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虞洽卿，1867年（清同治六年）6月19日生于浙江省慈溪龙山山下村。原名和德，字洽卿。1881年，虞洽卿14岁时，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不久他由学徒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之后，他出银二百两加入瑞康行，成了股东。
为了更好地跟外国人打交道，他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补习夜校学习英语。他注意阅览《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一次，德国洋行急于脱手一大批颜料，一些商行怕颜料质量有问题，而虞洽卿通过看报知道德国人急于将货出手是因为欧洲正在打仗，德国人要马上回国。于是虞洽卿将颜料全部买下，瑞康行因而发了大财。仅此一事，就可以看到他的敏感性和经商才能。
1896年，虞洽卿花了四百多两银子，向清政府捐得候补道台官衔。这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虽然花了他四百多两白银，但他觉得物有所值。除了利益输送之外，这份投资也让虞洽卿有了政治上的荣誉身份。
1892年，虞洽卿任鲁麟洋行买办，1902年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又改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英、法、日等组成了八国联军侵犯中国，攻入北京城，签订了《辛丑条约》，1901年签约庚子赔款条约，赔款总额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清政府急于支付各国赔款，不得已向各国组成的银行团借款。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都参加了筹款银行团，虞洽卿有机会参与借款的工作，使他与清王朝的皇亲大臣有了攀附交结的机会，他屡次进言建议，受到清政府的重视。
1905年的中国，是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清政府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推出了政治、社会和财经等多项变革，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远远超出百日维新。
清政府在财经上的除旧立新显得最为大胆，这一点很少被后人观察到。因为不涉及政体，所以，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的奏折几乎是“从善如流”。然而，由于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以及国家主义的模式，晚清的经济变革宛如一个怪胎。
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曾经让帝国气象为之一新。1905～1908年，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是甲午战争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社会变革上的力度明显不足，而在政治变革上则是迟疑摇摆。
1905年12月初，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当时，一名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因丈夫亡故，带着15名婢女由川返粤，路过上海时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贩卖人口罪名拘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中英两国会审官对女犯应当关押在何处又发生了争议，英方会审官与中方会审官两相争执，并引发了血案。英租界的华人商号纷纷罢市抗议，而洋巡捕也不甘示弱，竟一律罢岗，使原本秩序井然的租界顿时陷入混乱。
英国人在中国势大而傲慢，清政府却胆小怕事，懦弱无能，不敢正面应对，便委请商人出面协调。那些被派去交涉的华商大佬们一一出场，却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这时候，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上海商人虞洽卿出手了，他扮演的是一个调停者的角色。
与同时代的上海商人相比，虞洽卿当时的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不过，他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帮派之间，是最有斡旋能力的中国商人。虞洽卿很快摆平了这场棘手的风波，从而让他在上海滩初露头角。
虞洽卿的方法是在洋人和民众间做“危险的游戏”。一方面，他以买办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沟通，另一方面则又找来“短档朋友”（底层群众），请他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聚会暗谋，他鼓动说：“华官尚复侮辱，若不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划下，租界内各个阶层的华人宣布实行无限期的总罢工。当事态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转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国的驻沪领事馆，恳请他们出面协调平息此事。靠着这番纵横捭阖，英租界当局终于退让。
过去数十年间，华夷相争几乎都以中方的隐忍和妥协收场，屈辱避让已成惯性，此案得以完胜收场，当然让朝廷和所有华人大呼痛快，虞洽卿也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会审案”后，虞洽卿写信给租界的工部局，提议增设华商董事。此事几经周折，1906年2月，虞洽卿等七人终于成为了首届华商董事。
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在乱世之中，他始终艰难地坚持商者的独立人格。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同仁和帮会兄弟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从容行走各阶层之中，宛若一名大侠。
先来说说虞洽卿与袁世凯那段戏剧性关系。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不过数月，一代枭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并逐步借民主共和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虞洽卿对袁世凯的态度在五年时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支持到反感直到憎恶，从中可以看到他思想变化的过程。
