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近代中国革命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塑造史，虞洽卿在20世纪20年代与中共主要领导人交往的历史过程，是值得好好梳理和总结的，因为其中有着很多令人深思之处。
中共从1921年成立到1925年8月期间，共召开五次代表大会，这其中1925年1月第四次大会选出的领导人是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和瞿秋白。1925年8月第五次大会选出的领导人是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李维汉和瞿秋白。在这两届领导共6人中，几乎都和虞洽卿有过交往与合作。虽也有矛盾冲突，但这几个人都对虞洽卿评价甚高。当然虞洽卿还和后来进入中共高层的周恩来、罗亦农、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康生、向警予、项英等相识并接触过。“四一二”之后，双方合作逐渐淡化。有人认为1925～1927年是双方合作的蜜月期，这段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在1927年以后的中共历史叙述中，虞洽卿成为“四一二”事件主要支持者。在“四一二”之前，虞洽卿却是中共眼中最左倾的大资产阶级领袖，也是中共最重要的政治合作伙伴之一。无论是五卅运动还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中共都与虞洽卿有过合作。那么，一贯被看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虞洽卿，为何要介入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后来为何又脱离中共？这段合作的历史，对中共又有何影响呢？
民国初期，大多数商人因经济目的而介入政治，他们希望社会文明发展、市面稳定繁荣，他们旨在保护其个体产权，获取更大经济利益，也许，虞洽卿的一切行为亦可从中找到答案。尤其是在五卅运动期间，中共在与上海总商会的合作过程中，对商人的力量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当时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成为了中共最重要的合作者。
在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积极进行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从1925年6月到次年6月底，募捐款总数达到大洋236万元、银43.3万两。这笔巨款，是罢工工人生活费的基本来源。向罢工工人发放救济款的工作是由总商会成员发起组织并担任主要领导的济安会负责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曾说，在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这是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对五卅运动的巨大支援。在此过程中，虞洽卿与中共频繁接触为两年后与中共更广泛合作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失败后，虞洽卿卷入军阀斗争的旋涡。他支持段祺瑞北洋政府，被段祺瑞于1924年聘为全国商会副会长。1925年5月，日本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十多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运动和市民反对租界当局的斗争结合起来，举行反帝示威斗争。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示威，提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发动“三罢”斗争。上海2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多数商人罢市。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认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是有利民族工业发展的爱国运动，于是他率领商会积极参加反帝斗争。20万工人罢工以后，最重要的是解决罢工工人和其家属100万人的生活问题。总工会李立三与总商会虞洽卿协商，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相互支持，坚决进行反帝斗争”。虞洽卿以总商会名义公开登报，致电各大城市的商会、爱国人士、侨商侨胞，呼吁募捐支持上海反帝斗争。虞洽卿还领头捐出巨款，上海各界纷纷捐款，各地工商界人士、华侨以及国际工人组织的捐款源源而来。仅十多天，汇集到上海总商会的捐款达236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五卅运动的深入开展。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全国形势为之大变。为了得到上海商人的支持，此前，广东国民政府曾邀请上海总商会派代表赴粤参观。对于此事，上海商界意见并不一致，但与蒋介石有良好关系的虞洽卿表示支持。最后以王晓籁与盛冠中（虞洽卿的女婿）为主要代表赴粤访问。盛冠中在粤期间的演说中甚至表示要农工商兵“四个大炮”一齐向帝国主义“发射”。23日晚，蒋介石在广州宴请王晓籁等人。现在虽不清楚他们之间有何具体商谈与约定，但王、盛等人对国共两党在南方的发展，以及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至少有了深切的体会。
在“四一二”之前，多数地方的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作明显区分并交织在一起，尤其在上海。当时尽管国共两党在内部有分歧，但在虞洽卿看来，都属于与苏俄关系密切的新兴的政治阵营。北伐开始后，中共与虞洽卿的关系得到改善，尤其是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
1926年8月，中共打算在沪西发动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但罢工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参加罢工的工人们需要救济费，中共却拿不出钱。于是，上海区委决定派李立三以工会的名义去找虞洽卿，要他援助并且协助募捐。此时，虞洽卿表现得很积极，他首先让潘冬林参与罢工调解，并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起诉的事宜。在潘冬林调解进展不利时，他还亲自出面。到9月初，中共对与虞建立合作已有信心，这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职工部主任汪寿华及组织部主任赵世炎等人。9月3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会议上，称要利用时机在上海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除了发动工人、学生之外，对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抱有较大希望。此次会议遂决议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表示要从虞洽卿一直到普通工人都应加强联合。汪寿华受组织指派，频繁出入于虞洽卿住宅。由汪的报告可知，北伐军的进展对虞洽卿刺激很大，响应北伐军，将孙传芳势力从上海、浙江驱逐出去是虞洽卿的愿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虞洽卿表示全力支持工会的罢工计划，承诺一旦罢工，他愿意向各方面募捐，并称已得到黄金荣的配合承诺。虞洽卿的表态让中共受到极大的鼓励，双方合作的议题也迅速由援助罢工发展到建立政府，9月7日的上海区委会议便专门讨论如何联合虞洽卿的政策。
