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用政治上错综复杂，情感上犹如家人来形容。最初的相识，是在陈其美处。1911年11月2日，蒋介石从陈其美处领取3600元大洋做经费，招募敢死队100人，到杭州参加起义。由于蒋敢说敢做，且又是24岁的青年，给虞洽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蒋介石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而被列入通缉名单。为避免麻烦，蒋介石一直往返于宁波、上海和广东之间，在上海就投奔虞洽卿，以寻求保护。从这一层关系看，虞洽卿对蒋介石确实有恩。尤其是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之后，蒋介石与几个把兄弟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共同参与了股票交易。就蒋介石的性格而言，对于股票交易这种小买卖是根本不感兴趣的。由于经营不善，亏损巨大，就在租界巡捕房要缉拿他时，也是虞洽卿从中周旋，让他逃过了一劫。也正是有这么几次经历，坊间一直流传着蒋介石是虞洽卿的干儿子，这当然只是传说，并无实据，就连虞洽卿本人也从来没有承认过。1921年底，蒋介石安葬好母亲，奔赴广州。自此以后直至1927年3月，虞洽卿与蒋介石基本上没有交往。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虞洽卿与蒋介石的联系才又趋于频繁。不过，此时的蒋介石已非几年前可比，他已经是手握重兵的北伐军总司令了。
这里有一张照片，是1928年6月虞洽卿参加全国经济会议时提交的一份关于整顿公债、裁撤厘金的建议。这次会议由宋子文主持并在上海召开，会期从6月20日至30日共10天。在这次会上，虞洽卿代表上海工商界向大会提出了六项建议：保护关税、实行整理金融、实行整理交通、实行保护商人财产、整顿劳资纠纷、实行保护及提倡国货。[1}在整顿金融一项中，就包含了整顿公债和裁撤厘金。上海的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为什么对国债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呢？
原来，蒋介石在北伐战争期间，得到了上海实业界的全力资助，并承诺在完成北伐建立新政权之后会切实保护各界的利益，还答应裁减兵员以减轻税负。然而，就在北伐战争胜利、南京政府成立后，却遭到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对，出现了两个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在军事力量上，也出现了多个派系，面对如此复杂形势，蒋介石不但没有一点裁减兵员的举动，反而对上海的税源控制得更加严厉。这其中的原因是明摆的，一方面他要维持南京政府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为消灭各地军阀不得不增加军需。仅此两项，现有的税源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的。这就是蒋介石一方面希望工商实业界兴旺发达，多作贡献，而另一方面对原有税种非但不会减反而要相应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厘金制度起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是为剿灭太平军而专门设置的一种临时性税制。经过几年试行，官方觉得效果不错，于是将这一临时性制度改成了定制。厘金分为落地厘、门市厘、出产厘三种，也就是任何商品在流通和交易中均需缴纳一定比例的税金。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清朝政府被推翻，各项制度也实行了重大变革，唯有税收制度在很多方面还是依照旧例，特别是各地出现自治以后，税收有增无减，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这也是人们对于政府产生怨恨情绪的重要根源。
在全国经济会议上，宋子文对虞洽卿提出的各项内容表示都能够接受，态度十分诚恳，这使得虞洽卿对南京政府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时隔数月，虞洽卿等人所提的建议不但得不到丝毫回音，公债的强行分摊和税金的征收更变本加厉。眼看国民政府一再自食其言，虞洽卿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于1928年8月5日致函上海总商会及有关商业社团，要他们共同组织商业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这是虞洽卿对蒋介石从期盼到失望的第一个过程。
1928年8月11日，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业请愿团抵达南京，递交了由48个商业团体署名的呈文。这篇呈文的内容是要求政府为商人着想，他们认为在革命时期商人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受尽了痛苦，如今革命已经成功，政府应当为保护商人的利益多加考虑。8月13日晚，蒋介石亲自出面，宴请全体代表，并表示这几日正值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举行会议，事务缠身，不能马上接见，表示歉意。何应钦则代表蒋介石发表了一通讲话，赞扬上海工商各界人士向来深明大义，济助军饷不遗余力，为革命的成功作出了贡献。总之，好话一大片，实质未触及。对于如此结果，虞洽卿凭自己在上海滩的多年经验，早有预料，所以他也只能是讲上几句不痛不痒的答谢词，就此不了了之。[2]到了1929年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新的海关税制，蒋介石认为是“吾国关税于今日犹不能完全独立，而行此不得已之过渡税率”[3]。但不管怎么说，这次税制改革取消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减轻了工商界的税负，这也算是给了虞洽卿一个小小的安慰。