刚开始虞洽卿在上海报刊上还发表文章支持袁世凯，称他是“世界上第二个、中国第一个华盛顿”其态度不可谓不明确。
二次革命爆发后的1913年，7月21日，身为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发电报给浙江都督朱瑞，要求他不要倒向反袁阵营。9月，上海反袁军已失败，做过绍兴都督的王金发等人策动浙江军队反袁，虞洽卿担心“浙东一动，浙西难保”，计划集资15000元，前去犒劳军队。国民党人对他恨之入骨，曾在他家安放炸弹以示警告，他则声明自己不过是商人，“只自经商，并无党见”。对于犒军一事“虽有其说，但无其事”。不过，当故乡浙江鄞县知县沈瓞民因独立反袁而被捕时，他还是义无反顾，出面营救。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虞洽卿在《申报》公开宣告：“国民之爱国，谁人不宜，谁时不宜，惟此时非急起救国不可”，“以中华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虞洽卿联合同乡商人宋汉章等，发起爱国储金活动，计划在6个月内储足5000万元，用来建造兵工厂，添募陆军，整顿海军，或者提倡实业。1915年9月9日全国储金团各省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0个省及华侨各，埠代表共69名。9月11日，会议正式开始，并选举虞洽卿为第一次储金代表联合会正会长、邹静齐为副会长。储金联合会做出储金全国一致进行的决定后，立即发出紧要通告，强烈呼吁“凡我国同胞速图兴起”以“极力进行”。9月22日，中华民国全国救国储金团联合会邀集报界记者召开茶话会，请各报对此事大力宣传。虞洽卿等人再次致电袁世凯总统，请求其“令饬内、财两部转咨各部暨各省将军、巡按使转饬各机关于月薪储金一事，各以国民资格切实进行。其已认者，速既照缴；其未办者，赶即举行，勿再视为缓图，以速成功
袁世凯而固国本”。
袁世凯称赞此项运动：“毁家纾难，人有同心；国民进步，希望无穷。”并率先认储11万元。驻沪外交团也对储金运动交口称赞，“华人爱国热忱较前增进”并认为运动如能“始终坚持，一致进行”则“中国必有富强之一日”。1916，年1月14日《北京日报》披露说，袁世凯提议以救
国储金作为平滇费用，将近1000万，的储金全部用于讨伐蔡锷的战争支出。当袁世凯将手伸向救国储金会时，虞洽卿主持下的储金会上海总事务所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从“二次革命”到袁氏称帝，不过两年多时间，十里洋场的巨商富贾们在虞洽卿的带动下，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转弯，这是袁氏完全没有意料到的。
1913年3月，袁世凯密派杀手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4月，袁世凯又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取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1916年袁世凯称帝，军费开支庞大，挪用了大量银行资本，造成储备金虚弱，恐慌的百姓去银行挤兑。袁世凯下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带有官方背景的银行停止兑现和停止存款付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总经理宋汉章和张嘉墩拒绝停兑，银行照常营业。于是，袁世凯下令逮捕二人。在此情形下，虞洽卿找到其他银行的老总作为原告，起诉宋汉章和张嘉璈。因为按租界规定，起诉期间宋汉章和张嘉璈不得离开租界，银行也不得关门。这是虞洽卿用来保护二人的特殊手段。1916年5月，已被迫取消洪宪帝制的袁世凯，见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积极从事反对其统治的革命活动，就授意军阀张宗昌买凶刺杀了在上海租界内从事反袁斗争甚为活跃的陈英士。虞洽卿得知陈英士不幸遇刺的消息后，义愤填膺，赞同陈果夫、蒋介石等密谋杀袁，以图复仇之事。只可惜他们还没来得及将复仇之事付诸实施，一月之后，袁世凯因为众叛亲离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绝望死去。
自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割据一方，独裁专制，拥兵扩军，互相争战，严重损及国计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并纷纷寻求和平救世之方。自1920年前后开始，全国各地同时兴起了一系列维护和平、反对军阀战争的运动，废督裁兵运动便是其中的重要一招。作为商人团体中的一员，虞洽卿也为了维护和谋求商人的利益，积极介入了这一运动。
另一位与虞洽卿关系密切的人物是段祺瑞。
戊戌维新没能实现的大多数改革内容，后来是在袁世凯的手中实现的。袁世凯晚年短暂称帝而将其数十年维新变法、振兴中国的功绩一笔抹杀。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出“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的主张。1916年6月29日，总统黎元洪申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和恢复国会。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形成三大派系：直系冯国璋（部属曹锟、吴佩孚）、皖系段祺瑞、奉系（东北）张作霖。总统黎元洪因不属于北洋军阀集团，手中无兵，毫无实权。
1917年5月23日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发生权力之争，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由伍廷芳代总理，张士钰代陆军总长，王士珍为京津警备总司令。段祺瑞当日逃到天津，却仍以总理名义通电各省，策动各省独立，武力胁迫黎元洪下台。1920年7月，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京津地区进行了一场战争。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安福国会解散，段被逐出北京，避居于天津日本租界。
然而，段祺瑞毕竟是袁世凯之后北洋军段祺瑞人集团的领袖，是四度出任国务总理的政界大佬，在清末担任过北洋各军校总校长和民国首任陆军总长，门生遍布南北军营。虽息影津门四载，整天吃斋念佛，一不间政，二不掌军，但仍被各方视为最具潜在影响力的人物。
6月1日，黎元洪以总统令召张勋进京调停时局。张勋提出解散国会、让段祺瑞复职担任调停的角色，但遭黎元洪拒绝，并于13日发布解散国会的命令。张勋率兵进京，通电各省取消独立，并请冯国璋帮助疏通各省军阀支持李经羲组织内阁。27日，保皇派康有为携同沈曾植等人秘密潜入北京，30日与张勋潜入皇宫，将复辟计划告清室，扶皇帝溥仪复位，恢复君主专制，宣布1917年为宣统九年。同天，张勋逼迫黎元洪在“奏请归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字，黎元洪严词拒绝，逃入日本大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总理，率兵讨逆。冯国璋在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共和立场的”。
