主要靠热心人士的赞助，虞洽卿和贝润生积极带头，各捐献一万元。同时也为了传习所的生存与发展，除接受商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外，他们还将学员们所生产的产品推向社会，出售后的收益作为教育经费的补充。为使这些贫民子弟学成后能有就业机会，规定凡捐款的商家有优先挑选学生的权利。当时正值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期，这些学有所长的学生一出校门就很受欢迎。这也成为虞洽卿与贝润生在慈善事业上合作的先例，同时也见证了两人深厚友谊。
【参考文献】
[1]薛理勇.吴门贝式五代传奇（一）.上海滩，2001（7）.
贝润生是苏州人，生于1870年。他的祖先从北方迁徙到浙江的兰溪。到了明代中叶，有一个叫贝兰堂的人精通岐黄之术，来到苏州坐堂行医，同时兼营药材，后来成为苏州贝氏的始迁祖。到了贝润生这一代已经有十三世。贝润生的父亲贝嘉懋有兄弟二人，其弟贝嘉猷，原有一子，不幸早年夭亡，于是父亲就将贝润生过继给其弟，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这叫做两房独子。由此可见，幼年的贝润生在家中受到宠爱的程度。不过，贝氏家族当时并非苏州的名门望族，祖上虽然也曾做过官，但官职不大，地位不高。明清两代，贝氏一门共有几十位秀才、举人，这些中举的人士为贝氏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尊荣，但苏州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地，历史相当悠久，自明代以来的状元就出过十多位，况且有唐伯虎、文征明、仇英等大家辈出，“吴门画派”、“吴门医派”、“苏缎云绵”三足鼎立，所以，一个小小的秀才或举人在苏州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在这样的环境下，贝氏家族中出任一个品阶低下的官员，在苏州也就不足为奇了。自太平天国兴军以后，江南一带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贝氏家族到此时也只能以守祖业为生，生活并不富裕。到了贝嘉懋时，家境更加衰落，好在贝润生从小就聪明颖悟，天资颇高，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他刻苦用功，在族人眼中是位不可多得的未来之星。出于对下一代培养成才的心情，贝嘉懋每遇困境时，贝氏族人总会慷慨相助，这在贝润生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名之后，他常以先辈们的义举为榜样，救贫济困，赈灾捐银，从来都是出手大方。如上海光复以后，陈其美手头拮据，贝润生则通过李平书向上海市都督府一次性捐款10万元大洋，而且事后从未向人提及。直到1935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出面证明，行政院在核实后才颁发了金质奖章和证书。
早年在上海从事颜料经营的洋行和商店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上海的纺织工业十分发达，各类纱厂、布厂、染坊几乎占据了上海工业的半壁江山。虽然中国人的印染技术使用极早，颜料的种类也多，但因为颜料的提取和使用方法都较原始，而西方的颜料多为化学合成，成本低，质量好，使用方便，故洋行进口的颜料很受用户的欢迎。一些颜料经营商也乐意经销进口颜料，使得此类化学品成了当时市面上的主要商品之一。就以位于平望街的瑞康颜料行为例，在虞洽卿的精心打理下，几年工夫就从一家小型的商店而一跃成为颇具名气大型颜料行。
都说人与人之间相识相知是一种缘分，虞洽卿与贝润生的相交也应验了“缘分”二字。当贝润生由其姐夫赵雨亭介绍到瑞康学生意时，虞洽卿已因出色的业务能力而升任为跑街。虽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文化水平上贝润生要高于虞洽卿，但要在上海滩立足，仅凭原有的一点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虞洽卿刻苦认真的学习精神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给了贝润生极大启示，使他明白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都市求生存、求发展，学习、学习、再学习就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于是，这位小弟弟主动向老大哥请教，又自学英语和化学，这为他后来的大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相似的性格，相似的成长经历，也使两人从一般师兄弟关系，最后成了莫逆之交。