1931年无论是对于蒋介石还是虞洽卿来说都是不平常的一年。先是有19路军于上海向突然袭击的日本军队进行了反击，史称“一·二八事变”。5月初，汪精卫在广州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再次与蒋介石公开对抗。7月2日，由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万宝山惨案”在吉林长春发生。这一系列的事件令蒋介石头痛不已，也使虞洽卿看清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万宝山惨案”发生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一拨又一拨的反日浪潮。虞洽卿以他固有的爱国之心和特有的敏感性料定日本人绝非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制造事端，其背后必然有更大的阴谋。他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于7月14日成立了反日援侨委员会，并自任主席。这一组织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筹集款项，用于抵制日货；二是凝聚人心，向日本方面施压。7月25日，虞洽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日本当局分两派，一派系侵略，一派系和平。所以我国人民对于日本当局不可混同看待。”[4]虞洽卿的这些话见诸报端后，日本人误认为虞洽卿对日本虽然提倡经济绝交，但并未与日本完全决裂，于是又多次派人前去游说，希望他放弃原有主张，做一个中日亲善的榜样，但遭到了虞洽卿的坚决拒绝。
就在虞洽卿抵制日货如火如荼时，又发生了惊震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次事件使虞洽卿对日本侵略者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一面发出呼吁，希望国民政府正视现实，一面将抵制日货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然而，这种民间行为虽然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却无法动摇日本当局的侵略野心。
蒋介石9月19日凌晨接到张学良的急电，报告日本军队已占领东北三省并推进到了沈阳。当时蒋正在江西南昌部署围剿红军事宜，接电报后于当天下午返回南京。9月2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全委会，讨论应对局面的方针。也就在此时，，广州的国民政府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正式下野。这时的蒋介石，可以说已经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面是日本侵略军咄咄逼人的气势，另一面则是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愤；一方面是几次围剿红军的失败，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在广州的叫板。如果蒋介石头脑清醒些、策略灵活些，也许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会发生重大改变，这当然是今天对历史的一种假设。而实际的情形是，九一八事件之后，蒋介石除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全委会外，还专门召开过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局势，并提出用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9月29日，在接见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时，对学生提出的出兵抗日主张，认为“政府为应付学生请愿，分散政府精力，希望学生返校读书或从军”。[5]10月29日，召张学良至南京，商量对日外交方案及军事部署。而此时全国各地的反日游行和学生请愿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为稳定局面，共商对策，11月8日蒋介石邀请上海实业界、教育出版界、银行界相关人士共17人到南京，以，征求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和意见。实业界有虞洽卿、刘鸿生、穆藕初等，教育出版界有王云五、史量才、黄炎培等，银行界有钱新之、陈光甫、徐新六等。这些人物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各自所在领域内的领军人物，蒋介石把他们召到一起，除征求下一步的意见外，还希望他们在凝聚人心、稳定局面上发挥应有作用。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还与他们合影留念。虞洽卿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言论，认为对于日本当局除了采取外交和军事等手段外，经济绝交也是一项重要措施，而且这一措施只要坚持到底，必然会有成效。[6]
在以前的各类资料中，都把蒋介石的这些言行称为“不抵抗主义”，并由此断定是卖国行径。近年来，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蒋介石日记的解密，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了更为明确的揭示。如1931年9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7]他甚至在9月28日的日记中立下遗嘱：“今日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以为遗嘱。”