7月3日段祺瑞复任总理，向全国发表反复辟通电，并组成“讨逆军”讨伐复辟的，张勋。其时，虞洽卿赠送段祺瑞50万银元，得到段祺瑞的赏识，。段祺瑞以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路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大举讨伐。7月11日夜，张勋逃往荷兰使馆，段祺瑞打败张勋，恢复了共和制。面对局势，段祺瑞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而代总统冯国璋反对战争，却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主张。
段祺瑞深知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来自冯国璋，于是便指使王揖唐操纵国会选举，乘冯国璋代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改选总统的机会，于1918年9月4日，在国会选举中将宁波人徐世昌选为总统。10月10日，段祺瑞和冯国璋为信守诺言，同时下野，退为幕后，但实权仍操纵在段祺瑞手中。
段祺瑞政府不敢和日本人对敌，因此在山东沦陷后，与日本签订和约协议“二十一条”，规定日本不许再进犯别境，但在山东境内可保留驻军权和土地使用权。
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于天安门前集会，然后列成长队上街游行。学生们主张“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反对执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他们高呼的口号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
次日上午，北京组织成立学生联合会，宣布罢课。到5月19日，学生愈聚愈众，打出了抵制日货并与日本经济绝交的旗帜，声势蔓延至全国。
北京政府虽不敢与日本为敌，但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却大动干戈。到6月上旬，已逮捕学生一千余名，伤亡者不计其数。6月5日，执政府再次严饬各地官府，禁止学生干政。
虞洽卿此时从京紧急回沪。因为他接到了段祺瑞从天津发来的个人密电，大受鼓舞。段祺瑞最怕两个地方：一是北京，再是上海。北京的学生运动虽然有越闹越大之势，但毕竟有他亲自督阵平息。上海就不同了，那里洋人聚居，擅自动武必定遭各国列强的反对。因此段祺瑞视上海为心腹大患。不料虞洽卿不以为然，他立即回电段祺瑞，表示上海稳定可系在他一人身上。
这样的电来电往，虽系公事，却加深了私交，虞、段居然成了好朋友，彼此间称兄道弟，密切之状，不言而喻。
孰料五四之火烧到上海后立即升级，大有席卷一切之势。5月5日，不仅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集体罢课，连工商界也参与进去了。当天上午，上海第一、二、三棉纺厂的工人率先罢工，南京路上的大小商号关门罢市，积极声援学生运动。5月9日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等人，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致电北京执政府（佳电），并将电文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该电报不但对英、法、美三国在巴黎和会上不顾中国外交代表团和中国人民的一再反对强行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的行径漠然置之，天真地认为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进行外交磋商就可和平解决，而且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的言论来消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爱国情绪。这种不当言论发表之后，使得舆论哗然，遭到了上海人民特别是上海大多数商界人士的同声批评和指责。
虞洽卿的本意，认为此系外交事务，理应由政府出面交涉，而罢工罢市等运动，非但于事无补，反会添乱。不料此番苦心只是虞洽卿的一厢情愿，学工商各界并不领他的情。
上海商会组织繁多，除总商会以外，势力最大的当属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此会由61个商业团体组成，联合会董多达百余人，名望上虽略逊于总商会，但在地位上可与总商会平起平坐。总商会发出电报的次日联合会就致函总商会，严词指责总商会致北京执政府的“佳电”。5月11日，公团联合会又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同时致电北京执政府，批驳上海总商会的主张，说其独断专行，违背民意，根本代表不了上海商界的意见。
到5月12日，总商会已四面树敌。在复旦大学、南洋公学等30余所大中学校的联合呼号下，世界和平促进会、江北旅沪同乡维持会、江苏教育会、留日学生救国会、上海日报杂志联合会等团体纷纷出面，同声抗议总商会的“佳电”内容，要求正副会长辞职，并再次致电要求执政府取缔二十一条。
5月13日，众组织推举商业公团联合会出面，协同总商会理事会，一定要查出“佳电”的指使者是谁。
虞洽卿的奉命弹压表面看没获得成功，实际上却歪打正着。因为总商会一发出5月9日的那道电文，所有的学生、工人，特别是商界，全纠缠起总商会来，所以官府方面的压力很小，而且有朱葆三、沈联芳两个替罪羊顶着，人们反把段祺瑞忽略了。因此，上海的五四运动虽势头最猛，但由于扑错了目标，成效却不理想。
五四风潮过后，虞洽卿在给段祺瑞的信件中说：“敝人略设小谋，那帮学生便不辨东西。”这虽系私人信件，实为请功“奏折”。段祺瑞见上海告安，十分欢喜，立即回电说他颇为赏识虞洽卿的“声东击西”之计。回电赞许还不算完，段祺瑞还要以政府的名义表扬他。不久，北京政府电告天下，通令嘉奖虞洽卿。不久，段祺瑞又亲发一张委任状，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之职。
1925年，直奉战争爆发，时任大总统的曹锟急召吴佩孚火速入京。9月18日，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将所部编为20万兵力的“讨逆军”，随后亲率第一、第二军赴山海关前线御敌。直奉双方，共投入20万人上战场，一番番仰攻与俯冲之后，尸骸枕藉。然而，正在决战的紧要关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出征途中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将曹锟囚于中南海，武力解散了政府，并顺便把闲居13年的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撕毁了民国政府与清室达成的协定。
据现在已经掌握的史料看，冯玉祥的这次叛变，得到了苏联人秘密提供的包括重火炮在内的大宗军火的支持，也得到了反直同盟各方的巨额经费，甚至连段祺瑞也曾为之提供了10万现大洋的资助。