1926年9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并派钮永建在上海设立办事机关。钮永建成为虞洽卿等人与南方北伐军势力沟通的主要渠道。但中共对虞洽卿与钮永建等人的联络表示不安，罗亦农即强调上海运动必须以虞洽卿为领袖，并要积极推动他行动。9月23日，陈独秀在一封给上海区委的信中，要求他们在孙传芳可能失败之际，加紧对江浙、安徽及虞洽卿方面开展活动，尽力将虞洽卿、包世杰等人都拉入到市民运动中来。
罗亦农在10月15日的会议上针对虞洽卿的心态，曾指出：“现在上海是个投机社会，不仅虞洽卿，他们一方面不甘受帝国主义压迫，一方面无经验，始终观望投机。”这表明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像虞洽卿这类商人，不看到孙传芳败局已定，是不会“决定策略”的。
然而，当时在中国的苏共代表在分析形势后却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1926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拉菲斯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即认为孙传芳的“联邦”已经四分五裂，“更先进”的广州势力明显获得了“亲日的大资产阶级”的青睐，他们与“共产党人的社会力量”建立了“十分完备的组织”，等待着前线的彻底失败。这封信还特别提到“领导反孙传芳势力的是一位明显亲日派人士”，这无疑是指虞洽卿。
对虞洽卿等人来说，上海暴动的真正目的是让孙传芳势力趋于瓦解。然而，到10月中旬，蒋介石的北伐军队在江西战场进展受阻，九江、南昌久攻不下。15日，夏超在杭州宣布脱离孙传芳，并将其保安队开向嘉兴，似有进逼上海之态势。16日，虞洽卿会见汪寿华时，表示愿意出来组织和平维持会，希望钮永建能够先行制造破坏工作。但虞洽卿不愿承担军事方面的工作，更不愿公开发表呼吁书。次日，虞洽卿与汪寿华等人在其住宅召开了一个“工商代表临时会”，商议以“上海市民和平维持会”名义组织政府。中共还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在此机构占主要地位，只要“暗中指导”这让虞洽卿感到踏实，比较满意。同时，虞洽卿还召集各商业行帮开会，商议组织上海市政委员会，似有趁机登台之想法。
可是中共仍然希望在钮永建的配合下冒险发动第一次工人暴动。10月23日晚，在双方合作下，闸北与南市200多名工人分路冒险进攻警察局。但行动很快失败，队伍随即被打散或逃光，中共中央军委技术书记奚佐尧则被逮捕枪杀。在行动前夕，陈独秀与罗亦农等人专门就组织保安委员会一事与虞洽卿谈判，但遭到虞洽卿的拒绝。因为虞洽卿不想为这种莽撞的举动承担巨大的风险。
中共在事后的报告中，指责虞洽卿等资产阶级分子“无力量，太投机”，称以其为暴动的中心及主体过于幼稚。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检讨第一次暴动的失败原因。陈独秀表示，“发动政变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大资产阶级那里”，彭述之则认为，虞洽卿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流氓无产阶级，他强调，虽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但也不能低估它的作用。在现实与环境左右下，中共仍然只能继续保持与虞洽卿等人的合作关系。
1926年11月初，由于北伐军在江西战场折损过大，中共方面认为北伐军不可能迅速东下。同时，孙传芳军事势力也大受打击，对上海的控制便相应减弱。因此，中共认为第二次暴动时机又趋成熟。
11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决定要以主动地位来“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不过，政府的组织形式仍趋向大资产阶级与各大团体推举代表成立委员会，由钮永建出来号召，政权则交给虞洽卿。当然，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对中共而言只是权宜之计，彭述之即明白表示，“这个政府也许不能长久，但我们也须做一下”。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到具有浓厚的过渡性意味。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陈独秀才说：“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后来此语却成为批判陈氏“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证据。
此时陈独秀等中共领袖特别重视虞洽卿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虞洽卿所代表的上海大资产阶级与英美在华势力有密切联系。因此，以虞洽卿的旗号在上海起事，建立一个形式上的“商人政府”，不仅可以减弱外人的恐惧心理，甚至有可能得到其谅解与支持。从现实情形看，中共也希望通过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增加各国驻沪领事承认新政权的可能，同时可阻止山东张宗昌的军队南下。
为应对复杂局面，中共特委会先后召开了31次会议，几乎每天都召开会议，有时一天开两次会，分析形势，研究问题，制定办法。其间，陈独秀亲自做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并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负责总工会联络工作的李立三到北京筹款时，还请虞洽卿给慈溪同乡当时段祺瑞的财政总长李思浩写了一封介绍信。
由此可见，中共当时对虞洽卿等人的主要的策略是尽可能不让虞与其他势力之间发生联络，并尽量争取商界的力量为我所用。11月12日，罗亦农甚至想以孙传芳扣押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一事为材料，尽量鼓动虞洽卿出面为武装起义出力。
12月18日，上海区委有关自治运动的报告中，对虞洽卿与中共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称“自治运动遂渐渐被资产阶级的领袖虞洽卿等所认识，而与我们有积极的联合活动”。维经斯基致莫斯科的信中，也大力推崇上海资产阶级的影响力，认为他们甚至能“迫使某一军事集团接受它的意志”。
1927年2月初，上海的形势始有改观，由于北伐东路军在浙江步步推进，至该月中旬已接近杭州，国共两党的活动再度活跃。2月19日，在钮永建与总工会共同策划下，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