[8]这说明当时蒋介石也非常清楚，中国与日本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早晚必有一战。但当时的局势是，蒋介石实际控制的只有东南七省，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军阀割据状态。所以他在10月7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但中日实力悬殊，仓促应战，”要用6年
必是自取灭亡。[9]按照蒋介石的设想，时间，完善全国的公路和铁路建设，装备60个精良的机械化师，这个时候对日宣战，才有胜算。至此，已经不难看出蒋介石忍辱负重，扩军备战的良苦用心。这些资料的面世，也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支持。
然而，日本人的侵华野心，又岂是蒋介石可以掌控的。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的整整6年间，日本对华的侵略从未停止过。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迫使蒋介石走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之路。对于蒋介石韬光养晦之计，虞洽卿当然也不知底细，在这一时期内他除了一直奉行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经济制裁方针外，很少有关于时局的言论。这说明虞洽卿对蒋介石的心思是不了解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各界人士立即行动，组建了一个结构庞大、人员众多的抗敌后援会。1936年11月18日，由虞洽卿、钱新之、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了救护委员会，虞洽卿任名誉主任委员，颜福庆任主任委员，黄炎培、林康侯、许冠群等7人为副主任委员，并有28家单位为团体会员。这些团体会员有6家医院，11家医师、药师协会和教育机构，另有11家社会团体。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告成立，杜月笙任主任委员，虞洽卿和江一平被举为执委。为统一行动，救护委员会并入抗敌后援会，成为该会下属的九大分会之一。[10]据救护委员会会议记录，自成立至1938年2月，该会除组织了21家临时救护医院外，上海有30家大小医院都志愿加入成为会员。在沪淞会战中，该会派出救护队11队，计600余人，急救队9队约180余人，不分昼夜，抢救受伤官兵和民众，共收治伤员10334名。由于条件所限，有5737名伤员转到后方医院治疗。[11]1937年11月1日，由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童行白、刘湛恩、颜福庆、朱少屏9人组成的领事馆访问团分赴各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一份书面文件，内容除痛斥日军侵华暴行外，还提出5条建议，希望于11月3日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能明确制裁日本，协助中国抗战，勒令日军撤退，并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为强暴所屈服，必定抗日到底的决心。[12]这是对蒋介石外交救国方针的延伸，也反映了人们的共同心声。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九国公约会议没有对日本作出任何制裁，这令虞洽卿深感失望，从而对蒋介石所推行的方针政策大多采取观望态度，很少积极主动参与。
话虽如此，但虞洽卿对蒋介石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据陈布雷日记记载，西安事变之后不久的1937年1月，蒋介石辞去了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并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获准一个月的休假期。1月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保健医生郑祖穆等乘飞机至宁波，又乘车到奉化溪口，寓于慈庵。其实，这次蒋介石回乡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张学良遭软禁后，有不少人为他说情，蒋为避开这些说情之人，故选择了回家静居。二是在西安事变中，他确实摔了一跤，弄伤了背脊骨，也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三是他的哥哥蒋介卿在闻听西安事变后，因惊骇过度，脑中风跌倒亡故，需要办理丧事。鉴于上述三个原因，蒋介石才决定暂回溪口。
从蒋介石当时的内心而言，他确实需要清静，但那些政客权臣，将领要员又岂肯放过这种机会，尤其是上海、浙江两地的达官名流，更是以各种名义争相来到奉化。一时间小小的溪口镇变得热闹起来，大小汽车川流不息，大小人物接踵而至。对于所到之人，蒋介石除了几个心腹和重要权臣之外，其余都以身体欠安为由不予接见。1月13日，张学良被送到溪口软禁。1月下旬，宋子文、阎宝航、李石曾三人又来溪口，蒋介石知道他们来意，故意避而不见，要宁波市警察局局长俞济民陪他们在溪口游览垂钓，而自己则与宋美龄、陈布雷等悄悄离开溪口，到宁波市和三北一带散心。宋子文等在溪口钓了三天鱼，突然听说蒋已“外出疗伤”气得当天下午就返回了上海。