回师京城后，冯玉样将参与政变的军队改名国民军，自任总司令，推举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段祺瑞在天津寓所诵经礼佛之时，就已被政变军头们拥戴为未来中央政权的主持人。于是，段祺瑞得以重返京城。时为民国14年（1925年）11月22日。当时日本人在华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惟一人物。政变诸人主动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表示屈服。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当时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
段祺瑞这次返京组织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既不能称“大总统”，也不便叫“大元帅”，章士钊为他想了一个“临时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权力。
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内阁总理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之后，他便与冯、张力邀孙文尽快北上“共商国是”，以解决曹吴政权倒台后的善后事宜。
段祺瑞坐捡江山，组阁临时执政府。虞洽卿一听说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成立执政府，立即以个人并上海商界的名义，发了两封专电致贺。
早在此前的1924年8月，上海总商会改选，虞洽卿当选为会长。此后，上海总商会积极致力于废督裁兵之事。11月17日，虞洽卿致电即将出任执政的段祺瑞，要求“确定裁兵废督办法，见诸实行”，就此结束混乱不堪的军阀政治。12月1日他又致电段祺瑞，条陈废督裁兵事宜，指出：“方今要务，莫大于废督裁兵，，早裁一日，即早脱一日人民于水火。”并提出建议四条，其中三条涉及废督裁兵：（一）对各省出缺之督军不予补设，使“数省之督，不折箠而自废，然后推行全国”，实施废督裁兵；（二）国家财政“破各省把持截留之积习”，“举全国之岁入，先以整理债务，次以支配政费，再次支配军费”，“并补助实业、安插裁兵、移民屯垦之用”；（三）“开拓交通”，以便实行“移民屯垦，裁兵实边”。2日又以上海总商会、县商会的名义致电段祺瑞，请将“上海护军使、镇守使两职即予裁撤”，今后上海勿再驻兵。同时，上海其他各团体亦向段祺瑞提出了这一要求，形成上海工商界的一致意见。
与此同时，上海总商会还分别劝说军阀自行去职裁兵。如对于自行宣告辞职下野的冯玉祥，致电表示赞赏和祝贺，称赞冯之此举“开民国十余年来拨乱反正之局面，垂之史册”。还先后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等，劝说他们效仿冯玉祥亦自行辞去巡阅使之职，以为全国表率。
1925年3月2日，针对江苏宣护使卢永祥所发表的“请撤销宣护及江苏军务善后督办等职，驻苏国军调赴徐州一带，饷由部给，不干省政”通电，上海总商会立即致电段祺瑞，“请速予核准施行”。第二天又发两电，一致卢永样，请其“将国军移防要塞，与苏军改编二事，先行切实筹备”。二致各省各团体，指出：“裁兵一举，尚多阻力，未许乐观，此事为国家存亡绝续所系，碍难缄默，应请速向本省军事长官及各省善后会议代表，喻以大义，晓以利害，查照卢公感电，迅予响应。”5日，再致电北京善后会议，请段祺瑞“准照卢使电陈，立予施行。可谓因势利导，锲而不舍。”1925年1月15日，段祺瑞政府应上海总商会之要求，发布三项决定：“淞沪护军使裁；兵工厂停办，招商承领；沪永远不得驻军及设任何军事机关。”并规定其中之兵工厂，先由上海总商会接收、保管。
有了上述默契，1924年底，北京段祺瑞政府电聘虞洽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虞洽卿顺利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副会长，5月20日升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可惜段祺瑞也是好景不长。日本趁北京执政府喘息未定之际，兴师进关，由大连兵分水陆两路，入侵山东，致使青岛、烟台等地相继不保。
南北议和尚无定论，日本又大举进犯，各界抗议之声甚高。段祺瑞即已感到风云将至，赶忙电令各省督府选派代表进京。虞洽卿以江南制造局并上海财政总长的身份，被段亲点入选其中。
3月，虞洽卿从上海起程，北上参加这次高级官员会晤。虞洽卿此番进京踌躇满志，打算好好和段祺瑞聊聊，同时看望病重的孙中山先生。而此时的段祺瑞正竭力邀请孙中山与前大总统黎元洪共同出席北京善后会议。
据当年的上海《民国日报》载，新年伊始，段祺瑞便“迭次电邀”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颇近，双方却要互发电报交流，可见关系之微妙。过了16天之后（1月17日），孙中山那边才发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等执笔，脱稿后由孙亲自审阅、删改而成的复电：“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孙中山的答复，并非国民党人所称的是对善后会议的补充，而是彻底颠覆。按孙中山方案，善后会议不过成了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而已。
数日后，孙中山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病榻上的孙中山向全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善后会议的本党代表，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为“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之争，段祺瑞与孙中山公开反目。当初，为相见方便，段祺瑞把孙中山一行安排在与执政府一箭之遥的顾维钧家（仅隔一条马路）。然而，因“两会”之争，两位巨子近在咫尺，却没见面。
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居然也在孙中山抵达前离开了北京，到不远不近的张家口躲着去了。一直到孙中山过世，冯玉祥也没有露面。这位自称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军头，竟主动放弃了与心仪领袖见面的机会，令人困惑。
尽管孙中山与其党员抵制此会，2月1日，段祺瑞还是如期召开了善后会议，除直系与国民党人之外，全国各界风云人物百余人聚集京城，倾听段氏发表了《政治建设宣言》，并共同商讨拟定了军事、财政等善后条例。
其时，孙中山已病入膏肓。3月12日，在北京溘然病逝。善后会议休会数天以志悼念。
历时两个多月，至4月21日，善后会议终告结束。段祺瑞主持草拟了新宪法。在国民党的恶声责难中，段祺瑞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干了一些实事。虞洽卿与段祺瑞的关系也在这风风雨雨中得以发展并巩固。
【参考文献】
1.金满楼.晚清原来是这样.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2.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著作者不详.救国储金联合会纪事.申报，1915-09-17.