罢工第二天，中共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市民众公开发布“为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市民书”其中宣布要由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海市，民政府。22日，上海区委即在全市范围内散发传单，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并在《国民日报》上刊登了委员名单：汪寿华、罗亦农、钮惕生、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章郁庵、王承伟、刘荣简、周孝公、张曙时。此份名单的公布，等于将虞洽卿与中共合作的事实公之于世。而此举事前也未征求虞洽卿的意见，颇有点促其就范的味道，这让本欲伺机而动的虞洽卿非常不快，其态度乃趋于消极，甚至表示要在报纸发告白，声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以免惹祸上身。
同日，中共决定以自己掌控的力量发动起义。也正是这次起义，使钮永建、虞洽卿等人与中共的行动同盟面临危机。是日下午，因中共干部章郁庵、张维桢、廖陈云（即陈云）等人被捕，赵世炎乃请上海总工会出面，请托虞洽卿出面让巡捕房放人。
而在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发生之际，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武汉内部充满了反蒋的声音。因此，二次工人武装起义流产后，中共即去找虞洽卿、钮永建等人作解释，以免影响双方合作关系。
孙传芳失去浙江后，“五省联军”土崩瓦解，遂向奉系求助。2月23日，直鲁联军在张宗昌率领下开抵南京。24日，张属毕庶澄部进驻上海。中共一直隐忧的“奉军南下”成为事实，这让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景更趋复杂。
在成立新政府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虞洽卿倾向于采取议会制办法，而中共则要求用苏维埃制度。然而，相对国民党吴稚晖等人提出的“以党治国”方案，中共还是更愿意接受虞洽卿的建议。
当时，罗亦农等人希望虞洽卿能代为筹措行动经费，但虞以安全原因拒绝。3月2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会议上即明确表示，资产阶级仍然是上海的主要力量。，4日，汪寿华再找虞洽卿，谋求解决经费的办法，但虞却借口要汪先与钮永建商量。
到3月19日，北伐东路军进占松江，奉军毕庶澄部败退。21日，东路军第一师薛岳部占领上海龙华。此时，租界当局则封锁边界，紧急布防，以免工人武装冲入。22日，北伐军完全占领上海。从目前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虽然无法知道虞洽卿在此期间究竟做了什么，不过，在后来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总结提纲中曾提到“奔走的虞、邬”。“奔走”二字，可能是指虞洽卿与邬志豪在此过程中与租界当局及其他方面交涉，或代为筹款。也就在22日上海各主要商业团体联合组织了商业联合会，以应付时局，保证商业安全，。该会在24日推举虞洽卿、王一亭与吴蕴斋为主席。次日，虞洽卿即找总工会商量维持租界安全事宜，并致函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当局，表示已得军方及工方同意，愿意负责上海治安，保证不会有轨外行动。
第三次工人起义旨在建立左派控制的上海市临时政府。
1927年3月5日，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吴稚晖认为中共搞市民会议是造反之举，钮永建也指责中共在革命军即将抵沪之际发动暴动是没有目标。然而，为了避免一党垄断，他们仍介入了临时政府人员名单的商议。在此份名单上，虞洽卿名列其中，并准备让他出任“外交局长”。12日，虞洽卿以“临时座长”的身份主持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建设民选市政府，打倒军阀土豪劣绅等纲领。
19日，虞洽卿再次对汪寿华表示不愿意担任任何公开职务，“只做实际工作”，并声称已经向银行界筹款。同时，对反对国共合作之西山会议派，虞洽卿似乎警惕性又很高。档案显示，西山派的骨干人物张继曾经想游说虞洽卿另外组织一个排除共产党的政权，但被他拒绝了。之后，虞洽卿还向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通报了此事。1927年3月22日，在北伐军入沪的同时，中共主导的上海市民代表会第二次会议举行，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19人，名单包括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罗亦农、汪寿华、虞洽卿、陈光甫、王晓籁、郑毓秀、林钧、谢福生、侯绍裘、王景云、王汉良、李泊之、何洛、丁晓先、陆文韶、顾顺章。对这个临时市政府，蒋介石反应激烈。早在3月3日，蒋就电令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进取上海，并要求其将“上海革命政府”等共产党控制的机关一律勒令取消。然而，白崇禧抵达上海后，并未立即执行，只是宣布自己不担任市政府委员。而此前，钮永建已经宣布不担任委员，虞洽卿当时也处在犹豫状态。25日的中共特委会议决定，若虞洽卿不愿就职，即取消其资格。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驻在枫林桥上海交涉公署。虞洽卿是最早去见蒋介石的上海地方人士之一。据事后虞洽卿的书面报告称，两人谈话的主题是外交与财政。外交方面，蒋介石大概希望虞洽卿能代为向上海外国使团及租界当局解释南京事件，并声明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蒋对虞洽卿出面组织商业联合会表示支持，也希望聘任数位外交与财政委员来协助解决面临的困难。次日，蒋介石又与虞洽卿继续商谈，主题仍不脱两事范围。因虞洽卿在这些方面皆富有经验，在上海商界又拥有较高地位，显然成为蒋介石的重要依托者。同时，虞洽卿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却变得愈来愈消极。
其实，就在蒋介石进入上海的三天前，上海区委就推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五人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常委。2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武汉方面急急忙忙批准新政府成立，其动机与迁都武汉一样，是想抢在蒋介石之前，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把他的去路堵上，逼他就范。至于这个政府是工人当家，还是商人当家，都不要紧，只要它拥护武汉政府脱离南昌政府就行。当天下午，还召开了有20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会场上，大人们挥舞旗帜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小孩子们则蹦蹦跳跳，跟在大人的后面唱：大饼油条！大饼油条！脆麻花！脆麻花！两只铜板一枚！两只铜板一枚！呱呱叫！呱呱叫！
眼看起义胜利了，新的市政府诞生了，北伐军也来了，可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却朝着与陈独秀预期的相反方向发展。虽然共产党人早已怀着戒备心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统率北伐军的蒋介石，而资产阶级却把蒋介石当做能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天使。