1，937年1月29是星期五，天气阴沉，蒋介石等一行驱车从溪口出发，先到宁波，于当天中午到达龙山。虞洽卿因事先接到通知，于头一天就专程从上海赶回龙山等候。在蒋介石初到溪口时，虞洽卿与黄金荣、杜月笙、叶琢堂去探望，这也可以看出虞洽卿与蒋之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蒋介石在龙山天叙堂稍作停留后，便又驱车往西，经过沈师桥到了三北重镇观海卫。据说，蒋介石到观海卫后，专程去城北的胡家探望。胡家的主人胡芝青，早年在上海豫园北侧开有一家春悦茶栈，虞洽卿在瑞康颜料行时也多次去过这里，目的是了解行情，洽谈生意。后在上海光复前，陈其美、蒋介石也曾在春悦茶栈进行过秘密活动。有了这么一层关系，蒋介石到观海卫胡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次游三北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倒是陈布雷记道：“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阴，下午委员长及夫人约游镇海，过澥浦，过龙山虞洽卿老之故乡，又过沈师桥而达观海卫，程、竺二君同行，于观海卫五时廿分遂归。”
就在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不久，接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电话，苏联决定让留苏12年的蒋经国回来。闻此消息，蒋介石从心底里感到欣慰，但蒋经国在苏联期间，曾多次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搞得父子关系很僵，这也令蒋介石感到有点棘手。一面是父子之情难以割舍，一面是政见严重分歧，思前想后，蒋介石决定要好好调教这个已经被“赤化”的儿子。1937年4月中旬，蒋经国回到南京，首先去官邸看望父亲，并连磕3个响头。蒋介石为给这个儿子更多的历练和修为，决定先让他回溪口老家住段时间，并给了他一套《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要他读书反思。两个月之后，才让他来到上海，住在虞洽卿家中，要蒋经国向虞洽卿学习处世为人的基本准则。直到1938年1月，才让蒋经国去江西赣南任职。这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虞洽卿人品的敬仰。蒋经国后来正式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在性格、作风上有很大的改变，与回国后在虞洽卿家中的这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就个人感情而言，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还表现在他对蒋的婚姻问题上。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永安大楼举行婚礼时，虞洽卿就备了一份厚礼前去。后来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要陈洁如离开上海去美国，虞洽卿又当起了老娘舅，促成了蒋宋的联姻，并参加了他们婚礼。由此可见，虞洽卿与蒋介石虽在政见上时有不合，在私交上却称得上情深意笃。
1941年初，蒋介石通过其他渠道派人给虞洽卿送来两封密电，一劝他去内地从事工商业，一问他何日启程。虞洽卿不敢再耽搁，草草收拾安顿了家产事业，匆匆赶往香港，又由香港转道赴往重庆。这是1942年春天的事，虞洽卿时年75岁。虞洽卿途经香港时，一下子买了一百二十辆福特牌卡车，作为送蒋的见面礼，蒋介石自然十分欢喜。考虑到在解决前方后方的物资供应问题上正需要虞洽卿的商业经验和实力，蒋介石即任命他为中华民国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欣然从命。
1942年底，鉴于滇缅公路属云南军阀龙云的势力范围，虞洽卿带上蒋介石的亲笔信，亲往昆明与龙云接洽。在龙云承诺为运输车辆提供保护后，虞洽卿又找到财阀缪云台，商定合资运输。于是二人各出卡车近百辆，专事从事滇缅公路上的物资运输。蒋介石为虞洽卿亲签手谕，云：“虞氏运输公司所运货物，均系军事之急需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俱有保护之义，概不准留难。”虞洽卿的车辆就凭着这张特别通行证，顺利往返于缅甸及重庆之间。
1945年终于来了。这一年的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可惜虞洽卿却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1945年4月21日，虞洽卿接到蒋介石颁发给他的委任状，委任他为云南省副省长（也有说是昆明市市长）。虞洽卿欣喜莫名。次日即订好了赴昆明的飞机票，票期是26日。但22日那天晚上，正在张静江、杜月笙、江一平、钱新之等人为他设宴饯行的当儿，他的急性淋巴腺炎症突发，经医治无效，于26日竟溘然长逝。
虞洽卿逝前曾提出捐献千两黄金，用以支持抗战。蒋介石亲赴灵堂吊祭，挽文洋洋有千余言。其中云：“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于历次革命运动中，援后支前，耆期爱国，曾不后人。”又以国民政府名义，送巨型匾额一幅，匾额上雕刻着蒋介石亲书的“输财报国”四个大字。蒋介石又以个人名义亲书“乡国仪型”四字，精绣于红色绒绢，以予褒奖。一条绣着“乡国仪型”的榇被覆盖在虞洽卿的遗体上，这在宁波的丧葬风俗上，非至亲不可，足见两人的感情之深厚。
抗战胜利后，上海总商会、总工会、教育协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二十余个团体议决，共同发起对虞洽卿的追悼活动。1945年11月24日上午9时，奉迎虞洽卿的灵柩车辆从渝城抵沪，下午2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后葬于家乡伏龙山上。
【参考文献】
[1][2]汪仁泽.虞卿洽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214、215.