为了更好地跟外国人打交道，他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补习夜校学习英语。他注意阅览《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一次，德国洋行急于脱手一大批颜料，一些商行怕颜料质量有问题，而虞洽卿通过看报知道德国人急于将货出手是因为欧洲正在打仗，德国人要马上回国。于是虞洽卿将颜料全部买下，瑞康行因而发了大财。仅此一事，就可以看到他的敏感性和经商才能。
1896年，虞洽卿花了四百多两银子，向清政府捐得候补道台官衔。这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虽然花了他四百多两白银，但他觉得物有所值。除了利益输送之外，这份投资也让虞洽卿有了政治上的荣誉身份。
1892年，虞洽卿任鲁麟洋行买办，1902年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又改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英、法、日等组成了八国联军侵犯中国，攻入北京城，签订了《辛丑条约》，1901年签约庚子赔款条约，赔款总额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清政府急于支付各国赔款，不得已向各国组成的银行团借款。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都参加了筹款银行团，虞洽卿有机会参与借款的工作，使他与清王朝的皇亲大臣有了攀附交结的机会，他屡次进言建议，受到清政府的重视。
1905年的中国，是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清政府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推出了政治、社会和财经等多项变革，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远远超出百日维新。
清政府在财经上的除旧立新显得最为大胆，这一点很少被后人观察到。因为不涉及政体，所以，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的奏折几乎是“从善如流”。然而，由于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以及国家主义的模式，晚清的经济变革宛如一个怪胎。
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曾经让帝国气象为之一新。1905～1908年，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是甲午战争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社会变革上的力度明显不足，而在政治变革上则是迟疑摇摆。
1905年12月初，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当时，一名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因丈夫亡故，带着15名婢女由川返粤，路过上海时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以贩卖人口罪名拘捕。租界会审公廨审理此案时，中英两国会审官对女犯应当关押在何处又发生了争议，英方会审官与中方会审官两相争执，并引发了血案。英租界的华人商号纷纷罢市抗议，而洋巡捕也不甘示弱，竟一律罢岗，使原本秩序井然的租界顿时陷入混乱。
英国人在中国势大而傲慢，清政府却胆小怕事，懦弱无能，不敢正面应对，便委请商人出面协调。那些被派去交涉的华商大佬们一一出场，却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这时候，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上海商人虞洽卿出手了，他扮演的是一个调停者的角色。
与同时代的上海商人相比，虞洽卿当时的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不过，他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帮派之间，是最有斡旋能力的中国商人。虞洽卿很快摆平了这场棘手的风波，从而让他在上海滩初露头角。
虞洽卿的方法是在洋人和民众间做“危险的游戏”。一方面，他以买办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沟通，另一方面则又找来“短档朋友”（底层群众），请他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聚会暗谋，他鼓动说：“华官尚复侮辱，若不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划下，租界内各个阶层的华人宣布实行无限期的总罢工。当事态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转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国的驻沪领事馆，恳请他们出面协调平息此事。靠着这番纵横捭阖，英租界当局终于退让。
过去数十年间，华夷相争几乎都以中方的隐忍和妥协收场，屈辱避让已成惯性，此案得以完胜收场，当然让朝廷和所有华人大呼痛快，虞洽卿也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会审案”后，虞洽卿写信给租界的工部局，提议增设华商董事。此事几经周折，1906年2月，虞洽卿等七人终于成为了首届华商董事。
虞洽卿自此以“一品百姓”自居，在乱世之中，他始终艰难地坚持商者的独立人格。他见朝廷官员时必穿西装，见洋人时则一身对襟大衫，见商贾同仁和帮会兄弟时，则西装、长衫或道台顶戴按需轮换，从容行走各阶层之中，宛若一名大侠。
先来说说虞洽卿与袁世凯那段戏剧性关系。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不过数月，一代枭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并逐步借民主共和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虞洽卿对袁世凯的态度在五年时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支持到反感直到憎恶，从中可以看到他思想变化的过程。
刚开始虞洽卿在上海报刊上还发表文章支持袁世凯，称他是“世界上第二个、中国第一个华盛顿”其态度不可谓不明确。