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向欧美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3月26日晚，蒋介石在接见虞洽卿等人时表示：“直鲁联军完全撤至长江以北，北伐军攻占南京。”“我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希商界放心。”虞洽卿得到蒋介石保护有产者的保证后，以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向银行、钱庄业摊派300万元交给蒋介石，商业联合会则主动捐助500万元，以表支持。
到4月初，中共与所谓“新右派”在上海已是剑拔弩张，政权之争成为焦点。4月8日，在蒋支持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与中共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处于对立。虞洽卿等人负责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在此前一天即向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申请立案登记，暗示这些商人已提前承认该委员会为“正牌”权力机构。9日，虞洽卿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启事，称：“洽卿专营航业，未遑他顾，地方社会各事概不与闻，早经登报声明，今又承各界推举各职，亦未预闻，乃远近亲友纷纷来函介绍，未免误会，深恐函答不周，用再奉告，诸希谅察。”在虞洽卿登出启事的当天，汪寿华曾把一份《告全上海市民》宣言送给虞洽卿，希望他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与总工会及上海商民协会联署发表。该宣言主要试图澄清外界对中共的担优。但虞洽卿未表同意。三天后，“四一二”事变发生，上海临时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中共控制的机关被全部封闭，而一直与虞保持密切来往的总工会领袖汪寿华也被诱杀。
虞洽卿在“四一二”之后，便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典型。无论是“四一二”前的左，还是“四一二”后的右，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虞洽卿始终想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中，找到于己有利的合作者。虞洽卿的转变并不能用“反共”两字作一简单判断。其实当时虞洽卿面对的只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但国民党又有两派，一派是以汪精卫为主的武汉国民政府，一派是以蒋介石为主的南昌国民政府。虞洽卿只不过更倾向于南昌国民政府而已。
1926年9月，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到南昌。他公然违抗国民党中央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扣留路过南昌的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员，提议迁都南昌。对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随军北伐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正加紧进行“迎汪抑蒋”运动，并要求陈独秀速将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便与国民党中央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多次派人到上海见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要求制止，以“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对此，陈独秀表示赞成“汪回”，并派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代表赴武汉。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下野出洋。汪于2月离法国特意经莫斯科回国，斯大林亲自接见并面授机宜，且许愿给予1000万卢布援助。汪回国后无心听蒋劝他留在上海解决间题的建议，急于执掌武汉党政。4月5日汪私下跟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后，匆匆赶往武汉穿黄袍。
因汪政府听从共产国际指示，且有些做法严重危害了资本家的利益，这使虞洽卿深感不安。
例如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载，当时的中共工人运动到了极端的程度。江西一个“店员工会”的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章程还规定：“每年还应准假三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四个月，最长者可达五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虞洽卿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如此荒唐和不切实际的章程，瞠目结舌。
当年《密勒氏评论》主编鲍威尔写道：“上海地区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们组织了许多代表团前往汉口、江西和湖南等地调查，不幸的是，这些代表团到达当地后，均被扣押审讯，揪到乡下游行示众，并在他们的衣服后背写上‘帝国主义走狗’字样。当这些代表狼狈逃回上海时，那些惊恐万状的遭遇，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脑海中。于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在上海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开进南京。随即发生了有选择地抢劫各国领事馆及侨民的事件，造成外国人六死六伤。其中“金陵大学”副校长威廉斯博士被打死；一所教会学校的女秘书，因为拒不交出保险柜的钥匙被杀害；英国领事被枪击负伤。
3月24日的南京事件后，美英军舰炮击南京，而且美、英、日、法等国调来保护上海租界与侨民的军队正在途中。3月26日陈独秀和罗亦农关于攻打租界以挑起国民军与列强火拼的报告向共产国，际请示。28日，斯大林即以联共中央政治局名义绕开中间环节直接命令中共：“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0日陈独秀传达了这个电令，当时“罗亦农看到第三国际命令中止行动的电报，狂怒地把它摔在地上，而不得不服从国际的命令”。
“我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希商界放心。”蒋介石的话，应该是虞洽卿从左到右转化的关键所在。其实作为商人，虞洽卿思想并不复杂。
据目前披露的材料看，随着陈独秀倒台，虞洽卿与中共领导人再也没有直接的联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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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筱才“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近代史研究，2010（5）.