1892年底，虞洽卿离开了瑞康进入德商的鲁麟洋行任买办。也正是这一年，贝润生的父亲在家去世。素存孝心的贝润生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按当地的民风习俗将父亲安葬，但在心中却留下了深深的愧疚。直到事业发展之后，他效仿虞洽卿向朝廷捐了个四品道员，目的是为让祖辈、父辈得到朝廷诰封，这也算是从小离家生前没有很好侍奉父母的一点补偿。1898年，瑞康颜料行老板奚润如因年事已高，主动退位，把颜料行交给了贝润生经营，使这位28岁的小伙子坐上了经理的位置，开始了他颇具传奇色彩的新生涯。
1863年，有一个叫拜耳的德国人创办了一家颜料厂，总厂设于柏林，在五口通商以后，拜耳颜料厂就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来营销。虽然这家工厂的颜料品种很多，但在中国并没有很大的销路，主要原因是清代对民间服饰的颜色使用有严格限制，比如黄色和红色在服装上是不能随便使用的。清代官员的服饰一般都用青色，而这种颜料主要是从矿物或植物中提取的，成本非常高昂，所以只有官方才有条件使用，民间使用很少。拜耳颜料厂经过市场调查后，发现常青（也叫靛青）非常受人欢迎，于是决定开发这种新颜料。经过数年的研究，于1880年成功合成了靛青，1883年在确定了此类颜料的稳定性后，决定投入批量生产。当靛青颜料进入中国市场以后，由于使用方便，价格也较国内生产的便宜，因此很快打开了销路。虞洽卿当年在瑞康颜料行时，就曾对这款颜料的销售专门做过调查。这种颜料的英文名字叫indanthrene，翻译成中文是“标准还原蓝”。虞洽卿在鲁麟洋行任买办时，就对此类颜料非常熟悉。1902年，虞洽卿离开鲁麟洋行，转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后，对于德国洋行及相关供应商的情况仍时刻关心。到了1903年底，虞洽卿了解到拜耳颜料厂为拓展市场，要想在中国寻找代理商的信息后，便将此消息告知了师弟贝润生。通过虞洽卿的牵线搭桥和全力协助，瑞康颜料行终于取得了拜耳颜料在上海的代理权。
取得了代理权之后，贝润生并不满足，接着又做了两件事。一是不惜花费重金，买断了这种颜料在中国的总代理，使瑞康颜料行成为拜耳颜料在中国的唯一代理商；二是找高手策划，开始大张旗鼓地做广告。贝润生知道中国人对读书赶考、开科取士有着强烈的追求和悠久的历史，为了打开销路，迎合这一心理，他别出心裁为这种颜料取了一个既好听又容易记诵的名字——阴丹士林。这里的“阴丹”表示颜色，也就是介于黑色与红色之间的常青色。“士林”寓意“学士之林”，因清代规定，只有读书人才能穿蓝色长衫，简称“蓝衫”。直到今天，在上海话中，还把表扬人或好的东西称之为“来三”这是当年由“蓝衫”一词转音而来。同时，贝润生还不惜血本大做广告，，在车站、码头、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阴丹士林”的宣传画。实践证明，贝润生的这些措施取得了极佳的效益。随着全国各地纺织业的兴起，贝润生还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分号，把大包装分散成小包装后甚至直接进入了各地农村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上运输因为船舶的征用而停止。贝润生在中国对德宣战之前就已有预见，在他的仓库屯足了货源，所以中德开战以后，瑞康颜料行不但没有因为缺货而断销，反而随着货源奇缺，价格上涨而迅速暴富。[1]
成为沪上巨富后的贝润生当然不会忘记虞洽卿给予的支持，他曾与虞洽卿多次商量，要为中国的贫民教育事业作出贡献。1906年虞洽卿在家乡龙山镇山下村创办了一家学校，学生全部免费入学。这一举措让贝润生深受启发。他联系了上海的一些富商，向上海道提出创办“勤生院”收容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两年之后，在南市一带创办了一家贫民习艺所。虽然土地和房子建设的费用全部由当时的上海县解决，但内部教育器材和教师聘请后的工资等开支均由贝润生承担。第一期收容贫民子弟共150人，开设了音乐、照相、制陶、泥塑、修理、竹木器制作等十余门课程，目的是通过教育让这些人长大后能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职业学校。时隔数年，二次革命爆发，这所学校毁于战火。1914年4月，贝润生会同虞洽卿等人商量，决定创办“益普工艺传习所”。会议上一致选举虞洽卿为干事，负责落实传习所的选址及与各方面的协调，贝润生为副干事，负责经费的筹集和教师的延聘。因为是民间办学，所需经费主要靠热心人士的赞助，虞洽卿和贝润生积极带头，各捐献一万元。同时也为了传习所的生存与发展，除接受商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外，他们还将学员们所生产的产品推向社会，出售后的收益作为教育经费的补充。为使这些贫民子弟学成后能有就业机会，规定凡捐款的商家有优先挑选学生的权利。当时正值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期，这些学有所长的学生一出校门就很受欢迎。这也成为虞洽卿与贝润生在慈善事业上合作的先例，同时也见证了两人深厚友谊。
【参考文献】
[1]薛理勇.吴门贝式五代传奇（一）.上海滩，2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