二次革命爆发后的1913年，7月21日，身为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虞洽卿发电报给浙江都督朱瑞，要求他不要倒向反袁阵营。9月，上海反袁军已失败，做过绍兴都督的王金发等人策动浙江军队反袁，虞洽卿担心“浙东一动，浙西难保”，计划集资15000元，前去犒劳军队。国民党人对他恨之入骨，曾在他家安放炸弹以示警告，他则声明自己不过是商人，“只自经商，并无党见”。对于犒军一事“虽有其说，但无其事”。不过，当故乡浙江鄞县知县沈瓞民因独立反袁而被捕时，他还是义无反顾，出面营救。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虞洽卿在《申报》公开宣告：“国民之爱国，谁人不宜，谁时不宜，惟此时非急起救国不可”，“以中华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虞洽卿联合同乡商人宋汉章等，发起爱国储金活动，计划在6个月内储足5000万元，用来建造兵工厂，添募陆军，整顿海军，或者提倡实业。1915年9月9日全国储金团各省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0个省及华侨各，埠代表共69名。9月11日，会议正式开始，并选举虞洽卿为第一次储金代表联合会正会长、邹静齐为副会长。储金联合会做出储金全国一致进行的决定后，立即发出紧要通告，强烈呼吁“凡我国同胞速图兴起”以“极力进行”。9月22日，中华民国全国救国储金团联合会邀集报界记者召开茶话会，请各报对此事大力宣传。虞洽卿等人再次致电袁世凯总统，请求其“令饬内、财两部转咨各部暨各省将军、巡按使转饬各机关于月薪储金一事，各以国民资格切实进行。其已认者，速既照缴；其未办者，赶即举行，勿再视为缓图，以速成功
袁世凯而固国本”。
袁世凯称赞此项运动：“毁家纾难，人有同心；国民进步，希望无穷。”并率先认储11万元。驻沪外交团也对储金运动交口称赞，“华人爱国热忱较前增进”并认为运动如能“始终坚持，一致进行”则“中国必有富强之一日”。1916，年1月14日《北京日报》披露说，袁世凯提议以救
国储金作为平滇费用，将近1000万，的储金全部用于讨伐蔡锷的战争支出。当袁世凯将手伸向救国储金会时，虞洽卿主持下的储金会上海总事务所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从“二次革命”到袁氏称帝，不过两年多时间，十里洋场的巨商富贾们在虞洽卿的带动下，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转弯，这是袁氏完全没有意料到的。
1913年3月，袁世凯密派杀手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4月，袁世凯又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取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1916年袁世凯称帝，军费开支庞大，挪用了大量银行资本，造成储备金虚弱，恐慌的百姓去银行挤兑。袁世凯下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带有官方背景的银行停止兑现和停止存款付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总经理宋汉章和张嘉墩拒绝停兑，银行照常营业。于是，袁世凯下令逮捕二人。在此情形下，虞洽卿找到其他银行的老总作为原告，起诉宋汉章和张嘉璈。因为按租界规定，起诉期间宋汉章和张嘉璈不得离开租界，银行也不得关门。这是虞洽卿用来保护二人的特殊手段。1916年5月，已被迫取消洪宪帝制的袁世凯，见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积极从事反对其统治的革命活动，就授意军阀张宗昌买凶刺杀了在上海租界内从事反袁斗争甚为活跃的陈英士。虞洽卿得知陈英士不幸遇刺的消息后，义愤填膺，赞同陈果夫、蒋介石等密谋杀袁，以图复仇之事。只可惜他们还没来得及将复仇之事付诸实施，一月之后，袁世凯因为众叛亲离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绝望死去。
自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割据一方，独裁专制，拥兵扩军，互相争战，严重损及国计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并纷纷寻求和平救世之方。自1920年前后开始，全国各地同时兴起了一系列维护和平、反对军阀战争的运动，废督裁兵运动便是其中的重要一招。作为商人团体中的一员，虞洽卿也为了维护和谋求商人的利益，积极介入了这一运动。
另一位与虞洽卿关系密切的人物是段祺瑞。
戊戌维新没能实现的大多数改革内容，后来是在袁世凯的手中实现的。袁世凯晚年短暂称帝而将其数十年维新变法、振兴中国的功绩一笔抹杀。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结束，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出“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的主张。1916年6月29日，总统黎元洪申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和恢复国会。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形成三大派系：直系冯国璋（部属曹锟、吴佩孚）、皖系段祺瑞、奉系（东北）张作霖。总统黎元洪因不属于北洋军阀集团，手中无兵，毫无实权。
1917年5月23日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发生权力之争，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由伍廷芳代总理，张士钰代陆军总长，王士珍为京津警备总司令。段祺瑞当日逃到天津，却仍以总理名义通电各省，策动各省独立，武力胁迫黎元洪下台。1920年7月，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京津地区进行了一场战争。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安福国会解散，段被逐出北京，避居于天津日本租界。
然而，段祺瑞毕竟是袁世凯之后北洋军段祺瑞人集团的领袖，是四度出任国务总理的政界大佬，在清末担任过北洋各军校总校长和民国首任陆军总长，门生遍布南北军营。虽息影津门四载，整天吃斋念佛，一不间政，二不掌军，但仍被各方视为最具潜在影响力的人物。
6月1日，黎元洪以总统令召张勋进京调停时局。张勋提出解散国会、让段祺瑞复职担任调停的角色，但遭黎元洪拒绝，并于13日发布解散国会的命令。张勋率兵进京，通电各省取消独立，并请冯国璋帮助疏通各省军阀支持李经羲组织内阁。27日，保皇派康有为携同沈曾植等人秘密潜入北京，30日与张勋潜入皇宫，将复辟计划告清室，扶皇帝溥仪复位，恢复君主专制，宣布1917年为宣统九年。同天，张勋逼迫黎元洪在“奏请归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字，黎元洪严词拒绝，逃入日本大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总理，率兵讨逆。冯国璋在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共和立场的”。