中共从1921年成立到1925年8月期间，共召开五次代表大会，这其中1925年1月第四次大会选出的领导人是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和瞿秋白。1925年8月第五次大会选出的领导人是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李维汉和瞿秋白。在这两届领导共6人中，几乎都和虞洽卿有过交往与合作。虽也有矛盾冲突，但这几个人都对虞洽卿评价甚高。当然虞洽卿还和后来进入中共高层的周恩来、罗亦农、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康生、向警予、项英等相识并接触过。“四一二”之后，双方合作逐渐淡化。有人认为1925～1927年是双方合作的蜜月期，这段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在1927年以后的中共历史叙述中，虞洽卿成为“四一二”事件主要支持者。在“四一二”之前，虞洽卿却是中共眼中最左倾的大资产阶级领袖，也是中共最重要的政治合作伙伴之一。无论是五卅运动还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中共都与虞洽卿有过合作。那么，一贯被看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虞洽卿，为何要介入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后来为何又脱离中共？这段合作的历史，对中共又有何影响呢？
民国初期，大多数商人因经济目的而介入政治，他们希望社会文明发展、市面稳定繁荣，他们旨在保护其个体产权，获取更大经济利益，也许，虞洽卿的一切行为亦可从中找到答案。尤其是在五卅运动期间，中共在与上海总商会的合作过程中，对商人的力量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当时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成为了中共最重要的合作者。
在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积极进行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从1925年6月到次年6月底，募捐款总数达到大洋236万元、银43.3万两。这笔巨款，是罢工工人生活费的基本来源。向罢工工人发放救济款的工作是由总商会成员发起组织并担任主要领导的济安会负责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曾说，在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这是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对五卅运动的巨大支援。在此过程中，虞洽卿与中共频繁接触为两年后与中共更广泛合作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失败后，虞洽卿卷入军阀斗争的旋涡。他支持段祺瑞北洋政府，被段祺瑞于1924年聘为全国商会副会长。1925年5月，日本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十多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运动和市民反对租界当局的斗争结合起来，举行反帝示威斗争。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示威，提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发动“三罢”斗争。上海2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多数商人罢市。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认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是有利民族工业发展的爱国运动，于是他率领商会积极参加反帝斗争。20万工人罢工以后，最重要的是解决罢工工人和其家属100万人的生活问题。总工会李立三与总商会虞洽卿协商，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相互支持，坚决进行反帝斗争”。虞洽卿以总商会名义公开登报，致电各大城市的商会、爱国人士、侨商侨胞，呼吁募捐支持上海反帝斗争。虞洽卿还领头捐出巨款，上海各界纷纷捐款，各地工商界人士、华侨以及国际工人组织的捐款源源而来。仅十多天，汇集到上海总商会的捐款达236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五卅运动的深入开展。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全国形势为之大变。为了得到上海商人的支持，此前，广东国民政府曾邀请上海总商会派代表赴粤参观。对于此事，上海商界意见并不一致，但与蒋介石有良好关系的虞洽卿表示支持。最后以王晓籁与盛冠中（虞洽卿的女婿）为主要代表赴粤访问。盛冠中在粤期间的演说中甚至表示要农工商兵“四个大炮”一齐向帝国主义“发射”。23日晚，蒋介石在广州宴请王晓籁等人。现在虽不清楚他们之间有何具体商谈与约定，但王、盛等人对国共两党在南方的发展，以及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至少有了深切的体会。
在“四一二”之前，多数地方的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作明显区分并交织在一起，尤其在上海。当时尽管国共两党在内部有分歧，但在虞洽卿看来，都属于与苏俄关系密切的新兴的政治阵营。北伐开始后，中共与虞洽卿的关系得到改善，尤其是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
1926年8月，中共打算在沪西发动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但罢工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参加罢工的工人们需要救济费，中共却拿不出钱。于是，上海区委决定派李立三以工会的名义去找虞洽卿，要他援助并且协助募捐。此时，虞洽卿表现得很积极，他首先让潘冬林参与罢工调解，并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起诉的事宜。在潘冬林调解进展不利时，他还亲自出面。到9月初，中共对与虞建立合作已有信心，这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职工部主任汪寿华及组织部主任赵世炎等人。9月3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会议上，称要利用时机在上海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除了发动工人、学生之外，对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抱有较大希望。此次会议遂决议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表示要从虞洽卿一直到普通工人都应加强联合。汪寿华受组织指派，频繁出入于虞洽卿住宅。由汪的报告可知，北伐军的进展对虞洽卿刺激很大，响应北伐军，将孙传芳势力从上海、浙江驱逐出去是虞洽卿的愿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虞洽卿表示全力支持工会的罢工计划，承诺一旦罢工，他愿意向各方面募捐，并称已得到黄金荣的配合承诺。虞洽卿的表态让中共受到极大的鼓励，双方合作的议题也迅速由援助罢工发展到建立政府，9月7日的上海区委会议便专门讨论如何联合虞洽卿的政策。