[3][5]李勇军等.蒋介石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72、196.
[4]申报，1931-07-26.
[6]丁月初、杜恂诚.虞洽卿简论.历史研究，1981（3）.
[7][8][9]田波澜.蒋介石日记中的对日作战.东方早报，2012-12-15.
[10][11][12]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7、259、337-338、405.
这里有一张照片，是1928年6月虞洽卿参加全国经济会议时提交的一份关于整顿公债、裁撤厘金的建议。这次会议由宋子文主持并在上海召开，会期从6月20日至30日共10天。在这次会上，虞洽卿代表上海工商界向大会提出了六项建议：保护关税、实行整理金融、实行整理交通、实行保护商人财产、整顿劳资纠纷、实行保护及提倡国货。[1}在整顿金融一项中，就包含了整顿公债和裁撤厘金。上海的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为什么对国债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呢？
原来，蒋介石在北伐战争期间，得到了上海实业界的全力资助，并承诺在完成北伐建立新政权之后会切实保护各界的利益，还答应裁减兵员以减轻税负。然而，就在北伐战争胜利、南京政府成立后，却遭到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对，出现了两个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在军事力量上，也出现了多个派系，面对如此复杂形势，蒋介石不但没有一点裁减兵员的举动，反而对上海的税源控制得更加严厉。这其中的原因是明摆的，一方面他要维持南京政府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为消灭各地军阀不得不增加军需。仅此两项，现有的税源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的。这就是蒋介石一方面希望工商实业界兴旺发达，多作贡献，而另一方面对原有税种非但不会减反而要相应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厘金制度起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是为剿灭太平军而专门设置的一种临时性税制。经过几年试行，官方觉得效果不错，于是将这一临时性制度改成了定制。厘金分为落地厘、门市厘、出产厘三种，也就是任何商品在流通和交易中均需缴纳一定比例的税金。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清朝政府被推翻，各项制度也实行了重大变革，唯有税收制度在很多方面还是依照旧例，特别是各地出现自治以后，税收有增无减，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这也是人们对于政府产生怨恨情绪的重要根源。
在全国经济会议上，宋子文对虞洽卿提出的各项内容表示都能够接受，态度十分诚恳，这使得虞洽卿对南京政府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时隔数月，虞洽卿等人所提的建议不但得不到丝毫回音，公债的强行分摊和税金的征收更变本加厉。眼看国民政府一再自食其言，虞洽卿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于1928年8月5日致函上海总商会及有关商业社团，要他们共同组织商业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这是虞洽卿对蒋介石从期盼到失望的第一个过程。
1928年8月11日，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业请愿团抵达南京，递交了由48个商业团体署名的呈文。这篇呈文的内容是要求政府为商人着想，他们认为在革命时期商人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受尽了痛苦，如今革命已经成功，政府应当为保护商人的利益多加考虑。8月13日晚，蒋介石亲自出面，宴请全体代表，并表示这几日正值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举行会议，事务缠身，不能马上接见，表示歉意。何应钦则代表蒋介石发表了一通讲话，赞扬上海工商各界人士向来深明大义，济助军饷不遗余力，为革命的成功作出了贡献。总之，好话一大片，实质未触及。对于如此结果，虞洽卿凭自己在上海滩的多年经验，早有预料，所以他也只能是讲上几句不痛不痒的答谢词，就此不了了之。[2]到了1929年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新的海关税制，蒋介石认为是“吾国关税于今日犹不能完全独立，而行此不得已之过渡税率”[3]。但不管怎么说，这次税制改革取消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减轻了工商界的税负，这也算是给了虞洽卿一个小小的安慰。