7月3日段祺瑞复任总理，向全国发表反复辟通电，并组成“讨逆军”讨伐复辟的，张勋。其时，虞洽卿赠送段祺瑞50万银元，得到段祺瑞的赏识，。段祺瑞以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路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大举讨伐。7月11日夜，张勋逃往荷兰使馆，段祺瑞打败张勋，恢复了共和制。面对局势，段祺瑞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而代总统冯国璋反对战争，却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主张。
段祺瑞深知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来自冯国璋，于是便指使王揖唐操纵国会选举，乘冯国璋代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改选总统的机会，于1918年9月4日，在国会选举中将宁波人徐世昌选为总统。10月10日，段祺瑞和冯国璋为信守诺言，同时下野，退为幕后，但实权仍操纵在段祺瑞手中。
段祺瑞政府不敢和日本人对敌，因此在山东沦陷后，与日本签订和约协议“二十一条”，规定日本不许再进犯别境，但在山东境内可保留驻军权和土地使用权。
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于天安门前集会，然后列成长队上街游行。学生们主张“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反对执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他们高呼的口号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
次日上午，北京组织成立学生联合会，宣布罢课。到5月19日，学生愈聚愈众，打出了抵制日货并与日本经济绝交的旗帜，声势蔓延至全国。
北京政府虽不敢与日本为敌，但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却大动干戈。到6月上旬，已逮捕学生一千余名，伤亡者不计其数。6月5日，执政府再次严饬各地官府，禁止学生干政。
虞洽卿此时从京紧急回沪。因为他接到了段祺瑞从天津发来的个人密电，大受鼓舞。段祺瑞最怕两个地方：一是北京，再是上海。北京的学生运动虽然有越闹越大之势，但毕竟有他亲自督阵平息。上海就不同了，那里洋人聚居，擅自动武必定遭各国列强的反对。因此段祺瑞视上海为心腹大患。不料虞洽卿不以为然，他立即回电段祺瑞，表示上海稳定可系在他一人身上。
这样的电来电往，虽系公事，却加深了私交，虞、段居然成了好朋友，彼此间称兄道弟，密切之状，不言而喻。
孰料五四之火烧到上海后立即升级，大有席卷一切之势。5月5日，不仅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集体罢课，连工商界也参与进去了。当天上午，上海第一、二、三棉纺厂的工人率先罢工，南京路上的大小商号关门罢市，积极声援学生运动。5月9日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等人，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致电北京执政府（佳电），并将电文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该电报不但对英、法、美三国在巴黎和会上不顾中国外交代表团和中国人民的一再反对强行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的行径漠然置之，天真地认为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进行外交磋商就可和平解决，而且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的言论来消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爱国情绪。这种不当言论发表之后，使得舆论哗然，遭到了上海人民特别是上海大多数商界人士的同声批评和指责。
虞洽卿的本意，认为此系外交事务，理应由政府出面交涉，而罢工罢市等运动，非但于事无补，反会添乱。不料此番苦心只是虞洽卿的一厢情愿，学工商各界并不领他的情。
上海商会组织繁多，除总商会以外，势力最大的当属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此会由61个商业团体组成，联合会董多达百余人，名望上虽略逊于总商会，但在地位上可与总商会平起平坐。总商会发出电报的次日联合会就致函总商会，严词指责总商会致北京执政府的“佳电”。5月11日，公团联合会又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同时致电北京执政府，批驳上海总商会的主张，说其独断专行，违背民意，根本代表不了上海商界的意见。
到5月12日，总商会已四面树敌。在复旦大学、南洋公学等30余所大中学校的联合呼号下，世界和平促进会、江北旅沪同乡维持会、江苏教育会、留日学生救国会、上海日报杂志联合会等团体纷纷出面，同声抗议总商会的“佳电”内容，要求正副会长辞职，并再次致电要求执政府取缔二十一条。
5月13日，众组织推举商业公团联合会出面，协同总商会理事会，一定要查出“佳电”的指使者是谁。
虞洽卿的奉命弹压表面看没获得成功，实际上却歪打正着。因为总商会一发出5月9日的那道电文，所有的学生、工人，特别是商界，全纠缠起总商会来，所以官府方面的压力很小，而且有朱葆三、沈联芳两个替罪羊顶着，人们反把段祺瑞忽略了。因此，上海的五四运动虽势头最猛，但由于扑错了目标，成效却不理想。
五四风潮过后，虞洽卿在给段祺瑞的信件中说：“敝人略设小谋，那帮学生便不辨东西。”这虽系私人信件，实为请功“奏折”。段祺瑞见上海告安，十分欢喜，立即回电说他颇为赏识虞洽卿的“声东击西”之计。回电赞许还不算完，段祺瑞还要以政府的名义表扬他。不久，北京政府电告天下，通令嘉奖虞洽卿。不久，段祺瑞又亲发一张委任状，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之职。
1925年，直奉战争爆发，时任大总统的曹锟急召吴佩孚火速入京。9月18日，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将所部编为20万兵力的“讨逆军”，随后亲率第一、第二军赴山海关前线御敌。直奉双方，共投入20万人上战场，一番番仰攻与俯冲之后，尸骸枕藉。然而，正在决战的紧要关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出征途中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将曹锟囚于中南海，武力解散了政府，并顺便把闲居13年的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撕毁了民国政府与清室达成的协定。
据现在已经掌握的史料看，冯玉祥的这次叛变，得到了苏联人秘密提供的包括重火炮在内的大宗军火的支持，也得到了反直同盟各方的巨额经费，甚至连段祺瑞也曾为之提供了10万现大洋的资助。