1926年9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并派钮永建在上海设立办事机关。钮永建成为虞洽卿等人与南方北伐军势力沟通的主要渠道。但中共对虞洽卿与钮永建等人的联络表示不安，罗亦农即强调上海运动必须以虞洽卿为领袖，并要积极推动他行动。9月23日，陈独秀在一封给上海区委的信中，要求他们在孙传芳可能失败之际，加紧对江浙、安徽及虞洽卿方面开展活动，尽力将虞洽卿、包世杰等人都拉入到市民运动中来。
罗亦农在10月15日的会议上针对虞洽卿的心态，曾指出：“现在上海是个投机社会，不仅虞洽卿，他们一方面不甘受帝国主义压迫，一方面无经验，始终观望投机。”这表明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像虞洽卿这类商人，不看到孙传芳败局已定，是不会“决定策略”的。
然而，当时在中国的苏共代表在分析形势后却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1926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拉菲斯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即认为孙传芳的“联邦”已经四分五裂，“更先进”的广州势力明显获得了“亲日的大资产阶级”的青睐，他们与“共产党人的社会力量”建立了“十分完备的组织”，等待着前线的彻底失败。这封信还特别提到“领导反孙传芳势力的是一位明显亲日派人士”，这无疑是指虞洽卿。
对虞洽卿等人来说，上海暴动的真正目的是让孙传芳势力趋于瓦解。然而，到10月中旬，蒋介石的北伐军队在江西战场进展受阻，九江、南昌久攻不下。15日，夏超在杭州宣布脱离孙传芳，并将其保安队开向嘉兴，似有进逼上海之态势。16日，虞洽卿会见汪寿华时，表示愿意出来组织和平维持会，希望钮永建能够先行制造破坏工作。但虞洽卿不愿承担军事方面的工作，更不愿公开发表呼吁书。次日，虞洽卿与汪寿华等人在其住宅召开了一个“工商代表临时会”，商议以“上海市民和平维持会”名义组织政府。中共还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在此机构占主要地位，只要“暗中指导”这让虞洽卿感到踏实，比较满意。同时，虞洽卿还召集各商业行帮开会，商议组织上海市政委员会，似有趁机登台之想法。
可是中共仍然希望在钮永建的配合下冒险发动第一次工人暴动。10月23日晚，在双方合作下，闸北与南市200多名工人分路冒险进攻警察局。但行动很快失败，队伍随即被打散或逃光，中共中央军委技术书记奚佐尧则被逮捕枪杀。在行动前夕，陈独秀与罗亦农等人专门就组织保安委员会一事与虞洽卿谈判，但遭到虞洽卿的拒绝。因为虞洽卿不想为这种莽撞的举动承担巨大的风险。
中共在事后的报告中，指责虞洽卿等资产阶级分子“无力量，太投机”，称以其为暴动的中心及主体过于幼稚。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检讨第一次暴动的失败原因。陈独秀表示，“发动政变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大资产阶级那里”，彭述之则认为，虞洽卿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流氓无产阶级，他强调，虽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但也不能低估它的作用。在现实与环境左右下，中共仍然只能继续保持与虞洽卿等人的合作关系。
1926年11月初，由于北伐军在江西战场折损过大，中共方面认为北伐军不可能迅速东下。同时，孙传芳军事势力也大受打击，对上海的控制便相应减弱。因此，中共认为第二次暴动时机又趋成熟。
11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决定要以主动地位来“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不过，政府的组织形式仍趋向大资产阶级与各大团体推举代表成立委员会，由钮永建出来号召，政权则交给虞洽卿。当然，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对中共而言只是权宜之计，彭述之即明白表示，“这个政府也许不能长久，但我们也须做一下”。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到具有浓厚的过渡性意味。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陈独秀才说：“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后来此语却成为批判陈氏“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证据。
此时陈独秀等中共领袖特别重视虞洽卿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虞洽卿所代表的上海大资产阶级与英美在华势力有密切联系。因此，以虞洽卿的旗号在上海起事，建立一个形式上的“商人政府”，不仅可以减弱外人的恐惧心理，甚至有可能得到其谅解与支持。从现实情形看，中共也希望通过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增加各国驻沪领事承认新政权的可能，同时可阻止山东张宗昌的军队南下。
为应对复杂局面，中共特委会先后召开了31次会议，几乎每天都召开会议，有时一天开两次会，分析形势，研究问题，制定办法。其间，陈独秀亲自做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并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负责总工会联络工作的李立三到北京筹款时，还请虞洽卿给慈溪同乡当时段祺瑞的财政总长李思浩写了一封介绍信。
由此可见，中共当时对虞洽卿等人的主要的策略是尽可能不让虞与其他势力之间发生联络，并尽量争取商界的力量为我所用。11月12日，罗亦农甚至想以孙传芳扣押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一事为材料，尽量鼓动虞洽卿出面为武装起义出力。
12月18日，上海区委有关自治运动的报告中，对虞洽卿与中共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称“自治运动遂渐渐被资产阶级的领袖虞洽卿等所认识，而与我们有积极的联合活动”。维经斯基致莫斯科的信中，也大力推崇上海资产阶级的影响力，认为他们甚至能“迫使某一军事集团接受它的意志”。
1927年2月初，上海的形势始有改观，由于北伐东路军在浙江步步推进，至该月中旬已接近杭州，国共两党的活动再度活跃。2月19日，在钮永建与总工会共同策划下，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
罢工第二天，中共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市民众公开发布“为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市民书”其中宣布要由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海市，民政府。22日，上海区委即在全市范围内散发传单，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并在《国民日报》上刊登了委员名单：汪寿华、罗亦农、钮惕生、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章郁庵、王承伟、刘荣简、周孝公、张曙时。此份名单的公布，等于将虞洽卿与中共合作的事实公之于世。而此举事前也未征求虞洽卿的意见，颇有点促其就范的味道，这让本欲伺机而动的虞洽卿非常不快，其态度乃趋于消极，甚至表示要在报纸发告白，声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以免惹祸上身。