1931年无论是对于蒋介石还是虞洽卿来说都是不平常的一年。先是有19路军于上海向突然袭击的日本军队进行了反击，史称“一·二八事变”。5月初，汪精卫在广州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再次与蒋介石公开对抗。7月2日，由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万宝山惨案”在吉林长春发生。这一系列的事件令蒋介石头痛不已，也使虞洽卿看清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万宝山惨案”发生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一拨又一拨的反日浪潮。虞洽卿以他固有的爱国之心和特有的敏感性料定日本人绝非是为了某些目的而制造事端，其背后必然有更大的阴谋。他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于7月14日成立了反日援侨委员会，并自任主席。这一组织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筹集款项，用于抵制日货；二是凝聚人心，向日本方面施压。7月25日，虞洽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日本当局分两派，一派系侵略，一派系和平。所以我国人民对于日本当局不可混同看待。”[4]虞洽卿的这些话见诸报端后，日本人误认为虞洽卿对日本虽然提倡经济绝交，但并未与日本完全决裂，于是又多次派人前去游说，希望他放弃原有主张，做一个中日亲善的榜样，但遭到了虞洽卿的坚决拒绝。
就在虞洽卿抵制日货如火如荼时，又发生了惊震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次事件使虞洽卿对日本侵略者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一面发出呼吁，希望国民政府正视现实，一面将抵制日货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然而，这种民间行为虽然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却无法动摇日本当局的侵略野心。
蒋介石9月19日凌晨接到张学良的急电，报告日本军队已占领东北三省并推进到了沈阳。当时蒋正在江西南昌部署围剿红军事宜，接电报后于当天下午返回南京。9月2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全委会，讨论应对局面的方针。也就在此时，，广州的国民政府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正式下野。这时的蒋介石，可以说已经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面是日本侵略军咄咄逼人的气势，另一面则是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愤；一方面是几次围剿红军的失败，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在广州的叫板。如果蒋介石头脑清醒些、策略灵活些，也许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会发生重大改变，这当然是今天对历史的一种假设。而实际的情形是，九一八事件之后，蒋介石除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全委会外，还专门召开过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局势，并提出用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9月29日，在接见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时，对学生提出的出兵抗日主张，认为“政府为应付学生请愿，分散政府精力，希望学生返校读书或从军”。[5]10月29日，召张学良至南京，商量对日外交方案及军事部署。而此时全国各地的反日游行和学生请愿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为稳定局面，共商对策，11月8日蒋介石邀请上海实业界、教育出版界、银行界相关人士共17人到南京，以，征求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和意见。实业界有虞洽卿、刘鸿生、穆藕初等，教育出版界有王云五、史量才、黄炎培等，银行界有钱新之、陈光甫、徐新六等。这些人物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各自所在领域内的领军人物，蒋介石把他们召到一起，除征求下一步的意见外，还希望他们在凝聚人心、稳定局面上发挥应有作用。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还与他们合影留念。虞洽卿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表了一通言论，认为对于日本当局除了采取外交和军事等手段外，经济绝交也是一项重要措施，而且这一措施只要坚持到底，必然会有成效。[6]
在以前的各类资料中，都把蒋介石的这些言行称为“不抵抗主义”，并由此断定是卖国行径。近年来，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蒋介石日记的解密，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了更为明确的揭示。如1931年9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7]他甚至在9月28日的日记中立下遗嘱：“今日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以为遗嘱。”
[8]这说明当时蒋介石也非常清楚，中国与日本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早晚必有一战。但当时的局势是，蒋介石实际控制的只有东南七省，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军阀割据状态。所以他在10月7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但中日实力悬殊，仓促应战，”要用6年