回师京城后，冯玉样将参与政变的军队改名国民军，自任总司令，推举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段祺瑞在天津寓所诵经礼佛之时，就已被政变军头们拥戴为未来中央政权的主持人。于是，段祺瑞得以重返京城。时为民国14年（1925年）11月22日。当时日本人在华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惟一人物。政变诸人主动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表示屈服。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当时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
段祺瑞这次返京组织政府，未经国会选举，故既不能称“大总统”，也不便叫“大元帅”，章士钊为他想了一个“临时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权力。
临时执政，即过渡政府时的国家元首兼内阁总理兼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段祺瑞由此登上了权力之巅。之后，他便与冯、张力邀孙文尽快北上“共商国是”，以解决曹吴政权倒台后的善后事宜。
段祺瑞坐捡江山，组阁临时执政府。虞洽卿一听说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成立执政府，立即以个人并上海商界的名义，发了两封专电致贺。
早在此前的1924年8月，上海总商会改选，虞洽卿当选为会长。此后，上海总商会积极致力于废督裁兵之事。11月17日，虞洽卿致电即将出任执政的段祺瑞，要求“确定裁兵废督办法，见诸实行”，就此结束混乱不堪的军阀政治。12月1日他又致电段祺瑞，条陈废督裁兵事宜，指出：“方今要务，莫大于废督裁兵，，早裁一日，即早脱一日人民于水火。”并提出建议四条，其中三条涉及废督裁兵：（一）对各省出缺之督军不予补设，使“数省之督，不折箠而自废，然后推行全国”，实施废督裁兵；（二）国家财政“破各省把持截留之积习”，“举全国之岁入，先以整理债务，次以支配政费，再次支配军费”，“并补助实业、安插裁兵、移民屯垦之用”；（三）“开拓交通”，以便实行“移民屯垦，裁兵实边”。2日又以上海总商会、县商会的名义致电段祺瑞，请将“上海护军使、镇守使两职即予裁撤”，今后上海勿再驻兵。同时，上海其他各团体亦向段祺瑞提出了这一要求，形成上海工商界的一致意见。
与此同时，上海总商会还分别劝说军阀自行去职裁兵。如对于自行宣告辞职下野的冯玉祥，致电表示赞赏和祝贺，称赞冯之此举“开民国十余年来拨乱反正之局面，垂之史册”。还先后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等，劝说他们效仿冯玉祥亦自行辞去巡阅使之职，以为全国表率。
1925年3月2日，针对江苏宣护使卢永祥所发表的“请撤销宣护及江苏军务善后督办等职，驻苏国军调赴徐州一带，饷由部给，不干省政”通电，上海总商会立即致电段祺瑞，“请速予核准施行”。第二天又发两电，一致卢永样，请其“将国军移防要塞，与苏军改编二事，先行切实筹备”。二致各省各团体，指出：“裁兵一举，尚多阻力，未许乐观，此事为国家存亡绝续所系，碍难缄默，应请速向本省军事长官及各省善后会议代表，喻以大义，晓以利害，查照卢公感电，迅予响应。”5日，再致电北京善后会议，请段祺瑞“准照卢使电陈，立予施行。可谓因势利导，锲而不舍。”1925年1月15日，段祺瑞政府应上海总商会之要求，发布三项决定：“淞沪护军使裁；兵工厂停办，招商承领；沪永远不得驻军及设任何军事机关。”并规定其中之兵工厂，先由上海总商会接收、保管。
有了上述默契，1924年底，北京段祺瑞政府电聘虞洽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虞洽卿顺利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副会长，5月20日升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可惜段祺瑞也是好景不长。日本趁北京执政府喘息未定之际，兴师进关，由大连兵分水陆两路，入侵山东，致使青岛、烟台等地相继不保。
南北议和尚无定论，日本又大举进犯，各界抗议之声甚高。段祺瑞即已感到风云将至，赶忙电令各省督府选派代表进京。虞洽卿以江南制造局并上海财政总长的身份，被段亲点入选其中。
3月，虞洽卿从上海起程，北上参加这次高级官员会晤。虞洽卿此番进京踌躇满志，打算好好和段祺瑞聊聊，同时看望病重的孙中山先生。而此时的段祺瑞正竭力邀请孙中山与前大总统黎元洪共同出席北京善后会议。
据当年的上海《民国日报》载，新年伊始，段祺瑞便“迭次电邀”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同在京城，相距颇近，双方却要互发电报交流，可见关系之微妙。过了16天之后（1月17日），孙中山那边才发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等执笔，脱稿后由孙亲自审阅、删改而成的复电：“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孙中山的答复，并非国民党人所称的是对善后会议的补充，而是彻底颠覆。按孙中山方案，善后会议不过成了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而已。
数日后，孙中山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病榻上的孙中山向全党发布命令：凡擅自参加善后会议的本党代表，将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为“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之争，段祺瑞与孙中山公开反目。当初，为相见方便，段祺瑞把孙中山一行安排在与执政府一箭之遥的顾维钧家（仅隔一条马路）。然而，因“两会”之争，两位巨子近在咫尺，却没见面。
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居然也在孙中山抵达前离开了北京，到不远不近的张家口躲着去了。一直到孙中山过世，冯玉祥也没有露面。这位自称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军头，竟主动放弃了与心仪领袖见面的机会，令人困惑。
尽管孙中山与其党员抵制此会，2月1日，段祺瑞还是如期召开了善后会议，除直系与国民党人之外，全国各界风云人物百余人聚集京城，倾听段氏发表了《政治建设宣言》，并共同商讨拟定了军事、财政等善后条例。
其时，孙中山已病入膏肓。3月12日，在北京溘然病逝。善后会议休会数天以志悼念。
历时两个多月，至4月21日，善后会议终告结束。段祺瑞主持草拟了新宪法。在国民党的恶声责难中，段祺瑞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干了一些实事。虞洽卿与段祺瑞的关系也在这风风雨雨中得以发展并巩固。
【参考文献】
1.金满楼.晚清原来是这样.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2.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著作者不详.救国储金联合会纪事.申报，1915-09-17.
相关地名
慈溪市
相关地名