同日，中共决定以自己掌控的力量发动起义。也正是这次起义，使钮永建、虞洽卿等人与中共的行动同盟面临危机。是日下午，因中共干部章郁庵、张维桢、廖陈云（即陈云）等人被捕，赵世炎乃请上海总工会出面，请托虞洽卿出面让巡捕房放人。
而在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发生之际，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武汉内部充满了反蒋的声音。因此，二次工人武装起义流产后，中共即去找虞洽卿、钮永建等人作解释，以免影响双方合作关系。
孙传芳失去浙江后，“五省联军”土崩瓦解，遂向奉系求助。2月23日，直鲁联军在张宗昌率领下开抵南京。24日，张属毕庶澄部进驻上海。中共一直隐忧的“奉军南下”成为事实，这让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景更趋复杂。
在成立新政府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虞洽卿倾向于采取议会制办法，而中共则要求用苏维埃制度。然而，相对国民党吴稚晖等人提出的“以党治国”方案，中共还是更愿意接受虞洽卿的建议。
当时，罗亦农等人希望虞洽卿能代为筹措行动经费，但虞以安全原因拒绝。3月2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会议上即明确表示，资产阶级仍然是上海的主要力量。，4日，汪寿华再找虞洽卿，谋求解决经费的办法，但虞却借口要汪先与钮永建商量。
到3月19日，北伐东路军进占松江，奉军毕庶澄部败退。21日，东路军第一师薛岳部占领上海龙华。此时，租界当局则封锁边界，紧急布防，以免工人武装冲入。22日，北伐军完全占领上海。从目前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虽然无法知道虞洽卿在此期间究竟做了什么，不过，在后来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总结提纲中曾提到“奔走的虞、邬”。“奔走”二字，可能是指虞洽卿与邬志豪在此过程中与租界当局及其他方面交涉，或代为筹款。也就在22日上海各主要商业团体联合组织了商业联合会，以应付时局，保证商业安全，。该会在24日推举虞洽卿、王一亭与吴蕴斋为主席。次日，虞洽卿即找总工会商量维持租界安全事宜，并致函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当局，表示已得军方及工方同意，愿意负责上海治安，保证不会有轨外行动。
第三次工人起义旨在建立左派控制的上海市临时政府。
1927年3月5日，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吴稚晖认为中共搞市民会议是造反之举，钮永建也指责中共在革命军即将抵沪之际发动暴动是没有目标。然而，为了避免一党垄断，他们仍介入了临时政府人员名单的商议。在此份名单上，虞洽卿名列其中，并准备让他出任“外交局长”。12日，虞洽卿以“临时座长”的身份主持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建设民选市政府，打倒军阀土豪劣绅等纲领。
19日，虞洽卿再次对汪寿华表示不愿意担任任何公开职务，“只做实际工作”，并声称已经向银行界筹款。同时，对反对国共合作之西山会议派，虞洽卿似乎警惕性又很高。档案显示，西山派的骨干人物张继曾经想游说虞洽卿另外组织一个排除共产党的政权，但被他拒绝了。之后，虞洽卿还向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通报了此事。1927年3月22日，在北伐军入沪的同时，中共主导的上海市民代表会第二次会议举行，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19人，名单包括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罗亦农、汪寿华、虞洽卿、陈光甫、王晓籁、郑毓秀、林钧、谢福生、侯绍裘、王景云、王汉良、李泊之、何洛、丁晓先、陆文韶、顾顺章。对这个临时市政府，蒋介石反应激烈。早在3月3日，蒋就电令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进取上海，并要求其将“上海革命政府”等共产党控制的机关一律勒令取消。然而，白崇禧抵达上海后，并未立即执行，只是宣布自己不担任市政府委员。而此前，钮永建已经宣布不担任委员，虞洽卿当时也处在犹豫状态。25日的中共特委会议决定，若虞洽卿不愿就职，即取消其资格。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驻在枫林桥上海交涉公署。虞洽卿是最早去见蒋介石的上海地方人士之一。据事后虞洽卿的书面报告称，两人谈话的主题是外交与财政。外交方面，蒋介石大概希望虞洽卿能代为向上海外国使团及租界当局解释南京事件，并声明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蒋对虞洽卿出面组织商业联合会表示支持，也希望聘任数位外交与财政委员来协助解决面临的困难。次日，蒋介石又与虞洽卿继续商谈，主题仍不脱两事范围。因虞洽卿在这些方面皆富有经验，在上海商界又拥有较高地位，显然成为蒋介石的重要依托者。同时，虞洽卿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却变得愈来愈消极。
其实，就在蒋介石进入上海的三天前，上海区委就推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五人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常委。2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武汉方面急急忙忙批准新政府成立，其动机与迁都武汉一样，是想抢在蒋介石之前，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把他的去路堵上，逼他就范。至于这个政府是工人当家，还是商人当家，都不要紧，只要它拥护武汉政府脱离南昌政府就行。当天下午，还召开了有20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会场上，大人们挥舞旗帜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小孩子们则蹦蹦跳跳，跟在大人的后面唱：大饼油条！大饼油条！脆麻花！脆麻花！两只铜板一枚！两只铜板一枚！呱呱叫！呱呱叫！
眼看起义胜利了，新的市政府诞生了，北伐军也来了，可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却朝着与陈独秀预期的相反方向发展。虽然共产党人早已怀着戒备心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统率北伐军的蒋介石，而资产阶级却把蒋介石当做能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天使。
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向欧美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3月26日晚，蒋介石在接见虞洽卿等人时表示：“直鲁联军完全撤至长江以北，北伐军攻占南京。”“我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希商界放心。”虞洽卿得到蒋介石保护有产者的保证后，以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向银行、钱庄业摊派300万元交给蒋介石，商业联合会则主动捐助500万元，以表支持。