必是自取灭亡。[9]按照蒋介石的设想，时间，完善全国的公路和铁路建设，装备60个精良的机械化师，这个时候对日宣战，才有胜算。至此，已经不难看出蒋介石忍辱负重，扩军备战的良苦用心。这些资料的面世，也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支持。
然而，日本人的侵华野心，又岂是蒋介石可以掌控的。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的整整6年间，日本对华的侵略从未停止过。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迫使蒋介石走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之路。对于蒋介石韬光养晦之计，虞洽卿当然也不知底细，在这一时期内他除了一直奉行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经济制裁方针外，很少有关于时局的言论。这说明虞洽卿对蒋介石的心思是不了解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各界人士立即行动，组建了一个结构庞大、人员众多的抗敌后援会。1936年11月18日，由虞洽卿、钱新之、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了救护委员会，虞洽卿任名誉主任委员，颜福庆任主任委员，黄炎培、林康侯、许冠群等7人为副主任委员，并有28家单位为团体会员。这些团体会员有6家医院，11家医师、药师协会和教育机构，另有11家社会团体。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告成立，杜月笙任主任委员，虞洽卿和江一平被举为执委。为统一行动，救护委员会并入抗敌后援会，成为该会下属的九大分会之一。[10]据救护委员会会议记录，自成立至1938年2月，该会除组织了21家临时救护医院外，上海有30家大小医院都志愿加入成为会员。在沪淞会战中，该会派出救护队11队，计600余人，急救队9队约180余人，不分昼夜，抢救受伤官兵和民众，共收治伤员10334名。由于条件所限，有5737名伤员转到后方医院治疗。[11]1937年11月1日，由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童行白、刘湛恩、颜福庆、朱少屏9人组成的领事馆访问团分赴各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一份书面文件，内容除痛斥日军侵华暴行外，还提出5条建议，希望于11月3日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能明确制裁日本，协助中国抗战，勒令日军撤退，并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为强暴所屈服，必定抗日到底的决心。[12]这是对蒋介石外交救国方针的延伸，也反映了人们的共同心声。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九国公约会议没有对日本作出任何制裁，这令虞洽卿深感失望，从而对蒋介石所推行的方针政策大多采取观望态度，很少积极主动参与。
话虽如此，但虞洽卿对蒋介石的感情还是非常深厚的。据陈布雷日记记载，西安事变之后不久的1937年1月，蒋介石辞去了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并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获准一个月的休假期。1月2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保健医生郑祖穆等乘飞机至宁波，又乘车到奉化溪口，寓于慈庵。其实，这次蒋介石回乡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张学良遭软禁后，有不少人为他说情，蒋为避开这些说情之人，故选择了回家静居。二是在西安事变中，他确实摔了一跤，弄伤了背脊骨，也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三是他的哥哥蒋介卿在闻听西安事变后，因惊骇过度，脑中风跌倒亡故，需要办理丧事。鉴于上述三个原因，蒋介石才决定暂回溪口。
从蒋介石当时的内心而言，他确实需要清静，但那些政客权臣，将领要员又岂肯放过这种机会，尤其是上海、浙江两地的达官名流，更是以各种名义争相来到奉化。一时间小小的溪口镇变得热闹起来，大小汽车川流不息，大小人物接踵而至。对于所到之人，蒋介石除了几个心腹和重要权臣之外，其余都以身体欠安为由不予接见。1月13日，张学良被送到溪口软禁。1月下旬，宋子文、阎宝航、李石曾三人又来溪口，蒋介石知道他们来意，故意避而不见，要宁波市警察局局长俞济民陪他们在溪口游览垂钓，而自己则与宋美龄、陈布雷等悄悄离开溪口，到宁波市和三北一带散心。宋子文等在溪口钓了三天鱼，突然听说蒋已“外出疗伤”气得当天下午就返回了上海。
1，937年1月29是星期五，天气阴沉，蒋介石等一行驱车从溪口出发，先到宁波，于当天中午到达龙山。虞洽卿因事先接到通知，于头一天就专程从上海赶回龙山等候。在蒋介石初到溪口时，虞洽卿与黄金荣、杜月笙、叶琢堂去探望，这也可以看出虞洽卿与蒋之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蒋介石在龙山天叙堂稍作停留后，便又驱车往西，经过沈师桥到了三北重镇观海卫。据说，蒋介石到观海卫后，专程去城北的胡家探望。胡家的主人胡芝青，早年在上海豫园北侧开有一家春悦茶栈，虞洽卿在瑞康颜料行时也多次去过这里，目的是了解行情，洽谈生意。后在上海光复前，陈其美、蒋介石也曾在春悦茶栈进行过秘密活动。有了这么一层关系，蒋介石到观海卫胡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次游三北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倒是陈布雷记道：“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阴，下午委员长及夫人约游镇海，过澥浦，过龙山虞洽卿老之故乡，又过沈师桥而达观海卫，程、竺二君同行，于观海卫五时廿分遂归。”
就在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不久，接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电话，苏联决定让留苏12年的蒋经国回来。闻此消息，蒋介石从心底里感到欣慰，但蒋经国在苏联期间，曾多次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搞得父子关系很僵，这也令蒋介石感到有点棘手。一面是父子之情难以割舍，一面是政见严重分歧，思前想后，蒋介石决定要好好调教这个已经被“赤化”的儿子。1937年4月中旬，蒋经国回到南京，首先去官邸看望父亲，并连磕3个响头。蒋介石为给这个儿子更多的历练和修为，决定先让他回溪口老家住段时间，并给了他一套《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要他读书反思。两个月之后，才让他来到上海，住在虞洽卿家中，要蒋经国向虞洽卿学习处世为人的基本准则。直到1938年1月，才让蒋经国去江西赣南任职。这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虞洽卿人品的敬仰。蒋经国后来正式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在性格、作风上有很大的改变，与回国后在虞洽卿家中的这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就个人感情而言，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还表现在他对蒋的婚姻问题上。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永安大楼举行婚礼时，虞洽卿就备了一份厚礼前去。后来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要陈洁如离开上海去美国，虞洽卿又当起了老娘舅，促成了蒋宋的联姻，并参加了他们婚礼。由此可见，虞洽卿与蒋介石虽在政见上时有不合，在私交上却称得上情深意笃。
1941年初，蒋介石通过其他渠道派人给虞洽卿送来两封密电，一劝他去内地从事工商业，一问他何日启程。虞洽卿不敢再耽搁，草草收拾安顿了家产事业，匆匆赶往香港，又由香港转道赴往重庆。这是1942年春天的事，虞洽卿时年75岁。虞洽卿途经香港时，一下子买了一百二十辆福特牌卡车，作为送蒋的见面礼，蒋介石自然十分欢喜。考虑到在解决前方后方的物资供应问题上正需要虞洽卿的商业经验和实力，蒋介石即任命他为中华民国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欣然从命。
1942年底，鉴于滇缅公路属云南军阀龙云的势力范围，虞洽卿带上蒋介石的亲笔信，亲往昆明与龙云接洽。在龙云承诺为运输车辆提供保护后，虞洽卿又找到财阀缪云台，商定合资运输。于是二人各出卡车近百辆，专事从事滇缅公路上的物资运输。蒋介石为虞洽卿亲签手谕，云：“虞氏运输公司所运货物，均系军事之急需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俱有保护之义，概不准留难。”虞洽卿的车辆就凭着这张特别通行证，顺利往返于缅甸及重庆之间。
1945年终于来了。这一年的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可惜虞洽卿却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1945年4月21日，虞洽卿接到蒋介石颁发给他的委任状，委任他为云南省副省长（也有说是昆明市市长）。虞洽卿欣喜莫名。次日即订好了赴昆明的飞机票，票期是26日。但22日那天晚上，正在张静江、杜月笙、江一平、钱新之等人为他设宴饯行的当儿，他的急性淋巴腺炎症突发，经医治无效，于26日竟溘然长逝。
虞洽卿逝前曾提出捐献千两黄金，用以支持抗战。蒋介石亲赴灵堂吊祭，挽文洋洋有千余言。其中云：“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于历次革命运动中，援后支前，耆期爱国，曾不后人。”又以国民政府名义，送巨型匾额一幅，匾额上雕刻着蒋介石亲书的“输财报国”四个大字。蒋介石又以个人名义亲书“乡国仪型”四字，精绣于红色绒绢，以予褒奖。一条绣着“乡国仪型”的榇被覆盖在虞洽卿的遗体上，这在宁波的丧葬风俗上，非至亲不可，足见两人的感情之深厚。
抗战胜利后，上海总商会、总工会、教育协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二十余个团体议决，共同发起对虞洽卿的追悼活动。1945年11月24日上午9时，奉迎虞洽卿的灵柩车辆从渝城抵沪，下午2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后葬于家乡伏龙山上。
【参考文献】
[1][2]汪仁泽.虞卿洽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214、215.
[3][5]李勇军等.蒋介石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72、196.
[4]申报，1931-07-26.
[6]丁月初、杜恂诚.虞洽卿简论.历史研究，1981（3）.
[7][8][9]田波澜.蒋介石日记中的对日作战.东方早报，2012-12-15.
[10][11][12]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7、259、337-338、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