到4月初，中共与所谓“新右派”在上海已是剑拔弩张，政权之争成为焦点。4月8日，在蒋支持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与中共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处于对立。虞洽卿等人负责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在此前一天即向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申请立案登记，暗示这些商人已提前承认该委员会为“正牌”权力机构。9日，虞洽卿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启事，称：“洽卿专营航业，未遑他顾，地方社会各事概不与闻，早经登报声明，今又承各界推举各职，亦未预闻，乃远近亲友纷纷来函介绍，未免误会，深恐函答不周，用再奉告，诸希谅察。”在虞洽卿登出启事的当天，汪寿华曾把一份《告全上海市民》宣言送给虞洽卿，希望他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与总工会及上海商民协会联署发表。该宣言主要试图澄清外界对中共的担优。但虞洽卿未表同意。三天后，“四一二”事变发生，上海临时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中共控制的机关被全部封闭，而一直与虞保持密切来往的总工会领袖汪寿华也被诱杀。
虞洽卿在“四一二”之后，便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典型。无论是“四一二”前的左，还是“四一二”后的右，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虞洽卿始终想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中，找到于己有利的合作者。虞洽卿的转变并不能用“反共”两字作一简单判断。其实当时虞洽卿面对的只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但国民党又有两派，一派是以汪精卫为主的武汉国民政府，一派是以蒋介石为主的南昌国民政府。虞洽卿只不过更倾向于南昌国民政府而已。
1926年9月，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到南昌。他公然违抗国民党中央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扣留路过南昌的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员，提议迁都南昌。对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随军北伐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正加紧进行“迎汪抑蒋”运动，并要求陈独秀速将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便与国民党中央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多次派人到上海见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要求制止，以“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对此，陈独秀表示赞成“汪回”，并派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代表赴武汉。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下野出洋。汪于2月离法国特意经莫斯科回国，斯大林亲自接见并面授机宜，且许愿给予1000万卢布援助。汪回国后无心听蒋劝他留在上海解决间题的建议，急于执掌武汉党政。4月5日汪私下跟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后，匆匆赶往武汉穿黄袍。
因汪政府听从共产国际指示，且有些做法严重危害了资本家的利益，这使虞洽卿深感不安。
例如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载，当时的中共工人运动到了极端的程度。江西一个“店员工会”的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九时起至下午五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章程还规定：“每年还应准假三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四个月，最长者可达五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虞洽卿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如此荒唐和不切实际的章程，瞠目结舌。
当年《密勒氏评论》主编鲍威尔写道：“上海地区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们组织了许多代表团前往汉口、江西和湖南等地调查，不幸的是，这些代表团到达当地后，均被扣押审讯，揪到乡下游行示众，并在他们的衣服后背写上‘帝国主义走狗’字样。当这些代表狼狈逃回上海时，那些惊恐万状的遭遇，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脑海中。于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在上海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开进南京。随即发生了有选择地抢劫各国领事馆及侨民的事件，造成外国人六死六伤。其中“金陵大学”副校长威廉斯博士被打死；一所教会学校的女秘书，因为拒不交出保险柜的钥匙被杀害；英国领事被枪击负伤。
3月24日的南京事件后，美英军舰炮击南京，而且美、英、日、法等国调来保护上海租界与侨民的军队正在途中。3月26日陈独秀和罗亦农关于攻打租界以挑起国民军与列强火拼的报告向共产国，际请示。28日，斯大林即以联共中央政治局名义绕开中间环节直接命令中共：“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0日陈独秀传达了这个电令，当时“罗亦农看到第三国际命令中止行动的电报，狂怒地把它摔在地上，而不得不服从国际的命令”。
“我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希商界放心。”蒋介石的话，应该是虞洽卿从左到右转化的关键所在。其实作为商人，虞洽卿思想并不复杂。
据目前披露的材料看，随着陈独秀倒台，虞洽卿与中共领导人再也没有直接的联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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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名
慈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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